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潮彩瓷板画申报第三批市级非遗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深圳潮彩瓷板画传承与发展研讨会”上了解到,深圳潮彩瓷板画将有望入选今年第三批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受到了广泛关注。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杜佐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艺乙、孙健君等30余位专家聚深,就“深圳工艺美术的高端发展与传统工艺美术的距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怎样与时俱进”等话题展开讨论。

传承千年的优秀工艺

研讨会由深圳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主办。与会专家对深圳潮彩瓷板画继承手工技艺与运用现代科技相结合,规模化生产与高品质标准并举等方面给予了肯定,并对其今后的保护发展规划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现场展出了深圳潮彩瓷板画的优秀作品。据潮彩瓷板画传承人、斯达高瓷艺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总工艺师詹培明介绍,潮彩瓷板画是一种直接在瓷板上彩绘,经烘烧后永不褪色的瓷质艺术品。早在北宋时期,潮州陶瓷无论造型、装饰、工艺与色釉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清末潮彩艺人借鉴景德镇陶瓷技法和传统中国画艺术,融合潮彩技法发展了潮彩瓷板画,形成了潮彩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至民国年间,潮彩瓷板画已形成题材丰富,技法多样,布局严谨,线条流畅,颜色妍丽等特色,尤以潮安枫溪詹氏潮彩艺术更臻完美,远近闻名。

现代科技提升市场价值

出生潮州枫溪詹厝村的詹培明系著名潮彩艺术詹氏第三代传人,1963年进入詹厝彩瓷厂,师从老艺人学习彩绘釉下彩。如彩绘“鸡碗”,其构图头、尾、爪均用13笔画成,亦称“十三笔碗”。一天要画上几千个线条,促使詹培明练就精湛的潮彩技艺,成为熟练掌握从捏塑、彩绘到色釉、窑工等生产流程的民间艺人。由于潮彩受手工彩绘及作坊生产的限制,品质、式样、规格、效率不能适应现代发展的需要。面对困境,鉴于深圳经济特区的政策、投资、出口及产业配套优势,1989年,詹培明决定将瓷艺公司建在深圳。詹培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釉料配方、绘图、网印、温控等关键工艺技术进行了全面革新升级,使之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取向,更适应产业化及市场需求。

据介绍,潮彩瓷板画制作技艺独特,现有4大系列1000多个品种,充分表现了岭南地区的民风民俗及美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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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板画的崛起


如今清末民国瓷器大热,“珠山八友”瓷板画之市价甚至堪比清末官窑,动辄十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而且市场仿品充斥,价格仅以千元计。连民国小名家瓷板画也因成本低、销路好而被卷入仿品市场。在此告诫普通收藏者,不要对捡漏仍心存侥幸,特别是谨慎对待自己的第一件藏品,以免收藏标准被扭曲。

在历史上,瓷板画的艺术地位几度起落,到清中后期,业界发现元黄公望的浅绛白工艺适合瓷板画的表达,因此出现了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新派艺术瓷器”,后来这种“新派艺术瓷器”被称为“浅绛彩瓷器”。2008年10月,程门的浅绛彩瓷板(43×32cm)、金品卿的浅绛彩花鸟瓷板(39×27cm)、王少维的浅绛彩山水瓷板(32×43cm)三件一起拍出50.6万元的高价。

在新派艺术瓷器出现之后,瓷板画数量大增,艺术性也随之大大提高。清中后期,一批书画功底深厚的书画家介入了瓷器行列,成为时至今日仍大名鼎鼎的“珠山八友”。

近几年,“珠山八友”的作品价格甚至比清末的官窑价格还要高,有市场人士认为,原因之一是“珠山八友”以群体出现,名气容易打造;也有人认为,与收藏者将眼光转移到瓷板画有关。

以广东地区为例,以前大多数家庭不喜欢在墙上打洞,不接受瓷板画,但是随着装饰手段的提高以及南方天气潮湿带来的书画保管难题,有的收藏者转而开始接受瓷板画,作为家中装饰挂赏之用。

目前新瓷板画的价位都已是水涨船高,旧时名家之作更不可能以数千元甚至一两万元买得,因此不要对捡漏心存侥幸。另外对于初涉瓷板画收藏的藏友来说,可以先从当代名家名作的收集入手,一是因为当代名家中有很多人是“珠山八友”的后代传人,他们的作品既继承了先人的遗韵,又有着现代的创新,极为富有艺术品味。二是当代中青年名家的作品价位不是很高,拥有极大的升值空间。三是可从当代名家名作的收藏开始学习瓷画的鉴赏与辨伪,待到羽翼丰盈之日,自然可以辨别旧时名家之作,理性投资收藏。

尽显皇家风范 "非遗"京彩瓷坎坷的复兴之路


靓丽繁复的图案、活灵活现的造型、凸凹有致的填彩、华贵典雅的花式、精致细腻的勾描……站立在一件件精美绝伦的京彩瓷作品丛中,不禁为大师们独具匠心的设计、精彩绝伦的手艺而惊叹;小心翼翼地轻抚把玩间,想象着古代帝王将相坐拥绝世精品,每日端详玩味时的赏心悦目、怡然自得。

如今,现代工艺美术大师们继承前人传统,博采众长、不断创新,使京彩瓷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现出了更具时代特色的魅力。4月28日至5月10日,百余件“京彩瓷”陶瓷艺术精品将亮相北京爱家收藏品市场。“昔日皇家案上瓷,飞入寻常百姓家。”观众们可以借此机会近距离地欣赏、收藏到与古时帝王家才能享有的特殊技艺相比肩的瓷器精品。

|比肩官窑|

京彩瓷技艺尽显皇家风范

“京彩鉴赏瓷”曾经被称做“北京仿古瓷”。作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之一,“京彩鉴赏瓷”专指延续前朝名瓷而烧造出来的瓷器品种,目前主要仿制品种则集中在明代及清代康、雍、乾三朝,清末至民国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至今。其以粉彩、古彩、墨彩、斗彩和新彩为主,作品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恢宏大气,有着帝王之都的风度,不仅满足了人们好古赏旧、日用或其他需要,也在我国陶瓷行业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京彩鉴赏瓷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初,随着官窑瓷器逐步流入市场,古玩店开始烧制出各种逼真的官窑精瓷,这种瓷器胎质、釉色、画面精细质优,比肩官窑,京彩鉴赏瓷的雏形就此出现。辛亥革命后,京彩鉴赏瓷工艺逐渐丰富,制作群体进一步扩大,在民间的认知度也不断提高,京彩鉴赏瓷行业逐渐形成。

主办方北京华盛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经理籍华表示,从器型来说,京彩鉴赏瓷器型多样,涵盖瓶、罐、盒、碗、盘、花盆、鱼缸、箭筒、凉墩、瓷珠、文房四宝、人物、鸟兽、各种小摆件等诸多种类。而从工艺流程来讲,其生产有着一整套非常严格而复杂的过程,设计阶段要经历查阅资料、选胎、绘图设计、定稿、勾图几个步骤。生产工艺经历描图、拍图、研磨配色、彩画、填色、自检、互检、入窑烧制、烧成出窑和成品检验等阶段。从技法来讲,京彩瓷主要以摹仿前人古瓷的装饰手法,以古彩和粉彩技法为主。其中,古彩作品线条刚劲有力,色彩对比强烈,形象概括夸张、装饰性强、极具民间艺术风格;粉彩则是在古彩基础上运用国画技法发展而来,颜色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丽,画工细腻工整,形象生动逼真。

而经四代名家传承,京彩瓷得以形成一种特别韵味。其仿古意而不拘于形,承古法而不囿于器,釉色饱满亮丽,画工精致大方,呈现出浅浮雕的实体感,拥有皇城气概。

|三起三落|

京彩瓷几十年“坎坷”发展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京彩瓷在统一管理下规范发展起来。1973年初,在原来小规模制作的基础上,建起了较大规模的专业生产厂家。

京彩瓷的第四代传承人――北京市陶瓷工艺大师白莉和王立,从十几岁就进厂学习京彩瓷技艺。当时厂子才刚办起来,她们这一干就是几十年,见证了本厂三起三落的发展历程。

据她们介绍,1975年工厂发展规模非常大,分几个车间,仅画瓷人员就有好几百人。上世纪80年代,京彩瓷产销非常红火,那时候基本上走外贸,一个品种走货就要一两百件。后来由于市场疲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京彩瓷的产销便随之下滑。上世纪90年代,由于经营活跃,京彩瓷产销量又有所回升,陶瓷、彩绘、仿古画等品种也日趋丰富,工作人员也有几百名,规模大,技术力量强。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当时市场整体状况不好,而人们对京彩瓷产品的认知度也有限,使其产销量再度下滑,车间进行合并,几百人的规模就缩减为二三十人,而且仅保留了仿古瓷的项目。进入21世纪,工厂进行了重组,领导下大力气发展京彩瓷项目,其产销再度红火起来。而几年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京彩瓷产销又逐渐面临收缩态势,当时车间仅剩下6位老师傅和一些学员,设计、生产人员总共不到20人。

目前,京彩瓷也和北京民间其他众多工艺品种一样,存在着发展上的种种困境。例如,工作室、创作环境与其大器的工艺、精湛的技术不甚相衬。同时由于京彩瓷技艺环节专业含量高,制作工艺复杂,传承难度也比较大。此外,由于京彩瓷制作技艺专业性强,传承人才的选拔难度大,加之工艺大师逐渐进入老年,新生力量又未跟上,处于青黄不接的境地,亟待得到完善的保护与传承。

|多方助力|

京彩瓷再度振兴蓄势待发

京彩瓷这项精湛的百年传统技艺在传承、发展中的困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企业、工艺大师、专家学者、艺术界知名人士等各方力量共同助力,为其发展出谋划策;热爱这项事业的人们纷纷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继承传统、重振市场的工作中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2009年,京彩瓷接连申报区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今年又开始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政府也对这个项目给予了重视和扶持,例如在多种重要的展览、展示中,都力推京彩瓷;其中部分产品,已被获准作为北京市的代表产品赠送给国外友人。

鼎盛陶琦(北京)艺术品有限公司副经理史琴表示,这项事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社会的关注,同时企业自身也在全力以赴,调配了全公司最精英的力量,来共同推动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再度振兴。目前公司正在重新装修车间、扩大生产面积,并准备建立大师工作室。同时,还在摸索京彩瓷产业化运作的道路。但现在还需要很多的投入,需要条件的具备与改善。

白莉介绍说,随着知名度的提升,目前京彩瓷的销售局面也在打开,产品质量也越来越好,不但继承了传统技艺的精髓,而且在不断创新。据了解,现在京彩瓷的主打产品粉彩百鹿尊和粉彩九桃天球瓶等,都是被排队订购的,而且大部分是回头客。为了保证拳头产品的稀有性,每年生产数量也是有所限制,例如百鹿尊,每年只生产20件。

不仅仿古瓷是拳头产品,精品瓷也是首屈一指。工艺大师们根据年代特色进行制作,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与韵味,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并且在国家级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展中屡获大奖。有精品,有拳头产品,再迎合市场的需要制作一些符合大众收藏取向的产品,同时开发一些日用瓷、礼品瓷、瓷板画产品等等,京彩瓷在生产方面日益丰富,产量也不断提高。

而总结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经验,白莉坦言,关键还是要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同是搞仿古瓷,景德镇的仿古瓷就与京彩瓷的仿古瓷在色彩、工艺等方面有很大不同。总体说来,景德镇仿古瓷比较清秀,但细腻不足,而且缺少宫廷藏品的韵味。而京彩瓷的仿古瓷就比较厚重饱满,有皇家霸气的感觉,这是其他地方无法仿制的。京彩瓷的工笔花鸟、人物,每一个细处往往都要经过繁复的精描细刻。哪怕一件小器皿,都能独放异彩。

“大腹便便者”非康熙朝彩瓷


问:该瓷器是哪个时期生产的,有无收藏价值?广州艺拍专业人士作答:

从图片判断,该瓷器为“彩人物瓷盖罐”。从底款上来看,有“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似乎是康熙朝的作品。但是,该器物最大的失败在于造型:腹部过于肥大,几乎成圆形,圈足也与康熙朝的作品相差很远,人物动物比例失调;色彩也与康熙彩瓷相差很远。

总体上看,该器物不论在造型上、绘画上或色彩上都难以达到康熙彩瓷的神韵和水平,尤其是在人物的描绘上更显示出时代的差距。从图片看就应属于现代仿品,可以说几乎无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

问:我家的花瓶高46厘米,底径、口径19厘米,釉厚,瓶身呈现波浪釉,解放前购买已是旧货,请问是否同治彩?

广州艺拍专业人士作答:

该花瓶是属于典型的广彩开光人物花鸟瓷。广彩瓷,即广州彩瓷,又称“广州织金彩瓷”,广彩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广州,是中国的重要彩瓷品种之一,也是著名的“外贸货”。目前的价格不断走高。该瓶两面绘画人物,两面绘画花鸟,但是人物和花鸟绘画一般,属于清晚期的作品,市面上较多见,市场参考价估计在1万元~1.5万元之间。

问:我家的老家具看起来有些年份,不知道是什么料,哪个时期生产的?有无收藏价值?

广州艺拍专业人士作答:

从图片判断,这几件家具的确是旧物,有一定的历史年份,但只从照片难以判断时期,也难分清其材质,估计应该是黄花梨或酸枝。

绘画有博古纹图案,雕工只算是一般,但保存比较完整,有一定的收藏和经济价值。随着这几年明清家具的收藏热,该几件家具有可能有比较大的升值潜力。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人类非遗”开启发展新纪元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龙泉青瓷艺人、窑工们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不断摸索创造、历经世代相传的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将会被全世界所认同,成为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迈向艺术的巅峰。

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迄今为止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申报“人类非遗”成功,填补了人类非遗陶瓷类的空白,奠定了中国作为陶瓷之国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是龙泉青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龙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龙泉文化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同时将为提升龙泉文化软实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起到无与伦比的作用。

龙泉青瓷始烧于三国两晋,古代龙泉哥窑是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龙泉窑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要求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龙泉迄今已发现烧制龙泉青瓷的古窑址达360多处。在1700余年的传承过程中,龙泉青瓷形成了青釉配置、多次原文转载于华夏陶瓷网施釉、厚釉烧成和开片控制等传统的独特的烧制技艺。2006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龙泉青瓷在宋元时期达到鼎盛,至明晚期开始衰落,至晚清民国时期仅存一息。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历数百年衰微、濒于失传的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得以复苏。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青瓷文化产业的发展,切实加强对大窑龙泉窑等龙泉青瓷古窑址的保护,积极加大青瓷艺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大力推进龙泉青瓷文化创意基地建设,并不遗余力推动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工作,努力打造龙泉青瓷这一世界级文化品牌,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

“人类非遗”评选非常严格,竞争相当激烈,经历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历经多次激烈竞争,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申遗终于获得成功,确实是来之不易。

如果说,1700余年前龙泉青瓷从无到有,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复兴,那么,申遗的成功,必将开启发展新纪元,迎来龙泉青瓷的中兴时代。市委书记赵建林曾多次强调,要珍惜这本证书;保护好这份遗产;打造好这块品牌,要让更多龙泉人从中受益。

寻宝记第三季:元瓷之珍 青花奇葩


近年来,随着瓷器收藏的升温,“元青花”这个词被很多人所熟知。您知道吗,我们安庆就曾出土过两件元代青花瓷珍品,现在正陈列于安徽博物院,下面让我们走进它们。

这一件青花菱花口盘高1.3厘米,口径16.2厘米,底径13.7厘米 菱花口,浅腹,平底、,内外施釉,外底全部露胎,胎体洁白,质薄坚细。盘内的青花图案,线条流畅,构图生动,富有生机

刘东安徽省博物院馆员:这件瓷器呢,就是莲池纹,主要它的一个纹饰呢可以看到是,一个上面下面各有一束莲花。

另一件瓷器是青花匝,匝高4.3厘米,口径13.2厘米,底径8厘米,流长2.8厘米 流下有一卷云形小系,胎质洁白细腻,釉下施青花。青花呈色浓艳,并有铁锈斑点。内底绘折枝花卉,腹内外壁各饰卷草纹一周j

刘东安徽省博物院馆员:这个主要器形,前面带个流,就是带个嘴,是盛水之后呢,可以在这个留口中,把水给倒出来,主要是盥洗的时候使用的一种器物。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件元青花虽然器形不大,但却因为制作精巧且存世量小,所以在1994年被国家文物专家鉴定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刘东安徽省博物院馆员:因为元青花很多是外销瓷,在国外发现很多,大件器物也有。都在国外,国内的瓷器呢,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大概也只有100来件,所以是非常珍贵的。

两件宝物的发现,还得从1977年说起,这一年,当时安庆市的反修路89号,也就是现在的双井街中段卫山头居民在清理旧房基时,发现了一个土窖穴,穴内发现了一个大陶罐,里面盛放了8件瓷器。其中就包括现陈列于安徽博物院的这两件元代青花瓷。

据安徽省博物院馆员刘东考证,“卫山头”这一地名源于明代,是当时军事守卫机构所在地,由此推测,此地在元代时期也可能已是军事机构。这两件元瓷珍品的出土表明,安庆在元末已经初显繁荣。

刘东安徽省博物院馆员:但是至少能说明,当时这个安庆,这个地方经济很繁荣,这样比较好的瓷器,也在安庆有销售,有人家收藏。

安庆广播电视台天天直播记者陈恒、章夏乔报道。

深圳御宝轩展出海捞瓷器


中国明朝末年,瓷器大量出口,而马六甲海峡作为亚、非、欧等地往来的海上枢纽,成为中国商船必经之地,由于自然条件及当时造船技术落后等问题,一些商船因故在此沉没,所载瓷器打捞出水后统称为海捞瓷。

业内人士认为,海捞瓷虽不能与明清官窑瓷器相提并论,但由于来自沉船,具有较明显的历史背景,所反映出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海捞瓷”在拍卖会上的亮相,吸引了越来越多收藏者的关注。2005年年底,一批在海底沉睡了数百年的海捞瓷首次登陆拍场。尽管这些瓶瓶罐罐算不上官窑的名品,但在中国嘉德四季拍卖会上却大显身手。2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达2727万元、成交率为92.05%,而拍前的预估价仅为100万元。显然拍卖成交结果情况出人意料,而各方对明清流失海外的外销瓷的热情也出乎人们的想像。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的京广中心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一把元末明初的青花龙纹大提梁壶和一只明洪武釉里红莲口鱼藻大盘,都是海捞瓷中难得一见的大型器物,前者以671万元人民币落槌,后者以792万元人民币拍出。自去年底以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的海捞瓷专场拍卖,成交率竟达到了92%,成为当年瓷器拍卖的一大亮点。而在此之前,这几年来瓷器拍卖不温不火,即使在香港佳士得公司的大拍上,成交率也只有58%。“海捞瓷”在海外市场也深得藏家的青睐。像佳士得2004年3月份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所拍的“海捞瓷”不仅件件成交,而且多数成交价都高出估价,虽大多小器形的瓷器有的甚至都能拍出22万美元的身价。但是,特大器形海捞瓷在国外拍卖市场还是少见。以去年嘉德拍出的海捞瓷为例,国内目前海捞瓷的成交价格仅是国际上行情价的二三十分之一,有些价差甚至更大。

此套瓷器乃南海岛渔民于西沙群岛浪花礁附近捕鱼作业时潜水发现。发现时是成套在一起,能保存到现在这么完整实属罕见,表面纹理清晰,属于海捞瓷类品相非常好的。表面雕刻松鼠,其含寓意非常深刻。另一套青花花卉纹茶盏雕饰的纹饰非常精美,有理有条,器型也非常不错。此两套藏品品相精美,保存完整,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具有很高的收藏意义。

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的不同风格


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彩绘瓷器中最著名的品种,是中国制瓷工艺发展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顶峰时期的产物。由于其烧造数量少而且当时仅供皇帝秘玩,故显得异常珍贵。近几年拍卖会上出现的几件康、雍、乾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均以上千万港元成交,如香港佳士得拍卖行1999年11月2日拍卖一件康熙胭脂红地珐琅彩莲花纹碗以1212万港元成交,1999年4月26日一件雍正胭脂红地珐琅彩月季绿竹诗意小杯,以1784万港元成交,2002年一件雍正珐琅彩题诗过枝梅竹纹盘以3252.41万港元成交。香港苏富比拍卖行1997年拍卖一件乾隆黄地开光珐琅彩山水纹碗,以2100万港元成交。足见珐琅彩瓷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但就笔者所知,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收藏爱好者对珐琅彩瓷器的概念存在误区,对珐琅彩瓷器的历史情况不甚了解。为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20多年来的研究心得撰成此文,希望能有益于专业人员和广大收藏爱好者。不妥之处尚望各位方家赐正。

珐琅及珐琅彩瓷器的创烧

珐琅又称“拂郎”、“佛郎”、“发蓝”,是一种玻化物质。它以长石、石英为主要原料,加入纯碱、硼砂为助熔剂,氧化钛、氧化锑、氟化物等作乳浊剂,加入氧化铜、氧化钴、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锑等作着色剂,经过粉碎、混合、煅烧、熔融后,倾入水中急冷得到珐琅熔块,再经细磨而得到珐琅粉。将珐琅粉调和后,涂施在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若以玻璃为胎,则称为玻璃胎珐琅;以瓷器为胎者,则称为瓷胎珐琅。

按装饰工艺不同,金属胎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透明珐琅等,也有将上述二种或二种以上工艺结合起来共同装饰一件器物的,称之为复合珐琅。其中与瓷器有关的珐琅工艺只有一种,即画珐琅,一般称之为“珐琅彩”,其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至于其俗称“古月轩”,由于目前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上从未发现有署此款者,而在晚清玻璃胎画珐琅上见有个别属此款者,所以推测很可能是晚清时期宫中所藏署“古月轩”款的玻璃胎画珐琅流散出宫后,被古董商看到,遂误认为瓷胎画珐琅上亦署“古月轩”款,进而将瓷胎画珐琅称作“古月轩”。

瓷胎画珐琅的创烧,与康熙皇帝对画珐琅的喜爱有密切关系。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附近设置珐琅作,主要生产铜胎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由来华的传教士带入广州,并进贡内廷。这些舶来的画珐琅器以它精细的彩绘技法和华丽的装饰风格,而深受皇宫贵族和广州地方官员和土庶的喜爱。由当时欧洲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得知,康熙皇帝对这种洋玩意儿也很感兴趣,并力图使中国的珐琅工匠掌握这门技术,于是广州和北京内廷珐琅作的工匠分别在两地试烧画珐琅,经过大约10年的时间,成功地烧制出了我国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随着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制作匠师进入内廷,参与指导造办处珐琅器的生产,甚至亲自操作,画珐琅器的生产遂呈现繁荣景象。康熙五十五年,经广州巡抚杨琳推荐,广东画珐琅匠师潘淳、杨士章,并有西洋人三名,法蓝(珐琅)匠二名,徒弟二名,进入内廷。康熙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显示出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生产的重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法国画珐琅艺术家陈忠信被召至内廷指导画珐琅器的生产。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并烧造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同时,造办处珐琅作还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于是便产生了瓷胎画珐琅,即今人所称的“珐琅彩”。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因处于初创阶段,从色彩搭配、纹饰布局到款识内容和样式,均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的效果。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的白瓷仅在器物的里面和底足内部施釉,器物的外壁则涩胎无釉,这就是人们所俗称的“反瓷”。外壁画面大多以黄、蓝、红、豆绿、绛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种颜色的彩料以双勾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也有在四个花朵中分别填写“万”、“寿”、“长”、“春”等祝寿语的,风格严谨华丽。所用彩料系从西洋进口,所用画稿由宫中造办处下属的如意馆提供。由于施彩较厚,致使纹样有堆凸之感,且出现细小裂纹。康熙时的珐琅彩瓷器也有个别直接在宫中旧藏明代永乐白瓷盘上施彩的。

康熙时还有一种宜兴紫砂胎画珐琅器,现多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称为“宜兴胎画珐琅”,造型有执壶、提梁壶、盖碗、盖盅等。装饰题材多为花卉。有直接在紫砂胎上彩绘的,也有的可能是考虑到紫砂胎不象白瓷那样细腻光滑,就先在胎上涂抹褐色彩作地,然后再进行彩绘,褐色彩的颜色不仅酷似于紫砂的颜色,而且使器物表面的光泽增强。这种褐色彩仅施于器物外壁,器内则无。

康熙时瓷胎画珐琅的款识均署在器物外底,大多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红色或蓝色图章式堆料款,围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个别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外底阴刻“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款,外围阴刻单线方框。也有个别器物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画珐琅莲花纹菱花式盘(永乐白瓷胎),外底虽也署“康熙御制”四字双行红色堆料款,但外围的不是双方框,而且双线圆圈,圈线外粗内细。至于康熙朝宜兴胎画珐琅器外底所署款识,一般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黄色堆料款,外围双线方框,个别的如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纹茶壶,外底所署黄色堆料款“康熙御制”四字作“上下左右”排列,外围海棠花式双线框。宜兴胎画珐琅用黄色珐琅料写款,可能是因为黄色能与褐色地形成鲜明对比的缘故,而若以褐色地衬托红或蓝色料款则不够鲜明醒目。

康熙晚期创烧的珐琅彩瓷器,主要是追求铜胎画珐琅的效果,大多是在“反瓷”上涂成色地来衬托图案花纹。但此时也出现个别直接在白瓷上彩绘的画珐琅瓷器,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即有康熙时在永乐白釉暗花菱花式盘上直接施彩的画珐琅瓷器。这种画珐琅瓷器虽失去色地画珐琅的华丽感,但却呈现出清新典雅的艺术效果。这为雍正、乾隆时期大量生产这种在白釉上直接施彩的珐琅彩瓷器奠定了基础。

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并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赖的怡亲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雍正帝对此也不甚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如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记载:“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复遣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又如《活计档·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

从雍正皇帝的贵戚重臣年羹尧的奏折中,也可了解此时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情况。如“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由驿斋到御赐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支,单眼翎十支……”。对这些翎管,年羹尧在二月十二日的谢折里称:“……臣伏覩珐琅翎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谨缮摺恭谢天恩,更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在年羹尧的折子上,雍正皇帝在“以满臣之贪念”这句话的“贪”字旁朱笔画圈,在折尾空白处,雍正帝的朱批曰:“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其中“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这句话,说明雍正帝对珐琅彩瓷器的发展充满信心。

年羹尧在得到这次赏赐之后,于这年的二月三十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又接二连三地被赏赐以珐琅彩瓷器。如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年氏在上疏的奏折中说:“(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驿斋到御赐臣仿珐琅茶杯两匣,臣叩头祗领讫。伏覩此种窑器,颜色清丽,制作精雅,实不让前代之五彩佳品也!岳钟琪于四月十五日领兵进剿番贼,俟其事后回宁,臣当宣旨赏给四个另行谢恩外,所有感激微忱,谨缮摺恭谢以闻。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虽然此时雍正皇帝频频用珐琅彩瓷器赏赐重臣,但直到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情况并不满意。如清代档案记载,“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此时烧的珐琅活计粗糙,花纹亦俗,嗣后尔等务必精细成造。钦此。”

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随着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和愈来愈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画和写字,珐琅彩瓷器的生产遂取得较快发展。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当时的宋七格是负责炼料全部工作的,邓八格是具体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吴书是技术人员。另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崳和唐英等主要负责管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内务府造办处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由员外郎沈崳、唐英启怡亲王,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接着“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烧炼珐琅料。遵此。于本日员外郎沈崳、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料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烧完时,再行启明入档。’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为画珐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启奏怡亲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身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东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到了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由于唐英供职内务府多年,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和宫中生产珐琅彩瓷器需要什么样的白瓷胎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镇后,向宫廷造办处提供了大量供烧珐琅彩瓷器用的白瓷胎。

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三年至五年,画珐琅人有宋三吉,是景德镇画瓷器的工匠。还有张琦、邝丽南,是广东画铜胎珐琅器的工匠。而从雍正六年开始,即有贺金昆、戴恒、邹文玉、汤振基、谭荣等一批画院画家参与瓷胎画珐琅工作,其中画得好的曾多次得到雍正皇帝的赏赐。如“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库常保、首领李明久奉旨:珐琅画青山水甚好。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柏唐阿邓八格、宋七格来说,内大臣海望谕:邹文玉所画珐琅,数次皇上夸好,应遵旨用本造办处库银赏给十两。遵此。”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皇帝十分欣赏用单一料彩绘制的水墨及蓝色山水两个珐琅彩品种。至于为珐琅彩瓷器书写底款者,从档案记载来看,应是原武英殿修书处的写字人,后调到造办处效力的徐同正。而雍正珐琅彩瓷器上的诗句,多为戴临题写。戴临为武英殿待诏,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临在珐琅彩瓷器上题写诗句。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选诗句题写,地章或本色配绿竹,或淡红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钦此。于八月十四日画得有诗句绿竹碗。”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唐英奉旨所编《陶冶图编次》(凡二十则)上的文字说明,也是由戴临书写的。

清三代混合彩瓷的六种组合(上)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由于景德镇御厂制瓷业稳步发展,制瓷者结合现有海内外各种彩料,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发研制出许多前所未闻的瓷器釉色品种。这些改革创新为当时景德镇制瓷业带来了春风,为清三代景德镇瓷器业的蓬勃发展、再创历史辉煌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一、混合彩瓷的界定

“混合彩瓷”是指“釉下彩”、“釉中彩”与“釉上彩”等相互结合烧制的彩瓷。在历代官窑瓷中,釉下彩多使用钴料(青花)或铜料(釉里红)发色。由于釉下彩是在覆盖表面玻璃釉层之前施绘,因此釉下彩烧制的温度要与表面玻璃釉烧制温度一致,多采用高温釉系;釉中彩是指将色釉料混合于表面釉水中,在施表面釉的同时一起上色,比较常见的釉中彩为霁青、霁红、茶叶末、胭脂红、钧釉等;釉上彩主要应用于五彩、珐琅彩、粉彩瓷中,色彩种类丰富,例如矾红、金彩等。由于釉上彩是在已经烧制好的瓷器表面再次施彩烧制,因此一般采用低温釉彩。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由于三者的定义划分一般是以表面釉层为基准,因此导致概念区分的不严密性。例如釉中彩的单色黄釉如果运用在斗彩、粉彩上,由于位置处于玻璃釉层表面,届时就将其划分为釉上彩。

官窑混合彩瓷的起源时间暂且难以考证,大量的制作应始于明宣德朝,当时黄地青花、青花矾红、以及斗彩的雏形——青花瓷五彩等混合彩都被御厂大量制作,之后迅速发展的斗彩是也明朝极具代表性的混合彩。

二、混合彩的制作

从制作工艺程序上看,混合彩瓷要比普通彩瓷更加复杂繁琐,因此混合彩瓷的制作难度也比其它彩瓷更高。制作一件釉下彩与釉上彩相结合的混合彩瓷时,首先在素胎表面绘制釉下彩料,然后覆盖一层玻璃釉,入高温窑烧制成半成品,挑选合格半成品继续进行釉上彩绘制,最后入低温窑烧制。根据彩料各自烧制温度不同,釉上彩部分可能进行数次烧制,直至完成。

清三代混合彩瓷的六种组合(下)


组合一:釉里红与五彩的结合

明、清时期,由于铜料(釉里红)发色不稳定、烧制难度较大,导致御厂在掌握釉上矾红彩烧制后的许多情况下使用其代替釉里红(明后期五彩瓷中尤为明显)。清康熙时期,由于瓷工对釉里红器物烧制的准确把握以及釉里红发色优于矾红,该类制品又被御厂大量制作。同时在原有青花瓷制品的基础上,创新使用釉里红代替矾红与其它低温釉上彩结合,制成新颖的混合彩瓷。现存的康熙釉里红五彩水盂、苹果尊等都堪称是该类混合彩瓷的代表性制品。

组合二:斗彩与粉彩的结合

随着康熙时期彩瓷技术的不断发展,景德镇瓷器厂在康熙末期已经制作出典型的粉彩瓷,同时,将粉彩运用到青花斗彩瓷中,使该时期的不少斗彩制品隐约带有粉彩味道。从康熙末期开始,青花斗彩瓷中的粉彩特征主要表现在花瓣渲染部位,上海博物馆所藏斗彩花卉纹双耳扁瓶充分体现了该特征。

组合三:釉里红与斗彩的结合

乾隆时期的彩瓷发展相当迅速,该朝制品中首次出现釉里红与斗彩相结合的混合彩瓷。由于康熙时期曾有过釉里红与五彩结合的先例,所以釉里红与斗彩相结合的混合彩也就容易接受、不足为怪了。

组合四:青花与粉彩的结合

青花五彩始于明初宣德朝,清代康熙时期也曾延续制作,随着景德镇粉彩瓷业的发展成熟,青花与粉彩相结合的青花粉彩也自然产生,并在乾隆之后大量制作。

组合五:斗彩与珐琅彩的结合

康、雍、乾时期的斗彩瓷制作相当精美,除许多带有粉彩特点外,还存在珐琅彩特征明显的斗彩制品,该类混合彩瓷与上文中提到的釉里红斗彩相结合的混合彩瓷一样比较少见。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粉彩与珐琅彩在某些彩料烧制时都呈明显凸起特征,因此有些瓷器也有可能为斗彩与粉彩的混合彩瓷。

组合六:青花、斗彩、钧釉、粉彩等的结合

混合彩瓷中最为复杂的应属现藏北京故宫的各种乾隆釉彩大瓶,该类瓷集釉下彩(青花)、釉中彩(钧釉、豆青釉)以及釉上彩(粉彩、金彩)等于一体,成为清代最复杂、且最具代表性的混合彩瓷。

四、总结

由于康雍时期景德镇御厂制瓷者对外来珐琅彩的逐步掌握与认识,瓷工们成功研制出符合自身发展条件、色彩绚丽的御厂粉彩,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推动了御厂彩瓷的迅速发展,并带动了其它诸多彩瓷的连锁革新。当御厂窑工辛勤制作这些富有浓郁清代气息的彩瓷时,也不知不觉将御厂彩瓷制作又一次推向了历史颠峰。

五彩瓷特点 五彩瓷历史


在陶瓷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陶瓷衍生出的各类品种瓷器多不胜数,就拿景德镇陶瓷来说,分为如下种类:雕塑、青花、釉里红、斗彩、粉彩、古彩、五彩、新彩、颜色釉、综合装饰以及现代陶艺。就釉来说分为釉上彩、釉中彩和釉下彩。瓷器一直是收藏界的宠儿,不管是高古瓷、青瓷、白瓷、黄瓷、蓝瓷、绿瓷等单一色泽釉色的瓷器,还是官、哥、汝、定、均五大宋窑、明清瓷器等等,都一直是藏家追寻热门。值得注意的是,瓷器都是易碎品,在保存时应注意防震、防挤压、防碰撞。

瓷器种类的划分必须是有依据的,不同的依据就会有不同的划分。如以用途来划分、以器型来划分等。通常我们以釉色作为划分瓷器的标准,这是由于瓷器的外表釉层不仅可使瓷器表面光洁,更具有实用性、观赏性,而且纵观中国的陶瓷史,釉色的变化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不同历史时期各地瓷窑生产出的瓷器产品,几乎都有自己的代表性釉彩品种。

五彩瓷是我们汉族的艺术珍品,它的出现是在继承和发展汉族传统彩绘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五彩瓷,也被称为“古彩”,“硬彩”。据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覆其上,微微凸起”。其施彩方法,是勾线后平涂填色,以水或胶水作溶剂,按纹饰需要,在已烧成的白釉瓷器上,施以多种颜色进行再度创造,在770~800℃的温度中焙烧而成。烧成后的色彩呈现玻璃质状,有坚硬质感。其胎釉和青花、斗彩相似,色彩鲜艳多样,主要为红、黄、蓝、绿、紫、黑等,但以红彩为主。其实它的五彩所指的是分布在瓷器釉面上多种颜色的彩,而并不一定指瓷器釉面上只有五种颜色,多于或少于五种彩的陶瓷,在习惯上也同样称之为五彩瓷,但是一定要有红色。

宣德青花五彩云龙鸳鸯莲花藏文碗

很多人认为五彩瓷出现在明代早期,大约是因为收藏于西藏萨迦寺的三件明宣德青花五彩瓷器,两件为宣德青花五彩云龙鸳鸯莲花藏文碗,另一件为宣德青花五彩鸳鸯卧莲纹高足杯,当为珍品。在杯身外口沿上,青花绘一圈龙纹,下腹部五彩绘鸳鸯卧莲图,杯内口沿青花绘一圈藏文,为吉祥之意。这是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西藏地区烧制的瓷器。早期五彩在元代成型,当时景德镇逐渐发展成中国瓷业生产的中心,“枢府窑”的瓷器为五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清朱琰《陶说》记载:“新烧大足素者,久润。有青色及五色,花且俗。”这一评述认为,作为新品种的五彩器不如元代以白为主的枢府瓷、卵白瓷和青花瓷好,反映了元代尚白的审美习俗。这对后人了解元代有五彩瓷这样一个事实,恰是一个有力的注脚。

宣德青花五彩鸳鸯卧莲纹高足杯

明代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产品青花、釉里红的生产。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造声蓄势,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明代五彩瓷器装饰以浓重艳丽的红彩为主,显得热烈而鲜明。明代各朝都很爱用红彩器,这就给红彩器的出现和釉上五彩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明代出现以红色为主的彩瓷,可能与洪武皇帝以红色为贵的审美意识密切相关。明代嘉靖万历时期五彩瓷得到很大的发展,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特别是嘉靖时期五彩非常的高端大气,烧造也更加成熟,表现非常丰富。当时五彩器多以红、绿、黄三色为主,以紫、赭色为辅,以釉下青花代替蓝彩,色彩艳丽,图案花纹布满器身,纹饰繁茂,画笔灵活随意,色彩以浓红艳绿取胜。其造型丰富,有瓶、觚、罐、壶、葫芦瓶、壁瓶、鱼缸、钵、酒器、盖盒、插屏、香炉、绣墩、灯台、棋盘、棋罐、花盆、脸盆、碗、盘、碟、杯以及笔架、印盒、砚台、笔管、砚滴、笔洗、笔盒等文具。五彩瓷在明代出现并兴盛绝非偶然,这完全是陶瓷文化经发展积累到其时被催生而出的一种必然现象。

五彩天马纹盖罐

嘉靖、万历五彩瓷器纹饰多样,绘画多是正面花卉,画面无阴阳、反侧、凹凸之分。人物面部多用青花勾画轮廓线,其他轮廓线多用红、黑、赭或青花勾画。用笔老练刚劲,构图饱满,纹饰之间相互呼应,充满动感。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吉美博物馆馆藏的五彩天马纹盖罐,明嘉靖,通高18.0cm,口径8.5cm,足径8.7cm。其罐直口、短颈、圆腹、圈足、附伞形盖,盖顶置宝珠形纽,通体釉上五彩装饰。腹部绘四匹天马在云海间跃奔,颈部绘蕉叶纹,肩部绘缠枝莲纹,近足处绘变形莲瓣纹,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明嘉靖年制”双行六字款,外围青花双线圈。此罐胎坚釉润,构图严谨,突出使用红、绿二彩,并以黄、黑、紫彩作局部的点缀,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嘉靖的彩通常是大绿大红大黄,就是农村最为喜庆又最为世俗的这些颜色,非常抢眼非常跳。红、黄、绿包括配的釉下青花都是如此,红黄蓝绿是非常喜庆的颜色,同时也透着一种古拙,特别是在嘉靖朝虽然用大红大绿,但是却使用得非常好,很舒服,有种古拙之美,并不会让人觉得难看不舒服。嘉靖时期的矿物料特别有特点,也很好分辨,它早期的矿物料是有一定的厚度感,不像现代釉子可以用化工调配,可以用机器球磨机打磨得非常细,打磨的细密程度是古人所打磨的十倍一百倍以上,但是过去的矿物料都打不到那么细,所以说他的矿物料是有一种厚度感。在当时对于陶瓷的利坯还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他的坯胎修的不是特别的规整,圈足也不是非常的圆,泥鳅背也不是做得那么滚,所以说还是有一些粗犷的感觉。加上整个底足,除了圈足不挂釉的部分,其他挂釉的部分挂的不是很均匀,经常会有漏掉的地方或者是挂的不均匀,整个底胎釉子挂的不是很规整,有时候凹凸不平,边沿不是很整齐很圆。总的来说,当时的不管是釉还是坯还是色彩都给人一种粗犷的感觉,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并且欣赏的,感觉那就是代表着那个时代,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东西,只能那时候做,现在也做不出来。

清代五彩瓷蓬勃发展,这离不开宫廷对其的宠爱。清初,康熙年间在北京皇城设造办处,归内务府所管。清代粉彩、五彩瓷器等,均是由景德镇造模拉坯做成半成品,而后送入宫廷造办处由宫廷画师专填彩描摹再次烧造。由于皇帝的喜爱,很多造办处所产精美瓷器亦有皇帝参与设计。清代康熙五彩瓷在绘画、画风上面的表现力比较之前就更加的细腻,更加地具有层次,他的材料的过渡和运用也更加地有手法的多变以及他的层次感,包括颜色多样化也都变得更加的娴熟,康熙朝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包括整个画风,细节的处理,细腻的刻画,都更进了一步,整个康熙朝的器型变得多种多样,比明代的器型变得扩充和增加,特别是康熙朝的器型,包括棒槌瓶、凤尾尊、各种的罐、壶、瓶。康熙五彩的最大特点是运用了釉上蓝彩和黑彩,形成了红、绿、黄、黑、赭、蓝等多种颜色的搭配和运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康熙时的五彩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瓷。由于有了深色调的蓝和黑,使得康熙五彩的色彩对比更加和谐、沉稳。康熙时蓝彩烧成后的色调,其深艳程度超过了青花,而黑彩又有黑漆般光泽。康熙五彩瓷,绘画工致精丽,生动传神,改变了明代嘉靖、万历时只重色彩而不讲究造型的粗率画风。其收藏价值亦是很高,简单举个例子,清康熙的五彩“果鸟图”臥足碗以15,220,000HKD拍出。此碗卧足馒头心碗,器型娇小,绘图入微,细笔丝毛,宛如花鸟绘画,精致仅见。上绘画眉,生气盎然。画眉,因目有白圈,如白眉,故名,其声婉转悦耳,乃常见笼鸟。瓶上画眉伫立桃枝,上结饱满硕大的桃实。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鸟谱》,记录各鸟名称、特征、习性及居所等,其中有绘画眉册页,所画之鸟与瓷碗上的十分相似,立于桃枝之上,花繁叶茂。

五彩瓷的图案是以装饰性语言展现出来的,它的构图、画法以及所使用的线条,均追求一种形式美规律。正是这种装饰性的彩绘语言,形成了五彩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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