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府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原为清朝贪官和鲜的居所。嘉庆四年（1799年），和鲜贪情败露被抄家并赐死，嘉庆帝遂将和宅赐予其弟——乾隆十七子永縕，成为庆亲王府。咸丰元年（1851年），奕被封恭亲王，1852年入住府中，改称恭王府。此后将近40多年，奕历经三起三落，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恭王府去世。
恭王府是北京城区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目前全国第一座以清代王府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馆。恭王府博物馆正在恭王府原址上修建，其府邸的复原修缮、室内的原状陈设，都需要对王府文化深入细致地研究，其中王府使用瓷器的情况是研究的课题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作为府邸居所，恭亲王及其庞大的家族用于陈设、祭祀、生活的瓷器数量应不在少数，但由于历史的更迭、社会的动荡和瓷器本身的易碎性，可供参考的王府旧藏瓷器荡然无存，特别是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衰败的王府几易其主，一直到2003年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成立之时，在王府旧址上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参考的完整瓷器。四年来，经过恭王府文物研究人员不懈的努力，一些珍贵的历史信息逐渐浮出水面。
一本拍卖图录揭开王府陈设用瓷面纱
2003年恭王府研究人员注意到一本由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富田升教授撰写的《清代皇室宝物的流出》专著，其中专题介绍了1912年一位名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曾从恭王府通过小恭亲王溥伟掠夺性购买了除书画以外的536件恭王府文物，并于1913年分别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进行两次专场拍卖。
通过多方协助，恭王府研究人员前往日本大阪与山中定次郎第四代后裔山中让先生见面，他惠赠当年的拍卖图录《纽约1913年AAA恭亲王竞卖》。
这本图录在日本山中商会的档案室中保存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于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本有可靠的文字及图片记载恭王府流失文物的书籍，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通过这本图录，恭王府陈设用瓷的历史信息逐渐显露出来。
这本图录所记载的536件拍品包括青铜器、玉器、瓷器、牙雕、水晶、翡翠、宝石等清代宫廷艺术品。其中，瓷器的拍卖主要集中在1913年3月1日纽约艺术画廊举行的拍卖会上，共拍卖了133件。归纳瓷器的品种，白釉器物较多，共有35件，占瓷器总器数的26％，其中有宋代定窑系的白釉水盂、明初永乐官窑甜白碗、清雍正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白釉文房用品、明清两代德化窑观音塑像及文房清供；青花五彩瓷器有35件，占总瓷器数量的26％，以明末清初的景德镇观音尊、棒槌瓶居多；在瓷器中还有63件康熙、雍正官窑生产的单色釉瓷器，有乌金、蓝釉、洒蓝描金、红釉、豇豆红、郎窑红、黄釉、天蓝釉、孔雀绿釉、金酱釉、珊瑚红、郎窑绿、苹果绿、茶叶末等十几个品种。
从图录看恭王府旧藏瓷器的年代跨度为宋至清；种类以景德镇明清官窑为主，兼有钧窑、定窑、哥窑等宋代名窑，还有少量的地方窑，如德化窑、法华瓷等品种。
这些瓷器造型精美，制作精良，而且每件都有原配的硬木底座，从器物造型及艺术价值分析，应为恭亲王府内殿堂和大书房的日常陈设之物。
山中商会1912年一举买下恭王府除书画外所有珍藏宝物后并未急于出手，而是在近一年后才在纽约进行了大规模的拍卖，也正是这次拍卖奠定了山中商会的霸主地位。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作者富田升记录了纽约拍卖会定价总额大约为27.6万余美元。他推测从购买到拍卖这一年的时间内，“通过店头乃至个别销售等，已经卖掉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付与拍卖了。若真是这样，拍卖正如字意，成了在库廉卖。”因此我们从这本拍卖图录中所看到的瓷器，可能只是恭王府原藏众多精品中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这本图录无疑是迄今为止最详实的有关恭王府用瓷的原始记录，从中可以窥见王府用瓷的规格和主人的审美兴趣。由此分析恭亲王时期恭王府的陈设用瓷均为历史名窑制品及清前期景德镇官窑制品，府主的审美观念偏重于素雅的单色釉。
修缮工地出土瓷片为研究恭王府生活用瓷提供依据
从1913年美国纽约拍卖图录中我们基本了解了恭王府收藏瓷器的种类、档次，但这些瓷器绝大部分都是属于陈设、文房、祭祀用具。那么，王府当时的生活用瓷又应该是什么档次？有哪些种类呢？
恭王府府邸中路的银安殿早于1925年烧毁，2006年进行遗址考察时，在原址东北侧出土了大量瓷片（图7-9）。这些瓷片中有宋代磁州窑系的黑釉、白地黑花、宋三彩、金元时期的北方粗瓷，更多的是明晚期青花瓷、清前期青花瓷及清晚期青花渣瓦窑粗瓷等，总体上民窑粗器为主，兼有少数的清代前期官窑瓷器碎片。釉色以青花为主，兼有少量粉彩、五彩、单色釉等。
王爷享受着宫廷赡养，衣食住行无不讲究奢华。而恭王府的府主之一恭亲王奕，更曾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为什么在王府中会出土如此之多与王府规制不符的粗瓷呢？
根据《清会典》规定：亲王设长史一人，一等护卫六人，二等护卫六人，三等护卫八人，四品典仪二人，五品典仪二人，六品典仪二人。又七品首领一人，太监四十人。又设六品管领，六品司牧、司饭，七品司库，八品铁匠长、鞍匠长、镞匠长、羊群长、牛群长等。并有参领、佐领、骁骑校、亲军校、护卫校若干人，到王府当差。
由此可知当时在恭王府当差的官员杂役以及丫鬟、仆人、下人等等，人数之多。他们所使用的瓷器只能是民窑粗瓷。从常理推测，这些民窑粗瓷应该占当时王府瓷器很大的比例，因此出土瓷片中，粗瓷居多也符合常理。
在众多的粗瓷中，一块青花粉彩有“乐道堂主人制”款的瓷片格外的引人注目。它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恭王府府主、家眷生活用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瓷片长7.5、宽6.5、高5厘米，呈长方委角形，高足，中空。足底部有青花楷书“乐道堂主人制”六字款从现存残件分析推测，原件应为高足委角长方盘。胎体厚重、笨拙。瓷土筛拣不细，以致烧成后器物胎质较为粗糙。足底露内胎，外边沿经削边修饰。足露胎外侧边缘呈微火石红色。釉汁较稀薄，釉面欠莹润，釉色白中泛青，尤其足底部呈鸭蛋青色。
盘心（图13）用青花料绘四方形双边开光框，框内以浅绛粉彩绘松鹿图案，寓意吉祥长寿。鹿呈回首望松状，右前腿为抬蹄姿，右后腿呈迈步状，使整体画面富有动感，松树干部以墨彩绘成，枝叶为绿粉彩绘制。山坡、岩石用墨彩勾出轮廓，再以浅绿釉覆绘而形成绿草坡地，坡边再以绿粉彩绘青草一簇，对整个画面加以点缀。
足部图案（图14）：足部以青花、斗彩、粉彩、墨彩、金彩等工艺绘成。足部绘三层纹饰。上层用樊红釉绘双线，线内以红釉勾一圈勾莲纹图案，再施黄釉覆盖。中层用金彩绘双线，线内以青花料绘卷草纹，青花卷草纹中部留白，在留白处用绿粉彩填白，具有斗彩之工法。每面中间部位以青花料勾描出荷花形，并留白，在留白处以浅红粉彩填绘花瓣，再以金彩绘出花心。底层以绿釉施底色，再在绿釉之上以墨彩绘出回纹。
该瓷片青花部分有明显的黑褐色略泛紫洋蓝色特征，图案不够清晰，笔触较平庸；粉彩料含粉质较多，体现在器物绘图上给人以疏松不够紧凑的视感；金彩虽为足金绘制，但过于浅薄，缺乏厚重感。
以上特征充分反映出该瓷片符合清晚期光绪时期的瓷器生产工艺特征。
乐道堂是恭王府府邸东路的一个主要殿堂，坐落在恭王府府邸东侧院落南端。乐道堂在和鲜时期主要是供下嫁和鲜之子丰绅殷德的乾隆小女儿和孝公主居住。清代咸丰时期，奕受咸丰帝恩赐迁入恭王府，在乐道堂办公和居住。
乐道堂系道光皇帝御书赐额而得名。恭亲王奕《墓茔乐道堂闲居信笔书怀四律》题注：“堂额为成庙御书所赐，恭悬正室。翠华山茔庐落成，敬移悬挂，仅另摹勒一方，仍悬邸第，以示纪恩，永矢弗谖之意。”（《萃锦吟》卷四）
也因此奕自号“乐道主人”。奕《古近体诗·自序》写道：“乐道堂者，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年）宣宗成皇帝御书所赐额也，因自号曰乐道堂主人。”（《乐道堂诗钞》卷一）。其诗文集也以“乐道堂”为名，可见御赐“乐道堂”匾在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分析，奕晚年定制的恭王府专用瓷器上注以“乐道堂主人制”是符合历史背景的。
清代王府堂款简述
自明代起，便有王府定烧专用瓷器的记载，器物底部书写款识也较为常见。传世与出土瓷器中的王府款如德府造用、长府造用、赵府造用、晋府造用、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潘府佳器、郝府佳器、秦府典膳所。
到了清代，王府及其府主成为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或高官，或厚禄，不但由朝廷拨给俸银，还给予府邸田地，这些优越的待遇加上显赫的身份，促使他们追逐生活上的享受，在观赏、生活用瓷方面，自清代康熙时期就已有王府府主效仿宫廷帝王御用瓷而定制带堂款的专用瓷的记载。例如清道光丁未定王府行有恒堂制造款识的粉彩瓷器，为睿亲王府定制的“退思堂”款瓷器等。
亲王所定制的带有堂、斋、居号的专用瓷，绝大多数是在景德镇制作，工艺水平力求达到宫廷官窑标准，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分析清代王府所定制的专用瓷不是出自为宫廷烧制官窑器的御窑厂。其品质要比同时期民窑的作品工艺水平高。鉴于它的制瓷水平和一个历史时期特定群体的艺术类别，有少量佳品被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收藏并研究。
目前在社会上是否还流传有王府专用瓷器呢？我们知道清代的皇帝在定制宫廷瓷器时不惜工本，在满足宫廷日常使用的情况下，还会赏赐王公大臣。因此，宫廷官窑瓷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存藏的地域也相对宽广。而清代王府定制专用瓷仅是满足本府使用和赏玩，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在社会上很难见到王府定制的专用瓷器。
但在2005年的一场拍卖会中曾经出现过一件“清光绪粉彩描金高足盘”，也是“乐道堂主人制”款，制作工艺、绘制手法等均与在恭王府出土的瓷片一致，实为难得。
综上所述：恭王府用瓷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1913年出版的纽约拍卖图录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王府陈设用瓷原始资料，原址出土的“乐道堂主人制”瓷片则为我们提供了王府生活用瓷的实物标本。但是王府府主专用瓷定制的过程、方式、途径等一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随着恭王府博物馆的建设，随着王府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期待，同时相信清代王府中更多鲜为人知的真相将被解开。
定窑白瓷三足炉
霁蓝釉堆塑狮纹大罐
青花风景人物凤尾尊
延伸阅读
清代青花瓷总况
清代是中国瓷器在胎骨、瓷釉、色彩、造型以及纹饰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时期。从顺治、康熙发展到雍正、乾隆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清代早期青花瓷一般以康熙到雍正时期为代表，特别是康熙青花瓷器成就最大，其造型多样，工艺精细，色调青翠欲滴，荣有"翠毛蓝"、"宝石蓝"和"青花五彩"之誉，为清代之冠。常见器形有碗、盘、瓶、尊、香炉和文房用具等。民窑器型丰富，以大件为多，如大方瓶、观音瓶、花觚、凤尾尊、棒槌瓶等。装饰图案以山水、人物、花卉、禽兽、博古图、锦地百花、月景图画、书法等为主。雍正青花瓷以精细著称，瓷质莹洁，典雅优美，器型大致分两类，一类完全仿明代制器，以仿宣德器为佳，另一类具有永乐宣德点染晕散的特征。各地窑口以景德镇青花瓷作品较多。
乾隆时期是清代制瓷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社会的繁荣昌盛和乾隆皇帝的爱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造型独特新颖的作品，如交泰瓶、转心瓶、洗口盖碗、贯耳投壶、八方贯耳扁腹尊、壶等。青花器底一般为砂底，足脊滚圆，有的涂以黄色或黑色釉。清代嘉庆、道光、咸丰三朝青花，在总体水平上开始下滑，出现了逐渐衰退的趋势。
越南的海捞瓷：中国清代青花瓷
自康熙至雍正、干隆，中国外销瓷风行海上，盛况空前。清代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真实记录了这一热闹景象：“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迳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古人曾用洋溢着禅意的语言描述青花瓷“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肇始于唐，兴盛于元，发展于明，恣肆于清的青花瓷，借助中国绘画中工笔、线描的传统技法，融合了水墨画的写意效果，至康熙、雍正、干隆三代，把青花瓷的烧制推上了新的高度。近年来，从越南打捞出水的清代瓷器，即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清三代”青花瓷的靓丽一隅。越南出水中国清代青花瓷越南水下考古，始于1990年，先后打捞五艘古代沉船。1990年至1992年，越南头顿省在槟榔岛打捞出水清代康熙年间瓷器6万余件。1997至2000年，越南国家航海救护总公司，在占婆岛打捞出水中国明代青花瓷一批。1998至1999年，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组织考古队，在金瓯省沿海打捞出水题有“大清雍正年间制”款的青花瓷5万余件。2001年至2002年，越南平顺省文化厅协同新加坡航海探险公司等单位，在平顺沿海打捞出水明万历时期青花瓷1万余件，在富国县安泰社海域，打捞出水明代万历时期青花瓷1万余件。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曾于2008年共同举办《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精品展》，共展出在越南头顿、建江、金瓯、占婆岛、平顺海域打捞出水的中国明清青花瓷200余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中越两国考古专家，经对越南出水青花瓷研究比对，判断产地在中国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地区烧制。胎体多为白色胎质，青花呈色蓝中泛灰黑，多为芒口。器形为中国传统陶瓷造型居多，并有一部分具有欧洲风格的盛用器、饮用器。
清代青花瓷的工艺和发展
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青花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
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浅谈景德镇的“四大名瓷”
陶瓷， 是我向这个世界宣泄感情的独特方式， 把隐藏起来的情绪和压抑住的性格用泥与火炼烧出来。所以我说，陶瓷是另一个我，另一个更加真实的我。出生在景德镇，我一直觉得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而更加幸运的是我喜欢这里，喜欢陶瓷。从幼时开始，身边的朋友和亲人都说大城市有多好，多么发达， 大家都向往着前沿的科技， 向往着霓虹灯下的灿烂生活。但是，景德镇这座城市在这几千年来也用自己的韵味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示自己的美。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里，可能会被这里混乱的交通，以及一些破旧的房屋给吓跑了，不过当你在这里多了解一点，你会发现，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特产美味至极，这里的文化底蕴通过几千年的积淀越发深厚。
景德镇青花瓷花瓶仿古摆件
景德镇的四大名瓷是这里的瓷业砥柱，分别为颜色釉瓷、青花瓷、玲珑瓷和粉彩瓷。要说景德镇白瓷如玉，那么颜色釉瓷就是宝石了，其釉色可谓五彩缤纷，晶莹夺目，被誉之为人造宝石。颜色釉是在釉中掺入不同金属氧化物和天然矿石为着色剂，施在瓷器的坯胎上，再将坯胎高温焙烧，烧成后呈现不同颜色的瓷器。由于窑变的不确定性，每件颜色釉瓷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绝品。其红釉光艳华丽，青釉素洁雅致，黄釉明朗清晰，花釉斑驳古雅。而结晶釉则更变化无穷，爆发出大小不一的品花，花团锦簇，光芒四射，其艺术效果之妙是难以形容的，所以说釉是陶瓷的另一层生命。高温颜色釉绘画是经过高温烧炼下的二度创作，是利用自然界的金属氧化物为色剂，将硅、钙、钾、钠及多种矿物质元素科学配置成釉料，浮附在陶瓷坯体上，经过1300多度高温形成的液态玻璃质，其交融、渗透、流畅，形成晶莹绚丽、斑驳厚重的色彩。而且其成品率也是极低的，10个陶坯一起放入1300℃以上的炉火中烧制，一般仅有2个到3个成品能够完好无损地出炉，成功率仅有20%。
说到青花，这应该是大家对景德镇瓷最熟悉的瓷种了吧。青花艺术有着古朴的意境，其起源于元代，盛于明清，传承发扬于现代，近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之成为古代东方艺术的代表而举世闻名。用青花色调表现山水等具有苍翠古朴的格调，特别是经过岁月的沧桑，逾显其古朴之神韵，使人回味无穷。青花瓷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青花玲珑瓷是在瓷器坯体上通过镂雕工艺， 雕镂出许多有规则的“玲珑眼”，然后以施釉烧成后这些洞眼成半透明的亮孔。景德镇青花玲珑瓷是明永乐年间在镂空工艺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据说青花玲珑的创烧还有一个故事。在宋代景德镇瓷器中有一种叫熏炉的产品，炉盖采用镂空装饰，在烧成过程中，由于釉料的高温流动性好，加之烧成温度往往控制不严，常使窑内温度过高，从而使釉料熔融后流动而将炉盖上的孔洞填平，出窑后对光一照，光亮透明。这种偶然的产品缺陷却使工匠们大受启发，终于在明代永乐年间成功烧制出晶莹剔透的玲珑瓷器，永乐年间的玲珑瓷流传极少，很不易见。晶莹、幽雅的青花玲珑瓷，外国人称其为“嵌玻璃的瓷器”，数百年来一直誉满中外。碧绿透明的玲珑和淡雅青翠的青花相互衬托，其釉面白里泛青，料色青翠欲滴，玲珑碧绿透明，釉中有釉，花里有花，结合得天衣无缝，展示着我国古代制瓷业高度的技术成就和艺术成就。
粉彩瓷， 也是我画瓷器最多的瓷种。其不同于青花、玲珑和颜色釉，是一种釉上彩瓷，而前三者都是属于釉下瓷。那么，釉上瓷与釉下瓷究竟有着什么区别呢？所谓釉上彩是指在已烧成瓷器的釉面上用彩料绘画，再入窑在600～900℃之间进行二次焙烧而成的品种。这种彩，因施在釉上，用手扪之，有凸起感觉。粉彩就是釉上彩瓷的代表，其也可以称软彩，是在古彩基础上，用国画技法发展而成的低温釉上彩。从施彩的方法看，粉彩在素胎白瓷上勾出图案的轮廓，然后在轮廓内填上一层玻璃白，再在玻璃白上堆填色料，用干净的毛笔轻轻地将颜色洗染成深浅不同的层次，这与中国画中的没骨画法有着相似之处。由于玻璃白对彩料的粉化和乳浊作用，使彩绘颜色粉润柔和，画面细腻工整，形象生动逼真，并有浮雕之感。粉彩始创于康熙，极盛于雍正，粉彩的问世撼动了青花这几千年来的霸主地位，迅速成为宫廷新宠，在所有的彩瓷中，粉彩的表现力为第一，其艺术价值也是极高。就我而言，我画的较多的就是粉彩花鸟，是将国画的花鸟运用到粉彩瓷中，以粉彩为技法的花鸟柔和生动，仿佛在瓷面上舞蹈一般，鸟的性格、花的娇艳都是我在用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
粉彩的收藏价值是在不断攀升的，俗话说“盛世收藏，乱世黄金”，翻开近年来中国陶瓷拍卖成交表，粉彩瓷器从2000年开始价位连年飙升，一件雍正粉彩橄榄瓶，在香港的成交价达到4150万港币，而另一件清乾隆的粉彩瓶，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更是拍出528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所以说，粉彩瓷不管是在艺术方面还是在价值方面都是十分可观。
清代外销瓷:西方宫廷贵族收藏至爱
瓷器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此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由于瓷器制作技术在中国的各种发明中工序最为复杂，难度最大，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仿制中国的其它发明均以成功，却还不能在欧洲手工工场中烧制出可以同中国瓷相媲美的同类产品，因此只能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瓷器也一度笑傲欧洲，独步世界，垄断了欧洲的工艺瓷与日用瓷市场，精美的瓷器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7—18世界的欧洲，英文中国“china”成为了瓷器“porcelain”的代名词，中国就是瓷器，瓷器就是中国。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国古陶瓷经历了自汉唐以来南青北白，宋代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单色釉;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以及至元青花瓷为代表的釉下彩;金、元时期红绿彩为代表的釉上彩;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等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等陶瓷装饰艺术形式逐步发展，陶瓷工艺技术不断改进，取得巨大成就后，陶瓷工艺技术和陶瓷装饰艺术都达到成熟自如的清代产生的。清代陶瓷在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在装饰技法上的不断创新，不仅将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制作技艺达到顶峰，还发明了粉彩、古彩以及为适应欧洲市场需求产生的广彩等陶瓷新品种。从康熙二十三年起，清朝的统治在南方稳固后，重新开始对外贸易，允许欧洲各国商船前来广州，中国瓷器恢复大规模出口。中国外销瓷重返欧洲市场后，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喜爱。随着瓷器出口的增加，欧洲国家的绘画、图案、手工艺也传入中国，不少欧洲的画家也被富豪派遣到广州，设计并指导瓷器的设计。也有一些广东的艺术家依然跟随欧洲商船，飘洋过海，出国学习西洋艺术。清代外销瓷是在中西贸易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和喜好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彩绘瓷。它既保留了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如：吉祥图案、花卉、传说故事、戏剧人物等，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如西洋宗教传说等，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外销瓷中甚至有描绘中国和欧洲海运码头、商行场景、中西交往等题材，清代外销瓷不仅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题材，在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技法中也做足了文章，而且在各种技法之间自由搭配组合，产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形式。如青花粉彩、镂空粉彩、贴塑粉彩……清代外销瓷的细分品种在百种以上，超越历代，也超越清代官窑和内销民窑的品种。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以赞美诗的语言称颂中西文化交流：“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和最发达的文明(欧洲)仿佛今天汇集在一起——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过上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清代外销瓷正是东西方伟大文明相汇集、相交流、相融合的产物和杰出范例。
中国瓷器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国外最畅销的产品，除当时海上交通发达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东方民族色彩的瓷器，作为餐饮器具不仅可以代替简陋的木器、陶器和昂贵的金属器，同时也作为艺术品，被皇家贵族陈设在宫殿、厅堂，用来显示其高贵富有的身份。当时在世界各国上层社会里，无不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进入17世纪，欧洲皇室和宫廷开始兴起中国瓷器之风。路易十四特意在凡尔赛宫修建了一座瓷宫，不惜重金大量收购在中国景德镇订烧的青花、五彩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其夫人曼德侬，由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特命人将他们夫妇的画像送往中国景德镇，烧制在五彩瓷器盘上，这件瓷盘至今保留在葡萄牙。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收藏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普遍收到欧洲各国人们的喜爱。西班牙马德里城的皇宫和何郎龙茨宫，设有瓷器陈列室，国王腓力二世收藏的中国瓷器约有3000余件。大量收藏中国瓷器成为当时英国、德国上层贵族社会流行的风气，宫殿内摆满了中国陶瓷。这些闻名世界，被西方宫廷贵族、上层社会视若珍宝，竞相购藏的中国瓷器，就是清代的外销瓷。20世纪之前，西方对中国所有美誉都是针对通过贸易而来的大量舶来品——中国外销瓷的，17世纪末以后，尤其是针对清代外销瓷的。
清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特征
清代早期景德镇窑的瓷器生产，也像明代推行“官搭民烧”的制度，这不仅充分释放了民窑的生产潜力，调动了工匠的积极性，提高了民窑作坊的规模及烧造精细瓷器的技术，而且由于当时官窑民窑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无形中也刺激了民窑青花瓷器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清初青花瓷器生产以民窑居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清初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具体特征，有如下几点：
（1）胎釉：清初青花瓷器胎体厚重呈灰白或灰黄色，瓷化程度较好，胎釉结合紧密，多数釉面呈鸭蛋青，透明度较差，光泽度不强，个别釉面有缩釉，大部分有酱口，同时许多大件琢器底部不施釉，修胎也不太规整，盘碗底部厚重，口沿逐渐扁薄，圈足稍微向内收，有的器物足沿经过工匠仔细修琢后，还出现有泥鳅背现象，较光滑，底边还带有窑红即火石红。
（2）青料：清初青花瓷器大部是使用国产浙料绘制，大致有青翠淡雅与灰篮等种，总体呈色稳定，少数趋于灰暗，也有一些青花晕散和纹饰模糊现象。
（3）造型：清初青花瓷器多以生活用器为主，陈设器为辅，造型侧重于实用性，基本是延续明代的传统式样，形制上还多具有明代古朴浑厚之遗风。
（4）纹饰：清初青花瓷器的青花纹饰质朴自然，绘画一反已往单线平涂的方法，而是釆用多线平涂的技法，讲究匀称，疏密有致，相互辉映，粗犷豪放，同时纹饰题材丰富，常见有动物纹、植物纹、山水图、博古图等，龙纹高大雄壮，矫健有力，有腾云驾雾之势，麒麟纹常和挺拨的巴蕉叶画在一起，相映成趣，而且蕉叶纹中常留白。
总之，对清初民窑青花瓷器的鉴定，必须广泛地接触清初青花瓷器物，才能培奍和提髙鉴赏水平，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和中肯的鉴定结论，正如古人所说：“操千曲而后晓，观千剑而后识器”。这话说得很有道理，鉴定青花瓷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我们应遵循这一原则，就要多看，多对比，多分析以识别真伪。清代龚轼在《陶韵》中曾这样说过青花瓷：“白瓷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见透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无极生。”充分说明青花瓷的艺术魅力。你看，明明笔划简洁，却有一种由内而外的华贵，明明色调单纯，却有一种无法比拟的绚丽，明明恣肆风流，却有一种漫不经心的从容，明明清盈飘逸，却有一种温柔可融的意境……所以说与青花瓷相遇则是一种缘分，当你见到它时，定会立刻被它所震撼、所吸引、所痴迷！
民国总统用瓷不逊官窑
民国时期的瓷业生产，虽然仅经历了短短38年，但与清末光绪、宣统两朝波澜不惊的37年相比，却是瓷业发展的重要变革阶段。特别是辛亥革命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使有识之士纷纷踏上实业救国之道，加速了西方先进的生产制度与制瓷技术的传入。
当时，倡办新式产业、新式教育、革新民族工业蔚然成风。这种情况也为瓷器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各地窑场的经营方式与陶瓷生产的技术模式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瓷器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均有所抬头，出现了工艺改良与创新品种。
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瓷业生产遍及全国，呈现出千年窑火不熄、陶瓷文化延续不断的景象。当时，北方有河北磁州窑、彭城窑、唐山窑，陕西陈炉窑，山东博山窑等；南方有江西景德镇窑、湖南醴陵窑、福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广东石湾窑等。
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民国瓷虽然精品不多，质量也难与宋代五大名窑、明清官窑瓷器比肩，但其中不乏精细之作，艺术表现力也毫不逊色，至今仍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除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名家制瓷和空前繁盛的仿古瓷外，民国期间还烧造了许多纪年款、室名款、陶人款、纪念款瓷器，同样独具时代特色。其中，以与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关的洪宪瓷及其他总统用瓷在社会上流传最广，最为复杂，也最受争议。
所谓洪宪瓷，即落有“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识的瓷器。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数件此类款识的瓷器，如一件粉彩人物纹瓶，口径10.1厘米，底径10.3厘米，高27.7厘米，腹围50厘米。造型为撇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圈足。口沿描金，口内施松石绿釉。器身通景绘粉彩山水人物纹，题名为“渊明爱菊”。底亦施松石绿釉，书红彩“洪宪年制”四字楷体双方框款，款识工整。
从馆藏的这些洪宪款瓷器看，主要是仿雍正、乾隆朝的粉彩、珐琅彩风格，造型以碗、盘、瓶居多。这些瓷器胎质细腻，釉色白润，绘画生动，施彩艳丽，制作之精可与历代皇室的官窑器物相媲美。
总统用瓷以“居仁堂制”、“静远堂制”款瓷器为代表。“居仁堂制”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粉彩开光博古图梅瓶，口径4.2厘米，底径7.7厘米，高25.7厘米，腹围48.2厘米。造型为小口，短颈，圆肩，腹下内收，圈足。颈肩部绘粉彩缠枝花卉纹。器身绘粉彩开光图案，其中花叶围成的两组大开光内饰博古图，扇形与圆形小开光内饰花卉纹。开光外饰以花卉纹。底书红彩“居仁堂制”四字双行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静远堂制”款瓷器则是徐世昌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红地粉彩描金开光花鸟纹瓶，口径9.8厘米，底径9.3厘米，高31.7厘米，腹围48.5厘米。造型为撇口，束颈，丰肩，长圆腹，圈足。器里及外底施白釉。瓶腹部两圆形开光内各绘一幅粉彩花鸟图。开光外通体饰珊瑚红釉为地，上饰描金缠枝花卉纹。底书红彩“静远堂制”四字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此外，还有曹锟任大总统时的“延庆楼”款识瓷器，蒋介石任大总统时的“蒋”、“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正”款瓷器等。
纪念瓷以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地描金粉彩开光山水纹瓶为代表。此瓶口径11.9厘米，底径14.8厘米，高32.3厘米，底书“江西陶专精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从资料记载来看，这件大瓶与1947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由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设计制作的那批礼品瓷风格一致，堪称民国瓷中的精品。
它们曾经征服世界——谈谈清代外销瓷
“‘中国’的英文名曰‘瓷器’，从现在西方收藏的藏品和打捞沉船出水的瓷器看，很多瓷器并非单纯是当作手工业产品出口的。西方人注重的并不完全是它们的使用功能……其实，西方人多半注重的是它们的观赏价值，它们的审美性。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所以，说到底，瓷器也好，丝绸也好，它们实际上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征服世界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竟然是用一种文化产品来命名的，可见得文化产品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多么重要。”——作家张贤亮先生虽然不是中国古陶瓷的专家，但他对中国外销瓷的见解确是格外精辟的。
瓷器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自唐代开始输出海外，历经千年，随着东方新航路的发现，于明代远渡重洋到达西方，并在清代达到极盛。
瓷器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
从瓷器的物质文化层面上讲，瓷器自古就是中国人主要的饮食器具,然而在西方,瓷器的生产一直是个谜。自从中国瓷器传到海外，瓷器就一直受到各国人士的追捧，然而他们摸索了几百年也没有搞清楚，瓷器究竟是用什么材料？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迟至1709年前后，欧洲才刚刚烧成硬质瓷，当时中国瓷器已有1500年以上的烧造历史，是世界上生产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品质最优秀的瓷器。这个时期的清代青花瓷在元、明青花瓷的基础上，不但在材料、工艺、烧造技术上取得全面进步，装饰题材也大大扩展，且画工技艺高超、线条精细、分水色阶丰富、发色艳丽，画面生动传神。正如英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哈里·加纳在《东方的青花瓷》一书中所说，“它们被人们认为是青花瓷成就上的顶峰”。
清代五彩瓷也在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开创了从画到填，全部在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完成的新工艺，代表着景德镇陶瓷五彩的最高水平和最高成就。而清代陶瓷划时代的新成就则是发明了粉彩瓷。粉彩是受西洋珐琅彩及其制作工艺的影响，改进传统的釉上彩料和画风而形成的一种釉上彩瓷新品种。清代粉彩受到西洋绘画技法的影响，在翎毛、花卉、人物、山水纹饰上出现了光线明暗变化和阴阳向背的立体感，表现对象无不栩栩如生。
清代瓷器为适应欧美市场的需要又诞生了广彩。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来华外国商船逐渐增多，当时清政府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停靠广州码头，于是大批外商纷纷在广州订货或来样加工，为了适应外销市场需要，江西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绘瓷器移至广州加工生产。景德镇釉上彩瓷在这里与当地的铜胎画珐琅艺术相结合，融汇中西，使得釉上彩瓷出现了广彩这一新的装饰形式。其特点是构图丰满、绚彩华丽、金碧辉煌。广彩既有我国传统彩绘艺术的风格，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可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三百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外销陶瓷的主要品种之一。
18、19世纪刚刚烧出硬质瓷的欧洲与作为中国古代瓷器装饰艺术和工艺技术高度成熟，集大成时代产物的清代外销瓷相比，其间的差距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清代外销瓷首先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征服了欧洲。
然而，清代外销瓷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美的手工业产品，中国清代外销瓷最重要的是它们还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清代外销瓷(包括明代外销瓷)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征服了世界的。
季羡林先生曾明确地指出：“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是天才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当时他们向往的是中国，学习的是中国。”回顾世界史，欧洲从5世纪到15世纪的一千年里，即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没落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教会扼杀人性，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否定对现世幸福和快乐的追求，要求信徒们拒绝一切美好的东西，甚至连鸟语花香都会被看做是魔鬼的诱惑。欧洲人在这种残酷、黑暗、愚昧的政治、宗教、文化压抑下煎熬了上千年，16世纪以后才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17、18世纪出现了启蒙运动，欧洲才开始觉醒，经过近三百年的反复斗争，才提出了人性的解放，才承认人们追求现世幸福、快乐的权利。但当时这些思想在欧洲还是新兴的思想，新兴的文化。
相比当时的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是承认人性、人欲的合理性，鼓励人们积极入世，鼓励人们追求现世幸福和享受人生快乐的。这种以积极追求和享受现世幸福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引领中国古代社会创造了辉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贯穿在中国古代社会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中。东方新航路的发现，使西方真正发现了中国：人类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并没有接受上帝的主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他们可以追求男女情爱，可以追求风花雪月，他们可以追求白头偕老、可以追求连生贵子，可以追求丰衣足食，可以追求富贵长寿。
西传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时尚，部分地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结构。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的非宗教性的以人为本的伦理型文化给启蒙思想家们以新鲜的思想材料，在批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成为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为由中世纪神学文化向近代科学文化蜕变的欧洲提供了新鲜的思想源泉和刺激力量。
清代外销瓷恰恰就是这一中国文化、这一中国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几乎每一件清代外销瓷都有瓷绘装饰，而这些瓷绘纹样则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什么是意必吉祥？吉祥就是义无反顾地追求现世的幸福!
中国清代外销瓷的数量巨大、传播广泛、画面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在中国文化启迪西方的过程中起到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时势造英雄，是历史的机遇造就了中国清代外销瓷曾经征服世界的伟大历史功业。
均为清代外销瓷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