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瓷
法门寺相传始建于东汉，唐时建有护国真身宝塔及地宫，供养佛指舍利。地宫中的许多文物是唐皇室供奉的，其中的秘色瓷是作为贡瓷的越窑精品，属宫廷专用。器物以青绿釉为主，釉内夹杂玛瑙细末，釉面润泽晶莹，釉层有透明感。这次出土的瓷器共19件，器形有瓶、碗、盘、碟等，大部分在同出土的文物帐上被明确记为“秘色瓷”。
·秘色瓷
在地宫出土的《衣物帐》上明确记录“……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此碗为这批秘色瓷器之一。这批秘色瓷是唐懿宗和僖宗在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瘞埋的供养品，因此此时秘色瓷已被烧造，而且工艺技术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TaOCi52.COm
·秘色瓷
关于秘色瓷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解释是因只供宫廷专用，藏在深宫鲜为人见，且数量极少，故称秘色。但现在一般认为，秘色瓷是指越窑的青瓷精品，是贡瓷的组成部分，但并非专供皇室。还有一种解释秘色瓷实为“密室瓷”，意为一种在密封的空间里烧制的瓷器。因“秘”与“密”在古代是通借字，故古越窑陶工赋予这种烧制成本极高、只供皇室享用、神秘而颜色特殊的瓷器以秘色瓷之称。关于“秘色”之色，千百年来后人总是通过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千峰翠色”加以诠释。对这批秘色瓷是否为诗意中夺千峰翠色的青绿，研究者也各执一词。其中，持密室瓷说者认为：正是因为秘色瓷是在一种瓷制的供一次性使用的密封匣钵中烧制，从而使匣内的器物在均衡稳定的弱还原气氛中烧成，烧出的瓷器釉层均匀、光亮、滋润，但颜色呈现的大多应是黄绿而非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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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式皇家高档瓷器---丹麦皇家哥本哈根
皇家哥本哈根(Royal copenhagen)是公元1775年丹麦皇太后茱莉安·玛莉为制作皇室用品及赠品而特别设立的御用瓷厂。
传统北欧手工艺融合东方瓷绘风格，独特而典雅的造型设计是丹麦引以为傲的国宝。标志上的皇冠，表示与皇室的深厚关系，三条波纹代表围绕丹麦的海峡。“只制造真正的精品”是皇家哥本哈根一贯秉持的信念。
其最卓越的作品丹麦之花（FLORA DANICA），釉上绕色、手工雕刻，是真正代表皇家哥本 哈根技能的缩影。
1790年8月28日，丹麦国王克里斯汀七世特别差人将皇家哥本哈根图书馆内的丹麦植物图鉴送到皇家哥本哈根御用瓷厂，吩咐瓷厂以这些写实、精确的植物标本为蓝本制FLORA DANICA食具，准备送给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历经12年之久，这1802件产品才最终完成。遗憾的是，此时的凯瑟琳女皇已经辞世了。而FLORA DANICA因其对自然植物精确的描绘，优雅的笔触和高超的制作手艺，留在了皇室，成为丹麦的国宝高档瓷器。
目前，丹麦之花系列最便宜的咖啡杯要26900元，一对红茶杯要 11万元。
花边唐草系列是皇家哥本哈根第一套正式宴会餐具，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仍然坚持使用传统手工绘制。
元代钧窑瓷器精品记录
元代钧瓷瓷器胎色由断面观察多呈深灰色，甚者呈黑灰色。据文献记载及本人手头的实物资料表明，河南禹县钧台一带的窑口温度高烧制的钧瓷胎，基本上是深灰色或灰色，而山西、河北、河南北部林县鹤壁等窑口烧制的钧瓷胎多是灰白或灰黄色，胎土稍粗，烧结后多有空隙，胎与釉之间施有白色化装土。
元代钧窑瓷器碗
元代钧窑瓷器市场价格多少钱，元代钧窑瓷器价格： 一直以来，瓷器收藏市场上最引人关注的都是明清瓷器，近两年在传统的明清官窑瓷器缺乏亮点和市场激情的情况下，高古瓷器反而吸引了众多眼球，无论是伦敦、香港还是巴黎，都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宋朝五大名窑除钧窑外，均榜上有名，其中官窑和定窑各占3席，而汝窑和哥窑各有1件拍品上榜，余下的则来自景德镇窑和磁州窑，汝窑虽然仅有1件拍品上榜，但凭借创出天价的“北宋 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成为榜单中成交总额最多的名窑，此件拍品直径十三点五公分，六葵瓣花式，口略撇，上丰下敛，浅腹薄壁，棱角含蓄，器身随沿起伏，圈足微外撇，底有细小芝麻钉痕三枚，这是由于汝窑继承了越窑的支钉烧法，它与大英博物馆所藏汝窑洗原为一对，同属克拉克夫妇的收藏，后辗转流入日本茧山龙泉堂，是已知的流传有序且藏于私人之手的7件拍品中的1件，足见本件拍品在2012年香港春拍“天青宝色——日本珍藏北宋汝瓷”专场以1.69亿元成交，的确是物有所值，
元代钧窑瓷器梅瓶
拍卖会征集元代钧窑瓷器特征怎么鉴定
宋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 钧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
窑瓷器之一，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是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独有的国宝瓷器，
凭借其古朴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复杂的配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湖光山色、云霞雾霭、人兽花鸟虫鱼等变化无穷的图形色彩和奇妙韵
味，被誉为中国“五大名瓷”之首。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钧瓷的恢复烧制工作开始，钧瓷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钧瓷生产工艺与水平都得到了划时代的提升，不断的作为国礼现身世界。
元代钧窑瓷器-三足炉
成交清乾隆 胭脂红轧道锦地洋彩缠枝花卉套炉钧窑釉双象耳转心瓶 ，人民币： 70100000，2011-04-08
成交北宋 钧窑窑变釉大花盆 人民币： 58000000元，2009-12-06
成交明 十五世纪初 钧窑天青釉仰钟式花盆，人民币： 39527500，2008-04-11
成交宋代 钧窑八方弦纹瓶 人民币： 27370000，2010-12-30
成交明15世纪初 钧窑天蓝玫瑰紫釉棱口花盆 人民币 16840000，2013-04-08
成交明初或更早 钧窑天蓝釉葵花式花盆配白玉座 人民币 11385000，2012-06-05
釉上彩和釉下彩都源于越窑晋代青瓷
像远古彩陶和唐三彩都是陶胎上彩，而高温瓷器上彩，发源于越窑晋代青瓷，那也是彩瓷的先祖。越窑青瓷有时以褐色彩斑作装饰，西晋为大彩斑，东晋为小彩斑。现在仿作晋青瓷极少有带彩斑的。因为那时含铁份而能烧成氧化铁颜色的彩料，现在并不知其具体配方。晋青瓷的彩料施于釉上，称釉上彩。而晋青瓷中笔者也发现有罕见的釉下彩，即褐色彩料直接绘在胎骨上，为胎体所吸收，再上釉料而烧成。所以说彩瓷的两大品类：釉上彩和釉下彩都源于晋青瓷。
彩瓷创作的高峰是在元明清三代。如元代产釉下彩青花瓷，是民窑所制高级瓷器，主要供外销。青花瓷用含钴份的颜料画在胎骨上，再罩以半透明的白釉烧成，纹饰显得青蓝悦目。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极低，有些就做了当时视为低贱的窑匠，故元代青花的纹饰多出于这些人之手，他们吸收国画的成就，使釉下彩瓷器一下子提高了艺术性。元青花精品在国际市场上价在数十万至百余万美元左右。元青花之后，明代的成化窑、宣德窑青花工艺也很精，属官窑，价可与元青花相提并论。到了清代的康熙，青花制作也很精美，价格与元及早明青花比，便要减去多半。而釉下彩的另一个品种，即釉里红，发展的情况大略与青花相同。釉下彩器的鉴定，除由造型、纹饰、窑艺等处着眼外，还讲究彩料的辨别。
彩瓷另一大类釉上彩，在明清两朝达到工艺高峰。釉上彩又分硬彩和软彩。硬彩品种以明代成化官窑最贵，绝大多数藏于台北故宫，国际市场上也久未出现。明代硬彩还有万历五彩器也为日本藏界所喜好，精品价格在十万美元之上，但远不如成化斗彩珍贵。到清代时盛产软彩瓷器，因为其彩料中调油掺粉，质地柔艳，故称软彩，也称粉彩。软彩以雍正、乾隆两朝官窑为高。而清代釉上彩器最可贵的是御用珐琅彩瓷，其彩料最初由外国进贡，呈珐琅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珐琅彩器同成化斗彩一样为无价之宝，也多藏于台北故宫。近年有晚清的御窑珐琅彩出现于国际市场，精品在十余万美元。釉上彩器的甄别也讲究彩料的稽核，是很专业很细致的功夫，这可参阅有关专业书籍。
老窑瓷：温润如玉的龙泉窑青瓷
·龙泉窑青瓷
龙泉窑是今浙江省南部丽水地区龙泉市及其周边地区众多古代生产青瓷窑场的总称，因龙泉所在地区自宋代以来一直属处州管辖，所以古代文献中对龙泉窑及其青瓷产品，又称“处州窑”、“处瓷”或“处器”等。迄今在龙泉及其邻近的庆元、云和、景宁、遂昌、松阳、丽水、缙云、武义、永嘉、泰顺、文成等县，发现各期龙泉青瓷窑址四百余处，其中龙泉市的龙泉溪和秦溪两岸瓷窑最多。这些古代窑场普遍烧造一种风格类似的绿色调青瓷，其中以龙泉境内的大窑和金村窑场最有代表性。
·龙泉窑青瓷
龙泉窑青瓷属于南方青瓷类型，北宋早期产品风格主要受越窑影响，釉面常采用刻花装饰，并辅以蓖点或蓖划纹，釉色呈淡青色，器物造型以日用瓷为主。北宋中晚期龙泉青瓷釉色逐渐转为青黄色，产品虽仍以日用器皿为主，但造型变得更加规整。此时，釉面装饰普遍使用刻花、划花、印花等手法，纹饰主要有花卉、游鱼、飞雁以及婴戏等。北宋晚期还盛行浅浮雕莲瓣纹，一些器物印有“河滨遗范”、“金玉满堂”等文字。
·龙泉窑青瓷
南宋时期是龙泉窑生产的第一个高峰，其青瓷制作工艺的最大成就在于改变了早期青瓷使用的石灰釉，而发明了石灰碱釉。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下黏度小易于流釉，因此早期青瓷往往施半釉，釉层普遍较薄，釉面玻璃质感较强。而石灰碱釉的特点则在高温下黏度大，釉不易流淌，器物不仅可以施满釉，釉层也可以施得厚一些，因此南宋龙泉窑采用了多次上釉法烧成了釉面质感温润如玉的粉青釉、梅子青釉等青瓷史上的一代名品。随着宋室南迁至杭州，龙泉境内的溪口窑等地即出产一种在器型釉色以及开片装饰等方面与南宋官窑器十分相似的黑胎厚釉青瓷。
·龙泉窑青瓷
南宋龙泉窑青瓷在釉面装饰上，多采用堆贴装饰，形成一种浅浮雕效果。同时更加重视器物的造型设计，以此突出釉色之美，造型不仅出现了炉、瓶、渣斗、盆等许多新器形，而且每种造型有许多变化，如瓶类器形就有胆式瓶、龙虎瓶、鹅颈瓶、琮式瓶、盘口瓶等，此外炉的形制亦有奁式炉、三足炉、桶形炉等。盘、洗、碗则出现了双鱼盘、折沿洗，菊瓣碗等器物。
古代南方著名越窑青瓷 延续千年享有盛誉
越窑陶罐
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著名的青瓷窑，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之一。窑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时期，居全国之冠。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越窑瓷青瓷与唐代的饮茶风尚关系十分密切，其瓷质造型，釉色之美，深受饮茶者的喜爱。饮茶风尚又影响了越窑青瓷的型制。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邢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坐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
越窑青瓷在初唐时胎质灰白而松，釉色呈青黄色。晚唐时胎质细腻致密，胎骨精细而轻盈，釉质腴润匀净如玉，釉色为黄或青中含黄，无纹片，普遍使用素地垂直划纹的装饰方法。另有一种在器物上堆贴花卉、人物、鱼兽等的方法，器物常见的有碗、盘、水盂、罐、盒等，特色器如瓷砚、执壶、瓷罂等，尤其是口唇不卷、底卷而浅腹的越瓷瓯，风靡一时，成为文人墨客的歌咏对象。
越窑带釜壶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中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影青瓷|淡薄如水 瓷中君子
影青瓷又称映青瓷，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其前身是青白瓷，被称作“色白花青”的影青瓷是北宋中期景德镇所独创，其釉色青白淡雅，釉面明澈丽洁，胎质坚致腻白，色泽温润如玉，所以历史上有“假玉器”之称。
影青瓷茶杯
南宋李清照在《醉花阴》中有“玉枕纱窗”之句，玉枕指的就是青白瓷枕。元代的青白瓷产品有的还印有“玉出昆山”和“玉出昆冈”铭款。南宋时大量生产，而且“著行海内”，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当时的影青瓷绝大部分为薄剔而成的透明飞凤等花纹。这些花纹由技艺高超的陶瓷艺人在坯体上刻制之后，以透明青釉，以高温烧制而成。
器型以盘、碟、碗居多，较多见的还有盆、炉、钵、罐等，堆塑瓶也偶有出土。其中，注子、注碗是配套使用的一套酒器，注子曲流带把，壶身作瓜棱形，盖顶饰以狮钮，注碗则多呈仰莲形，全器造型生动，恰似一朵含苞欲放的荷花，是北宋市民生活的常用之物。盘盏与台盏则是与注子、注碗相配使用的酒具，相当于现代的酒杯。
影青瓷陶器
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由半透明的釉，发展到半透明的胎，这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是一个飞跃。由于青白瓷制作的丰富经验，为以后青花瓷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影青瓷发展很快，1983所创青花影青瓷，这一成果轰动瓷坛，引起国内外客商很大兴趣。产品获轻工业部和江西省的优秀产品获。青花影青瓷集传统的青花、影青、刻花于一体，使幽倩致的青花，晶莹剔透的暗刻花纹以及自中泛青的影青色釉互相衬托，交映生辉。1985年底，青花影青瓷获国家银质奖。
影青瓷花瓶
“影青”纹饰主要是刻花、划花、印花，还有少量的堆塑花纹。早期器皿多无纹饰，或有少量刻划极为简单的花纹，如蔓草纹、水波纹等。中期以后，花纹显得繁杂，刻花、印花大量出现，常见的有菊瓣纹、莲瓣纹、石榴花等等。“影青”的刻花、划花大多数构图简练，给人以雅致之感。
例如海浪纹，仅用梳篦式工具随意在器皿上划几下，再用尖形工具在其上划几个随意的弧度，即可出现一幅汹涌澎湃的水波浪图画，如再添上几条小鱼，那就更有情趣了。而婴戏牡丹也较为精美，一般表现的是两小孩追逐于牡丹花丛中的图案，匠人刀法娴熟,流畅有力，将婴儿天真活泼、烂漫可爱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家居装饰·影青瓷摆件
在21世纪北方收藏市场上，宋元时期的影青瓷器很少。原因是北方的瓷器爱好者对来自南方的影青瓷不太熟悉，加之赝品太多，认为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问津。其实，只要掌握了上述影青瓷的胎、釉、工艺特点和造假作伪的一般手法，完全可以一展身手。
陶器的成色原理与烧制工艺
使用火和利用火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陶器的出现就是人们使用火和利用火的产物。我们不知到底是哪个区域哪个国家最先发明了陶器，但从全球的考古发掘结果看，世界上有很多地区都出土距今有六、七千年完整的陶器。甚至还发现了距今上万年的陶器和陶片。可以说，陶器的产生，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生存需求以及长期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是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先人们先后不约而同发明了陶器。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始。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即把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
从我国境内出土的陶器来看，它的色泽主要有红、灰、黑、白等四种，也就是我们所称为的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当谈到陶器色泽时，会有很多人认为是原料不同。即认为不同色泽的陶器是用不同的原料制成的。也有人认为是在原料中添加了着色剂所致。前一种看法只说对了一半，即白陶与红陶、灰陶、黑陶不同，就是原料不同。因为白陶的原料其实是一种高岭土或近似高岭土的瓷土原料，含杂质(着色剂)少，原料纯度高，故呈白色。而其他三种陶器(红、灰、黑)就不是原料的区别，也不是原料中含着色剂的不同所致，而是同一种原料(或说含同一种着色剂)，用不同的烧制工艺所形成的。白陶在我国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了，距今也有五千多年了。直到商周时期白陶一直存在。而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器就是在这种白陶的基础上发展发明而成的。中国人之所以发明了瓷器，首先和我国盛产瓷土有很大的关系。那白陶器为什么不能叫瓷器?很简单，就是白陶只具备瓷器三大条件(原料、釉和温度)之一，而缺乏其它的两个条件，且是重要的条件。
我们还是来说说红、灰、黑这三种陶器的呈色差别吧。首先说明的是这三种陶器使用的原料是同一种原料，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地表土——黄土。黄土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常见土，在哪个地方都随处可得。古代的先人们也是就地取材制造和生产生活日用陶器。我们知道黄土之所以发黄、发红，是因为土中主要含有氧化铁这种着色剂。随含量多少，颜色会呈色出不同深浅程度的黄色至红色。一般北方的黄土含铁量在4-5%，南方的黄土含铁量在7-9%，所以南方的黄土都比北方的黄土红，故烧出的陶器也偏红色或暗红色多，北方的偏土红或黄色多。为何说红陶、灰陶和黑陶都是采用相同的原料相同的着色剂(铁)，却烧制出不同的色泽?原理如下：
1、红陶。红陶的烧制工艺是采用氧化气氛烧制的，就是在氧气(空气)充分供给的条件下烧成的。由于空气的充足，陶器原料中的铁呈氧化状态(三氧化二铁)，氧化铁的发色就是红色，因此所烧制出来的陶器就是红色的。2、灰陶。灰陶的烧制工艺则与红陶烧制工艺相反，采用的是还原气氛烧制的。具体采用的方法是在烧成的后期，封堵窑门和烟道并在窑的顶部往窑内渗水。使窑内造成还原气氛，陶坯体中的氧化铁(三氧化二铁)中的氧，由三价转成单价，形成单价铁。单价铁的呈色即为青灰色，这就是灰陶的由来。
3、黑陶。黑陶的烧制工艺与红陶、灰陶又不同了。黑陶的黑色不是由铁呈色的，因为铁的成色无论量的多少或烧制气氛的改变，都形成不了黑色。除非再加入大量的锰、钴等着色剂，才能变成黑色。那用普通的黄土如何烧制出黑色的陶器呢?只有采用“渗碳工艺”!“渗碳工艺”就是在陶器烧制后期往窑内投入大量柴草(或煤、沥青)，并堵封窑门、烟道等进气或出气口，使窑内产生大量烟气。由于被封闭的窑内缺氧，柴草等燃料着不起来，而此时窑内的温度又在八九百度，柴草等燃料就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里弥漫着的细小碳离子就会渗入陶器坯体之中(陶器有较大的气孔率)。随着渗碳时间的长短和碳渗入量的大小，窑内的陶器就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黑色来。
由此可见，传统陶器的成色是由烧制工艺决定的。换句话说，“陶器的烧制过程即是装饰过程”。在陶瓷行业中，工艺技术是艺术设计坚实的物质基础，离开了工艺技术这个基础就别奢谈艺术设计。
宋代龙泉窑青瓷的“支钉及工具”特征
一般认为，龙泉窑烧造工艺史上不存在支钉支烧法，然而笔者在收藏龙泉窑瓷器以来却收集到一些带支钉痕的龙泉窑青瓷残片及相关的支烧工具，这些残片和窑具都是宋代龙泉窑的产物。
残瓷原器可能为四足炉，灰黑色胎，施青灰色厚釉，釉层有开片，四足呈如意形，底部有六个支钉痕，支钉痕迹向外凸出，比较粗大，根据其排列位置，支钉应呈椭圆形排列。该器出于龙泉溪口窑。
残底，圈足外撇，胎色较白，施粉青厚釉，裹釉支烧，底部施釉较器身单薄，有五个支钉浅痕，间隔距离不太规则。
原器形可能为盘，卧足，近足处隐现莲瓣纹，施青釉，玻质感较强，成色不太均匀，釉层有开片。底部裹足施釉，根据其现存的两个支钉比例，原器应有五个支钉痕为宜。
残片为一平底器残底，施青釉，釉面有风裂纹，有两个支钉痕迹。
折沿洗残片在杭州建筑工地所拾，施青釉，从其圈足及底裹釉来看，应为支烧。
圆口小洗也在杭州建筑工地所拾，经修复，口径10.5、高3.5、足径7.4厘米，器形十分轻巧规整，圆唇外翻，直腹，浅圈足，薄胎厚釉，釉层局部有开片，呈冰裂纹，裹釉支烧，底部施釉较器身单薄，底部现留四个支钉痕，按分布比例看整器应有五个，支钉痕迹较浅较细，且间隔均匀。
残底，二层台式圈足，黑胎，粉青厚釉温润如玉，莹净柔和，做工细腻规整，裹釉支烧，底部现留两个圆形支钉痕。该标本系大窑杉树连窑所产。另，大窑叶坞底也发现过带支钉痕的黑胎、灰白胎青瓷。除了带支钉痕的残片，还有支烧托具。笔者收藏的托具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三叉形支具，比较粗糙，系手工搓捏而成，支钉呈圆锥形，较细长，三个支钉成叉形，托面基本呈圆台体，此种支具承受重物有限，但适用于支烧高度较高的器物。另一种托面为碗形，敞口，弧腹，小平底，口沿平，支钉排列于口沿，亦呈圆锥形，但较钝，支钉数3-6个不等，表面呈朱红色，色泽较浅者可能夹杂砂质。与三叉形支具相比，碗形支具制作较规整，且用淘洗过的瓷土做胎，素烧而成，胎细质坚，口沿支钉则另外添置，并可灵活调整。笔者在龙泉市博物馆也看到两例支烧具，其一亦为三叉形支具，另一支具为饼形，饼体较薄，上面有五个支钉（只留下一个，其他四个已缺），呈环形排列。这两个支烧具系从龙泉窑址采集而得，为龙泉之物无疑。
总的来说，龙泉窑支烧现象并不普遍，支钉类标本的数量非常少，但并不局限于一处，溪口、大窑均有发现，用支钉支烧的器物有黑胎，也有灰胎、白胎，有厚胎厚釉者也有薄胎厚釉器，支钉痕形状大多呈圆形，有粗有细，图6圆口小洗类似汝窑芝麻形的支钉风格则十分罕见。以标本精细程度及风格结合支钉痕来看，支烧类器物的质量水准并不在一个层次，具体烧制时间上应也有先后之别。如图7杉树连窑支烧标本，质量为诸器之首，其二层台式设计可使足底部更稳，更有利于支烧成型。黑胎青瓷由于紫金土含量较高，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瓷胎容易变形，尤其是乳浊厚釉产品，支烧难度非常大，二层台式圈足很可能是专为支烧所作的特殊处理，一般的支烧器如图2标本，只是简单将器底施以薄釉便于脱开支钉，未免有些“得不偿失”。关于支钉，最为著名的自然是汝窑，因其支钉痕小而稍扁，一头有尖，形状酷似芝麻而被誉为“芝麻挣钉”。不过，采用包釉支烧的方法并不始自汝窑，早在五代，北方的耀州窑和南方的岳州窑都已使用支钉包釉支烧，可见支钉支烧这一工艺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布基础。但历次文物部门对龙泉古瓷窑遗址发掘中，迄今也未发现支钉托具支烧的例子。这也说明龙泉窑采用支钉支烧工艺只是个别现象，而且也没有专门用支钉支烧的独立窑口，就象龙泉黑胎一样，数量不多，且与白胎青瓷兼烧。从龙泉窑的发展历史来看，也是没有支钉支烧这一工艺传统的，龙泉窑早期深受瓯窑、婺窑、越窑等周边窑系的影响，从五代北宋后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装烧方面一直以垫烧为主，垫具有垫环、垫圈、垫饼等，垫饼形状最为丰富，有碗形、浅碟式、臼状、浅盘式等等。垫烧的位置，或外底不施釉，在圈足内放小垫饼垫烧；或外底上釉，用大垫饼垫置于圈足下；或外底部刮去一圈釉，用垫圈或垫盘垫烧。而采用支钉支烧只在南宋出现过，在之后也没有被传承下来，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龙泉窑支钉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风格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受北方汝窑的影响。北宋皇宫对汝窑青瓷十分偏爱，所以南宋官窑“袭故京遗制”，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沿袭汝窑裹釉支烧的工艺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着眼，我们还可发现：1、以上所述的支烧具在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也有发现，虽然不是很典型；2、黑胎带支钉残底更是一个集中体现，黑胎的出现在龙泉窑内部发展脉络中也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却与支钉一样和南宋官窑有着微妙关联；3、由于这些残片较破碎，难以复原从而得以更全面的了解，但从修复的圆口小洗来看，此种器形在南宋官窑器中殊为常见，且做工精细，与普通民窑生产的日常生活用器大不一样。杉树连窑黑胎支烧残底的二层台式圈足更是罕见而高明的设计，普通产品只能望其项背。
如果从横向角度来看，如慈溪上林湖越窑寺龙口窑址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其南宋地层“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以支钉垫烧，釉面滋润而含蓄，呈半失透状，器类有觚、炉、玉壶春瓶、花盆、鸟食罐、象棋等，其胎质釉色、器物造型、烧成方式及仪态风神均与越瓷的传统风格大相径庭，却与北方的汝官制品颇接近”（《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20日）。这不失为宋龙泉窑支钉现象的一个参照例子，在越窑的发展历史中，虽早在东汉三国时期，就曾大量使用支烧工具，但当时的三足支钉主要作为碗、钵、碟等叠烧的间隔具，使用时，支钉向下，托面向上，以便上面放碗、盅等坯件，支钉只是起间隔作用。而后来越窑使用最多的恐怕是用泥条泥点托烧，寺龙口窑址支钉的出现与龙泉窑一样都是很突然的，都是“类北宋汝窑”、“南宋官窑”的一个重要表现。再就支钉工艺本身而言，支钉支烧虽然能使底足裹釉不影响美观，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支钉受力面尖而细，压强增大，所以承受压力非常有限，一般来说，一件匣钵只能装烧单件器物，这样一来，制作成本就大大地提高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无法承受这一高昂成本的。事实上，当时民窑器中比如碗盏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器，一般都是采用叠烧等方法来提高产量的，如南宋溪口窑所出的芒口碗。而象龙泉安仁一带的民窑，由于专烧日常生活用器，叠烧现象非常普遍。另外，支烧法从汝窑搬到江南注定存在着诸多缺陷，尤其对于浙江本土的窑工来说，他们对支烧法这一外来工艺不仅需要摸索经验，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改造。考古发现表明，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中，支烧工艺并不是唯一的装烧法，还有垫烧和支垫烧结合的方法。从器物上看，郊坛下官窑，使用支烧具的器物大都是薄釉器，而厚釉器几乎都采用垫烧，可见支钉支烧当时就存在局限性。随着南宋的灰飞湮灭，元代龙泉窑已彻底抛弃支烧工艺，再看不到带支钉痕的器物，除了刻意的模仿。这是否也从反面说明了支烧工艺的使用只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偏好，并没有扎根于本土，所以也没有被传统龙泉窑吸收接纳，而一旦消除了朝廷的干预，这一工艺也很快被淘汰。这一工艺虽有可取之处，但没有建立在节约成本或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之上，并不经济实用。相反，它占用空间，增加烧成费用，而且在烧制厚釉器物，大件器物方面都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到了元代龙泉窑，大件器物开始流行后，小小支钉根本不能承受之重，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