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汝州市城南蟒川乡严和店村北。北距城区7.5公里。自然地势北高南低,北部、西部依山坡岭;南部临蟒川河。窑址面积为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5米。198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此进行发掘,揭露面积50平方米。198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又在窑址中部进行发掘,揭露面积为400平方米。共发现宋代窑炉4座,澄泥池作坊一座,元代窑炉2座。窑址的制瓷区域,北部产印花、刻花青瓷,器形为折沿碗、斗笠碗等。花纹图案有海水游鱼、波纹海螺、团菊、六分式折枝花、缠枝花、牡丹等,少部分碗的内底花纹中间有章、吴、童等方形章块。器物胎质薄,质地紧密,施釉均匀,器形灵巧。遗址西部产兰釉色瓷器,器形笨,作工粗糙,有敛口碗、炉等。南部是生产黑瓷、白瓷的产地,产品有萝卜樽、缸、侈口碗,作工粗糙为粗瓷产地。此外,地表还散存大量的窑具、匣钵垫饼、支钉、垫圈等。宋代的窑炉,由吸风孔炉膛、烟囱、望火孔等组成,炉的材料均采用高岭土制作的砖坏砌成。元代窑炉多呈马蹄形,结构同宋代窑,窑壁则用废弃的匣体摆筑形成。1963年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点保护范围:以小北沟与蟒川河汇流处为起点,向西1750米,向北1750米。一般保护范围: 自重点保护区边线外扩100米。
唐代白瓷窑址。分布在河北省临城、内丘二县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的程村、解村、澄底、岗头、祁村、双井村一带。其中祁村窑烧制的白瓷具有典型邢窑特征,与唐陆羽《茶经》记载的邢窑白瓷“类银”、“类雪”相吻合,也与李肇《唐国史补》所记的“内丘白瓷瓯”相一致。窑址发现于1980年,经调查,证实了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一部分白瓷是邢窑的产品。邢窑白瓷的出现,改变了当时以青瓷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并对其他瓷窑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窑址中未发现窑炉。窑具比较先进而多样,除一般漏斗状匣钵、桶式匣钵外,还有一种盒式匣钵,有盖有底,坯体置其中,然后放在漏斗状匣钵之上,专用于烧造高档白瓷。
邢窑产品造型规整、制作精致、胎质坚硬,釉色洁白则是其主要特点。器形有碗、盘、壶、罐、盏托等。碗最多,大多为浅式、敞口,口往往凸起一道边沿,底为玉璧形,足矮浅。壶短流。罐丰肩平底。盏托为五瓣口沿,腹较深,矮圈足。器物均施满釉,釉面光滑,色纯白或白中微微闪青。唐代邢窑白瓷不仅销售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在埃及著名的富斯塔特、印度河上游的婆罗米纳巴德等古代遗址中,都有发现。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及其周围地区,也出土有邢窑白瓷。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朱文立
张公巷北宋官窑窑址发现后,历尽曲折,终于被国务院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北宋官窑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和汝官窑是什么关系呢?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一直在探寻其中的奥妙。宋代每个名窑的形成与失传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它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一段时间,笔者一直以为:张公巷北宋官窑是汝官窑的延续,近些年来笔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它和汝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汝官窑是卷足支烧,而北宋官窑瓷足部却是直、窄、矮,釉色和支烧工艺完全是两种风格,汝官窑经历了清凉寺到文庙两个阶段,那么张公巷北宋官窑也一定有早期的窑址,早期窑址也会像清凉寺窑址一样不在汝州城里,应在众多的临汝窑范围之内。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又开始踏上了寻找早期北宋官窑遗址的征程。 北宋官窑早期遗址的寻找 宋代的临汝窑所有窑址,虽然近千年岁月的变迁,在现在的地面上,基本上都能找到其痕迹。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笔者为研制汝瓷寻找原料,跑遍了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这些窑址都与汝官瓷有较大的区别。其中在大峪东沟窑址西边群众挖窑洞住,在距地表3米下,出土了好多不同于汝官窑,也不同于其它临汝窑的瓷片以及大量废匣钵片,这些瓷片制作非常精细,釉色也别具一格。由于它距东沟窑址中间只间隔30多米(笔者把此地命名为东沟西窑址),所以当时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窑址。2000年初,笔者发现张公巷北宋官窑以后,出土的瓷片均非常精细,釉色又是非常纯正独特的粉青色。难道张公巷窑址天生的就那么精细吗?笔者认为张公巷北宋官窑和汝官窑一样,应该有早期窑址。文庙汝官窑早期窑址是宝丰清凉寺窑址,那么张公巷窑址早期也应该在汝州城外的丘陵地带,东沟西窑址是否就是北宋官窑早期窑址呢?从2001年开始,笔者一直在寻找证据,由于东沟西窑址遗址层距现地表3米以下,不经大规模挖掘,很难寻找。 张公巷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 张公巷窑址发现后,在窑址附近,街道两旁的古董店迅速增多,为了早日找到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笔者常到这些古董店寻找证物。2006年8月,在三个古董店惊奇的发现了板沿擦足支烧盘残器、残片,其中也有满釉支烧。荷花碗残片,平底支烧钵残片。还有底部中间刻有大写数字“一”、“二”板沿盘残片,这些实物均是生烧。而且支钉还在器物上,显然是从窑址上挖出,并且还是近期出土。笔者判断这些实物应是东沟西窑址出土,绝不是其他临汝窑出土。笔者随即到窑址查看,发现东沟西处窑址历年来挖煤已塌陷,群众的窑洞已不能住而迁出。据群众讲,前不久有三个人在破窑洞内挖瓷片,上述瓷片正是从这里出土,笔者去看时,窑洞刚被暴雨淋塌,窑址仍深埋地下。 2008年3月中旬,古董商店又出现一些荷花碗残片,有的残荷花碗由于过火和残匣钵片粘连在一起,还有印花独特青瓷片、渣斗残片等。笔者通过调查落实,这些残片仍是近期当地群众在大欲东沟西窑址挖掘的。 对东沟西窑址的研究 在钧官窑遗址发掘中,发现带数目字的器物“一”是同类器物中最高 或口径最大的;“十”是最低或口径最小的。而东沟西窑址出土的板沿盘也是同样,说明东沟西窑址一部分产品是为宫廷进贡所烧,它沿袭了均官窑办法向宫廷进贡。
中国瓷网总经理朱东明随同朱文立大师一起到东沟窑址考察
东沟西窑址两次出土的荷花碗口残片及残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荷花碗大小完全一致,荷口弧度重合的完全一致。在清凉寺遗址、文庙遗址、张公巷遗址中均未发现同类器,这说明台北故宫博物院存的荷花碗不是汝瓷而是东沟西窑址生产的早期北宋官瓷。荷花碗被视为汝官瓷的代表作品,说明了东沟西窑址是北宋官窑早期的贡窑。 通过对东沟西窑址生烧的瓷片再烧,正色是不同于汝窑但和汝窑天青色接近的另一种天青色,这和《格古要论》中所说的北宋官瓷“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吻合。 张公巷北宋官窑独特粉青印花产品非常少见,它的印花浅而细腻,线条流畅。它不同于临汝窑、耀州窑、越窑和高丽青瓷等,也不同于汝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这次在大欲东沟西窑址发现的粉青印花瓷片和张公巷出土印花瓷片的风格完全相同,这说明两窑的印花工艺出自同一工匠之手,进一步说明了张公巷的工匠来自大欲东沟西窑址。北宋官窑建成后,东沟西窑址停烧,宫廷有意把西窑址掩埋。 东沟窑址和东沟西窑址虽在同一区域,但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两种风格,东沟遗址裸露地面,而东沟西窑址深埋地下达三米之厚,和宝丰清凉寺遗址惊人的相似。清凉寺东区烧造临汝瓷,西区为宫廷烧造天青色汝瓷,宫廷垄断汝瓷后把西区工匠调至汝州州衙附近另建新窑。清凉寺西区窑址禁烧掩埋,从近年来对清凉寺遗址发掘的情况可以充分说明。 综上所述,东沟西窑址无疑是北宋官窑的前身。它烧造时间应在北宋中后期,大观年间继汝、均之后为宫廷烧造贡瓷。政和间,张公巷北宋官窑建立后东沟西窑址的工匠调进汝州城内而停烧掩盖,张公巷北宋官窑完全继承和发展了东沟西窑址的风格,制作更加精细,釉色更加纯正。 当笔者把东沟西窑址的发现情况向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汇报后,他们非常重视。2007年冬,耿宝昌王莉英等专家不过年迈,冒着严寒专程到东沟西窑址进行考查,我们现场又捡到了新近窑址塌陷而裸露的宋代炉条,进一步说明了此处窑址在废弃后有意进行掩埋,因为在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至今都没有发现炉条。
在铜官镇至书堂、湘江港湾和石渚湖的两岸,长沙县书堂乡古城村石渚湖瓦渣坪一带,为唐至五代时期的有名古窑之一。为中国陶瓷釉下彩的发源地。
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可上溯到初唐,中后渐盛行,晚唐鼎盛,衰落于五代末年。窑址包括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赛区,北端依山临江,南端沿江面湖,相距5公里。铜官镇窑区沿江千米,有残存窑场多处,出土以碗最多。石渚湖窑区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现存20多万平方米。窑址区有采掘陶土的洞坑,其中最大一处长85米,宽35米,深6.5米。有废弃窑包,现存13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取得唐元和三年(808)纪年铭文和不少釉下彩绘画、题字诗文的瓷器.1978 年50多天的调查发掘中。获得遗物 2223件,按器形分44类,款式规格在百种以上。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占很大比例,有413件。实用器物、窑具、工具以轮制为主。瓷器胎多灰白,胎表大多涂有白色衬釉,瓷化程度高.纹饰有人物、山水、云气、花草、鸟兽等,美观大方。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已有不少出土,在朝鲜、日本、印尼、伊朗、埃及也都有发现。
江西湖田窑 七里镇窑 永和窑 洪州窑 枢府窑 吉州窑 景德镇窑 杨梅亭窑 郎窑 白舍窑 石虎湾窑 乐平窑 柳家湾窑 湘湖窑 白浒窑 周公窑 小南窑 丰城窑 周窑 临川窑 崔公窑 盏窑 横峰窑 弋阳窑 南丰窑 赣州窑 御土窑 壶公窑 新干窑 陶窑 浙江 余姚窑 龙泉窑系 哥窑 婺州窑 弟窑 兰溪窑 越窑 德清窑 龙泉窑 云和窑 永康窑 江山窑 衢州窑 浦江窑 上虞小仙 瓯窑 上虞窑 萧山窑 绍兴窑 西山窑 永嘉窑 黄岩窑 临海窑 吴兴窑 慈溪窑 泰顺窑 金华窑 余杭窑 温州窑 丽水窑 奉化窑 宁波窑 武义窑 龙游窑 乐清窑 东阳窑 鄞县窑 象山窑 福建 德化窑 漳州窑 安溪窑 建阳窑 同安窑 浦城窑 永春窑 磁灶窑 泉州窑 邵武窑 莆田窑 南安窑 光泽窑 宁德窑 宁化窑 泰宁窑 厦门窑 罗源窑 南平窑 建瓯窑 漳浦窑 碗窑乡窑 闽侯窑 建宁窑 仙游窑 闽清窑 福清窑 崇安窑 将口窑 连江窑
河南 新安窑 鹤壁窑 钧窑 鲁山窑 密县窑 巩县窑 当阳峪窑 郏县窑 登封窑 钧窑系 安阳窑 修武窑 临汝窑 扒村窑 内乡窑 宝丰窑 汴京官窑 邓窑 东窑 宜阳窑 淇县窑 汝窑 广东 石湾窑 西村窑 潮安窑 始兴窑 广窑 封开窑 饶平窑 海康窑 遂溪窑 高州窑 韶关窑 潮州窑 兴宁窑 惠阳窑 高明窑 惠州窑 揭阳窑 廉江窑 南海窑 博罗窑 梅县窑 英德窑 新会窑 湖南 湘阴窑 岳州窑 铜官窑 长沙窑 醴陵窑 瓦渣坪窑 常德窑 益阳窑 郴州窑 衡东窑 常宁窑 汝城窑 零陵窑 衡阳窑 衡山窑 汨罗窑 祁东窑 怀化窑 耒阳窑 衡南窑 邵阳窑 岳阳窑 山西 怀仁窑 介休窑 西窑 平定窑 浑源窑 阳城窑 盂县窑 长治窑 大同窑 彭窑 霍窑 愉次窑 临汾窑 交城窑 蒲州窑 安徽 寿州窑 繁昌窑 萧窑 淮南窑 休宁岩前 绩溪霞间 泾县窑 霍山窑 宿州窑 萧县窑 泗州窑 歙县竦口 芜湖东门 四川 琉璃厂窑 广元窑 邛窑 邛崃窑 青羊宫窑 成都窑 重庆窑 郫县窑 新津窑 彭县窑 华阳窑 灌县窑 广西 北流窑 柳城窑 永福窑 桂平窑 合浦窑 兴安窑 邕宁窑 全州窑 容县窑 藤县窑 钟山窑 宾阳窑 河北 磁州窑 定窑 曲阳窑 定窑系 邢窑 磁州窑系 隆化窑 贾壁村窑 山东 淄博窑 磁村窑 淄博寨里 曲阜窑 泗水窑 陕西 耀州窑系 耀州窑 白水窑 旬邑窑 内蒙 林东窑 赤峰窑 缸瓦窑 江苏 宜兴窑 无锡窑 均山窑 辽宁 江官屯窑 辽阳窑 湖北 武昌窑 鄂城窑 云南 玉溪窑 建水窑 北京 龙泉务窑 甘肃 安口窑 宁夏 灵武窑
在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瓷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爱好和性格特征,是我国的文化象征。而窑址作为古人生产和制造瓷器的工作场所,则是承载这一历史的文化载体。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的窑址在遭受自然侵蚀的同时也遭到越来越多的人为破坏,它们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本文通过对部分古窑遗址保护规划的研究,并参考其它相关规划,试图对窑址这一类型的遗址保护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总结、探讨和反思。
1.窑址类遗址保护的现状 截至2006年,我国共颁布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2351处,其中古遗址总数约占1/5,古遗址在每批名单中所占的比例也呈现出递增的势头,这表明国家对遗址保护的重视程度在逐渐加大。窑址类遗址作为大型古代手工业遗址的代表,其重要性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目前,国保单位中的窑址类遗址共40处,占古遗址的比例约7.9%。但是,据不完全统计,在这40处中,仅有少数几个窑遗址已出台或正在制定相关的保护规划,其它遗址遭人为或自然破坏的状况仍然十分严重,如上林湖窑址、龙泉窑址、禹州窑址、汝州窑址等均数次遭人为盗挖。值得注意的是列入国保单位的窑遗址命运尚且如此,其它数量众多且尚未列入国保单位窑遗址的命运也可想而知。 因此,古窑遗址的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
2.窑址类遗址保护的特殊性 相对于列入国保单位中其它类型的遗址来说,窑址类遗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遗址遗存较为丰富 由于瓷器烧制的技术与火候难以掌握,因此在烧制时会产生较多的次品与废品,同时烧制时使用的匣钵也被废弃,经过日积月累这些废弃物便大量堆积在窑址的周边地区,形成堆积层。堆积层覆盖在窑址的四周,埋藏较浅,便于考古工作的探查,相对于城市遗址类埋藏一般较深、不易探查的特点,窑址类遗址的可识别程度相对较高。 其二,遗址分布相对密集 由于瓷器烧制的原料较为特殊,且烧制的环境与工艺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在某一片适合烧制的地区可能会集中分布数量较多的窑址。 其三,窑的区域类型比较复杂 城市遗址的研究对象较为单一,而窑址类遗址研究对象的类型十分复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陶瓷的时代跨度较大,差异显著。由于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各个时代审美情趣的差异使陶瓷的类型变化较大。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出现了彩陶与黑陶,陶器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占据主体地位。原始瓷器在秦汉时期开始出现,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唐宋年间白瓷和青瓷成为当时的主流,到了元明清三代青花瓷逐渐为人们所热衷。其次,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类型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一特点在宋、辽、金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时期有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磁州窑、建窑等多种瓷器类型,其中有的同属一个谱系,有的则差异相对较大。窑遗址是瓷器的文化载体,瓷器的复杂类型也就决定了窑遗址时代差异与区域类型的复杂性。
其四,人为破坏愈演愈烈 近年来,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收藏品市场也日益火爆,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了瓷器的收藏。受到利益的驱动,加上窑址堆积层丰富便于盗挖者识别的特点,窑址遭人们盗挖的现象十分突出。 新闻中也不断传出窑址遭盗挖的消息。如河南汝州张公巷窑遗址2003年遭盗挖,长沙铜官窑遗址2006年遭盗挖,福建建窑遗址2004年遭盗挖等。对于城市类遗址,由于没有利益的驱动,人为的有目的的盗挖则相对较少。窑址的盗挖不仅盗窃了重要文物,而且破坏了窑址内部的文化层,给今后窑遗址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3.窑址类遗址保护的探索与思考 由于窑遗址具有区别于其它类型遗址显著的特殊性,因此可以将其当作一个类型来加以研究。对于窑遗址的保护规划工作,也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 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直是保护规划的核心问题,窑遗址的保护规划也不例外。在大窑龙泉窑保护规划制定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批准范围的划定与批准 国务院2003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全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一年内,必须完成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管理的“四有”工作。在制定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是由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划定的,其中没有规划设计单位的参与,同时在划定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以后,报请浙江省政府又迟迟未能获得正式批准与公布。文物主管部门单一划定的范围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缺少对文物本体之外环境的关注,同时在划定范围后又没有及时公布,缺少相应的法律效力。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应由文物部门牵头,协同地方的各个有关单位,在规划设计单位的参与下,最终确定窑遗址的保护范围。在范围划定之后,要及时向上级部门申请批准,使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使遗址得到有效保护。对于由文物保护部门划定、已经获得正式公布的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要重新评估其保护范围的有效性,修订后报请上级部门批准。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 窑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划定时应针对不同的对象。对于保护范围,《文物保护法》和其实施条例中已有相关明确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是指对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窑遗址中的文物本体是指窑址及其生产瓷器的场所,即窑址及手工作坊遗址等。在保护范围划定中,要使窑址、手工作坊遗址与保护范围边界间距恰当,部分重点窑址要考虑其所在的地形环境,保护范围的边界要适当外扩。窑址中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则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如地下窑址的可能分布区、遗址周围的环境风貌、当地的经济情况等。其中,还要特别注意窑址周边的现有遗存,包括交通方式、交易场所、古村落遗存等。交通方式、交易场所的遗存反映当时陶瓷的交流方式与对外关系,而古村落遗存则反映了当时窑民的生活场景,这两方面内容都是窑遗址文化遗存的有益补充。 保护范围内是否分级 一般来说,大遗址的保护范围面积都相对较大,因此多数都在保护范围内划定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 》中也明确规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较大或情况复杂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保护范围内划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情况相对特殊,在划定的保护范围内仅有为数不多的3处窑址经过考古发掘,其余约40处窑址仅探明了位置,其它具体情况则不太清楚。根据这种情况,在保护规划制定的初期,我们将这3处窑址划为重点保护区,其它则划为一般保护区。但是,考虑到区别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的依据之一就是是否具备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而大窑龙泉窑遗址的保护范围中尚有大量窑址的情况不明,无法判明其确切价值。因此在后期修改保护规划时,我们没有对保护范围进行分级。今后在经过具体的考古发掘,有了确切的评判依据后,可以对保护规划进行进一步修订,划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边界的可操作性边 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的边界在图纸上很好表示,但是如何将其准确落实到实际中,这就牵扯到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在丘陵、山地地区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大窑龙泉窑地处浙西南的山区,遗址区的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采用界桩的方式来划分其边界,这种方式也有其利弊。图纸上界桩相连成为一条边界,在总图上易于区分遗址区的内外。但是,图纸仅是一个二维的图形, 落实到三维的具体地形中如何操作?在三维地形中具体操作的准确度如何?多数规划中边界采用文字描述的形式,如沿某某等高线南向延伸20米,这种方式在具体操作中的准确度也值得考虑,等高线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实际操作中工人如何能识别这条等高线?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能否在规划中引入相对高度的概念。在规划时,先确立易于识别的一个三维坐标原点以及几个固定的坐标点,其后以这几个点为依据,引入相对高度,确定边界的三维控制点,然后将三维控制点相连形成边界。 这样做可以较为准确的控制边界的形状,同时由于高差较小易于工人实际操作中的感知与测量,操作的准确度也能大大提高。当然,这一方法需要大量细致而有效的前期调研工作,其操作的可行性也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制定保护规划中需要重视的几个方面: 必须重视基础工作 窑址的特殊性和类型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规划中必须重视基础工作。基础工作包括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遗址现场的调研评估,以及对窑址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利用价值进行评估的工作。由于人为破坏严重以及保护不得力, 窑遗址的现场一般都较为散乱,因此,在现场调研中必须对重点窑址进行深入探查,查明现状,如窑床走势、风化损毁情况、人为盗挖情况等,对于一般窑址也要进行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列表显示其所处位置、出土文物、考古发掘、具体损毁情况等,以供今后的不时之需。前文已提及瓷器的类型十分复杂, 因此在搜集基础资料的同时有必要研究该窑所属瓷器的类型以及该窑与其它窑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其烧制的来龙去脉、区别于其它窑的显著特点,以及对其它窑的影响等。只有踏踏实实的完成基础工作,才能对该窑的类型与特点、历史底蕴,以及遗址区内窑床的分布情况与现状做到心中有数,以利于下一步规划的编制工作。
即将被吞噬的桂平窑址
必须重视环境的整体保护 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西安宣言》中强调环境对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重要性的贡献。“除实体和视觉方面含义外,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去的或现在的社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知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利用或活动,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它们创造并形成了环境空间以及当前的、动态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环境对瓷器的烧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为瓷器的烧制提供了原料、燃料以及烧制的场所,同时也为周围的窑民提供了居住的场所, 可以说环境与烧制瓷器各个环节与要素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的。大窑龙泉窑遗址四周环境良好,琉华山为瓷器的烧制提供了原料和燃料,大窑溪蜿蜒数里提供了水源,大窑村依山而建是古代窑民居住的场所,这样就构成了独特的山、水、窑、村共生的自然风貌,同时遗址区内还遗存有一条砖石小道,作为古代大窑及附近区域瓷器外运的重要通道,它见证了古代遗址区内生产与生活的场景,是环境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窑遗址周边环境整体保护的价值在于它不但可以展现给人们一个瓷器烧制的环境氛围,而且还可以将与窑遗址价值相关联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景观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使其周围的历史信息达到最大程度的整合。
必须重视瓷器烧制传统工艺的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窑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烧制瓷器的传统工艺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方面由于周围环境的因素使传统工艺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如窑址周围取土点的消失使原料来源匮乏,林木缺乏影响了传统燃料的来源,环境污染使水质发生变化等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传统工艺价值的认识,在保护规划中往往对有形的文物本体保护加以重视,而忽视了对无形的传统工艺的保护。因此,在保护规划中有必要将瓷器烧制的传统工艺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将其作为窑遗址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加以保护,最大程度的提高传统工艺的历史地位,使其得到有效保护,以免陷于失传的境地。 必须确立相关管理机制 大遗址由于覆盖范围广,涉及部门多,往往由众多行政部门齐抓共管,窑遗址也不例外,一般会涉及到文化、林业、城建、交通、旅游等相关行政部门,部分窑遗址还可能分布在不同的行政县、市。在这种由多个政府部门共同管理的机制下,办事效率十分低下、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经常发生,这对于窑遗址的保护与管理极为不利。因此,有必要成立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一方面加强对遗址区的管理与保护,另一方面负责协调各个县市、各个行政部门的工作,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以避免管理的盲区。同时管理机构的人员相对稳定,各人分工明确,业务相对独立。对于面积较广的遗址区,还可以设立分片、分区域的管理站,由遗址区管理机构统一管理,负责日常的保护、监测等工作。最终,建立明确的管理机制,使其成为窑遗址保护全过程的主持者和监督者。
保护工程的探索 由于窑址数量众多、覆盖范围广加之部分窑址情况较复杂,因此有必要将窑址的保护工程作为一个专项的系统课题来加以研究,采取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以及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才能使窑遗址能够得以切实保护。其保护工程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保护工程应有针对性 窑址由于数量众多,价值高低不等,因此多数窑址可采用回填的方式加以保护,对部分有突出价值的则需要重点保护。 保护时要考虑其所处的小环境,如周围的地理地质、当地的环境气候、窑址的遗存与损毁状况、匣钵的堆积情况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做好保护工程。 (2)保护工程应有合理性 由于窑址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瓷器烧制传统工艺的差异等特点,保护工程不能生搬硬套其它地方遗址的保护方式, 应具有适合当地情况的合理性。如我国传统的瓷器烧制方式分为龙窑和馒头窑两种,龙窑依据山形,产量较大,多用于民窑,而馒头窑讲究少而精,官窑多采用这种方式。因此,根据窑址的具体分布特点,采用不同的点状或条状形式来加以保护。 (3)保护工程应有有效性 窑遗址保护工程应防止人为的破坏,同时降低遗址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考虑,保护工程应具有有效性。这也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如采用何种方式才能将盗掘者阻在遗址区之外?在堆积层的栈道上,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有效控制游人捡拾瓷片?采用何种方式,才能有效防止遗址表面的风化速度?处于山谷地段的窑址,如何有效的做好防水、防洪措施?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古窑遗址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于弘扬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古窑址的保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同时它也是一项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课题,需要多专业、多部门的人员通力合作加以探讨,并不断的进行反思与总结,从而摸索出一条有效的保护方法与措施,使窑遗址的保护切实可行,给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添上浓重的一笔。
山东地区调查与试掘的早期窑址为东周时期的沾化杨家古窑址。1955年山东省文物管理处进行试掘,1978年惠民地区文物工作队又进行调查钻探。据出土遗物分析,这是一处以烧制陶质煮盐器具为主的古窑群遗址。此后,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与试掘,陆续在淄博、泰安、济宁、枣庄、临沂等地市发现古瓷窑址。北朝窑址以淄川寨里窑址与薛城中陈郝窑址为代表。1977年, 《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发掘寨里窑址,确认寨里窑不仅是山东而且是整个北方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一处青瓷窑址。
此次调查、发掘及资料整理工作,由王恩田主持。隋代窑址增多,较典型的有曲阜宋家村窑和徐家村窑,出土器类有罐、壶、瓶、碗、杯、盘及砚、枕等。器物造型规整,胎质较细,均为青釉,光亮晶润。宋家村窑的狮首人身砚足和龙形贴花,反映出山东隋代制瓷装饰工艺已达较高水平。在宋家村窑发现的匣钵残片,是用匣钵烧制瓷器较早的一例。唐代窑址发现尤多,以泗水尹家城窑和大泉窑、淄川磁村窑、曲阜西陬窑、宁阳西磁窑和西太平窑为代表。瓷器变化较明显,器类逐渐增多, 器物造型由厚重趋向轻巧,胎质逐渐变得细腻坚硬。釉色越来越纯正,从青釉为主变为以白釉为主,还出现了白釉加绿彩的装饰。上述唐代及以前的古瓷窑址均未见文献记载。宋及宋代以后的瓷窑址,主要分布在淄博和汶泗流域,调查与试掘的主要有淄川磁村、西坡地、博山南万山、泰安中淳于等窑址及淄博元末明初琉璃作坊遗址。
淄川寨里窑址范围较大,内有4个青瓷窑址,经试掘, 出土可复原及可辨器形的瓷器分属北魏、北齐和北周至隋、唐中晚期三个时期。试掘中,还出土了一批餐具和刻铭的垫柱等窑具。在枣庄中陈郝北窑的调查中,采集到一批青瓷器标本,多具北方青瓷特点。1980年在距窑址17公里的徐楼村出土一件四系青瓷罐,与中陈郝北窑所出同类器物极接近,罐内有一枚东魏“虎牙将军之印”,为中陈郝北窑的断代提供了可靠依据。
淄川磁村窑址,从村东村内至村南2公里范围内均分布有残窑、瓷片、 窑具等遗迹和遗物。据地层分析,始于五代,盛于宋,终于元。产品较粗糙,图案多流行简单的花卉。器类主要是生活用具和各种玩具。早期黑釉居多,间或有青釉、酱釉和茶叶末釉,胎骨较厚重,白釉加绿彩点的饰法较普遍;中后期则以白釉为主,青釉、黑釉次之,胎骨白而坚硬,薄而均匀,有划花、剔花、篾纹、白地黑花、加彩、绞胎等装饰。发掘中共发现窑炉14座,除两座煤烧窑外,均系柴烧窑。还有烘烤炉、釉浆池、井和作坊房基,说明烧造技术配套,各工序已有固定工作场所。磁村窑属民窑系统,同其他窑口,如河北磁州窑、河南登封窑等相互影响,但又显示出自己的风格,可能是独立于磁州系之外的又一民窑系统。
泰安中淳于瓷窑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产品有素烧,也有青瓷、白瓷、白地黑花和黑瓷。器类有碗、盆、盘、瓶、罐、钵等。烧造年代,自隋唐至元明,延续千年之久。
此外,1982、1983年淄博市博物馆在博山博城大街发现两处元明时期的琉璃作坊遗址,主要遗存是琉璃炉底和石砌墙基。共发现大炉1座,小炉21座,各炉分工比较明确,基本是一座炉生产一种或一类产品。产品主要是簪、珠、环等装饰品。有半透明和不透明两种,实心或空心。多为单色,有红、黄、白、绿、黑、琥珀、影青等。颜色鲜明纯正,已经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各种呈色剂的比例、配方和火候。从遗物标本的定性、定量测验可知,此处生产的琉璃化学成分与先秦、西汉时期琉璃,以及地中海沿岸古代琉璃的化学成分不同,对研究中国琉璃生产的历史及恢复、发展有地方特色的传统琉璃产品,具有重要意义。
繁昌窑
今安徽繁昌县柯家冲。烧瓷于宋代,专烧青白瓷。
特征:
1、胎较薄,胎色白中闪青,釉面光润。
2、碗盘类器物施釉一般近底部,外壁旋削痕明显,底足可分三类: A、平底内凹。B、圈足平切。C、圈足壁斜切。
3、产品中以注子和注碗配套的温酒器最富特色。
4、器物大多无纹饰,碗内心饰团花纹较多见。
5、采用垫饼垫烧,器物足内无釉。
宣州窑(芜湖东门渡窑)
位于芜湖东门渡村小镇,西距县城湾沚镇 20公里。镇四周大都是圩田,仅西南方是属于敬亭山支脉的小丘陵,窑址就公布在这些小丘陵上,主要有小山、营盘山、康王山、蛤蟆地、窑头山和小竹园六处。烧瓷时间始于盛唐,盛于晚唐、五代,终于北宋。
特征:
1、器物有碗、钵、盏、灯、执壶、四系缸、双系小口瓶、缸、盆、各类俑、建筑饰件等。各窑所烧器物不尽相同,营盘山、康王山以烧注子、壶、罐为主;蛤蟆地则主要烧制碗、钵、碟等类器物;小竹园等专烧缸类器物。
2、因当地瓷土矿含铁量较高,同时又羼和大量赭红色粘土,所以产品胎质为灰黑、铁灰等色,露胎处呈铁红或褐色。釉色以青黄、酱黄、酱黑为基本色调,由于釉料中氧化亚铁含量不同,少数器物出现青灰、青绿、酱褐色。器物施釉前先上一层乳黄色石灰釉,似化妆土,然后施釉。
值得一提的是,在康王山发现一批印有“宣州官窑”款的宋代瓷罐残件,制作粗糙,似为酒器。古代文献有宣州窑的记载。至于东门渡窑与宣州窑的关系,目前意见不一,主要以下观点:一、从广义上讲古宣州境内有两个窑系;一是泾县窑头岭、窑峰以及繁昌柯家冲、骆冲窑的青白瓷系;二是东门渡窑与琴溪窑的青瓷系。从狭义上讲,宣州窑应是专指东门渡窑。因为宣州窑是为完成特殊任务而设立的窑场,是官办,而其他几处窑是民窑,以烧日用瓷为主。二、东门渡窑为民窑,钤“宣州官窑”款的器物为官府监烧的专用器皿。三、东门渡窑是早期宣州窑发源地之一,琴溪窑是宣州窑工艺水平突飞猛进的鼎盛期;繁昌柯家冲窑是宣州窑的晚期窑场。四、宣州官窑为地方官窑。究竟如何定论,有待于窑址的试掘及更多考古材料的发现。
歙县竦口窑
位于歙县桂林镇竦口村北100米处。皖南唐、宋民间瓷窑。烧瓷年代始于唐,盛于五代到北宋。
产品以青釉盘、碗、盏为主。少数釉色为青黄色或灰色。该窑烧制的青釉器物色调纯正,釉质细腻、滋润,光洁度较好,釉层薄厚均匀。釉面有细碎开片,胎釉烧结程度较好。器内外满釉,仅足圈无釉。五代碗多大口、大足,腹部弧度小,有瓜棱及五瓣葵口的造型,釉色与浙江越窑、江西黄泥头窑接近,烧法也与江西所烧器物相同,都采用支钉垫烧。
绩溪霞涧窑
位于绩溪县城(华阳镇)西北约2公里霞涧村(又名花根村)南面的山坡及高地上。1984年发现,烧瓷时间为五代至北宋的民间瓷窑。
主要品种有青釉、酱黑釉、酱黄釉及绿釉器。其中以青釉为主,器形有各式碗、壶、盘等,釉质细腻、滋润,釉层薄厚均匀,胎釉结合牢固,釉面光洁,有片纹。酱釉器质地粗厚,釉面光洁度较差。绿釉器有罐、盆等。在窑址上还采集到一些酱褐釉拍鼓标本,具有唐代风格。
此外,还有寿州窑(淮南窑)、界首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