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似官窑，胜似官窑--当阳峪窑"系列之一
“当阳峪窑于2004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有6座窑炉和4座作坊。该窑产品以白釉为主，酱釉次之，还有黑釉、褐绿釉、三彩及绞胎瓷器等，其釉色光润明亮，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2004年9月27日，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育彬、杨肇清、曹桂岑、孙新民、张志清诸先生签名推荐当阳峪瓷窑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写在河南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呈报文本上的当阳峪瓷窑的“价值评定”之一。
当阳峪窑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何谓“磁州窑系”？
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第一部陶瓷通史——《中国陶瓷史》。该书邀集全国文博考古、陶瓷科学、工艺美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历时数年合作编写而成，代表着当时中国古代陶瓷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是一部划时代的陶瓷杰作。
《中国陶瓷史》首次提出了“磁州窑系”的研究分类概念。因为河北磁州窑发现早、窑址考古成果多，为便于归类研究，遂将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诸省宋元时期生产化妆白瓷、彩绘瓷、剔花、刻花等装饰瓷器的北方民间窑场归为“磁州窑系”。
学界普遍认为，“磁州窑系”的代表性瓷窑，有河北磁县的磁州窑，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禹州市的扒村窑、登封市的曲河窑、鹤壁市的鹤壁集窑、新密市的西关窑，山西介休市的介休窑，山东淄博市的淄博窑，安徽萧县的萧县窑，乃至江西吉安市的吉州窑等。
“窑系”涵盖生产相同或相似瓷器品种的若干窑场，它既包括同一地区内的不同窑场，也包括不在同一地区，但产品风格一致的窑场；也就是说，“窑系”不是按照地域来划分，而是按照产品特征来划分的，它所强调的，是若干窑场之间主流或大宗产品风格相若，乃至一致。
尽管河南古代窑口，诸如当阳峪窑、扒村窑等，是“磁州窑系”的中坚力量，但因发现较晚、未进行考古发掘或考古发掘极少，直到现在还立身在以河北磁州窑命名的“磁州窑系”的“阴影”下；尽管目前不少学者倾向于以“类型”取代“窑系”，乃至主张“取缔”“窑系”概念，但当阳峪窑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2006年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论学界还是官方，仍以“磁州窑系”而目之——只是称它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窑址类共计36处，其中在磁州、耀州、龙泉、景德镇、钧、定、建、越“八大窑系”中，“磁州窑系”最多，有5处，分别是河北磁州窑，河南当阳峪窑、扒村窑，山西介休窑（洪山窑），江西吉州窑——由此可窥“磁州窑系”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而在这36处窑址类“国保”中，河南最多，有7处，分别是禹州市禹县钧窑址（包括钧台钧窑遗址与神 钧窑址）、巩义市巩义瓷窑遗址（包括黄冶三彩窑址与巩义瓷窑窑址）、宝丰县清凉寺汝官窑遗址、鲁山县段店窑址、禹州市扒村窑址、修武县当阳峪窑址、汝州市张公巷窑址——由此可窥河南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36处窑址类“国保”中，河南7处，浙江6处，江西4处，福建4处，河北3处，安徽2处，山西2处，四川、湖南、陕西、内蒙古、湖北、广东、江苏、山东各1处）。
“磁州窑系”是北中国最为著名、最为重要的窑系。大宋南迁，“磁州窑系”陶工南迁江西吉州、景德镇等，影响了明清中国陶瓷的发展方向。反观汝、官、定、哥、钧“五大官窑”，倒没有决定中国陶瓷的未来走势。《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推荐材料·当阳峪瓷窑遗址·价值评定》云：“当阳峪瓷窑遗址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处文化遗产。”
“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
“北宋被称为中国陶瓷艺术的黄金时代，以定窑、汝窑、官窑为代表的名窑，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作……但是，修武窑在北宋窑中却是风格变化最多，做工特别精细的窑。一提起修武窑，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艺术美感及清新简明的风格，并且洋溢着近代的感觉。从不同的角度看，修武窑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但是，从古至今它却完全不为人知，真是不可思议。”这是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在其学术著作《北宋的修武窑》中的开篇之言。这里所说的修武窑，正是当阳峪窑。
由于窑址发现较晚，地点在焦作之北约2公里，产品与河北磁州窑相类，因此，关于当阳峪窑，国际社会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在欧洲，曰“焦作窑”；在美国，列入“磁州窑”；在日本，时而曰“磁州窑”，时而曰“修武窑”，并由此出现学界纷争，称为“修武窑事件”。只有在中国，曰“当阳峪窑”——盖因最早发现的窑址，也是最典型的窑址，在焦作市修武县西村镇当阳峪村。
关于此窑名称，国际社会纷如聚讼，盖因“在我国已知的唐宋窑址中，为外人首次发现的先例，恐怕是以河南省焦作市的当阳峪窑为绝无仅有”（叶 民：《考察河南窑址纪略 磁州窑型出类拔萃的榜样——当阳峪窑》）。
小山富士夫闻知该窑，时在1941年。当时当阳峪古瓷乃至瓷片，风行北京古玩界。但无论问谁，他们都会反问：“有这个窑吗？”
著名古陶瓷学家陈万里先生1951年来到焦作，调查当阳峪窑，其《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1期）写道：
“当阳峪古代瓷窑，不见于任何以往的文献，即《修武县志》亦不提及过出产瓷器。最近10年来，欧美所出版的关于瓷器书报，往往提到当阳峪；而焦作福中公司的英国人，据说曾经专事搜集过当阳峪的碎片。北京厂肆中人，亦以当阳出品可以获大利，于是利之所在，就搜罗些碎片，装在锦匣，亦可得到高价。可是，我们没有一个研究瓷器的人会注意到当阳峪的。
“当阳峪在修武县（西北）45里的山里，由新乡乘道清铁路，车到焦作，往东经东焦作村、冈义村，转北进山口，上坡，计程12里，就到当阳峪了。村在山坡上，是一个小村落。20余年前挖掘古瓷，颇有发现。但是完整的较少，就是所谓窑底货。此处出品，极为复杂，实在是宋瓷中最优秀的民间瓷器。白釉的，有粗有细；细的，胎骨亦薄。白地黑釉，先划花纹，再行剥落的方法，此种作品，为当阳峪所独有的。绞釉一种，承袭了唐代的作风，此后就不再看到别处能够烧造的了。宋三彩亦不少。总之当阳峪的窑场，是很大的。山有窑神庙，（宋）崇宁四年的碑记还存在着。此次曾把去年所拓得的拓片做了一次校对的工作。此碑记，实在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
“此间碎片小块的，散在田间；较大而花纹特别的，都为当地人所捡去。碎片而能卖钱，我于北方除当阳峪外，还未曾见过呢。”
而在《谈当阳峪窑》（《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4期）中，陈先生在文末如此“总结”当阳峪窑：“总之，当阳峪窑的作品，向来是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因之，如此一个重要窑场，是被忽略了。我以为，在黄河以北（当为‘黄河南北’之误）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足与当阳相媲美。磁州的冶子窑以及安阳的观台窑，终逊当阳一筹。而一切文献所列举的磁州窑或是磁州型的瓷器，毫无疑问的，有一部分是属于当阳峪。也就是说，磁州窑的荣誉，应该有一部分归于当阳峪。”
因为河北磁州窑与当阳峪窑产品相类，学界基本上将当阳峪窑诸多产品列在磁州窑系名下；面对当阳峪窑精妙绝伦的酱紫色产品，学界则基本上将其归入河北定窑名下。因之，河南省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当阳峪绞胎瓷复烧科技攻关小组组长、焦作市科技局副局长、副研究员杨峡对当阳峪窑的概括颇有“悲情”：“当阳峪窑辉煌了中国陶瓷，自己没有任何名分。”“1997年，有位焦作籍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名叫罗勇，他的毕业论文是《当阳峪窑研究》。文中谈及‘当阳峪窑的紫定达到或超过定窑’，结果惹得导师大发雷霆，死活不让他毕业。他人相继说情，罗勇才毕了业。”焦作市文物考古队前队长杨贵金研究员说，“2004年，当阳峪窑为申报‘国保’，首次进行了小面积考古发掘，所出酱紫釉瓷器标本，胎体细白轻薄，釉面发亮，耿宝昌、汪庆正、王莉英、李辉柄等古陶瓷大家以及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的学者50多人，观看出土器物并在发掘现场考察后，都认为‘当阳峪窑的紫定达到或超过定窑’。”
“中国古陶瓷协会前会长，已故古陶瓷大家汪庆正先生考察当阳峪窑后曾说：过去我们认定的收藏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紫定，现在看来大都是当阳峪窑的产品。”2009年8月9日，杨峡先生向记者转述了2004年汪庆正先生考察当阳峪窑后的“新发现”。
明代曹昭、项子京等关乎紫定色紫一如紫葡萄璀璨的概念，给历史以记载，也给当下以彷徨——时至今日，学界乃至当阳峪考古报告，仍将当阳峪窑酱紫色产品归入“定窑”，称其为“紫定类”产品。
定窑是名窑，紫定是名瓷——在名窑与名瓷面前，当阳峪窑难以“立身”；“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的当阳峪窑，何时“独立”于陶瓷之林？
两宋乃至金元，并没有紫定色瓷的记载；有记载的，只是定州“红瓷”与“红玉”瓷器。
谁发现了当阳峪“窑神碑”
1949年后，最早考察当阳峪窑的中国学者，是陈万里先生。
陈先生认定当阳峪“窑神碑”，“实在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
是陈先生发现了“窑神碑”吗？
“不少人说陈先生只来过当阳峪一次，这是不对的。当阳峪村的韩树人先生，生前曾对我提起陈先生在1951年前后曾两次到过当阳峪，他都陪同考察。”焦作市当阳峪窑研究专家陈北朝先生说，“不少人说‘窑神碑’是陈先生发现的，其实要说发现者，还是韩树人先生。”
韩先生因为成分高，被部队清退回家。他有文化，发现在寺河汇入瓮涧河的地方，也就是圆融寺东200多米、娘娘庙附近的一口古井上，躺着一通古碑。这通古碑，就是陈先生在《谈当阳峪窑》中所写的“窑神碑”：“我于1951年去过当阳峪，我首先要介绍的是当地一座破败不堪的窑神庙里，有一通崇宁四年（宋徽宗年号，公元1105年）的碑记。原石现在庙外壁间，已断裂为二，名称是‘怀州修武县当阳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
从陈先生“此次曾把去年所拓得的拓片，做了一次校对的工作”看，韩先生所言真实不虚。
从1962年拍摄的“当阳峪村窑神庙及碑”老照片看，一栋三间古殿前，似立有两三通石碑。
两三通石碑中，当有“窑神碑”。但这个古殿，是不是陈先生所言的“破败不堪的窑神庙”，大可怀疑。
“‘窑神碑’是韩先生从300米外的古井上新移到这座古殿之前的。”陈北朝先生说。
如今，这座古殿已经被毁掉，“窑神碑”立在一间新起的不足8平方米的水泥小屋内。它的右下方，是“国保”单位当阳峪瓷窑标志性古窑遗址。
一条柏油马路，将“窑神碑”与当阳峪古窑遗址分开；马路中间，立着一尊毛泽东塑像；“窑神碑”、当阳峪古窑、毛泽东塑像的后面，是当阳峪村。
路旁“当阳峪村情介绍”写道：当阳峪村是闻名于世的宋代瓷窑遗址，1963年被省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独树一帜的绞胎瓷蜚声海内外。2002年成立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集研究、生产、收藏为一体，其研究开发的现代绞胎艺术瓷，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再现了当阳峪古陶瓷辉煌。
位于村西的圆融寺，是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建造的。2002年以来，佛家弟子释果建大师引资开发修缮圆融寺，斥资数千万元修建藏经阁、法堂等，朝山拜佛者成千上万，香火鼎盛。
“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但是，民间敢于“整合”、善于“整合”。
将“窑神碑”与三间古殿“整合”在一起，大概与“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相类。
这种“整合”，竟让陈先生深信不疑，以为“窑神碑”的所在就是“窑神庙”。
“‘窑神庙’究竟在哪儿，现在谁也说不清了。古井所在之地，后来开了砖瓦场，地形地貌，破坏殆尽。”陈北朝先生说。
古井所在之地，处在通向圆融寺、当阳峪“瓷谷”的山口。
窑神古庙，当不远古井，当在交通要冲，当与山口陆路水路为邻。
“传说中的当阳旗，就在这儿飘扬。”陈北朝先生说，“这儿曾发现过插旗的础石。”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磁州窑系诸窑之冠”当阳峪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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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当阳峪窑
当阳峪窑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南距焦作市区3公里。又称为修武窑、怀庆窑、河内窑、当阳峪窑系、当阳峪窑群等，是我国宋代瓷窑中风格变化最多、造型与装饰品种最为丰富、做工特别精细的大规模窑场。本文讨论的是广义的当阳峪窑，指当阳峪窑及同处于太行山南麓、生产同类型制品的所有窑场，这些窑场以当阳峪窑为中心，包括当阳峪、艾曲、东交口、洞弯、洼村、园融寺、西岭后、蔡坡、牛庄、恩村、定和、东于村、东焦作、西焦作、店后、李封、王封、东张庄、高窑河、石碑岩、窄门、寺后、李河、许河、狼坡、上白作、狮涧、龙寺、北业、周窑、东孔庄、高寨、山后、柏山、月山、白坡、南田院、北田院、南坡、碗窑河、汉高城等窑。
发现经过
当阳峪窑遗址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000米。现存宋崇宁四年(1105年)《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碑刻一通，是当年建窑神庙时所立。
1897年，英商福公司取得了在焦作的煤铁采矿权，1903年修通了至焦作的道清铁路。1933年英国人司瓦洛到焦作福公司任职后，到当阳峪雇人开挖，得到了大批瓷器及碎片，司瓦洛此前是居住在当时河南省会开封的英国大收藏家。后他又邀请瑞典工程师卡尔贝克到焦作当阳峪考察，又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并发表了《关于焦作陶瓷器的记录》。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得到了这份报告，为当阳峪瓷器的精细而激动不已，发表了《北宋的修武窑》一文。从此，收购文物的商人不断地把当阳峪瓷片及完整器运到北京。
1951年及1962年，故宫博物院曾两次派陈万里等专家到当阳峪实地调查，并发表了《谈当阳峪窑》等两篇报告，指出：“在黄河以北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能与当阳峪相媲美。”
2003年10月至2004年5月，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对当阳峪窑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2004年5月22日，国内外50余位知名考古专家学者汇聚焦作当阳峪窑发掘现场，面对刚刚出土的精美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李辉柄激动地说：“当阳峪瓷窑堪与汝窑、钧窑、定窑等著名瓷窑相提并论。”
烧造时间与工艺
当阳峪窑从唐代开始烧造瓷器，到北宋后期达到高峰，金代继续繁荣，元代中期始渐衰落，是宋金时期我国北方大规模的民间窑场和磁州窑类型窑系中成就最显著者。
1．造型
日常生活用品有碗、盘、盏、盆、钵、壶、注子、盒、唾盂、炉、熏炉、瓶、罐、枕、坛、缸、勺、灯、烛台、渣斗、纺轮、研磨器等。
陈设品有花瓶、花盆、鼓凳、人物俑、动物俑等。
文化娱乐及玩具类有笔筒、笔洗、砚、水盂、镇纸以及小动物、口哨、小塔、小壶、小瓶、铃铛、圆球、圆棒、象棋子、围棋子、色子、鱼缸、乌食罐等。
建筑构件有砖、瓦、板瓦、筒瓦、低温色釉力士、鸱吻以及脊饰上的摩羯、卷尾兽、妙音鸟等。
2．胎釉
当阳峪窑的胎质很复杂，有极坚硬的细胎，也有较粗松的砂胎；胎色也十分丰富，有白、灰白、黄白、灰黄中闪红色、赭灰、灰、香灰、黄褐、灰黑、砖红、棕灰等色胎。
当阳峪窑的釉彩有白、黑、酱紫、黄、青、绿、孔雀蓝、蓝、柿红、三彩、钧等。装饰技法有刻、剔、划、飞刀、凸线、模塑、模贴、模印、雕塑、镂空、填彩、绞胎、绞釉、釉下釉上彩绘等。
当阳峪窑素以绞胎绞釉取胜，又以剔划绘画著称。装饰品种可以分为10大类160多个品种，用“白如雪、黑如漆、红如朱、绿如翠、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花如锦、润如玉、凝如脂”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宋代五大官窑之一——钧窑
“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
钧窑为宋代五大官窑之一。它以河南禹县为中心产地，窑址遍及县内各地，到目前为止已发现1000多处窑址。从发掘到的瓷器标本考查，烧瓷历史起始于唐代，下晚到元代。其中北宋末年是钧窑的鼎盛时期。当时烧造专供宫廷用瓷的官窑设在钧台。宋徽宗将钧瓷列为御用珍品，每年只准生产三十六件，多数为陈设瓷，册封为“神钧宝瓷”，弥足珍贵。钧瓷当时以其胎质坚固敦实，造型端庄典雅，釉色艳丽绝伦、气韵雍容华贵而独步天下。现今世界著名的大型博物馆虽有收藏，但亦寥若晨星。故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雅堂无钧，不可夸富”等千古美谈。
钧瓷虽属北方青瓷系统，但它破天荒第一次在釉料中掺用了少量的氧化铜，使釉色变化无穷，美不胜收，开创了我国烧瓷史上的崭新境界。这类非常了不起的工艺创造，使钧瓷形成了釉面独有的四大特征：乳光釉、窑变、开片、景观。
钧瓷以釉厚为本。釉面呈一种晶莹的蓝色乳光，称之为乳光釉。它会随光线变异而变幻不定，具有别种釉彩难以达到的立体感。这种幽雅绚烂的乳光釉，是由釉厚层中浮有极小石英粒所造成，色调之美，妙不可言。
钧瓷以窑变为神。钧窑瓷釉色用蓝釉和红釉两大系列。蓝的有月白、天青、天蓝、翠青数种；红的有海棠、胭脂、朱砂、玫瑰等等。蓝釉和红釉相互融和施用，变融变化，万紫千红，一经烧成即呈五光十色。故云：“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而窑变无双，钧瓷无对，就是说绝无两件同样的钧瓷艺术品。
钧瓷以开片为奇。即在釉面中呈现一条条逶迤延伸、长短相间、自上而下的釉痕，或如鱼子纹，或似蟹爪痕、或呈兔丝缕，或像蚯蚓走泥纹。视似碎裂而指感光滑，使人奇异万分。这是出于钧瓷的独特工艺：瓷胎在上釉前先经素烧，上釉又特别厚，釉层在干燥时或烧制初期发生干裂，后在进入高温阶段又被粘度较低的釉流入孔隙，故而形成种种不同式样的开片奇观。钧瓷在金元时代有很大发展，其中也不无上好精品，如内青外紫的仿宋官钧器足以与原物媲美，但能烧出这类开片奇观的极少。因此它是鉴定宋钧瓷的重要依据。
钧瓷还以出现景观为绝。釉面如能呈现“海市蜃楼”式奇异景观或动物画面的，历来被列为绝品。当时绝少出产，后世更难觅见。
当代文物鉴赏家启功先生在一首《望江南》词中称道：“钧瓷好！异彩塑长，擅胜四朝美器。重古址炫中原，薄海举声喧。”的确，宋钧瓷艺术魅力光耀四海，彪炳千秋。
宋代瓷器中的珍品 巧夺天工当阳峪窑
当阳峪窑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南距焦作市区3公里。又称为修武窑、怀庆窑、河内窑、当阳峪窑系、当阳峪窑群等，是我国宋代瓷窑中风格变化最多、造型与装饰品种最为丰富、做工特别精细的大规模窑场。本文讨论的是广义的当阳峪窑，指当阳峪窑及同处于太行山南麓、生产同类型制品的所有窑场，这些窑场以当阳峪窑为中心，包括当阳峪、艾曲、东交口、洞弯、洼村、园融寺、西岭后、蔡坡、牛庄、恩村、定和、东于村、东焦作、西焦作、店后、李封、王封、东张庄、高窑河、石碑岩、窄门、寺后、李河、许河、狼坡、上白作、狮涧、龙寺、北业、周窑、东孔庄、高寨、山后、柏山、月山、白坡、南田院、北田院、南坡、碗窑河、汉高城等窑。
发现经过
当阳峪窑遗址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000米。现存宋崇宁四年(1105年)《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碑刻一通，是当年建窑神庙时所立。
1897年，英商福公司取得了在焦作的煤铁采矿权，1903年修通了至焦作的道清铁路。1933年英国人司瓦洛到焦作福公司任职后，到当阳峪雇人开挖，得到了大批瓷器及碎片，司瓦洛此前是居住在当时河南省会开封的英国大收藏家。后他又邀请瑞典工程师卡尔贝克到焦作当阳峪考察，又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并发表了《关于焦作陶瓷器的记录》。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得到了这份报告，为当阳峪瓷器的精细而激动不已，发表了《北宋的修武窑》一文。从此，收购文物的商人不断地把当阳峪瓷片及完整器运到北京。
1951年及1962年，故宫博物院曾两次派陈万里等专家到当阳峪实地调查，并发表了《谈当阳峪窑》等两篇报告，指出：“在黄河以北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能与当阳峪相媲美。”
2003年10月至2004年5月，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对当阳峪窑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2004年5月22日，国内外50余位知名考古专家学者汇聚焦作当阳峪窑发掘现场，面对刚刚出土的精美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李辉柄激动地说：“当阳峪瓷窑堪与汝窑、钧窑、定窑等著名瓷窑相提并论。”
烧造时间与工艺
当阳峪窑从唐代开始烧造瓷器，到北宋后期达到高峰，金代继续繁荣，元代中期始渐衰落，是宋金时期我国北方大规模的民间窑场和磁州窑类型窑系中成就最显著者。
1．造型
日常生活用品有碗、盘、盏、盆、钵、壶、注子、盒、唾盂、炉、熏炉、瓶、罐、枕、坛、缸、勺、灯、烛台、渣斗、纺轮、研磨器等。
陈设品有花瓶、花盆、鼓凳、人物俑、动物俑等。
文化娱乐及玩具类有笔筒、笔洗、砚、水盂、镇纸以及小动物、口哨、小塔、小壶、小瓶、铃铛、圆球、圆棒、象棋子、围棋子、色子、鱼缸、乌食罐等。
建筑构件有砖、瓦、板瓦、筒瓦、低温色釉力士、鸱吻以及脊饰上的摩羯、卷尾兽、妙音鸟等。
2．胎釉
当阳峪窑的胎质很复杂，有极坚硬的细胎，也有较粗松的砂胎；胎色也十分丰富，有白、灰白、黄白、灰黄中闪红色、赭灰、灰、香灰、黄褐、灰黑、砖红、棕灰等色胎。
当阳峪窑的釉彩有白、黑、酱紫、黄、青、绿、孔雀蓝、蓝、柿红、三彩、钧等。装饰技法有刻、剔、划、飞刀、凸线、模塑、模贴、模印、雕塑、镂空、填彩、绞胎、绞釉、釉下釉上彩绘等。
当阳峪窑素以绞胎绞釉取胜，又以剔划绘画著称。装饰品种可以分为10大类160多个品种，用“白如雪、黑如漆、红如朱、绿如翠、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花如锦、润如玉、凝如脂”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3．纹饰
当阳峪窑的纹饰复杂、考究，无论是胎体上的剔划或是绘画，均技法熟练，线条流畅，花纹简洁、挺拔。主题纹饰有牡丹纹、莲花水藻纹、鱼纹、鸟兽纹、文字装饰以及辅助性的几何纹等。尤其是白地绘黑花中的蝌蚪纹组合、散点纹组合、线段纹组合，更是当阳峪窑别具一格的地方品种。辅助纹饰中的方格方块形纹及其复杂的变化组合，回纹及卷草纹、波浪纹的广泛应用，形成了当阳峪窑的独特风格。
主要品种
1．绞胎瓷
北宋时，当阳峪窑继承和发展了唐代巩县窑的绞胎传统，将绞胎制瓷工艺发展到了顶峰，完成了由陶到瓷的历史转变。高温烧造，胎质细密坚硬，釉色油润光亮，几乎不吸水，完全符合现代瓷的标准。而唐代绞胎与唐三彩一样，基本上都是陶质的。当阳峪窑绞胎瓷的烧造成功，为中国陶瓷增加了一个新品种。
绞胎瓷的制作方法是用黑、白等多种不同颜色的胎泥相互交替糅合、折叠、盘卷、切刮，经拉坯或模压成型，再粘贴、镶嵌、拼接而成。这样胚体上就出现两色或多色相间的美丽图案，再施以透明釉或黄、绿、棕、翠蓝、三彩釉入窑烧成(也有先高温素烧，施釉二次人窑烧成)。
绞胎工艺是当阳峪窑特殊之作，羽毛纹对称整齐有序，木理纹似木纹流畅，水波纹如行云流水，编织纹如草编、竹编般逼真，还有条带纹、石理纹、树叶纹、麦穗纹、蒂纹、涡纹等，开创了我国陶瓷胎变装饰的先河。绞胎装饰，由胎而生，表里如一、五彩渗化的效果，构成了绞胎瓷的特有韵律，巧夺天工。
笔者收藏的一件北宋绞胎平底盏，系1996年砖厂推土机推出。其瓷化程度很高，质地细腻，制作精细，器壁较薄，胎土为白褐两色绞成，纹理横竖交织，是北宋当阳峪窑的极品。
绞釉瓷几乎是与绞胎瓷同时出现的。所谓绞釉瓷，绞的并不是釉，也不是绞的化妆土，而是“绞花”，是各种彩料的综合运用。施彩方法不难想见，是运用各种特殊技巧，或借助外力，使胎体在不同角度倾斜的状态下，或在旋转运动中，使彩料形成绞花纹饰，具有流动韵律之美。常见品种有白釉黑绞花、翠蓝釉黑绞花、三彩黑绞花、绿釉黑绞花、棕黄釉绞花等。
2．红绿彩
当阳峪窑是最早烧造红绿彩瓷的窑场之一。耿宝昌先生指出：“当阳峪白釉红绿彩绘亦较突出，以人物塑像、盘碗为常，绘以荷莲、菊花、鱼藻，生动活泼，开拓了五彩瓷的历史先声。”当阳峪窑神庙碑有“开时光彩惊奇异，铜色如朱白如玉”的描述。当阳峪与王封窑遗址不断有红绿彩瓷碎片出土。就在距王封窑北约2公里的老万庄金墓，曾出土1件红绿彩绘缠枝菊纹罐，应是王封窑所烧造。近几年来，焦作附近的获嘉县、博爱县、沁阳市、新乡市以及安徽省泗县等地出土的红绿彩等残瓷碎片，大部分都是当阳峪窑的制品。
红绿彩是在已烧成的白瓷上，以红、绿、黄等色料描绘纹饰，再经低温二次烘烤而成。当阳峪窑、王封窑是烧造红绿彩瓷最为集中的地方。王封窑还生产一种集刻剔花、釉下黑绘花、釉上红绿彩绘于一身的复合彩瓷。
3．剔划花瓷
剔划花瓷是当阳峪窑最为精美的品种之一。当阳峪窑的窑工从千里之外的耀州窑请回窑神百灵翁的同时，也将耀州窑的刻剔工艺学到了手，并将刻、剔、划技术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主要品种有：
(1)白地剔花：是在坯体上施白色化妆土，用工具划出花纹轮廓，再将轮廓之外的化妆土剔掉，露出胎地，施透明釉烧成。
(2)黑釉剔花填白：制作方法是在施白色化妆土的坯体上再施黑色料浆，刻画出花纹，剔除掉花纹内(或外)不需要部分，并在适当部位篦划出花蕊、叶脉，再在剔除及刻画部位填入白色料浆，最后施透明釉烧成，这是当阳峪窑的高级制品，现存故宫博物院的黑釉剔花填白牡丹纹梅瓶乃其经典之作。陈万里先生说：“器物的全身布满了缠枝牡丹纹，却不显得过于繁杂；花花叶叶互相缠绕，却不显得琐屑散漫。只看见许多欣欣向荣的花叶，迎风飞舞般地嵌插在一个挺秀的瓶身上，十分雅洁、高尚、健康而优美，黑白的对比处理得很适宜，黑的色泽如漆如墨，白的光彩如蜡如玉。至于釉色——即所谓质的温润晶莹之感，也可以通过图片体现出来，这是当阳峪窑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看出民窑造瓷艺术的卓越成就。”
(3)三彩剔划花：宋三彩是当阳峪窑最为出色的品种之一，此类制品多是将刻、剔、划多种技术综合运用到同一件器物上，精致华丽。其他还有绿釉剔划花、黄釉剔划花、酱釉剔划花等等。
当阳峪窑剔划花技法娴熟，纹饰繁复华丽，是宋金时期“剔花瓷器生产更为集中，装饰技法与风格发展得更为全面和充分的窑场”。
4．白地黑花瓷
釉下白地绘黑花瓷是当阳峪窑乃至整个磁州窑类型的特产，是在施有白色化妆土的胎体上，以当地一种铁矿石为颜料，用毛笔绘出各种纹饰，再施透明釉烧成。纹饰呈黑或褐、铁锈花色等，亦有施黄釉、绿釉、孔雀蓝釉等品种的。纹饰有植物花卉、人物、动物、文字等。
5．酱、紫釉瓷
酱、紫釉瓷是当阳峪窑的大宗高质量制品，最能体现当阳峪窑烧造技艺的高超。当阳峪窑考古发掘出土的大批酱、紫釉瓷器，说明至少在北宋晚期该窑已能成功烧造此类器物，其制作精致规整，胎质坚硬，变形极小，釉色光亮纯净。如酱釉碗残件，制作精细，釉色光亮，用手抚摸光滑如婴儿肌肤，视之如绸缎般光滑滋润，毫不逊色于定窑制品。
6．宋三彩瓷
三彩以及绿釉、黄釉、孔雀蓝釉等低温色釉品种，胎质砖红色，多为陶质，但色彩艳丽，制作精细，是当阳峪窑较为珍贵的品种。纹饰有花卉、禽鸟、鱼鸭、人物等。东焦作窑更是三彩、绿釉陶瓷制品的专业窑场，出土器物甚多，工艺精良，纹饰洒脱，釉色浓翠，最为精美。
7．钧釉瓷
当阳峪窑从北宋后期开始烧造钧釉瓷，是我国最早生产此类乳浊釉瓷的地方之一。基本釉色是天蓝、天青色。多数有红、紫斑玫瑰，还有复杂多变的窑变色彩。
当阳峪窑品种繁多，其他还有细白瓷、黑釉窑变兔毫、油滴、青瓷等。
宋、金时期，当阳峪窑是一个产品种类繁多、风格千变万化、纹饰独具匠心的大规模窑场聚集区，在做工精细的同时，生产量大得惊人，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有实力的民间窑场，为中国陶瓷史谱写了灿烂的一章。
当阳峪窑残片：古陶瓷上首现曹操、张良
这是一枚宋代当阳峪窑瓷枕面残片，乳黄色的釉面上有褐彩“××思张良，曹操……”等字，笔画刚劲有力，金钩铁划，非一般匠人所写。
中国古陶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文化、历史、民俗等大量信息，这枚宋代当阳峪窑瓷枕残片，窃以为至今为止在古陶瓷上首现曹操、张良这两位历史名人。
宋朝之前对曹操的褒贬，基本上尊重历史事实，《三国志》作者陈寿给曹操“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价，至今得到广泛的认同。唐代人称曹操为曹公，评价极高，至南宋，偏安的局面，令统治者气虚胆怯，无力打量天下，统治者醉生梦死，整日山外青山楼外楼，歌舞不休，上行下效，老百姓以喝酒、斗茶、斗鸡、听评书为乐。统治者视蜀汉为正统，视曹魏为篡逆。帝王们越是感觉到自己苟延残喘的状态，曹操越是他们的噩梦。到元代以异族统治汉族，又把汉人视为三等人。南宋遗民以及向有傲骨的汉族文人，在元代的铁血统治下，在南宋评书的基础上整合消化，诞生了元曲，在元代文人的心中统治者蒙古族就是“篡汉”。
朱元璋创立了大明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也有过激烈的斗争，诸多的考量。最后才把皇位传给“宽厚文治有余，勇武果敢不足”的皇长孙——建文帝。
朱元璋怕他百年之后，有人窥视皇长孙的皇位，搞篡逆。他晚年对功臣大开杀戒，禁锢封杀有造反内容的《水浒传》，表彰宣传以忠、孝、节、义为道德价值的《三国演义》和《三国戏》，并在明初迅速推广流行开来，因为曹操和刘备是负正两极，一个唱白脸，奸诈无比的曹操替代了真实的曹操，并被老百姓认可接受。
其实张良、曹操两人都是兴汉之人，张良与韩信辅助刘邦，使汉朝有四百年的基业，曹操在东汉时平定统一中国的北方，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也许是“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将”，素以诗词文字形式装饰陶瓷器的宋代当阳峪窑在北方金兵屡屡南侵状况下，制瓷艺人以瓷枕为媒体，以文字言志。渴求天降张良、曹操这样的人物来抵御金兵，统一北方。
在当阳峪瓷枕上写金兵南侵之诗句的美国李清华旧藏——绿釉腰圆型诗文枕上文字有“时难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廖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一夜乡心五处同。”
“时游颍水闻金兵南退，观道路旁骨肉满地，不觉泪下，为路堵塞，未便前往，仍返原郡，作诗一首，时在绍兴纪元春二月朔日也。”
“黄山樵子并题。”
可以想象：“思张良、曹操”铭文瓷枕片极有可能是宋代当阳峪窑制瓷艺人在战乱的处境中，企盼和平的心境下创作的。
贡窑·官窑·御窑
同一单词往往具多义性，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只要联系上下文，一般不会搞错。但有时也会出现误会，之所以如此，一般是由于互相之间没有达成默契，即没有形成所谓的约定俗成。比如“官窑”二字，可能是瓷学著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了，然而仔细阅读不同作者的文字，可以发现每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同一语境中所表达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使用时内涵也会有所出入。稍作总结，可以发现这个词起码有以下四种意思：一是泛指古代所有为皇室乃至官府烧制陶、瓷器的窑场，实际上把历代贡窑都圈划了进去。如从这一概念出发，所谓“官窑”起码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据有关报道，岳州窑曾出土南北朝时的“太官”字铭瓷片和“官”字款匣钵，而落“官”字的瓷器通常属贡窑，这在瓷学界基本已成共识 ；二是仅指生产资料所有权归皇室所有的官办瓷器窑场，不仅与所有权属民间，但烧制御瓷的“贡窑”划清界限，也区别于另—些同样是官办的烧制建筑用材、陶器的“官窑”，相当于明清人概念中的御器厂或御窑、御厂。如实指的话，除了明清景德镇珠山范围内的那个“官窑”外，历史上真正称得上这一概念的，只有北宋徽宗时的那个“自置窑烧造”的“汴京窑”及南奔后“袭故京遗制”的杭州“修内司窑”、“乌龟山窑”；第三是仅指御器厂内的窑炉，如《浮梁县志》云：“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虽然宋人已将官办窑场包括作坊和窑炉两大部分 简称为“官窑”，但因明代景德镇的生产体制往往是作坊与窑炉分开经营除嘉靖之前的御厂和少数兼有作坊和窑炉的业主完全是“囵烧”外，嘉靖时部分“厂坯”和相当部分民用器都采取“搭烧”法，而康熙以后，所有“厂坯”都实行“官搭民烧”，即官器在民设窑炉内焙烧的制度 ，为了有所区分，所以当时“官窑”一词仅指官设窑炉《江西大志》云：“陶窑，官五十八座” ，而称官办作坊为“御器厂”、“御厂”；第四层意思实际是“官窑器”三字的简称。
由于指向有别，这就难免造成交流时的彼此误会。比如景德镇至正型元青花，有专家说它们属官窑，是基于它们与元代官用瓷器枢府瓷同出一窑，且发现有五爪龙纹；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应属民窑，理由是这些产品并非全供官用有“至正十一年”象耳瓶上的铭文为证 ，即便有部分产品属御用之器，也只是属贡瓷性质。其实前者的立论前提是把贡窑也划入官窑范畴，属广义，后者则比较纯粹，属狭义。近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瓷学家们正在尝试将“官窑”这个词统一用法，如有专家主张干脆单独列出“御窑”这一概念，以区别于贡窑及地方“官窑”，但又有人认为“官窑”之“官”本来就不是指一般官府，而是“官家”、“官人”之“官”，再说宋人早就称“自置窑烧造”的皇家窑场为“官窑”，我们何必再节外生枝呢﹖实际上，究竟是用“贡窑”对应“官窑”，还是用“官窑”对应“御窑”都不重要，只要达成默契即可，重要的是瓷学界在超越经验主义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
长沙窑、铜官窑、潭州窑
大凡一个古陶瓷窑口的命名，古有旧名则援用其名，如岳州窑、越窑、邢窑等；没有旧名，则根据窑址所在地的名字重新命名，如河南的扒村窑等。长沙窑窑址在古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窑址名称，所以窑址的名称只能根据地名来设定了。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浅谈贡窑·官窑·御窑
同一单词往往具多义性，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只要联系上下文，一般不会搞错。但有时也会出现误会，之所以如此，一般是由于互相之间没有达成默契，即没有形成所谓的约定俗成。比如“官窑”二字，可能是瓷学著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了，然而仔细阅读不同作者的文字，可以发现每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同一语境中所表达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使用时内涵也会有所出入。稍作总结，可以发现这个词起码有以下四种意思：一是泛指古代所有为皇室乃至官府烧制陶、瓷器的窑场，实际上把历代贡窑都圈划了进去。如从这一概念出发，所谓“官窑”起码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据有关报道，岳州窑曾出土南北朝时的“太官”字铭瓷片和“官”字款匣钵，而落“官”字的瓷器通常属贡窑，这在瓷学界基本已成共识 ；二是仅指生产资料所有权归皇室所有的官办瓷器窑场，不仅与所有权属民间，但烧制御瓷的“贡窑”划清界限，也区别于另—些同样是官办的烧制建筑用材、陶器的“官窑”，相当于明清人概念中的御器厂或御窑、御厂。如实指的话，除了明清景德镇珠山范围内的那个“官窑”外，历史上真正称得上这一概念的，只有北宋徽宗时的那个“自置窑烧造”的“汴京窑”及南奔后“袭故京遗制”的杭州“修内司窑”、“乌龟山窑”；第三是仅指御器厂内的窑炉，如《浮梁县志》云：“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虽然宋人已将官办窑场包括作坊和窑炉两大部分 简称为“官窑”，但因明代景德镇的生产体制往往是作坊与窑炉分开经营除嘉靖之前的御厂和少数兼有作坊和窑炉的业主完全是“囵烧”外，嘉靖时部分“厂坯”和相当部分民用器都采取“搭烧”法，而康熙以后，所有“厂坯”都实行“官搭民烧”，即官器在民设窑炉内焙烧的制度 ，为了有所区分，所以当时“官窑”一词仅指官设窑炉《江西大志》云：“陶窑，官五十八座” ，而称官办作坊为“御器厂”、“御厂”；第四层意思实际是“官窑器”三字的简称。
由于指向有别，这就难免造成交流时的彼此误会。比如景德镇至正型元青花，有专家说它们属官窑，是基于它们与元代官用瓷器枢府瓷同出一窑，且发现有五爪龙纹；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应属民窑，理由是这些产品并非全供官用有“至正十一年”象耳瓶上的铭文为证 ，即便有部分产品属御用之器，也只是属贡瓷性质。其实前者的立论前提是把贡窑也划入官窑范畴，属广义，后者则比较纯粹，属狭义。近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瓷学家们正在尝试将“官窑”这个词统一用法，如有专家主张干脆单独列出“御窑”这一概念，以区别于贡窑及地方“官窑”，但又有人认为“官窑”之“官”本来就不是指一般官府，而是“官家”、“官人”之“官”，再说宋人早就称“自置窑烧造”的皇家窑场为“官窑”，我们何必再节外生枝呢﹖实际上，究竟是用“贡窑”对应“官窑”，还是用“官窑”对应“御窑”都不重要，只要达成默契即可，重要的是瓷学界在超越经验主义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
官窑
官窑之谓，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内涵。就广义而言，是有别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其产品为宫廷所垄断。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即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
官窑也称御窑，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浮梁磁局”，到1911年清朝覆亡，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江西景德镇也由此拥有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景德镇地下也因此存有大量因禁绝流入民间而被就地掩埋的古碎瓷，成为中国目前品类最完整、年代最可靠、信息最丰富的官窑遗址和“地下瓷都”。
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窑始于宋代，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
【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由官府直接经营，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京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明代《事物绀珠》、《留留青》因袭此说。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河南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支持第三种说法的人较多。
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形质与工艺与汝窑有共同处。器多仿古，主要有碗、瓶、洗等。胎体显厚，胎骨深灰、紫色或黑色，釉色有淡青、粉青、月白等，釉质莹润温雅，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着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底有文钉烧痕，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官窑知识：浅析宋代官窑真假
【南宋官窑】
南宋时在今杭州市凤凰山南麓乌龟山郊坛另设新窑，称“郊坛下官窑”，又称南宋官窑。此官窑瓷器胎为黑、深灰、浅灰、米黄色等，有厚薄之分，胎质细腻。釉面乳浊，多开片，称为“蟹爪纹”，釉色有粉青、淡青、灰青、月白、米黄等。因器口中施釉稀薄，微露紫色，足上却偏赤铁色，故有“紫口铁足”之称。
器型除碗、盘、碟、洗等日用器皿外，还有仿商周青铜器的尊、鼎、炉、觚等陈设瓷和祭祀用礼器。
注：图为官窑贯耳瓶（宋）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公元8世纪--14世纪），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公元14世纪--17世纪）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也称景德镇御窑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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