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陶瓷在技术上受中原影响，工艺与北方各窑大体相似。造型多种多样，大致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类，杯、碗、盘、碟、盆、瓶、罐、炉、砚等日用杂器均是按照中原样式烧造，而长颈瓶、凤首壶、鸡冠壶、鸡腿瓶等则具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特征，与其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辽代畜牧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装饰手法有刻划花、印花和贴花三种胎上装饰以及多种色釉褐色釉上描画两种色釉装饰，装饰纹样以牡丹、芍药为主，白釉黑花器是其晚期出现的装饰方法。
金代早期陶瓷生产是在辽代瓷窑的基础上建立的，釉色简单，造型朴拙，胎骨厚杂，釉面缺乏润泽感。后期迁都燕京以后，在关内生产的产品大部分承袭宋式，宋时有名的定窑、钧窑、耀州窑和磁州窑均继续烧造，创烧出白地黑花葫芦瓶、黑釉桃形壶等特殊器型，为历代罕见，其他品种造型类同于宋式。装饰手法有刻花、印花、剔花、笔绘、加彩等多种形式，花纹图案趋于简单，题材以折枝、缠枝花为主流。
西夏以黑褐釉瓷为主，器型古拙，其中的高圈足碗、高足杯、小杯、三足灯、折肩瓶、双系扁壶、折沿钵等是反映西夏王国居民的生活习俗的代表作。其作为装饰的剔、刻花纹粗犷豪放，突出了民间工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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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夏时代的瓷器
辽代瓷器可分两大类，即中原类和契丹类。中原类型的瓷器有从北方流如契丹的，也有北宋工匠流落到辽地后在当地烧造的。这一类型瓷器的主要器型有注壶、温碗、盖罐、小罐、盏托、长颈壶、花口碗、唾盂、香炉、盘、碟、怀等。精细瓷器胎白、坚致，釉润似玉，颜色白中闪黄，外壁多刻莲瓣纹。有的底足阴刻"官"或"新官"、"尚食局"等款。一般白瓷的胎稍厚，釉胳粗，呈牙白色，多光素无纹。契丹类型的瓷器具有本民族的凤格，主要器型有：鸡冠壶、长颈瓶、凤首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式盘等。时代越晚，契丹式瓷器越少。鸡冠壶是辽瓷中最有特色的造型，它的原型是契丹族游牧时用以盛水或奶的皮囊壶，最早的鸡冠壶完全模仿皮襄壶，皮革缝制的痕迹郡很逼真，甚至还堆出皮绳、皮扣；时代越晚，皮囊壶的特征就越少，有些仅成为装饰。辽代瓷窑集中在今辽宁和河北、山西的北部，主要有上京窑(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镇)、赤峰缸瓦窑、辽阳江官屯窑、北京门头沟窑等，主要产品是白瓷、黑瓷和三彩陶器。
西夏瓷器的生产受宋、金定窑和磁州窑的影响较大。品种主要有白瓷、黑瓷、青瓷、黑釉剔花瓷等。它们的特点是:瓷胎较粗，多数呈浅黄褐色;白瓷釉面有冰裂纹，釉面不甚光洁，胎釉之间常施有化妆土。常见的器型有碗、盘、颈瓶、杯、小釜、扁壶等，有些造型与宋、金瓷器相似，也有些具有当地特色。例如长颈瓶，造型与宋悔瓶相仿，但它的特点是小口、折肩、暗圈足，与梅瓶圆肩的做法显然不同。再如扁壶，壶身为圆型，上有小口，除底圈足外，正反两面正中还各有一圈足，壶的两侧有两耳或四耳供系绳用。另外，西夏一些盘、碗类器物还有“挖足过肩”(即圈足内侧高于外侧)的做法，也比较有特色。鸡冠壶、穿带壶都是仿游牧民族游牧时放在乌背上用皮子缝制的皮囊壶的造型。
辽宁省博物馆藏辽金瓷器集萃
辽代陶瓷外廓粗犷，线条硬朗，刻划生动。釉色或是白中泛青、白中泛黄，或是芳草碧绿，或是漆黑如墨，或三色交陈，又如鳝鱼之黄，素妆淡雅而又不失古拙大体，极具特色。各种形制、釉色各异的鸡冠壶，最能代表马背民族传统。浑圆的底座，璇削而有旋纹的内底，逐渐向上延伸而渐次丰满的腹部，略微娇小突出而圆润的口部，再配以不同的釉色，搭配不同的装饰技法，就使得鸡冠壶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内涵：宛如静中之处子、乖张之酒客；雕塑骑猴造型的鸡冠壶令人想到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禁心驰神往，自然而然有触摸器物的冲动。还有黄釉或绿釉的凤首瓶，造型很像一只引颈高歌的凤鸟，这种造型最早流行于西域诸国，唐时称为“胡瓶”，辽代凤首瓶可能是二者的结合体，杯式口，细长颈，在口颈相交处有一凤首，肩部一般均刻划弦纹两道。
辽代陶瓷最具特色的还是各种形制的三彩器，虽不同于唐三彩水墨画般的泼洒自然和随意，但具有自己的特色，黄白绿三色交映，绿的发翠，白的素雅，黄的轻柔，配以各种花卉图案，可谓相得益彰，宛若陶渊明笔下的田园山水，不禁令人想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的草原景象。
金是继辽以后，在北方建立的以女真贵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在相继颠覆辽和北宋政权的同时，北宋中原地区以及辽的瓷器烧造工艺大多被继承，同时对于北宋、辽代文化都有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学术界对于金代瓷器的讨论比之辽瓷寥若晨星，其原因有二：一是金代纪年器物材料相对较少；二是由于研究的不深入，常常把金代瓷器划归宋或元。
根据现有的发掘材料可以看出，金代陶瓷基本延续北宋旧制，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例如北宋著名的钧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金代中原地区创烧的用于墓葬的红绿彩瓷。相对于北宋来说，金代的瓷器装饰总体上趋于简化，早期作品大都比较草率。女真政权入主中原以后，陶瓷装饰在继承北宋一些名窑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特点。辽代习见的鸡冠壶在金代就已经绝迹了，开始大范围的流行系流壶、系耳罐。虎形枕开始多见。在装烧工艺上，普遍采用了砂圈叠烧法。印或刻的缠枝、折枝牡丹等花卉纹饰大量流行。
历史的尘烟随风远去，只留下冰洁而孤独的器物任后人品评。下面对辽宁省博物馆藏辽金瓷器择其精品加以介绍。
辽绿釉贴花扁身鸡冠壶高29.5厘米、腹长18.8厘米、腹宽12.2厘米。红色陶胎，胎质细腻，施化妆土。扁身，管口缺失盖，卧足，修足不规整。上有马鞍状双穿，便于穿系(图1)。
辽白釉绿彩纽带装饰鸡冠壶高37.8厘米、腹长17.2厘米、腹宽15.5厘米。红色陶胎，施化妆土。管状唇口，皮环状高提梁呈多折角形。扁圆腹，最大腹径在下腹部，圈足。通体施乳白釉，器身部分脱釉。器身贴塑皮条皮扣状装饰，皮条皮扣皆施以绿釉，与皮制皮囊壶相似。器形端庄大气。
中国古代陶瓷历史文化之辽夏金
辽代是十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辽代制瓷业是辽代手工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辽代设窑烧造瓷器，大约始于辽太宗朝（公元938--947年），据史料分析其制瓷工匠应来源于辽军进入中原进行侵扰时从中原各窑口虏获的，并极有可能是来自中原的磁州窑和定州窑。辽代瓷窑现已发现有七处，其主要窑口分布情况是：（1）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的林东辽上京窑；此窑以烧造白黑釉瓷器为主，也有极少绿釉器，器物胎质细白，釉较薄，光亮而温润。（2）今内蒙古赤峰市西南的赤峰缸瓦窑；此窑所烧器物品种较多，以白釉瓷器为主，单色釉、三彩釉、茶末绿釉较少。白瓷器胎白而微黄，杂有黑点，大多施有化妆土。据其产品分析，此窑应为辽代官窑。（3）今辽宁辽阳市东太子河岸的江官屯窑；此窑是以烧造白釉粗器为主的规模较大的民窑，其黑白釉器胎质灰白粗糙，往往有红黑杂质细点，白釉色白而微黄，黑釉色纯黑。（4）今北京市西郊的龙泉务窑；此窑所烧瓷器结好，瓷化程度较高，除烧白瓷外还烧褐釉、黑釉、豆青釉及三彩釉。
辽代陶瓷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大类。中原形式大都与同时代中原器形的样式一致；契丹形式的器形最典型的有鸡冠壶、鸡腿瓶、长颈瓶、凤首瓶及三角形碟等。辽代陶瓷的装饰也多受中原风格影响，同时也有属于契丹民族自己的独特风格，具体手法有胎上装饰和釉色装饰两种。如刻划植物纹样以北方地区较多的牡丹和芍药为主，贴花装饰多以皮条、皮绳、皮雕花贴在各式皮囊壶或瓶腹上。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十二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业在我国窑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随着金代陶瓷资料的不断发现，对金代陶瓷的了解认识也日渐清晰。金代迁都前在东北地区所生产的陶瓷水平较低，主要窑口有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这两处窑口的金代瓷器制作无论从釉色还是从胎质来讲均较为粗糙，釉色釉面普遍混浊不纯，胎质粗厚且多杂质，烧结程度低，装饰纹样方式较简单，仅见有白地绘黑花器物。金代后期迁都燕京之后在关内生产的陶瓷则有了较大的发展，金统治下河北曲阳的定窑、磁县的观台窑、陕西铜川黄堡镇的耀州窑、山东淄博市的磁州窑等均有金代瓷器发现。这些窑口的瓷器造型多承袭宋式的日用器皿，较典型的有双系、三系、四系瓶、系耳罐等。金代瓷器的装饰纹样总的趋势是日益简化，题材以各种折枝、缠枝、花卉为主，亦见人物、水波、鱼、鸭等。在工艺技法上，定窑的刻花、划花最为突出；磁州窑的笔绘艺术最具特色，其笔画简练，线条明快，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其中白釉黑花装饰创造性地将中国画技发以图案构图方式巧妙地绘在器物的显著部位，使其呈现白地黑花纹样，代表了金代磁州窑装饰艺术的高度成熟。
宋金时期的梅瓶
鸡腿瓶传入北宋后，北方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在宋代南、北方民窑中多有生产，而少见于宋代的官、汝等官办瓷窑，说明梅瓶作为盛装实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较多保留了契丹鸡腿瓶的痕迹，形体修长而秀丽，瓶口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绳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镇生产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窑等地烧造梅瓶，其高度明显低于北方梅瓶，容积缩小，腹径较大，显得矮而胖，造型上显得比较小巧，反映了当时大江南北不同窑区的产品有一定地域特点。除了陶瓷器中出现梅瓶外，宋代的金银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发现过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350多件，其中有10件银制梅瓶，均为锤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纹梅瓶、凤鸟纹梅瓶等，有些还附有银制瓶盖，从出土金碗上有“绍熙改元”纪年看，这批窖藏金银器为南宋中期产品，少量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产品，类似的宋代银制梅瓶在国内博物馆还有收藏，说明了宋代梅瓶的质材已从陶瓷扩大到到金属制品。
宋代北方生产的梅瓶以耀州窑刻花梅瓶为代表。这件青瓷刻花梅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口径7.5、足径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长，瓶腹无接胎痕迹，说明系一次拉坯成型，显示了耀州窑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由于长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窑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一种吐噜瓶，造型上看如同将长腹梅瓶截去下半部，这种瓶型在北方名为吐噜瓶，据说因酒从瓶中倒时发出“吐噜”响声而得名。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扒村窑、鹤壁集、登封窑诸窑都烧造刻花梅瓶。
1951年，考古部门在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发掘了宋代墓群，其中一号墓年代为北宋元符2年，墓室内壁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技法描绘生活场景，其中墓前室西壁表现了墓主人夫妇饮宴画面，居中的方桌上摆有注子、带托盏杯，墓主夫妻二人袖手坐于桌旁，两边有三位侍女和一名男侍分别捧着唾壶、果盘，在桌下描绘了一只梅瓶，放置在束腰方座上。从桌上摆放酒具看，这只梅瓶的用途也应是盛酒具，考虑到辽张世卿墓描绘的梅瓶被插放在开孔的木座上，白沙宋墓壁画表现的梅瓶比北宋梅瓶实物要短一些，是否可解释为束腰高方座可能也开有圆形开孔，梅瓶足部同样被插放在圆槽中，这样一来，放在木座上的梅瓶感觉瓶身矮了一些。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徐涛先生告知笔者，他们在陕北作馆藏文物鉴定时，很多市县都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黑釉梅瓶，说明梅瓶在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使用量较大。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0多件造型近似的黑釉梅瓶，其中一件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天威军官瓶”，这种粗瓷梅瓶就是北宋北方装运水、酒之用，水是行军的必需补给，而酒则可以鼓舞士气。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七记载，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一入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至于为何酒瓶被称作“峞”，赵彦卫考证说“范参政致能说，雁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按此记载，峞（wēi）与罍（léi）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产生了讹传。南宋初期统领抗金主力部队的将帅大部分为陕北人，韩世忠等陕北籍主将的亲信部队被称为“背峞军”（即为主帅背酒瓶的亲军），显示了北方军旅中使用陶瓷梅瓶的遗风。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同样表现出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此时的北方梅瓶继承了粗犷的风格，以磁州窑和扒村窑烧造的白地黑花梅瓶、黑釉梅瓶为代表，同时期的西夏灵武窑也烧制有剔刻花梅瓶。宋金时期河北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梅瓶以绘画为特色。金代磁州窑烧制有一种黑瓷弦纹梅瓶，造型上接近辽鸡腿瓶的样式，装饰简单，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字样，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怀仁窑调查时，还发现有凸凹弦纹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酒都司使”，说明亦为金代梅瓶，较多保留了辽代鸡腿瓶的遗韵。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件金代梅瓶，代表器为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款梅瓶和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纹“正八”款梅瓶。黑地白花“正八“款梅瓶在绘画处填有白色化妆土，瓶身旋修痕比较明显，瓶腹两侧分别描绘竖向龙纹，并在一条龙下部书写“正八”两字，“正八”两字可能来源自佛教“八正道”、“八部众”（即天龙八部）观念。
南宋梅瓶标准器下面几件可为代表：是南宋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釉刻花梅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口径4.3、底径9.4、高31.8厘米，肩部装饰以流畅的刻花缠枝莲纹，辅以浅细篦纹模拟水波，如同随着微风摇曳的满塘莲荷，莲花水波与淡雅的影青釉相互映衬，给人满目清新之感。1991年9月，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过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瓷器985件，也包括青白釉梅瓶8件，其中的青白釉刻花梅瓶还带有浅杯形的瓷盖。是一件南宋龙泉窑带盖青瓷梅瓶，口径5.9、底径7.3、，通高28.5厘米，胎色灰白，釉色青雅，釉面润泽晶莹，底部露胎，通体装饰了凹凸弦纹，线条流畅优美。这件梅瓶1979年出土于浙江松阳县庆元元年墓葬（1195年），现藏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图13则是南宋吉州窑烧造的黑釉刻花梅瓶，通高21.2，口径4.8、底径6.6厘米，1972年江西吉州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它的底径明显增大，在腹部两侧装饰以剔刻折枝梅花，刀法细劲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金代和南宋时，还出现一种口部稍大的新样式梅瓶。这种大口梅瓶在耀州窑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曾有烧造，窑址中发掘出土过多件。这种北宋晚期开始出现的大口长腹梅瓶，造型上看应是自小口梅瓶改进而来，其装酒量有所减少，高度较北宋时降低，口部与底部尺寸均增大，放置时应不必依赖于支架，也便于使用提子一次打出一斤、半斤的酒来，是对梅瓶造型的一种改进。四川广元大足石刻中保留有南宋石刻地狱图，雕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其中一幅雕刻为劝饮图，图旁镌刻有《大藏经》文：“世尊告诸比丘饮酒者入地狱”，画面上一男子手捧带托盘的酒碗劝饮，身后的女子抱持一大口梅瓶。从大足石刻劝酒图可知，南宋时这种大口梅瓶在南方地区也有烧造，用途亦是装酒用具。
西夏瓷器走出“深闺”示众人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1038———1227年)，历时近190年，建都在今宁夏银川市。由于蒙古大军的毁灭，西夏文化遗迹、遗物、艺术等留存甚微，给这个古老的王朝留下了太多谜团，西夏瓷更是因为物证太少，成为我国瓷器历史上的难解之谜。随着近年来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西夏瓷不断发掘出现，国内外对西夏瓷的收藏热起来，西夏瓷也开始走出“深闺”向世人展示那段神秘残缺的历史。
神秘王国的艺术奇葩
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各大名窑生产的瓷器名目繁多，但是与宋同一时代的西夏，人们对它190多年的制瓷知之甚少。由于实物和文献资料太少，以至于1980年前后编写的《中国陶瓷史》未能将西夏瓷写入其中。
由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文明突然间神秘消失，后人对西夏瓷的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195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发现了两件珍贵的黑釉剔刻花瓶，初被定为元代，后被认为与西夏有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西夏瓷开始在宁夏、青海、甘肃等曾为西夏王朝疆域的广大地区陆续发现和确定了一批西夏瓷窑，考古专家们才开始把西夏瓷与宋瓷、元瓷区别开来。
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说：“由于元朝没有给西夏作史，残存的文献资料也大多在国外，近年来西夏瓷的出现和研究对解读西夏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夏瓷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耀州窑的影响，结合党项族的文化习俗创造出粗犷质朴、极具民族特色的瓷器。从各地出土的西夏瓷看，民族特征鲜明、纹饰简洁、装饰手法粗犷。最具特色的扁壶、四系瓶、高足碗、帐钩以及剔刻釉装饰艺术，突出表现出党项民族纯真质朴的民族性格，同时更加丰富了陶瓷器形及装饰内容。
扁壶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瓷窑所没有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壶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由于西夏铜、铁矿产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应该是个创举，它不仅巧妙解决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同时为制瓷业开创了新思路。
牛头埙是瓷埙的一种，形似牛首故称之牛头埙。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牛头埙作为一种乐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爱。它的出土不仅表现出西夏人善于创新的智慧，同时也展现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最典型的特征是在瓷器上剔刻花纹，这种瓷器也是西夏瓷中最为精美的一种。西夏制瓷工匠在进行剔刻花工艺时，一般有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刻花，刻花不是在平面上绘画，而是直接在上好釉的器体上，用刻刀刻绘花纹和图案的轮廓，难度很大。第二道工序是第一道工序的延续，即剔釉，是将所要表现的花纹图案周围多余的釉剔掉或刮掉，露出胎体。在西夏剔刻花瓷器上，最为显著的是纹有各种各样的牡丹花。据一些收藏家介绍，当时的西夏境内并没有这种花卉，瓷器上大量纹牡丹很是费解。
国内外兴起西夏瓷收藏热
近年来，随着对西夏瓷的研究更加深入，以及对西夏神秘文化的追捧，国内博物馆加强了对西夏瓷的征集，同时在国内外收藏界兴起了一股收藏西夏瓷的热潮。
在今年举办的西夏古陶瓷联展上，来自北京、上海等12个省市区的68位收藏家带来了精心挑选的近200件西夏瓷向世人展出，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埃及、法国等多个国家游客和收藏家的关注。其中，极为罕见、完整无缺的由青海和宁夏收藏者奉献的褐釉三开光剔刻牡丹纹大罐和褐釉剔刻缠枝绕叶牡丹纹六系大罐，是国宝级文物西夏陶瓷极品。
据宁夏收藏协会常务理事、西夏瓷收藏大家米向军介绍，近年来西夏瓷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私人收藏家范围在不断扩大，原先只有陕、甘、宁等地的藏家关注，现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藏家也加大了收藏力度。另一方面，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了出自宁夏海原县的一件褐釉剔刻花瓷扁壶，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博物馆也有收藏西夏瓷。由于西夏瓷器遗存下来的极少，出土的又不多见，所以很多瓷器藏家以拥有一件西夏瓷为傲。
西夏瓷研究专家李进兴说，由于党项人有火葬的风俗习惯，很少有坟冢，所以从墓藏中发掘西夏瓷很少。目前，西夏瓷中的珍品———剔刻花西夏瓷藏品更少，全球存量仅有100件左右，可谓弥足珍贵。由于数量太少的缘故，现在一件西夏瓷中的珍品卖价已经超过了100万元。
追寻失落的西夏宝藏
一部西夏瓷器史，同时也是一部西夏史。中国有二十四史，但没有西夏史；中国陶瓷史，又没将西夏瓷列入其中。没有物证的文化是虚无缥缈的，现在人们正在努力追寻这些失落的宝藏，更多地了解这些瓷器上散落的西夏历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部门在宁夏灵武磁窑堡、回民巷以及甘肃武威塔儿湾等10多个西夏瓷窑发掘，使西夏瓷的真实面貌得以揭示，特别是在宁夏灵武窑和甘肃武威窑出土了一大批稀世珍宝，这些瓷器上有西夏文字和题记记年，给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样本，填补了国内外西夏瓷器文化艺术的空白。
西夏在中国，而西夏学在国外。西夏文化研究和瓷器收藏被许多国家尤其是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几年，我国也加强了对西夏瓷器研究的收藏和研究，西夏瓷器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考古价值等被逐渐认可，成为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的珍贵资料。由于它造型艺术与装饰技法都不同于南方瓷窑烧制的瓷器，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特别是它美丽的剔花纹样的装饰，加以神秘的西夏文字的点缀，无论从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来看，都是极为珍贵的民族瑰宝。
上个世纪初，外国探险队的盗掘，使大批西夏文献、瓷器流失到俄罗斯、英国等国，他们的藏品数量甚至超过了国内。近年来国内藏家也开始从海外回购西夏瓷器，加强对西夏瓷的研究和保护。今年香港商人严辉先生从美国朋友手中收购两件流失西夏瓷捐赠甘肃武威西夏博物馆收藏。
西夏文化和瓷器
于北宋、辽同时期还有一个北方政权，就是西夏。西夏人主要以党项族为主体。因为在甘肃这一片，靠西边，所以叫西夏，它自己称大夏王国。西夏很有意思，它先后和辽、金对峙，后来被元朝所灭。西夏的政策也很有意思，不强烈，不攻也不守，就把着自己这块地。它享国时间也还算长，189年。一个朝代能扛住189年，也算不容易。
西夏没有修史，几近湮灭，很多中国人过去也不知道，甚至很多字典后面排的历史年表里都不排西夏。西夏有自己的文字，据说全国能认识西夏文字的不超过十个人。西夏文被称为绝学。
西夏和其他政权冲突不激烈，西夏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且这个生存的时间并不短。
西夏尊重汉文化，追求汉文化。体现在瓷器上，即它的瓷器跟磁州窑非常接近，只是显得粗糙一些。西夏中国瓷器的主要特征就是粗枝大叶。今天从另一种审美角度来看，这种粗枝大叶的感觉可能是另一种味道。过去看多了磁州窑的很细致的优良品种，这个稍微有点粗糙的反而更有一种韵味。
历史上记载西夏烧过陶瓷制的瓷帐钩，但没有看到过实物。西夏总体上没什么太新鲜的中国瓷器出现，据说它跟汉族文化回避了强烈的冲突。
辽三彩
辽三彩受唐三彩的影响很大，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其主要产地为辽宁林东南山窑、辽阳江官屯窑、内蒙古赤峰的缸瓦窑。辽三彩胎质细软，呈淡红色，少数胎质呈淡黄色，胎上挂化妆土，再施彩釉。辽三彩有单彩、双彩和多彩器物，釉色以黄、绿、白为主，不见黄色，从出土物看，其白釉与绿釉微闪黄。许多器物施釉较薄，釉层易脱落，底足无釉。只有少数精品挂釉至底足，且釉色浓重，光艳娇美，可与唐三彩媲美。
辽三彩的器型多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穿带壶、龟形壶、兔形壶、鸡冠壶、海棠式长盘、莲花式碟、印花暖盘、三角形碟等，这些器型都具有契丹民族风格，这是我们鉴定辽三彩
的一个依据。1997年12月25日在科左中旗出土了一件交颈鸳鸯壶，壶身施黄、白、绿色釉，鸳鸯体形肥硕，交颈环绕，双翅并拢，短尾下垂，足曲于腹下。此辽三彩交颈鸳鸯壶，实为辽代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辽三彩的装饰有划花、印花和贴花。一般盘、碗、碟等多用印花，纹饰多以牡丹花为主，还有一些水纹、草花纹、双鱼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