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唐皇室为了提高自己的门第,显赫自己的高贵出身,尊老子李耳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武宗一生醉心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唐僖宗时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其间涌现了不少具有社会影响和有学问的道士,如成玄英、张氲、李荣、司马承祯、杜光庭、吕洞宾等,他们在道教史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由于唐皇室对道教的推崇和偏袒扶持,使得道教一度呈现十分兴隆的景象。
唐代湖南地区的道教活动频繁,宫观建设兴盛,信众众多。如唐太宗于贞观二年(628),为南岳衡岳观亲书观额。唐高宗于弘道元年(683),令著名道士叶法善来南岳封岳,轰动一时。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令道士孙智凉于南岳紫盖仙洞投金简告文,以求长生不老。并于天宝十二年(753)令高力士亲自监制4000斤铜钟一口,赐南岳九真观。唐武宗于会昌元年(841),昭封衡山道士刘元靖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广成先生。这一时期湖南地区还兴建了许多的宫观,远近闻名的如南岳大庙、郴州苏仙观、湘西道德观、衡山黄庭观、岳阳大云山祖师殿等等。
唐代道教文化无论是在士大夫阶层还是民间,都进行了广泛的传播。长沙窑作为当时的代表性民窑,不可避免受到了道教文化因素深刻的影响。从出土的瓷器来看,道教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图案、器型和功用、诗歌等方面。
在长沙窑瓷器图案纹饰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鹿、鹤、龟、龙、凤等。鹿的图案在长沙窑瓷器上非常常见。如青釉褐绿彩奔鹿纹壶,该件所绘之鹿为奔鹿,形象生动,线条流畅,动态活泼,充满生活气息。鹿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之兽,早在马王堆汉墓的漆棺上,就绘有仙人骑鹿的图案。在道教中,鹿是仙人的坐骑,是得道升仙的理想工具。正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所写:“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时余采菖蒲,忽见嵩之阳……”据道教著作《太平广记》记载,孝子吴猛最后得道成仙,升天而去,乘的就是白鹿宝车。在长沙窑瓷器中,所绘之鹿或奔或行,动态简练,种类繁多。
在长沙窑瓷器纹饰中,鹤也是比较常见的图案之一。鹤的形象亦多种多样,或驻足闲憩,或漫步水边,或昂首飞翔,神态各异,形态生动。如青釉褐绿彩鹤纹壶,该件所绘之鹤漫步水草之中,神态怡然自得。在道教中,鹤也是长寿的象征,修道之人修成正果被称为驾鹤西归。在《诗经 ·小雅》就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淮南子》则言:“鹤寿千年,以极其游”。在成仙思想的刺激下,道士向往的是三天仙境,他们穿羽衣、戴羽冠,将自己看作是能够进入仙境的羽士。如盛唐诗人王昌龄在《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一诗中写道:“斋心问《易》太阳宫,八卦真形一气中。仙老言余鹤飞去,玉清坛上雨蒙蒙。”唐代诗人张说也写过一首《寄天台司马道士》的诗:“……朱阙青霞断,瑶堂紫月闲。何时枉飞鹤,笙吹接人间。”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唐代长沙窑瓷器上的仙鹤为道教艺术的呈现,与长寿升仙神话密切相关。
在楚人的心目中,鹤似乎一直与升仙有关。早在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战国《人物御龙图》中,就有仙鹤的图像出现。如《楚辞》有记载:“蓍蔡兮踊跃,孔鹤兮回翔”。而《楚辞》刘向《九叹·远游》中则言:“周浏览于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驰。征九神于回极兮, 建虹采以招指。驾鸾凤以上游兮,从玄鹤与鹪明。孔鸟飞而送迎兮,腾群鹤于瑶光。”在《九叹·忧苦》追思屈原之辞中亦描叙:“听玄鹤之晨鸣兮,于高冈之峨峨。 独愤积而哀娱兮,翔江洲而安歌。 三鸟飞以自南兮,览其志而欲北。 原寄言于三鸟兮,去飘疾而不可得。”这些似乎都与升仙神话密切相关。
从器型和功用方面来说,在长沙窑瓷器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葫芦瓶、龟形器、独角兽等。
在中国道教活动中,葫芦与灵药关系密切,为道教仙人最具特征的伴物之一。在道家看来,葫芦具有攘死镇物的意义。道士随身携带葫芦盛以“仙丹妙药”,并以此作为法器。古人常有“葫芦里装着什么药”的问语,其意蕴朦胧、耐人寻味,体现了葫芦在古人心目中的神秘性。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长沙窑瓷器中,葫芦瓶有多件。如绿釉葫芦形小瓶,小巧精致,其用途为盛放“丹药”。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在道教典籍中,葫芦被视为一个小宇宙,被诗人们幻想为浑成而自足的仙境。正如其他众多事物一样,葫芦本身也有阴阳之分,其表为阳,其里为阴。如晚唐诗人李商隐描写的壶中仙境:“紫府丹成化鹤群,青松手植变龙文。壶中别有仙家日,岭上犹多隐士云。”句中一个“别”字,把人们带进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神秘世界。此葫芦瓶不仅象征着仙境,也见证了当时道士服“仙丹”,求长生不老风气的盛行。
在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有许多玩具为龟形器,另外还有不少龟形烛台、水注、镇纸等。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绿釉八“王”瓷龟,小巧玲珑,精致可爱。龟是道教供奉的神兽,它是长寿、祥瑞的象征。在道教神话中,很多仙人的坐骑就是神龟。道教经典《抱朴子·论仙》载︰“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寿焉。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而马王堆一号汉墓和三号汉墓的T形帛画中,都有龟的形象出现。有专家认为神龟的形象为四神中的玄武,是我国古代所崇奉的北方之神。如唐孔颖达注疏 《曲礼》 说 :“玄武,龟也。”李贤《后汉书》注 :“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在道教图腾崇拜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道教将龟推崇为水神或北极大帝,使它主宰与人生关系极大的雨水旱涝,甚至可以调遣兴云布雨的四海龙王。唐代在继承历代崇龟遗风的基础上,把龟的崇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诗歌方面来说,长沙窑瓷器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两种。一是道人诗,即道士自己创作,描写归隐、入道、成仙等思想感情的诗歌;二是诗歌内容反映道教活动与神仙题材,还有楚原始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相关的诗歌,它不一定是道士所作。
道人诗在长沙窑瓷器中较少,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釉诗词壶。该件壶诗文爽口,书道遒劲。在腹部题写诗文一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诗为《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二张氲《醉吟三首》之一。张氲(654—745),一名蕴,字藏真,号洪崖子,晋州神山(今山西浮山)人。曾隐洞中15年,熟读仙书秘典、九经百氏,著《老子》、《周易》、《三礼》等,又著有《高士传》、《神仙记》、《大周易言》等,皆未行世。张氲历游名山,善金丹,精于易形炼化之术。该诗反映了张氲归隐入道之后回到大自然中,以花为友、以鸟为伴,自由自在的隐者情怀。唐代道人诗出现了繁荣景象,从著名道士到一般道士,有不少人投身于诗歌创作行列。除张氲外,著名道士如叶法善、张果等都有作品行世。
又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釉褐彩“欲到求仙所”瓷壶,壶身上用褐彩写有“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舟上坐,合眼见如来”诗文一首。诗中王母娘娘,即天下道教全真道祖师。王母娘娘在汉代时成为重要的汉族民间信仰,西王母信仰中包含的长生不老理念与道教对长生的追求是一致的。在上古时代的汉族神话传说中,王母的全称即为西王母,东汉末年,道教兴起,把作为上古先祖神祇的西王母纳入道教神话体系,并且逐渐演变为高贵的女神。在许多中国古代著作中,西王母开始成为天上的一位帝王、人类幸福和长寿之神。西王母的仙桃又称为“蟠桃”,种植于昆仑仙山上的蟠桃园里,传说三千年才结一次果实,拥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
总的来说,长沙窑瓷器中的道教艺术因素是以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通过概括简练的绘画、娴熟流畅的书法、通俗易懂的诗歌、朴实大方的造型等多种方式予以呈现。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湖南民俗风情和民间艺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长沙窑作为该时期的民窑代表,其艺术创作在许多方面必然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是唐代道教发展的最好见证。
图1唐长沙窑青釉褐斑武士纹执壶
图2唐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盆内底
图3唐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水草纹盂
长沙窑是唐朝重要瓷窑,窑址位于湖南长沙北郊30公里铜官镇及书堂乡石渚瓦渣坪一带,故又称铜官窑、瓦渣坪窑,是唐朝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器物主要有壶、盆、罐、碗、水盂等。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出土了不少唐代长沙窑瓷器,后被收藏在镇江市博物馆。今择选其中三件简作介绍如下。
图1所示为中山路拓宽工程工地出土的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纹三足盆:高10.8厘米,口径27.3厘米。圆唇,葵口,折沿,弧腹,圜底,三兽足。口沿绘褐绿彩草叶纹,内底绘褐绿彩荷花水鸟纹,一只长尾水鸟站在河塘中的荷叶上栖息。胎灰白色,略疏松,全器施釉,釉色青中泛黄。
图2所示为镇江市区出土的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水草纹盂:高4.4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3.6厘米。圆唇,敛口,扁圆腹,假圈足。全器施釉,底部无釉。
图3所示为镇江市胜利路侨源开发工地出土长沙窑青釉彩斑武士纹执壶:高20厘米,口径10.6厘米,底径14厘米。卷沿,直颈,深腹,平底,肩部设八棱形短流,条形扁平短柄,两侧设条形扁平系。腹部饰四组模印贴花褐彩武士纹,其身着武士服,双腿盘屈;胎灰白色,略疏松,全器施釉。底部无釉,釉色青中泛黄,釉层剥落。
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若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但如果铜在还原(即缺氧情况)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长沙窑以氧化铜为呈色剂烧成高温釉下红彩,开创了中国瓷器史用铜装饰瓷器的先河,北宋晚期均窑窑变红釉、元景德镇窑铜红釉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创新和影响彩釉装饰最早的是青釉釉下褐彩,出现于三国吴的瓷器上,长沙窑将此技法普遍运用在瓷器上,创烧出高温红彩、蓝彩,进一步推出白地绿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彩等用铜等金属氧化物作呈色剂的各种彩绘品种。红彩即为高温铜红,以往人们对高温红釉的起源一直难以搞清。现在,经过考古发掘和专家的研究,认为长沙窑是最早使用高温铜红釉的。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江苏镇江刘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