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瓷器烧造技术迅速发展。瓷制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五代时的陶瓷造型则较多地沿袭了唐代风格。
唐代青瓷在隋朝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著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子淡灰色,紧密坚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凤格,立型器多瘦高,碗多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收,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子比前更致密,灰白色,釉子匀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水草和人物等,线条流畅简洁,纤细生动。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俑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瓷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青灰、灰红及肉红;釉子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
青釉弦纹执壶 唐 高13·5厘米
估价:RMB2O00一5000
执壶在唐代最为常见,普遍为撇口,圆柱形颈,略高,肩部有六方或八方小短流,相对处有小泥条或扁平执柄。流、柄之问有二,四不等的泥条系,假圈足,造型矮胖。秘色八棱净水瓶 唐 21.7X2.3厘米
瓶为圆口,长颈,圆腹,颈底部饰三周台阶形八方弦纹。肩腹部竖向凸饰八条棱线,圈足。秘色瓷因其烧制技术、配方、工艺秘不传人,其瓷器真品传世也极少,更增添了一釉神秘之感。"秘色瓷"一名最早见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清楚地点出了秘色瓷为越窑所产。青釉瓶 唐 8.5X14.5厘米
估价:RMBlO00一3000
瓶为盛酒或供陈设用器。唐代越窑的青釉瓶工艺精细,釉色纯正。越窑青瓷莲花盏托 五代 高13厘米
盏托连为一体,为唐至宋时期典型茶具。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光洁如玉,系五代吴越国钱氏秘色窑烧造,奉至苏州虎丘云岩寺塔供佛。通体饰大莲瓣纹,花纹与器型达到完美统一。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瓷器烧造技术迅速发展。瓷制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五代时的陶瓷造型则较多地沿袭了唐代风格。
唐代青瓷在隋朝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著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子淡灰色,紧密坚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凤格,立型器多瘦高,碗多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收,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子比前更致密,灰白色,釉子匀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水草和人物等,线条流畅简洁,纤细生动。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俑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瓷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青灰、灰红及肉红;釉子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
青釉弦纹执壶 唐 高13·5厘米
执壶在唐代最为常见,普遍为撇口,圆柱形颈,略高,肩部有六方或八方小短流,相对处有小泥条或扁平执柄。流、柄之问有二,四不等的泥条系,假圈足,造型矮胖。
秘色八棱净水瓶 唐 21.7X2.3厘米
瓶为圆口,长颈,圆腹,颈底部饰三周台阶形八方弦纹。肩腹部竖向凸饰八条棱线,圈足。秘色瓷因其烧制技术、配方、工艺秘不传人,其瓷器真品传世也极少,更增添了一釉神秘之感。"秘色瓷"一名最早见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清楚地点出了秘色瓷为越窑所产。
青釉瓶 唐 8.5X14.5厘米
瓶为盛酒或供陈设用器。唐代越窑的青釉瓶工艺精细,釉色纯正。
越窑青瓷莲花盏托 五代 高13厘米
盏托连为一体,为唐至宋时期典型茶具。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光洁如玉,系五代吴越国钱氏秘色窑烧造,奉至苏州虎丘云岩寺塔供佛。通体饰大莲瓣纹,花纹与器型达到完美统一。
五代瓷器从唐代瓷器的雍容浑厚发展到优美秀致,充分体现了五代制瓷工艺的改进和提高:在制瓷原料上,为了胎薄就需加工得更为精细,使烧成后的胎质更加致密,玻化程度高,器物更加轻巧秀美。在成型技术上,五代的盘、碗胎质均较薄,器皿口沿常作花瓣形,有五、六、八瓣不等,宽圈足直而矮;执壶起棱作瓜形,杯作海棠式,仿造金银器,器物的成形难度均较大,表现出五代时期在成形技术上有新的突破。在装烧技术上,窑炉结构进行了开创性改进,成功地控制还原气氛。同时,使用匣钵装烧较唐代更为普遍,使瓷器呈色均匀纯净。为了器物外形美观、完整、实用,支钉不仅小,而且少,且在不显眼处,使满釉瓷器烧造成功,这是支钉工艺改进提高的硕果。
五代酱黄釉唇口大碗,高5.8厘米、口径20厘米、足径10厘米,造型显得宽矮、规整、轻巧,其唇厚,口沿外翻,碗壁略显斜直,胎壁较薄,宽矮圈足,见坚致的灰白胎,碗内壁底见圆形涩圈无釉,而涩圈内中心有釉;圈足及足端无釉,而圈足内又满釉。内外壁均施满酱黄色釉,开细小冰裂纹。碗外壁见施釉不匀之缩釉点,釉薄处可见壁上的轮制弦削痕以及近底足处的竹片刮削痕。该酱黄釉唇口大碗应系五代早中期的民窑产品。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唐五代时期,除了主流的“南青北白”之外,另有其他釉色的瓷器,如黄釉、黑釉和花釉等等,上一节提到的部门瓷窑如巩县窑等实在也生产其他釉色的瓷器,在相应章节里也作了先容。本节重要先容黄釉和黑釉瓷器。
寿州窑的黄釉瓷器
寿州窑是唐代七大瓷窑之一,陆羽《茶经》纪录“(寿州)瓷黄色紫”,将寿州窑列为第五位。寿州窑以中原文化为主,兼含南北方文化,并具有地方特色。
1960年以后经多次观察发现,窑址重要分布在安徽省淮南市上窑镇的管家嘴、余家沟、上窑镇医院住院部、外窑村、马家岗、泉山、三座窑以及凤阳县武店区的临泉寺、上刘庄、大刘庄等。窑址分布地跨古寿、濠两州,东西长约80公里,重要会合在高塘湖、窑河沿岸,寿州窑从南朝经隋至唐末,连续约350年。
早期寿州窑产物以烧造青釉瓷器为主,到了唐代,由青釉改为黄釉形成了唐代寿州窑的期间风格。唐代寿州窑固然以烧黄釉为主,但是到了唐代中晚期也兼烧黑釉和少量绛红釉。寿州窑陶瓷器为高温石灰釉,含氧化钙量比力高,着色剂为氧化铁,由于烧造接纳还原、氧化和先还原后氧化等差别氛围,使釉色形成青、黄、黑与绛红四种。
早期青釉色不纯净,是由于釉层的薄厚不均,烧造技能的不稳固,窑膛气温不匀称,形成产物釉色的不均,青釉的色调出现为青灰、青黄和青褐等。到了隋代由于烧造技能的进步,窑温控制适中,釉色就比力匀净,呈青色。淮南市博物馆藏有隋代管家嘴窑址出土的为数浩繁的青瓷片标本可以作为佐证。
唐代寿州窑改烧黄釉瓷后,技能上有所创新。盛期产物有碗、盘、杯、钵、注子、枕、玩具等。器多数平底,有的底心微凹。碗、盏一类器足的边棱用刀削去。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为小长方形,都具有典范唐代风格。产物装在匣钵中入窑烧造,从而制止了窑中高温烟火对胎釉的直接熏染,使釉色纯净光亮,极大地进步了产物质量。寿州窑是较早利用匣钵的窑口之一。在马家岗、余家沟发现唐代圆形窑炉,窑壁用砖砌或用窑棒砌成,直径约3米,匣钵上下叠置,匣钵相互之间留有8厘米左右的火路。匣内装一件或数件,皆仰烧。早期利用的窑具有圆形多足支托,隋初以后,多用三、四岔支托,支钉支捧三角支托等。平凡产物直接入窑叠烧,受到窑中高温烟火的熏染和打击后,造成釉与胎的色泽不匀净。釉色出现出黄、蜡黄、鳝鱼黄、黄绿、黄褐等差别几种,每每在器物转角积釉较厚的部位,出现翠青色的窑变釉。
寿州窑在唐代中晚期,用还原焰烧成了黑釉和绛红釉。寿州窑的黑釉产物有些烧造得非常乐成。淮南市博物馆收藏的寿州窑黑釉瓷注、黑釉盂口胆式瓷瓶及黑釉瓷枕等,不但造型雅观凝重端庄,而且釉色纯净匀称,被国家文物判定委员会确以为一、二级藏品。黑釉盂口胆式瓷瓶照旧初次发现的寿州窑新品种,堪称寿州窑黑釉瓷器的代表之作。
黑釉瓷器
铜川窑唐代的很多窑口都生产黑釉瓷,此中可以陕西的黄堡镇铜川窑为代表。
陕西的黄堡镇铜川窑,宋代时是为耀州窑地点地。唐代以烧制黑瓷与白瓷为主,兼烧青瓷。黑瓷的造型多种多样,有碗、盘、盒、灯、盆、壶、盖罐等。
碗有两种式样:一种五花瓣口圈足碗,胎骨薄,色灰质细,釉色黑而光亮;另一种为唇口平底碗,胎质粗,釉色不甚光亮。盒有3种造型:有的为扁圆形,盖与底的高度相称,平底;有的盒较高,盖面隆起如馒头状,盒底高于盒盖,有圈足与平足之分。壶为喇叭口,腹长圆形,流很短,双带形柄,平底。双系瓶式灯座,盘形口,短颈,长圆形腹,盘口与肩部连以双带形系,盘口内凸起3个乳钉状物,似为放灯盏而设。灯油储存于座内,用时方便,既能系绳提吊,又能手执安放,计划奇妙,实用雅观,为铜川窑独有的器物。三足带盖罐的造型别致,罐直口,腹部上下有弦纹两道,中心四周各有一条凹入的直线,使腹部呈瓜棱形,底部坦平,下承以三小足,盖为子母口,盖顶有钮。
别的,1972年黄堡镇曾出土了1件黑瓷塔式罐,造型近似唐三彩陶器,但又不尽雷同。罐椭圆腹,下部模印堆贴叶纹一周。下承以多边形底座,座上镂雕佛像人物及花草。罐盖为七级宝塔形,盖顶塑一小猴,形象生动,器形端正,尤其难得,是唐代北方黑瓷的一件良好作品。从胎质、釉色特性看,应为铜川窑的产物。
淄博窑山东淄博窑位于淄博市淄川区磁村,从窑址规模之大来看,它的黑瓷产量比河南、陕西多。但器形比力单调,以碗为最多,瓶、壶、罐、炉较少。器皿均为平底,有的底部中央微凹入。这种作法遗存着隋代风格。淄博窑的黑瓷除具有平底的特性之外,釉质晶莹润泽、色黑如漆是它的特色。器物的底部一样平常比同期间瓷窑产物为厚,乃至有的厚达2厘米以上,占器高的三分之一还多,给人以慎重之感。
花釉瓷器
花釉瓷器是一种底釉上洒刷花斑釉装饰而成的瓷器,即唐代文献中纪录的“花瓷”。“花瓷”之名,泉源于唐人南卓《羯鼓录》中的“鲁山花瓷”一语,多出土于河南地域,由于烧制工艺与宋代钧窑的窑变釉差不多,故一度把它称之为“唐钧”。
20世纪60年代,故宫博物院根据《羯鼓录》中“鲁山花瓷”的纪录,对河南鲁山古代窑址举行了观察,未发现“花瓷”标本。后在观察河南郏县黄道窑时,却发现了“花瓷”标本,国外把这类瓷器称之为黄道窑。70年代,对鲁山举行了第2次观察,在鲁山段店窑址中收罗到了“花瓷”壶、罐之类的残片,同时还找到了“花瓷”腰鼓残片多件,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腰鼓在胎色、薄厚、凸起弦纹及斑点装饰等方面均完全雷同,仅在釉色上稍有差别,从而相识了《羯鼓录》中“鲁山花瓷”的正确寄义。70年代以后,河南的内乡、禹县的上白峪及山西交城等处又发现了4处烧“花瓷”的窑址。这些窑烧制的“花瓷”,就釉色及斑点特色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玄色或黑褐色釉为底釉,上施以月白色或灰白色彩斑,器物有腰鼓和壶、罐。另一类以玄色、月白或钧蓝釉为底釉,上饰以天蓝色细条纹彩斑,器物有壶、罐等。前者在河南鲁山段店、禹县上白峪二处均发现有腰鼓标本,其釉色、斑点及形制等根本同等。山西交城发现的腰鼓残片,与河南的两窑略有差别,形体较小,胎也较薄,彩斑的作法也不尽雷同。后者在河南郏县黄道和内乡二窑均有出土,以壶、罐为多,形制上大要雷同,未发现有腰鼓残片。
开国以来,河南郑州、泌阳、郏县、三门峡市等地的唐墓中都出土过不少花瓷,当时代皆在唐代中期,与《羯鼓录》成书的期间相符合。河南禹县是宋代钧窑的故乡,钧瓷的出现当与“花瓷”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花釉瓷器的出现是唐代北方陶瓷生产上的又一庞大成绩。其艺术特色是在黑釉、黄釉、天蓝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色的斑点。这种釉上彩斑点是用与底色差别的釉料随意洒刷上的,有的作有规则的分列,有的纹样不定形,烧成后天然流淌、幻化多端。由于都装饰在深色釉上,便于烘托出另一种色彩斑块,显得格外夺目。花釉瓷器常见的器形有各种情势的巨细罐、双系壶、花口或葫芦式瓶、四足小盘、腰鼓等,此中以壶、罐为多。罐类多双系,以黑釉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点者居多,黄褐釉饰以月白色斑点者较少。壶多双系,一面为短流,一面为曲柄,平底,壶体饱满,表面线圆润,也以黑釉上饰以天蓝色斑点者居多。另有一种花口执壶,壶口呈三瓣形,细颈,硕腹,口与腹连以曲柄,平底。这类执壶除花釉外也有白釉的,在三彩陶器中尤为多见。腰鼓较稀有,鼓形为两端大,中腰纤细,鼓身凸起线纹装饰,整器为玄色釉,饰以月白色大斑点,气魄庄严,为唐代花釉瓷器中的代表作品。
唐代花釉瓷器的烧制技能比力复杂,由于差别的釉料在高温下会有差别的热膨胀系数,在冷却时同样也会产生差别水平的紧缩,因此,一种釉料覆盖在另一种釉料上,必须要求两者之间热胀冷缩的系数同等,才气到达完善的艺术结果。同时,在洒刷花斑釉时,还要留意到底釉的干湿度是否相宜,否则也会造成局部釉层卷缩。花釉瓷器的烧制乐成,阐明唐代制瓷艺人已把握了调配釉料和复杂的施釉技能,为宋代钧瓷的出现及花釉成品的烧制,打下了精良的技能底子。
青瓷,雕双凤油灯,刻瓷,五代,高12厘米,灯身雕有双凤,是以取此为名,下为塔座。这是爱新觉罗毓岚最喜欢的个人藏品之一。没事的时候就总是把它拿在手里把玩,后来又给它拍了不少的照片,可是,每一张照片都反映不出那对双凤的翅膀来,这回和我一起去的摄影记者把片子给毓岚先生送去,他见了片子很是喜欢。因为东西多,有时候想找出一样来看看,一找有时候就是大半天,而结果有时往往还是找不着自己想找的东西。把自己喜欢的玩意儿拍成照片,找起来容易,不费劲儿。
青灯一盏照天明,黄卷一册苦读书。“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面对这盏油灯,可以让我们联想起许许多多的东西,油灯的历史是很悠久,在它的发展历史中,逐渐积淀出了丰厚的具有人文内容油灯文化。油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古时候有不少的文人雅士,对油灯多有称颂,如魏晋时期庾信的《灯赋》,如江淹的《灯赋》,如谢眺的《咏灯诗》,如唐韩愈的《短灯檠歌》。“长檠八尺空自长,短檠二尺便且光。”“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吁嗟世事无不然,墙角君看短檠弃。”
油灯起源和人类用火有直接的关系,它也是人类照明的需要的反映。考古资料显示,早在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北京猿人就已经将火用于日常生活之中。据称最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古代有人把灯具的发明归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说明灯具使用之早。
最早的灯,有那么点儿像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它上面是盘,下面是座,中间有柱相连,雕双凤油灯的形象就是如此,虽说它的形式比较简单,但它却是我国历史上油灯的基本造型。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油灯在造型设计方面,虽然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它一直也没有离开过这种基本的形式。
唐代的人最聪明,发明出一种“省油灯”,这种油灯到了宋代的时候还非常流行,油也是一种能源,也是应该加以节省的,可见远在唐代的时候,人们就注意到节能问题了。陆游对于这种灯有过一段文字很准确地描述了这种节能灯,“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一半。”(《陆放翁集》)“书灯勿用铜盏,惟瓷质最省油”。又是古人节能的一证。
油灯虽小,但它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见证。毓岚先生是个读书人,也教书,面对这盏小油灯,可以联想,可以欣赏,可以无言,可以自语,总之,这盏雕双凤油灯给他带来过许多的快乐。当我们把照片给他送去的时候,毓岚先生说片子拍的真好,上面的双凤拍的多清楚。
唐五代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日前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
从窑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浙江嵊县出土的—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罂,价直壹干文”。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卷,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此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一种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纪年有“长庆三年”(823年)、“咸通七年”(866年)、“光启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龙德二年”(92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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