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知名陶瓷艺术家王侠军谈陶瓷艺术创意
王侠军是著名的陶瓷艺术大师,也是台湾的风云人物,一直是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台湾的政客来大陆访问,每次的礼品单里都有王侠军的作品。
这次进行人物访谈,王侠军重点对艺术的创意与作品的创作风格与个人艺术之路进行了阐述。
谈到创作方面,他的讲解让所有人都非常的惊奇,很到位又很与众不同:创作一件艺术作品,不是随便想想的事情,好高骛远,在创作上是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说必须要敢想,这样才能让创意恣意流淌;而在真实的创作过程中,随波逐流,不是要人云亦云,而是要紧随工艺美术的潮流,紧跟人们审美诉求的潮流;天马行空,就是你要勇于实践,不怕失败,不断去尝试自己的创意。
把好高骛远、随波逐流和天马行空进行艺术的解释,的确是王侠军的独道见解。
谈到个人发展的道路,王侠军的观点就是:做瓷器,是对美学的实践,区别和差异化很重要,做就要做个性化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时刻要保持激情、追求卓越。官窑在中国文物里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代瓷器多是在仿古,变化的只是表面而已,而我希望当年官窑独领风骚的意象能够延续和释放,让大家看到瓷器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如何让创新变成一种永续,一种信仰,一种承诺,这就是我所思考和坚持的。
艺术大家对艺术的一种坚持,也给陶瓷产业的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独领风骚的陶瓷文化
中国陶瓷文化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大自然、文化、习俗、哲学、观念,而且在于它所反映的方式。它是一种立体的民族文化载体,或者说是一种静止的民族文化舞蹈。这是由陶瓷的特性决定的。一件件陶瓷产品,无论题材如何,风格如何,都像一个个音符,在跳动着,在弹奏着,合成陶瓷文化的旋律。这些旋律,有的激越,有的深沉,有的热情,有的理智,有的色彩缤纷,有的本色自然,构成一部无与伦比的摄人心魄的中国陶瓷文化大型交响乐曲!
在生活节奏繁忙的今天,忙忙碌碌了一整天,回到家中已是疲惫不堪,这时,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上网?看电视?我想您可能没有这个精力了。这个时候,您最需要的是坐在台灯下,或看书,或写日记,记录一天的心情,拂去心灵的灰尘。 如果有这样一款温馨明亮、高档精致的陶瓷工艺台灯放在你的书桌前,你会不会流连忘返,宁愿沉醉在其温婉的灯光中不愿醒来。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一的陶瓷文化,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以活生生的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的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意气的艺术形象,仿佛在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一盏陶瓷台灯,点亮的不仅是一个角落,一个房间。它点亮的是一个故事,一个心灵,一种启迪。
台灯,作为家居装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特别能体现家的温馨。那些长年累月千篇一律的老式台灯,非旦不能给我们带来温暖,有时还会让我们本来就已经烦燥不安的心情更加郁闷。然而,爱好创意的你,又怎么能被这毫无创意的台灯所束缚,所以,拥有一盏陶瓷台灯会是您最佳的选择,因为陶瓷工艺台灯是台灯中,最具有艺术典范,最能给人以抚慰的灯饰。在寒冷的冬夜,一盏散发着温情的陶瓷小台灯,能让您感受的家的浓浓味道。当陶瓷台灯开启的时候,空间变得静谧,散发出的清纯让人无法释怀。淡淡的光晕照耀居室,一份安静,一份祥和,一份健康,一份美好,暖暖地传递到您的心间。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矗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大致兴起于唐代中期,于五代逐渐衰落。唐代时,我国瓷器已大量外销,外销陶瓷品种多样,除邢窑白瓷、越窑青瓷以及三彩陶之外,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瓷器亦可谓独树一帜。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吸收三彩陶以及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釉下彩工艺,成为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长沙窑的陶瓷艺术受着诸多文化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是其根基。长沙窑是楚人的智慧结晶,是湘楚大地培育的艺术之花。楚地的环境、文化与湘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得长沙窑在唐代陶瓷业繁荣的时期形成了不同于其它瓷窑的风格特征。“长沙窑陶瓷器中数量最多的产品是碗、碟与壶”,从这些饮食器具与众不同的造型和装饰中可以感受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湘民独特的性格特点。
一、敦实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壶的数量很多。其造型都很丰满,大都壶颈偏短,壶腹体量偏大,因此形体给人感觉偏胖;壶的底足直径大都较长,器形更显敦实。有一部分为溜肩椭腹壶,更显挺拔。罐的口径长,只略短于底径,器形像中间略鼓起的圆筒,尤显庄重大方;有些罐的腹部直径大于器身的高度,更显浑圆结实。长沙窑出土的瓶与壶的造型难以区别,都是同样的敦实圆浑。但出土的文物中有自名为“瓶”者,其中长颈大盘口瓶的口径只略短于腹部直径和底径,与其它窑的瓶类造型不同,同时期的越窑的秘色瓶则多有长颈小口,显得修长俊俏,温润秀美。可以看出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代表性的壶、罐、瓶类等器具造型敦实,有一种阳刚之美。
长沙窑器具的装饰以独具特色的青色釉下彩绘花纹饰最为出名。其内容有人物、走兽、花草、几何抽象图案。长沙窑的釉下彩装饰以线描为主,其用笔和设色已有一定的规范性,主要可分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铁线式,多用于褐彩白描,线条灵活,犹如铁线一般遒劲有力。
第二种为棉线式,以粗线条做没骨画,大多数呈绿色。这种线条有如浸水绒线,其软如绵。
第三种为复合式线条,即铁线式和棉线式两种线条配合使用,它是长沙窑釉下彩绘中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勾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条描绘细部,比如动物的眼、嘴、羽毛,植物的叶脉等等。线条刚柔相济,色彩对比协调。若是写意画的装饰图案,则用笔洒脱肯定,线条变化莫测,像草书一样潇洒率性,如行云流水般,与器形的弧线相互映衬。
长沙窑的器具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细腻中不失洒脱之美,深深根植于楚文化当中。秦汉以后,楚地凭借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宽松的文化环境,成为南学的摇篮,禅宗的温床,理学的中心和新学的基地。正是在这种楚文化的影响下,才出现了长沙窑器具圆浑饱满的造型与写意般的装饰图案。特别是其装饰图案,构图多流转回旋之态,线条兼凝重与轻盈之美,是楚文化精神内涵的生动反映。
二、质朴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的产品不属于高档瓷。胎质一般不够精细,或含有细砂;虽然胎壁轻薄,但内壁往往残留凹凸不平的工具痕。而且,其烧成温度不高,没有达到真正的瓷化程度。长沙窑出土的壶具的流部大都为棱柱形,这些棱形不是很规范,棱边宽窄不一,多少不定,以八棱形最多,也有九棱、十棱或多至十二棱,据推测棱边是以快刀信手削出。长沙窑碗碟的圈足制作一般比较粗放,底沿往往有明显的刀削痕,孔心顺手旋挖而不正圆,甚至歪斜作桃子形。与长沙窑相比,同时期邢窑和越窑的器具造型更为端庄,底足也很规整。长沙窑器具不规则而严谨的造型,虽然略显随意,却让人感觉自然畅快,有一种清新的质朴之风。
长沙窑的陶瓷产品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产品物美价廉。长沙窑瓷能在既不如邢窑瓷器之白,又不如越窑瓷器之坚的劣势局面下,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它的价格定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长沙窑的陶瓷器具不属于宫廷用的高档瓷器,主要是用于外销和国内广大百姓使用,所以其器具的造型和装饰呈现出浓厚的民间风韵,反映了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沙窑陶瓷器具的质朴生动之美,是湘楚大地的淳朴民风、生机蓬勃的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反映。长沙窑的陶瓷器具就像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湖湘人一样,具备了平和、朴实、憨厚的品格。
三、体现文化背景的精神特征
以书法作为装饰,是长沙窑瓷器制作上的又一特点。长沙窑瓷器上收录的大部分诗歌、格言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古佚诗和谚语。有反映商人经济生活的,反映做客的,反映男女感情的,反映求学科考的,都是对世俗生活的集中体现。
长沙窑器具装饰上还有一种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釉下点彩装饰,以及釉下彩绘的图案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的波斯人。这些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应用,反映了湘楚文化有一种开放的气度,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只要可取,湘楚人民都加以吸收。
对现实的关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难看出楚人对生活的热爱。巫学是楚人的传统文化,“巫学不是今人所讲的装神弄鬼,它是一种原生态的学术”,其中有原始科学、原始艺术、原始哲学,当然也有巫术、巫法。原始科学中有天文、历象、算术、地理、医药等,这表明关注生活、执着于现世、富有创造性,是楚文化的重要特点。
长沙窑器具上的釉下彩绘外,还有模印贴花。在模印贴花装饰中出现了佛教形象,是湘楚文化对佛教文化吸收的反映。莲花,是佛教圣花,它象征佛教教义的纯洁高雅。在长沙窑的模印贴花中有很多莲花造型,特别是在有的模印贴花中莲花内还有孩童形象,据推测“不仅与吉祥语‘连生贵子’有关,而且很有可能是象征‘莲花佛陀’”。除此之外,模印贴花中还出现了佛教人物纹饰造型、佛塔模印贴花,以及观音菩萨的坐骑鱼龙——摩羯等。
长沙窑作品的书法装饰中还出现了一些为佛教教义作宣传的诗歌,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还有“念念催年促,由(犹)如少水渔,劝诸行过众,修学香无余”等。
长沙窑器具装饰中出现的佛教文化的形象,表现了湘楚文化深受道家玄学以及佛教文化的影响。湘楚文化崇尚道学,早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在北方盛行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时候,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主要是楚地,则盛行老子的道教学说。西来的佛学主要借助玄学,实现佛教的中国化,有一种说法叫“老子化胡”。
湘楚人民不仅有对物质的要求,还有对精神的追求。楚地的人才自古便有两极发育的趋向,蕴育出了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哲学家。春秋时期,楚庄王有着“三年不飞,飞则冲天 ;三年不鸣,鸣则惊人”的雄心壮志。在哲学上则有老子、庄子这样的思想家和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所以,湘楚大地才蕴育出了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精神之美的长沙窑陶瓷器具。
10月18日下午,第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非洲与阿拉伯国家陶瓷艺术与景德镇学交流活动在三宝国际陶瓷文化交流中心开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汉斯?道维勒,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梅亦,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康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乐明,副市长熊皓,学院党委书记冯林华及陶瓷艺术家周国桢、刘远长、李文跃等和来自加蓬、摩洛哥、突尼斯等国的中外来宾200余人参加。汉斯道维勒、梅亦、冯林华分别致辞,熊皓主持。
汉斯道维勒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重视中、非、阿陶瓷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人类的共同责任,而且是促进世界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共识。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10周年,在此背景下,再次举办中、非、阿陶瓷艺术教育交流活动意义深远。陶瓷艺术是中国非物质遗产中的瑰宝,景德镇保护与发展传统陶瓷文化等成功经验,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
梅亦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国内外嘉宾、专家学者和各界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她指出,十年来,景德镇市委、市政府坚持“遗产活化”,切实落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陶瓷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心和支持。她表示,今后,我市将进一步挖掘、传承和弘扬传统制瓷工艺,不断焕发出文化新的青春和活力。
据了解,在为期7天的交流活动中,来自中非阿的陶艺家将在景德镇进行笔会交流和学术研讨,同时我市陶艺家将向非洲、阿拉伯同行全面介绍的粉彩、青花、釉上彩、综合装饰等知识,并进行泥雕、手工揉泥及拉坯等传统工艺等教学演示。培训交流结束后,双方还将共同创作,并将此特殊的陶瓷作品献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珍藏。
陶瓷评论虽说不上是一件新鲜事,但它是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现象,作为协会的形式出现,在全国也可能是唯一的。由于起步晚,陶瓷评论是属于文学批评,还是美术批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也没有专门的定论。陶瓷评论对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有批评,才不容易出浮躁;因为有批评,才会有进步。
陶瓷评论涵盖范围广,它与艺术陶瓷鉴赏不同,前者主要是针对事或现象,艺术陶瓷鉴赏的对象,不仅是艺术陶瓷作品,还会涉及创作者。陶瓷评论大致涉及到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及其发展方向、陶瓷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及其体制机制、陶瓷科技创新等等方面。而艺术陶瓷鉴赏,则主要是针对艺术陶瓷作品的风格、布局、装饰和技法。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当前,做好陶瓷评论或艺术陶瓷鉴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是认识程度还不够,对陶瓷评论的认识有待于提高。陶瓷评论不是可有可无,而且很有必要。8年前几个关心发展的人,想成立一个陶瓷评论社团,经过6年的努力,在2011年得以成立。陶瓷评论家协会成立两年多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个中原因方方面面,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陶瓷评论的认识似乎还不能到位。二是环境氛围还不够,尤其是陶瓷评论,说真话难。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尖锐的、实在的,一般人都不喜欢听,媒体也不太会采用,也只好在个人博客或朋友聊天时说说而已。一些人为了花钱宣传自己,写手也好,媒体也好,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愿意,但多少从另一个方面宣传了文化,也没什么可指指点点的。三是重视力度还不够。景德镇也有一批人、包括院校的专家学者,关注景德镇、关注的发展,敢于在不同的角度发表一些评论,但是好像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并采纳一些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倒是个别的像《景德镇日报》瓷苑版、《瓷都美术家》等,还给了陶瓷评论的一块阵地。
的发展和进步,需要批评、需要评论、需要有人“说三道四”,但只要是善意的、积极向上的,那就是可取的。艺术陶瓷鉴赏,虽然多说了一些好话、套话,也是受人之托。但如果看不到一片赞扬和喝彩声的背后,会让人的视线模糊,会影响发展的前进步伐。景德镇着力打好“陶瓷、航空、旅游”三张主牌,成效明显,而其中尤其要握紧拳头打好陶瓷牌。因为,是陶瓷让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铸就辉煌,是陶瓷让景德镇立镇兴市千年经久不衰。把握了发展的方向,就把握了景德镇发展的方向和命运。
随着中国正式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中国与北极地区的多元化交流进一步增强。一个由中国著名陶瓷艺术家组成的20人团队14日从上海启程,踏上为期12天的“午夜的阳光——中国艺术家北极探索之旅”。
据文化部艺术评估委员会委员、北极探索之旅活动策划人陈海波介绍,此次出行的艺术家们是中国近现代艺术陶瓷界中的翘楚代表,其中包括两位80多岁高龄的陶艺界泰斗周国桢、王隆夫。艺术家们将在冰岛参加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并将登上“海达路德前进”号在北冰洋进行破冰航程,途中将举行中国现当代陶瓷艺术精品慈善义拍,所得善款将捐赠给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用于中国-冰岛极光观察站的建设;7月24日到达中国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进行访问。
“极地虽然遥远,但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科学与艺术都是人类与自然对话的重要途径。”陈海波说。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杨惠根表示,中国自1984年首次开展极地考察以来,极地考察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国际极地事务中的影响力显著提高。今年5月,我国正式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中国陶瓷艺术家深入北极进行艺术交流和探索,从艺术和人文的角度回顾地球历史,体悟和表现北极的气候变化、思考和展望地球与人类的未来,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北极地区的文化交流,有助于增加公众对北极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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