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灯起源于火的发现和人类照明的需要。据考古资料，早在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将火用于生活之中，而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灯具则见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周礼》中亦有专司取火或照明的官职。
灯作为照明的工具，实际上只要有盛燃料的盘形物，加上油和灯芯就能实现最原始的功用。而具有一定形制的灯的出现，则是人类将实用和审美结合的成果。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却奠立了中国油灯的基本造型。此后经青铜文化的洗礼，由于铸造技术的提高，油灯和其它器物一样，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油灯艺术的辉煌。从春秋至两汉，油灯的高度发展，已经脱离了实用的具体要求，它和其它器物一样，成为特定时代的礼器，“兰膏明烛，华灯错些”，折射了社会政治的规章法度。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战国银首人形灯和十五枝灯；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龙形灯；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羊形灯和当户灯；广西梧州大塘出土的西汉羽人灯；江苏邗江甘泉山出土的牛形灯；湖南长沙发现的东汉卧人形吊灯；山西襄汾县出土的东汉雁鱼灯。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青瓷技术的成熟，青瓷灯开始取代了此前的青铜灯。而由于青瓷灯造价低廉易于普及，具有一定造型和装饰的油灯开始为民间广为使用。又由于青瓷的技术特点，一种和这种技术相应的造型和装饰也随之出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南京清凉山吴墓出土的三国青瓷熊灯；浙江瑞安出土的东晋青瓷牛形灯；山西太原出土的北齐瓷灯；……此后直至隋末唐初的白瓷蟠龙灯及唐三彩狮子莲花灯，新材质不断运用到油灯的制作中，铜、铁、锡、银、玉、石、木、玻璃等，而且品种繁多。由于唐代经济的高度发达，实用兼装饰或纯装饰性质的灯开始大量出现在宫廷和灯节之中，像灯轮、灯树、灯楼、灯婢、灯笼、走马灯、松脂灯、孔明灯、风灯等。这些新的灯具或灯俗烘托了那个时代盛世，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宋代的京师“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向晚灯烛荧煌，上下映照”，继续着盛世的辉煌。由于陶瓷业的发达，各个窑口都有各具特色的陶瓷油灯。“书灯勿用铜盏，惟瓷质最省油”。而始于唐代的省油灯到宋代则广为流行，“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一半。”（陆游《陆放翁集》）而辽代的“摩羯灯”则表现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特色。到明清之际时青花和粉彩油灯成为新的时髦，明代的“书灯”陪伴了无数的书生，“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此后油灯的发展下接外来的洋油灯，直至电灯的出现，一个有着几千年技术文明的历史在20世纪终结。
中国的灯具就使用的燃料而言，分膏灯和烛灯，即后世所言的油灯和烛台；就功用而言，分实用灯（照明用）和礼仪灯（宗教仪式用）；就形式而言，分座灯（台灯、壁灯和台壁两用灯）、行灯和座行两用灯。中国油灯和中国的技术文明以及造型艺术息息相关，反映了科技的进步和审美的时尚。为了消烟除尘，汉代的青铜灯加装了导烟管；为了节省燃料，宋代发明了夹瓷盏（省油灯）；为了防止老鼠偷吃油，元代设计了内藏式灯（气死猫）；为了方便实用，明清时利用力学原理制造了台壁两用灯。在审美的领域，战国时期出现的人物形灯以及汉代出现的动物形灯，把一定的造型引入到灯具的设计中，使之增加了实用性之外的文化内涵，而尺度适宜、结构合理、造型生动、装饰富丽，无不包含了审美的意匠。明清之际的青花、粉彩，把绘画引入到装饰中，又切合了时代的风尚。
和其它事物一样，油灯也有文野之分，有宫廷和民间之别。“短檠二尺便且光”，“长檠高张照珠翠”，反映了地位和阶级的不同，那么朴实与繁华也就自然成为它们在审美上的区别。这种相互对照的关系，构成了中国油灯的两大体系，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因此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油灯，通常人们所关注的是那些墓葬出土或宫中传世的作品，因为它们造型考究、装饰繁富，一般都反映了主流社会的审美时尚。但是民间灯具一般比较朴实，造型又有出奇之处，表现了普通大众的审美爱好和功用要求。它们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互为补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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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藏瓷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东南角的南三所。它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故宫博物院的古器物部就在这里办公。
这位叫耿宝昌的老人,已经84岁了。他已经在故宫工作了将近50年。在这50年里,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瓷器、鉴定瓷器、抚摸这些瓷器。
瓷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深赋美感的民族曾经所独有的。
它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
中国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与火的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种美丽的器皿。
它曾经是武则天供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器;
是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
是元世祖进行东西方贸易的贵重商品;
是永乐皇帝赐予外国使臣的珍贵礼物;
是雍正皇帝亲自参与创作和设计的艺术品;
也是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中无处不见的珍宝。
它跨越千年的时空,成为今天紫禁城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如今在这座博物馆里所收藏的150万件文物中,约35万件是瓷器。据耿宝昌先生自己介绍说,这些瓷器他都曾亲自鉴定过。而在这其中,和他最有缘分的,是一对高不过两寸的小瓷杯。它是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是故宫博物院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70年前,当耿宝昌先生在琉璃厂的古玩店作学徒时,就曾和它有过一面之交．这对瓷杯最初的主人,是统治大明帝国的成化皇帝。
据传说,明成化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481年。主持日常朝政的大臣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的皇帝了。此时的皇帝朱见深,经常和自己最宠爱的万贵妃,在后宫里寻欢作乐。
为了讨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的欢心,成化皇帝命令景德镇的工匠,特制出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给她把玩。这种绘有子母鸡图案的,叫成化斗彩鸡缸杯,目前世界上仅存十几只。
而绘有蝴蝶、兰花和小草图案的成化斗彩三秋杯则更为珍贵。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仅有一对儿,现在珍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些小小的杯子一出世不久,就被当时的文人,称赞为天下酒器中的极品,其鲜嫩而淡雅的风格旷绝古今。
时间已经过去了500多年,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曾经把玩过的这些瓷器,有的至今仍然收藏在这座宫殿里,有的已经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5万件瓷器中,绝大多数都是这座宫殿曾经所独有的,这些瓷器与生活在这座宫殿里不同时代的主人,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斗转星移之间,它们大都成为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经典艺术品。
它是温润的玉,它是晶莹的冰,它是山水之间的青翠。这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对这种瓷器的赞美。它就是秘色瓷。这是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到的,最早为皇宫专用的瓷器。在将近数百年的时间里,关于这种瓷器,有很多神秘的传说。关于它是否存在,关于它的来历和名称,曾经众说纷纭无有定论。直到1987年,13件秘色瓷,在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这种争论才结束。目前仅存于世的秘色瓷数量尚无考证,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后,收购有3件藏品。这种神秘的瓷器,即便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难以见到它的真容。乾隆皇帝曾经做诗感叹: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辰星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稀少和最美的东西,往往会被皇家垄断。明洪武二年,御窑厂正式在景德镇设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瓷土,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这些瓷器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烧制手段和配方对外严格保密。贫穷出身的朱元璋,也就是在设置官窑的这一年,出于节约的目的,规定将祭拜天地的礼器,改为瓷器。过去这些礼器,都是用金银器和玉器制作的。后来明成祖朱棣,带头将吃饭使用的玉碗换成瓷碗,还将随葬时的明器,对海外臣国的赏赐换成了瓷器。
这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明永乐青花压手杯。在它的内底,写有"永乐年制"的字样。这是中国官窑瓷器上,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写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中国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皇帝的提倡和带动下,明朝瓷器的烧造水平又得以提高,并开始大规模生产。那个时候,景德镇"工匠四方来
器成天下走",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一位到过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形容其制瓷的壮观场面"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将被带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地带。那些从扬州、广州、泉州出发的,中国的、波斯的、葡萄牙的和以后英国的船队,满载着瓷器,驶向印度、阿拉伯半岛、欧洲、甚至非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里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这就是北京紫禁城。
这些瓷器,就是当年从景德镇运到皇宫的,明代官窑瓷器。现在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着专为皇家烧制的御用瓷。也收藏着,元明时期向海外输出的贸易用瓷。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花瓷。这种白底蓝彩的瓷器淡雅青翠,被后世称为人间瑰宝。
公元2005年7月,在英国佳士德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瓷,拍到了2?3亿元人民币,这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
这是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青花大盘。这是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这种青花釉里红,比单色青花还要名贵和稀少。中国青花瓷起源于唐,兴盛于明。它的制造,到了明代,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永乐宣德青花。永宣青花,采用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外来青料,俗称苏麻离青。用这种颜料能烧出浓艳的色彩,它在瓷器表面,烧成独特的斑点。形成了类似中国水墨画般的晕散效果。
就是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与茶叶、丝绸一起,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商品,运往亚欧非三大洲。从元到明,大规模的海外运输中,到底有多少艘运送中国瓷器的船只,被大西洋还有印度洋的波涛吞灭,已经无人所知。幽深的海底,沉睡着多少秘密,每次打捞,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让人意外的惊喜。
陶瓷文化：越窑青瓷：记忆与传奇
对宁波来说，这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回归。作为越窑青瓷的发祥地和中心产地，１０００多年前，慈溪上林湖越窑生产的青瓷源源不断地输往大江南北，开辟了从明州通向海外的著名的“陶瓷之路”。
而今，在全国各地陆续出土的１００余件（组）各个时期的越窑青瓷遗珍首次回“家”，在宁波博物馆展出。
“这是一次系统的、高端的、空前的中国越窑青瓷展。”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王莉英说，“从这些展品中，能清晰地看到一部完整的越窑青瓷发展史。”
烧制了千年，消逝了千年，在千年的辉煌与千年的落寞之后，越窑青瓷再次回归，重放光彩。
在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源于三种独具东方色彩的物品：丝绸、茶叶和瓷器。从某种意义上说，瓷器的影响甚至要超出丝绸和茶叶，这一点从西方人对“Ｃｈｉｎａ（中国）”的称谓可以看出。不管学界对ｃｈｉｎａ一词的起源如何众说纷纭，但肯定的一点是，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陶瓷以及“陶瓷之路”对西方生活的深刻影响，使得“瓷器”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瓷器的影响甚至足以与中国的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学界有人主张将陶瓷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并列一起，称为中国的五大发明。瓷器作为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实证，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与财富；而作为瓷器的发祥地，宁波书写了中华文明璀璨的一页，演绎着陶瓷文化独特而丰厚的记忆与传奇。
瓷都记忆
７０多年前，在慈溪上林湖畔的荒山荆莽之中，时常会出现一个清瘦的身影，他独自一人埋首荒野，苦苦寻觅着什么。这位个子不高、面庞瘦削的书生，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他来上林湖，是要揭开蒙尘千年的一段瓷器的传说。
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在何处？传说中的“秘色瓷”又在哪里诞生？当人们还普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时候，３０岁的陈万里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踏破铁鞋的工夫没有白费，经过反复的调查、对比、走访，陈万里终于初步揭开了上林湖作为“唐宋瓷都”的神秘面纱。
一个时代过去了，考古界已经形成一致的看法：慈溪上林湖一带，是越窑青瓷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唐宋“秘色瓷”的中心产地，“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起点。
在苍翠的栲栳山麓，环上林湖及周边的杜湖、白洋湖、古银锭湖，方圆数十公里，密布着自汉至宋的１９０多处古窑址遗迹。破碎的瓷片和废弃的窑具散落荒野，堆成了山岭。在野草的掩映与湖水的冲刷下，这些碎片无言地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与传奇。
早在１８００年前，上林湖一带已是窑场密集、作坊林立，沿湖几十公里，有龙窑上百座。每至天黑，环湖窑火荧荧，人影攒动，煞是壮观。因古代上林湖地属越州，故名越窑。就是在这些越窑的龙窑里，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青瓷诞生了。越窑青瓷也因此有了“母亲瓷”的美名。
创烧于东汉的越窑青瓷，历经三国、西晋的发展和晚唐、五代的全盛，至北宋中期趋于衰落，终于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停烧，时间持续长达１０００多年。在中国各大著名窑系中，越窑青瓷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窑系。
历史上，先后有三大越窑青瓷生产中心，一是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二是慈溪上林湖一带，三是鄞县东钱湖地区。三大中心，以慈溪上林湖为最盛。从遗址的情况看，上林湖越窑遗址堆积丰富，规模宏大，时间跨度大，因而被称为“露天青瓷博物馆”。迄今已经发现的７处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窑址表明，早在东汉时，上林湖就已成功烧制出大型的罐、坛等日用青瓷器皿。瓷器纹饰简古，造型淳朴，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到了晚唐、五代，延至北宋初，上林湖越窑青瓷生产进入鼎盛时期，仅窑场就有１５０多处，就其烧造规模之大、产品质量之精、影响之广而言，上林湖窑场均凌驾于各窑之上，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贡窑、官窑的设立，使上林湖越窑青瓷地位空前提高，制瓷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是精妙绝伦的“秘色瓷”的诞生，更是使越窑青瓷与金银、宝器、丝绸、珍品并列，跻身于皇室宫廷生活，并与邢窑白瓷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石川鸿斋曾作诗赞颂“上林之窑盛天下”，对唐宋之际上林湖越窑之盛叹为观止。
上林湖越窑成为中国瓷器的发祥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优质瓷土资源；其次，这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有丰富的烧瓷燃料；还有，上林湖地处杭州湾南岸，临近唐代国际贸易港——明州港，水陆交通相当便利。
大量制作精致、造型优美的青瓷精品从上林湖越窑被烧制出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海内外各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据有关志书记载，从唐中后期始，瓷器作为贸易瓷，同丝织品一样，成为明州港输出的主要商品，远销亚洲及非洲近２０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林湖为起点，一条明州通向海外的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开始形成。
这条“陶瓷之路”北达朝鲜半岛，东至日本；南经广州，通向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远至伊朗、埃及等波斯湾、地中海沿岸国家。近半个世纪来，朝鲜、日本及印度、伊朗、埃及等国古港口、古城堡遗址，屡屡出土上林湖产的青瓷遗物，印证了当年“海上陶瓷之路”的繁盛。
精美的上林湖越窑瓷器一经输出，立即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人们的青睐，迅速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生活。反映在国际贸易上，是越窑青瓷一度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大宗物品。与此同时，为满足日益旺盛的消费需求，高丽、日本等国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世界陶瓷文明从此翻开新的篇章。
秘色传奇
青瓷之美，在于釉色。青色，是中国瓷器的原始色和基本色。
自古陶重青品。在瓷器诞生后的前４００年，青色是瓷器最基本的颜色，直至北齐白瓷出现。此后陶瓷虽具诸色，仍脱不了青的底色。宋代五大名窑，除定窑外，汝、官、哥、均其实都可归为青瓷。
青色是生命力的表现，青瓷的生命力，从萌芽到结果都是在青色中完成。
青瓷之釉，青翠莹润，类冰似玉，如雨过天青的天空，如一泓莹碧的湖水，仿佛萦纡不绝的春日梦幻，令人迷恋如痴。这样的翠色，融和着万山千峰之色、天地自然之魂，凝结着古代窑匠天人合一的洞察与感悟。
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徐夤“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青瓷的翠色又化为文人的诗魂。
青瓷之釉，至“秘色瓷”达到巅峰，变成传奇。
“秘色”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诗《秘色越器》。宋明迄今，学者们为“秘色”一词的确切含义聚讼不已。据宋人赵德麟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秘色瓷”为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专烧贡奉朝廷用的越窑青瓷，庶民百姓不得使用，其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
清人说：“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足见“秘色瓷”釉色晶莹透绿，胜过一般越窑青瓷。据说，凡是有幸见到“秘色瓷”的人，无不为她的精美绝伦所倾倒。
作为越窑青瓷的上乘之作，“秘色瓷”在晚唐、五代是贡奉朝廷的贡品，应是确切无疑的。晚唐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中“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诗句，便是对“秘色瓷”产品性质的最好注脚。
但“五大名窑无秘色”，宋明之后，“秘色瓷”神秘消失。千百年来，再也没有人亲眼见过“秘色瓷”。人们只能在古人零星的诗赋中，想像她的神奇美妙。
“秘色瓷”究竟存不存在？她是什么样的？半个世纪以来，学界争论不休，世人苦苦寻觅。
旷世秘密，在一座寺塔倒塌后大白于天下。
１９８１年秋季，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已经持续了数周，这在一向干旱少雨的陕西是极少见的。在陕西扶风，有着１７００年历史的法门寺内，方丈正在安排弟子修葺破损的院墙。忽然间，一声巨响，寺内传说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宝塔轰然倒塌了半边。
６年后，考古人员在对法门寺宝塔地宫进行发掘时，在一个小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用丝绸包裹着的木质圆盘。打开一看，是一叠细腻精致的青瓷。青瓷一共１３件，造型玲珑剔透、细腻华美，釉色如湖水般清澈温润，虽尘封千年仍莹润如新。
联系地宫内石刻“衣物帐”碑文记载，唐懿宗所赐物品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这１３件青瓷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秘色瓷”？
通过对烧制工艺和特殊支烧方式的反复比较，专家确认这批青瓷来自浙江上林湖越窑遗址。稍后发现的一只八棱净水瓶，更成了破解谜团的铁证——在千里之外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也曾发现过一模一样的八棱瓶。
至此，“秘色瓷”的轮廓渐渐清晰：传说中的“秘色瓷”确实存在过，陕西法门寺地宫内的瓷碗、瓷盘和八棱净水瓶就是确凿的实物证据。而这种瓷器的产地，就在浙江上林湖越窑。
迷雾缭绕的“秘色瓷”身世之谜终于解开！
那么，“秘色瓷”之秘究竟在哪里？根据考古考察，结合现代技术分析，一般认为有原料和工艺两方面。
根据分析，烧制“秘色瓷”的瓷土出自浙东当地，是一种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混合型矿物。它含铁量高，可塑性强，耐火程度高，结合性能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制作越窑青瓷的最好材料。
而“秘色瓷”的釉料也是就地取材，其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的含量较一般越窑青瓷为高。一种理解是，“秘色瓷”的胎泥、釉料均经过极为严格的筛洗，使用前需反复夯砸、淘洗，历经“九秋风露”，以致其化学成分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中唐晚期以前，承早期越窑采用明火叠烧工艺。虽然到初唐对窑炉结构进行了改善，提高了窑内温度，但除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由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青中泛黄。
唐晚期、五代时期，越窑青瓷在胎釉配方、窑具和烧制方面均有重大改进，制瓷工艺显著提高，青瓷胎质更加细腻致密，釉质腴润如玉。
特别是元和朝匣钵装烧工艺的创制和使用，使越窑青瓷的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带来了瓷器装烧工艺的一场革命。
匣烧，就是将瓷器坯体盛于匣钵之中，与火分离。匣烧工艺带动越瓷产品质量的飞跃，体现在三个明显的改善：一是有效地保证了瓷器烧成时的还原气氛；二是消除了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使器内光洁美观；三是使产品器形端正，坯胎减薄，釉色青翠晶莹。
在上林湖越窑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匣钵釉封技术，就是坯胎在装入匣钵入窑时，还用釉料将匣钵口部密封。有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秘色瓷”特有的装烧工艺。
越窑青瓷莹润剔透的釉质，青绿略带闪黄的色彩能完美地烘托出茶汤的绿色，使越瓯作为茶具，深得文人雅士的钟爱，在唐代风靡一时。陆羽《茶经》曰：“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对越瓯推崇备至。施肩吾“越碗初盛蜀茗新”，许浑“越瓯秋水澄”，郑谷“茶新换越瓯”……这些诗句，令千载之下的我们犹能想见唐人引瓯吟哦的风雅生活。
唯美回归
至公元２０００年，一代陶瓷宗师——越窑已经沉寂了近千年。
从晚唐至北宋初，上林湖的窑工、匠师不断探索、创新，终使越窑青瓷达到巅峰，成为中国青瓷的杰出代表。
一个窑场能够千年不衰，保持制瓷工艺领先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达两个世纪之久，这是一个罕见的传奇。
然而，风流终被雨打风吹去。自北宋中期开始，上林湖窑场逐渐衰落，至北宋末年停烧。
废弃的窑场历经风雨，荆莽丛生，曾经的繁华陨落在苍茫的岁月之中，以致好古的乾隆皇帝感叹“李唐越器人间无”。
历史又开启新的千年，公元２００１年，沉睡了近千年后，越窑的窑火再度在青瓷的故乡上林湖畔熊熊燃起。
２００１年８月，慈溪市从福建龙泉引进７名制瓷工艺师，筹建越窑青瓷公司，全面恢复越窑青瓷生产。
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来，也有人多方择土仿制越窑青瓷，终因土质不佳或烧制工艺不到位而失败。以孙迈华为首的团队，经过几个月的瓷土采集、瓷釉配方实验，对瓷土和制坯、烧造等工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工艺难题，历经几十次的失败，终于在当年的１２月，成功试烧出崭新的越窑青瓷。薪火相传，逝去的越窑文明终于回归。
在新的历史时代，上林湖越窑续写着千年的传奇。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还在试制阶段，刚刚筹建的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带着５０余件青瓷试制品，赴杭参加西湖博览会。结果引起轰动，５０余件试制品被抢购一空。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恢复生产不到一年，公司的两件越窑青瓷作品就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一获金奖，一获优秀奖。同年１２月，在四年一届的全国陶瓷创新设计评比中，公司出品的“秋声赋”灰釉跳刀大盘和“忆”灰釉组合茶具又分获二等奖和优秀奖。
对于一个仅仅试烧一年的越窑青瓷公司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奇迹了。
孙迈华介绍，越窑青瓷恢复生产的成功，一是得益于对上林湖越窑青瓷传统工艺的整理、研究与传承，尤其是对“秘色瓷”生产工艺的研究；二是得力于对越窑青瓷工艺的创新开拓。
在烧制工艺上，他们作了大胆的改良。他们采用液化气燃料，窑温控制在１３００℃左右，这样的温度烧出来的青瓷，成品率比原来用木柴烧制高出许多，瓷器表面硬度几与钻石相近。
依托上林湖越窑青瓷研究所，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工艺技术不断改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目前公司已仿制出鸡首壶、瓷罐、八棱净水瓶、青瓷洗、葵花盘、人物水注，以及越碗、笔筒、香炉等青瓷产品４００余种。
这些制品胎质细腻匀薄，胎体轻巧；釉色以淡青为主，釉层薄而透明，色彩明亮、纯净素雅；图案简洁生动，纹饰清秀雅致，其色彩、造型已接近古代越窑青瓷。
成功烧制日用品的同时，越窑青瓷公司还研制试烧出越瓯、仿编钟等青瓷瓯乐乐器。
青瓷瓯乐，是用青瓷乐器或敲击青瓷器皿演奏音乐的一种器乐形式。击瓯源于击缶，早在几千年前就已产生。唐后期击瓯奏乐十分流行，文人墨客们在酒毕茶罢之余，把箸击瓯，赋诗唱吟，畅抒情思。“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随风摇曳有余韵，测水浅深多泛声”，一般来说，能用于奏乐的瓷瓯必定胎质坚密，方能嘤嘤成韵。
１９９８年，上林湖寺龙口窑址一批唐宋青瓷乐器的出土，为上林湖青瓷瓯乐提供了实物证据。
由于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越窑的衰落和民间音乐口传身授的局限，南宋以后越窑青瓷瓯乐流失民间，沉寂无闻。
越窑青瓷生产的复兴，为青瓷瓯乐的传承带来了有利的契机。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慈溪市民族乐团成立越窑青瓷瓯乐课题组；２００９年３月，在民族乐团的基础上成立慈溪市青瓷瓯乐艺术团。濒临消亡的瓯乐从此奏响新的乐章。
几年来，慈溪市民族乐团与越窑青瓷研究所密切合作，已仿制出可用于演奏的越鼓、越杯、越铃、越钟、瓷瓯、瓷鼓、瓷埙、鸟哨等，形成了越瓯、编钟、瓷鼓及吹奏瓷乐器４个系列２０多个品种的青瓷乐器。
《九秋风露越窑开》、《上林追忆》、《越·瓷风》、《月下笛》、《上林瓷风》……一系列获得全国群星大奖和国际艺术大赛金奖的青瓷瓯乐作品的成功创作，使越窑青瓷瓯乐这种中国瓷乐中最古老、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地方特色的民间器乐表演形式，在失传千年之后，终于获得了新生。２００９年，越窑青瓷瓯乐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经水与火的洗礼，曾经的记忆正在化为今日的传奇。如今，上林湖越窑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并成功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越窑青瓷烧制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林湖”越窑青瓷商标获得“原产地标志”保护。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生态展示区、越窑青瓷文化传承基地、上林湖越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一系列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
陶的传说
陶瓷的发明是人类社会伟大的事件之一。在中国，凡是古代重要的发明，往往把它和“圣人”联系在一起，把这发明本身也当作“圣事”或者“圣迹”。这一点，在《考工记》里记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
陶的发明，也同样被称作“圣人”之作，当作“圣事”，“圣迹”。这在众多古籍中，记载着有关圣人发明陶器的传说。
女娲：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始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土作人。”
神农：神农制陶器的文献，记载在《周书》一书中。据清马啸《经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而种之，作陶冶斤”。清朱琐所著《陶说》卷二引《周书》：“神农作瓦器”。宋《太平御览》卷八百之十三亦引《周书》“神农耕而作陶”。
舜：《墨子·高贤下》载：“瓦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其它如《韩非子·难》也有类似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宁封子：据《列仙传》载: “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炉，犹有其骨。时人葬其于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
以上就是专家摘录的有关陶器的传说，欢迎大家来预订陶器。
探寻故宫哥窑文物的身世之谜
连日来，一件宋代哥窑瓷器在故宫被人为损坏一事在网上迅速传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哥窑为国家一级文物，宋代哥窑代表作品青釉葵瓣口盘，从经济价值来讲这件文物价值连城，更令人称奇的是笼罩在神秘光环下的身世之谜，引起人们无限的追问和猜想。
什么是哥窑？
哥窑一直是陶瓷史上的一个谜，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虽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等都收藏有哥窑实物，但由于哥窑不仅未见于宋人的记载，也未发现有窑址，因此难以用考古所得的资料与传世哥窑相互印证。
哥窑瓷器的特点是里外披釉，均匀光洁，晶莹滋润，不仅扣之瓷音清亮，而且造型挺拨大方，轮廓亦柔和流畅。哥窑器物以纹片著名，纹片多为黑色，俗称“金丝铁线”。按颜色分有:血、黑蓝、浅黄鱼子纹；按形状分有；网形纹、梅花纹、细碎纹等。哥窑开片总的特点是：平整紧密，片纹裂开成上紧下宽状；黑色纹片中有时闪蓝色。
属于青瓷系的哥窑器，以釉色取胜。鉴定哥窑瓷主要从造型、胎骨、釉色等方面着眼。哥窑器在胎骨、瓷釉、造型等方面均似宋官窑，胎质呈黑色，细腻、坚实。
60年代时，浙江省文物考古单位曾对龙泉大窑等几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不少黑胎片纹青瓷，大部分为日常生活用瓷。但与另一部分传世的哥窑器物相对照，这二种哥窑的造型、胎色、釉面和纹片均有不同之处。为此，文物界将这些原藏于宫廷、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流散于民间和国外的这类哥窑器称之为“传世哥窑”。
哥窑作品主要是陈设瓷，多仿古铜器形制传说哥哥技高一筹，烧出了“紫口铁足”的青瓷，销路很好。弟弟顿生妒意，就抓了一把黏土搁在釉缸里。哥哥用掺了粘土的釉施在坯上，烧成后一开窑，他惊呆了，满窑瓷器表面的釉面全都开裂了。后来，他把浓茶水涂在瓷器上，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又把炭黑水涂上去，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金丝铁线”在这不经意中形成了。
实际上，，如贯耳瓶、兽耳炉、鼎式炉、葵口碗等。哥窑胎子非常坚密，呈深紫灰色，灰色或土黄色曰釉色较多，有粉青、灰青、米黄等。施釉较薄，温润似玉，器表有一层不是很亮的酥油光，并有较大的黑色及较小的黄色开片，俗称金丝铁线。轻轻敲击哥窑的瓷胎，没有一般瓷胎的金石声，而是近于破碎的“噗噗”声。
哥窑的来历是什么？
相传为南宋时章氏兄弟所创，分别为“哥窑”及“弟窑”（弟窑又称龙泉窑）。 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
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哥哥的烧造技术比弟弟高明，招致弟弟的嫉恨。为破坏哥哥的声誉，弟弟就偷偷地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了许多草木灰，而哥哥全无察觉。烧好后开窑一看，瓷器釉全裂开了，裂得很有趣味，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仔纹，还有的像蟹爪纹。心地善良的哥哥见此情景惊呆了，怎么办呢芽只好拿到市场去处理，没想到一到市场，人们对这种带有裂纹的青釉瓷产生极大兴趣，一抢而空，于是哥窑便由此而闻名天下。而弟弟仍烧造青釉瓷器，质量总是略逊于哥哥一筹，人们称其为弟窑。然而，现在虽有流传下来的哥窑产品，但哥窑窑址却至今未能确定，成了一个谜。
哥窑瓷器为何珍贵？
宋代五大名窑中，哥窑是最富神秘感的一个，窑址至今不明。有人说它的窑址在杭州，有人说在河南，有人说在景德镇，还有人说在龙泉，但就是没有挖出真正的窑址来。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今浙江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章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名故也；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
哥窑的神秘还在于它的“金丝铁线”。“金丝”是指细碎的开片，呈黄色；“铁线”是指大块的开片，呈黑色。金丝铁线在古代还叫“文武片”，指的是开片的大小。在烧造中，由于胎和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以瓷器出窑以后，釉就会开裂。如果你们看过出窑，就会觉得非常神奇。瓷器刚一出窑，釉面炸裂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哥窑瓷器能够呈现“金丝铁线”，原因就是它的釉面要炸裂两年。当瓷器出窑冷却以后，过去直接放到炭黑水里，现在直接搁进墨汁里，拿出来以后，瓷器就形成大块的黑开片，非常清晰。那些细小的开片，由于间隙过小，颜色进不去。搁在那里时间长了，气体进去以后，会氧化成黄色。可以说，“金丝铁线”是时间造成的。
“金丝铁线”的说法始于清代。《处州府志》中载：“其兄名章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圾碎，亦冠绝当世。”这表明，哥窑的工艺，已经由原来的无法控制，到能够主动控制，成为制作者的主观追求。
哥窑表面的纹片本来是瓷器烧制过程中的缺陷，但这种缺陷被文人赋予了美感，成了典型的缺陷美，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被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
马未都回应说：“哥窑存世稀少是事实，但不至于到只有几件的地步，据我了解，全世界几百件还是有的。如果从经济价值角度来说，苏富比2010年5月在伦敦拍过一件哥窑瓷器，100万英磅，同年秋天苏富比在纽约拍的另外一件哥窑瓷器是176万美元，近年最贵的有成交记录的价格大约是300多万美元。当然，故宫的东西肯定要更珍贵，不能以价格为绝对标准。”
如何鉴定哥窑？
哥窑瓷器的名贵吸引了无数仿造者，从明代开始就有大量的仿品，到清代，仿品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顶峰。据说到目前为止，传世哥窑瓷器的三个特征还不能仿制。一是瓷器釉面不光亮，有一层酥光，看上去好像器物釉面出汗。二是瓷器上的“金丝”和“铁线”各自形成一个网，两网又重叠又互不相干。三是器物底足有铁锈红颜色，还有近千年岁月氧化的自然包浆。
中国故宫瓷器
对于中国故宫瓷器大家一定很熟悉吧。故宫“瓷器门”从7月4日发生到31日正式向外界披露，长时间的“隐瞒不报”，明显违背相关法规“2小时之内”上报的明示要求。整个事故处置过程中显现出的各种信息，导致舆论质疑步步升级。
事故已然发生，如何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这是摆在文物管理部门面前的头等大事。公众所关心的，除了真相，还有相关责任的追究、制度漏洞的弥补，一切质疑的最终目的都在于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发生。
我国文物的宏观管理体制，存在管理责任和权力的分配脱节、职责关系界定交错等弊端。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权分散混乱，部门权责不对称，缺乏相对完善的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出现利益之争时谁都可以管，但出现类似文物遭破坏的问题时，责任主体又相当不明确。将文物视为私货，在利益驱动下整天想着如何发挥文物的变现价值，过度开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故宫“瓷器门”只是一个警示，能否彻底根治中国故宫瓷器的种种乱象，根本上取决于能否重塑保管者对文物的敬畏感，唤起他们对文物保护的职责。这需要政府部门遵循文物工作自身规律，着手建立以国家保护为主并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物保护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文物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不再被视为一些人的私产；有专门的执法监督机构，能够时刻紧盯着那些躺在博物馆或是埋藏在底下的“历史活物”；公众能够借助公开透明的平台，随时监督管理者，以确保他们不会懈怠。
高仿故宫瓷器欣赏
故宫瓷器多为官窑烧制的精品，传世的收藏品或珍藏于各大故宫博物院，或为收藏大家、富豪私藏。现在，由于科技越来越发达，工艺越来越高超，高仿故宫瓷器越来越多，工艺品质也都极佳。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几款高仿故宫瓷器欣赏。
一、香港苏富比2.5亿天价拍品，清乾隆万寿连延粉(洋)彩葫芦瓶大师高仿
清乾隆万寿连延粉(洋)彩葫芦花瓶大师高仿粉彩瓷器2.5亿的清乾隆万寿延年粉(洋)彩葫芦花瓶由景德镇的专家组高仿成功。清乾隆浅黄地粉彩（也叫洋彩、珐琅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年”图大吉葫芦瓶，高仿专家组：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霍华，著名古陶瓷工艺专家叶宏明，古陶瓷鉴定专家蔡国声，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黄云鹏。六位国内一流的古陶瓷界专家学者联合提供技术保障与全程监制。
2010年10月7日下午，一件曾经是放山居的旧藏——乾隆洋彩锦上添花万寿如意葫芦瓶在香港苏富比拍卖，本来这件瓷器以估价而论并不抢眼，但在拍卖时价格扶摇直上，最终以252,660,000港币成交，以外币计，创下了中国瓷器新的世界纪录。
二、中华瓷王故宫镇院之宝——多釉色乾隆粉彩大瓶。
中华瓷王-新仿国家特级文物故宫镇院之宝-乾隆多釉色粉彩大瓶。原件藏于故宫博物院，再造中华瓷王以1：1比例高仿真复制而成，底部加注“中国文物学会”款识。乾隆多釉色粉彩大瓶集历代多种工艺和技术于一器。如此众多的釉、彩，配方及烧成温度都不相同，需按釉下、釉上及高温、低温的不同要求，多次反复入窑烧成，工艺极其复杂。而如此多样的釉彩、纹饰又安排得主从协调，错落有致，浓淡相间，井然有序。此瓶造型雄浑，纹饰繁缛，色彩绚美，巧夺天工，堪称是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的“活化石”。它的烧制标志着中国古代制瓷工艺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为集大成之做，因而有“中华瓷王”的美称。
汉代时期的陶豆
这个陶豆包括上边的钮下边的圈足有30厘米高。豆本身的直径近20厘米，造型古拙敦厚。特别说它是汉代的陶豆，是因为豆作为一种食器，古已有之，如同鼎，鬲，敦同为古代食器；尊，斛，觚同为古代饮酒器，它们都曾经是青铜器，只不过随年代变迁制作工艺制作材料不同而略有调整变化。
《说文解字》解释说：“豆，古食肉器也”，据说最早放置肉酱。豆有两部分组成，上方有盘，盘上有环钮；下边有校，上下合在一起，就可做盛器。铜豆在商代还很罕见，至西周形象为浅腹，无盖。春秋时期，出现了腹部带有双环的豆，数量大有增加，做功也日渐精细，有的还错些金银，嵌上红铜做装饰，甚至还装饰着狩猎图像。战国时代的豆，又不一样了，豆的腹部加深。至汉代，就有了图上这样的陶豆了。
青铜制作变成泥陶制作，固然是时代不同了，可是尤其陶食用器，饮酒器，常常令人疑惑，陶器不会渗水吗？而且还有陶器的蒸煮器，能用来盛水蒸煮吗？还是仅仅作为明器用作墓葬呢？
有一日喝茶，我对手中的宜兴紫砂壶忽然解疑释惑了，紫砂壶也是陶器，不是一样用来盛水泡茶吗？转而又想紫砂是特别的细腻的细泥，渗透性特高，才能制成壶，汉代的陶制品未必都用那么好的泥制作。可是，可能就是发现了陶制品的缺憾，所以东汉时期才有绿釉黄釉的出现，后代也才有防水的瓷器呀，宋代竟然有宋瓷，元代竟然出现了元青花瓷器，不仅实用，更是艺术化起来了。
人类的发展就是这样充满无限的创造和无限的可能。
陶与瓷的区别
陶瓷是用具有塑性的泥土加工成型之后经高温烧制而成的器物总称。陶和瓷是相互关联而有不同的两种物质。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所用的原料不同。
陶器采用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制作，而瓷器则采用含氧化铝较高而氧化铁含量较低的瓷土或者瓷石为原料。
2、烧制的温度不同。
陶器的烧制温度一般在800-1000℃;而瓷器的烧制温度通常达到1200℃以上，瓷胎已经烧结，用手敲击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3、施釉的不同。
釉就是罩在瓷器表面的那一层光亮外衣。它主要是以粘土、石英和长石为原料。经研磨、调制后上于胚胎表面，在高温焙烧后熔融，冷却后即形成玻璃质晶体。它可增加胎体强度，并有效地隔绝气体、液体。抬起通常不施釉或只施低温釉;瓷器表面施有一层高温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并可起到美化、光洁瓷器的目的。
除以上几点主要区别外，陶和瓷在胎体强度、吸水率等方面也都具有不同的特性。
中国陶企与意大利陶企的文化差异
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哲学、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据此勇敢而极富睿智的意大利人深深地明白将物质产品直接上升到精神领域，非常具有思想→思维→思路性实现产品，从而得到产品实现。
笔者有位老友就是意大利一间建陶企业的美术工程师，此人是该企业备受尊重的人物。他每年的主要工作就是规划产品、设计产品、应用产品，不定期地走访本国米兰的时装设计大师、美国纽约及法国巴黎的时装设计大师，共同演绎建陶文化走向，并与世界级别的建筑设计师等文化艺术人士形成圈子探讨建陶文化的归宿。在他们眼中大力主张“天下无料(原材料)”、“天下无备(设备)”、“天下无砖(瓷砖)”纵情上游、衷情上游。具体说来，他们紧密地与上游企业的原材料商、设备商、设计商团结在一起，采用精益思想、精益文化、消灭浪费、降低成本，做足产品，形成体系，成为方法，为之可操作化。
而国人的建陶文化，借考古学用语来说,是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装、用具、同样的制作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据之建陶产品缺乏产品文化，自古及今将“产品”俗称为东西，缺乏产品的人格化提升和包装塑造，建陶企业容不了创造性人才和偏激性及固执性的本位本质主义人才，特别是学养、阅历、经验与判断型属边缘型的文化人才，这是差距的病根。于是乎，就文化而言判断有下几点：
人的思想、思维、思路的差异导致人人可以做建陶，致使年年做砖,年年难向前、进不了，向下、就撒手企业产品种类多，但做不精做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急功近利，不知品牌是何物做产品沙文主义做市场只推不拉盲目跟风、失身又失信。
这，可能就是中国陶企与意大利陶企在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台湾陶史文化的发展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