由于种种压力，佛山陶瓷企业往北迁移的势头，近年来越来越“迅猛”。今年禁用水煤气（煤转汽）后，南庄、石湾的陶企迁出已成必然……。继近两年清远、河源等地后，佛山陶企出现了瞄向省外，迁移大军开始转战省外原材料聚集地的现象。
省外工业区吃香
近两年来，陶瓷企业更倾向把生产基地迁到清远、河源、肇庆等地，因为那里地价低、工人工资低、离原料产地近、离销售地也近，环保要求稍低。但这些区域也面临着燃油升价、市场逐渐饱和及工业环境不佳等问题。与省内产区相比，省外的工业区近一两年来更受佛山陶企的青睐。高青（山东）、发库（辽宁）、阳泉（山西）、夹江（四川）、丹陵（四川）、北流（广西）、淮北（安徽）等是有一定陶瓷产业基础、原料、燃油比较充裕的工业区，由政府牵头不断向广东陶企挥手，以颇优惠的政策引进佛山陶企。
“优惠政策固然能加速陶企外迁，而究其主因，还是因为佛山已不太适合陶企扩大再发展”。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佛山办事处主任蓝卫兵介绍。他认为，如今，制约本地陶企发展最主要有四个因素，一是烧柴油，而油价昂贵（4000元5顿），二是电价上扬（平均一条窑线一年要增多六七十万元的费用）；三是陶土资源少，最近也得从清远、河源、肇庆、英德等地运回来；最后是地价高，陶企的窑线大多只有80米长（窑线越长，能耗越低，产量越大），不利于进一步发展。
这一系列“困扰”，在外迁的热土中却不存在。以山东高青县为例，当地邦德陶瓷的总经理吕先生告诉记者，由于该县为老工业区（以棉纺织业著称），所以工业基础颇好，加上地价不超过3万5亩，多为平原，又是国家“西气东输”工程中“沧（州）—淄（博）高压天然气管线”的必经之地，天然气为1.75元5立方米，而且境内陶土资源充足，颇适合陶瓷工业的发展。该企业虽然只有一条窑线，但产品即便拿到佛山，也有价格的优势。
省外市场更庞大
在陶瓷企业中，有一种说法叫“南瓷北移”，说的是把南方（佛山）的陶企迁往北方。这里所说的“迁”，既有生产基地的迁移，还包括有销售基地的迁移。
据行内资深人士分析，最初阶段，陶企找外地厂家贴牌生产，然后运回佛山销售；而如今，更多的是在省外工业区设厂，“光明正大”地亮出品牌，除了生产以外，还兼顾大部分销售以及物流作用。因此，陶企在选择厂址时会考虑产品的辐射面以及运输物流等因素，而对处于不同区域的厂房则进行差异化的管理，如生产不同的瓷砖以适应当地的需求。
积累了多年生产营销经验以及人脉的佛山陶企，在内地颇受青睐，潜在市场巨大。山东淄博中国陶瓷科技城的董事长蔡祈敢表示，引进了东鹏、金意陶等知名佛山陶企后，反映颇为热烈。预计未来将加大力度引入佛山企业。而四川新中源的负责人也介绍称，由于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内地的消费能力也随之提高。该企业生产的高档超洁亮抛光砖，在当地以及西南一片反映良好。
时至今日，在山东淄博、四川夹江等新兴的陶瓷产区，已出现了规模较大、档次较高、辐射面广的陶瓷城，为当地陶瓷销售提供了便利。不仅如此，这些新建的陶瓷城，如山东淄博中国陶瓷科技城，兼备了物流、仓储等功能，定期举办大型展览，对于陶瓷出口俄罗斯等地也颇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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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藏品并非越老越值钱
很多收藏爱好者认为，年代越久的收藏品就越值钱。这其实是个误解。藏品的收藏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价值、稀罕程度和工艺水平上。一些高古陶器，尽管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因其存世量大、制作粗劣，其价值远远低于后世的一些精稀藏品。汉代、唐代一些存世量很大的铜钱，今天在市面上不过几毛钱一枚。而一些现代工艺的翡翠器物，却能卖到数十万元。
收藏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当时就很值钱的东西，现在仍会很值钱；当时不值钱的东西，现在还是不值钱。
明清时期，皇帝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制瓷人才到景德镇，专为皇家烧制瓷器。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不计成本，极为精良，在当时就身价不菲。在近年的一些拍卖会上，明清官窑瓷器的精品动辄拍出数千万元的惊人价位。而一些民用陶器、瓷器，因做工较为粗糙、没有什么工艺价值，当时也只卖几文钱一个，直至数百年后的今天，其收藏价值仍然不高，只有三五十元一件。
收藏品的价格弹性很大，即使是同一件收藏品，其价格也会因人、因地、因时而异。有的藏品可能收藏价值并不高，但有人出于特殊爱好，有人为寄托某种特别的感情，有人为了配齐系列藏品中的缺品，却视其为珍宝，不惜以大价钱购得。
由于各地的收藏氛围、购买能力不尽相同，一件藏品在不同场合的“身价”可能会有很大悬殊。“地区差”因此便成为精明商人的生财之道。例如：某国画大师的一件作品，多年前在一般小城市的拍卖会上成交价仅1万元，在大城市则拍出了6万元，再拿到北京，成交价变成了几十万元。
收藏是件很奇妙的事，既被人称为花钱的“无底洞”，有多少钱都能投进去；但同时也有人说，钱少照样能搞收藏。其中诀窍就在于要学会以藏养藏，即以有限的资金投资于有升值潜力的藏品，在适当的时候兑现收益，再进行下一次投资。
长此以往慢慢积累，收藏的资金投入才会逐步减少，但藏品却会逐步增多。
越瓷——被誉为“母亲瓷”
越窑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青瓷窑系，其釉色类玉、类冰，造型精美，器物众多。越窑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生产，东汉时，越窑烧造出成熟的青瓷，嗣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发展时期，隋、唐、五代的全盛期，至北宋中期渐趋衰落。
东汉越窑
东汉是越窑青瓷的初创时期，青瓷的烧制成功是浙江地区原始瓷的工艺发展和技术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的青瓷产品在成型、烧制工艺上与原始瓷一脉相承，处处彰显着古拙与朴实。
三国越窑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
西晋越窑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越窑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隋唐五代越窑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唐代晚期，以上林湖越窑为代表的瓷业生产已进入了鼎盛状态，制瓷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产品种类繁多，制作精致，造型优美。晚唐时，秘色瓷的成功烧造，更是代表了当时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宋代越窑
北宋早期，越窑继续繁荣发展，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器物造型精巧秀丽，釉色青绿，纯净而透明；盛行纤细划花装饰，技法娴熟，图样简洁清秀。装饰题材广泛，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南宋初期，由于朝廷征烧祭器和生活用瓷，上林湖一带窑场兴旺起来，使濒临消亡的越窑一度起死回生，出现了一个短暂繁荣的时期，但好景不长，随着南宋朝廷在临安设立官窑，专烧宫廷用瓷的同时，越窑终于停烧。
陶瓷年代越久越值钱?
陶瓷年代越久越值钱?
在收藏领域陶瓷一直都是热门收藏，就连普通爱好者都对陶瓷收藏有一定的见解，但是同样也会有陶瓷收藏误区，最普遍的误区“年代越久就越值钱”、 “有款价值会高于无款价值”，这些观点看似正确，确并不准确。
许多人都认为年代越久的陶瓷越值钱，但据专家介绍，这种观点不对。例如，一些早期陶器虽然年份久远，但从其工艺水平、观赏价值来看，与现代人的审美观相差较大，例如汉代陶罐，工艺粗糙、造型和纹饰都很简单，虽然历史久，但市场认可度差，价值几百元，升值空间也相对较小。专家表示，收藏古代瓷器，要选择重要窑址、造型独特、纹饰精美的，像带彩、带釉瓷器，器型独特的，如马家窑的彩陶、龙山文化的蛋壳陶，这一类可作为古代瓷器收藏的目标。
人们还普遍认为瓷器无款收藏价值会大打折扣，其实也不然。真正有官窑款瓷器出现在明永乐年间，当时专为皇帝定烧，因为产量少，所以存世量极少。在明清两代也存在无官窑款瓷器，如空白期(正统、天顺、景泰)泰昌、崇祯，特别是康熙前期，更是不允许使用本朝皇帝年号作为款识，因此，出现了“官搭民烧”的现象。这些无款瓷，虽非官窑定烧，却是民间窑工经由自己想象、发挥创烧的，无论画工还是造型，都可与官窑媲美。因此，对于那些造型独特、画工精美、修足规整、釉水好的无款识陶瓷藏品，也是可以收藏的。并且，随着收藏观念的愈加成熟平和，这类藏品的收藏价值也会有很大提升。
所以，陶瓷收藏爱好者要注意了，陶瓷也并非年代越久就越值钱，市场上也有不少这样久远的陶瓷，但是往往卖出去的价值远远超出该物品的价值，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唐宋越窑瓷鉴别
越窑，是生发在我们浙江的一个古代名窑。从唐代到五代，是它的兴盛时期，到北宋还在继续延烧，然已开始走下坡路。北宋中期以后，其地位逐渐为龙泉窑所替代，到南宋就停烧了。越窑的窑址是以浙东慈溪的上林湖窑为中心，包括上虞窑的寺前、帐子山、凌湖和慈溪的上岙湖、白洋湖一带的产地为代表。同时，绍兴、诸暨、鄞县、奉化、临海、黄岩等也都一直在烧造着青瓷。初唐时的越窑器，仍处于中国青瓷的低潮时期，其基本风格与南朝和隋朝相类似。中唐以后质量逐渐提高。产品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之誉。尤其是当时生产的青瓷茶瓯，被当时写《茶经》的陆羽推举为越窑之首。五代时，一部分产区为钱鏐的吴越国宫廷所垄断，成为我国最早的官窑。其典型的产品，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从唐代中期就开始烧造的所谓“秘色瓷”。唐宋时期的越窑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还远销海外。现在在印度、伊朗、埃及、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经常有唐宋时期的越窑器被发现，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唐 越窑青瓷四系罐
要辨识越窑青瓷，可以从胎釉的变化入手。从总体而言，越窑青瓷的胎色呈灰白色，从唐到宋，变化不大。只是唐代早期由于对胎土的粉碎、淘洗均不够精细，胎质中含有不少沙粒。从唐代中期起胎质显细腻，不再含沙粒。北宋时越窑器的胎色仍是灰白色，但已变得比较浅了。宋时的胎质比较紧密，内含杂质较少。越窑青瓷器都是拉坯成型的。在这一点上，仿制者很难做得十分到位。他们虽然也可运用拉坯方法，但重量和厚度掌握不好，往往是过重或过厚；也有用模制泥浆灌注方法来仿烧。这种器物，一是重量偏轻，二是只要看到是模制泥浆灌注，就可以排除，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种工艺。另，现代仿品在胎质上不一定能掌握得好，仿北宋的胎质过松，仿唐代的胎质过紧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其不到位的地方。胎色上，过白或过灰都有，也须仔细辨别，找出其与时代的不合之处。
在施釉上，从唐到宋所施的都是石灰釉，这种釉，光泽度好，透明度高，但粘着力不强，薄而易流淌。唐代早期，釉层薄而不均，有流淌，少光泽，施釉不到底，器底和圈足常有露胎。釉色有青黄、青灰和淡青等多种；唐代中期至五代釉色以青黄多见，还有青灰、青绿等。特别是晚唐起，釉色偏于黄色，或青中闪黄，以艾色为贵。后逐渐改进到清水般的湖绿色。这段时期，釉层均匀，光泽滋润，呈半透明状，有玉质感。唐代早中期的真品，一般来说，器身均有细小的开片，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在开片中可看到土沁和一些爆裂的痕迹。北宋越窑的釉色以青灰和青黄釉为主，也有少量施青釉和青绿釉的。釉质不如五代时期精细，釉面虽也光亮，但已表现不出唐、五代时期釉面的那种滋润感。特别是晚期产品由于采用明火装烧，加上制作粗糙，在施釉上不大匀净，故釉色普遍灰暗，无光泽，质量较前要差得多了。仿品釉色虽大致相近，但一般釉层要较真品显厚，光泽强而刺眼。有的器物经过做旧，釉面不刺眼了，但也没有了滋润感，出现了无光泽、显干燥的现象。
越窑的器物形式多样，多见的有碗、盘、洗、碟、杯、盒、罐、钵、缸、釜、瓶、灯、盂和执壸等。以罂和茶瓯最为突出。器物的造型不同，可为辨识提供帮助。如，壸类器物的流上，唐代的必定短流，时间越晚，壸上的流则越见伸长；另，如越窑器的支钉撇足，应是五代到北宋早期的特征。宋代中晚期，应是立足。在装饰上，唐代以素面为主，有的器物有堆贴和少量的划花图案。五代有少数堆贴和刻划花的纹饰，并出现釉下褐彩的装饰图案。到北宋刻划花装饰较多，纹饰取材于唐代的金银器。但后来逐渐减少，器物就不太讲究用花纹装饰了。有的还保留一部分五代时的装饰花纹，有的就是光素无纹。同时，碗盘类器的口沿出现花瓣形的装饰。对此类器，可以以“唐四、五五、宋六”来区分，即在通常情况下，唐代是四瓣，五代是五瓣，宋代是六瓣。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不排除也有例外。在越窑器上，特别是在宋代越窑器上，常有文字题记出现在器身和器底之上。这些文字大致可分为姓名、数字、记事和其他文字等几类。了解这些文字，对于辨识和断代有好处。如，出现“太平兴国”或“太平戊寅”4字年款的，即可断定为宋太宗时期所烧。仿制品在装饰上常不到位。一是线条多不如真品流畅。刻划线条显得呆板，没有生气、灵气。划划的线条常比真品要粗。二是由于知识的局限，花纹的时代常常会出现早晚颠倒的现象。如盛行于北宋早中期的水波纹，常会错误地装饰到五代的器物上。
熟悉越窑烧制技术的资深人士告诉我，从装烧工艺上，也可以来辨识器物的新老。越窑瓷装烧主要是二种：明火烧或匣体装烧。不管哪种方法，为防止粘连，均要用泥点来做间隔。不同时代，用泥点的部位有变化。唐至五代，泥点的部位用在器底边缘和圈足的足端。为避免泥点被粘，在放置泥点的地方要刮釉。器底刮釉部位呈暗红色，泥点会留下痕迹。仿品较之真品颜色要深暗。五代晚期至北宋，采用垫圈间隔装烧，因此，泥点移至外底，使足端包釉完整。但泥点往往被粘连。真品泥点较疏松，用手指甲扣，即易脱落。伪品泥点坚硬，不易脱落。泥点的形状：唐代早期，呈不规则三角形；唐中期起，多呈松子状；五代起，圈足变窄，泥点也随之变小；北宋时，早期为长条形，中晚期变环形。因此，仔细观察器物上泥点的有无，其位置、形状和粘着情况，对照器物的胎釉、装饰特点，就可以为判断真伪提供更多依据。
综述越窑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越窑贡品秘色瓷（二）
倘若，釉色偏黄果真是一种缺陷，情急之下一时又找不到替代物，那么，金银其外，败色其中，出于无奈，这也符合逻辑。可是，用心细想觉得并无此种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视为越窑正宗呈色的青绿色、湖绿色，从两晋起已为数不少，如两晋越窑鸡首壶、东晋越窑褐斑蛙樽、南朝越窑刻花莲瓣罐皆有目共睹，唐代就更普遍了。何故“置官监窑”后的“秘色”反倒逊于民间瓷，合格品少到了乃至皇上也陷入“以次充好”的尴尬境地？尤其在长达一年的佛骨迎奉筹备期间竟没能烧出二件釉色不黄的贡瓷补数。其二，法门寺地宫系李唐皇室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自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后再未开启过。据记载，地宫内绝大多数珍宝属懿、僖二宗供奉，其中一件錾刻“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字样的银薰炉重三百八十两；许多器件乃系皇帝随身携带的心爱物，并刻有僖宗当太子前的名谓。很难想象，为几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欺世盗名，徒冒天下大不韪。其三，色彩喜恶多与个人美学理念与素养有关，同时还受所处时代和环境制约，譬如南宋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古人崇粉，今人重梅，不尽相同。以天青色为基调的宋官窑而言，在烧造的200年过程中有月白、翠青、油灰、粉青、灰青之别，这些釉色各领风骚，不惟讨得历代帝王关爱，也簇汇成一组庞大的“官釉”系列。有滋有味品出高低的是现代人，确切地说，是受近代价值观左右，况且又只在乎于一、二种“颜色”，谈不上美学。因而，现代的“烧造不足”和“釉面偏黄”之说，尽管在测试手段上不可否认是科学和进步的，于色彩认同上很可能属一种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进而再时光倒流至唐代，认定采取了“装饰方法补救”，则有悖于历史，也有失于公正。唐代，重豪华，嗜金银，人所共知。以重彩装扮供奉物，作为皇家，实在太自然了。
此外，还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被我们忽视了。据《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一年（712年），诏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古现瓷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从这则资料推断，唐代，瓷器在“始尚”之初由于在人们概念中不如金属器来得贵重，尤其唐代上层部分人士仍比较看重并习惯使用金银铜器，导致瓷器的实际应用在开初阶段并不顺利，也无法与贵金属抗衡。因此，秘色瓷的造型模仿金银器，称谓冠金银名，甚至不惜用金银作装饰在当时就有了必要，连釉色也趋于“金銮殿”（首创于唐代大明宫）之偏黄重彩。所以秘色瓷的釉色，反映出唐人独特的审美取向。
被错解的唐代证词
最早提到“秘色”一词的是晚唐诗人陆龟蒙（？-881年）。在题为《秘色越器》的诗篇中他吟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从词意中我们感受到，秘色很美，宛如远山秋色，充满绿意野趣。可惜，这首诗，任凭众人解读千百回，每每提取的仅“秘色”与“翠色”几个字。于是，顶顶要紧的深秋季节“越窑开”时“千峰翠色来”的无限美景，在年代久远的回荡声中被彻底误解，最终，“秘色越器”的“千峰翠色”便心安理得地成了今日孤零零的一片翠色和一汪春水。
陆龟蒙万万没有料到，他一个不留神，竟把人们引入了湖边一隅。倘若他意识到“秘色越器”词句将万世传诵并被陶瓷学界广泛引证为据，想来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在当初附上一注的，这样，大可引得人们如同领略画家笔下“横看成岭侧成峰”一般，来读懂他诗意中气象万新的千重色度。其结果，自然就会大不一样。
在众多赞赏越瓯的唐代吟赋中，被誉为“茶神”的陆羽（733-约804年）所著《茶经》当数份量最重，评价最透彻。陆羽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又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平心而论，陆羽的识鉴恰到好处。他对瓷业很在行，一口气点出7个窑口。也精于此道，在将鼎窑与越窑作了区别之后，又单单列举出白瓷表率者的邢窑与青瓷领头羊的越窑作强强比较，这和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之说不谋而合。但是，凭着直觉，陆羽更爱越瓷。爱在什么地方？陆羽说：在釉质，在光泽，在呈色上，即“类玉”、“类冰”、“青而茶色绿”。陆羽的比喻实在精到无比。由几把泥土化作的青色结晶上竟拥有天地间三宝：它滋润绚丽像块美玉；又晶莹可鉴赛过薄冰；间或还伴有透心凉爽秀色可餐的青绿。而这等美瓷，视作通灵宝物，言为秘色瓷器，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吧。可惜，秘色瓷这个新名词的发明权不属于陆羽，这已是稍稍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当时陆羽上手的分明就是一件精妙绝伦的越州精品，亦即后来所谓的“秘色越器”。
生卒年月先于陆龟蒙的陆羽，堪称“瓷神”。试想，在交通不便，资料匮乏的中古时期，一个能以独到见地对跨度为现时六省所辖窑口的各式瓷“瓯”作出旷世评价的，不属“鉴赏家”、“瓷神”一类人物，又该作何论？可是，陆羽注定只能是“茶神”，我们也注定要在“秘色”上转圈圈一千年。即便他近乎天使般神觉的“类冰”、“类玉”词，已采用了可见深度和富有思维形象的字眼予以充分表述，而且他概括为主要特征的“类冰类玉”四个汉字，也世世代代地被人们无处不至地引用。然而，人们终究没能把陆羽的“类玉类冰”句与“秘色瓷”特性予以真正的划时代联结。于是，自打把诗人眼见之色与鉴赏家手中之物统统错觉错位的一刻起，世人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南辕北辙之中。
有关秘色瓷始烧年代，以前有二种说法。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所依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及曾嵫《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翔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史证。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郊玉皇山麓钱元鲳墓、施家山钱元鲳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瓷”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一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阵地。该观点虽不乏飘缈，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
笔者认为，秘色瓷的创烧年代尚可再早些，应当追溯至陆羽中晚年所处的时代，即八世纪末的中唐晚期。理由是陆羽记入《茶经》的“类玉、类冰、瓷青而茶色绿”之越瓯，实际上是一种地道的秘色瓷。
笔者还以为，秘色瓷的“秘”，渊源于烧窑上的厘钵单件装烧工艺，并非色之纯粹。秘色瓷的色，色彩纷呈各显其妙，只在某些情况下，才显示真“秘”，那也属“天成”之趣，即窑技上的“奇诡”。
唐宋越窑瓷怎么辨别？
唐宋越窑瓷怎么辨别？
越窑，是生发在浙江的一个古代名窑。从唐代到五代，是越窑瓷器的兴盛时期，到北宋还在继续延烧，然已开始走下坡路。北宋中期以后，其地位逐渐为龙泉窑所替代，到南宋就停烧了。越窑的窑址是以浙东慈溪的上林湖窑为中心，包括上虞窑的寺前、帐子山、凌湖和慈溪的上岙湖、白洋湖一带的产地为代表。同时，绍兴、诸暨、鄞县、奉化、临海、黄岩等也都一直在烧造着青瓷。初唐时的越窑器，仍处于中国青瓷的低潮时期，其基本风格与南朝和隋朝相类似。中唐以后质量逐渐提高。产品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之誉。尤其是当时生产的青瓷茶瓯，被当时写《茶经》的陆羽推举为越窑之首。五代时，一部分产区为钱鏐的吴越国宫廷所垄断，成为我国最早的官窑。其典型的产品，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从唐代中期就开始烧造的所谓“秘色瓷”。唐宋时期的越窑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还远销海外。现在在印度、伊朗、埃及、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经常有唐宋时期的越窑器被发现，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要辨识越窑青瓷，可以从胎釉的变化入手。从总体而言，越窑青瓷的胎色呈灰白色，从唐到宋，变化不大。只是唐代早期由于对胎土的粉碎、淘洗均不够精细，胎质中含有不少沙粒。从唐代中期起胎质显细腻，不再含沙粒。北宋时越窑器的胎色仍是灰白色，但已变得比较浅了。宋时的胎质比较紧密，内含杂质较少。越窑青瓷器都是拉坯成型的。在这一点上，仿制者很难做得十分到位。他们虽然也可运用拉坯方法，但重量和厚度掌握不好，往往是过重或过厚；也有用模制泥浆灌注方法来仿烧。这种器物，一是重量偏轻，二是只要看到是模制泥浆灌注，就可以排除，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种工艺。另，现代仿品在胎质上不一定能掌握得好，仿北宋的胎质过松，仿唐代的胎质过紧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其不到位的地方。胎色上，过白或过灰都有，也须仔细辨别，找出其与时代的不合之处。
在施釉上，从唐到宋所施的都是石灰釉，这种釉，光泽度好，透明度高，但粘着力不强，薄而易流淌。唐代早期，釉层薄而不均，有流淌，少光泽，施釉不到底，器底和圈足常有露胎。釉色有青黄、青灰和淡青等多种；唐代中期至五代釉色以青黄多见，还有青灰、青绿等。特别是晚唐起，釉色偏于黄色，或青中闪黄，以艾色为贵。后逐渐改进到清水般的湖绿色。这段时期，釉层均匀，光泽滋润，呈半透明状，有玉质感。唐代早中期的真品，一般来说，器身均有细小的开片，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在开片中可看到土沁和一些爆裂的痕迹。北宋越窑的釉色以青灰和青黄釉为主，也有少量施青釉和青绿釉的。釉质不如五代时期精细，釉面虽也光亮，但已表现不出唐、五代时期釉面的那种滋润感。特别是晚期产品由于采用明火装烧，加上制作粗糙，在施釉上不大匀净，故釉色普遍灰暗，无光泽，质量较前要差得多了。仿品釉色虽大致相近，但一般釉层要较真品显厚，光泽强而刺眼。有的器物经过做旧，釉面不刺眼了，但也没有了滋润感，出现了无光泽、显干燥的现象。
越窑的器物形式多样，多见的有碗、盘、洗、碟、杯、盒、罐、钵、缸、釜、瓶、灯、盂和执壸等。以罂和茶瓯最为突出。器物的造型不同，可为辨识提供帮助。如，壸类器物的流上，唐代的必定短流，时间越晚，壸上的流则越见伸长；另，如越窑器的支钉撇足，应是五代到北宋早期的特征。宋代中晚期，应是立足。在装饰上，唐代以素面为主，有的器物有堆贴和少量的划花图案。五代有少数堆贴和刻划花的纹饰，并出现釉下褐彩的装饰图案。到北宋刻划花装饰较多，纹饰取材于唐代的金银器。但后来逐渐减少，器物就不太讲究用花纹装饰了。有的还保留一部分五代时的装饰花纹，有的就是光素无纹。同时，碗盘类器的口沿出现花瓣形的装饰。对此类器，可以以“唐四、五五、宋六”来区分，即在通常情况下，唐代是四瓣，五代是五瓣，宋代是六瓣。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不排除也有例外。在越窑器上，特别是在宋代越窑器上，常有文字题记出现在器身和器底之上。这些文字大致可分为姓名、数字、记事和其他文字等几类。了解这些文字，对于辨识和断代有好处。如，出现“太平兴国”或“太平戊寅”4字年款的，即可断定为宋太宗时期所烧。仿制品在装饰上常不到位。一是线条多不如真品流畅。刻划线条显得呆板，没有生气、灵气。划划的线条常比真品要粗。二是由于知识的局限，花纹的时代常常会出现早晚颠倒的现象。如盛行于北宋早中期的水波纹，常会错误地装饰到五代的器物上。
熟悉越窑烧制技术的资深人士告诉我，从装烧工艺上，也可以来辨识瓷器的新老。越窑瓷装烧主要是二种：明火烧或匣体装烧。不管哪种方法，为防止粘连，均要用泥点来做间隔。不同时代，用泥点的部位有变化。唐至五代，泥点的部位用在器底边缘和圈足的足端。为避免泥点被粘，在放置泥点的地方要刮釉。器底刮釉部位呈暗红色，泥点会留下痕迹。仿品较之真品颜色要深暗。五代晚期至北宋，采用垫圈间隔装烧，因此，泥点移至外底，使足端包釉完整。但泥点往往被粘连。真品泥点较疏松，用手指甲扣，即易脱落。伪品泥点坚硬，不易脱落。泥点的形状：唐代早期，呈不规则三角形；唐中期起，多呈松子状；五代起，圈足变窄，泥点也随之变小；北宋时，早期为长条形，中晚期变环形。因此，仔细观察器物上泥点的有无，其位置、形状和粘着情况，对照器物的胎釉、装饰特点，就可以为判断真伪提供更多依据。
釉色陶瓷餐具越艳越危险
陶瓷餐具颜色越鲜艳，越有可能重金属超标。国际食品包装协会今天发布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不要选用釉上彩装饰的陶瓷餐具。
“看起来鲜艳漂亮的餐具，如果工艺不过关，就容易出现重金属超标”，协会秘书长董金狮告诉记者，陶瓷餐具的制作方法分为釉上彩、釉中彩、釉下彩。摸起来有凹凸感的叫釉上彩;表面平滑，手触无明显凹凸感的是釉中彩;釉下彩是把彩图绘上去，再上釉烧制，所以叫釉下彩。
“陶瓷餐具中主要危害来自于其中的重金属，这些重金属来自于釉上的颜料”，董金狮说，陶瓷生产过程中，在釉料中加入铅，在颜料中添加铅和镉，可以使釉均匀、明亮，有些企业生产工艺对铅镉的控制不够，就容易导致铅镉超标。消费者在购买时总能看到色彩鲜艳的带有金边银边的陶瓷餐具，而实际上这些金边银边就是重金属铅、铬、汞、镭等。
董金狮建议消费者:不要选用釉上彩装饰的、特别是与食物相接触面带有彩饰的陶瓷餐具。选购时如果釉彩能用指甲刮掉，很可能是重金属超标的劣质产品。因此应尽量选择白瓷餐具。买回的陶瓷餐具，应先用开水煮5分钟，或者用醋浸泡2至3小时，这样可以去掉大部分的有毒物质，降低陶瓷对人体的潜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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