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遗址早就闻名于天下的五大名瓷,中原就有三种:钧瓷,宫瓷和汝瓷。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期,由于宋徽宗十分喜欢这些烧制的瓷器,便下旨把三大瓷窑定为官窑,只能烧制御用贡瓷。在禹州北门里有一窑址,据考证为北宋早期创烧。此窑专为宫廷御用的官窑,总面积三十多平方米。
黄金有价,钧瓷无价,钧瓷之所以名贵,主要在于它烧制的窑变技术。钧瓷艺人用烧制乳青釉并在釉里面放入铜的成份,放入窑里烧制。烧制过程的神奇窑变的技术,色彩效果各异。即便是同样的配方,色釉的厚薄,窑位的放置,温度的高低,稍有差别,烧成的制品便有天壤之别。进窑一色,出窑万彩,格外悦目动人。最著名的有朱纱红,鸡血红,丁血紫,月白等。那些神奇的窑变红里有紫,紫中有蓝,蓝里泛青,青中透红,五彩渗化,相映生辉。人们将它和玉器黄金媲美:"钧和玉比,钧比玉美。黄金有价钧无价。"名贵的颜色釉历来都成为皇室享用的御品和宫廷贵族争购的古玩。
从其胎质看,主要采用当地煤系中出产的高岭石质泥岩,当地人称它为大青泥,故胎质普遍较粗。从瓷片的断面看,多有细小颗粒,胎一般呈灰褐或灰黄色。瓷化程度与景德镇产品相比明显不同。为了提高烧成温度和产品质量,普遍采用装入匣钵用煤烧制。因胎质粗、釉面多不够光润,有的呈现有细小棕眼,这也是北方民间窑的普遍特点。为弥补这一缺陷,便于在器物表面彩绘和刻划各种图纹,多在器胎外壁施一层细白的高粘度化妆土,之后再外罩一层透明釉,从而为各种器物增添了美的效果。
从釉色和装饰工艺上讲,有青釉、白釉、黑釉、红釉、黄釉、绿釉、酱釉、白地黑彩、白地绿彩、绿釉黑花、白釉刻花、铁锈花、琉璃釉、宋三彩、珍珠地、凸线纹、兔毫纹、乳浊釉、油滴釉、鹧鸪斑等。其中窑变黑釉,所用原料是采用当地的黄土,因含铁量高,烧成后成黑褐色。又因施釉厚薄、窑温高低、火焰气氛的不同,往往在烧成后出现黑赭、黑褐、黑蓝、黑绿等不同釉色。还有绞胎、镂空、模印等。此外,还分釉上彩、釉下彩、高温釉、低温釉和仿定窑、仿钧窑、仿建窑等。清末和民国初年在彭城、富田两地还烧制青花瓷器。从已发现的器物中有各种盘、碗、瓶、罐、枕、盒、笔筒、帽筒、痰盂、绣墩以及书写“民国二十一年”、“民国二十三年”纪念瓶和“民国四年”纪年枕等。青花颜色一般偏淡,与清代前期青花瓷明显不同,均属民用瓷。
0制1瓷工艺种类极为繁杂,并且很多器物上书有各种铭款,为国内各地民间窑所少见。因此在宋、金、元时期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除河北本省外,外省如河南的鹤壁窑、登封曲河窑、修武窑、当阳峪窑和禹县扒村窑、山西介休窑等,特别是它的白地黑花绘画工艺,还影响到南方的四川、江西、广西、广东、福建和东北辽宁的缸瓦窑等,形成一个庞大的磁州窑体系。从考古材料发现,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出土,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北京元大都遗址发掘中,出土有大批磁州窑瓷片标本和许多完整器物。如元白地褐彩罐、白地褐彩四系龙纹扁瓶、白地褐彩鱼纹盆等。同是在元代窖藏出土文物中也常有发现,如1969年11月在房山良乡南关窖藏出土文物中,就曾发现一白地黑彩凤纹罐。同时在房山城里文物窖藏中也发现三件白地黑花罐及两件黑釉梅瓶。1975年3月在东城区鼓楼中学窖藏中出土一白地黑彩凤纹大罐,高44厘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前后在西城区白塔寺白塔的北侧二层台上一龛内出土一白地黑彩罐,上题有诗文:“夹岸苍苔蔽绿苔,红林黄叶画屏开,彩船遥指十洲去,一派韶音天畔来(游十洲)。”其出土地点和诗文内容均为过去所少见。资料表明,磁州窑瓷器当时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国外,解放后在我国明州(宁波)古港遗址中就出土过不少磁州窑瓷器,其中有罐、盆、碗、缸、瓶和瓮等。当时磁州窑瓷器大量出口,在非洲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就曾出土过白釉赭色菊花纹盘、碗、罐之类的器物。并与元大都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日本九州福冈修建地铁时,在发现的大量中国瓷片中不少都属磁州窑制品,这在当时我国北方民窑中是不多见的。
磁州窑不仅因为它规模大、产量高和历史悠久而出名,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各种制造工艺具有民间艺术和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尤其是它各种器物上的绘画和题铭最具特色,完全摆脱了官府的各种规制,而按照民间习俗和需要自由发挥。装饰内容的选题,主要来源于自然和生活。以写实为主,重于创新,其纹饰内容多为自然界的山水、树木、花草、牡丹、荷莲、菊花、水藻、云纹、龙纹、凤纹、游鱼、老虎、奔马、奔鹿、跃兔、芦雁、鹭鸶、飞鹤等。并且还常以人物画来装饰各类瓷枕,如《童子钓鱼》、《童子竹马》、《二童比武》、《童子风筝》、《童子牧鸭》、《少女蹴鞠》、《柳荫读书》、《柳荫观鱼》、《马戏》、《拜月》、《望月》等。还有的把整个幼童雕刻成枕面,呈趴卧状、仰头、跷脚、两眼圆睁、手提绣球,下面再精雕一长方形座,把幼童托起,显得十分精美生动。首都博物馆收藏有两件磁州窑人物枕,一为1980年在房山区出土的宋三彩人物枕,高13厘米、长42厘米、宽20厘米,主题画是西汉萧何追韩信的故事。周边纹饰为山石、花卉、祥云、垂柳。另一件为金代赭色人物枕,高136厘米、长39厘米、宽17厘米,主题纹为一男士与一妇女似在讲话,旁立一少年,山后有一老者目向前方呈观望状。周边画有山石、花卉、树木和房舍等,枕底题:“王氏寿明”款。每一件瓷枕上的画面,都充满着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给人以美的享受。
磁州窑的另一特点是以各种纪年、题句、姓氏、题诗款来装饰器物,其书写方法无一定规格,非常随意。如纪年款的写法,与后来的官窑写法完全不同,官窑款识只反映朝代和皇帝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等,不加其它内容。民窑款的写法却另有一番风味,如一件白釉罐上所书:宋“阿弥陀佛天寿二年三月李吉泰叩敬造”罐的主人显然是位佛教徒,为敬佛而烧制的。又如1988年山东省城武县出土的一件瓷碗上所书:金“泰和三年十二月买二只”,但“二只”属何物没有说明,类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在各类题句款识中,常见有警句、吉祥语、俗语等,如“众人无语,无事早归”、“孤馆雨留人”、“国家永安”、“镇宅大吉”、“利市大吉”、“天地大吉”、“长命枕”、“牛羊千口”、“天地大吉一日无事深谢”、“贫居闹市无相识,富住深山有远亲”、“风吹前院竹,雨折后院花”、“清风细雨,黄花绿叶”、“清吉美酒,醉乡酒海”、“甜香味美最为善”、“红花满院”、“道德清净”、“有客问浮世,无言指落花”、“风花雪月”等。上述题句多写在各种瓷枕上,完全采用民间白话语言,既增加了民间文化气息,又具有吉祥之意,故深受百姓喜爱。
姓氏款,均见于各式瓷枕上。常见有:“张大家造”、“吉祥张家造”、“张大家枕”、“张白家造”、“花瓶刘家造”、“滏阳陈家造”、“漳宾逸人造”、“赵家造”、“李家造”、“王家造”、“申家造”、“王氏寿明”、“王氏天明”、“赵小奇”、“程三程小”等。以上可看出在当时可能都是为不同姓氏人家所烧制,但以张姓为最多,这说明张姓在本地属于大姓,同时也可看出当时民间用瓷枕作枕具也是一种时尚。考古资料表明,磁州窑烧制瓷枕的窑址已发现多处,并且延续时间长达三百多年。
题诗款在各种器物上也可经常看到,但以瓷枕为多见,其内容丰富多彩,各不相同,有的悲观消极,有的欢乐向上。如,一瓷枕上写道:“时难年荒事业空,兄弟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十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时余游颖川,闻金兵南窜,观路两旁骨肉遍地,可叹可叹。为路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闻一片喧哗,自觉心慌,思之伤心悲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诗,少觉心安,余困居寒城半载,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日也。”瓷枕二,“左难,右难,莫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到头来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后悔晚。病患过,谁救得贪心汉”。瓷枕三,“常忆离家日,双亲拂背言,过桥须下马,有路莫行船,未晚先寻宿,鸡叫早看天,古来冤枉者,尽在路途边”。另在一张白地黑花壶上又书道:“晨鸡初报,昏鸦早噪,哪一个不在红尘里闹?路遥遥,水迢迢,利名人上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好,人不见了——调寄山坡羊。”以上题文多反映了人们的遭遇和生活艰辛的消极心态。然而故宫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瓷枕上题写的一首《小桃红》,曲却有所不同,曲曰:“幸奉佳诞笑声喧,喜贺今辰宴,馥郁响香小庭院,画楼前,祥祥冉冉分明现,南级老人持丹诏,寿赐一千年”,这应是一件为人所烧制祝寿求平安的常用枕。另一瓷枕上的题诗为:“寒暑难迁,名利萦牵,得禄时平地神仙,忙中光影,醉哀长年,也由人,也由地,也由天,千卷窗前,有时行,有时坐,有时眠”。还有的瓷枕上题写:“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怀念千张纸,心藏万卷书”。这两件瓷枕上的题诗,反映了当时读书人自由安详的生活和潜心研究学问的心态。同时上述题诗也反映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其生活状况和心态的差异。另外也有在瓷枕上题写“福”“寿”“德”“禄”等单字,表示吉祥的。此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书有“仁和馆”款名的小口四系瓶,瓶上部施白釉,下部施黑釉“仁和馆”三字斜书在瓶肩上,属常见的磁州窑器型,山东博物馆也收藏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肩部斜书“太平馆”三字,两瓶造型完全相同,应同烧于一窑,近年在河北省彭城发现的宋代窑址中,常有斜书“馆”字瓷片的发现。根据史料记载,“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字,笔者收藏的一件小口四系瓶,胎质、釉色和造型与“仁和馆”瓶完全相同,只是肩部没铭款,而以几片草叶纹代之,这种小口四系瓶,在我国北方各地博物馆及旧货市场上常能见到,但带铭款的极为罕见。这种瓶当时属于一种盛酒或盛水的容器。
以纪年、题句和题诗等装饰在器具物上的工艺手法,始于我国湖南唐代长沙窑,常见的纪年款有,如唐“元和三年”(808年),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年)五月五日造也”等,题句款有如“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等。题诗款,有“万里人南去,三秋雁北飞,又知何岁月,得共汝同归”;“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亲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等。因此,磁州窑以各种题铭在器物上作装饰,应是在长沙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运用上更加广泛,在内容上也更加丰富了。这在我国北方,甚至全国诸多民窑中,是极为少见的。元代,我国江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后,北方各地绝大部分民间窑都停烧了,唯独磁州窑仍在继续烧造,并且还有新的发展,历经宋、元、明、清各代直至新中国成立,从未停烧过,它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这与它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适应广大人民的需要,因而深受人民大众之喜爱是分不开的。
笔架山宋窑 位于湘桥。城东笔架山西麓。古遗址北起虎头山,南至印子山,绵延2公里,窑址鳞次栉比,至今笔架山脚一带的群众,仍称该地为“百窑村”。
笔架山窑场始创于唐,极盛于宋。其产品远销国内外,成为中国陶瓷出口基地之一,被誉为“广东陶瓷之都”。产品种类繁多,主要有碗、盒、盏、灯、炉、杯、壶、盂、豆、釜、洗、枕头、粉盒等日用器皿和瓶器、人物、玩具等工艺瓷,其胎质坚密,别具一格。釉色以影青釉为主,兼有青、白、黄、酱褐釉等,釉质晶莹润泽、如银似玉,多数不开片或只是极细的鱼子纹片;饰纹以划花力主,还有雕刻和镂空的。新西兰学者艾黎在参现了潮州古瓷器展品后,兴奋地说,“我在国外看到好多古瓷器,原来它的老家就在这里!”笔架山宋窑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自1953年起,广东省博物馆及潮州文化工作者,配合基建工程多次对宋窑遣址进行考古发掘,失后清理了11窑遗址,其中既有阶级型龙窑,还有斜坡式龙窑。最长的十号窑残长78米,宽约3米,除窑头及火膛被毁外,窑壁、窑尾、隔火墙、阶级隔梁等均保存完好,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瓷器,其中有被列为一级藏品的“麻姑进酒”、有小洋人和哈叭狗等玩具,还有饰以八字胡的观音佛像。而最宝贵的是在几个释迎牟尼佛像座上刻有“治平”、“熙宁”等年号及“水东中窑甲”、“匠人周明”等匠工姓名的铭文。
笔架山宋窑遗址,是我国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对研究我国南方瓷业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近代,潮州陶瓷生产基地已移在枫溪、古巷、凤塘一带,以及饶平的三饶、九村等山区腹地。潮州陶瓷尤以工艺美术瓷著称,具有“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馨’的赞誉。在彩绘工艺上也推陈出新.形成了创意高雅、格调清新,线条流畅,层次分明,色彩丰富,填彩堆金,素淡金碧,各赋其神的潮州风格。从笔架山宋代“百窑村”,到枫溪陶瓷业的再度崛起,折射出潮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及陶瓷文化的灿烂光辉。
有关笔架山宋窑的传说故事:
相传宋代百窑村里有个祖传的烧火师傅,姓徐名旺,烧窑看火技艺炉火纯青,先重聘于人看火候,后来他渐渐有了积蓄,便自己建了一座窑。新窑点火时,只见窖内五光十色冲天起,笔架山方圆几里,祥云不散。村人纷纷向徐旺庆贺,说这是吉祥之兆。谁知有好彩头而没有好结局,到开窑那天,打开窑一看,一窑瓷器全部烧成碎片,徐旺急得当场昏倒在地。
几天后,夫妻把窑内瓷片倒到韩江里。有一次徐旺老婆发觉倒出的碎片中有一只花瓶,打捞不及,被江水冲走。回家后,徐旺说他从窑底捡回一只花瓶,妻子看了说,和漂走的那一只一样,夫妻俩颇觉得奇怪。当天夜里,窑神托梦给徐旺,说玉帝怜他夫妻勤劳、善良,特吩咐窑神给他家造了一对雌雄宝瓶,助他发达致富,不料雌瓶被他老婆倒到江里去了。窑神还说,隔年六月初六,江里之宝瓶会显灵,到时莫忘下江去打捞。转眼到了翌年六月初六,徐旺竟给忘了。恰巧潮州来了一个红毛番仔古董商,他路过湘子桥时,见桥水底金光四射,心想江里必有宝物。他买来一捆红棕绳,缚上一串铜钱,抛向江里发光处,果然钓起了一个花瓶。红毛古董商懂得这是一只雌宝瓶,有雌必有雄。于是他决心穿街过巷,走村串寨,到处寻找那个雄宝瓶。
有一天,红毛古董商走进百窑村,在徐旺家里发现了那只雄宝瓶。他欣喜若狂,忙摸出一个金锭,叽哩咕噜地指着那只花瓶。徐旺说死也不卖给他,红毛古董商急了,夺过那只雄宝瓶往外便跑。
徐旺边追边喊:“掠(抓)贼呀!掠贼呀!”喊声惊动了四邻,大家纷纷赶来相助。
众人一直追到洗马桥,驻守在桥边的官兵也一齐追过来,红毛古董商见势不妙,为了保住性命,急忙扔掉那只雄宝瓶,他背上的雌宝瓶,也不慎滑出布袋与那雄宝瓶一起摔碎了。摔碎了的雌雄宝瓶汇在一起,流出了许多金灿灿的东西。大家仔细一瞧,原来是黄金碎锭。追在前面的官兵见钱眼开,争相去拾黄金,乱成一片,红毛古董商趁机溜走了。后来,在洗马桥过去的乡里便称为黄金塘村。
考古人员推测,这片平坦低洼区域,就是唐朝时期热闹非凡的“长沙窑”交易市场。在地表或水面100至160厘米以下,还有断断续续的石板铺砌遗迹。(资料照片)
1000年以前湖南的瓷器“长沙窑”曾盛极一时、享誉世界。而当时的生产、销售以及人们生活是怎样的场景?今年4月以来,长沙市文物部门组成勘探队伍,对“长沙窑”的范围和遗迹分布展开全面的调查勘探工作。近日结束的这项调查首次全方位揭示了遗址生产、交易、生活的面貌,“长沙窑”昔日繁华全景崭露峥嵘。
“长沙窑”是世界釉下多彩瓷器的发源地,是唐代著名的外销瓷窑,位于望城县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长沙窑”在我国的工业史特别是陶瓷制作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1982年铜官窑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介绍,此次调查勘探范围比以前更大,也更全面、系统。工作人员在数公里区域进行“地毯式”勘查,不仅发现探明了46处窑址,更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与“长沙窑”相关的作坊区、挖泥洞区、市场交易区、存货区、码头区、生活区、墓葬区等众多遗迹。考古人员发现,1000年以前残留下来的窑址还有清晰可见的窑壁和烧结土,从中出土了大量匣钵、青瓷碗罐、酱釉贴花罐等碎瓷片堆积。
令人惊叹的是,考古人员在石渚湖垸北端发现了一处南北长378米,宽190米的低洼地域,当地人称为“市场湖”。经勘探,在距地表深1.6米到1.7米的位置,存在一层含有匣钵碎片和红烧土块的紧土,并可能存在石板路。这个发现与8年以前印尼的一次“寻宝”传奇紧密相连。1998年,印尼渔民在印尼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载有9世纪中晚唐宝物的沉船———“黑石号”。“黑石号”沉船中数量最大的是陶瓷制品,多达67000多件,其中最多的是长沙窑瓷器,有5000多件,其中器物上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的铭文。专家推测,在长沙窑遗址内或附近存在一处草市,即石渚草市。而市场湖北的这片平坦地很有可能就是“草市”所在地。
参加此次调查勘探的专家表示,随着长沙窑遗址发掘工作的推进,它将全方位展示出当时的工艺、贸易、美术、民俗、文学等,为我们提供盛世华夏的宝贵史料。
有关专家称:将进一步证明江西也是青瓷的发源地
记者昨日获悉,在余干县黄金埠镇刘家山,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古代窑址,窑址内出土的青瓷文物证明,我省也是青瓷的发源地。
昨日,记者赶赴现场采访了解到,这座古窑遗址是在景鹰高速公路余干县出口互通施工现场发现的,位于余干县黄金埠镇上行村委会的刘家山。连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余干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窑址500平方米范围进行抢救性发掘。
从发掘情况看,目前发现龙窑一座,出土了大量青瓷器,有碗、盘、碟、钵、罐、壶、砚台及各类烧具。这次出土的器物,其造型有的雄浑,有的精巧,釉色呈现铀青绿和青黄,色泽精美,为同时期江西窑址所罕见。
从外形看,釉色与浙江越窑有密切联系,胎上施褐彩的碗类器,又与长沙窑工艺如出一辙。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玉璧底器,对研究我国古代瓷器文化有较高价值。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余家栋告诉记者,这个窑的时代为中唐到晚唐,说明余干也是中国古代瓷器的烧制地之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称,我们原来一直认为青瓷的发源地在浙江,这个古窑的发现,填补了江西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进一步证明了江西也是青瓷的发源地之一。
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洪州窑青瓷之美,虽不如汝、官、哥瓷的雍容富态、定瓷的精雕细刻,以及钧瓷的彩艳华丽,但它那纯朴古拙的造型,酥嫩可人、如玉似翠的釉色,以及那变幻莫测的冰裂纹,总是让人充满遐思,如痴如醉。洪州窑青瓷绝不只是褐色一种,其主色以青绿釉和黄褐釉为主,唐代陆羽《茶经》中所指的洪州茶具就是黄褐釉瓷。洪州窑青瓷在装饰手法上有刻花、划花、印花、雕塑和镂空等技法,纹饰以莲瓣、牡丹,以及重圈、水波纹常见,其中数量较多的是莲瓣纹。至于产品类型,更是纷繁多样。除壶、盘、碗等日用品外,还有一些文房用具、陈设品及祭品。然而,历代洪州窑青瓷中占比重较大的,还是那些生活气息浓郁的物品,如壶、盒等,这类器物形象地展现了自东汉中晚期以来,地主庄园经济发展的景象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其艺术性、创造性一直为同时期其他窑场所不及。
两晋时期,洪州窑产品中开始出现在盘口壶、鸡首壶等器物口沿及流、柄处施以褐彩,有的盏内有折腹出现,可能是烧造区不同的缘故。到了南北朝,器型胎薄质细,釉质更显匀净。器型中出现了博山炉、温酒壶,制作精巧的座、杯分体,合二为一的转杯,杯与托粘结烧造成灯盏、五盅盘、格盘等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丰富器物,图案装饰除刻花、划花、印花外,亦采用了堆塑等技艺。这一时期,洪州窑青瓷的装饰以各类莲瓣纹为主流,从这些装饰莲瓣纹器具那流畅的线条、晶莹的釉色和细小的冰裂开片中,不仅反映出制瓷工匠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之心,而且说明了洪州窑的生产技艺已达到了较高水平。
有人认为,洪州窑釉色虽莹润,但釉极易脱落,即使是故宫博物院编著的《中国古陶瓷精品》一书所载洪州窑器物图谱上,也大多以剥釉为憾。然笔者所见洪州窑青瓷精品中,釉色莹润,且丝毫不剥釉,完美至善的精美之器也不在少数。据《唐书·韦坚传》关于洪州窑产品运抵长安的记载,充分说明洪州瓷在唐代确已达到“贡品瓷”的工艺水平。已出土的东汉青瓷鸡首壶和青瓷四系盖罐、西晋青瓷熏香炉和点彩钵、南朝青瓷博山炉和青瓷灶和仿金银器青瓷杯等均属稀世珍品。
彩绘陶潜图瓶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洪宪”。在袁世凯短暂的83天皇帝生涯里,景德镇曾马不停蹄地烧制了一批御用瓷,后来者将其统称为“洪宪瓷”。
底款
关于“洪宪瓷”,流传最广的历史版本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定国号为“洪宪”(1916年)。九五之尊的皇上要摆出一副真命天子的“谱”,当然要设计出许多桥段。袁世凯在阴谋称帝时,亦仿效清朝制度,设御窑,曾派古玩商人郭葆昌(字世五)到景德镇监制,具体操作的陶艺师为鄢儒珍,地点为湖北会馆。
粉彩花卉过墙枝大盘
郭葆昌是个瓷器行家,接到命令后便开始全力延揽名匠画师,仿雍正、乾隆两代官窑瓷器,精心烧制了一批粉彩和珐琅彩瓷器。据说这些瓷器仅仅是烧制费用就用去了140万大洋。当时,在北京城买一套四合院也只要1500块大洋,由此可见这批瓷器可谓是斥巨资打造!
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天津博物馆藏)
在烧制过程中,郭葆昌常常废寝忘食,对烧制成的瓷器更是逐件检视,凡不合格者一律毁掉,所以最后烧制的成品,每个都胎白而薄,色彩淡雅丰满,极为精美。基于这个版本,郭世五也被称为“最后一个督陶官”。
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天津博物馆藏)
洪宪瓷大部分是落款为“居仁堂”的瓷器,“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的器物。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又很有民国风味,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因中华民国总统府设在中南海,袁世凯居住的地方为中南海的居仁堂,所以所烧瓷款为红色篆书“居仁堂”和“居仁堂制”。
袁世凯的皇帝生涯只维系了83天,相应的,“洪宪瓷”也一样短命。
其实当时尚未有“洪宪瓷”之称谓。其后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断,而“居仁堂制”款的瓷器因时间短暂数量极少,但在制作造办处的备余瓷土却有大量积囤,瓷工们又以“洪宪年制”为款烧制了一批,时间横跨两年,与前制“居仁堂制”(觯斋)款统称为“洪宪瓷”。
2005年12月12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以57.2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其后二三十年代,景德镇的民窑仿官窑更是以“洪宪年制”为标准,精美不亚于原时之器,遂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含御制、官窑、民窑仿官窑(后期)三大构成的收藏系列。据说:“洪宪瓷”的薄胎、洁白度、透明度都大大超过乾隆御瓷,时至今日,在市面上收集“洪宪瓷'是一种时尚,十分珍稀;但能再细分当时的御制“居仁堂制”、郭世五的“洪宪年制”官窑和后来的民窑仿官窑,却如凤毛麟角,构成了民国初年(约在1916年左右)瓷器收藏的一个有趣话题。
居仁堂胭脂红地开光花鸟瓶
现在大家茶余饭后说到洪宪瓷,“最标题党”的说法是——“这是最后的官窑”。其实不然,“所谓的官窑,要官办、官家投资、有固定场所、经费、管理,洪宪不是,实际上都是民间烧制的”。
洪宪年制黄地轧道墨彩花鸟纹墨床
洪宪款龙纹盘及胭脂红开光纹茶盘
洪宪 蓝地轧道粉彩开光山水四雅图长颈瓶
洪宪 粉彩多子多福天球瓶
洪宪 红龙粉彩水盂
洪宪年制款粉彩牡丹花瓶
洪宪款粉彩花卉纹碗
洪宪年 粉彩童子游戏瓷瓶
洪宪 粉彩人物纹观音瓶
洪宪元年款大富贵寿孝人物瓷片
洪宪 粉彩达摩像瓶
洪宪 粉彩人物纹瓶
洪宪 粉彩麻姑献寿图撇口瓶
居仁堂粉彩花瓶
居仁堂蓝地粉彩福寿纹水洗
居仁堂款矾红地粉彩人物纹瓷瓶
居仁堂粉彩人物花觚瓶
居仁堂青花加彩花卉纹花盆连底盘
居仁堂粉彩婴戏纹瓶
洪宪 粉彩庭院婴戏瓶
说到洪州窑青瓷,人们或许早已从唐代陆羽《茶经》的论述中知其一二。《茶经》载:“碗,越州上,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皆)不宜茶。”
洪州乃隋开皇九年(589年)所置。治所设豫章,即今南昌。洪州窑遗址坐落在南昌南郊30公里的丰城市境内。窑址连绵20余公里,烧造时间从东汉至晚唐五代历经800余载,这在中国古瓷窑址中是极为罕见的。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省市发现了洪州窑青瓷,足证当时洪州窑青瓷生产之盛况。
洪州窑青瓷之美,虽不如宋汝、官、哥器雍容富态,定瓷之精雕细刻以及钧瓷的彩艳华丽,但她那纯朴古拙的造型、如玉似翠的釉色以及变幻莫测的冰裂纹,总是让人充满遐思。其釉色主要为青绿釉和黄褐釉两类。
两晋时期,洪州窑产品中开始出现在盘口壶、鸡首壶等器物口沿及流、柄处施以褐彩。降至南朝,胎薄质细,釉质更显匀净。器型中出现博山炉、温酒壶等。杯与托粘结烧造成托炉、托杯、五盅盘、灯盏、格盘等亦成为这一时期常见的冥器。图案装饰除划花、刻花、印花外,亦采用了堆塑、镂孔等技艺。这一时期洪州窑青瓷的装饰以各类莲瓣纹为主流。
有人认为,洪州窑釉色虽莹润,但釉极易脱落,即使是故宫博物院编著的《中国古陶瓷精品》一书所载洪州窑器也多有剥釉现象。然笔者所见洪州窑青瓷精品中,釉色莹润且丝毫不剥釉者仍不在少数。笔者曾在一私人青瓷博物馆藏中见洪州窑青瓷近百品,绝大部分釉汁匀润,与胎体结合紧密。史载唐代洪州窑产品已运抵长安,说明洪州瓷在唐代已达到“贡品瓷”的工艺水平。
洪州窑的盛烧期大约一直延续到中唐,晚唐五代时期衰落,最终被北面的景德镇窑、南面的吉安永和窑所取代。
近年随着高古瓷收藏的升温,藏家越来越看好六朝青瓷,开始对以青黄温嫩釉汁取胜的洪州窑青瓷有所喜爱。洪州窑青瓷精品价格已不让越窑。如一件30厘米以上高的八系青瓷罐,若釉美完整,价位已达数万元。而那些有刻划纹饰的动物造型器,如羊形尊、鸡首壶之类,即便是6位数亦难见其影。由于受金钱利益的驱动,洪州窑仿品也日见增多,有的已达到乱真的程度。如何鉴别洪州窑青瓷真赝,本人积多年收藏经验,觉得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人手。
1、看表釉洪州窑并非陆羽描绘的褐色一种。早期有较薄的青灰釉,亦有紧贴胎骨的油灰以及青黄釉、黄釉、浅红釉。其中以青黄釉为主,分为两类,一类称“皮黄”,坚薄贴胎,多见于鸡首壶、渣斗等琢器:另一类俗称“厚玻璃质”,釉汁金黄莹澈,聚釉处有玻璃质感,并开有蝉翅般的细小纹片,常见于一些瓶、罐等日用器皿。洪州窑青瓷精品以此种青黄色玻璃质地釉为主。目前洪州窑青瓷仿品大多仿此种玻璃质釉,但色泽偏青绿,且开片不自然,纹理附胎紧,不似真品开片呈鱼鳞状由内往外拱起。赝晶给人以贼光和呆板感,手感不温润,绝无真品那种莹汁内蕴的感觉。
2、看胎质真品胎质有青灰、灰白、灰黄几类。底部处理一般为平切,只作粗略处理,过渡自然,且大多有弧形弦纹。胎质特干燥。胎中肉眼可见颗粒状间隙。有的器物底足亦粘有颗粒状土渣。现代仿品由于采用高龄瓷土,胎质湿腻、坚致,给人以一种“硬”的感觉,用手掂之,比真品分量要重。
3、看色气:很多洪州窑真品都具有一种“极新极旧”的古拙色气,有的甚至就像刚出炉一般,给人一种精光内蕴之感。而仿品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这种效果。要么火气贼光外露,要么釉光发木。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部分仿品采用洪州窑老胎加新釉,粗看颇能迷惑人。
4、看工艺:真品系手工制作,造型古拙、自然,尤其瓶、壶的系、颈、口沿等部位,处理干脆,随意而不失其整体结构比例之恰当,像羊,博山炉、鸡首壶等造型更是意趣天成,形态优美自然。而仿品用机械成型,显得线条僵硬,比例失调,全无古物自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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