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一种工艺美术，也是一种民俗艺术，民俗文化，因此，它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民俗文化特色，广泛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世态人情和我国人民的审美观念、审美价值、审美情趣与审美追求。我国人民有一个好传统，不管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处境，都热爱生活，追求幸福、和谐、吉祥。因而，表现喜庆、幸福的祥瑞题材，自古及今，一直是陶瓷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和一个基本的文化特征。
祥瑞题材，主要围绕着“福、禄、寿、喜、和合、吉祥如意”等内容而展开。因此，在选择题材表现寓意时，经常选用如下一些事物：珍禽类，经常选用凤凰（百鸟之王，象征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凤凰相偕喻爱情），白鹤（有清高、纯洁、长寿之喻），白头翁，喜鹊，鸳鸯，雄鹰；名花类，经常选用牡丹（百花之王，象征富贵繁荣）、芙蓉（象征雍容华贵），莲花，梅花，菊花；在芳草类中，经常选用兰草（有香祖之喻、兰孙贵子），灵芝（象征延年益寿）竹木类中，松（象征长寿、气节），竹（竹与祝同音，寓意百岁志喜、百寿安康），天竹（喻天祝，寓意天祝平安、天祝升平）；在瑞果类中，常用桃子（常称寿桃，象征寿）、石榴（象征福，有榴开百子之说）；在异兽类中，常选用龙（王、权威、吉祥的象征）、狮（狮与师、诗同音，象征权势和诗书传家）、鹿（鹿禄同音）；在鱼藻类中，喜用鲤鱼（鲤与礼同音，鱼与裕谐音，寓意腾达、富裕）、鳜鱼（鳜与贵音），另外，这种祥瑞题材在约定俗成中，形成了一整套特有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纹样体系。如莲生贵子（婴儿抱莲花）、福寿双全（蝙蝠寿字）、竹报平安（小儿放爆竹）、吉祥如意（小儿骑白象执如意）、喜上眉梢（梅花喜鹊）、福在眼前（蝙蝠、喜鹊）、六合同春（鹿鹤、梅花）、麒麟送子（小儿骑麒麟）、连年有余（莲花、鱼）、、五子登科（五小儿）、天官赐福（天宫、蝙蝠）、五福捧寿（五蝙蝠围寿字）、多福多寿（一群蝙蝠、堆桃）、福、寿（老人骑鹿持桃）、麻姑献寿（麻姑担桃篮）、鱼跳龙门、丹凤朝阳（凤凰、太阳）、龙凤呈祥（龙、凤）。
祥瑞意识的产生，也是很久远的事了。早在商周时代，就有凤凰的造型出现于殷商玉器上。传说，当商纣王将亡、周文王将兴之时，人们用凤凰将临表示贤王要临世的美好愿望，“凤鸣于西周岐山”的记载，便是这种传说的反映。
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单位的社会并以此为基础结成相应的故乡。因此，企求光宗耀祖、门庭昌盛、富贵荣华便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在祥瑞题材中有许多这样的内容。祥瑞题材的产生，与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有着密切关系。像某些云气纹样和鱼纹等的出现，与对大自然的颂赞有着密切关系。祥禽瑞兽的出现，也是我们人民抚爱万物、与万物同其节奏的一种反映。
祥瑞题材的产生就是一种民族心理的表现，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和民族哲学。对中国民族心理和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哲学。儒家是讲天人合一的，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亲和的关系，赋于花、鸟、虫、鱼、兽等以祥瑞寓意，便是这种亲和关系的表现。
另外，象瑞鸟、哪吒闹海、龙舟、女寿星等，在瓷都景德镇也是经常表现的题材。
陶瓷艺术还广泛地关注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以及广袤的大自然，并有非常鲜明的贴近现实、亲和自然的理性品格。
所以，要欣赏陶瓷艺术，就需要了解中国的哲学、宗教和民族心理，也要有一定的文化、音乐、舞蹈等艺术修养。否则，是很难把握住陶瓷艺术的审美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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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关民俗文化与紫砂文化
西关与宜兴紫砂壶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北宋时西关已产陶壶，与宜兴紫砂壶都曾远销国外。而荔湾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十三行也曾成为清代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茶叶和茶文化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带动了紫砂文化在西关的流传和兴盛。清代时两广盐运史潘仕成在荔枝湾筑海山仙馆，聚名人雅士品茶赏壶，其时潘家就已画图出样在宜兴定制紫砂壶馈赠宦官宾客。
紫砂文化和茶文化在西关的不断传承和发扬，主要体现在西关人都喜爱用紫砂壶泡茶。用壶泡茶、怡情养性，已经成为广州百姓生活的独特画卷和西关人家的民俗风情。西关人对收藏玩赏宜兴紫砂壶更是情有独钟，风气自古及今，流行不衰，故有“紫砂壶源于宜兴，藏于西关”之说。西关的源胜工艺街、古玩城是全国最大的宜兴紫砂壶经营集散之地之一，每逢周末、节假日，前来买卖、猎藏紫砂壶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
正是由于西关文化与紫砂文化的独特而深厚的渊源，以及紫砂壶艺术表现的丰富多彩，用紫砂壶为载体来宣传西关文化，展现荔湾现代化商贸文化旅游区的建设成就，就成为荔湾区开发西关风情紫砂壶（十八式）文化品牌的初衷。从2001年初开发以来，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收藏界的追捧。西关风情紫砂壶（十八式）集紫砂壶制作众家之长，偶合了清代曼生十八式紫砂壶的款数，具有较高的观赏、收藏价值。西关风情十八式，每一款造型都精心打造，在传统壶形上创新，达到了文通气贯、形神兼备、形意统一、内敛外现的妙境：荔湾如意壶四平八稳，荔湾得胜壶小巧玲珑，荔红石飘壶古朴旷达，锦绣掇球壶鲜艳夺目，西关碧玉壶展唐代仕女丰腴之美，荔湾宝鼎壶现汉代武士力拔山河之势……
每一款设计都深刻融会了西关民俗文化的精髓：既有禅宗初祖达摩西来登岸的西来初地，又有见证清代广州对外贸易繁荣兴隆的粤海关大楼；既有昔日荔枝湾如诗似画的旖旎风光，又有西关大屋趟栊门满洲窗的眷恋情怀；既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名园胜景，又有新年贺岁喜庆吉祥的风俗民情……可以说，十八式作为一个完整的紫砂壶系列作品，是不可多得的紫砂收藏珍品。
中国的茶文化是离不开紫砂壶茶具
中国的茶文化是离不开紫砂壶茶具的，而茶具当中紫砂又占据了重要一部门，紫砂之所以这样出名，原因有良多，除了样式精美外，优质的紫砂壶能长久保持茶的香气。使得口感长久不变。
紫砂茶具成型的主要方式是手工捏作。先捏器身，然后挖足、开面，结果加柄、嘴、盖等。从明代至清康熙年间，多用捏作的方式，清雍正、干隆时期泛起了量大的模制产品。嘉庆、道光年间，陈曼生重倡古法，又盛行捏作。李景康、张虹说得好：“就印模与捏造而论，印模之法易精，在产业为提高；捏造之法难精，在技能为绝诣。故印模之法便于仿行，捏造之法则庸工不易措手也。名家之壶俱以捏造见长，坐是故耳。”
早期的制坯工具主要是一种竹刀，后来逐步增添了木、角、石、金属等质料的工具，并用陶轮来拉坯和修坯。到清代，工具有十多种包括椎、碓、镖、钗，有圭形、笏形、贝形、肾形、月形、蝎尾形等多种外形制好的坯要经由细致的修改，有些器物再加装饰。装饰方式有：贴花——堆塑山水、花草、人物、鸟兽等纹饰；绘写——以氧化铝、氧化铁或氧化镁等为呈色剂，在素坯上绘画写字；雕刻——在坯体上以阴文刻出字画。紫砂一般不上釉，也有少量用釉装饰的，大件采用泼釉法，小件采用浸釉法。一般单色釉上一次，彩绘器上两次。
器坯阴干后装匣钵进窑烧制。传统方式烧制紫砂器的窑是“龙窑”，即头低尾高的斜式窑。龙窑一般长达四十米，每隔一米为一节，烧炉在头部，燃料为木柴和柴草。窑背两侧各有五十个烧火眼，从烧火眼投入燃料。窑身两旁，每隔四到五米辟这个进出口，从这里装坯、取器。每窑需以1100℃到1200℃的窑温烧40-42小时；烧成后，停15-24小时，再开窑取器。用龙窑烧制，窑工很辛劳。如今紫砂厂已改用烧重油的新式窑炉，既节省人力，又进步了烧造质量。紫砂茶具烧成后还要磨光上蜡，上蜡是紫砂>特有的工序。彩绘的紫砂器，需经由两次装烧。
还有在烧成的紫砂器上施加特别装饰的。故宫博物馆藏时大彬方壶，壶面髹漆并开展雕刻，集紫砂艺术工艺和雕漆工艺于一身。清代道光年间，泛起了包锡的工艺，但由于技朮繁杂，未能持续。还有拋光包铜的工艺，包铜多见于壶嘴头、口盖的边沿等部位。金银丝镶嵌是新的装饰工艺，吸取木器、漆器的雕饰手法，先在泥坯上将纹饰图案刻成凹槽，烧成后将金银丝嵌入槽内，敲实、磨平。
紫砂文化：说说紫砂纪念壶的民风民俗
“大灵豹壶”徐秀棠制
“盛世宝鼎壶”鲍志强制
以紫砂壶为代表的陶瓷文化，承载了许许多多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和习俗，同时又体现时代的发展和具有当代意义的创造。在紫砂壶艺领域中有一大类属于纪念意义的壶体造型，业内称之为“纪念壶”。它既融入了鲜明的民风民俗，又不停留于传统的层面，而是不断地将文化修养、社会活动、人生阅历充实到壶艺创作中，形成开放的心境、豁达的胸怀、丰富的情感，用紫砂壶传递纪念的主题。
中华民族历来对佳节、寿喜、婚嫁和重大庆典活动等都有欢庆、志喜、祝贺的优良传统。从诗赋文章到书法绘画可谓根繁叶茂。而宜兴紫砂也同样如此，数百年来用喜庆文化元素创制的紫砂纪念壶就不胜枚举。如民间的“五蝠蟠桃壶”、“子孙满堂壶”、“高寿梅桩茶具”、“福泉壶”、“大吉壶”、“鸳鸯归春壶”、“龙凤吉祥壶”等，都是对福寿吉祥的祈愿。资料显示，清朝皇宫也同样喜欢这类的紫砂壶，例如为乾隆寿庆而定制的“荷莲寿字壶”、“紫砂黑漆描金吉庆有余壶”、清嘉庆的“飞鸿延年壶”、“粉彩百果壶”等。可见喜庆元素在宫廷也深受欢迎。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今年的上海世博会，紫砂技艺人员为此创制了许多款式的“奥运壶”、“世博壶”以示庆贺，以紫砂的特质，铭记这重大喜庆带来的哲思和遐想。
在中国的传统风俗中，有好多东西可以纳入紫砂壶的创作范畴。俗话说：“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许多带有企盼吉兆的象征语境和新年贺岁的十二生肖都可以创制紫砂壶的血肉之躯和鲜活灵魂，脉动着纪念意义。
紫砂壶的上乘境界是现实的提升、精神的载体。十二生肖是紫砂壶的不朽题材。作为中华民族的造化的产物和无穷的韵致。从古至今，许多贺岁的生肖纪念壶，都是把生活中的情趣变化为手下的壶艺，流露出生活景象的信息，而成为心灵与生命律动际遇的产物。今年是农历庚寅年，纪念虎年的紫砂壶可谓千姿百态，精彩纷呈，以虎虎生威、福运多多的寓意而特别受到属虎人的追捧。高级工艺美术师葛军的新品“五福临门茶具”，一壶四杯组成，壶、杯用紫泥和段泥制作，圆润浑厚、饱满丰泽，呈现两色，对比和谐，并装饰有如意和祥云纹样。壶体和杯子里都彩绘虎的或坐、或走，无不生动威武，形象逼真，犹如“四野传高啸，苍茫落照中，疾风思劲草，盛世待英雄”。这5只福虎出自“东北虎王”马彩华先生之手，而“五福临门”四字则由著名书法家都本基先生题写。“虎”、“福”谐音，故将紫砂茶具取名“五福临门”，以祈金虎之年，福进祥门。这是用紫砂塑成的雄健与祥和的祝福。
中国是礼仪之邦，讲究礼尚往来。紫砂壶彰显了厚重的民间工艺元素，蕴蓄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髓，是具有东方色彩和文化气息的张扬艺术神韵的高雅艺术品，因此经常被选做馈赠新朋好友的礼品，甚至是国礼。
2007年“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隆重举行，宜兴范家壶庄受博览会组委会之托，制作了11把紫砂壶，作为国家礼品赠与与会的11个国家领导人，成为一个亮点。这11把国礼紫砂壶，并分别取名为“和平”、“团结”、“平等”、“合作”、“共进”、“和谐”、“和顺”、“繁荣”、“丰硕”、“共享”和“持续”，造型柔顺优雅，设计灵秀精妙，而且蕴含了“中国——东盟博览会”团结共进、平等合作、和谐发展的主题精神。
“和平壶”以圆润为基调，用段泥制作，呈梨皮色，绿色的橄榄枝贴在壶身，可爱的和平鸽塑在壶盖上，展翅欲飞，神态可掬，寓意着安逸祥和的景象。“共享壶”展示了天地方圆的大千世界中，我们共有同一个地球，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合作壶”，壶体圆中有方，呈12个面，分别刻有包括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内及其东盟10个国家元首的签名，如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缅甸总理梭温、老挝总理波松等。壶上还镌有博览会的标志性互惠共赢的象征。
陶瓷文化之朝鲜陶瓷的发展历史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陶瓷文化之日本陶瓷的发展历史
日本与我国东不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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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文化陶瓷发展史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
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中国古代陶瓷文化之鼎文化的发展历史
我国香炉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鼎”。我国古代青铜鼎有烹煮肉食、祭祀等用途，祖先倾其所有，向天祈福，让神灵祖宗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国家平安，但这同今人所见的香炉还是两码事。笔者收藏的200余尊古代陶瓷香炉，可以看出祭祀文化发展的轨迹。
“日照香炉生紫烟”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千古流传，作品描写庐山香炉峰上，初日映照，紫烟氤氲，瀑布高挂，飞流奔腾，展示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在人们的生活习惯上认为香炉最大的功能，便是一件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其实香炉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妙意境。灵性的香炉赋予人们更多的生命灵性，它穿越时光隧道，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发生关系，逐渐改变自己的面貌，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儒佛道三位一体形成华夏文化主流。魏晋时，人们以老庄解释佛教，东晋以后佛学又与玄学趋于合流，深为士大夫们所欣赏。直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独立地位连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响一并如日中天，特别是禅宗初祖达摩东渡来华，中国禅宗由此肇始。各地造佛修寺蔚然成风，作为祭祀礼器的香炉已被普遍使用。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香炉起源于何时，尚未有定论，我在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时，在祖国各地考察，注意香炉资料的收集和实物的寻觅。我认为西汉早期的熏炉很可能是香炉的前身。西汉后期，熏炉数量骤增，仅广州地区发现的200多座汉墓中竟有一半墓葬出土有熏炉。
东汉越窑褐釉香熏，它造型生动，质朴自然，不带托盘。这尊香熏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可以自由开启，上半部由三层含苞欲放的莲花瓣图案构成，每排莲花有十一瓣，抽象成三角形状，每个花瓣上刻有大小不等的花茎，十分清晰。盖顶饰有一精美的小鸟，亭亭玉立，眺望远方，下半部为圆柱形空心支柱。德-化-陶-瓷-总-站
晋代越窑青釉提炉，已同传统的香炉十分接近，也是三足鼎立，但有一造型优雅的把手，上面还有旋纹工，做工精巧，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南北朝洪州窑香炉，釉色呈青黄色，为五只足，粗壮结实，稳稳地站立托盘上，完整无缺。
说到盛唐，自然会联想到脍炙人口的唐三彩。唐三彩香炉比较少见，露胎为粉红色，黄绿褐彩绘组合，釉自然往下流淌，五爪老虎足，显得沉稳雄健。拿在手里忽发奇想：当一个民族进入高度成熟、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阶段，浑身洋溢着蓬勃朝气和高度自信，就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形式去表达、去寄托、去宣泄、去张扬自己高昂甚至亢奋的精神和情绪，唐三彩正是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大唐气魄。字串4
宋代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好复古，重视旧礼器。三足鼎式香炉是北宋复古的产物，由于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的大量出土，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考古图》，所收铜器210件，玉器13件。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这在宋以前是没有的，为后世文物研究开了先河，也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香炉出现在大宋帝王的内庭，而一些小型香炉则成为文人把玩之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为后世所仿制。宋耀州窑香炉，它是受到越窑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炉唇边较宽，釉色青润自然，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誉。南宋龙泉书房梅子青香炉，精巧典雅，三足鼎立，炉身有三条线纹，足底有褐色。
元代香炉不脱宋代风尚，数量与品种繁多，以中小型香炉为主。湖田窑青白釉双耳三足香炉，炉敞口直颈，鼓腹平底丰满，肩两侧贴塑一对长方形立耳，足根部有明显的压印兽面纹，通体施青白釉，胎质坚硬腻白，釉色滋润而不透明。
明代瓷炉大多数香炉以青花瓷为主，明嘉靖青花香炉，也出现了色彩斑斓的五彩瓷，明宣德皇帝自己本身是天分很高的艺术家，对色彩十分敏感，五彩、斗彩瓷得到空前发展。
明万历五彩人物三足香炉：万历五彩器制作到了鼎盛期，它的特点为胎体厚重，釉面乳白莹润。三幅开光图案装饰效果极佳，老翁身着外套颜色分别为绛红色、淡黄色和草绿色，神情泰然，须眉飘逸，或埋头读书，或低头沉思，或伏案挥毫。颈部有“大明万历年制”款。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以“孝”治天下，康熙时期祭祀风气盛行，乾隆时期成为社会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景德镇一代名师巧匠，以其聪明才智，将瓷器制作推向历史的高峰。清乾隆豆青釉双耳三足炉，瓷质精细，釉色肥厚，里外满釉，光润匀净，如脂似玉，双耳自然连结，高雅之中不失秀逸。底有“大清乾隆年制”青釉款。
古代文人雅士把焚香与烹茶、插花、挂画并列为四艺，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我们在先人使用过的香炉中上一炷清香，想到多少先人曾虔诚地在此炉前点香祈福，给人心灵带来慰藉，它的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了。
台湾陶瓷历史及文化的发展之路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 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 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