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绘画：蒙古统治者伊儿汗合赞转宗伊斯兰教。蒙古人曾经统治波斯，也就难怪伊朗国家博物馆里有那么多元青花。
成吉思汗的影响遍及欧亚大陆，中国画家和西方画家都曾给他画像。
成吉思汗的影响遍及欧亚大陆，中国画家和西方画家都曾给他画像。
青花瓷以鲜活、艳丽、明快在元代瓷器中独树一帜。素胎勾勒、钴料呈色、釉下彩绘，从中原文明中汲取养料，又吸纳草原的豪情，更蕴含着异国的风韵。但它的天价比它的特色更吸引眼球。元青花为什么这么贵？这还要从元青花的家世说起。
元青花的前生
元代历史较之元明清为短，只有98年，然而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元青花的出现，让我们对青花瓷的认识向前推到元代，但元青花真的是一蹴而就？
成熟完美的元青花，似乎在挑战中国瓷器发展史中的常规。不过，很快扬州的一次发现便推翻了这一疑问。黄秀纯介绍，1975年在扬州发现的一块蓝彩枕片，引发了唐青花的说法。
1975年，南京博物院在扬州唐城遗址晚唐底层中发现一块用蓝料绘成图案的枕片。随后1983年和1990年的两次发现让文博界有了更多的证据。
就在唐青花渐露面目时，各地也时有宋青花发现的报道。1956年，在拆除浙江龙泉金沙寺塔时，在底层发现了一完整的青花碗，根据同时出土的塔砖模印“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推断这一青花碗是北宋初年。
不过，在王春城看来，唐青花的存在已是既成事实，而宋青花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从唐青花的星星之火开始，元青花终成了燎原之势。王春城解释，即使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宋青花的存在，但从瓷器发展脉络上看，宋代瓷器非常发达，烧造瓷遍地开花。尤其在河北磁州窑，釉下彩绘的绘画技术都已经很发达，这些都为元青花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基础，“因为青花瓷必须是釉下彩。”
事实上，釉下彩技术已经有多年的发展，王春城介绍目前可知的最早釉下彩瓷器为三国时期吴青釉釉下褐彩盘口壶。
与釉上彩不同的是，釉下彩必须要先在做好成型的胚胎或素烧瓷胎的表面，用含金属氧化物质的天然矿物作为颜料来进行彩绘，描绘出装饰纹样。进而外施一层无色透明或半透明的釉料，入窑高温一次焙烧而成，“透明的玻璃釉，透出下面的彩绘，这样经年使用后，使用痕迹伤及的是釉，而不是彩，可以保持色彩始终艳丽。”
元代包容性养出元青花
元青花成熟魅力的绽放，更被视为是一种多元文化交流下的产物。
唐青花的出现，或已受了波斯陶蓝花白地的影响。而到了蒙古人那儿，这种对蓝白的喜欢已经成了一种崇尚。
王春城解释，元代蒙古人是第一民族，色目人是第二等级，其中色目人就包括回族。由此，伊斯兰文化在当时甚为发达，“回族文化对于元青花有很大影响。”
蒙古当时跟西域的关系密切，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多次征服了中亚、西亚，打通了中西文化交通的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崇尚伊斯兰文化的突厥人涌入中国，带来了西域的文化。
元代的各类文献中，都将这种东来的穆斯林统称为“回回人”，“历史上伊斯兰国家人经商能力强，在经商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由此必然会对元代青花的制作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南北交流也成了元青花成熟的一大动因。王春城指出，中国自五胡乱华时代，就有了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北方中原人员开始往南迁，“这部分人口大迁徙中自然包括艺术匠人，这种人口流动对于文化的交流有一定影响，在元代也是如此。”
元代以后，大量北方工匠南迁。北方工匠绘画能力较强，类似磁州窑就是以绘画见长，自然也就在南迁后将这一特色予以发挥，“元青花与一批有素质的文人参与也有关。”
事实上，无论是异域文化的交流，还是南北文化的交流，都是元代文化包容性的体现。王春城认为正是这种文化的包容性让元青花最终成为世界的精彩。元代统治者，只统治了98年的历史，然而烧制的瓷器不仅有元青花，还有青白釉瓷器。
“小小景德镇烧的青白釉瓷器和青花瓷就呈现了多种风格，这主要是元民族的包容性非常强，对佛教、道教、儒家都吸收，这种文化上的习性在流传的器型上就可见一斑，”王春城指出，没有元代的打造，青花很难成为国瓷。
而元青花跟其他瓷器的题材表现还不一样，它的题材尤其多，有花卉、鱼藻、翎毛走兽、龙凤、人物，什么都画。元青花早期的题材大致都是花卉、翎毛走兽、龙凤，后期出现了大量戏剧故事，画人物。
之后又着重于刻画人物，这主要受了元曲和小说的影响，情节画被匠人们热衷。而朱元璋没拿下江山之前，长时间驻扎于景德镇。他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也许有过影响，由于他的关注，人物纹的作品开始逐渐增多。
元青花以沉稳动人
从唐青花向元青花的跨步，王春城用纯兰墨水向碳素墨水转变这一比喻。从绚丽的唐青花演变成沉稳的元青花，这不啻是一场蜕变。而这一切与青花瓷的原料极为相关。
青花瓷中的青花一词，在王春城看来颇具形象功能，“青花简单地称，就是白地蓝花瓷，古代青和蓝相同。”
而之所以发蓝，这与一种神奇的钴料有关。青花瓷以含氧化钴的钴土矿为原料，在瓷器胎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
然而，不同时代的钴料成分是不同的。
唐青花瓷胎还不十分致密，白度不高，在胎、釉之间均施有一层白色化妆土。唐代青花瓷器的青花料成色大多发色鲜艳，青花纹饰的成色大多数不稳定，有流、晕散现象，“从视觉效果来看，唐青花比较绚丽，蓝得更为艳丽，是纯蓝墨水的感觉。”
唐青花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斑点，结晶处成色更显浓艳。据测，唐青花的主要着色元素是含高铜、低锰的钴矿料。此外，唐代青花瓷器的釉氧化钙含量较高，属石灰釉，烧成温度达到1170-1210度。在高温下，釉的黏度较小，加之釉层很薄，青花色料在高温下烧成时易于扩散，故唐青花的青花料往往扩散到整个釉层，在有色料的部分将釉层染成蓝色玻璃体。
到了元代，元青花的瓷胎则开始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配制的制瓷原料，在瓷石的胎泥中渗入了一部分高岭土，而中国瓷器在宋代以前都是以单一的一种瓷石为原料制胎的。这一革新使得元青花瓷器胎中的三氧化二铝含量明显增加，达到20%左右。比较沉稳。
而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类似国产料有平等青、浙青，进口料则有苏麻离青。这是根据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产地在波斯卡山夸姆萨村，当地人认为是一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
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王春城指出，在部分元青花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钴料的不同，使得元青花的蓝更沉稳，是碳素墨水的感觉。”
不过，元代青花瓷器的制胎原料，因淘炼技术不如明、清，故胎内所含的杂质较多，致使在砂底上可以看到砂眼、刷痕和黑褐色的铁质斑点。在底足、口边常呈现一种火石红斑，俗称“火石釉”的。由于元青花多砂胎底，胎体厚而重，虽然烧成温度已达1250度，但还烧不透，瓷化程度也不高。直到明初，胎上还有明显的粗糙轮廓，器底还附有窑渣。
■昂贵之源
元青花在元代就已稀罕
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拍出了一件“鬼谷下山”的元青花大罐，成交价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元，成为全世界中国工艺品中的最高拍卖价，纪录保持至今。
1993年至1996年，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系博士蒋奇栖，曾考察土耳其、伊朗、日本等地博物馆后，得出结论：现在所知的（元青花）只有300件。此后，这句话被误传为“全世界只有300件，激发了人们的淘宝热情。”王春城认为，蒋奇栖的考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此之后，国内一些地方也有元青花出土。
存世量或许已经突破了300件，但元青花的存世量少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王春城指出，元青花现在的火爆，纵然与国际拍卖市场有关。但追溯历史，元青花在元代本就是稀罕品。现在能推断的是，元青花在当时社会是作为重要艺术品存在，从历史存留下来的蛛丝马迹来看，元青花在当时就是珍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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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一个盛世的文化追忆
“元代文化有极为包容的特点，从青花瓷上看，不论是思想上还是器型上都很丰富，儒释道文化的题材都有，也有来自西域的纹饰。正是这种包容和多样性，奠定了后来青花作为国瓷的地位。”首都博物馆文物征集部主任王春城说。
日前，“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该展览汇集了国内外73件元代青花珍品，被称为“散落在各地的元代青花瓷的一次空前团聚”。王春城认为：“它基本体现了元青花的主要风貌。”
青花盛世
“就青花瓷来说，元代是个很了不起的时代。光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和青白釉，都有几种风格。儒家风格的方壶也有，佛家的观音也有，还有元代本民族的纹饰，西域来的纹饰，包容性非常强。”王春城说。他认为，把元代的其他功过放到一边，光就青花瓷而言，元代乃是盛世。“一般来说，创制新的品种，限制会很大。比如说釉料对了，但是器型可能会出问题，还有彩绘，方方面面都有限制。但是元代青花一旦研制成功，不论是器型，还是纹饰等等都很齐全。看器型，有玉壶春，圆的八角棱的都有，圆盘浅盘高脚盘都有。”
不仅在器型上如此，而在彩绘方面，元代也是一个爆发期。来自异域的苏麻离青被认为能够产生比较深的颜色，容易晕染，而国产的蓝料则能够描绘精细的局部，“景德镇的匠人们已经对运用不同的彩料得心应手了，不但能够成功烧出青花，而且能够对青色的浓淡过渡进行非常自如的处理。同样的氧化钴，在器物上有浓有淡，还有浓淡相间，会根据景致、诗文等等背景来灵活设置，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极致。”王春城还推测，在元代，有不少文化素养很高的文人加入到了青花瓷的生产制造当中，“元青花的精品瓷器当中，绘画的技艺非常高超，连叶子脉络被风吹扭动都描绘得非常到位，一看就是多年积累的修养。”展览当中，来自山西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罐，“还有先刻出纹路再上色的痕迹，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同样在纹饰上，元青花也兼容并包，不但有传统的“寿”、牡丹、凤凰、龙等等汉文化图案，也有“番莲、十字纹”这些来自西域的图样。“都同时出现，同样被接受，”在他看来，元代这种很强的包容性带来的创新性，“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如果没有元代的开创，很难说现在青花瓷会不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青花之谜
元青花的基础是釉下彩。王春城说：“釉下彩这种烧制技术，其实早在东吴就已经出现了，南京雨花台曾经出土过釉下彩的彩绘罐。而青花釉下彩技术有上千年历史，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宋代青花是一个断档，虽然五大名窑十分发达，但是青花基本没有。唐代的青花从生产地到考古发掘都已经确定了，主要是在河南巩县窑。但是宋青花，虽然有的地方说出土了碎瓷片，但还没有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其中充满了诸多疑惑。
元青花是一个繁盛的时代，元青花目前比较确切的产地是景德镇，然而繁荣一时的元代青花，传世的数量却一直被认为十分稀少。旅英学者刘奇栖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统计过世界博物馆和收藏机构的元青花瓷数量，认为只有300件左右，这又是为什么呢？
还有，比如蓝料的产地，有说法是新疆发现了钴矿，但王春城表示：“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涂料就来自新疆。”还有当时青花瓷的使用情况，在他看来也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和历史方面的研究。“元青花出土大部分都是窖藏，很少有墓葬的。因为元代葬俗和汉族人不一样，墓葬发现的就很少。到底那时候元青花瓷是什么阶层在使用？现在还是没有定论的。”
展览当中来自伊朗的青花蓝地白花双凤菱花口大盘，一直深藏在伊朗阿迪比尔陵寺。“元青花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土耳其、伊朗、叙利亚、越南、泰国、印度……”来到首博展厅的伊朗藏的青花瓷梅瓶，肩部有阿拉伯文，底部也有阿拉伯文，“可能是祭祀用器”。但是究竟是怎样旅行到那些地方的，也没有定论。“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元代文宗为了得到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儿汗国的支持，送了他很多青花瓷器，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也有可能是和当时往来于各地做生意的回族人有关系，钴料也有可能是回族人带进中国的。”王春城认为这些都还需要考古、历史、技术等等各方面的合作深入研究。
尽管有如此多的不确定，王春城还是认为，元青花对于元代人本身就已经有了很重要的意义，“有一点是肯定的，元青花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关注它，也不是因为它稀少，而是因为在元代，它就已经是让人喜爱珍惜的艺术品了。”
元青花与伊斯兰文化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元青花大盘
西亚及东非，乃至我国新疆等伊斯兰教盛行地区，民众席地或围桌而坐，共饮同食。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中收藏的十五世纪波斯手抄本图书的插图中就有穆斯林们围坐进食、碗盘交错的场景。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展”中不乏来自土耳其和伊朗等地的精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入手，以元青花中体现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为着眼点，从造型、纹饰两个方面阐述元青花与伊斯兰文化的内在联系。
元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它那硕大雄健的器型、精巧鲜丽的装饰，令世人啧啧称奇。它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中国瓷器重釉色、轻彩绘的传统，将绘画技法与瓷器装饰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明、清两代绚丽多彩的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为元代景德镇的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瓷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人们对元青花的认识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的约翰·波普博士。当时，他由伦敦大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入手，对照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具有相似风格的青花瓷器，对元青花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著名的“至正型青花瓷器”的理论。此后，海内外掀起了持续的研究元青花的热潮。目前，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日益深入，我们已基本弄清中国青花瓷器起源、发展的脉络，学术界对“至正型青花瓷器”——典型元青花的生产时间也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为元代后期景德镇窑所生产，其上限不超过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下限为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军攻占饶州时止。因为此后十余年，景德镇及附近地区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中心战区，连年兵燹不绝，景德镇窑不可能在战争环境中维持正常的生产。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卓著，但关于文化内涵的分析相对较少。笔者在此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入手，以元青花中体现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为着眼点，从造型、纹饰两个方面阐述元青花与伊斯兰文化的内在联系。
关于“伊斯兰文化”
本文所提的“伊斯兰文化”是指13-14世纪，中、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聚集地区的文化，它以阿拉伯帝国为中心，包含西亚的叙利亚、伊朗，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和东非的埃及、肯尼亚等国，吸收、融汇了东西方古典文化而形成的、具有地域及宗教和传统特色的文化，包括思想意识、艺术和风俗等丰富内涵。它以阿拉伯语为文字载体，对其他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随实践不断调整、发展、创新，即便在当前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鲜明的民族、地域和时代特征。它又被称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等并称，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世界工艺史上，伊斯兰艺术成为了东西方制瓷技术交流的主要方面。它以“反偶像崇拜”、“反具象”的教条和宏伟、壮丽、精美、朴素的建筑、装饰，成为艺术的经典样式。13-14世纪，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西亚、南亚、非洲等地广泛传播，伊斯兰样式在印度、埃及、叙利亚等地扎根，直到现在我们仍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这些艺术作品。产生于14世纪的元青花中也渗入了当时伊斯兰文化的元素，体现出强烈的异域风情，以下仅简要阐述伊斯兰文化对元青花造型、装饰风格的影响。
伊斯兰造型
全世界最为精美的元青花集中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微博]中，总数达70余件。其中不乏罕见于其他地区的大盘、大碗、大罐、葫芦瓶、梅瓶、四方扁壶等器型，这些大型碗盘、四方扁壶、高足碗和器座等精美作品就带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
1. 大型碗、盘
元代瓷器中多见体量巨大的碗、盘，这在其他各朝制品中极为罕见。目前存世的元青花中，大盘的口径多在40-50厘米之间，最大的可达57厘米。口沿有菱花口和圆口两种。菱花口盘只在口沿分瓣，多为十六瓣，也有十三、十四、十七瓣，器身不分瓣。目前发现的器身分瓣的元青花盘仅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莲池杂宝纹莲瓣形盘，然其口径为29.6厘米，不属于大盘的范畴。装饰技法上，元青花菱花口盘既有青花，也有青地白花，而圆口盘一般为青花。元青花大碗数量较大盘而言极少，仅见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机构。它们的基本造型为深腹，小圈足，敞口或敛口，口径在30-40厘米之间，最大的达到58厘米。
这些大型碗、盘与中国传统的瓷器不同，更接近中亚、西亚地区的陶制和金属的大盘。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十一世纪伊斯兰银盘，口径为43.5厘米，与青花大盘类似。大碗是中东地区的常用器皿，特别是自九世纪以后，直径30厘米以上的彩绘陶碗在波斯地区十分流行。这类碗盘多为饮食器皿，用以盛放食物或饮料。此外，也有一些碗盘被作为装饰物镶嵌在建筑外墙、居室和陵墓中，这在东非地区考古发现的宫、寺、陵墓等遗址中都有所发现。这种做法在十五世纪以后的西方更为常见，许多外销瓷即以相似的方式摆设、陈列。中、西亚及东非，乃至我国新疆等伊斯兰教盛行地区，民众席地或围桌而坐，共饮同食。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中收藏的十五世纪波斯手抄本图书的插图中就有穆斯林们围坐进食、碗盘交错的场景，可为佐证。
2.器座
这类器物的原型是十三世纪西亚流行的黄铜盘座，上、下侈口，中空无底。中段陡直，均匀分布着六个菱形镂孔。它与宣德时期的青花无档尊属于同类器物，其用途是将大盘置于其上，方便席地而坐的人们取食。器座在元青花中极为罕见，目前仅见于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的青花缠枝花卉纹镂空器座和青海省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器座，后者的底圈边缘有三个突起的残块，似乎原有三足。
3.扁壶
此类器物也称为四方扁壶，器身多为扁长方形，上有筒形小口，卷唇，两侧圆肩，各有龙形双系。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皆有收藏。此器型带有浓郁的异国情调，明显不是中国风格。虽然在伊斯兰陶器中尚未见到相似器物，但就其功能而言，应为随身携带的盛器，对于善于经商且常年外出的穆斯林是非常适宜的，两侧的双系可用来穿绳系于马匹或骆驼上，比单系更为坚固。传世至今的元青花扁壶数量有限且都在国外。龙泉窑青瓷中也有类似的器物。
4.高足碗
高足碗是元代出现的新器型，敛口，深腹，圜底，下连喇叭形高足。相似的还有高足杯，又称靶杯，它们和高足碗一样都是独具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瓷器造型。伊朗国家博物馆、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都有收藏，景德镇湖田窑址中也出土了高足碗的标本。尽管如此，高足碗在元青花中的数量仍然很少，它们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十三世纪后半叶叙利亚的描金玻璃高足碗在外形上十分相似。高足碗在元代盛行，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蒙古人入主中国以后所带来的新的时尚，同时也适合于伊斯兰地区人民席地生活的传统。
5.八棱器
元青花梅瓶、大罐、葫芦瓶等器物中有一些器身作八棱形，如河北保定窖藏出土的八棱梅瓶、日本梅泽纪念馆收藏的青花花卉海涛纹八棱玉壶春瓶。八棱葫芦瓶则见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和日本山形掬粹巧艺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则藏有一个八棱葫芦瓶的下半截。八方形器与我国传统陶瓷的造型相比，线条更为鲜明，给人一种挺拔硬朗的感觉，它与中、西亚金属器多角、棱边的造型更为接近。在伊斯兰地区流行的几何花纹中，常见八角星形系列的各种变形图案，若将各顶角相连，即为正八边形。这种圆形具有一种内聚力，给人自足、安定之感。在十二世纪，波斯地区的纺织品上流行八边形开光装饰。美国底特律美术研究所和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分别藏有伊朗拉伊制造的绢，上面就有这种纹样。建于公元七世纪的著名的耶路撒冷“岩石圆顶”圣堂也采用了八边形的平面布局。将这种八边形的布局移植到瓷器造型上，就是元青花中的八方形器物，它与伊斯兰艺术应该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伊斯兰纹饰
元青花的纹饰中也融入了不少伊斯兰元素，受到穆斯林传统审美观的影响。作为青花主色调的蓝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天空、海洋、远山、湖泊和冰雪。伊斯兰文化圈中的波斯和中东等地，有相当一部分位于内陆高原和炎热的沙漠中，自然环境恶劣，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蓝色会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与此同时，蓝色又是崇高、深邃、纯洁、透明的象征，蓝色的所在往往是人类知之甚少的领域，如宇宙和深海，散发着神秘、渺茫和静穆，与伊斯兰教所宣扬的教义和追求的“清净”境界相符。用蓝色装饰器皿和建筑就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传统。耶路撒冷的“岩石圆顶”圣堂内部有保存完好的镶嵌画装饰，基本色调都是浅蓝、深蓝和金色。用钴料作为釉下彩装饰陶器，早在九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就已流行。经化验，我国唐三彩上的蓝彩和唐青花上所用的钴料正是从西亚地区输入的。从十二世纪起，伊朗、伊拉克、摩洛哥、西班牙等地出现用彩色釉砖组合图案装饰清真寺和宫殿。建于十四世纪的伊朗大不里士的加布多清真寺和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姆拉宫殿的壁画装饰就是早期彩釉砖装饰的代表作，在这些彩釉砖装饰中，蓝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随着这种装饰方法的发展，蓝色在伊斯兰建筑上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终于成为装饰的主流色调，如伊朗伊斯法罕的清真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宫殿等就是具有典型伊斯兰装饰风格的建筑。与此相反，蓝白相间的花纹装饰并不是我国传统的装饰色彩。就陶瓷器而言，唐三彩中的蓝色仅仅作为点缀，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唐代和元代早期的青花瓷器发展缓慢，不仅质量不高，数量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蓝色花纹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未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其发展难免受到阻滞。典型元青花是在外销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其鲜艳浓艳的呈色在当时似乎没能引起国内市场的注意，迄今为止不仅国内发现的元青花数量少，就是出土元青花标本的遗址也远不如国外多，这正说明其市场主要在国外。科学测试结果也表明，元青花所用的钴料是一种高铁、低锰且含砷的原料，与西亚的钴矿成分相近 。元人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介绍了一些产自“回回地面”的物产，如被归入“米谷品”中的“回回豆子”，“菜品”中的“回回葱”(洋葱)，“果品”中的“八檐仁”、“必思荅”以及“料物”中的“咱夫兰”(红花)、“马思荅吉”和“回回青”，称“回回青，味甘寒，无毒，解诸药毒，可传热毒疮肿”，其性与《开宝本草》中“出大食国”的“无名异”相同。另据明代《宣德鼎彝谱》和《天工开物》记载，“无名异”是用作瓷器青色的色料。由此看来，元代的“回回青”除了药用价值之外，还被用作青花瓷器的呈色剂。“回回”是元朝时对中、西亚伊斯兰地区和穆斯林的称呼，“回回青”无疑是从伊斯兰地区进口的钴料。这种输入原料、制成青花瓷再返销的做法，不正是“来料加工”贸易形式的雏形嘛！
典型元青花的装饰以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为特点，完全改变了早期青花瓷器上以布局简疏的花卉为主的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具有浓郁伊斯兰文化意味的风格，使人很容易联想起中、西亚地区的陶器、金属器、玻璃器、染织以及建筑装饰。从元青花纹饰的布局来看，瓶、罐等琢器主要采用横向带状分区的形式，纹饰层次繁复，一般有七八个层次；八方形器多利用器物的棱边作纵向的分区；盘、碗等圆器则采用同心圆分区的方法多层次地进行装饰。这些都是典型的伊斯兰式布局，十二世纪末至十四世纪早期西亚的金属器皿和陶器上很容易找到它们的原形。典型元青花的纹饰以纤细工丽著称，线条酣畅流利、笔意准确细腻、纹饰形似酷肖，加上层次繁复，遂形成一种花团锦簇、少有空隙、刻意求工的艺术格调，与波斯绘画作品那种表现主题一览无余、直露浅近的作风一脉相承，而与当时中国绘画崇尚简逸、讲究含蓄、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把形似放在次要地位的风格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典型元青花的装饰题材主要有人物故事、动物、植物以及几何图形。人物故事一般以元曲、全相平话等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本，人物造型多为宋装，偶尔也可见元装人物。这类题材前代少见，它的出现，一方面受到元代勃兴的戏曲艺术的影响，其内容大多可在唱本、平话及其插图上找到原形；另一方面，十二至十三世纪波斯彩绘陶器盛行用人物形象装饰，它对于中国制瓷工匠将故事画移植到瓷器装饰上或许起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元青花上的动物题材也十分丰富，龙、凤、鹤、雁、鸳鸯、孔雀、鹅、鸭、鹭鸶、海马、麒麟、锦鸡、狮、鱼、螳螂、蟋蟀等都可以在瓷器纹饰中找到，几乎包括了飞禽、走兽、游鱼、鸣虫等各种动物门类。它们也是中国传统装饰中常见的题材，惟狮、马、瑞兽等形象在西亚艺术品上更为多见。
元青花上的植物纹十分发达，虽然基本上可以在唐、宋以来的传统图案中找到渊源，但仍然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中“阿拉伯式花纹”的意味。所谓“阿拉伯式花纹”，在世界艺术史上专指那些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草等植物图案，它们或为主纹、或作地纹填充于空隙，共同构成一种复杂、华丽、有强烈装饰效果的花纹。在伊斯兰世界，这种程序化的花纹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器皿、建筑、绘画乃至书籍装帧中。伊斯兰地区植物花纹的发达有其宗教的原因。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偶像崇拜是完全被禁止的，因为伊斯兰教认为，世界万物均为神所创造，因而万物皆虚幻，但造物主却是永恒长存的，真主是无形象的，是不能以任何形式来比喻和象征的。进而，其规定在艺术作品中不准制作和绘制人和动物的形象。伊斯兰教还认为植物是无生命的。因此，伊斯兰地区的穆斯林艺术家们便在植物花纹图案的设计和制作上驰骋自己的想象，促使植物花纹在伊斯兰艺术中迅速发展，创造出以蔓枝花草为主要内容的“阿拉伯式”花纹，并闻名于世。当然，来自印度和希腊的影响而对抽象的几何、数学概念的培养，也促进了这种以几何图形为基础的图案的普及。尽管后世的伊斯兰教派并不过分拘泥于有关偶像的戒律，只要不涉及宗教内容，也允许艺术家创作一些人物画和有人物、动物的书籍插图，但是植物花纹作为伊斯兰装饰艺术的主体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元青花上的植物纹以缠枝花卉和蔓草为主，常见的题材除了西番莲直接移植自西亚金属器皿上的类似图案之外，菊花、牡丹花就个体来看，虽然仍带有写生的痕迹，但其描绘过于细致规矩，花叶肥大，布局讲求对称，反而使人觉得生意顿失。蔓草边饰则主要为二方连续的重复，这些都表明植物花纹已呈现出图案化的趋势。布局规则的蔓枝花草不仅富有节奏、韵律之美，而且使画面表现出一种理智的整齐和有秩序的流动感，给人以延绵不绝的联想——这可能正是“阿拉伯花纹”的真髓所在。
莲瓣纹早在东晋、南北朝的青瓷上就已流行，宋代瓷器上的莲瓣纹也一如以往，以弧线三角为主。而元青花上的莲瓣纹较之前已大大变形，多作直边、方肩的形式，故称之为“变形莲瓣”。它作为一种常用的边饰，有以仰莲的形式装饰于器物的胫部、腰部和盖沿，也有以覆莲的形式装饰在器物的肩部；在大盘、大碗的口沿、内壁及外壁也经常装饰有仰、覆莲瓣；而装饰在大盘、大碗内底的莲瓣则作放射状的布局，在莲瓣之内常精心描绘各种图案花卉、如意云头、涡卷纹或杂宝等。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的波斯彩绘陶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边饰，如在单把壶的口沿和腹部、大碗和瓶的口沿。这些边饰的笔划虽不如元青花上的变形莲瓣那么精细，也很难看出他们究竟是莲瓣还是其他什么，但是这种单体呈长方形的连续图案，其一端或中央常常有规则地饰以各种圆圈、菱形、潦草的简笔花卉，抑或类似杂宝中的双角、火焰图案等等，其形式与变形莲瓣十分相似。可以认为，元代青花瓷器上的变形莲瓣就是以波斯陶器上的这种边饰为祖形，再糅合进中国莲瓣装饰的传统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纹样。
尽管元青花的造型、装饰中渗入了伊斯兰文化元素，但它身上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它毕竟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土壤中。中国制瓷工匠善于吸收和融汇外来文化的营养，使青花瓷器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典型元青花在元代后期突然出现和迅速发展，必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如釉下彩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景德镇制瓷水平的提高、其他窑系(如磁州窑、吉州窑等)画瓷工匠甚至波斯画师的加盟，但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器的成长，也加速了域外文化对青花瓷器的影响。■
(本文发表有删节，原文有注释。全文收录于北大出版社将出版的《青花的世纪——元青花与元代的历史、艺术、考古》)
孤芳自赏的元青花
素雅高洁、沉着纯净，人们常把青花瓷比作瓷器舞台的青衣。沉淀了数百年文化历史的元青花，既有中国写意画浓墨重彩的风韵，又蕴含富丽雄浑的独特之美，其制作精美而传世极少，故尤为珍贵。元青花是一种用钴料在瓷胎上作画、盖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其蓝色的花纹与洁白的胎体交相映衬，蓝色沉静，白色润泽，纹饰华美，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璀璨文明与深厚底蕴。近日笔者走访了百工坊内的元青花博物馆，一览元代的青花古韵。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元青花凤麒麟四系方壶，此壶形体较大，厚重。壶身以凤麒麟为主题，寓意祥瑞。铺满缠枝莲纹，密而不乱，壶两侧绘如意，缠枝莲纹。它由进口料绘画而成，具有青花发色深翠浓艳、深浅不一、晕散自然的特点。此器造型规整，釉层肥厚凝重，绘画生动，潇洒随意，是元代此类型器的精品。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历代陶瓷艺人都用其作为一种装饰题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来体现其艺术魅力。眼前这一件元青花云龙纹罐，将龙霸气飘逸的神态刻画得传神至极。此罐属矮肥型，器口下绘海涛纹，腹部云龙环绕一周，辅助火、蘑菇云纹。较长的龙身缠绕器身，在腾空中显示其威武雄浑的气势，加上云纹的衬托，更有穿云布雨的撼天威力，是元代青花瓷器不多见的艺术佳作。龙纹在元青花瓷器中较为多见，是元青花瓷器的主要装饰之一。在古人心目中，龙是传说中的神物，人们想象它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呼风唤雨，它以不同的动态表现在瓷器上，有海水龙、云龙等。罐身云龙二目圆睁，张嘴吐舌欲吞火鸟，龙鬓飘逸，龙爪似刀。此器造型匀称、圆润，釉层饱满光亮，工艺精湛，青花发色青翠艳丽，层次感强，闪耀着古器的神韵。
另一件元蓝釉白龙纹梅瓶，宝珠盖钮，溜肩收腹至足。此器蓝釉白龙，工艺复杂。其宝石蓝釉，温润肥厚，一条白龙绕腹一周。云龙张口吐舌，欲吞大珠，整体刻画生动随意，巨龙周边的空间以四朵飘动的火焰云纹，衬托出巨龙腾飞于万里长空之中的大气磅礴之势，好似威武、雄壮、悍猛的巨龙叱咤于万里蓝天之中。蓝白相应，在色调明亮的蓝釉衬托下，白色纹饰层次鲜明，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令人称奇的是，瓶内竟原封盛有元代美酒，更为珍贵。
在中国漫长的朝代更迭中，元青花以其极高的艺术价值呈现在人们面前。精美的元青花，它作为艺术载体传承给我们，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所以保护、收藏元青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时代使命。
元青花的窖藏现象
到目前为止，国内馆藏元青花共计156件，其中窖藏发掘90件，约占总数57.7%。而在90件窖藏元青花当中，1965年河北保定窖藏发现6件；1972年北京元大都建筑遗址窖藏发现10件；1982年江苏丹徒县窖藏发现6件；1982年江西高安县窖藏发现19件；1984年内蒙古赤峰县窖藏发现5件；1986年江西萍乡市窖藏发现9件；2000年安徽繁昌县窖藏发现14件；2001年内蒙古林县窖藏发现7件；2004年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窖藏发现6件。此外，在河北定兴县、新疆霍城县、江苏金坛县、浙江杭州市和四川雅安市等都有窖藏元青花发现。我们把元青花较为普遍而且数量集中从窖藏中被发现的现象称为“元青花的窖藏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元青花窖藏现象？元青花窖藏现象与元末明初的社会历史环境有什么内在联系？为什么清宫旧藏中竟没有一件元青花？在美国学者波普提出元青花“至正型理论”之前的几百年，国人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和认识元青花？在国内，地下还埋藏有多少窖藏元青花？笔者将在今后对这些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元青花月影梅纹高足杯，现藏于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元青花人物故事集锦
元瓷上的人物纹按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下列几类：人物故事纹、戏曲人物纹、厮杀纹、市井人物纹、人物形象纹、社会教化纹、婴戏纹。
人物故事纹
人物故事是元瓷最脍炙人口的装饰主题，内容极其丰富，数量最多，最受百姓喜爱。故事有英雄传奇故事、历史传奇故事，名人传奇故事，孝子传奇故事、佛仙传奇故事等。
英雄传奇故事主要有梁山好汉故事、三国人物故事与隋唐演义故事。
在元瓷上发现的梁山好汉故事纹有《杨志卖刀》、《林冲误入白虎节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鲁智深收徒》、《智赚玉麒麟卢俊义》、《李逵闹江州》、《李逵下山》、《武松打虎》、《武松报仇血溅鸳鸯楼》等。
三国人物故事纹发现的有《三顾茅庐》、《三英战吕布》、《甘露寺刘备招亲》、《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等。
由上可见，虽然《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两部书为元末明初由罗贯中、施耐庵所作，但三国英雄、梁山好汉们的故事已经在元代流传很广，脍炙人口了。
隋唐演义故事纹有《尉迟恭救唐王》、《唐太宗》等。
历史传奇故事纹有《渭边寻贤》、《渭边访贤》、《鬼谷下山》、《鬼谷授徒》、《萧何月下追韩信》、《昭君出塞》、《文姬归汉》、《周亚夫细柳营》、《伯乐相马》、《扶苏遇难》、《薛平贵回寒窑寻妻》、《岳母刺字》、《岳飞训子》、《宋使觐大汗》、《清波杨府》等。
名人传奇故事纹有《竹林七贤》、《携琴访友》、《四爱图》、《卓文君卖酒》等。
佛仙传奇故事纹有《八仙传奇》、《十八罗汉渡海》等。
戏曲人物故事纹有《西厢记·拷红》，《百花亭》等。
还有《醉仙楼》、《锦香亭》等。
人物故事需要解读。解读人物故事，不仅有无穷的乐趣，而且也是读懂元瓷特别是元青花的一个关键节点。元瓷上的人物故事，有的作了画龙点睛的提示。如《武松打虎》，画面上是一个人正抡拳在打一只老虎，旁边有“三碗不过岗”的酒幌，写着“景阳岗”的山岩。你一看就知道这是水浒英雄武松在打虎，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在打虎。有的在一个楼阁的牌匾上写着字，如“鸳鸯楼”，场景里有一个男人在打杀另外两个男人，还有一个啼哭的年轻女子。只要你读过《水浒传》，就会想起这是武松在找张都监和蒋门神报仇雪恨。有的画一面旗，上面写着“周文王”三字。画面上有一个帝王模样的人和他的随从，以及一只小船，上面有一个老头在钓鱼。你就会明白这是《周文王渭边访贤》的故事。《三顾茅庐》就要有一点想象力。它们的画面上通常画着三个人，两个恭敬地站立在一柴门外，另一个牵着马，有些不耐烦的样子。柴门内有的画着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正襟危坐在那里;有的有一个人躺在竹榻上睡午觉，一个仆人模样的人在给他打扇;有的只有柴门一角，别的什么也没有。其实，它们是同一则故事。有的画面更需要猜想和分析。如一个元青花罐上，一个妇女百无聊赖地坐在窗口。窗外有一个“茶”字旗幌，一个老妇在门外张望，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员模样的人在度步。原来，这是一则《史记》上的卓文君卖酒的故事。卓文君不顾父亲卓王孙的反对，与司马相如私奔，生活没有着落，只好当炉卖酒。本来，这里应该画的是酒幌，但是不知怎么鬼使神差，一不小心把“酒”字写成了“茶”字。
人物故事纹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有《鬼谷下山》、《周亚夫细柳营》、《萧何月下追韩信》、《鬼谷授书》、《文姬归汉》、《扶苏遇难》等。
浣翠淌蓝元青花
折枝菊花纹小罐
折枝花卉纹八棱玉壶春瓶
折枝菊花纹盖罐
海南经典收藏“海捞”系列——— 海捞瓷
元青花是一种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再施以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青花瓷器的先河。蓝色的花纹与洁白的胎体交相映衬，浑然一体，宛若一幅雄奇瑰丽的水墨画。它上承宋瓷，下启明清，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一抹湛蓝逸海韵
蓝色，总会令人联想到碧空如洗的天空，清静，悠远，深邃无垠及天籁。湛蓝澄透的大海，幽玄，神秘，滟滟随波连琼瑶。
折枝花卉纹八棱玉壶春瓶，亭亭玉立，清新脱俗。八棱喇叭口自细颈断失，颈上部隐约可见蕉叶纹，下饰回纹。颈部饰火焰纹，鼓腹满饰八组折枝菊花、折枝牡丹、折枝灵芝。近底处饰覆莲瓣纹，圈足微侈，圈足内饰卷草纹。
另一折枝菊花纹盖罐，则小巧灵秀，物微形盈，秀外慧中。鼓形，圈足，盖与罐身呈子母口套合。盖面饰缠枝菊花，折沿饰回纹。腹部饰折枝菊花纹两组。
而另一折枝菊花纹小罐，釉色晶莹如玉，青料涌蓝凝翠，盈握手中犹觉浑金璞玉，冰清玉洁。直口，鼓腹，平底，腹部饰折枝菊花纹两组，盖面饰缠枝花卉。
这三件器物出自印尼爪哇岛东部海域，印尼渔民打捞，几经辗转，终回故里。这一发现，同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海走向相一致，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祖先发现南海诸岛，走向蓝色文明的伟大壮举。
源自波斯（伊朗）的青料“苏麻离青”，高铁低锰，发色艳丽，稠秾若翠。釉色沉淀之处，有如蓝宝石镶嵌在白玉之上，非自诩灿若星汉，傥好比连城之璧。玄如澄水，蓝比靛沫，令人艳羡不已。
南海水下考古重大发现
在中国陶瓷史上，有两个重要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是宋代和元代。宋代以前，中国陶瓷主要以单色釉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青白瓷。宋瓷简约纯朴，瓷器釉色从视觉上属于冷色调，主色调天青色冷色偏灰，也可视为中性色调，附合大多数人的审美诉求。
至元代，可能是审美疲劳使然，也可能是王权更替，欲除其政必铲其文，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蒙古族的白蓝信仰，统治者的审美方向，最终将宋瓷束之高阁，白底蓝花的元青花延续至今，历经600余年而不衰。
2010年6月1日，新华社发出的一篇新闻《南海水下考古获重大发现（20多年来首次水下采集到元代青花瓷）》，在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由海南省文物局牵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队具体实施的本次考古调查活动，调集海南、福建、上海、山东等地的水下考古队员，历时一个多月，从西沙永乐环礁，发掘出水3000余件各类文物，采集到180件元代青花瓷器标本。填补了南海水下元代考古的空白，意义极其重大。
元青花中的人文情怀
元代蒙古人“国俗尚白，以白为吉”、“蓝色蒙古人”的民族信仰，孕育了白底蓝花的元青花瓷器。
元青花瓷器中经常使用的折枝菊花、莲花花卉纹饰，与元朝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和文人雅士的审美取向有关。元代熊梦祥在《析津志辑佚》中记载：“蒙古皇帝每年夏天都要离开大都（北京·元大都）去上都（和林）避暑，至八月底或九月初返回大都。其时宫中举办菊花节，从皇帝到宫中诸太宰皆有簪紫菊金莲于帽的习俗”。元代欧阳玄的《渔家傲·南词》中，有词记述：“一本黄花金十镪，富家菊谱签银榜”。
晋朝诗人陶渊明，有咏菊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达了诗人深幽、隐逸的含意和超然物外的人生思考。
秋色潇潇之中，万花凋零，唯有菊花霜冷长河。杜甫亦曾赞美“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元稹也说“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而苏轼的直抒胸臆，愈显沉着痛快“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文人的菊花情节，人生操守，隐然其中。
佛经中有“诸花之中，莲花最盛”，并奉为佛花。这不仅源于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还源于佛祖释迦牟尼降生时，即有莲花相伴。因此，众佛“转发轮”时，坐于莲花座，宣说神咒。唐代诗人孟浩然赋诗说：“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佛国亦称“莲界”，意在于此。
除此之外，在西沙和南沙海域出水的元青花器物中还可以看到,在变形莲瓣中，出现诸如火珠、吉祥结、法螺、金刚杵等佛教法器纹饰。据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记载，延祐七年（1320年），元英宗硕德八剌下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并先受佛戒（密宗）九次方正大宝。元代帝王要求比孔庙设计规格还高的八思巴庙，已在刀光剑影之中化为历史记忆。但渗透着元代艺术家浪漫才思的宗教符号，在青花瓷的釉光下天宇流芳。
至尊地位的身世诉说
史载,元世祖忽必烈自至元八年（1271年）立国，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灭亡，历时97年。明灭元后，出于对异族威权统治的憎恨，元大都被焚，和元相关的民族印记，几近摧坏殆尽。
这也可能是元青花传世极罕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后，陶瓷界一概认为元朝没有时代印记的瓷器。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29年。英国一位研究中国陶瓷的专家霍布逊发表一篇文章《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公布了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铭文的青花云龙象耳瓶，颈部有6行62字的楷书题字：“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圹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捨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1950年，美国学者波普博士，以此瓶为依据，对照伊朗阿特别尔寺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所藏元代青花瓷，把凡是与此瓶类似的14世纪在景德镇烧造的青花瓷，断定为“至正型”青花瓷。
至此，国内专家开始关注元代器物的研究，元青花一说正式写进教科书。
古诗有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诗中“明朝”本指明天，蕴含古人超越凡尘，以一叶扁舟摆渡精神家园的淡然一笑。然而，也有人违迕其意，“明朝”若以朝代解释，可能契合元青花尘封600余年的廖寂岁月。
元青花是创新产品
元青花是一个创新型瓷种，是元朝打造的世界性畅销品牌产品，理应受到世人的重视。元青花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和类型创新三个方面。
观念创新
元青花瓷器的观念创新集中表现在瓷绘艺术的大胆变革。元青花釉面绘画题材大致有植物纹饰、动物纹饰和人物纹饰三大类。构图风格小件器物装饰纹饰简约疏朗，大件器物繁缛茂密。分为主题纹饰和辅助纹饰，以多层图案结构而成。色彩表现以釉下青花绘画的方式，展现白地青花和青地白花两种。
以蓝色作为元青花瓷器的主色调，中国早在唐代巩县窑、黄堡窑和长沙窑的遗址出土物中就有青花陶瓷产品。元青花瓷绘艺术以湛蓝的色彩和有力的线条，突出表现了生趣盎然的自然生态之美。并采用整器绘画的形式，多层次地凸显了瓷器釉面的绘画美感，与宋瓷崇尚简朴、单纯的审美标准明显不同，开创了大俗大雅的瓷艺新境。尤其是率先将许多经典历史掌故以人物故事的形式，绘制在青花瓷器上面，丰富了中国瓷器的艺术表现力和表现形式。
技术创新
元青花通过“胎、纹、型、釉、色”等五个方面的综合技术创新，创造了全新的高科技优质产品。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给“青花”作了如下定义：“青花瓷是指一种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透明釉，以1300℃左右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
据中国硅酸盐学会编辑的《中国陶瓷史》考证，宋末元初起，中国已经发明了将瓷石掺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它提高了胎土原料中铝的含量，使瓷胎可以耐受1300℃的高温，增加了瓷化程度，使得瓷胎致密度更高、可塑性更强、吸水率更低、成品率更高，这是保障元青花能够烧成大件瓷器不变形、瓷胎白薄坚挺的必要条件。
从目前国内外存世的元青花瓷器来看，其器型和釉水涵盖了诸如青花釉里红、蓝地白花、卵白釉等新技术的应用。引进国外富含钴料的低锰高铁“苏麻里青”，也使得元青花的蓝色呈色更为艳丽夺目。元青花的烧造技术在当时是世界顶尖的高科技，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高度。
类型创新
元青花在以青瓷和白瓷单色釉为主流的中国宋瓷基础上，推陈出新地研制出以蓝色釉彩基调为主、繁纹叠彩构图形式呈现的瓷艺新品。元青花与釉里红等色釉技术结合烧制的青花釉里红瓷器新类型，为日后明清两代多姿多彩的彩色瓷创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元青花自元代至正年间成熟之日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瓷器审美标准和瓷种类型。青花瓷以湛蓝艳丽的图案、如玉似珍的釉水、细腻洁白的胎土和精美奇巧的造型，并以新瓷种类型的姿态成为后代模仿的典范。
此外，元青花产品中原创了许多新的器型，诸如贲巴壶、卧壶等。由于技术的保障，元青花系列产品中开始大量出现大型的瓷瓶、瓷盘、瓷碗类和瓷雕产品，成为后续明初永宣时期青花官窑的烧造样板。
元青花将湛蓝色的植物、动物和人物故事纹饰，艳丽地涂抹在洁白的瓷器釉面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瓷艺境界，这种更加直观的艺术感染力是之前中国历代瓷器所无法比拟的。
元青花以其开创性、综合性和稀缺性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古瓷代表之一，并至今保持着单件瓷器成交额的世界拍卖纪录。相信伴随我们对元青花瓷器的进一步研究和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更多历史奥秘将逐步展现出来。
伊朗、土耳其藏元青花来历探究
热爱元青花的人，一定会认真探究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和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的72件精美元青花的来历，其中种种谜团可以通过中伊文化、交通、贸易史来加以研究解决。
蒙古人曾在伊朗、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建立蒙古帝国附属伊尔汗国(波斯蒙古王朝，1256—1335)。
伊朗藏元青花一直为其拥有传承。据记载，萨非王朝(1502-1736)的阿拔斯大帝(1587-1629)，于1611年捐献给位于大不里士东边的阿尔达比勒神庙1162件中国瓷器，其中就包含有元青花。神庙的藏品在巴列维王朝(1941-1979)时移交伊朗国家博物馆。
土耳其元青花藏品主要来自战利品和礼品，据记载，托普卡比宫于1495年始藏中国瓷器。1514年奥斯曼攻战萨非王朝首都大不里士，获得62件中国瓷器。1516年奥斯曼征服叙利亚，1517年奥斯曼帝国灭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所获中国瓷器数目不详。奥斯曼帝国苏莱曼时期于1534年、1548年和1553年，向波斯发动三次军事出征;其中一次占领大不里士长逾一年。不难相信由于战争的缘由，元青花落入土耳其并被运到伊斯坦布尔。
1328年称帝的奥斯曼土耳其在1355年的版图仅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有限地域，而伊尔汗国全盛时占有小亚细亚的绝大部分土地。
1331年伊本·白图泰游历安纳托利亚获毕尔克苏丹赐宴，记录餐具使用的是中国瓷器，说明十四世纪中国瓷器已进入小亚细亚，但是在土耳其或比这更早的遗址里，还不曾发现元青花。
显然，托布卡王宫的元青花藏品绝大部分来自伊尔汗国，故其器型、纹饰、风格、规格等与阿尔达比勒神庙藏品如此相像。
在蒙古帝国(1206-1635)大汗忽必烈建立大元国(1271-1368)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其胞弟旭烈兀建立伊尔汗国(1256-1335)，定都大不里士，成为波斯的统治者。
中国元朝和波斯蒙古汗朝伊尔汗国始终都保持密切的藩属关系。从汉篆国玺到官阶称呼，从天文历法到货币制度，从赉赏互馈到技术人才交流，无处不有着中国的文化印记。1305年完都汗致法王腓力四世信钤元成宗赐汉篆印“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合赞汗(1271-1304)时令贡使携金在中国采购方物，不赛因汗(1317-1335)时仅1329-1331年间派往中国贡使就达八次，有一年竟往返五次。
1295年合赞汗(1271-1304)尊伊斯兰教为国教，促使伊斯兰文化对蒙古人的同化。波斯作为西亚中心，虽几次被外来民族统治，但其文化却一直是承袭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以来的文化传统，并没有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取代。中国更是如此，蒙古文化最终被汉文化改造并产生全新的中华文化。
蒙古帝国西征及附属汗国的建立加快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引发民族迁徙和交往潮流，形成汉人、蒙古人、波斯人等多民族杂居中国或阿拉伯世界。
伊斯兰艺术决定性因素来自波斯，兴盛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波斯细密画蒙古画派(也称大不里士画派)，深受中国艺术影响，不同于其他伊斯兰国家、地区的绘画风格是波斯风格与中国画风相混合的细密画作品，影响波及伊朗和中西亚地区，打破了伊斯兰教偶像崇拜即人物、动物画像桎梏，题材加入中国龙凤、麒麟等图案纹饰，把动物形象与中国式风景相结合。大不里士画派的最高峰是菲尔多西的《列王记·插图》(十四世纪，俄罗斯圣彼得堡图书馆藏)。
伊尔汗国致力于接受蒙古和汉文化，合赞汗至完都汗时期(1295-1316)的宰相拉施特(1247-1318)完成了《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1313)，附图是中国医书药用植物插图。大不里士替代巴格达成为西亚的商业文化中心。十三至十四世纪，伊尔汗国曾经引进一批中国纺织工人，意大利费路那古墓曾出土有印织中国花卉和阿拉伯文的波斯纺品。伊尔汗时期，中国风尚在蒙古人统治的波斯，成为最流行、最有感染力的新事物。
收藏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元青花瓷大部分具有波斯细密画大不里士风格，是中国文化与波斯蒙古王朝(1256-1335)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中国绘画与波斯细密画属于东方绘画体系。波斯细密画蒙古画派将阿拉伯花纹风格、波斯细密画特点和中国画风及技法结合，自然平面构图不囿于焦点透视，密集繁复不留白、纹饰对称连续，这是伊斯兰文化“恐惧空白”和“生生不息”的体现。受其影响，元青花的多层繁密装饰特点明显有别于宋朝常例。
元青花主题装饰内容见诸元代绘画、织绣、本草图鉴等，莲池水禽也称满池娇，见于宋画和织品后也为元青花典型图案。将抽象的阿拉伯花纹和具象写实的图案纹饰相结合，是中国瓷器装饰的重要突破，一段时间以细密化风格为主流，元青花的这一艺术特点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艺术风尚。
波斯自九、十世纪以来仿造中国瓷器成风，多为棕、黄、绿釉，九世纪开始仿造白瓷，十二世纪才能烧制白色釉陶。凤凰图案十二世纪进入波斯陶业。十二至十三世纪波斯陶器吸收中国陶瓷的莲瓣、波浪、云气、暗花等纹饰，以及穆斯林地区常见缠枝花卉如牡丹、石榴、海棠等。
伊朗藏细密化元青花凤凰杂宝纹菱口大盘(图1)，直径57.7、高9厘米。返青工艺，图案严谨繁丽以同心圆几何布局等分对称装饰。盘折沿背书阿拉伯文(图2)意为“真正的宗教”，此盘可能供奉清真寺，元代清真寺也叫真教寺，为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所建造。在瓷器上熟练地书写、绘画的习惯，在南宋时已十分普遍，元更甚。元代由于中西方交通和贸易畅通，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以梵文、八思巴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作为装饰的瓷器相继出现，从元青花凤凰杂宝纹大盘可感受到毛笔书写的流利、绘画及处理手法轻松和娴熟，可以肯定这是元代穆斯林色目工匠的作品。
“工匠来四方，器成天下走”，多民族、多元文化滋养导致了元青花风格、工艺的多样性。细密化的元青花可能是受波斯细密画大不里士风气影响的波斯陶瓷家、设计师、窑工遵照汗王要求制作元青花，并运至伊尔汗国;也许是元朝从西亚掳掠的工匠建立专窑以特供礼品赏赐伊尔汗国汗室;也许是伊尔汗国和元朝合作专为黄金家族及伊尔汗室和清真寺定制用瓷。
据记载，景德镇湖田窑窑址南河南岸出土发现的元青花标本“以大盘为主，约占青花残器的70%，其盘的器底较厚，纹饰繁缛华丽，其中多有蓝地白花，和伊朗、土耳其的传世品一致”。可见，细密化的产品的确有专窑烧制。
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中有46个国家或地点要用瓷器进行贸易。汪大渊第一次出航在泰定四年(1327)，而泰定年间(1324-1328)元青花已形成规模生产。在1295年伊尔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都是沿着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和水路运输的。如果元青花用于贸易，存量却如此有限。不赛因汗时仅1329-1331年间派往中国贡使达八次，不难看出细密化元青花是伊尔汗国专供，现藏于伊朗、土耳其的元青花属于伊尔汗国(图3、4)。
1240年后蒙古帝国辽阔疆域使得欧亚大陆上的旅行和贸易安全畅通，十三世纪晚期和十四世纪，中国丝绸之路往“纳怜道”即亦集乃到哈剌和林陆路到大不里士。大不里士在哈剌和林和大都之间都有定期的商队往返，伊尔汗国和元朝的使节往来频繁。伊尔汗国掌控了西亚，大不里士替代巴格达主导两河流域低地贸易。目前发现元青花瓷片的地区有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东非沿岸基瓦尔岛、肯尼亚等有限区域和数量，但大批量和沉船遗址不是很多。
青花瓷的蓝白色调，不仅是汉、蒙文化的崇尚也是伊斯兰文化的崇敬。1252年蒙古传统的萨满教天神腾格里崇拜与中国传统昊天帝崇拜相结合，蓝色成为汉、蒙的至尊，也与伊斯兰宗教的“清穆”境界相符，在蒙古波斯浅蓝色、深蓝色和金色成为伊尔汗国艺术装饰的主流色彩。
中国以白色为祥瑞之兆，蒙古族崇信白色象征善，粟特人有“吉乃素服，凶则皂衣”，藏传佛教视白色为神圣，早期元朝府衙和祭祀多用卵白釉器。根据林梅村以1312-1319年保定窖藏为标准和刘新园1325年后元青花大量生产并输出的观点，可以推断出至少在1319年前的元瓷以蒙古贵族所用的卵白釉、白釉描金、蓝釉描金、戗金等为主。
蒙古人很早关注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在1278年设立“浮梁瓷局”，1295年，瓷局规模扩大四倍，1324年改由本路总管赋税的机构直接管辖。最高官员由蒙古人担任。
元景德镇一直致力于白釉的研制。从1295年青白釉发展到1305年卵白釉成功和1319年元廷规定瓷器不能用金不得描金，是元青花成功烧制的基础和条件。元代生产青花瓷的最早目的，是为了满足黄金家族的需要。
而唐青花严格意义上只能称作“白釉蓝花”瓷器，它是青花瓷器的发轫，采用钴料蓝彩、毛笔点洒描绘。唐青花是中国最早将绘画艺术与制瓷工艺相结合烧造瓷器。以氧化钴为呈色剂，纹饰有来自异域的枣椰树叶等。
宋代以单色釉生产为主，讲究釉色，由于考古发现所限，难以窥其全貌。宋磁州窑、吉州窑运用毛笔瓷绘已达成熟，但没有形成元青花的装饰样式。
1983年在扬州出土了约30片残片和少量完整器，1998年黑石号沉船唐青花瓷盘(图5、6)，证明唐青花的成熟期是826年，从出土情况来看，唐青花只是巩县窑瓷器外销产品当中的一个小品种。
唐代西亚波斯地区主要由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帝国的阿拨斯王朝(750-1258)统治(黑衣大食)。唐青花装饰艺术在装饰内容、手法以及表现形式方面有一个简单到繁复，写实到抽象化、图案化的发展过程。它在继承汉魏、南北朝时期青瓷施彩技法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巩县窑自身生产的唐三彩制品之间，相互借鉴、启发、促进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元青花 曾经风靡奥斯曼帝国
“研究中国陶瓷，不去看土耳其藏的中国瓷器，对一名陶瓷学家来说，是死不瞑目的事。”这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前会长冯先铭先生生前说过的一句话。
历史故事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学者波普博士的一本专著震惊了世界文博界，书中指出，在土耳其的皇宫中秘藏着上百件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国元、明时代的青花瓷器。日前出版的《托普卡比的中国瑰宝——中国专家对土耳其藏元青花的研究》一书，详细地介绍了这些珍贵文物。这是中国瓷器专家远赴万里在土耳其考察后，首次将现存的世界最珍贵的中国元青花瓷器资料带回国内公之于世。
“这里藏的中国瓷器质量太好了，在国内闻所未闻。”曾经考察过托普卡比宫的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如是说。据介绍，珍藏在这里的中国瓷器藏品大约有１万多件，年代涵盖元、明、清三朝，这些瓷器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南方以烧制外销瓷而闻名的窑场，其数量之大、造型和纹饰之精美、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历史上在六百年间外销西亚的各类瓷器，几乎在这里都能找到代表作，其中元代青花瓷有４０件。
据说，中国瓷器之所以风靡奥斯曼帝国及整个近、中东地区，除因其造型精美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人们相信这类容器有鉴别食物是否有毒的功能。有史料记载，青瓷一旦接触致命毒物就会破裂或者渗出水气，尽管该说法的来源与依据无从考证，但至今仍被许多人传诵。
地理途径
中国瓷器是如何到达遥远的西亚的呢？从地理学角度来看，专家们都认为是通过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的“陶瓷之路”。
而海路也是为加快东、西亚商业往来发挥极大作用的通道，阿拉伯商船和波斯商人从波斯湾取道马六甲海峡北上至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有专家认为，大量的中国瓷器通过阿拉伯商船在波斯湾登陆后，再北上陆运到达土耳其。
“青花”最早产生于唐代
１９２９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了带有“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铭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由此揭开了元青花研究的序幕。随后，美国的波普博士以此象耳瓶为依据，与伊朗德黑兰阿迪毕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所收藏的众多青花瓷器进行了研究，划分出了与之相类似的景德镇青花瓷器，名之曰“至正型”器。
“唐青花”是根据１９７５年扬州市江苏农学院基建工地晚唐地层中出土的一件蓝色花纹的瓷枕片而提出来的。１９８３年，又在扬州市文昌阁附近工地上发现了与之相似的１４块蓝花瓷片。有学者认为，这些新发现的唐代“青花瓷”，从其烧制工艺、原料和装饰艺术看，与后来的元、明、清青花瓷器是一脉相承的。
而到了１９７８年，杭州又发现一座元墓，出土青花观音、笔架等器物，同出的墓志上有“至元丙子”年号。元朝有两个至元，有学者考证此为前至元（１２７１－１２９４年）。
在青花瓷出现之前，纯白色的中国瓷器并不符合近、中东地区人民的习惯，因为西亚向来流行色彩鲜艳的陶器，但都属于低温烧制的陶器，因为质地较软，易透水和破裂。有专家认为，烧制有色彩的瓷器可能与为适应当时西亚需求有关，因为景德镇所用的第一批钴料来自波斯，并结合中国的优质瓷土烧出了钴蓝彩色。
科学资料
中国拥有大量制造陶瓷器的原料，因此窑场也遍布全国，但从最早期开始已分成南北两大系统。专家指出，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所藏的中国瓷器，几乎全部产自中国南方的龙泉和景德镇两大窑场。
景德镇窑场的最早出现与当地有大量优质原料又有供应燃料的森林和可行船的河流有关，很快这里就形成了陶瓷生产中心。那里的部分窑场在五代时期就开始运作，以浙江所产越瓷为蓝本，生产青瓷，此外还烧制一种白瓷。后来，原来的石灰釉在景德镇再度流行，逐渐发展出釉色晶莹泛蓝的“影青瓷”和“青白瓷”，也称“饶玉”。再到后来，景德镇开始烧制加入上釉下钴蓝彩绘后的瓷器，这也成为了当时最受青睐的外销瓷。此时从波斯进口的钴料全面改变了中国瓷器的面貌，当时河南巩县的窑场和景德镇一样，开始试图用钴料着色，最终在元代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