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嬉图是明代常见的青花纹饰，但在一件器物上绘有l6名不同年龄、衣饰的儿童在花木丛中嬉戏并不多见。这只连盖大坛底部书有"大明嘉靖年制"两行6字青花款,并加双圈。
该坛通高45厘米，口径24厘米，腹径40厘米，足径25.6厘米。器型为直口、外凸、窄唇、短颈、丰肩。盖上绘有开光果实花卉及锦地吉祥纹饰，器身绘松树、芭蕉及山石栏杆，天地间形成一片美丽庭园。16名儿童的活动分为四组，其一为课子读书。一个稍大的孩子扮演塾师，正准备杖责那个跪在地上的淘气包。此图反映了封建时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意识。其二为玩拉车，一童当马在前拉车，一童在后打撵，一童献上玉树珊瑚，演练"马上封(蜂)侯"(同类器物也有绘蜜蜂叮在孩童头上者)的游戏。隐喻只要认真读书，加官晋爵指日可待。其三为斗蟋蟀，表现士大夫阶层百无聊赖的生活。其四又为玩拉车，一童举荷当伞，意即做官"一路清廉(青莲)"。四组画面是"读书做官"思想的完整体现，没有表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内容，也恰恰说明封建时代为官"清廉"的虚伪。
此类大坛存世不多，1954年威尼斯举行的中国艺术展上曾展出与此相同的大坛，那只坛原为艾佛雷波克拉克夫人日藏，后捐赠大英博物馆。1970年夏，北京朝阳区洼里公社出土一只与此相同的盖坛现存首都博物馆。1997年11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秋拍，其中静观堂专场最引人注目，一只与此相同的盖坛估价为500万~600万港币。日本出光美术馆、丹麦哥本哈根工艺美术博物馆均有类似纹饰的大坛，但都无盖。
此坛原为香港"暂得楼"主胡惠春先生旧藏，现为香港"天民楼"收藏，原为一双，这是其中之一。此坛体大极难保存，历经数百年仍保持坛盖无缺，更觉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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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明代龙泉瓷古窑址出土-图
一处明代的古窑遗址日前在云霄县被发现，经权威专家论证，这是漳州首次发现的大规模生产龙泉瓷的窑址。但令人遗憾的是，古窑遭当地无知村民破坏，上百件珍贵瓷器流失，古窑文化层被部分破坏。专家称，文物价值损失无法估量。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古窑遗址，同时，申请经费准备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今年7月20日，云霄县和平乡上坂村拓建村道时，推土机在作业时无意中挖出一座窑炉遗址。村民们不知道这是文物，出于好奇，赶去挖掘窑炉并拿走了许多瓷器。
云霄县文物部门闻讯赶来后，在现场发现了散落的大量瓷器及窑壁残段，并制止村民破坏文物行为。经福建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栗建安测定，整个遗物分布面积约500平方米，其中被破坏面积约200平方米，遗物标本为仿龙泉青瓷，器形有碗、碟、盏、高足杯等，纹饰有云雷、莲花、菊瓣等。专家初步断定，古窑年代为明代，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保护价值。
云霄县博物馆馆长汤毓贤研究员告诉笔者，龙泉青瓷的烧制工艺非常高，是非常珍贵的瓷器器种，其烧制的胎厚、釉层厚、胎土要好，技术含量非常高。古窑的发现，对于研究明代的瓷器和烧制技术，具有非常深远的研究和考古价值。
据汤毓贤研究员介绍，龙泉窑目前在全省被发现只有浦城、崇武等寥寥几处，而在漳州，像这样大规模的古窑烧制龙泉瓷，还是首次发现。他慎重估计，窑下还有窑炉、模具、制窑工具等，目前初步采集的标本样本已经收集。因此，这次发现的大规模遗址非常有意义，未来至少能够申报成功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据介绍，遗址现场位于两山包夹中，中间还有一条小河流，古窑就在溪岸边的公路旁。汤馆长说，这是典型的古窑分布，因为烧制瓷器一般都在溪流旁，方便取水烧瓷。
令人遗憾的是，这处明代古窑，在推土机作业无意发掘后，接连被当地无知村民和古藏爱好者野蛮挖掘，流失各种瓷器上百件。
笔者来到古窑遗址，在现场看到，被挖掘出来的古窑表层部分，布满了残缺不全的破损瓷碗，堆积成小山丘，犹如废墟。专家说，这是在挖掘过程中掏出来的窑渣。同时下面窑炉的一角壁在废墟中露出来了。在古窑旁，有关部门刚刚竖立起来的保护警示牌很醒目，提醒人们这是文物。
究竟有多少文物被挖走？汤馆长介绍，前后四五天时间，陆续有村民白天带着锄头到这里来掏挖。他保守估计，大概有上百件相对完整的瓷器被盗走。在现场，文物部门发现了塑料袋、箱子等装运瓷器的包装物。
汤馆长还说，古窑瓷器以碗类为主，还有花瓶、高足杯、杯盖等，这样的瓷器被盗走一件，可能就损失了一个瓷器门类，无法收集齐全，这个损失无法估量。更关键的是，在用锄头盗挖后，古窑的表层文化层被破坏扰乱了，给未来的发掘和考古带来了难度。
笔者了解到，省博物院的考古研究所，目前已经就遗址被盗挖事件上报国家和省文物局，建议对古窑及暴露部分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目前正在等待上级部门批复。同时，云霄文体部门已经就此申报发掘考古经费，据介绍，抢救性考古发掘将进行一个月左右时间。
据悉，由于在开掘过程中被村民挖走，先期流失的瓷器暂时无法追回，文管部门和和平乡紧急设立警示标志，同时，在古窑附近暂时砌挡土墙，以保护古窑。
据了解，未来的考古发掘如果发现规模大，将对之进行划界保护。对于流失的瓷器，博物馆建议由文管部门出经费，向村民购回流失瓷器。和平乡表示，如果发现有人盗挖，将依法处理。
带有道教色彩的嘉靖瓷器
明代嘉靖皇帝（公元1522—1566年，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在位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期间曾多次爆发农民暴乱，国力衰弱。景德镇官窑开始施行“官搭民烧”制度，由于民窑“钦限”器的烧造促进了制瓷技术进步，缩小了官窑器和民窑器之间的差别，嘉靖民窑精瓷已与官窑器之间无明显差别。 明朝历代皇帝都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太祖朱元璋与永乐皇帝朱棣以及之后的正统、成化、弘治、正德等皇帝都有不同程度的尊道，但嘉靖帝尊道在明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嘉靖 青花朵花纹象耳瓶
嘉靖一生尊道教、敬鬼神，这一时期在瓷器制作方面，也深受道教文化影响。据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嘉靖朝对景德镇瓷器派烧额达60万件，加上弘治以来烧造未完的30余万件，45年间，景德镇官窑烧造瓷器总计达100万件。在如此大量的瓷器中，具有道教色彩的瓷器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明史·食货志》记载：“三十七年（1558年）遣官之江西，造内殿醮坛瓷器三万”。可想而知，嘉靖瓷器的道教色彩何其浓重。在官窑影响下，嘉靖一朝民窑瓷器的道教色彩也十分鲜明。
明嘉靖 青花八仙葫芦瓶
明嘉靖 青花八仙云鹤纹葫芦瓶
葫芦自古就是一种极方便的盛器，它和青袍、宝剑同是道士的必备之物。道士们神奇的丹药是用葫芦来装的，而神仙故事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则是葫芦形的。明初对持有度牒的道士的人数控制较严，到了嘉靖年间，由于皇帝崇道，全国道士人数剧增，道士用器自然增多。嘉靖一朝官窑、民窑瓷制葫芦瓶不仅数量多，而且瓶体庞大，式样丰富，除普通形状外，还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等形状。不仅如此，嘉靖葫芦瓶大多数还都绘有八仙、八卦、云鹤、灵芝、仙桃、万年松等道教纹饰。
明嘉靖 五彩海水龙纹盘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嘉靖五彩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五彩有红、绿、黄、紫、孔雀蓝等，多彩交织，华丽夺目。广义上嘉靖五彩亦有二彩、三彩之属，五彩只是形容色彩之多。此外还有另一种五彩即青花五彩，其特点是青花作为釉下蓝彩使用。嘉靖时五彩器盛行，一方面由于嘉靖五彩是由宣德五彩、成化斗彩等的施釉技术一路发展而来，另一方面与道教的盛行有关。宫中每次设坛斋醮，坛内都要悬挂许多五色旗。嘉靖官窑五彩器如此之多，当与嘉靖本人深信五彩辟邪有关。 辨别嘉靖五彩除器形特点外，其彩料发色也很重要。嘉靖朝红彩偏灰无鲜艳感，绿彩偏淡无翠绿光泽感。黄彩为皇家专用，民窑多以红、绿彩为主。
明嘉靖 矾红描金孔雀化石纹执壶
明代在瓷器上进行描金装饰最盛行的是嘉靖朝，多见的有矾红描金、蓝釉描金、绿釉描金、黄地描金、紫金地描金等，器物有炉、扁形鸡心执壶、盘、碗、高足碗、六角形葫芦瓶等。嘉靖朝描金器的盛行，与嘉靖崇道关系密切，因为在斋醮时要使用大量描金器。 在道教语言里，“金”字的使用频率很高。玉帝用“金旨”“金牌”，道士们炼“金丹”，甚至“化石为金”“点铁为金”等。嘉靖崇道，斋醮频繁，每次都是礼仪复杂，配器繁多。除了道士们参与外，嘉靖还常亲自扶乩、上祭。道士们不遗余力地夸大金器的作用，说“饮金长生”，说在斋醮时用金器盛食物，可招来神仙下凡等等。但黄金毕竟珍稀，因此，嘉靖时期，宫廷日用器、陈设器，特别是斋醮时用的香炉、葫芦瓶、执壶、碗、盘等多见描金瓷器就不奇怪了。
明嘉靖 青花仙人捧寿纹梅瓶
明嘉靖 青花群仙祝寿图盖罐
嘉靖瓷器上具有典型道教色彩的纹饰繁复多样，几乎涵盖了代表道教文化的所有有形的载体和无形的理念。如人物纹有八仙过海、八仙炼丹、八仙捧寿，植物纹有灵芝、仙桃、万年松，动物纹有云鹤、白鹿、飞马、麒麟、三羊（开泰），此外还有暗八仙、祥云、八卦、寿山福海、仙槎等等。 总之，嘉靖一朝的瓷器除了一般的云龙纹、鱼藻纹、花果纹、婴戏纹瓷器外，便是道教色彩鲜明的瓷器了。了解这些背景，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嘉靖一朝瓷器的鉴赏。
纹饰多具“道教色彩”的嘉靖瓷器
“福禄寿三星”起源于远古的星辰自然崇拜，是古代工艺品装饰中常用的表现题材之一。古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赋予他们非凡的神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封建政府曾借助用于实施王道教化，道教也曾对他们大加推崇，以招徕信众，扩大自己的声势。虽然他们后来失去了高高在上的神威，却也因此获得自由，走入寻常巷陌，千家万户，成为古代民间世俗生活理想的真实写照。福——寓意五福临门，禄——寓意高官厚禄，寿——寓意长命百岁。道教创造了福、禄、寿三星形象，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愿，“三星高照”就成了一句吉利语。三星也是许多民间绘画的题材，常见福星手拿一个“福”字，禄星捧着金元宝，寿星托着寿桃、拄着拐杖。另外还有一种象征画法，画上蝙蝠、梅花鹿、寿桃，用它们的谐音来表达福、禄、寿的含义。
“松竹梅岁寒三友”，也是瓷器装饰的典型纹样之一，多以象征长青不老的松、象征君子之道的竹和象征冰肌玉骨的梅组成表达清高坚贞气节的松竹梅纹，因这三种植物都以不畏严冬著称，故名岁寒三友，又称三友图。岁寒三友题材源于文人画，文人画在元代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产生，采用松竹梅或梅兰竹菊等植物象征君子德行的风气，也影响到瓷器及其它工艺品的装饰。
道教思想体系，在文人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道家、道教美学思想向来有超越外在形式之美，追求内在的道之至美的传统。《道德经》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是中国美学注重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意境论和韵味说的理论基础。在庄子笔下，得道之人表现出精神人格上的自由潇洒和纯任自然的性情之美，这种灵动飞逸、主观缘情的美学观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美学的艺术精神、特质和境界，对文人画有较大影响。而唐末五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内丹心性学说，融合禅宗与内丹，是道教向老庄精神的复归，较之于外丹和符篆更具有内向型精神追求性质和文人气息，以全真道为代表，在元代发展到兴盛。“唯一灵是真”，表现心灵的自由之美和对道的体悟，“重意”正是深习道教的文人画家们的潜在心理结构。
在历代帝王中，崇道、崇佛者历朝均有，然而明代嘉靖皇帝的崇道之举以及笃信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历史上信奉佛教和道教最著名的梁武帝和宋徽宗，使那个时代的瓷器具有了鲜明的道教特色。明世宗朱厚熜笃信道教，他一即位就参加各种道教的活动，在他当皇帝的几十年里，他把皇宫变成了一个修道的场所和提炼丹药的实验室。他给自己起了一个道号叫：“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恩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管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从传世嘉靖瓷器看一些器型高大的器物，应该属于这批祭祀用瓷的范畴，如大龙缸、大罐、大酒坛、大瓶、大羹碗、大盘等。还有一些仿青铜礼器，如爵杯、豆、鼎、壶、炉等。各类瓷器常制成八方、六方、四方、长方、方斗形等，例如五彩人物委角方盒、五彩寿字方斗杯、八棱形葫芦瓶、八棱形直口瓶、长方式盒、八棱形盒、四方盖罐等，这些可能都是做道场或祭祀时的专门器皿。
嘉靖时期不仅瓷器的造型多做成祭器形状，而且纹饰也多具道教色彩。例如：以道教中的八仙、八卦、云鹤、莲花纹、八宝纹、如意纹、市字纹、璎珞及福禄寿三星等为纹饰内容。故宫还收藏有两件青花大盘，盘心绘画符篆。符篆是道教中道士们施法术的牒文，是道教教法中的重要部分，称之为法篆。道教法师们把它说成是太上神真的灵文、九天众圣的法言。道教篆文在唐代发展到鼎盛阶段，仅图文就有数百种之多，但在瓷器上做装饰仅见嘉靖一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