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在中国浙江地区已经生产出真正的瓷器了。窑址发掘出的瓷片经化验证明：透光性较好，吸水率低，表面施釉较厚，釉层透明，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是在1260℃~1300℃的高温下烧成的，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各项基本条件。因此说，中国真正的瓷器应产生于东汉。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细，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生活日用器如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由于瓷土中含较多的铁，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论，尽管淘洗很仔细，仍残留一部分，因此当时一般瓷器的胎中都含有2％以下铁的成分。早期瓷器的釉是含钙的石灰釉，以铁为着色剂。入窑烧造时空气流通，进氧很多，形成氧化气氛，釉中的铁遇到空气中的氧，烧出来呈黄绿色；如果不让空气进入窑内，则窑中产生还原气氛，烧出来的瓷器就是青绿色。因此，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为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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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陶俑
汉初的陶俑，在题材上仍多为兵马俑，探究其原因，与当时对匈奴连番作战、开通西域的历史背景有关。
汉初的兵马俑以咸阳杨家湾汉墓陪葬坑出土的彩绘陶俑最为精彩，分骑兵俑和步马俑。俑身彩画红、白、绿、黄、紫等各色服饰，有些人俑着黑色铠甲。除武士俑外，还有些人俑
做出跳舞、奏乐、指挥等各种姿态。在个别俑的腿前或背后刻有符号。马俑彩画鞯子和辔头，毛色有黑、红、紫、白等，有的站立，有的昂头似在嘶鸣，骑俑呈握缰绳和举器械的姿态，大部分马的臀部、尾部和骑俑背上刻画有不同的数字记号。在制作方法上，陶俑以模具制作，烧制后用白彩打底色，然后加施彩画。
除兵马俑外，人物俑以西安任家坡汉墓出土的侍女俑尤为珍贵。陶俑以模制成，足底有一孔，胎质坚硬，颜色发绿，陶胎表面敷白色胎衣，再以褐、土黄、红等色彩绘。女俑身着右衽长服，有的双手半握，拳眼上下相对置于胸前，有的抱手胸际或袖手膝上，跪坐于地。
此外在西汉一些帝王陵墓，如茂陵、阳陵、杜陵等，出有大量的裸体陶俑，男女老少皆有，其陶质坚硬细腻，身体分段制作，各有模范，粘接成型，在身体内壁留有工匠压印的指纹，人物形体适中，各器官齐全，面目表情生动活泼，彩绘橙红、朱红、赭、黑等色，个别俑身残留有麻织物的痕迹。
东汉时期，陶俑在表现题材上有了重大变化，描写贵族生活的陶俑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题材。
俑的形象出现了男女仆俑、庖厨俑、执镰刀俑、执箕铲俑、双手持瓶女俑；男女歌舞俑、演奏各种乐器俑、百戏俑、杂技俑等。这些俑体型较大(一般在40厘米左右)，姿态优美生动。在制作技法上，运用模制与捏塑相结合，并在人物的神韵上加以刻画，运用“以神写形"或“以神写神"的高度概括手法，选择人物在运动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刹那，描绘出人物的精神、气质及个性，从而给人以完整、鲜明、强烈之感，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
伴随人物俑出土的还有陶制动物俑，有鸡、鸭、羊、狗、飞鸟等，其形象准确、生动、活泼，各种神情刻画得细腻感人，惟妙惟肖。特别是陶马，东汉的马俑，其前蹄抬起或四肢张开，骨骼矫健，有奔腾欲飞之势，表现出的意境与秦马俑的严肃庄重有很大不同。
除人俑、动物俑外，汉墓中大量出土陶质水塘、楼阁、炊具、摇钱树、灯等一些建筑及器具模型。
明代瓷器的两次高峰
嘉、隆、万三朝的青花瓷器，主要还是景德镇的产品。民窑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特别好的，也有很粗糙的。过去认为万历朝的瓷器一定粗糙，其实不然，它只是分类非常明显，好的特别好，粗的特别粗。明晚期大量瓷器出口欧洲，由此可见我国的生产能力。
万历时期兴起全国范围的收藏热，导致当时的瓷器后世多有模仿。光绪朝很多瓷器就是模仿万历，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万历风格的瓷器。晚明时期的瓷器备受日本人推崇是有原因的。日本有很多人跑到中国来学习。有个日本人叫吴良大甫，他来学中国的瓷器，学成后回到日本去烧，创造了一种“祥瑞手”瓷器，与万历时期瓷器风格非常一致。
明朝瓷器的第一次高峰是永宣时期，第二次高峰就是嘉万时期。瓷器的丰富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有品种。晚明瓷器千变万化的造型、醒目的蓝色、贴近生活的装饰，让人非常喜爱。万历一朝，官窑、民窑的青花瓷器不计其数，烧造量非常大，持续了四十多年。万历时期的国家官银消耗中，大量用于瓷器烧造。
晚明时期，16—17世纪，国际海洋贸易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欧洲各国都在成立各种海上运输公司，抢占市场。当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外贸易的开展和瓷器生产的花样翻新。资本主义萌芽大大刺激了中国瓷器的生产，尤其是青花瓷器。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丝绸、瓷器。商业瓷器的生产又刺激了市场活力，这一点表现在青花瓷上，就是既适应国内市场，又适应国外市场。明晚期青花极为充分显现出商品的特性，这个特性超过了最早的艺术特性。永宣瓷器是艺术特性明确，而嘉万瓷器是商品特性明确，这就是晚明瓷器的魅力。
万历朝已经是明代的尾声了，但仍有天启和崇祯断后，明朝最后的两个朝代。满清入关以后，瓷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顺治朝衔接明朝，又为后来辉煌的康熙青花打下基础。明末清初这个时期不足半个世纪，在中国陶瓷史上称之为“过渡期”。
明代瓷器经历的两次高峰
嘉、隆、万三朝的青花瓷器，主要还是景德镇的产品。民窑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特别好的，也有很粗糙的。过去认为万历朝的瓷器一定粗糙，其实不然，它只是分类非常明显，好的特别好，粗的特别粗。
明晚期大量瓷器出口欧洲，由此可见我国的生产能力。
万历时期兴起全国范围的收藏热，导致当时的瓷器后世多有模仿。光绪朝很多瓷器就是模仿万历，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万历风格的瓷器。晚明时期的瓷器备受日本人推崇是有原因的。
日本有很多人跑到中国来学习。有个日本人叫吴良大甫，他来学中国的瓷器，学成后回到日本去烧，创造了一种“祥瑞手”瓷器，与万历时期瓷器风格非常一致。明朝瓷器的第一次高峰是永宣时期，第二次高峰就是嘉万时期。
瓷器的丰富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有品种。晚明瓷器千变万化的造型、醒目的蓝色、贴近生活的装饰，让人非常喜爱。万历一朝，官窑、民窑的青花瓷器不计其数，烧造量非常大，持续了四十多年。
万历时期的国家官银消耗中，大量用于瓷器烧造。晚明时期，16—17世纪，国际海洋贸易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欧洲各国都在成立各种海上运输公司，抢占市场。当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外贸易的开展和瓷器生产的花样翻新。
资本主义萌芽大大刺激了中国瓷器的生产，尤其是青花瓷器。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丝绸、瓷器。商业瓷器的生产又刺激了市场活力，这一点表现在青花瓷上，就是既适应国内市场，又适应国外市场。
明晚期青花极为充分显现出商品的特性，这个特性超过了最早的艺术特性。永宣瓷器是艺术特性明确，而嘉万瓷器是商品特性明确，这就是晚明瓷器的魅力。
万历朝已经是明代的尾声了，但仍有天启和崇祯断后，明朝最后的两个朝代。满清入关以后，瓷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顺治朝衔接明朝，又为后来辉煌的康熙青花打下基础。明末清初这个时期不足半个世纪，在中国陶瓷史上称之为“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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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文化的瑰宝——“汉三彩”
在中国“三彩”家族中，尤以“唐三彩”釉陶艺术最有代表性，它以其富丽堂皇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艺术为世人赞叹。但中国最早的“三彩”釉陶雏形诞生于汉代，它是在制作低温铅釉陶器技术广泛运用并不断成熟基础上，从单色釉品种演化创新出来的。
在汉代，我们的祖先就已掌握了铅釉陶的烧制技术，制作这种低温釉陶，是用陶土作胎体，用含铜﹑铁等元素矿物质作釉的着色剂，经过700℃的温度烧制而成。由于釉里加入的元素不同以及炉温的变化影响，器釉色窑变呈现出翠绿色﹑酱黄色﹑橘黄色﹑深褐色﹑黑灰色等颜色。釉内掺入大量的铅做助熔剂，使釉陶表面平整光滑，釉层清澈透明，色泽悦目，富有极强的装饰效果。中国汉代时这种铅釉陶作为明器烧制十分普遍，大多陶器釉色单一，在已经发现的这种铅釉陶器中，现代人们习惯将绿色釉陶叫做“汉绿釉”，把黄色釉陶称为“汉黄釉”。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釉陶器出现绿﹑黄两种釉色在一件器物上，经纬分明地各占一半的情况。最为罕见的是绿﹑黄﹑褐等釉色以线条或斑点的形式出现在一件陶器上，使这个器物的釉色呈现出多种色彩的装饰效果，这就是最早的“三彩”釉陶——“汉三彩”。“汉三彩”的出现，打破了原先釉陶色彩单一的局面，是汉代陶艺大师对釉色装饰艺术的大胆创新，是艺术品位和风格的升华。“汉三彩”为以后“唐三彩”的成功烧制奠定了基础。
从直观上判断“汉三彩”，其主要特征为：在同一件釉陶上，出现绿﹑黄以及两种以上釉色交融、混合过渡、互浸浊色，这些色彩的分布给人以“三彩”或“多彩”的感觉。
另外，“汉三彩”、“唐三彩”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其主要表现在：
一﹑同为陶釉，胎质属性相同，都为陶土制作。
二﹑釉质基本属性相同，同为含铅低温釉。
三﹑烧制工艺大体一致，无重大差异。
四﹑使用目的一致，主要为随葬明器。
五﹑装饰目的相同，即通过匠人有意识施釉，使其窑变出多种色彩于一体，以达到美化装饰器物的直观效果。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汉三彩”还带着初始时期的风味，釉色的品种变化还无法与釉色斑斓﹑色彩丰富的“唐三彩”相比。
在民间收藏日趋蓬勃发展的今天，汉代先人给我们留下的“汉三彩”实物越来越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我们无理由漠视“汉三彩”的存在，而应该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用客观﹑公正的研讨氛围，来发掘和光大“汉三彩”这个祖国古陶瓷文化中的瑰宝。
陶瓷文化鉴赏-上虞汉晋窑址
浙江省上虞县曹娥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汉晋越窑瓷窑遗址。1951年在百官镇的龙山发现吴晋时期青瓷窑址一处,1972年以来,曹娥江及其支流两岸的章镇、联江、汤浦、上浦、蒿坝、梁湖、皂湖和横塘等乡，共发现汉至宋代的越窑陶瓷窑址400余处,其中以东汉和吴晋时期的瓷窑遗址尤为重要。
汉代窑址已发现38处，其中梁湖乡大顶尖山东汉早期窑群,以生产高温硬陶和釉陶为主,原始瓷较少；龙松岭和汤浦乡凤山窑群，原始瓷的产量逐渐增加；到了东汉中晚期的上浦乡四峰山窑群，已发展成为瓷窑。这些由烧高温硬陶与釉陶为主逐步发展成烧瓷器的窑群，是研究中国瓷器产生的重要材料。
上虞县汉代瓷窑都是龙窑形式。联江乡帐子山东汉瓷窑发现东西并列的龙窑2座,结构相同。东面的一座残长2.98米，内宽1.97～2.08米。底和窑墙都用粘土做成，底面铺砂层。窑墙高0.32～0.42米，其上用粘土砖坯砌筑成弧形拱顶，拱顶至窑底的垂直高度在1.10米左右。在窑室的后端筑一道挡火墙，墙的底部有出烟孔，挡火墙后有横向长方形排烟坑。窑具有直筒形、束腰叭形托垫和三足支钉等。
东汉瓷窑生产青瓷和黑瓷两种瓷器，以生产青瓷为主。经过测试,青瓷胎的铁、钛含量较低，呈灰白色,烧成温度已达1300℃左右，胎质坚硬不吸水，透光性较好，抗弯强度达710公斤／厘米(。黑瓷胎质比较粗糙，系用烧结温度较低的瓷土做成，器表施绿褐色釉或黑釉。瓷器的品种有碗、盏、盘、钵、盆、壶、酒樽、唾壶和五联罐等。其中碗、盏、钵、盆在陶车上拉坯成型，壶、则采用分段拉坯，然后粘接成器，大件器物用泥条盘筑法。装饰花纹有弦纹、水波纹和铺首等，另外在瓿、的外壁拍印网纹、窗棂纹、麻布纹、杉叶纹、方格纹、菱形纹和蝶形纹等,与汉代原始瓷的纹饰相似,说明东汉的瓷器从成型到装饰都是承袭原始瓷器的，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工艺技术。
吴晋时期窑址东吴和西晋是上虞瓷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已发现东吴时期的制瓷作坊40处，西晋窑址有60～70处。联江乡鞍山一座东吴时的龙窑，窑身加长，全长13.32米，宽2.1～2.4米，由火膛、窑室和烟道3部分组成。火膛的平面呈半圆形,底比窑床低4厘米。火膛前有用粘土铺成的操作平台。窑室似斜长的甬道,长10.29米，宽2.1～2.4米，墙高0.30～0.37米，用粘土砖坯筑成弧形拱顶。窑室与烟道之间有高仅10厘米的一道挡火墙，挡火墙后有一排粘土柱。窑具与东汉无大异。西晋时承托坯件的窑具有叭形和覆钵形等，间隔窑具改用盂形锯齿口，东晋时采用泥点间隔。
东吴时的主要产品有罐、壶、盆、钵、盒、、樽、碗、盘、耳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等日用器，以及斗、火盆、鬼灶、鸡笼、狗圈、谷仓、碓、砻、磨、米筛等明器。西晋时又增加扁壶、鸡首壶、狮形烛台等。今上虞县的南乡，在汉、六朝置始宁县。故“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铭文的谷仓和“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的青瓷虎子等都是吴晋时期上虞越窑的产品。器物的装饰，在东吴时仍继承汉代的传统，到东吴晚期出现斜方格网纹，同时在谷仓上增加楼阙、佛像、人物和飞鸟等堆塑。西晋时普遍应用弦纹、斜方格网纹、联珠纹或用飞禽走兽组成的花纹带，西晋末到南朝初常用褐色点彩作装饰。南朝时则普遍饰以刻划的莲瓣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