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壶,英文Flagon,源于古代的一种酒具,用于饮酒斟酒时使用,有多种多样的分类,也有不同的材质,在明至清中期被称为执壶,到清晚期至民国时则通称酒壶,形制一般为四方形,圆柱形,器物外常绘粉彩仕女图及山水田园图。
明、清期间酒具多种多样,有的在酒乡绍兴制造,有的由外地传入,尤其是酒具质量、原料愈来愈高级,造型精巧、高贵。例如:在明至清中期的执壶,在造型上较前期秀丽,把高流长,施釉更为润泽,光可鉴人,纹饰更多,五彩缤纷。其釉色有青花、祭红、祭蓝、洒蓝、黄釉、白釉、豆青等,又有三彩、五彩、粉彩、软彩之分。纹饰有云龙、缠枝莲花、花卉、花鸟、草虫、海兽、山水、人物、暗八仙等。
明万历蓝釉执壶
明永乐甜白釉执壶
明万历青花酒壶
明代金欄手酒壶
康熙五彩桃形酒壶
明代五彩鸭形酒壶
明天启五彩酒壶
元代龙泉窑葫芦形执壶
明代嘉靖青花执壶(乾隆加盖)
明洪武釉里红执壶
金代磁州窑酒壶
自从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拍出了上亿元的价格后,元青花瓷器更加受到欢迎,成为艺术品市场上受热捧的宠儿。为什么元青花瓷器这么珍贵?它真的有那么值钱吗?我们应该怎样收藏元青花呢?
青花瓷是釉下彩绘瓷,是世界上最著名和瓷器史上生产数量最大的品种。
元朝时期,米纳依彩绘陶器使用含钴的氧化物绘制烧成釉下蓝彩的技术,传到了我国内地,为景德镇制瓷艺人掌握,烧出了纯深蓝色的霁蓝釉和闻名世界的精美的白釉下蓝花的青花瓷器。
优质的元青花瓷为元末景德镇特制
元朝有关的记述中没有提到青花,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波普博士根据英国人大维德收藏的一对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对照伊朗阿德比尔宫博物馆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大量元青花瓷器,进行了对比研究,提出了至正型青花的概念,使国际上产生了研究、收藏元青花瓷器的热潮。
此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元青花。其中有许多与大维德瓶的水平、风格相似。而也有的青花发色浅淡甚至灰暗,纹样简单,器型较小,并且可以确定这种元青花器的制作早于至正年。至正型的青花是使用伊朗青料绘制烧成。元青花大多数没有款识,后人即使见到精美的元青花,容易误认为宣德时期,洪武与永乐朝的青花也存在这种情况,只是最近20年才逐渐被区分出来。
元代青花瓷器的创制,是陶瓷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以后,以青花为主体的彩瓷成为瓷器的主流品种,以往一贯占主流地位的颜色釉退居次要地位,陶瓷美学上从以素雅为美的中古时代进入了五彩缤纷的近古时代。因此元青花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被学术界认识之后,就立即引起了艺术品收藏界的关注。元青花的市场价格一路飙升。那么这到底合理不合理?元青花究竟应该如何估价?
关于文物艺术品的估价问题,按照价值规律。实际上并非每一件元青花都是一级精品。造型、纹样都十分精美的属于一级珍品;器型较小、纹饰略简单的可列为二级和三级。
那么什么样的才是至正型的元青花呢?这就涉及至正型的元青花器的鉴定。
123下一页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已有130年的历程。其间收藏的器类始于制作精美、雅俗共赏的明清瓷器,继而扩展到玉器、金银器、珐琅器、牙雕等整个明清时代的装饰艺术,再进一步扩展到中国古代的青铜礼器、玉器、陶塑和佛教造像,并且随着西方对于中国艺术研究的深入,观众和收藏家逐渐领略到中国书画艺术的深邃文化内涵,最终全面地了解绵延不断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其收藏历程则见证了美国,或是说西方对中国文化艺术的认知过程,收藏过程中所形成的收藏家、赞助人和博物馆业务主任成功的合作模式和经验或许可以给国内的博物馆提供有益的借鉴。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它位于纽约市中心,面向第五大道,背临中央公园,自南向北跨越四个街区,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图一 、大都会博物馆外景)。大都会博物馆是一座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和艺术品种类繁多,有200多万件,涵盖了世界各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大都会博物馆设有17个部,亚洲部是其中最大的两个部之一。亚洲部的收藏按地域划分为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不包括中亚、西亚。亚洲部的收藏约有3.5万件,其中中国的文物、艺术品约有1.2万件,包括书画、陶瓷、青铜器、玉器、漆器、金银器、石雕、彩塑,还有相当丰富的纺织品和古典家具等门类。
收藏:收藏故事
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始于1879年,迄今已有130多年。这130年的收藏过程,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与历史认知的过程;也记录了收藏家、赞助人和博物馆业务主任的密切合作,充实大都会博物馆中国收藏的历史,他们成功的合作模式和经验或许能给国内的博物馆提供借鉴。
图二、釉上珐琅彩碗(清)
图三、青玉雕龙海(清)
图四、画珐琅对瓶(清)
1879~1915年:明、清艺术首登西方艺术殿堂
19世纪70年代末,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位董事、纽约有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埃弗利(Samuel P. Avery)将其收藏的1000多件中国明清瓷器转让给博物馆。这些藏品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外销瓷,也有一小部分明清官窑瓷器,其中不乏青花釉里红、单色釉和釉上珐琅彩的精品(图二、清,釉上珐琅彩碗)。1902年,另一位董事毕少普(Heber R. Bishop)无偿捐赠所收藏的中国玉器,随之捐赠的还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用于扩建展厅和布置陈列。这批收藏总数有1000多件,绝大多数是清代的玉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乾隆年间的精品(图三、清 青玉雕龙海),有造型典雅、做工精致的陈设摆件、仿古礼器、文玩,还有一件玉版填金的御制七佛塔碑记。此外,还包括300多件未完成的玉石标本,给其后玉器之琢玉、画线等工艺流程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继毕少普之后,纽约的收藏大家奥特曼(Benjamin Altman)在捐赠大批西方名画的同时,将所收藏的中国瓷器、珐琅器和鼻烟壶等一并捐给了大都会博物馆(图四、清 画珐琅对瓶),其中仅鼻烟壶一项就有近两百件之多。
从埃弗里首次捐赠的1879年到奥特曼捐赠的1915年,前后的30多年是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中国艺术的第一个阶段,也是美国人认知中国艺术的早期阶段,此时美国收藏家大多偏爱色彩绚丽、工艺精巧的明、清瓷器和装饰美术,对中国历史悠久的古代艺术和文化尚未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图五、鎏金青铜佛立像(北魏)
1915~1945年:远东部的成立和中国艺术的扩充
从1915年到1945的30年是大都会博物馆中国艺术收藏的第二阶段。这30年里,美国有幸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度过了二十年代末的大萧条,经济稳步上升,文化事业日渐发达。西方开始认识到中国艺术内涵丰富,历史悠久,是世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收藏在此阶段有了显著的增长。创立摩根大通的美国银行家摩根(J. Pierpont Morgan)时任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主席,他对中国文物艺术饶有兴趣。在他的带领和倡导下,许多热心人士或是捐赠自己的收藏,或是慷慨解囊资助。1915年,大都会博物馆成立了远东部(1986年改名亚洲部),特地从欧洲请来一位研究中国文化的荷兰学者波世莱兹(S. C. Bosch Reitz)担任远东部的主任。波世维兹虽然是陶瓷专家,但是他并非仅仅关注陶瓷,而是颇具开拓和发展的眼光。在他的指导下,大都会博物馆不再只是依靠收藏家的随意捐赠,而是开始有目的地寻求和收购中国艺术文物,开始收藏中国历代的陶器、瓷器,譬如建窑和磁州窑的瓷器,借以展示中国陶瓷史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地区特色;同时也开始收藏中国的青铜器、佛像和丝织品。波世维兹在任期内收购了为数众多的北魏至辽代的佛教艺术珍品,包括石雕佛像、鎏金铜佛造像、夹纻脱胎的干漆佛像和三彩罗汉塑像,其中北魏初年的释迦立像是目前仅存的大型鎏金铜佛之一(图五、北魏 鎏金青铜佛立像)。佛像高大雄伟,丰满的脸上略呈微笑,在威严中透出一股慈祥,宽大的袈裟从肩上垂下,衣纹排列均匀,富有韵律感。两尊三彩罗汉造型准确,比例匀称,神情栩栩如生,展现出辽代雕塑艺术家的深厚写实功力。在此期间博物馆还接受了美国石油财团股东洛克菲勒(John D. Rockfeller Jr。)和夫人捐赠的中国佛像,其中北魏正光五年(524)的鎏金青铜弥勒佛造像是不可多得的珍品。造像保存得相当完整,包括弥勒佛、佛像前和两侧的菩萨、随侍、力士、狮子和佛像身后镂空的背光。佛像通体鎏金,虽历经千年,仍然光彩照人。
与此同时,博物馆还聘请了对中国文化艺术深有造诣的西方人士福开森(John C. Ferguson)担任中国文物收藏的顾问,也相当于博物馆驻中国的收购代理。福开森是加拿大传教士,19世纪晚期到中国传教时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此潜心研究中国文化,成为当时有名的“中国通”。他跟同时代的很多中国鉴赏家、古董商、知名藏家与上层人物交往密切,并将中国传统的鉴赏和研究方法介绍到西方。
图六、青铜礼器(原端方旧藏,西周)
福开森为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了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帮助收购了数件举世闻名的古代青铜器,包括传河北易县出土的、有长篇铭文的“齐侯四器”和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图六、西周青铜礼器(原端方旧藏))。齐侯四器是春秋时期的齐侯嫁女的媵器,有鼎、敦、盘、匜各1件,其铭文字体端正、笔画秀丽,历来为金石学家称道。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共有14件,包括禁、卣、尊、盉、爵、角、觯、斗等,其中的青铜禁是稀有品类,目前只有3件存世,大都会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各有1件。这批青铜器原先是清末收藏家端方的旧藏,端方去世后,家道中落,他的后人决定出售。大都会博物馆依靠福开森从中斡旋,最终以有史以来数目极为可观的资金购买了这堂珍贵的文物。此外,福开森还帮助大都会博物馆收购了中国书画和汉代陶器。
华夏文明很早就孕育了“文房”之称,墨、笔、砚、纸被誉为“文房四宝”。其实用于绘画、书法的文化艺术的工具来说仅是四样之宝,就已受文人喜爱、珍藏重视。这四宝是最基本的工具,明清尤为大量发展了一切文房所需之物,对这些文具辅助工具也是精心设计、购置、摆设。至使其成为书房里书案上的装饰、陈设之工艺美术品。这时期出现了许多佳品。文房用具品类繁多、制作精良,有笔筒、笔架、笔洗、笔舐、臂搁、镇尺、水丞、墨床、印泥、印盒、印章等。
1、笔架:笔架亦称笔格,是架置毛笔的一种器具,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南北朝时就已有笔架的记载,但传世品还不曾发现。唐代笔架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但从文献来看,此时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宋代笔架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到了明代,笔架成为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质地多以玉石、陶瓷、象牙等作成,有方形、圆形、长方形、龙形、山峰形。为文房常用器具之一。
铜质海龙纹笔架(清)
如白玉雕松柏人物笔架,清中期作品,通体青白玉质。为新疆和阗玉琢成。镂雕,拱形。桥面横向阴刻木纹,其下竖向阴刻木纹,似以两层木头叠成。桥身下作两排木桩支撑,旁为小舟,乘二人,桥侧为浓密的松树、花木,桥上行人有骑驴、挑担、负载者;一人独坐歇息,观赏风景。设计精巧,雕琢精细。表现了南方水乡生活。树空间可架笔,为清代中期望文房用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中,仅此一件桥形笔架,弥足珍贵。
2、笔筒:除使用外,有许多精良作品,已经成为世人喜好收藏的工艺美术品了。
笔筒制作有许多材料,有木质、竹类、陶瓷,还有用玉石、普通石、树根、象牙制成插笔的器具。在圆筒形多以书画作为装饰,为文房必备器具之一,并广泛在书房的书案上做为陈设品。
如紫松檀嵌螺甸梅花笔筒,清中期作品,通体以紫檀木制成,筒体四周嵌染、玛瑙、玉石、松石加以光彩五色的螺甸,表现花鸟互语,意长寿,动、植物均表现体态自然,构图优雅,配色生动与紫檀木的褐色浑然一体,是清中期的紫檀木雕作品中的优秀作品。
竹雕竹林七贤笔筒(清)
笔筒的制作除了材质的不同,绘画技法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世纪初期,江西景德镇的瓷画艺人对传统粉彩画法加以改造,用粉彩原料在瓷器上绘制中国画,形成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瓷绘名家流派。余文襄,又名恂松,别号华舜,斋名“清平画室”“名泉古屋”,师承“珠山八友”之一的何许人,擅长绘画雪景。他的雪景画构思严谨,极富诗意,被誉为“雪景大王”。
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大约出现在明朝中晚期。笔筒因使用方便,很快就风靡天下,至今仍盛而不衰。
3、笔洗:洗刷毛笔的一种器具。古用贝壳、玉石制作;宋代已有典雅的瓷笔洗问世;明代还用铜制作的小盂作笔洗,历代多以玉、陶等制作,较为丰富多彩。型多为扁圆形、青花瓷为多,上饰各种花纹图案,极富朴素、文雅和庄重感。
如仿官釉桃式洗,清雍正乾隆两朝仿宋代官釉器极为成功,釉质多样,莹润凝重厚。这件洗呈桃形,外壁塑贴带枝叶桃实,洗内有大开片,外底中心有3个芝麻大小的支钉痕,周围环以14个支钉痕。通体施粉青釉,釉面滋润,造型别致,工艺精细,是瓷洗中的精美之作。虽无款识,但明显具有雍正仿官窖器的特征。
如仿哥釉叶式洗,清乾隆,清代雍正、乾隆时,景德镇仿宋代官、汝、歌、钧、定等名窑作品非常成功。哥窑器中的朱色、粉青、灰青釉等,无不仿制。造型多为葵口碗、琮式瓶以及笔筒、笔洗、笔架等文具。这件洗呈树叶形,釉色粉青、釉质莹润,通体釉面被粗且深、细而浅的两种纹线交织切割,俗称“金丝铁线”。外底有芝麻大小的支钉6个,外底中心青料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双行6字方款。此器造型典雅,釉面纹片富韵律感。
4、水丞:贮砚水的小盂。无嘴,多属扁圆形,制作古朴雅致,为文房一重要器具。
白玉水盂(明)
如婴戏水丞,清中期,青白玉质,器形由五童婴环抱水丞组成,五童婴形态各异其中一童婴趴在丞中戏玩,四童婴环抱于圆丞外围或逐飞禽或贪戏玩,表情活泼天真,这类题材的器皿在明清时期较多见,是当时盛行的吉祥图案之一。
5、臂搁,即以竹、象牙材料刻制成的临书枕臂的器具。上雕有丰富的图案,成为一件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又是一件具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品。
如象牙雕竹节式壁搁,清中期,以写生小品为题,仿自然微弯的根部竹节形式精刻而成,臂搁正面下部微缩、根节窄密,根须及根楂伸张形整自然,根上保留二节竹杆,有一根侧枝,权叶分生,顺着主杆向上伸延,叶片或直或折或被虫蚀,均刻画的维妙维肖,恰到好处。壁搁背面二节空心竹体内,以镂刻方法,刻有晴蜓、天牛须蝴蝶各一只,栩栩如生。
刻人物象牙臂搁(清末民初)
这件象牙刻竹节式臂搁,受竹刻影响较深,正面的浮雕,芽枝攀附而立,意趣横生。背面镂刻的昆虫中那上翘的蜻蜓尾,细如发丝的天牛须,张立的蝶翅以及昆虫身上的点纹、圆纹,如叶脉线纹的羽翅,均刻画的细致入微、形态逼真,是清代象牙雕刻工艺品中的杰作。
红雕漆文房用具一套:清中期,通体雕红漆,在桌式小几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一套文房用具:两支红雕漆管紫毫笔,左侧有“佩文诗韵”的册匣及红委角雕漆勾连纹方形盒。盒内有黑色“三希堂”墨、朱色海水云龙纹墨各一块。几中间部分有两个狮纽的雕漆方拿,分别装有白玉印章和掏丝珐琅印泥小盒。几右为红雕漆圆柱形盒,内装掏丝珐琅笔圈及镇纸4个,右下为红雕漆砚盒,内装松花江石砚。以上各件雕漆盒底部都与漆几连在一起,设计新颖,刻工精细,小巧玲珑,提携方便,专供皇帝出行时使用,它既有实用价值,又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以上列举的文房用具,均为我国文人墨客收藏的艺术品。
在土耳其托普卡珀博物馆中的中国和日本陶瓷收藏可以说是其馆藏中最宝贵的部分。其中主要以中国陶瓷藏品为主,包含了宋,元,明,清时期的青瓷,蓝白瓷,单色瓷,彩色瓷共约一万多件中国瓷器收藏。该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是当今世界上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收藏之一。1354件14至15世纪的青瓷、40件元青花及54件明早期青花是宫藏至宝。元和明早期青花无论产地,皆为奥斯曼苏丹的御用之器。
托普卡帕宫藏品囊括13至20世纪初中国销往奥斯曼帝国兼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的种种瓷器,是中国从陶瓷生产,制造和远销贸易历史与发展的重要佐证。
吴念亲:著名玉器鉴定专家、央视《鉴宝》栏目玉器专家、河南卫视《华豫之门》栏目鉴宝专家、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副主任清代玉器
清代(公元1616年~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大一统政权。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玉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是我国古代玉器史上的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堪称玉文化发展的顶峰。
清代玉器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从顺治到雍正时期,为早期,这一阶段战乱频频,玉器行业也处于萧条状态,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期,其特点是玉器品种和数量较少,也没有新的发展和特色;二是从乾隆至嘉庆时期,为中期,这一阶段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加上乾隆皇帝对玉器的情有独钟,促进了玉器行业的蓬勃发展,可以说是鼎盛期,其特点是玉器在品种数量和制作工艺上都较以往有超越性的突破;三是从道光至宣统时期,为晚期,这一阶段战端又起,内忧外患,玉料来源受阻,玉器行业萎靡不振,可以说是衰落期,其特点是宫廷制玉有所衰退,但民间市场仍较为活跃。
清代玉器用料主要是温润细腻的新疆和田玉和晶莹剔透的缅甸翡翠。清康熙年间吴三桂追击南明永历帝入交趾,开通了缅甸翡翠进入中原的路线,乾隆年间西域的分裂割据和叛乱得到平定,又打通了新疆和田玉内运的道路,这两点都有效地解决了清代玉器制作的玉料来源问题。
清代制玉作坊由宫廷直接控制的有十处,北京有养心殿造办处和内务府匠作处,南方以苏州专诸巷最为出名,扬州玉作以善于雕琢大件玉器闻名。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圆雕、浮雕、镂雕、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糅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加工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
清代玉器品种和数量很多,可谓集古今之大成,大致可分以下五类:
一、仿古器 仿古对象广泛,凡古代的玉器、青铜器和陶瓷器等皆为模仿的对象,有形制、纹饰仿古,有的作旧,有的在同一器物上同时并用龙山、西周、宋代三个朝代的纹饰,并刻上乾隆御题。
二、生活实用品 有碗、杯、盏、盘、壶、尊、钵、盒等,新增器型有鼻烟壶,兼有放鼻烟与玩赏功能,早期为仿鱼、茄子、古瓶形,后期几乎都是扁体、短颈、小口形。
三、文房用具或陈设 有实用的文具和非实用的玩赏品,器型主要有笔管和笔斗、笔筒、笔架、砚、镇纸、臂搁等。陈设用的主要有花觚、花插、香亭、香炉、香熏、悬磬、悬钟、山子、佛、人像等。
四、礼仪用品 有少量礼器,如璧、圭、玉册等。
五、佩饰 玉带钩与玉带扣做工比明代精巧,花样繁缛;玉扳指,玉手串和玉手镯非常流行;各种人物、动物、植物题材的佩饰数量很大;带有“子冈”款的玉牌最多,这类玉牌多长方体,正背两面多刻人物、山水、植物、诗文等。
清代玉器的纹饰融会贯通了历朝历代的特点,新创的花鸟、虫草等纹饰丰富多彩,在玉器上出现了御制诗以及各种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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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西瓦乐大维德爵士(SirPercivalDavid)被赞誉为西方世界最为伟大的中国艺术鉴赏家与收藏家,自1927年起,倾其毕生精力与心血,辗转于欧亚之间,建立了世界上最为精彩并最具有影响力的私人中国陶瓷收藏,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瓷相媲美。1952年,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于伦敦成立,向全世界的瓷器爱好者展出其收藏成果。2009年,英国大英博物馆开放95号展厅永久展出大维德爵士的中国陶瓷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