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7年，周总理为挽救中华瑰宝，向有关部门作出“要恢复祖国历史名窑生产，首先要恢复龙泉窑和汝窑”的指示，龙泉窑再次得到“朝廷”的重视。总理指示至今，已过去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以来，龙泉的陶人在各级政府、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下，发扬古代窑工“朝夕于斯，孜孜不倦”的探究精神，树立“追步哥窑，媲美章生”的雄心壮志，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终于使龙泉青瓷得以振兴，重放异彩，许多方面达到甚至超过了宋元时期。如今，生产龙泉青瓷有140多个作坊、厂家，从业人员2000余名，产值二个多亿。产品种类琳琅满目，百花争艳。质量不断提高，久违的具有南宋风格和真玉釉面的青瓷出现了，吸引了藏家的目光，拍卖桌上，大师们的作品连创新高。更为哥喜的是，青瓷业已拥有4位国家级大师和9位省级大师及一批后起之秀，使青瓷烧制技艺能永续相传。随着龙泉市政府规划并正在实施的占地600余亩的集大师园、国际陶艺村、会展中心、公私博物馆群、古代工艺展示、浙西南艺术品商贸中心、陶瓷始祖庙为一体的中国龙泉青瓷文化园和规划用地2000余亩的青瓷工业园的建立，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展，龙泉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必将能再创一个辉煌的后宋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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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之盛：千峰翠色龙泉窑
那是一些钟灵毓秀的器物，历经风霜，却依旧笑傲江湖；那是一些青翠的精灵，弥散着幽幽的青光，仿佛摇晃着一个春天的气息；那是一些璀璨的生命，充盈着一种无法触摸的魅力，历久弥坚，让人魂牵梦萦。那些精美的器物，就是被誉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龙泉青瓷。
龙泉窑发轫于三国两晋，兴于五代，盛极于宋元，衰败于明中叶，清中期后淡出历史舞台。早期的龙泉窑烧造陶器，从五代开始，龙泉窑真正进入了瓷器时代，烧造时间贯穿了整整1600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且从未断烧的名窑，龙泉窑书写出一篇绚丽的华章，缔造出一个强盛的青瓷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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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品之王世界著名雪茄品牌早期花花公子别样风情裸体婚礼发展史实录(组图)维多利亚的秘密最新内衣大片全球富豪勒紧“腰带”战次贷2008年全球财富报告青瓷的盛衰和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水质、坯料、气候、材薪、釉料等因素决定了一件件作品的优劣高下。瓯江两岸瓷土资源蕴藏丰富，水路畅达，山峦叠嶂，植被茂盛，气候宜人，优越的自然环境奠定了龙泉窑蓬勃发展的基本条件。瓯江从凤阳山发源，从龙泉开始蜿蜒，流淌出一条绵延的青瓷之路，滔滔不息的江水跳动着青瓷文化的脉搏，龙泉青瓷应了瓯江的含蓄和灵动，是艺术在自然上的延续，是自然在艺术上的体现，是人对自然的信仰和膜拜。
龙泉窑有哥窑和弟窑之分。在“瓷国春生、名窑竞芳”的两宋，龙泉窑占得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哥窑，位列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其一。在这里，我们按照釉色和胎骨对哥窑和弟窑进行甄别。哥窑梅子青釉，釉面多开裂，俗称“冰裂纹”，胎骨铁黑，风格古朴，有金丝铁线、紫口铁足之称。作为哥窑的兄弟窑，弟窑白胎厚釉，色泽柔和，温润如玉，青翠欲滴，烧造质量略逊于哥窑一筹，但总体水平仍领先于国内其他窑口。
朱琰的《陶说》有诗云：
龙泉兄弟知名久，
甄土新裁总后尘。
独有流霞在江上，
湖中高隐得诗人。
朱彝尊在《清曝书亭集·古林哥窑砚铭》写道：
丛台澄泥邺宫瓦，
未若哥窑古而雅。
绿如春波停不泻，
以石为之出其下。
朱琰将龙泉青瓷的釉色比作一江春水、一湖碧波，将青瓷比作隐居在湖光山色的高士，高深莫测；朱彝尊将名砚作了比较，他感叹道，丛台出产的澄泥砚和邺宫瓦制成的瓦砚都是一代名砚，却都不及哥窑瓷砚古朴典雅。哥窑瓷砚的绿釉宛若春水，碧波荡漾，而石质的砚台更是无法与它相媲美啊！
我仅在此摘录两首吟颂龙泉青瓷的诗歌，足已说明文人墨客对它的青睐有加，不吝惜留下精美的诗篇来赞美它。而老百姓则往往以传说的方式口口相传，使得龙泉青瓷以神秘的方式根植在子孙心里。
说的是北宋时，有章氏俩兄弟在大窑烧造青瓷，哥哥章生一，弟弟章生二，都是制瓷界绝世高手。宋代的瓷器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哥哥的烧造技术更加精湛，生意应接不暇，货源供不应求。弟弟在抢占市场中处于下风，心怀嫉恨，为破坏哥哥的声誉，弟弟就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偷偷地添加了草木灰（草木灰里含有大量的碳酸镁，烧造时将直接影响瓷器釉面的膨胀系数）。生一与往常一样祭窑，摆上香案，供奉三牲，跪在窑前叩拜，企求窑神保佑。6天后，出窑了，捧出的瓷器釉面全部开裂，而且裂得很奇特，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仔纹，还有的像蟹爪纹，眼看一窑的瓷器变成一堆废瓷，生一只好硬着头皮运到市场去处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种带有裂纹的青釉瓷一投放到市场，就引起人们的猎奇，瓷器居然一售而空。于是生一就研制秘方，专烧冰裂纹的青瓷。就这样，名震天下的哥窑在弟弟的暗算中诞生了。这出传说见诸明代《七修续稿》之类的文字。在我看来，这则传说不足以信，这是古人对精美绝伦瓷器产生敬畏，却苦于无法解密哥窑烧造技术，便以杜撰来猜测哥窑的神秘。至于哥窑的釉面开裂现象，我想一定是源于某次窑变，生一受启发，遂进行反复摸索和试验的结果。
中国庞大的青瓷窑系中，驰名天下的有越窑、瓯窑、婺州窑、龙泉窑、官窑、汝窑。所有这些名窑中，尤以龙泉青瓷最成熟、最杰出。龙泉窑与越窑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早期龙泉窑深受越窑影响，但在越窑原料受限、市场开始萎靡的时候大放异彩，一统青瓷江湖。如果把龙泉瓷和其他各名窑青瓷相比，越窑发祥最早，但工艺技术尚未进行全面成熟阶段，釉色多青黄不一，接近于艾色，虽被陆羽评为“如冰似玉”，但和玉尚有很大差距；瓯窑的缥瓷则釉薄而色淡，青中闪白，稍显色嫩；婺州、寿州、岳州、鼎州等青瓷，釉多黄褐，且斑驳不纯；北方的耀州窑、临汝窑，釉薄胎厚，以黄绿色居多；北宋汝窑，质量上乘，但产量极其稀少；官窑有着极美的粉青釉，但存在开片的缺陷，尚存在胎釉间膨胀系数不一致的硬伤②。龙泉青瓷釉层晶莹如玉，温润剔透，无论在工艺上、艺术上均为青瓷翘楚。龙泉窑的工艺技术和烧造技艺是中国青瓷文化之集大成者，其烧造历史之长、数量之众、在世界影响之广大也让其他名窑望其项背。众多的名窑像众星拱月一样,捧出了风韵绝世的龙泉窑！
两宋时期龙泉青瓷发展到了巅峰，青瓷品种繁多。外贸需求进一步扩大，内需市场的全面打开，南北文化的交融互补，雄厚的资金投入，技术的高度集中，龙泉窑系集约型优势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到了南宋晚期，龙泉窑一窑做大的形势日趋明显。南宋时期的器物最能揭示国人尊重自然、道法自然的和谐心态，更加注重文化风范，从根本上提升了青瓷的品位，一步一步地朝着极致逼近。这个时期的瓷匠极具禀赋与悟性，烧造出了湖泊一样的碧绿，森林一样的青翠，玉一样宁静的釉色。突破了器物光面的局限，一些民间喜闻乐见的动植物和神兽图案，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器物图案以浅刻、细划、剔花为主。线条圆润，矜持，细腻，秀雅，凹凸分明，画面传递出强烈的立体感，传达出震撼的艺术冲击力，塑造出了理想中的一切。这一时期，以莲瓣碗、莲花盘、凤耳瓶、螭耳瓶、钢筋炉、桃式把杯为代表的国宝级别珍品层出不穷。
宋元交替，风起云涌，在北方窑口遭到大规模破坏时，偏居浙西南山区的龙泉躲过了战争的蹂躏。元朝延续着南宋对外贸易政策，鼓励互市，大规模地贸易和集群生产优势，奠定了龙泉中国制瓷中心的地位，龙泉窑迎来了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元代的龙泉青瓷体现了大国心态，一跃成为世界性品牌商品，通商范围之广，居我国名窑之首。元代统治者钟爱青瓷，我想一定是青瓷的釉色一如宽广的草原，勾起了无限的乡情。他们手捧青瓷，情不自禁轻轻哼唱：“绿色草原是我的家，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低回的曲调来。元代龙泉青瓷型制比南宋时大气，融合了游牧民族的粗犷霸气，胎体厚重，制作手法庄重，超拔，不拘泥小节，线条游刃有余，显现出雄壮时代的威武气概。这一时期的精品以葫芦瓶、荷叶盖罐、双鱼洗、凤尾尊为著。中国瓷器历经了两宋的百花齐放进入到元朝龙泉窑的一统江湖。
时间进入明朝，龙泉窑达到了历史上第三次发展高峰。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大明会典·卷194》）。这里的“饶”是指江西饶州府，就是今天的景德镇，“处”是指浙江龙泉。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了明洪武至宣德年间龙泉窑曾经烧造宫廷和官府使用的瓷器。龙泉窑进入了民窑和官窑混烧阶段，龙泉窑在很多地方都显现出官窑的范畴。龙泉青瓷呈现出皇家贵态，由于朝廷资金的大幅注入，这个时期的器物特点非常明显，器物精美，器型气派，纹样精细，釉色温润，制作极其工整，一丝不苟，不计成本。不少瓷器的特征与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官窑器物十分类似，说明了明初至中叶，国家制瓷中心仍由龙泉和景德镇共同承担。龙泉青瓷被皇家大量用于收藏、御用和赏赐，或者馈赠给外国使节。今天，在土耳其托普卡比宫的藏品中，在非洲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里，都可以找到它幽灵一般的身影。
龙泉青瓷在历史中最后一次引起轰动是在康熙中期。远洋中国的法国商船“昂菲得里特”号满载一船龙泉青瓷，在塞纳河码头灿烂的阳光下开箱验货的时候，法国人第一次见识到路易十五王冠上宝石一样湛绿的瓷器，他们惊呆了③！要知道，当时的法国贵族还在使用沉重的金属器皿，一般的百姓使用的只是粗糙的陶器，他们惊愕于世上竟有如此精美的工艺品，一时间居然找不出一个恰如其分的溢美之词。正好杜尔夫所著的《牧羊女亚司泰来》在热演，亚司泰来的情人雪拉同身披青色斗篷，与龙泉青瓷色泽如出一辙，高尚的爱情和高贵的瓷器被浪漫的法国人巧妙嫁接在一处，于是便以“雪拉同”(Celadon)来称呼龙泉青瓷，Celadon登上了欧洲豪门望族的大雅之堂。龙泉青瓷迅速在法国走红，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龙泉青瓷成为洛可可时期一道绚烂风景。
从此，Celadon成为了龙泉青瓷的特用名词。事实上，法国人认识的龙泉青瓷已经进入了没落时期，此时的青瓷质量距离宋元鼎盛期已经相去甚远，倘若他们瞻仰到宋元龙泉瓷，极具丰沛想象力的法国人不知道会将何种超拔之词冠于龙泉青瓷。
1998年10月13日，中国邮政首次发行陶瓷系列邮票第7套“龙泉窑瓷器”，全套共4枚，分别是北宋五管瓶、南宋凤耳瓶、元朝葫芦瓶、明代刻花三果执壶，它们代表了龙泉青瓷在各个时期鼎盛时的精品。
在西湖边的浙江省博物馆，我有幸观赏过凤耳瓶，青釉，平口，折沿，长颈，颈部两侧各置一凤耳，器物稳重端庄而又动感十足，含蓄内敛而又热烈奔放。在强烈的射灯照耀下，器物如蒙上一层轻纱，披上一层薄雾，仿佛衍变出萦纡不绝的春日梦幻，让人产生无限遐想。与如此巧绝的器物零距离接触，毕恭毕敬，双手合十，我就像虔诚的信徒站在它面前，真正理喻到了什么是高贵，什么是震撼，什么是孤独，什么是摄人心魄，什么是绝代风姿。
龙泉青瓷的“复活” 周总理:中国5大名窑都要恢复
翟翕武同志(右)正在接受采访。省档案馆徐洁萌供图 (何力迈系《浙江档案》杂志主编》)
外国专家要“雪拉同”
上世纪50年代，一些外宾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些喜欢中国瓷器的，问到外交部当时的外事人员，向他们要“雪拉同”。外事人员不懂，就回答说：没有。对有些不是很熟悉的外宾说没有，也就算了。后来，有位苏联专家也要“雪拉同”，大家就重视了，不能回答说没有。专家拿着茶杯说：就是这类东西。外事人员说瓷器嘛，我们有著名的景德镇、唐山的瓷器。最好的给他们看，他们说：不是，直摇头。那怎么办呢?
后来，他们(外事人员)想出个办法，到故宫陶瓷博物馆问陈万里。陈万里是中国青瓷专家，他喜欢中国陶瓷，《中国青瓷史》就是他写的。那些外交人员到故宫博物馆找到陈万里。他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就问他，苏联专家一定要“雪拉同”，各方面瓷器给他看了都不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陈万里就笑起来：哎呀!你们这些青年，“雪拉同”就是我们龙泉青瓷嘛！陈万里就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中国青瓷史》，说：是我写的，“雪拉同”的故事里面讲得很详细，你们回去仔细看一看。青瓷史里面就写了，宋朝龙泉青瓷出口到东南亚，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后来到法国去了。法国人一看到龙泉青瓷就非常喜欢，认为是世界上的珍品。当时法国很流行一个小说，里面男主人公是个牧童，名字叫“雪拉同”，他的衣服颜色像青瓷一样，淡青色，一年到头穿这种衣服。他就像中国的西施一样有名。大家说就叫(龙泉青瓷)“雪拉同”吧。小说主人公大家都知道的，人人都喜欢的，这样就叫开了。后来，欧洲这些国家都叫“雪拉同”，美国也叫“雪拉同”，青瓷就是“雪拉同”。
这件事周总理知道了。当时，他就决定叫轻工业部赶快恢复龙泉青瓷。他说，不但是龙泉青瓷，中国五大名窑都要恢复。周总理说，恢复五大名窑，特别是龙泉青瓷一定要早点恢复，外国人来访问中国就要看这些东西。当时，周总理给轻工业部部长讲。部长在南京开会，他就告诉浙江，要恢复这个。当时，我是轻工业厅厅长，就组织了一些专家，把全国专家都找来，有南京、上海、北京、我省美院，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反正是全国比较知名的专家，陶瓷美术方面的，成立了恢复龙泉窑委员会，我牵了这个头。
祖传秘方不愿公开
委员会成立起来，我就着手研究如何恢复。当时摸不着边际，已经失传了700多年，找不到一个线索。后来，我们又去找陈万里。陈万里就提供了一个线索：龙泉有兄弟两个人，一个叫李怀德，一个叫李怀川(弟弟)。他说，特别是李怀德是关键人物，祖传秘方是传给他的，他是哥哥。秘方几百年下来，李家祖训非常严格，青瓷釉的秘方只能传儿子不能传女儿，女儿要出嫁的。一个儿子就没问题，兄弟几个只能传大儿子，其他人不传，就这样一直传下来。李怀德是个全才，陶瓷原料处理、造型、烧制，青瓷的雕塑，上面还有花纹，关键是外面一层釉子，釉子是个秘方。外人是不知道的。你们回去，两个人找到一个，特别是李怀德，找到就不会走冤枉路。有门道了，我们很高兴，回来就和叶宏明去。
叶宏明是天津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分配到轻工业厅来，学硅酸盐的，专业就是搞陶瓷。这个学生是优等生，功课好，老师很赞扬他。那时候，他跟着我到龙泉去找李怀德。到处找，找不到。龙泉都是山沟沟，到哪去找呢?怎么办，就去问吧。到一个村先问有没有姓李的，一个一个村庄去问，没有的，马上走。问、问、问，快到福建了，有很多村是有姓李的，但没有李怀德。有一个村，问一个老头，你们村有没有姓李的？说，有的。有没有一个叫李怀德的？他说，李怀德倒有一个。我说，你领着我们去见见他。他说，那可不行，他已经被监督劳动。那时土地改革，划成地主的，就要监督劳动。不能到外面去，也不能接触外面的人。我们说，那看一看。老头说，不行。我说，回去找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姓王，(我们)问，能不能找李怀德？他说，我不能负责，没这个权力。我说，好吧，回去找江华，找省委书记。我们(对江华说)李怀德非找他不行，是周总理决定的，要执行这个决定，技术在他手上掌握，是不是给他摘了帽子，把他请出来。江华说，好的，回去跟县委书记说，摘帽子，请出来。我们再回去，走一趟真费事，当时又没公路。回去跟县委书记讲，江华讲了给他摘帽子。我说，你要不相信直接给江华打电话。县委书记说，你们讲了我们相信，好吧，给他摘帽子。就给村里干部打了电话，把李怀德地主的帽子摘掉。这样，就把他请出来了。
把他安排到哪里去呢？当时龙泉有个上烊瓷厂就把他请来。问他秘方，他不讲，我们说，这是周总理决定，他也不响。后来，他说，要用他也可以(来做)。他在一个房子里把门反锁，在屋里面捣鼓，弄来弄去，谁也看不见。他把釉子配好，门一开，说，你们去用好了。工人拿出上釉。先把胎子烧好，然后把釉刮上去烧，烧出来，就很好。这样烧了几件。我说，这样不行，我们去请上海科学院的周仁。周仁是什么人呢?国民党政府时，中央什么研究所的所长，在国外学习多年。这人水平是高的，他本来不是学陶瓷的，是学冶炼的，金属冶炼。当时，他(对龙泉青瓷的恢复)贡献也不小。他有兴趣，我们把他请来。当时他70多岁，跟我们到龙泉。与他说了(李怀德的)情况，也见了李怀德，李怀德也没多少话。他说他会做，配方还是不往外拿，这怎么办呢？周仁就出了个点子，他说，算了，我就不相信现代科学发展到现在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与我讲，你找个有出息的大学生，能钻研的，交给我，和我一起到上海去共同研究。
牺牲一件国宝级文物
那人就是叶宏明。五十年代浙江尖端仪器光谱、色谱都没有，只有上海有，北京也不一定有。就到上海科学院，叶宏明就跟他去了，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给陈万里写了一封信。周仁嘛，全国闻名的，周总理到上海来找科学家，就找周仁。科学家由他带队的，周总理也很看重周仁，他和陈万里也很熟，亲笔给陈万里写了一封信。他说，周总理现在决定恢复龙泉青瓷，没办法，要豁出个代价，要牺牲一件标准的出土的南宋龙泉青瓷。要是别人陈万里他根本不会拿出来的，那是国宝，钱多少都是买不到的。他一看周仁写的信，叶宏明交给他的。他说，没问题，要恢复就要牺牲，他就找了一件标准的南宋出土的龙泉青瓷，交叶宏明带回来。周仁就叫他(叶宏明)拿金钢刀把釉子刮下来，用色谱、光谱作化学分析。现代的仪器过去是做不到的。里面的化学成分，含铁多少，含铜多少，这样就把青釉化学成分分析出来了。周仁和叶宏明就研究出一个方子，配方研究好，叶宏明就带着到龙泉来。根据这个配方，把原料配好，挂上釉子就烧，叶宏明在窑门口等着。一个窑要烧成，大概要一天一夜，可能还要长。他就等在窑门口，为什么要等着?他从洞口看，要烧还原焰。龙泉瓷土是紫金土，红颜色，红土壤，它里面含铁很高，铁还原氧化铁，经过多少温度，就反应出青色，青色主要是铁还原。要烧就要从窗口看着，什么时候温度多少，要掌握这个温度。这个差事很苦的。等烧好了就开窑，拿出来一看不理想，不像李怀德的那样漂亮。他就拿着成品到上海，周仁和他共同研究，调整配方，再拿到龙泉去烧。烧了后，再拿了成品到上海，这样经过大半年。(那时)跑一个来回很不容易，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来来回回六七十次也有。一趟趟调整，到最后烧成了，拿出来一看，大家高兴了，跟南宋的一样的。拿着到上海，周仁一看说，行了，完全一样，达到南宋水平。这样，就到国务院报喜，《人民画报》登出来了。
秘方与科学配方见面
《人民画报》到香港，香港人都跳起来了，中国龙泉窑恢复了，当时是个大事情，后来国外也知道了。瑞典有个国际闻名的大律师，他把美元寄到外交部，叫外交部一定给他买套龙泉的茶具。外交部跟轻工业厅讲，一定要给他弄一套。我们给他挑选了一套比较好的茶具，有茶壶、茶杯，外交部就给他寄去。后来，国际展有好几次，龙泉青瓷都参加，就出了名了，(开始)出口。
烧成后，周仁也很高兴，就拿着烧成的成品到上烊瓷厂，我说，你们把李怀德叫来，把这个东西放着。他(周仁)说，刚烧成的，你看怎么样?李怀德一看不讲话，长着个脸，闷了十分钟。我说，有什么意见？他说，我对不起共产党，我也没办法，我们李家祖上有祖训，我不能违背，不能传，祖祖辈辈是靠这个吃饭的。我说，你这个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用不着难过，也不要检讨，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现在共产党领导，你放心好了，你的工作，连你子女的工作我们都包下来了。这样他放心了。这事一公开，他把方子拿出来，和叶宏明研究的一比，基本上一样，因为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他也就放下包袱，我们聘他当技师，也成立了研究所。
青瓷配方弄好了，我们就请了中央美术学院梅建英教授。还有，我们美术学院就是现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周轻鼎，国内有名的雕塑家。还有一个老教授是邓白，他是工艺美术系的系主任，也是比较有名的教授。特别是梅建英，他带领着一伙学生到龙泉来实习，搞美术造型，仿古的，也有创新的，搞了一批石膏模具。周轻鼎搞了一些雕塑品。邓白设计了一套餐具，也送给国务院了，宴会用的，还设计了一套茶具。后来，不断有美院的学生、北京美术学院的学生来参与造型设计，出口品种丰富多彩，出口数量很大。那时出口很贵，龙泉青瓷一个盘子，出口到国外起码一万，一个小香炉都是上万的。
官窑、哥窑、弟窑都恢复了，外国人向周总理提了一次意见，说，你们中国是陶瓷的发明国，但到现在没有一部权威的中国陶瓷史，我们想替你们说话都没根据。周总理叫轻工业部赶紧写一部中国陶瓷史，轻工业部长牵头。浙江由邓白和叶宏明牵头写官窑、哥窑、越窑，五大名窑浙江占了两个，官窑和哥窑。那时候，周仁和我讲，青瓷比任何瓷知名度都要高。他说，我到一个国家一定去看他们的陶瓷馆。每个国家陶瓷馆，缺了其它瓷器没意见，如果看完了没有龙泉青瓷，不能叫陶瓷博物馆。
到现在他们(国外)还烧不出来，主要是原料。只有龙泉紫金土含有三个稀有元素，有一个叫锂，有一个叫镓，有一个叫铯。稀有元素别人也可以配，但人工配成本很高。龙泉稀有土元素的含量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恰到好处。后来唐山，烧出来了，用人工配的，但成本太高，景德镇烧了很多，也没成。青瓷还是龙泉的。（翟翕武/口述 何力迈/整）
深山蕴瓷史——浙江宝溪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偏远乡镇，本该寂寂无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在龙泉青瓷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于式微中延续着青瓷的血脉，于断断续续中承载着传承的窑火，在近现代龙泉青瓷的发展史上，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宝溪也因自身所深蕴的历史内涵，一如镶嵌在大山中的一棵明珠，熠熠生辉。
山中乡镇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宝溪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
“宝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不仅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填补了龙泉青瓷历史上的空白，还在龙泉瓷厂的恢复和当代青瓷发展的两个过渡时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宝溪乡乡长周义泉在谈到宝溪的制瓷历史时这样告诉记者。
众所周知，龙泉窑是我国历史上的五大名窑之一，它始于三国两晋时期，发展于北宋，兴盛于宋元，而衰落于明末清初。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从宋元以来极盛数百年的龙泉青瓷几近断脉。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批土生土长的宝溪青瓷艺人却一直在家乡传承着龙泉青瓷的窑火。
据《龙泉瓷厂厂志》记载，1825年间，宝溪乡溪头村李君义在当地建窑称“李生和号”，这是近代龙泉青瓷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私人窑厂。
1934年，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邀本乡瓷工李怀德、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等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仿古青瓷研究小组，青瓷生产技术和工艺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承，仿制古青瓷的热情也在龙泉民间一度高涨。
“应该说，民国时期宝溪的仿古青瓷技艺已经很精湛了，否则，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也不会挑选百余件精品送给政府。”据周义泉介绍，1945年，陈佐汉曾把仿宋弟窑制品牡丹瓶、凤耳瓶等100余件仿古青瓷精品寄送南京中央实业部请功，分送盟友，并被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予以勉励。而这在宝溪的历史上也有明确记载。
至于宝溪在现代龙泉青瓷史上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
据张高岳老人的回忆录记载，195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恢复面临绝迹的“龙泉青瓷”生产。当时，浙江省政府按照总理批示成立了11人的仿古小组，由他牵头，连他在内，包括李怀德、李怀荣、李怀川、张照坤、龚庆平、张高文等共有七位宝溪青瓷艺人参与其中。当时，仿古小组把地址也设在了宝溪，即当时的宝溪张二昌小厂内，取名“宝溪仿古瓷厂”。可以说，现代龙泉青瓷的第一窑火就是在宝溪点燃的。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宝溪仿古青瓷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据周义泉回忆，1967年，从张家菜园里挖出300多件仿古青瓷没收，八十年代中期，仿古青瓷被禁，很多仿古艺人也不得不放下了这门手艺。但时隔不久，80年代后期随着浙江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90年代初仿古瓷又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龙泉瓷厂、艺术瓷厂等国营企业先后破产，龙泉青瓷又一次走向困境，一大批宝溪青瓷艺人下岗回到了家乡。而正是这批下岗工人，重新拿起瓷土，做起了仿古瓷。
对此，宝溪青瓷艺人曾轶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在大批国营瓷厂倒闭的时候，龙泉青瓷行业几乎是奄奄一息，但是一大批宝溪工人却回到宝溪做瓷，形成了一个仿古青瓷的文化市场，延续着青瓷的血脉。 “在关键时刻，宝溪总是成为青瓷文化延续的最后一块净土，把宝溪称为近现代龙泉仿古青瓷中心一点也不为过”。
百年龙窑群“佐证”人类文明
曾轶星是现在宝溪青瓷艺人中从事仿古青瓷制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看来，龙窑是2000年中国南方烧制陶瓷的历史见证。“龙窑在结构、功能和形状上延续了2000年，从未有过改变，可以说龙窑也是见证人类文明活动的重要佐证。 ”
对于龙窑，曾轶星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他眼中，宝溪不仅有龙窑，还有龙窑群。“这样的龙窑群，现在只有宝溪乡有，世界上也只有宝溪有。”作为土生土长的宝溪人，对宝溪的认知自是不同一般。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记者实地走进了宝溪乡溪头村，感受龙窑群见证历史的痕迹。
据曾轶星介绍，宝溪共有12支龙窑，大多建于民国时期，也有几支建于清代，主要以生产民间家用器皿为主。由于后来煤气窑取代了龙窑，古老的龙窑逐渐退出实用生产领域。“煤气窑成品率高，宝溪的几支龙窑几年前都先后停火了”。
而在溪头村，记者看到，现存的几支龙窑依岗而建，气势不凡。窑室多为宽1.6-1.8米，一般为19间，多则26间，整体风貌保存较好。
位于溪头村老桥头附近的龙窑，是最迟停烧的，之前一窑可烧制上万只碗。窑主丁绍清对当年的龙窑盛况记忆犹新，他说，“每逢烧窑，火出窑尾，烈焰腾空，数里之外均可看到”。虽然歇业多年，但从龙窑的轮廓和摆设中，我们仍能够想象出当年民间利用龙窑烧制土碗的场景。
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市窑工在北宋时期就建立了龙窑，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的结构都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可见龙窑应该是非常科学的制瓷工具”。
但宝溪拥有的12支龙窑，自停烧后，命运各不相同。“龙窑占用面积较大，有几支龙窑在几年前被村民拆除了，现在仅剩下7支。近期在宝溪乡党委政府的重视下，组织人手进行了清理，目前已焕然一新，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几支。”
据他介绍，为了让龙窑炉火再燃，日前，宝溪乡的一批青瓷艺人打算重新烧窑。“龙窑隔5-6年就要修缮一次，长期不用会坍塌，近期有准备开窑的打算。”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青瓷申遗成功，是荣誉也是责任，“作为青瓷艺人，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技艺传承历史，而重燃龙窑窑火，就是传承的重要一步”。
而记者也从周义泉那里了解到，“恢复宝溪龙窑烧制领导小组”已于8月初成立， 目前正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预计10月底前可以开窑。“做为党委政府，我们也在做一些规划，以更好的保护及传承宝溪的这份历史。”
深山蕴瓷史 浙江宝溪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偏远乡镇，本该寂寂无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在龙泉青瓷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于式微中延续着青瓷的血脉，于断断续续中承载着传承的窑火，在近现代龙泉青瓷的发展史上，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宝溪也因自身所深蕴的历史内涵，一如镶嵌在大山中的一棵明珠，熠熠生辉。
山中乡镇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宝溪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
“宝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不仅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填补了龙泉青瓷历史上的空白，还在龙泉瓷厂的恢复和当代青瓷发展的两个过渡时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宝溪乡乡长周义泉在谈到宝溪的制瓷历史时这样告诉记者。
众所周知，龙泉窑是我国历史上的五大名窑之一，它始于三国两晋时期，发展于北宋，兴盛于宋元，而衰落于明末清初。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从宋元以来极盛数百年的龙泉青瓷几近断脉。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批土生土长的宝溪青瓷艺人却一直在家乡传承着龙泉青瓷的窑火。
据《龙泉瓷厂厂志》记载，1825年间，宝溪乡溪头村李君义在当地建窑称“李生和号”，这是近代龙泉青瓷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私人窑厂。
1934年，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邀本乡瓷工李怀德、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等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仿古青瓷研究小组，青瓷生产技术和工艺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承，仿制古青瓷的热情也在龙泉民间一度高涨。
“应该说，民国时期宝溪的仿古青瓷技艺已经很精湛了，否则，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也不会挑选百余件精品送给政府。”据周义泉介绍，1945年，陈佐汉曾把仿宋弟窑制品牡丹瓶、凤耳瓶等100余件仿古青瓷精品寄送南京中央实业部请功，分送盟友，并被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予以勉励。而这在宝溪的历史上也有明确记载。
至于宝溪在现代龙泉青瓷史上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据张高岳老人的回忆录记载，195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恢复面临绝迹的“龙泉青瓷”生产。当时，浙江省政府按照总理批示成立了11人的仿古小组，由他牵头，连他在内，包括李怀德、李怀荣、李怀川、张照坤、龚庆平、张高文等共有七位宝溪青瓷艺人参与其中。当时，仿古小组把地址也设在了宝溪，即当时的宝溪张二昌小厂内，取名“宝溪仿古瓷厂”。可以说，现代龙泉青瓷的第一窑火就是在宝溪点燃的。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宝溪仿古青瓷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据周义泉回忆，1967年，从张家菜园里挖出300多件仿古青瓷没收，八十年代中期，仿古青瓷被禁，很多仿古艺人也不得不放下了这门手艺。但时隔不久，80年代后期随着浙江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90年代初仿古瓷又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龙泉瓷厂、艺术瓷厂等国营企业先后破产，龙泉青瓷又一次走向困境，一大批宝溪青瓷艺人下岗回到了家乡。而正是这批下岗工人，重新拿起瓷土，做起了仿古瓷。
对此，宝溪青瓷艺人曾轶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在大批国营瓷厂倒闭的时候，龙泉青瓷行业几乎是奄奄一息，但是一大批宝溪工人却回到宝溪做瓷，形成了一个仿古青瓷的文化市场，延续着青瓷的血脉。 “在关键时刻，宝溪总是成为青瓷文化延续的最后一块净土，把宝溪称为近现代龙泉仿古青瓷中心一点也不为过”。
百年龙窑群“佐证”人类文明
曾轶星是现在宝溪青瓷艺人中从事仿古青瓷制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看来，龙窑是2000年中国南方烧制陶瓷的历史见证。“龙窑在结构、功能和形状上延续了2000年，从未有过改变，可以说龙窑也是见证人类文明活动的重要佐证。 ”
对于龙窑，曾轶星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他眼中，宝溪不仅有龙窑，还有龙窑群。“这样的龙窑群，现在只有宝溪乡有，世界上也只有宝溪有。”作为土生土长的宝溪人，对宝溪的认知自是不同一般。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记者实地走进了宝溪乡溪头村，感受龙窑群见证历史的痕迹。
据曾轶星介绍，宝溪共有12支龙窑，大多建于民国时期，也有几支建于清代，主要以生产民间家用器皿为主。由于后来煤气窑取代了龙窑，古老的龙窑逐渐退出实用生产领域。“煤气窑成品率高，宝溪的几支龙窑几年前都先后停火了”。
而在溪头村，记者看到，现存的几支龙窑依岗而建，气势不凡。窑室多为宽1.6-1.8米，一般为19间，多则26间，整体风貌保存较好。
位于溪头村老桥头附近的龙窑，是最迟停烧的，之前一窑可烧制上万只碗。窑主丁绍清对当年的龙窑盛况记忆犹新，他说，“每逢烧窑，火出窑尾，烈焰腾空，数里之外均可看到”。虽然歇业多年，但从龙窑的轮廓和摆设中，我们仍能够想象出当年民间利用龙窑烧制土碗的场景。
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市窑工在北宋时期就建立了龙窑，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的结构都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可见龙窑应该是非常科学的制瓷工具”。但宝溪拥有的12支龙窑，自停烧后，命运各不相同。“龙窑占用面积较大，有几支龙窑在几年前被村民拆除了，现在仅剩下7支。近期在宝溪乡党委政府的重视下，组织人手进行了清理，目前已焕然一新，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几支。”
据他介绍，为了让龙窑炉火再燃，日前，宝溪乡的一批青瓷艺人打算重新烧窑。“龙窑隔5-6年就要修缮一次，长期不用会坍塌，近期有准备开窑的打算。”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青瓷申遗成功，是荣誉也是责任，“作为青瓷艺人，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技艺传承历史，而重燃龙窑窑火，就是传承的重要一步”。
而记者也从周义泉那里了解到，“恢复宝溪龙窑烧制领导小组”已于8月初成立， 目前正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预计10月底前可以开窑。“做为党委政府，我们也在做一些规划，以更好的保护及传承宝溪的这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