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出现了建筑用的板瓦和筒瓦。瓦当即筒瓦之头，是在筒瓦的窄端加上圆形或半圆形的头。其作用是为了蔽护屋檐，防止风雨的侵蚀，延长筒瓦的寿命；同时遮挡板瓦之间的缝隙，增加建筑物的牢固与美感。瓦当的形状有半圆形和圆形。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古代建筑均用瓦当。
中国的瓦当始于西周。在陕西扶风召陈村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瓦当为半圆形，瓦当外圈有几道弦纹，当心为三角形，中间为重环纹，线条流畅简洁。西周的瓦当纹饰以重环纹为主，可以看出是受西周青铜器的影响。春秋瓦当以绳纹为主；战国瓦当有素面和带花纹或文字者两种，各地所出花纹瓦当各具特色；周瓦当以饕餮纹为多，但已简化，仅突出其双目，以后逐渐转为卷云纹；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瓦当以饕餮纹和山云纹为多，还有少量的对鸟纹；临淄齐故城出土的瓦当以树木双兽纹及树木卷云纹为多，还有“天齐"、“千秋万岁”等文字瓦当。
上述这些瓦当都为半瓦当。战国时期秦遗址出土的多为圆瓦当，纹饰有鹿、虎、豹等；安徽寿县寿春城楚郢都故址出土有风云纹圆瓦当和三角树云纹瓦当，纹饰图案别具一格。m.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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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当
陶质建筑构件，是古代建筑物檐头筒瓦前端的片状瓦头，有遮挡风雨侵蚀、保护延长建筑物寿命的作用。瓦当源于中国，日本、朝鲜的古建筑物上也普遍使用。始见于西周中晚期，陕西扶风西周中晚期召陈建筑遗址发现的大量瓦当，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瓦当。瓦当直至明清时代仍被沿用。瓦当一般用黄土烧成，因胎厚、烧制时间较长，火候较高，故胎质坚硬呈铁灰色，色泽表里如一。瓦当初为半圆形，战国晚期出现圆形，秦汉时圆形逐步代替半圆形。半圆瓦当的制法是先用泥条制成圆片形瓦头，然后在瓦头边缘盘筑成筒，再用细绳或竹、木刀将圆筒剖成两半。战国至秦时的圆形瓦当，最初是先制出瓦当心，然后用泥条粘压在筒瓦上；后期采取瓦当心与边轮一次范制成，接于筒瓦上。这个时期的瓦当边栏窄，当面小。汉代瓦当采取整体结构一次成型，瓦当边栏宽，当面最大。由于时代与地域不同，瓦当在式样与纹饰上也存在着明显差别。陕西省扶风县召陈衬出土的西周中晚期半瓦当大部分为素面，也有些刻划粗绳纹、细绳纹及重环纹。战国时期瓦当各地出土不少，多数带花纹或文字，燕国以饕餮纹为主，齐国以树形纹最多，周也以饕餮纹为主，但以简化，仅突出其双目。秦瓦当纹饰取材广泛，山峰之气、禽鸟鹿獾、鱼龟草虫皆有，图案写实，简明生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兴土木，咸阳、临潼、西安出土的大量瓦当正是极好的例证。这时的瓦当纹饰以动物形象居多，有鹿、四灵、双獾、夔凤、鸿雁、鱼及变化的云纹。画面写实与写意相融，图案构思设计巧妙，有将画而一分为二，也有一分为四的，在对称中求变化，均衡自然，富于生气。汉代瓦当艺术达到顶峰。纹饰题材有四灵、翼虎、鸟兽、昆虫、植物、云纹、文字及云与字、云与动物等。出现了以瓦当心乳钉分隔画面的布局形式。带字瓦当有一字至十二字不等，内容有吉祥语如“长乐未央”、“与天无极”等，也有标明建筑物宫毁、署、陵寝等名称与用途的。图案大都表达某种理想和意愿。魏晋南北朝瓦当的当面较小，纹饰以简云纹为主，文字瓦当锐减。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瓦当纹饰出现忍冬与莲花。唐代莲花纹瓦当最常见，文字瓦当几乎绝迹。宋代始用兽面纹瓦当。明清多用蟠龙纹瓦当。
战国秦汉陶瓷
（一）战国陶瓷
1、战国时期的陶瓷
战国陶器仍以灰陶为多，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种类有日用器具、陶明器、建筑用陶及少量陶制生产工具等。
战国时期的的日用陶器，主要是泥质灰陶，釜这类的炊器则为夹砂灰陶。一般烧成温度较高，胎质坚硬。常见的器形有：作炊器的釜和甑，作盛器的罐、壶、盆、钵、瓮，作饮食器的碗、豆、杯等。由于各国文化传统不同，各国陶器在形制等方面差别很大，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烧制出较多的大形陶器，如高82、口径41、腹径90厘米的瓮，高55、口径88厘米的釜等，表明此时陶器成型、烧成技术已很高，为秦代烧制高大兵马俑打下了基础。
战国时期由于丧葬制度发生了变化，贵族们也渐用陶礼器代替青铜礼器随葬用木俑或陶俑代替人殉，所以战国时期陶仿青铜礼器的明器迅速发展，陶俑较多出现。陶礼器主要有鼎、豆、壶、簋等，而且制作精良，磨光、暗花、朱绘线刻等装饰广为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陶工艺，推动了陶器业的发展。特别是战国陶俑的出现，为我国陶器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品种，影响非常深远。请读者注意战国陶俑的特点：体小（高5-15厘米），火候很低，制作粗糙，有些身上还留有明显的刮削痕迹，带有很大的原始性。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大兴土木，建造城市和宫殿，因而建筑用陶发展迅速。战国建筑陶器的品种，有前一时期已经出现的陶水管、陶瓦（筒瓦和板瓦）、瓦当，铺地砖（方砖和长方砖）的基础上，此时新出现了建筑陶空心砖和陶井圈。空心砖长一米左右，作长方形条石状，内部空，壁厚2-3厘米，外部饰有花纹，主要作用大型建筑的踏步和台阶，也用以修筑坟墓的椁室。另外，战国时期还出现断面呈"几"字形的花砖和长方形凹槽砖战国陶井圈呈直壁圆筒形，每节高30-50厘米，口径60-100厘米，大多为泥质灰陶，圈壁上挖有几个小圆孔，以便井外的水渗入井内。战国陶井圈的特点是：时代早的体高，口径小，时代晚的体矮、直径大，外表拍印绳纹。
印纹硬陶仍然是战国时期一个重要的陶器品种，分布范围广，以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使用尤为普遍。此时印纹硬陶的烧制技术较前有所提高，胎体基本烧结，胎质坚硬，多呈紫褐色或砖红色。器形不多，主要有瓮、坛、瓿（大口深圆腹圈足成盛器）、罐、钵、孟等贮盛器。纹饰以米字纹、方格纹、回纹及堆巾的旋涡纹、S形纹为主，前一时期常用的曲尺纹、云雷纹已很少见了。由于各地文化传统不同，器形、纹饰各有特点，有的差别还很大。
2、战国时期原始瓷
战国时期原始瓷的生产和使用较西周春秋更加进步和广泛，胎泥处理更精细，火候更高，釉色更稳定，成型更先进：由前一时期的泥条的盘筑改进为多轮制成型。这时的原始瓷胎细，致密坚硬，多为灰、灰白色，亦有紫色等。釉厚薄较均匀，多里外满釉，一般呈青色或青上泛黄，不太容易剥落。纹饰很少，主要有S形纹、栉齿纹，碗盘内底往往有一细密的由里到外的螺旋纹，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纹。主要器形有饮食器碗、盘、钵、孟、盅、碟、鼎、等，及仿铜礼器、鼎、钟、于等。
战国原始瓷的烧成窑炉有馒头窑和龙窑，但都不太大，而且往往仍同印纹硬陶同窑烧造，并且除少数扁圆垫珠外，没见使用其他窑具，所以烧成的质量不一，成品率不高。战国原始瓷在当时还是一种较高档的用器。
我国原始瓷的发展到战国晚期受到一次严重挫折。由于那时各国战争频繁，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原始瓷产地（主要还是江、浙带）的生产设施、技术力量被严惩摧残。从考古资料看出，战国晚期原始瓷产量大减少，窑址发现极少，甚至有些地区一度中断生产。这使我国原始瓷未能顺利发展成熟瓷器，而在秦汉之际有一个恢复、再创原始瓷生产的过程。
（二）秦汉的陶器
按照不成文的惯例，无论讲中国陶瓷史，还是讲中国古陶瓷的鉴定，秦汉以后重点讲瓷，陶器越来越少了，宋元以后基本不讲陶器。基本原因我认为是内容不丰富因而只能择要讲述，再者，各时期瓷器的器形、装饰、工艺等等均代表了当代陶瓷生产的面貌。本书亦持此惯例。
秦汉陶器成就最显著者，是下面几种：
秦兵马俑：
这是我国古代灰陶制造水平最高的作品，是我国北方陶俑雄健朴素、明快洗练风格的最辉煌的杰作。关于它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化艺术上的伟大意义，论述已很多，并正在不断地深入研究。这里只讲它的作为一种陶器的特征：秦兵马俑在制作方法工艺上，集商周以来数千年我国制陶工艺技术之大成，用模、塑结合的方法，分部位（头、手、足、躯干等）合模制作、套合、粘接成初胎（叫定型），再于表面覆加细泥，运用塑、捏、堆、贴、刻、画结合的艺术手法制成。在烧成上，我们从众多陶俑皆质地坚硬、通体无形变等特点看出秦兵马俑制作时，胎泥配制成份严格统一，干湿程度非常恰当，火候恰到好处，陶色统一，等等，确是达到了当时制陶的最高水平，说明了当时已经建造了容积相当大的窑，能较准确地控制窑内烧成的还原气氛。（关于窑炉气氛概念我们下面讲到）。秦兵马俑不少还进行了彩绘，画有大红、朱红、紫红、粉紫、中黄、土黄、桔黄、深绿、粉绿，及灰、白、黑等色彩。这些鲜艳的色彩由于出土后被氧化，观众已很难辨认了。
下表介绍的秦兵马俑的化学成份及物理性能，会帮助读者更准确认识这种特殊陶器：
SiO2
Al2O3
Fe2O3
TiO2
CaO
MgO
K2O
NaO
吸水率
火候
陶俑
65.66
17.45
4.67
0.87
4.16
3.82
2.00
8.87
940℃
陶马
64.34
16.51
4.22
0.70
0.45
3.21
3.87
1.92
5.62
805℃
汉代的陶塑、陶俑：
西汉的陶塑继承了秦代艺术风格，深沉雄大。东汉陶塑，以四川陶俑最为典型，造型生动活泼，手法简洁洗炼，具有浓厚的生活与时代气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四川汉代陶俑多为泥质红陶，火候较低，胎较粗松。
汉代的铅釉陶：
我国带釉陶器早在商周时期即有发现，但生产少。西汉宣帝以后，在关中、河南等地较多出现，东汉普及全国，数量大增，成为汉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陶器品种。这种釉陶器，胎体是陶，釉是以铜和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铅的氧化物作助熔剂的釉。铅釉陶烧成温度低，大多为700℃，所以叫低温铅釉陶器。铅釉陶器的特点是：釉的熔融温度低，高温下粘度小，流动性较大可以比较均匀地覆盖在器物表面，冷却后的釉清澈透明，平整光滑，玻璃质较强，指数较高，光彩照人，有很高的装饰作用。由于烧成温度低，胎体不结实，釉中铅含量高，所以不大作食器，大多作装饰器和明器，汉代几乎全作明器，器形有：鼎、盒、壶、仓、灶、井、水碓、磨、楼阁、池塘等等。
汉代铅陶的大量烧制成功，不仅是汉代陶器的一大成就和特点，开我国低温釉陶大量生产之先河，而且对我国汉以后陶器生产影响深远，唐代的三彩陶，宋明的琉璃釉陶均是其发展。
讲到这里，为了今后便于从本质上辨别鉴定陶瓷器的釉色，我们要稍为多讲点釉的呈色机理。先从汉低温釉陶的釉的成份说起。据研究，汉铅釉中的绿釉的化学组成为：
SiO2
Al2O3
Fe2O3
PbO
CuO
33.86
6.20
2.31
46.89
1.26
其中氧化铅（PbO）为助熔剂，氧化铁、氧化铜为呈色剂。铜和铁是我国古代陶瓷釉常用的呈色剂，铁尤其用得普遍。当釉中氧化铜含量极少而氧化铁含量较高，并在氧化焰中烧造时，氧化铁含量在3-5%釉成褐色或褐黄色，氧化铁含量在5-8%，则成黑色。铜更是一种呈色功能很强的呈色剂，釉中氧化含量只要达到0.5%，经氧化焰烧成釉呈绿色。
请读者务必记住"氧化焰"，"还原焰"这两个常用术语。它们的概念如下：
氧化焰：燃烧时供氧不充足，燃烧不完全，具有还原作用的火焰。这种情况下窑炉内的烧成条件叫做还原气氛。烧白釉、红釉、青釉、青花等瓷器，都需要还原焰。
秦汉的建筑陶：
秦汉时期的建筑陶，无论是质量和花色品种，生产规模和烧造技术，都较前一时期有显著的进步和扩大，后人常用"秦砖汉瓦"来代称，形容其遗物多而精美。我曾用"秦汉建筑用陶艺术化"来概括此时建筑用陶品种繁多，图案花纹精美、烧制工艺先进的盛况。此时的砖、瓦、瓦当等都有美丽的纹饰图案，空心画象砖，四川筑墓用画象砖已成极其珍贵的艺术品。
关于秦砖汉瓦的具体的时代特征、纹饰内容等，相当多的专著文已有详细研究，本书不能细述了。
汉代灰陶器多为明器，造型独特，时代特征非常鲜明。
屋檐下的收藏--瓦当
瓦当，又称“瓦挡”或“瓦头”。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为瓦当，瓦面上带著有花纹垂挂圆型的挡片。瓦当的图案设计优美，字体行云流水，极富变化，有饕餮纹、云头纹、动物纹、文字纹、几何形纹等等，为精致的艺术品。从考古中发现，瓦当最早产生于西周时期，陕西曾经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素面瓦当及饰有重环纹的图案瓦当两种，形制均为半圆形，也就是瓦当发展之初的基本形制。
收藏前景
在众多的收藏品中，瓦当可以说是“冷门”。尤其是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在大多数“经济效益”为前提的投资者眼里，瓦当的投资收藏价值显然是相对较弱的。不过最近几年，随着拍卖市场的火热，瓦当拓片市场也是水涨船高，如赵之谦题朱拓汉苍龙白虎瓦瓦当（一张）为22.4万，愙斋手题瓦当拓片为12.32万。
收藏须知
瓦当从材质上分，主要有灰陶、琉璃和金属瓦当三个类别。在天水，民间多为灰陶，庙宇多用琉璃和金属青铜、黄铜、铁瓦当等。陶瓦当中有红陶和灰陶两种，据说，灰瓦是最古老也是最常见的瓦当。陶土瓦当从西周到明清时代，一直到目前，仍然是瓦当中最主要的品种；
从形制分类有，半圆形、圆形、大半圆形三种。西周瓦当全部是半圆形；春秋战国瓦当以半圆形为主，已有个别的瓦当为圆形；秦汉瓦当以圆形为主流，半圆形被淘汰；东汉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瓦当开始走下坡路甚至绝迹；
从纹饰分类有，图案纹、文字、图像和文字合用三种瓦当。秦瓦当，直径多在15厘米左右，中心为一圆钮，圆钮外围有一圈小乳钉纹，四面对称均衡地分布着四朵蘑菇形云纹；两汉文字瓦当，其文字数从1字至12字不等，但没有11字瓦当。其中，4字瓦当最常见；东汉瓦当日趋衰落，文字瓦当字数无规则、无特点，但有完整的画面。
目前市场主流收藏是秦汉时期的瓦当，主要出土于河南、陕西和山东三省。其中，陕西是秦汉都城所在地，出土瓦当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陕西乃秦汉故都，彼时以关中为中心，殿宇陵阙、离宫别馆绵延不绝。旧时关中秦砖汉瓦俯拾皆是”。像“鼎湖延寿宫”当、“益延寿宫”当就分别是汉武帝在蓝田鼎湖延寿宫和甘泉山甘泉宫中特有的产品。对于瓦当收藏，陕西西安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收藏瓦当不仅有美的艺术价值，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丰富美丽的图案及其丰富的寓意，就像镶嵌在民间的精灵，留给人无限的遐想。
陶瓷品种知识——瓦当
陶质建筑构件，是古代建筑物檐头筒瓦前端的片状瓦头，有遮挡风雨侵蚀、保护延长建筑物寿命的作用。瓦当源于中国，日本、朝鲜的古建筑物上也普遍使用。始见于西周中晚期，陕西扶风西周中晚期召陈建筑遗址发现的大量瓦当，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瓦当。瓦当直至明清时代仍被沿用。瓦当一般用黄土烧成，因胎厚、烧制时间较长，火候较高，故胎质坚硬呈铁灰色，色泽表里如一。瓦当初为半圆形，战国晚期出现圆形，秦汉时圆形逐步代替半圆形。半圆瓦当的制法是先用泥条制成圆片形瓦头，然后在瓦头边缘盘筑成筒，再用细绳或竹、木刀将圆筒剖成两半。战国至秦时的圆形瓦当，最初是先制出瓦当心，然后用泥条粘压在筒瓦上；后期采取瓦当心与边轮一次范制成，接于筒瓦上。这个时期的瓦当边栏窄，当面小。汉代瓦当采取整体结构一次成型，瓦当边栏宽，当面最大。由于时代与地域不同，瓦当在式样与纹饰上也存在着明显差别。陕西省扶风县召陈衬出土的西周中晚期半瓦当大部分为素面，也有些刻划粗绳纹、细绳纹及重环纹。战国时期瓦当各地出土不少，多数带花纹或文字，燕国以饕餮纹为主，齐国以树形纹最多，周也以饕餮纹为主，但以简化，仅突出其双目。秦瓦当纹饰取材广泛，山峰之气、禽鸟鹿獾、鱼龟草虫皆有，图案写实，简明生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兴土木，咸阳、临潼、西安出土的大量瓦当正是极好的例证。这时的瓦当纹饰以动物形象居多，有鹿、四灵、双獾、夔凤、鸿雁、鱼及变化的云纹。画面写实与写意相融，图案构思设计巧妙，有将画而一分为二，也有一分为四的，在对称中求变化，均衡自然，富于生气。汉代瓦当艺术达到顶峰。纹饰题材有四灵、翼虎、鸟兽、昆虫、植物、云纹、文字及云与字、云与动物等。出现了以瓦当心乳钉分隔画面的布局形式。带字瓦当有一字至十二字不等，内容有吉祥语如“长乐未央”、“与天无极”等，也有标明建筑物宫毁、署、陵寝等名称与用途的。图案大都表达某种理想和意愿。魏晋南北朝瓦当的当面较小，纹饰以简云纹为主，文字瓦当锐减。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瓦当纹饰出现忍冬与莲花。唐代莲花纹瓦当最常见，文字瓦当几乎绝迹。宋代始用兽面纹瓦当。明清多用蟠龙纹瓦当。
战国青瓷研究
人们一提到战国青瓷，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归入商周以来的原始瓷系列。所谓“原始”，就是制作工艺不成熟的代名词。从目前国内外发表过的相关资料看，其中的绝大部分也确实如此。它们除了在器型和纹饰上与商代和西周的原始青瓷有所区别外，在制作工艺水平上似乎没有多少发展。就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战国龙形提梁壶来说，那象征龙首的壶嘴，就如同幼儿捏塑的橡皮泥作品，其形态似犬非犬，似羊非羊。壶嘴与壶身的连接处，用一根环状泥条做按压粘接，不进行任何修饰，壶盖已明显变形，壶身上只是粗劣地刻划了一些象征意义的弦纹和锥刺纹。尽管人们常用“古朴”二字来形容它，也难以掩饰其粗糙的做工。
我最近看到了几件战国青瓷，它们彻底改变了我对战国青瓷的原有认识。这批青瓷的制作工艺不但不“原始”，而且在其后的六朝青瓷发展史中，也很少能见到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杰作。它们代表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先民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在这批战国青瓷作品中，首推一件龙形提梁壶,又称为姨。高21.8厘米，小口低领，口上盖有平顶直壁带钮盖；宽肩，扁圆腹，圆底，三兽蹄形足；壶身上下满布云雷纹；中部和顶部各有一圈阳工弦纹。壶身前部有龙首形流，龙首上印有勾连云纹。与之相应的壶身后部塑有一只虎形兽，兽身上有谷纹作装饰。壶身上部有一象征龙体的六方拱形提梁。提梁前端有一对螺旋状龙角；上端为两组齿形脊棱；末端有一条蛇形龙尾。壶盖的装饰也非常别致，最外端为一圈斜线纹；紧接着是一圈较大的云雷纹；中间是一圈纽丝纹；里面又一圈小云雷纹；中心为一只捏塑的鸟形钮。器表满涂青绿色釉，系江浙地区早期越窑产品。有学者认为，该壶上的动物造型装饰应代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的早期雏形。壶嘴和提梁为青龙，虎形兽为白虎，鸟形钮为朱雀，扁圆形壶身为玄武。
与此壶一起拿来的还有四只造型各异的鼎和一只洗。其中一对大鼎，高22厘米，深腹，圆底，方唇，子母口，有盖。盖上分立三个双孔鸟形钮，中心置一桥形钮，上饰双勾S纹和鼓钉纹。鼓形盖面上有五道阳工弦纹，弦纹之间满布云雷纹。鼎口下沿有一圈阳工弦纹。两壁有长方形竖耳，下有三个外撇的方棱形高足。
与上述双鼎大小相似的还有一只釜形盘口鼎。鼎上虽然没有各种装饰性花纹，但造型也十分庄重。盘形敞口，折沿，沿上有一对称六棱环状双耳，径内收；扁圆腹、圆底，三个外撇的高足呈方形，鼎内外施满青绿釉。
此外还有一件小鼎和一只洗。一看这批青瓷就知道它们是出于同一窑口，甚至同一工匠之手。它们的造型和纹饰均仿造战国青铜器的式样，端庄古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王者风范。它们最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工艺复杂，制作精良。以龙形提梁壶为例，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青瓷制作与装饰工艺的所有技法，它将盘、拉、粘、轹、刻、印、脱、修等技法集于一身。仅观察它们的轹坯工艺就与众不同。商、周至六朝的青瓷圆器，绝大部分在制坯过程中都只修外壁不修内壁，内壁上都留有盘压和拉坯时留下的螺旋状压痕或指纹。但是这批青瓷器不但修轹外壁，而且内壁也修轹得极其规整。从那些保留在器物内外的犀利刀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晚期，中国陶瓷的成型工艺已从慢轮制作转向快轮制作，与此同时，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极其娴熟的制瓷技法。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先民就开始了青瓷制作。现在人把商周时期的青瓷称为原始瓷。它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揭开了人类瓷器发展的序幕。从黄河和长江流域出土的商代原始青瓷的形制特征来看，基本是一致的。它们以尊、瓿、罐、瓮等盛器为主，并有一些豆、簋、钵等食器；胎质颜色以灰白色为主，并有少量青黄色、淡黄色和灰色；釉色多为青色和豆绿色，但也有少量酱色、淡黄色和绛紫色；器表拍印的纹饰，常见的有方格纹、云雷纹、锯齿纹、篮纹、水波纹、叶脉纹、S形纹、圆圈纹、弦纹等。
原始青瓷在西周与春秋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从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资料上看，在北至北京，南达广东，东抵海滨，西到陕西、甘肃的广大地区内的西周和春秋遗址或墓葬中，都曾发现过多少不等的原始青瓷器或碎片。它说明原始青瓷的影响范围在这一时期已有了扩大，其中仍以长江以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出土数量较多。这一时期原始青瓷的胎质，都以坚硬而细腻的灰色或灰白色为主。品种有豆、簋、钵、碗、盘、盂、姨、瓿、罐、尊、瓮、坛、壶、瓶等十多种。常见的器表釉下纹饰有方格纹、蓝纹、席纹、云雷纹、锯齿纹、水波纹、叶脉纹、S形纹、圆圈纹、弦纹、划纹、人字纹、曲折纹、乳钉纹等。器表釉色仍以青绿色为主，兼有黄绿色和酱色。
战国是我国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期，铁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开始普遍使用。战国初期，由于地处江南的吴、越两国战争频繁， 致使青瓷制造手工业的主产地江浙地区的陶瓷生产出现萎缩。战国晚期，吴、越两国被楚国灭亡，主要战场也由南方转向北方。这一时期，江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相对平稳，青瓷生产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开始由“原始”逐步走向成熟。从前面介绍过的几件青瓷作品上，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有铁制工具加工过的痕迹，从整个器物的规整度和切削力度上分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唐代越窑开始，中国瓷器才有“官窑”和“民窑”之分。如果你要是能亲眼见到这几件战国青瓷作品，就会对上述结论产生怀疑。它们具备了官窑器物的一切特征：一、象征王权的仿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体现了战国最高统治者的嗜好和情趣。二、精湛的制作工艺代表了战国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三、存世量极其稀少，与大量出土的普通民用器有着本质的区别。可惜的是：这批瓷器何时出土？又出自何人之墓？现已无证可考。它们是否为“官窑”瓷器的鼻祖，只有等到考古工作者们又取得了进一步的证据后才能揭开谜底。
现在海内外古董市场上的各类古陶瓷赝品比比皆是，其中也不乏有大量的仿战国青瓷器，如何辨别真伪是收藏者们最为关心的课题。我认为辨别战国青瓷的真伪，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胎质。真品的胎质一般不够纯净，质地较松散，胎色也多有变化。这些都是由于当时的制烧条件所限。战国青瓷在原料制备上还属于早期阶段，掏洗不够精细，更不存在机械粉碎和加工。烧制用窑炉不但体积小而且结构简单，很难严格控制温度和把握气氛。现代仿品的胎质较为纯净，质地也过于致密，胎色呆板缺少变化，这些都是难以掩饰的现代制瓷工艺造成的外表特点。有人采用听敲击声来辨别真伪，认为声音低沉者为真品，清脆者为仿品，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由于江浙地区生产青瓷所用原料含硅量较高，含铝量较低，所以很容易玻化，在1200℃左右就可以获得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敲击声清脆悦耳。战国青瓷的瓷化程度往往要高于北方各窑口的宋、元瓷器。
二、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战国青瓷的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都很有特点。首先谈釉色。战国青瓷的釉色虽然有青绿色、黄绿色和酱色等多种颜色，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与胎体的颜色协调一致。造成瓷器颜色变化有两大因素：一是元素成分；二是烧成环境，也就是烧成的温度和气氛因素。现代仿品的釉色与胎色往往不够协调一致，造成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就是胎和釉的元素成分不同。战国青瓷胎和釉的基本材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用同一种黏土作原料，只是在釉子里面多加入了一种天然熔剂——草木灰。现代仿品胎和釉的成分差异较大，釉是单独配制的，多用粉碎后的矿物原料和化工原料作替代品。
其次是釉质。战国青瓷的釉层普遍较薄，少数产品釉稍厚，釉厚处有明显橘皮现象，有的专家称其为“麻癞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釉的高温黏度较大，缺少流平性；二是作为基料的黏土和作为熔剂的草木灰未能均匀的分散与充分的结合。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使用草木灰作熔剂时，还没有掌握陈腐、漂洗、粉碎等工艺，只是通过简单的筛选后把它与黏土搅拌在一起，所以灰与土之间不能均匀的分散与充分的结合。通过观察战国青瓷的施釉痕迹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未经过陈腐、漂洗、粉碎等深加工工艺处理的灰比重较轻，而黏土的比重较重，它们在釉液中会出现上下分离现象，灰浮在表面，土沉在底层，因此在上釉时不能采用蘸釉工艺，只能采用浇釉工艺。所谓浇釉，就是用勺子一边反复搅动釉液，避免灰土分离，一边向坯体表面浇洒。采用浇釉工艺制作的瓷器，釉面有较多“泪痕”现象，胎釉结合部位参差不齐，没有环状蘸釉痕迹。青瓷的浇釉工艺从商代一直延续到西汉，东汉以后才普遍采用蘸釉工艺。现代仿品的釉面较厚，麻癞现象也不典型，有专家称其为“豆腐脑”釉，上釉方法也多采用蘸釉法。它说明仿品的制釉工艺与古代有明显差异。
三、成型工艺。战国青瓷圆器已经开始使用快轮制作，在盘、碗等小件器物上已察觉不到泥条盘筑的痕迹，大多数只是在内壁有一圈圈螺旋状压痕，底足也不修饰，用割线从轮子上割下的痕迹依稀可见。现代仿品的器型都过于规整，螺旋状压痕也显得十分做作不自然，底足上留下的不是割线痕，而是刀痕。
四、自然旧貌。自然旧貌是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如果釉面是用氢氟酸和高锰酸钾作旧处理过，表面会产生一种不自然的油光。还有一种更直接更简便的方法，就是用舌头舔一下器物表面，真品会有一种土壤的清香气味，用酸加工过的仿品会有一种辛辣味。器物表面的“土锈”也不容忽视。真品上的“土锈”较为坚实，必须用力才能抠下来，掉下来的“土锈”也为片状。仿品上的“土锈”十分松散，用手指一抠就成粉末状向下脱落。也有的作假者为使“土锈”变得坚实，便向泥土里加一些胶质物，如虫胶、107胶等。用手指抠它会留下一道白印，如用小刀向下刮，刮下来的“土锈”会向刨花一样打卷。真正的“土锈”则不会打卷，而是一片片向下蹦。
五、科学测试。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鉴定古陶瓷的真伪是最可靠的方法。无论造假者的造假手段如何高超，在现代科学面前都会原形毕露。目前采用的无损鉴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釉子的老化鉴定；另一种是元素成分鉴定。仿品的老化系数在0.10以下，真品的老化系数要远远高于它。
春秋战国陶俑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从“敬天"向“重民"转化。在丧葬习俗上，出现用俑葬取代人殉的社会进步潮流。俑，是以人或动物形象捏塑而成的陪葬品，有木制、陶制与瓷制，以陶制品为多。
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年代最早的陶俑，为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在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有六组小型陶俑，山东泰安康家河出土的几件陶俑及山西长治、陕西铜川出土的则是战国早期的陶俑。其中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山东章丘女郎山出土的一组彩绘乐舞陶俑，由人物俑、乐器及祥乌组成，人物俑分歌舞俑、奏乐俑、观赏俑。陶俑为泥质黑陶捏制而成，加施陶衣彩绘。人物姿态各异，造型生动，风格写实，捏塑线条分明，洗练逼真。
从出土的实物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陶俑，形体较小，大约10厘米，烧制温度较低，多采用捏塑的技法，人物的五官以简单的刻画来体现，面部基本上无表情变化，突出的是形体动作。从各方面说，均较为原始。
从战国开始直至明清，陶俑在殉葬品中一直占主要地位，成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领域内最具时代特征的器物。
战国时期原始瓷
战国时期原始瓷的生产和使用较西周春秋更加进步和广泛，胎泥处理更精细，火候更高，釉色更稳定，成型更先进：由前一时期的泥条的盘筑改进为多轮制成型。这时的原始瓷胎细，致密坚硬，多为灰、灰白色，亦有紫色等。釉厚薄较均匀，多里外满釉，一般呈青色或青上泛黄，不太容易剥落。纹饰很少，主要有S形纹、栉齿纹，碗盘内底往往有一细密的由里到外的螺旋纹，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纹。主要器形有饮食器碗、盘、钵、孟、盅、碟、鼎、等，及仿铜礼器、鼎、钟、于等。
战国原始瓷的烧成窑炉有馒头窑和龙窑，但都不太大，而且往往仍同印纹硬陶同窑烧造，并且除少数扁圆垫珠外，没见使用其他窑具，所以烧成的质量不一，成品率不高。战国原始瓷在当时还是一种较高档的用器。
我国原始瓷的发展到战国晚期受到一次严重挫折。由于那时各国战争频繁，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原始瓷产地（主要还是江、浙带）的生产设施、技术力量被严惩摧残。从考古资料看出，战国晚期原始瓷产量大减少，窑址发现极少，甚至有些地区一度中断生产。这使我国原始瓷未能顺利发展成熟瓷器，而在秦汉之际有一个恢复、再创原始瓷生产的过程。
夏至战国时期陶器
夏至战国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陶器已经丧失了前一时期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青铜礼器和生活、生产用器成为社会风尚的主流，陶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传统的面貌，但器型、纹样模仿青铜器的做法相当流行。烧陶窑炉的发展为冶炼青铜炼炉的创制提供了启示；而能用火候较高的温度冶炼青铜，又为改进陶窑炉进一步烧制出耐温较高的白陶器和原始瓷器创造了条件。
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白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此期出土的器型以三足盘、觚等为主，并饰以龙纹、兽面纹饰，与当时青铜器的特点保持同步。
商代烧制的灰陶器和白陶器，品种较前增多，烧成温度和质量也有提高。陶器表面有拍印绳纹、弦纹等纹饰，也开始出现一些动物、几何形图案。
西周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通常以三角纹、几何纹、弦纹等为主要装饰，印工规整，多为炊器，显然陶器已经基本退出了社会礼仪用器的舞台，成为纯粹的生活用具。春秋时期的印纹硬陶比较有代表性，以夔纹、席纹常见，朱绘彩陶器多模拟礼器，这种礼器远非传统的周礼所代表的贵族礼仪制度的体现，而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礼制和社会等级制度被逐渐打破后的新的社会现象。
战国时期以陶器代替铜器为明器入葬已成习俗，制陶工艺受到发达的漆器、铜器工艺影响，以印纹硬陶为主，对陶表面处理装饰的创新工艺有磨光、轧亮、铺施漆衣彩绘等。最为流行的装饰是彩绘云雷纹、兽面纹、涡纹，纹饰清新、色彩绚丽。虽然当时诸国的制陶技艺差别明显，但陶器的造型和装饰纹样的变化却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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