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圣”唐英
七千年前，新乐先民已开始制陶用陶
一宫两陵，见证清代琉璃瓦工艺巅峰
乾隆盛世陶圣唐英，沈阳是他的故乡
如果你到景德镇，在珠山脚下、昌江边上，与当地人交流时，你会发现他们对沈阳人有着格外的亲切与敬意。这种亲切和敬意来自唐英，来自杜重远，如果没有这两位与沈阳渊源深厚的人，可能景德镇就不会有今天的隆誉与繁兴，甚至连陶都的位置都难以保住。
我们知道，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圣人众多，文圣、史圣、诗圣、书圣、画圣、草圣、茶圣、酒圣、医圣、药圣、武圣……然而这些圣人几乎都在江南或是中原，其中只有陶圣唐英是东北沈阳人，东北只为中国历史贡献了这么一个“圣”。
然而对于陶瓷来说，只有这样一个圣人也就够了，也足以引起世人对沈阳的关注，对沈阳陶瓷的关注。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沈阳的文化史上，从来没有陶瓷的地位，更没有人来研究和整理，甚至还有本地学者认为沈阳根本就没有陶瓷史。这样的结果，对不起七千年前新乐先民制陶用陶的辉煌历史，对不起四千年前高台山“东北第一窑”的熊熊窑火，对不起唐英的圣名，对不起在沈阳确认辽瓷的“辽瓷之父”，对不起杜重远的肇新窑业和中兴景德镇的贡献，更对不起陶圣故乡和中国瓷谷的美誉。所以对于沈阳来说，陶瓷业和陶瓷文化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其实，在陶圣故乡的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陶瓷产业和陶瓷文化。从七千多年前的新乐古陶到两千多年前的秦砖汉瓦，从辽金时期的古窑古瓷到“一宫两陵”的黄瓦窑，从陶圣唐英的诞生到肇新窑业的辉煌，沈阳的陶瓷历史走过了一条可圈可点的文化之路。我们所缺少的只是对陶瓷文化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但是也必须承认，沈阳陶瓷历史的发展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亮点，但其发展却缺乏传承性和连续性，并且时有断档。这些都与沈阳地区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关，处于民族斗争前沿以及军戍性质的城市特殊性，导致了沈阳地区文化建设的不断被破坏，从而也失去了发展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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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陶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清代朱琰所撰六卷本《陶说》，在古代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有助于从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的“瓷路”两个层面深化人心与物性陶冶成器的认知与传播。
一、书籍之路视域中的《陶说》
作为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书籍在东亚文化圈诸方面的交流与传承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纽带作用。故较之东西文明之间的“丝绸之路”，有学者认为以“书籍之路”更得东亚的交流实质。
在东亚文化交流意义上讲，“书籍之路”与“丝绸之路”见证了中日两国之间深厚的交往印记，其中包括历代陶瓷文献在内的“陶书之路”同样为中日书籍之路与陶瓷之路衍生出独特的东亚交往新模式。作为两国“陶书之路”交流的初端，《陶说》无疑在其中起到了“文化使者”的重要作用。《陶说》，为清代朱琰著，全书共分6卷。分别以“说今”、“说古”、“说明”、“说器”为题，以饶州窑（景德镇窑）为重点，勾勒了古代陶瓷业发展各时期窑口不同器物的品类、特征与功用等内容，对研究中国陶瓷工艺的发展以及历代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陶说》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以后曾多次重刻，传本较多。同时，作为陶瓷文化传承的载体，《陶说》也被传入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通过梳理日本现有馆藏可知，多种版本《陶说》传入日本后既有重刻亦有译本。
二、《陶说》与日本馆藏文献考论
1、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馆藏的《陶说》。该版本隶属于《龙威祕书》为其戊集《古今丛说拾遗三十四种》戊3～戊4共计二册6卷。据版本信息为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石门马氏刻本。按：石门马氏，即是清代学者马骏良私人辑录的丛书，收录各种作品一百七十七种，共分为十集。
2、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馆藏《陶说》。该馆藏同样隶属于《龙威秘书》。刊本《龙威祕书》（1～10集）共计十册，原为津田左右吉旧蔵。集数完整且刊本众多。有具体时间者为第二集大酉山房嘉庆元（1796）刊本。
涵盖有陶说的第五集虽无具体刊本信息，但从序文后有“石门马俊良嵰山识男佩愉，佩忞全校”可知，应当晚于1796年。
3、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鲍氏知不足斋”版《陶说》。该版本《陶说》为6卷，其中2、3卷合一册，4、5卷合一册，共计四册。有乾隆39年，即1774年跋，印记有“听雪庵清赏”“海眉”“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等，外盒里有昭和甲午石隐道人的识语。
按“知不足斋”，乃是中国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藏书室“雅号”。据鲍氏所藏善本刊刻《知不足斋丛书》至道光间共刻成30集，收书207种。此外，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陶说》一册六卷，严格意义上说是据《知不足斋从书》本的抄本，其依据推断可以从同东京国立博物馆尚馆藏封面上的“金匮思慎堂藏版”字样以及线装帙入本亦有印记“听雪庵清赏”。另“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有乾隆47年即1782的序。此本外盒内也有昭和29年石隐叟的识语。
“金匮思慎堂藏版”中的“金匮”为“无锡”古时旧称，“思慎堂”为清代无锡的重要书坊。
以上二部《陶说》中的“听雪庵清赏”印记，据目前查找资料所知，只有江户时代中期的茶人石州流嘉顺派二代谷村嘉顺正胜以“听雪庵”为号。从茶与陶的密切联系来看：二代谷村正胜曾收藏过此两部陶说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其具体生殁年不详，不过从其父谷村三育殁年为宝历3年（1754）及其师清水道简的生卒年来看（1716～1783），其活动时期应当主要是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多至十九世纪初。由于目前研究条件所限，无法进一步根据文献确认其详细的内容差异。
4、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线装《翠琅玕馆丛书》中的《陶说》。左右双边，有界，小黑口，无鱼尾，9行21字。封面内有“光绪十年甲申冬十二月羊城翠琅玕馆校刊”字样。印记分别有“王秉恩”“常”“秉恩”“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得归茅屋”“太田书巢”“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
由封面内信息可知，此本是1884年广州翠琅玕馆校的版本，印记中“王秉恩”（1845～1928）为清末藏书家、书法家，华阳（今四川双流）人，曾在广州为官，并经张之洞推荐任广雅书局提调，民国后寓居上海，此本当是在广州为官时期所获。
“常”之印，详义不明，但由后“秉恩”印来看应该仍为王秉恩之印。“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中王芑庈无法准确断定所属，因为王秉恩及其子王文焘均无相关名号。虽然秉恩晚年多以古书、字画、金石换米渡日，但是从“华阳王”的字样来看，应该可以推断此书仍然属于王氏族人。后“得归茅屋”的印主也无法确认，据“得归茅屋”意义来看，很可能是引用杜甫旅居成都期间创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典故，印主应该还是成都地区人，进而判断依然可能是属于国人所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陶说》线装写本，在正文的页面上有“秀文斋”字样。遍查中日资料，找到“秀文斋”可能是指中国山东日照的印刷刻字的老字号“秀文斋”。据史料记载：“秀文斋起源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其创始人董佩琳，出生于康熙八年（1670），例赠文林郎，创建秀文斋刻字业，由于农业兴旺，延师课子，使其子董怀录成材。董怀录，字洛如，奎文阁典籍、例授文林郎、出任上海文富堂书局执行理事，负责刻版印刷“四大名著”，董怀录写字非常好，蝇头小楷，隽秀工整，美丽端庄，受到当局的器重，后其子董家驷长成，在文富堂书局当学徒。董家驷，勤奋好学，在文富堂不久，刻字、印刷样样都掌握的娴熟，在文富堂已是骨干”。
5、筑波大学图书馆馆藏写本《历代磁器谱》（2册）收录的《陶说》。目前同样受资料所限，其内容以及依据何种版本仍有待进一步考究。
6、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的一部内有朱笔，有虫损，印记为菩萨楼图书记《陶说》。该版本由葛西质（又名葛西因是）所点校的上善堂刊本经摄阳（大坂）种玉堂重印，此本有文化三年（1806）的序。此本在多图书馆均有馆藏。“上善堂”当是编修有《上善堂书目》的清代图书馆学家、藏书家孙从添（1692～1767）的藏书楼名。
上述东京国立博物馆亦有葛西质的合装写本陶说俗译稿，内有朱笔书入，但书写者不明。葛西质字休文，号因是，生于大阪居于江户，师从平沢旭山。林述斋，古注学派。著书有《通俗唐诗解》《老子辐注》。
三、结语
以上主要考察了《陶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各知名大学的馆藏文献情况，从陶书之路的个案典籍可以管窥蠡测，自清末民国以来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日本不仅西望“西洋”，同样也一直关注近邻“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烧造技艺与重视陶瓷文献的刊、刻、抄、印、藏等事宜。“陶书之路”的例证，体现了日本不断汲取中国陶瓷技术及陶瓷经典文献以发展自身的重要方略。透过现存日本各大图书馆的《陶说》考究，比照中国国内相关的馆藏文献，其内容可以说基本涵盖了现存的各个版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中日之间在陶瓷工艺上的交流，也可佐证日本陶瓷界广泛涉猎并收藏中国陶瓷典籍的“日积月累”、“代际层累”的持之不渝精神，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书写了重要的篇章。这也是日本惯于拿来并消化吸收域外文明以充实自身、文以开化的表现。
中国陶企与意大利陶企的文化差异
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哲学、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据此勇敢而极富睿智的意大利人深深地明白将物质产品直接上升到精神领域，非常具有思想→思维→思路性实现产品，从而得到产品实现。
笔者有位老友就是意大利一间建陶企业的美术工程师，此人是该企业备受尊重的人物。他每年的主要工作就是规划产品、设计产品、应用产品，不定期地走访本国米兰的时装设计大师、美国纽约及法国巴黎的时装设计大师，共同演绎建陶文化走向，并与世界级别的建筑设计师等文化艺术人士形成圈子探讨建陶文化的归宿。在他们眼中大力主张“天下无料(原材料)”、“天下无备(设备)”、“天下无砖(瓷砖)”纵情上游、衷情上游。具体说来，他们紧密地与上游企业的原材料商、设备商、设计商团结在一起，采用精益思想、精益文化、消灭浪费、降低成本，做足产品，形成体系，成为方法，为之可操作化。
而国人的建陶文化，借考古学用语来说,是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装、用具、同样的制作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据之建陶产品缺乏产品文化，自古及今将“产品”俗称为东西，缺乏产品的人格化提升和包装塑造，建陶企业容不了创造性人才和偏激性及固执性的本位本质主义人才，特别是学养、阅历、经验与判断型属边缘型的文化人才，这是差距的病根。于是乎，就文化而言判断有下几点：
人的思想、思维、思路的差异导致人人可以做建陶，致使年年做砖,年年难向前、进不了，向下、就撒手企业产品种类多，但做不精做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急功近利，不知品牌是何物做产品沙文主义做市场只推不拉盲目跟风、失身又失信。
这，可能就是中国陶企与意大利陶企在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地藏圣号由来
地藏王菩萨即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梵名乞叉底鹐沙(Ksitigarbha)。据《地藏十轮经》讲，由于此菩萨“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所以称为地藏。
菩萨因何名为地藏？据《三宝感应要略录》载：如来昔在灵鹫山时，地藏菩萨游行诸国，教化众生，到毗富罗山下，至乔提长者家。其长者家内，被鬼夺其精气，其家五百人，并皆闷绝，不醒人事，经于旬日。地藏菩萨见此情景，即作是念：‘实可苦哉，实可痛哉；世间有如是等不可说事。我今愍此众生，而作救济。’说此语已，便即腾身，往灵鹫山，白佛言：‘世尊！我见乔提长者家五百余人，皆被恶鬼夺其精气，闷绝在地，已经数日。我见是事已，生怜愍心，生爱护心，唯愿世尊，许我设此救济之法。令诸恶鬼降伏于人，令诸行者随意驱使，复令长者还得如故。’尔时如来，从顶上毫，放光万寻，照地藏身。与会大众各相谓曰：‘今日如来，放光照地藏身，此菩萨必成大法，教化众生。’时地藏菩萨白佛言‘我今有一神咒，能去邪心，复驱使诸恶鬼等。我念过去无量无边久远有佛，号烧光王。其佛灭后，于像法中，我住凡夫地。有一仙人，在俱特罗山，善行道术。我见众生被诸鬼所恼，如彼长者家无异。我于尔时作是誓愿：遇善知识，求学降伏之法。即往俱特罗山，语彼仙人。仙人心生欢喜，于三日内，授我预知万理，消除罪恶。又将一切恶鬼，招集我所，依师法教，调伏其心，令发道心。于须臾间一切地狱受苦众生，各乘莲花，诸苦停息。尔时仙人，见我得如是神力，与我授记，而作是言：汝于无量无边世，佛与授记，名曰地藏。于五浊世中，人天地狱，常当化身，救度众生，令离灾难，今见长者，如本无异。我今往彼家，特救护之。’世尊听许，菩萨往化，五百余人，一时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