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前陶瓷器上的陶人款。陶人款的出现可以上溯至战国、秦、汉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秦都咸阳出土陶器上的文字。
这些陶文有六字、四字、二字和一字之分，其中以印文为主，刻纹极少；阴文居多，阳文较少；一般为正书，也有反书的。字体以小篆为主。陶文多印在板瓦的内面、筒瓦的外面，日用陶器的肩部、腹部，亦有印于器内壁的。秦代的制陶业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官府制陶业，一是民营制陶业。对于中央官署控制的制陶业，其产品的戳记一般由官署名和人名组成，官署名冠于人名之前，如右司空婴、左司高瓦、左贝、右齐、都昌等，也有的仅具官署名，如左司、右司、寺水等，但不见亭名、里名；对于市府控制的制陶作坊，其产品上的戳记，是在人名前冠以市亭名，如咸阳市于、咸阳成(城)中等，或仅具市亭名，如安陆市亭、栎市、杜亭等，不见里居名。对于民间独立制陶手工业者作坊，其产品的戳记，既不见中央官署名，又不见市府名，而是具有秦代地方行政组织者的亭名、里名和作器者的人名，标明其产品是某亭、某里、某人所制。如秦都咸阳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瓮肩部两处印有“咸亭阳安 器”，“咸亭”为咸阳市亭的简称，“阳安”为咸亭的里名，“ ”为作器人名。又如秦始皇陵东侧上焦村的陪葬墓内出土的—件陶罐上印有“咸亭芮柳婴器”，“芮柳”为“咸亭”内的里名，“婴”为作器的人名。另外，考古工作者已从秦始皇兵马俑的陶人、陶马身上一些不被人们注意的隐蔽处，发现刻划或戳印的“疆”、“得”、“系’、“ ”、“朝”等85位匠师的名字。秦代实行的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制度，能在秦俑身上打印或刻划姓名的陶工，都是技艺较高的匠师。早期瓷器上的陶人款，目前所见最早的是1955年江苏南京光化门外赵士岗吴墓出土的越窑青瓷虎子腹部所刻划的“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此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1970年8月江苏金坛出土的一件青瓷扁壶腹下部一面刻划“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 者也”。1972年南京市化纤厂东晋墓出土一件青瓷鸡头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江西南吕市区东晋墓出土的瓷钵和瓷碗外底有墨书“朱”字，当是墓主姓氏。
延伸阅读
唐英督陶
唐英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最著名的景德镇“督陶官”。
唐英，字隽公，又作俊公、叔子，晚年号蜗居老人、蜗居寄士。沈阳人，出自包衣阿哈满族家奴之家，隶属于正白旗。唐英先祖本是辽东汉人，在清初时“从龙入关”。唐英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端午节，天资颖异，嗜读书，年十六即供奉内廷。他先后为康熙、雍正皇帝服务了30余年。雍正元年（1723年），唐英被授予内务府员外郎一职。雍正六年（1728年），他被雍正皇帝派往江西景德镇，奉命驻景德镇御窑厂署，协助时任淮安板闸关督理监管景德镇御厂窑务的年希尧“佐理陶务”。这一年，他47岁。
唐英在景德镇的职责是为皇帝家族督办烧造所需要的陶瓷器皿等物。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代这三位最有作为的皇帝对瓷器的要求之高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在景德镇督陶让唐英如履薄冰。这时的景德镇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和停滞状态后已恢复元气。尤其是从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廷派遣督陶官直接管理窑务后，所生产的瓷器日见精美绝伦。
刚到景德镇时，唐英对陶瓷生产一窍不通，于是他与当时御窑厂的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3年，熟练掌握了陶瓷生产各方面的知识，甚至还掌握了陶瓷生产的物料、火候的变化规律。他不但亲身参加制陶实践，还对制陶理论及时进行总结，先后写下了《陶冶图说》、《窑器肆考》等著作。这些著作早已成为研究景德镇制陶史和唐英的宝贵资料。
熟知中国陶瓷史的人都知道，宋代生产的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高峰期，那时的“汝官哥均定”等官窑烧制的瓷器均被后世视为传世珍宝。宋瓷成了宋末至清初五六百年间无可企及的、无法仿制的神秘之器。
从雍正六年（1728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摹古与创新始终是唐英督陶28年间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清代前期的景德镇是幸运的，因为皇帝派来了唐英这样一个制瓷天才。
唐英任御窑厂驻厂协理官的那一年，宫廷造办处将珐琅料烧造成功，景德镇烧制珐琅彩瓷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正是在唐英的努力下，由珐琅彩发展来的粉彩瓷的烧造技术才逐渐成熟起来。这个时期景德镇烧制的粉彩瓷瓷色柔丽俊逸，将陶瓷装饰艺术引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史称“雍正粉彩”。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的前8年是雍正在位时期，这一时期，除雍正粉彩外，还继承了康熙斗彩工艺，首创以清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轮廓，经高温烧造后，再以粉彩颜料填画拼斗成完整纹样，再经低温烧制的斗彩新工艺，使雍正斗彩比康熙斗彩更具清俊华丽之美。此外，雍正时期景德镇官窑在唐英的主持下，创新成功了窑变釉，从而使原来色调单一的单色釉变得如霞光般流光溢彩，绚丽斑斓。
雍正粉彩
唐英督陶真正的辉煌是在乾隆朝初期的20年间。以唐英在乾隆朝督陶20年计算，总共为乾隆皇帝烧造的瓷器达50万件至60万件之多。这些只是普通器物，至于由唐英按照内务府专门设计的图样，为皇帝特殊烧造的巨型或异型瓷器，就更加让人意想不到了。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被称为“瓷母”的各色釉大瓶，就是唐英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 “风雅”而特意烧造的。属于唐英进呈的创新之作还有粉青釉交泰瓶等。
唐英还是仿制历代名瓷的高手，凡宋朝定、东、钧、汝、官、龙泉、哥、弟、湘湖等窑，及明朝永、宣、成、弘、正、嘉、万等官窑及欧器，他都能仿造。唐英督陶呕心沥血，新制作品层出不穷，但依然经常受到乾隆皇帝的斥责，动辄受罚。在历经创新的喜悦和担心受到皇帝斥责处罚的诚惶诚恐不断交织的28年督陶生涯后，75岁的唐英于乾隆二十一年以自己既老又病告退，不久便病逝于景德镇。
唐英去世后的景德镇御窑厂再也无复唐英任督陶官时的辉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景德镇的御窑厂彻底关闭。
世界早期的制陶历史
陶瓷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各自独立创造出来。古代埃及、西南亚、印度、波斯及希腊的劳动人民，也和中国古人一样，在辛勤的劳动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制陶工艺也都在新石器时代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后又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而发展。
生活在尼罗河两岸肥沃土地上的古埃及人民，很早就熟悉陶器的制造，最初他们生产的也是红陶和黑陶，质地较疏松，吸水率很高；后来曾出现一种方法，即用某种物质，例如石墨等，在陶罐外面摩擦，把它涂上一层，使陶罐能发现黑亮的光泽，随后以逐渐学会在陶器上描绘各种图案。他们还曾采用过一种制造彩陶的工艺，即用某种含氧化铁的泥土掺入坯料，这样烧出来的陶器具有瑰丽的红砖色。这种红陶曾普遍地流传在近东一带，当埃及进入奴隶制国家时，制陶工艺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古埃及人民很早掌握了制造玻璃的技术。
人们曾从公元前千余年的墓葬中和干尸上发现许多玻璃器皿。古代的玻璃几乎全都带色，也不很透明，因为那时制造玻璃的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为什么埃及能这么早地发明制造玻璃的技术呢？这是因为在埃及的一些湖岸上，存在着天然碱（碳酸纳），就在制陶的实践中，人们发现，将天然碱与砂石混合，在高温中熔化后，得到一种美丽透明的物块，这就是玻璃，最初用玻璃制造珍贵的装饰品、酒杯、花瓶、香水瓶等，后来玻璃器皿才逐渐成为日用品。制造玻璃的技术也慢慢地由埃及传到邻近的西南亚各国，在纪元前又传到希腊、罗马。
罗马人对制玻璃技术进行了改革，以玻璃炉代替了烧锅，提高了熔烧温度，使其熔化成清稀的液态。进而又发明了吹管，生产出美观明亮的各种用具，他们还逐步掌握了借添加铁、铜、铅等金属的方法，制成彩色玻璃。这种夹层玻璃制品充分反映了当时玻璃制品的工艺水平。玻璃制品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还对中古时代欧洲炼金术、制药化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玻璃仪器及器皿也为近代化学实验所必需，是个有力的工具。古代的西南亚地区，主要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这一地区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在公元前八千年左右，这里已处于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也进入金石并用的奴隶社会。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制陶业是主要的手工业之一。他们生产的陶器有黄色、红色和褐色，大多数具有单柄或双柄，这是该地区陶器的特色之一。在该地区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古代遗址中，曾发掘出红色和灰色的陶器，另外还有一种黄色雕花的陶器，最引人注目。同时人们还发掘出了有轴的陶轮。这说明制陶术又有了很大进步。后来陶轮传到了埃及、印度及古希腊。在埃及古城底比斯，从一个古墓中曾出土一张公元前1800年的壁画，上面绘着一个陶工跪在地上，在一个回旋着的陶轮上塑造一件器皿。这壁画形象地描述了当时陶轮使用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一个侧面，公元前四千年，这地区的几座大都城，象古代世界有名的巴比伦，都采用了大量的砖来筑城，砖瓦是制陶业在建筑上的运用，普遍地烧造砖瓦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和繁荣。
印度是世界的文明古国之一。近五十年来，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很多古代城市文化遗址，这些城市文化遗址通称为哈拉帕文化。哈拉帕文化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遗址的材料表明，当时的生产力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制陶工艺也是这样，当时已普遍采用陶轮了。陶器上常饰有优美的图案和动植物的花纹，烧造得相当好，同时还发现一些坚硬的陶管和陶质的玩具，这表明陶器的应用已很广泛。
唐、五代陶瓷纪年款
此期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日前l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 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开成年间 (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从窑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浙江嵊县出土的—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罂，价直壹干文”。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卷，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此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一种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纪年有 “长庆三年”(823年)、“咸通七年”(866年)、“光启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龙德二年”(922年)等。
我国早期的原始瓷器
原始瓷壶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1959年安徽屯溪出土。此件瓷壶表面呈淡黄色，釉色不十分均匀光洁，以凸起的直棱为饰。原始瓷器烧制的温度比较低，瓷质较为松软，器型也比较简单，多是尊、罐类器物。安徽在商周时期是淮夷聚居地，这件瓷壶的出土，表明了当地在西周时期出现了原始制瓷工艺。
龙梁原始瓷壶 战国，1955年浙江绍兴漓渚出土。 此壶由夹砂硬陶制作，圆口、斜肩、鼓腹，肩上有一龙形提梁。胎质坚硬，薄釉，腹及盖顶饰指甲纹，是中国早期原始青瓷中的佳作。
原始瓷器亦称之为原始青瓷， 是中国成熟的瓷器出现以前的产物，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据考古发现，我国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器属商代中期，但出土器物较少，西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发现越加普遍，表明西周时期的原始瓷器比商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它的流行时期主要在商代至战国，至东汉时期，原始青瓷逐步发展为成熟的瓷器。
原始瓷器大都是生活用的器皿，器形有尊、罐、瓮、豆、碗、盂、□等；纹饰有弦纹、方格纹、曲折纹等，双乳钉或钮状的附加装饰比较盛行。其釉是以铁的氧化物为着色剂的高温釉，由于氧化气氛的影响，釉色大多呈青中偏黄或黄褐色。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器型不甚规整，胎薄厚不均。战国时期虽采用轮制成型，但拍印纹饰后器物内壁凸凹不平，釉厚处呈青绿色，薄处呈灰青色。
古代瓷器：早期龙泉青瓷欣赏
小碗南朝
撇口碗唐代
五角盖瓶唐代双系盖瓶五代
盏托五代盘口长颈双系盖瓶五代五管瓶五代浙江龙泉青瓷是中国瓷品中的一块瑰宝，南朝是龙泉青瓷的初创阶段，当地劳动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婺窑、瓯窑的制瓷经验，开始烧制青瓷。此时的龙泉窑处于就地销售的小规模生产状态，操作简单，制作粗糙。产品以碗、钵为主，釉色青黄，无光泽，多施半釉。唐中期以后，产品种类增加，多通体施釉。五代时期生产的一种淡青釉瓷器，胎质细腻、造型端巧、刻花纤细，别具一格，深受人们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