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因市政建设需要，市考古队开始对科甲巷旁的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进行常规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发掘，昨日记者获悉，该工地内出土了大量明清时期的瓷器和陶器，其中不乏图案精美的青花瓷，还有造型别致的小型石像，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出土遗物都已经残缺。
记者昨日前往该工地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工地西南部拓方，目前拓方区域约占整个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的一半。从探方的截面可以清晰看到，从上至下的地层中都有大量遗物堆积，其中以陶瓷残片为主。在发掘工地旁，十余个白色编织袋摆放在一起，现场考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袋中所装都是这几天刚刚出土的陶瓷残片，其年代从明清至民国时期，以明清遗物居多。
“前些天我们刚刚把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的地基清理干净，发掘到了明清时期的地层，明清时期的春熙路也是市中心，所以出土遗物非常多，有些青花瓷非常精美，等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会慢慢研究。”此外记者还看到，工地的中部有一段约两米长、20厘米高的墙砖，据介绍，这段墙砖也是明清时期的，但由于残余有限，目前无法判断是何用途。
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说，接下来他们将继续深挖地层，并将探方逐渐扩大到整个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预计将会有唐宋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出土。“春熙路一带在唐代早期还是郊区，但到了唐代晚期就成为市中心了，宋代的春熙路更是繁华，所以等发掘到唐宋时期的地层后，估计会有更多有价值的遗物出现。我们现在非常期待发现与唐宋江南馆街相关的遗迹，或许会有水渠与江南馆街的水渠相连，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唐宋时期成都先进的地下排水系统。”（记者祝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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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中国陶瓷酒具的特点
明清两朝是中国陶瓷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官窑和民窑俱盛，彩绘和色釉并茂，是陶瓷生产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陶瓷酒具，通体满饰各种花纹，特别是众多花朵、海浪、莲瓣、瑞兽等占据酒具的主体。
明代青白釉龙柄壶
大器形方面仍沿了宋元时期的执壶、梅瓶等形状，只是由于元代以后，蒸馏酿造技术在我国普遍发展，随着酒精度的提高，酒具器形逐渐缩小。明代常见的酒具有梨形壶，龙柄壶、莲瓣壶、鸡心壶、亭盖方壶等。清代造型更为丰富，品种也越发多种多样，如倒流壶、温酒壶等。在材质方面，除了陶瓷和青铜器外，玉石、玻璃、紫砂。珐琅、金、银锡等多种多样，装饰上也更加丰富多彩。
清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倒流壶
纵观中国酒具的历史演变轨迹，不难看出，酒具是凝固的历史，是人类在获取和享受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焕发出来的精神文明的璀灿光华，具体而形象地折射出人们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明清瓷器中的寿文化
瓦当上的寿字纹饰
寿作为纹饰最直接的运用，便是以象形文字出现在各种古陶器中，从相关考古资料看，在出土的陶器中便发现了“寿”字，这些寿字即是经典的古陶文。古人对寿字的运用具有浪漫的想象力，其中作为纹饰既有对变形变体的创造，也有对寿字的巧妙组合。由于寿字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简单又直接的寓意，因此寿字作为纹饰出现在各种艺术品与生活实物中。瓦当中“寿”字纹便是最常见的一种，从汉代瓦当延宕至今，仍不由分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图一清代瓦当中，倒三角形祥云状瓦当中最明显的纹饰便是“福寿禄”三字，其中“寿”字最为传神，兼具了古代象形文字的特点，如一耄耋老者手扶竹仗，福禄相随，十分精致。
瓷器上的福寿神话
到了明清瓷器，装饰手法日渐多样化，简单的以“寿”字纹饰出现的装饰已不多见，即便有，也只出现在民窑民器中，官窑中寿文化题材的瓷器装饰风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是以双色钩添为主，这个时期，大量神话传说中有关福寿的题材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其中多为八仙、麻姑、寿星为主。在图二清代光绪粉彩麻姑献寿图诗文耳花耳瓶中便是经典的麻姑献寿纹饰。瓶上口沿施酱釉，颈部两侧置花耳各一、并描金，局部脱金。腹部一侧绘麻姑、其面容娇美，神态娴静，右手持灵芝，神情专注；头挽大髻簪金钗鲜花，肩着披巾，对襟大袖衫，下裳长裙正中系垂带，腰系双玉环佩。衣纹线条刻画传神，旁有仙鹿，仙鹿背上有一神童持花瓶、瓶内有一束盛开的灵芝瑞草，颈部再绘仙鹤、一仙童跪骑在仙鹤上手捧九千年才成熟的寿桃。腾云驾雾，一同陪伴麻姑在三月初三这天，为瑶池的王母去祝寿。整个画面在山石、树木、花鸟的衬托下，显现了仙人仙境般的景致。另一侧提诗文，字里行间均围绕着麻姑献寿内容的记载。此瓶图文并茂，名家所绘。汪照藜是清末民国著名画瓷名人，清晰、简洁、潇洒、细腻地表现出神仙的超凡风度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意境幽远，器形流畅饱满，造型古朴，瓷质坚硬。
文图结合寿上加寿
在明代寿纹饰相关的瓷器中，普遍采用文图结合，纹饰繁密的装饰手法，一般在器物中描绘形式各异、字体不一的“寿”字，同时在纹饰中间刻画返老还童的“寿星”，谓之寿上加寿。寿星是传统文化中经典的形象，又被称为南极老人星，主寿考，虽为民间瓷器装饰的常见题材，但是明代正德、弘治年间，也被用以青花瓷官窑。具体而言，寿星的额头又高又大，以显示长寿之相。同时，在盘、碗、罐中多采用开光技法，书写长命富贵，同时彰显主体纹饰南极老人图。这在整体上反映了当时寿文化装饰已经作为人们寿庆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通过不断发展变化的方式，满足人们祝寿活动的需求。在图三明代青花开光寿星图八棱大罐中，罐呈八棱形，唇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底部露胎无釉。罐通体青花装饰，颈部一周朵花纹，一侧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书款。肩部锦地开光书“福”字。腹部寿字纹为地圆形开光内绘寿星，腹部下端绘海水江崖。近足处绘一周变形莲瓣纹。该罐造型硕大，胎体厚重，纹饰刻画清晰，时代特征鲜明。
以桃祝寿福寿双全
在有关寿纹饰的装饰中，常常与神话人物、象形文字组合使用，凸显寿庆文化主体的是桃子。《神异经》载“东方有树高五十杖，各曰桃，其子经三尺二寸，和羹食之令人益寿”。釉色素净淡雅，寓有“福寿双全”之意。桃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诗经》中有桃夭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描写桃花盛开时女子出嫁的情景，对新娘的美貌和美德给以赞美。此外，桃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且充满神奇、浪漫的色彩，于是桃也衍生出一些神奇的意义。比如，中国文化中把桃与寿联系在一起，在《西游记》中有王母娘娘的蟠桃园；民间也习惯将寿桃这种面食以桃的形象出现。又如，“桃夭”在民间习俗中渐谐音为“逃之夭夭”，人们开始赋予桃以避邪、逃避等意义，又有了传说中避邪功能的桃木剑、“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用于避邪的桃符等意象。在图四清康熙万寿五彩加金盘中，盘心以褐色、翠绿、草绿绘枝干绿叶，黑彩勾勒叶脉，以红、黄及绿彩绘硕大的桃实，桃中心金彩书篆体“寿”字。外壁亦以同法绘三簇折枝寿桃，桃上加金彩篆书“寿”字，与盘心相呼应，盘底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其形隽秀优雅，胎体轻巧细薄，釉润而莹白，一如良玉，彩绘的折枝蟠桃，画笔工致，色泽淡雅，以少许矾红点染桃红，质感逼真，极得清疏雅致之妙，下启雍正彩瓷阴柔婉约之气。
题材繁复构图多样
整体而言，明清瓷器上的寿文化题材与构图汪洋恣肆、富丽堂皇，或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或舒朗俊奇，或浓墨重彩，共同构筑了我国传统寿文化的审美艺术与精神内涵。从最早的象形文字，到图文结合；从在器物上书写“寿”字，到部分笔画用寿星、仙鹤、或鹿等长寿之物替代，生动形象，福庆喜人。由于民间道教及神话故事的盛行和流传，东方朔偷桃、麻姑献寿、南极老寿星、八仙庆寿等庆寿图案更多地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尤其是用树枝巧妙地表现“寿”字，结合于松、竹、梅三友图上，既雅致又寓意明确。在同一器物上大量书写“寿”字，并以缠枝莲等构图方式自然地结合起来也是一种方式。在官窑器上，用龙、仙鹤、缠枝莲托“寿”字的形象时常出现。团寿、篆寿字体在瓷器上大量出现，与寿桃、蝙蝠、龙凤纹、八宝纹、缠枝莲、花绘纹结合，呈现出盛世太平，福寿人间的景象。
民国瓷器精品价格逼近明清瓷器
1939年方云峰、汪野亭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诗文图四方笔筒雅昌供图
成交价已突破百万元大关，仍处上行通道
在如今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明清瓷器市场行情甚好，而在明清之后的民国瓷器一直以来都充当配角。不过近两年，民国瓷器的价格一直不断攀升，受到越来越多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比如2013年，北京保利8周年春季拍卖会上，田鹤仙的粉彩梅花弄影赏瓶以276万元成交，纽约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民国粉彩富贵长寿盌(一对)以317万元成交，北京中汉春季拍卖会上，民国铁骨泥地堆贴金开光粉彩如意绶带耳瓶也以218.5万元成交。
由此，可见民国瓷器的成交价格已经开始突破百万元大关，逐渐增多的民国瓷器专场、稳定上涨的成交率，都足以证明民国瓷未来市场空间发展很大。为什么一直不受青睐的民国瓷近几年的价格一路飙升？它有何背景和优势？近几年市场发展态势究竟如何？如何选择民国瓷器的精品？
民国瓷各类器物在造型上更加规范
时代交替的产物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段历史时期全国各地生产的各类瓷器，被人们统称为“民国瓷”，这一时期也是瓷器的萧条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导致民国瓷时代特征不够明显，风格上与晚清官窑瓷器大相径庭，生产的瓷器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不如从前。从生产看，民国时期的瓷器生产与明清不同，具体表现在：明清时期景德镇窑一枝独大，而民国时期地方官窑竞争力有了明显提高，虽然景德镇窑仍是行业龙头，但还有一些官窑颇受人们青睐，比如广东石湾窑、福建德化窑、唐山窑和河北彭城窑等都各有特色；明清是以传统手工业作坊为主要生产方式，而民国时期则向现代机械化生产方式转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所以民国瓷器各类器物在造型上更加规范；从制瓷技艺的传授来看，明清是师傅带徒弟方式，而民国时，由于各地先后开办瓷业学校，使得瓷业生产的技术力量源源不断，从而促进民国制瓷业的发展。从瓷器市场收藏角度来看还属于低潮期，长期以来，民国瓷器不被人们重视，难登大雅之堂，但随着收藏热的不断升温、明清高端瓷器资源的日益减少，瓷器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使得民国瓷器的价格持续走高，市场行情不断上扬。
最近5年每年整体涨幅达到20%
风云变幻的市场
曾经是拍卖会附属品的民国瓷，如今已然成为各大拍卖会的主角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12年，民国瓷的成交价格超过100万元的有54件，50万元到100万元的有56件，20万元到50万元的有251件。据专家统计，在最近的5年里，民国瓷器每年的整体涨幅达到20%。比如2007年1月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共推出60多件民国瓷器，其中一件高19厘米的民国汪野亭的“粉彩山水方笔筒”，估价仅为3.5万元到5.5万元，最终以25.3万元成交。中国嘉德2012年春拍上“八友遗珠——二义草堂”民国瓷画与现当代艺术陶瓷专场，何许人一件高17厘米的“踏雪寻梅粉彩瓷瓶”以172.5万元成交，同样价格成交的还有另一对田鹤仙的高24.5厘米的“白梅粉彩对瓶”。可见民国瓷中的精品价格已经逐步跟随明清瓷器。如图表一：从近年来的成交价格前6位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相比高价位书画暂没有泡沫可挤压
势不可挡的态势
虽然民国瓷器的行情一路飙升，但是从市场角度来看，民国瓷器还处于起步阶段。2012年中国嘉德春拍举行的“八友遗珠——二义草堂”民国瓷画与现当代艺术陶瓷专场共有13件拍品，成交7件，总成交额1470万元，成交率56%，其中王琦的《风尘三侠》《东山丝竹》两块粉彩人物瓷版画共以552万元成交。从以上数据来看成交价格还可以，但是成交率并不理想，如图表二：从2006年开始民国瓷器高价位成交总额不断上涨，持续到2011年价格翻了5倍，受到经济水平运行下降的影响，2012年开始总体成交额开始有下降趋势，导致这个现象可能有两个因素：一、相对于高端的明清瓷器和书画来说，民国瓷器还是属于小众收藏；二、与拍卖行征集的作品有着紧密联系，虽然这场民国瓷器拍卖相对于平淡，但这并不代表民国瓷器的行情开始走低，其中有拍卖行的因素也有收藏家的因素，但也预示着民国瓷器的价值还可以深入挖掘。2013年，民国瓷器价格已有势不可挡的态势，纽约佳士得在2013年春拍上，一件民国“粉彩富贵长寿瓶”以51.96万美元成交，同年，在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一件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田鹤仙粉彩梅花弄影赏瓶”以276万元成交。专家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国精品瓷器还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民国瓷虽然难逃市场趋冷的影响，它会随着行情的好坏而起伏，但比起已炒到高价位的书画等艺术品，它没有泡沫可挤压，从长期看仍处于上行通道。
明清两代几种彩釉的发展和特点
一、明清时期纯色釉中的粉青和豆青
明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由于瓷业工人在劳动中集体创造，不仅继承了宋元时代制瓷的优良传统，而且有所提高，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获得了很大成就。因此，景德镇瓷业成为全国瓷业的中心，并且官窑也集中设置在此。这时，除彩绘的五彩、红彩和黄彩等纯色釉外，还生产较多的制品，是吸取其他地区各窑之长而加以模仿。其中“粉青”的纯色釉，即是模仿宋代龙泉器的釉色，并且由仿作而得到创造，出现了“豆青”釉色的器皿。
“粉青”和“豆青”这二者釉色虽有不同，但均同属淡青釉，都是以高温烧成的色釉。因而豆青可谓是粉青基础上发展起来了。
明代仿龙泉青釉的器皿，在永乐、宣德、嘉靖和万历等时期都烧造，但所仿大多仅以釉色为主。在器胎制作和装饰艺术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风格。永乐时期的“粉青”釉器施釉匀润，釉内密布较大气泡，釉色大多较浅，器壁较薄。装饰上大多是平刻暗花。图案有缠枝花和龙纹等。器型上有继承宋代的瓜楞形和菱花型制。碗的形成较多，圈足小、器口直、器身较深。
宣德时期仿龙泉的器皿，大多采用“豆青”的釉色。这时豆青的色泽色深而微近黄色。在宣德器皿中常见的有一种豆青小碟，器口菱花形。器身上暗刻有缠枝莲。碟心中间有青花“宣德年制”四字款。这类仿龙泉的釉花，当时在较多的器皿上使用着。
嘉靖、万历以至明末时期，仿龙泉的青釉器皿，以民窑的烧造较多，施釉不如早期莹润。这时的粉青釉，质稀因而大多不匀而且不施刻划花纹的素器较多。这时盘碗的造型大多口微撇。在明器中有虎爪瓶和直流炉，大多体积较小。施豆青釉的器皿仍有烧造，但在装饰上花纹显著减少，偶尔有刻花的则浅平，已较前粗。通常见到了器皿以洗形三足炉为普遍。
清代顺治时期御用器皿，采取宋元时代的“有命则供，无命则上”的进御方式。因而景德镇窑厂一度停止。至康熙时期才恢复了明代旧制。因此在康、雍、乾各个时期，民窑、官窑都有着普遍的发展。特别是雍正年瓷器的装饰，种类之多，名目之繁，达到了丰富多彩的境地。其中仿龙泉青釉器的“粉青”釉器烧造的为最精。
康熙时期景德镇官窑仿古的青釉器，以冬青、天青较多。仿龙泉釉的青釉器大多是民窑所仿，而且大多以明龙泉为现范。制品大致可分二种：(1)釉色是深浓色的苍绿色，器底所施色釉大多不匀净。有暗刻花纹装饰。在器物中心或器身外围，图案大多是折枝或缠枝花卉等，中型以盘碗较多。(2)釉色绿而青，釉质不及苍绿色，釉面肥厚，都开有较细纹片，器口所施大多为白釉，无装饰花纹。制作上器底圈足较高，露胎处加糙黄色，也有加酱色的。
雍正时期沿袭康熙时的青龙泉器皿。虽仍继续烧造，但施釉薄，釉色稍浅。这时官窑烧造的粉青釉器皿，釉色上有深浅各种不同颜色。极浅色的近白，是继承宋影青的传统。青而浅灰的大多是仿官窑制品。仿龙泉的粉青釉，釉色翠艳，含粉较重，使釉面匀润，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成就，超过了原来的龙泉。它的胎洁白细腻，制作规整。在装饰艺术上大致有下列三种：(1)釉内暗刻阴纹平花。(2)印纹鼓花。(3)有的在素器上加鼓起的弦纹。瓶的样式有如意尊、石榴尊、七弦尊和玉壶春瓶等。
雍正时期的豆青器皿在釉色上已演变为浅青色近微绿。这类豆青器皿当时官民窑虽都有烧造。但以民窑烧造居多，装饰上大多是纹印鼓花。图案有缠枝花卉和八吉祥八宝等，并且开始流行团寿、团双龙凤等。器型上大多有耳饰，或瓜楞形，盘碗有花朵式的。制作上器底大多是不施釉的糙底或施加彩色釉的。
乾隆时期粉青釉器皿，仍以官窑烧造为主，但它施釉略薄，色浅而莹亮，不同雍正时滋润。在装饰上所施花纹较多，大多是印凸花或暗刻平花。花纹较多的是图案花形。而且这时又有加设金绘图案的另一装饰方式。器型上除继承雍正外也还有新的成就。在瓶的器型中，加转心瓶和合子瓶，尤为难能可贵。工精胜于康、雍。转心瓶底多加一托盘，合子瓶的形制甚多。有大吉瓶、撇口瓶和有耳或无耳等多种形制。这时粉青器的款式大多是青花篆书款或四字图书款，并且还有阴纹或阳纹暗刻款识。
乾隆时豆青釉的器皿，官民窑均有较多的烧造。官窑烧造的釉质细腻可与粉青相比美。装饰上除了有印纹鼓花外，有的器皿仅有以酱釉作为耳饰或纹饰的。如鼓式缸以铺首衔环为耳和三羊尊是以三个羊首分布在肩部的。在器型上造型优美而众多。瓶的式样有大吉祥、双连瓶等。双连瓶有各种形制，以二瓶拼接相连，二瓶有一般高的，也有高低不同的，有的还都带盖。此外通常见到的有月牙罐和继承雍正器型的带托盆等。至于所加款识大多仅有青花篆书款。这时民窑烧造的“豆青”器皿，装饰方式和图案仍大多沿袭雍正印纹鼓花的缠枝莲等。而在器型方面突破了固有格式，风行着竹、木、花、果类的形象作为器型。有竹节式、松根式、灵芝式、薄荷形、秋叶形、海棠形、菊花形等。这些器型颇有风趣的表现在文具用品中。有的豆青器皿在器足上施加铁褐色釉。而且也有在较小件品上满施釉的，用支钉烧的制作方式。当时民窑的制品也大多加有青花六字篆书年号款，但书写比较潦草。此外也偶有以墨彩书款的，大多是堂名或斋名之类款识。这时由于粉彩和墨彩已很盛行，因此，有在豆青器皿上施绘粉彩或墨彩的制品。
粉青和豆青近代所仿各时期的颇多，但在釉质上大致出现有两种情况：(1)釉质稀薄，因而施釉后不匀润，而且釉面布有稀疏的气孔。(2)釉质粗，烧成后釉面形成桔皮纹和粗粒的棕点。当然，还应参考胎质、制作、器形和款识等各方面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鉴定。
二、明清二代的兰釉和白釉瓷器
瓷器装饰上有一类深青色和蓝色的一色釉器。这种一色釉器，由于在釉的用料上不同，所以大致上可分为不同色调、不同名称的一色兰釉器——回青、积兰和洒兰等。
(1)回青是以回青料施釉的。深青色的釉器不透明，色调深浓、幽青。大多为明代制品。明代宣德时期的回青器，釉色深浅不匀。器底和器里大多是白釉。品种除了一色素器外，有以深青色釉为底白釉作图案的和在深青色釉内暗刻花纹作为装饰的。花纹图案有云纹、云龙纹、缠枝托八宝、缠枝莲等。其他的白釉，胎子造型款识均与宣德时期的青花器相同。宣德以后各时期，均有回青器烧造，至嘉靖时期回青被更广泛的使用。它不仅被用作青花的色料，并且在继承宣德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创造。在深青色釉地上白釉作图案，然后再在这些白釉的图案上贴金。如贴金的云龙、缠枝宝相花等。器皿的内、外、底大多三面施釉。官窑的款识有青花楷书六字二排款，阴纹楷书刻款和模款、器口的斋匾款等。民窑烧造的多在器底施以深酱色釉。万历时期的回青器仍以嘉靖为规范，但在质量上较逊色。明代晚年在江西、浙江等地有较多的回青器出土，大多是瓶、碗、盘、坛等小型器皿。至清代由于积兰、洒兰等兰釉器的始创与发展，回青器便趋衰退。
明的回青釉器在清代康、雍时期仍有烧造，但为数不多。其釉面莹润，施釉较薄不如明代肥厚。近代仿制的回青色调大多为翠兰色，灰暗，白釉亦更为稀薄。
(2)积兰是一种宝石质釉。釉色鲜艳透明，肥厚莹润。明代称之为宝石兰，产品很少，至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积兰有了大量的烧造，施釉较之明代稍薄。有深浅不同的各种色调，与清代霁兰釉的性质相同，故积兰又有霁兰、霁青之称。
康熙的积兰釉质莹厚滋润，器底大多为白釉。官窑烧造的为青花六字款书款。民窑中则以仿明宣德年号的较多。
雍正积兰釉器比康熙更胜一筹，为清代积兰之冠。釉色鲜艳深浓，含粉重，釉质细腻滋润，有的还加有金色花卉和诗句。金的色彩深浅杂呈，层次分明，浅的犹作银色，使画面图案富有立体感。花卉图案有折枝花卉、人物、山水、亭台楼阁等。此外偶有加绘粉彩的制品。官窑的款识有青花楷书或篆书的，和积红色款相同，以楷书的居多。民窑的产品大多为糙底无款。乾隆时期积兰器的器底与器里多施以松石绿釉，加绘金色花卉的图案也以缠枝花卉和图案花居多。款识为青花或盖血所书的图书款。
积兰器上花卉的金色是低温炉火烧成的，容易褪去和剥落。在保养上我们应注意不宜用手摩擦，尤其是不能以鸡花扫拂。
近代仿制的积兰器，一般都是釉薄、色浅，有的甚至露胎。釉面多细小的不规则的小气孔点，釉质干，不如真品莹明。
(3)洒兰是一种在白釉上吹挂兰色的斑点，如雾状、满挂的兰釉，也称之为点兰。洒兰是用吹釉的方法来挂釉的，所以吹的釉肥厚莹润，故也称“吹兰”。
洒兰是康熙时期的特产，釉色优美纯朴。产品中除单色的素器外，并有加绘金色花卉和古代文选杰作的图案，有人物、花卉、走兽、云龙等。诗句如：兰亭序、赤壁赋等。有洒兰地五彩花卉的，洒兰的器型和康熙青花相同。有棒槌瓶、象腿瓶、胆瓶、西瓜坛、天字罐、莲子坛，其他有盆、碗、壶、炉、文具用品等。
洒兰描金的产品和积兰描金一样，金色容易褪去，应注意保养。
近代仿制的洒蓝釉不纯净、不莹厚。大多施釉稀薄，有细小的气孔点。有金色花卉的洒兰器，我们可以参考其金色。旧器上用的赤金厚带红色。仿品上用的是洋金薄颜色发白。其他我们还必须参考胎子、造型、白釉等方面进行细致的鉴定。
三、彩绘釉中的三彩
三彩始于唐代，在唐代以前，陶器大都为绿色或黄褐色的单色釉器。唐代开始在陶器上采用绿、黄褐、白等彩色烧成的三彩器。这一唐代瓷业工人在装饰艺术上的成就成了彩绘器的开端。
三彩是以鹅黄、瓜绿、茄皮紫三种彩色为主或有其他蓝、黑、红等色彩组成。三彩上所施的彩釉并不局限三种，不论色彩多少都称为三彩。它和五彩的主要区别是，五彩是在烧成的白釉瓷器上施绘各种彩色图案，而三彩是在烧成的无釉瓷胎上施绘彩色。这种无釉的胎称为“素胎”。它是在素胎上彩绘后再施釉经炉火烧成。但所施的釉与高温烧造的白釉不同，它不及白釉透明。是一种微带闪光的乳浊色釉。通俗上称这种釉为“密淋釉”。
三彩在明代成化、嘉靖、万历三个时期已烧造得很完善。不仅有人物、花卉、海马等图案，而且有的在彩绘图案的周围满施其他的釉色。我们把这种彩绘的釉色称之为“地”。如在图案的外围部分施的黄釉称为“黄地”，绿釉则称为“绿地”。嘉靖、万历时期不仅有彩绘的装饰艺术，而且还继承了唐三彩在刻划好的图案上加绘彩色的优秀艺术传统。也就是说，在烧造的素胎胚体上印刻好图案，然后再按图案填施彩釉，通常所见有黄地紫绿龙和黄地三多等。随后这种施釉彩方式一直使用到整个清代。虽黄地、紫绿龙和黄地三多等图案的三彩器在明清两代均有烧造，但各有显著不同点。除在款识上区别外，明代有图案的轮廓线条上较粗，花卉图案亦有所异。如：明代画的龙身体一般较狭窄，鳞纹为菱形，爪比较简单，五爪团成圆球形。而清代所画的龙，身体就比较瘦，有背腹。鳞纹为平圆形，有立体感。彩色上明代的鹅黄，釉色较深，紫色不甚光泽，水绿色浅带微蓝色，更为清代所无。色彩渲染上明代多在图案内的彩色渲染到线条轮廓之外，清代则少见。
清代康熙为三彩器的鼎盛时期，这时所产的三彩器在雕塑艺术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人物造型优美，姿态生动，还往往在器型上加雕镂空花饰。它不仅在彩绘上有黄地、绿地的制品，还创造了黑地制品。这种黑釉上往往复有绿釉。此外三彩饰地开光的图案也有出现。它的器型大致和五彩相同。除此以外，瓶的式样还有琵琶尊和天圆地方瓶等。
康熙三彩官窑所烧造的有彩绘牡丹花卉碗，并在坯胎上加刻暗龙的装饰。经彩绘后再施细腻的密淋釉，其盘碗的底部为白釉。款识为双圈六字二行楷书青花款，是康熙窑中的佳品。
三彩器官窑所产的款识有双圈六字双排或三排楷书款。大致上有青花款(书写在白釉上)、里釉款(书写在彩色釉和密淋釉上)和暗刻款(刻划在彩色釉里，明朝器型上较多)三种。除本朝款外有仿明成化、嘉靖年号的。民窑所烧造的彩器有加款识的，以仿明代年号为主，并有书写“金玉满堂”等字样的或仅有双圈和方框作标志的。
三彩器在所设施的彩色之中红色较为稀少，只在彩绘上起点缀而已。有的瓷器上仅施于黄、绿、紫三种彩色釉，而其上没有彩绘的图案。所以称之为“三色釉”。但有呈现斑点纹状的又称为“虎皮釉”。三色釉的器型以盘碗、走兽、佛像等居多。
由于三彩器以康熙时期所产为佳，流传又少，因此，近代仿制较多。并大都以仿康熙为主。仿制较好的除景德镇外，还有安徽等地。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首先从密淋釉看，真品釉薄、细腻、平滑。仿品釉厚、粗糙、有的带浅米黄色。彩色方面，真品鹅黄色深、均匀莹润，茄皮紫色浅。绿色有深浅不同，深的为瓜绿，浅的为水绿色。仿的鹅黄色浅呈微青色且施釉薄。有的色深含粉质，茄皮紫灰而呈暗褐色。绿色不及真品均匀。花卉轮廓线条上，真品色黑、发光、线条莹润。而仿制品则灰暗无光泽。装饰方面：真品画面层次清晰，画意生动有力。而仿品则画笔呆板无力，画意不活泼。从虎皮斑的釉色上看，其中斑点的大小不一样，并有垂流现象。再从制作型上看，如人物造像(观音)，真品面目较丰满，头稍向前冲，面部为椭圆型，风帽背面扁平。背部不过分厚，胸部扁平，衣袖褶贴身。而仿制品是面部大多稍长，头也不向前冲，背部过于厚，胸部过于突出，衣褶不贴身，姿态生硬。再如兽型(如狮子)，真品狮子头大身子小，造型有力，狮头上的发结大小不一，且不规则，刻划的线条深，且平行胎厚，颜色浓厚。仿品则是头小身大。造型无力，狮头上的发结多是大小一致，且规律，刻划线条较浅而宽，呈刻度状，颜色淡薄，此外胎体厚重。
四、瓷器装饰上的红釉
宋代以前，瓷器装饰艺术上所涂的釉色除黄、绿、白等外，其他的大都是青釉瓷。红色釉是宋代开始的，从宋中期以后，河南禹县烧造一种名叫“钧窑”的青釉瓷器，它开始烧的仅为青或月白的乳浊色釉，后来由于在青釉中含有一些氧化铜或纯铜的成份，故在烧成这一含铜部分的青釉器上，呈现出美丽的紫外线色斑纹。与此同时在南方景德镇烧造的“影青”器上除了氧化铜点缀有褐色斑点外，也有的在釉中出现了红色的窑变。这些偶尔窑变的技术，一经由瓷业工人所掌握就为红色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自此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红色釉和红色花卉，元代的釉里红，明代的祭红，清代的郎红、豇豆红和均红等均是以此为规范的。
釉里红是氧化铜为着色剂的色料。画绘在胎上，再上白釉后入窑一次烧成的。因釉里红在白釉下面，所以亦成釉下彩绘之一。釉里红至元代时，已完全烧造成功，但在火候上还不能完全掌握，故有的色调不能达到鲜艳夺目的境地。
明代宣德时期的釉里红器在釉彩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红色的彩釉浓厚，制品上有绘三鱼的把杯和龙纹大盖碗等。
清代康熙、雍正两时期为釉里红的鼎盛时期。康雍官窑釉里红色彩鲜艳，白釉细腻，莹润微青，胎质坚、细、份量重。有绘番莲的苹果尊等，皮球花卉瓶、双龙或双凤的摇铃尊和团凤碗。此外釉里红花卉上还有其他彩绘的。如在石榴尊等上，除绘釉里红花朵外，还佐以嫩绿色的花叶和黑色的梗，更增其绮丽。通俗上称“红花绿叶”的均为康熙官窑的上品。民窑中的釉里红器，有仿青铜器纹饰图案的，亦为佳作。此外釉里红器还有以点花兰开框的，这也是康熙朝特有的产品。
雍正时釉里红的器型和花卉图案大多以宣德为蓝本，白釉较薄，微泛青色，且带有粉质。
乾隆初期，仍有继承雍正时的产品，以后就逐渐衰退，釉里红釉较薄，与康熙、雍正时期相差甚远。
在釉里红花卉的瓷器中，还有一种与青花并用在一器上的产品，俗称为“青花釉里红”。它是从元代开始烧造的，至明成化期，已经烧得很好。以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都相继有烧造。
祭红始自明宣德时期。因其色酷似雨后的霁色故又称“霁红”。祭红的红色堆积在一器上集中的显示出来，通俗上又称“积红”。由于祭红釉带粉很重，类似酒后醉色，故又有人称“醉红”。
明宣德的紫红器，系采用南洋较薄的宝石釉、釉里鲜艳，胆厚透明。器底和器里头多为白釉，浑厚滋润的米汤釉。在造型上以僧帽壶、把杯等颇为突出。这时的款识有两种：一为刻款(暗刻)；另一种是青花楷书款。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期的祭红器已普遍流行，各有千秋。康熙祭红与白釉均厚实，胎质坚细且厚重。雍正的红釉中含粉量最重，白釉微青。乾隆时虽红釉中也含粉，但白釉较白而薄。器型式样，康熙时有梅瓶、胆瓶、蒜头瓶等。雍正、乾隆时除了沿袭康熙器型外，并且有玉壶尊、天球瓶、带托的花盘等器型。雍正的民窑中，又可分为有釉底和糙底两种。此外较多的还有盘碗、文具和供祭器等。在各个时期官窑器产品的款识多有青花六字二排的楷书款，青花六字、四字篆书、图书款。雍正时期也有篆字款(四方框的)出现。在康熙、雍正时期的民窑中，有仿宣德年款的，都是以青花六字楷书款写的。其中以康熙所仿的为多。在雍正或乾隆的祭红器中，还有加粉彩或描金花卉的。虽然有的是因为窑疵而加彩，但流传很为稀少。在明代的祭红中，也有类似的加彩情况，同样也流传很少。
近代所仿制的祭红器，祭红釉和白釉均稀薄，并且在釉中还会出现许多细小的点儿，这是我们在鉴别上需要加以注意的。
郎红是康熙时期景德镇瓷业工业在继承明代宣德祭红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精品。它是一种光亮透明的鲜红色釉器，郎红釉中含有宝石质的金属成份。称为玉石红、宝石红。经窑烧后釉色鲜紫色，酷似牛血，所以法国人称它为“牛血红”。因郎红是康熙时江西御窑厂督办郎廷极督烧的，故称郎红。
郎红的釉色鲜艳，釉质肥润多层，透明，开片纹。并且釉一直挂到底足处，无垂流现象。郎红釉器的透明度可分为强、弱二种。一是色鲜凝，透明度强的釉。这类釉的釉面上，有时会出现白色的斑点。在底足露胎处出可观察到这种透明度强的郎红釉器，胎色洁白、坚致。二是釉浑浊，透明度较弱的釉。这种釉的郎红器皿，在底部露胎处呈米黄色或果绿色，俗称米汤底或苹果绿底。这种苹果绿色和米黄色的釉开小纹片。郎红器皿碗洗较多，瓶、炉等品少。以色佳的小件者居上。
除“红郎窑”之外，还有绿郎窑。绿郎窑釉色深绿，满身细碎开片纹。红郎窑和绿郎窑二者以红郎窑为主。
郎窑器皿近代有很多仿制品。近代的郎红釉不鲜艳、不凝。因为这些缘故，近代仿制的郎红器釉面往往有小垂现象。在器皿的口部、肩部的釉就显得更薄了，以致变成白色。仿品的开片纹浮于表面，较生硬，釉面上有白皱纹或凹凸桔皮状。
豇豆红为清代康熙官窑所产，它是沿袭釉里红的制作方法烧造而成的，所以说豇豆红是釉里红的进一步发展。豇豆红因其色调似豇豆，故得名。又因其色调似雨后霁色和酒后醉色，所以又被称为“美人霁”或“美人醉”。豇豆红釉色细腻、润莹、肥厚、透明，含粉质较重，釉质深浅俱有。豇豆红的釉中含有金属成份，所以有的器皿在窑烧过程中发生变化，红色釉中涌现出来的绿色斑点或紫色的片云，比苹果色彩更为妍艳。此类色艳、粉重、并带有绿斑的器皿为豇豆红中的上品。
豇豆红器的胎质莹白，器壁适中。为康熙窑之特有。器型有太白尊、镗锣洗、柳叶观音尊、莲花瓣瓶(也称八大码)、仿宣德小杯、小盒等。
五、瓷器装饰艺术上的红彩
红彩是瓷器红色类中的又一种装饰艺术。樊红、珊瑚红、盖血红、胭脂红都属于红彩。红彩在制作方法上，着色剂的使用上，皆和红釉不同。制作方法上红彩沿袭了釉上彩的方法——在烧成的白釉瓷器上满施红彩或在白釉器上以红彩描绘图案，以后再入炉烧成。
樊红又称矾红。它是以皂矾(硫化铁)为原料烧成的色调较深暗的红彩。樊红彩绘始于明代永乐时期，在细莹的白釉地上施绘樊红红彩的锦地图案。宣德时期，樊红不仅被采用在五彩器上，并且青花器上往往也有加绘樊红图案的制品。至嘉靖时期，樊红彩更大量的使用。它不仅被广泛采用到五彩、三彩、斗彩上，并且还有以樊红为地的锦地图案。施满樊红彩的装饰，以及在樊红地上绘以金色等。此种在施彩时使用的涂抹的方法，又称为抹红。樊红的色调深暗，质地细腻，但不均匀。
珊瑚红也是以硫化铁为原料的红彩，是樊红的进一步发展。珊瑚红之名始于嘉靖时期，系白釉地上满施红彩的装饰。珊瑚红施彩稍厚，色泽略浓，因其色酷似珊瑚色而得名。
至清康熙时期，珊瑚红彩绘有了很大的发展。施彩满而匀润且微呈金黄色。产品中除了较精细的满施红彩的一色器外，并有以珊瑚红为地或开光加五彩彩绘的制品。此类品大多为康熙晚期，如御窑器中的珊瑚红地绘九秋花卉的磬子式碗(其款为青花四字款)。这种以珊瑚红为地加其他彩绘的装饰，在以后各时期的官窑中均有所产，与康熙相比，仅在彩色、图案、造型上不同而已。
雍正珊瑚红，白釉色继承了康熙的风格，釉色薄且光滑细腻。如果仔细观察似一粒粒红色斑点密密的布满釉面。产品中有珊瑚红地上堆塑粉彩花卉、桃子的瓶等。
乾隆时期珊瑚红色较深暗，施釉薄不均匀。质较康熙、雍正略糙。产品中有镂空的仿雕漆制品，有的还加绘金彩。
胭脂红始于康熙时期，它是一种以赤金与水晶的着色剂的呈浅红色的色彩。胭脂红的色彩娇艳美丽，也有人称之为蔷薇彩。胭脂红彩在色调上有深浅二种。深色的红彩深，浓近紫色，称胭脂红。在制作上它是用吹釉方法，通俗上人们把这种深色的胭脂红也称为吹红。浅色的红彩细腻深艳、鲜丽，谓之胭脂水。大多为官窑，胭脂红和胭脂水二者以胭脂水为上。
雍正胭脂红的烧造又更上一层楼，为清代各时期胭脂之首。施彩薄而净，细腻光洁。雍正胭脂水凉帽式小杯，杯中心绘有粉彩。其款识为青花六字双排楷书双圈形式。
近代仿制胭脂水的颇多，但施彩厚，粗暗。色调有的过深近于浅紫。
盖血红康熙时期始。它是以在白釉上施红色的图案为主。偶尔也有在盖血的地子留出白釉作为图案的制品。盖血红因在白釉上施彩，所绘的画面生动，笔法刚劲，有的还加有金色。
雍正盖血红继承了康熙的传统。并有与墨彩、青花拼凑而成的图案。器型大多为仿西洋的器型，图案俗称为仿洋彩。
乾隆时期盖血红色较暗、略糙，花纹上大多只用来勾描轮廓线条，或是与墨彩拼凑一起的。近代的盖血红彩，色暗无光泽，用手抚之，有粗糙感，与真品相差甚远。
六、明清二代的黄釉瓷器
陶器上施黄釉，在我国的汉代、唐代和北京的辽都郡有烧造，釉质不很纯净。釉的性质大多是经低温烧成的铅釉。在瓷器上施黄釉，在明代已烧造的很完美，以后更逐步地发展。黄釉釉色的种类也随之增多，有娇黄、鹅黄、麦芽黄、蜜腊黄、鸡油黄、蛋黄、粉黄等不同色泽。
黄釉瓷器的烧造是在长石釉中加1%～5%的着色剂、三氧化二铁、氧化锑、氧化锡作釉入窑烧成的。根据着色剂成份的多少的不同和烧造时温度的高低，使黄釉产生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
明代黄釉瓷器已有很好的烧造，时间是集中在明代中期和晚期阶段，以弘治、正德、嘉靖三代较多。烧造的釉色以娇黄为明代杰出的作品。
弘治娇黄器的胎质洁白、坚致。顺壁大多较薄，釉色娇艳、细腻滋润。器底施白釉或米色釉两种，白釉的釉色滋润肥厚，且带微绿色。官窑所制的款识都为青花六字二排双圈楷书款。器型中较普遍的是直口盘，盘的曲度不大。以官窑所制居多。
正德、嘉靖时期的黄釉有鹅黄、麦芽黄。除了单色的黄釉素器外，并有以鹅黄为地子，在胎上加刻云凤、云鹤并加施绿彩的把杯、方碗等。鹅黄地上加绘樊红彩绘的，如鹅黄釉地施樊红彩留出黄地作图案的云龙坛等。还有在青花器上施加鹅黄釉的，如绘“三多”的盘等。这种青花上所施加的黄釉大多带褐色，较深的鹅黄釉不如娇黄匀润。此类产品大多为官窑所制。正德官窑的款识大多为青花六字二排双圈楷书款。但也有在把杯的把内壁对角而写成有青花楷书“正德年制”款的。嘉靖有青花六字二排楷书款和有双圈或方框的。正德、嘉靖等时期的黄地绿花产品中，除了有以上款识外，还有刻款形式的。
明代的黄釉大多肥厚、滋润，大开片。但嘉靖以后的黄釉，偶尔也有开片的。黄釉器的胎质、造型等亦和其他明瓷相同。因胎质内含有铁的成份，经烧氧化后，多在器足无釉的边沿处呈现米黄色。
清代的黄釉种类有：鸡油黄、粉黄，粉黄分深浅二种。深者为粉黄，浅者称蛋黄。清代康熙时期烧造有著名的鸡油黄器。釉质细腻、莹润、晶亮。除烧造单色的素器外，有以鸡油黄为地子，在胎上刻有龙凤、八宝等图案花纹，再在这些图案上施绿釉的装饰和鸡油黄器上加以堆塑花纹的产品。官窑中有雕塑龙耳的杯碟，流传较少。民窑烧造的鹿头尊和暗刻勾莲、带弦纹的碗也都为名贵产品。
雍正有鸡油黄地加绿彩的十六子碗和鸡油黄地加粉彩花卉云鹤的盆碗等，皆为雍正官窑的名品。乾隆时期的鸡油黄釉色深不及康熙时期娇嫩。清代康熙、雍正的鸡油黄色和明代的娇黄雷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明代黄釉的釉厚不开片。而清代的黄釉相对较之略薄，且开有细小的片纹。
雍正时期的黄釉更有粉黄、蛋黄的出现。粉黄含粉质较重，不透明。蛋黄为浅黄色中略带青色的黄釉。因色如鸡蛋黄色，故而得名。器型有奶子杯等，胎薄、质细是官窑中常见的品种。
近代的黄釉器以仿明代黄釉和清代康熙时的鸡油黄较多。仿明黄釉其釉薄，釉面有许多凹如的点子。其底足无釉，胎处无氧化铁之深，黄褐色或是做成黄褐色有过深而发红。
仿康熙鸡油黄者其釉质糙、不匀。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方面，如造型、重量以及青花款识等，对其进行辨别。
明清茶文化
明清时期，中国茶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唐宋茶业的辉煌，主要是表现在茶学的深入及茶叶加工，特别是贡茶，加工技术技术的精深。而明清时期，这种传统的茶学、茶业及至茶文化，因为经过宋元的社会动荡，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明清茶叶生产的发展
⑴茶类的新发展
宋元时期，除贡茶仍然采用团饼茶外，散茶在民间俗饮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普及。但明朝初期，贡茶仍然采用福建的团饼，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进贡团饼茶太"重劳民力"，决意改制，下令罢造"龙团"，改进芽茶。明太祖的诏令，在客观上，对进一步破除团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明朝茶业在技术革新、各种茶类的全面发展以及名茶的繁多上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
⑵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完善
据有关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的茶叶生产加工技术。有如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中记到"种以多子，稍长即移"。说明在明朝，有的地方除了直播以外，还采用了育苗移栽的方法。到康熙年间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中，已有茶树插枝繁殖技术。此外，在清代闽北一带，对一些名贵的优良茶树品种，还开始采用了压条繁殖的方法。
在茶园管理方面，明清时期在耕作施肥，种植要求上更加精细，在抑制杂草生长上和茶园间种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此外，在掌握茶树生物学特性和茶叶采摘等方面，在明清时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从制茶技术看，元代《王祯农书》所载的蒸青技术，虽已完整，但尚粗略，明代时，制茶炒青技术发展逐渐超过了蒸青方法。
⑶品类的多样化
由于工艺技术的改进，各地名茶的发展也很快，品类日见繁多。宋代时的知名散茶寥寥无几，文献中提及的只有日注、双井、顾渚等几种。但是，到了明代，仅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一书中辑录的"今茶名"就有97种之多，绝大多数属散茶。
明清两朝在散茶，叶茶发展的同时，其他茶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包括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
青茶，也称乌龙茶，是明清时首先创立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类。红茶创始年代和青茶一样，也无从查考，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其名最先见之于明代中叶的《多能鄙事》一书。到了清代以后，随茶叶外贸发展的需要，红茶由福建很快传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地区，还形成了工夫小种、白毫、紫毫、选芽、漳芽、兰香和清香等许多名品。
2、明清茶文化的发展
由于茶类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茶叶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茶对人们的生活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明清时期的茶文化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冲泡方法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及茶馆的普及性。
⑴品饮方式的艺术性
明清时期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艺术性的追求。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明人饮茶艺术性，还表现在追求饮茶环境美，这种环境包括饮茶者的人数和自然环境。当时对饮茶的人数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之说，对于自然环境，则最好在清静的山林、俭朴的柴房、清溪、松涛，无喧闹嘈杂之声。
⑵追求饮茶的器具之美
明代散茶的兴起，引起冲泡法的改变，原来唐宋模式的茶具也不再适且了。茶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百姓茶饮生活中，茶盏也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茶的色彩。除白瓷和青瓷外，明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宜兴的紫砂壶。紫砂茶具不仅因为瀹饮法而兴盛，其形制和材质，更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平淡、端庄、质朴、自然、温厚、闲雅等的精神需要。紫砂壶的制造出现了许多名家，如时大彬、陈远鸣等，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因而说，紫砂艺术的兴起，也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
清代以来，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盛行工夫茶，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如铫，是煎水用的水壶，以粤东白泥铫为主，小口瓮腹；茶炉，由细白泥制成，截筒形，高一尺二、三寸；茶壶，以紫砂陶为佳，其形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以受水半斤，茶盏、茶盘多为青花瓷或白瓷，茶盏小如核桃，薄如蛋壳，甚为精美。
⑶茶馆的普及
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茶馆作为一种平民式的饮茶场所，如雨后春笋，发展很迅速。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就北京有名的茶馆已达30多座，清末，上海更多，达到66家。在乡镇茶馆的发达也不亚于大城市，如江苏、浙江一带，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内容，清代茶馆的经营和功能特色有以下几种:饮茶场所，点心饮食兼饮茶，听书场所。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茶馆有时还兼赌博场所，尤其是江南集镇上，这种现象很多。再者，茶馆有时也充当"纠纷裁判场所"。"吃讲茶"，邻里乡间发生了各种纠纷后，双方常常邀上主持公道的长者或中间人，至茶馆去评理以求圆满解决。如调解不成，也会有碗盏横飞，大打出手的时候，茶馆也会因此而面目全非。
成都摩诃池遗址旁挖出明蜀王府城壕 出土官窑瓷器
7月8日，摩诃池遗址发掘出了两段分别为70米、45米的城壕(圈中)。
“摩诃池杜甫陆游在这儿泛舟吟诗”后续
@华西都市报：今年5月，成都体育中心南侧考古区发掘出摩诃池遗址。7月8日，摩诃池遗址旁又发掘出了两段分别为70米、45米的红砂石墙壁，初步推测为蜀王府内河道旁的城壕，年代大约在明初。城壕内出土了景德镇官窑烧制的青花瓷器，上有龙纹和凤纹，应为蜀王府之物。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该遗址的保护方案也在拟订中。待考古发掘完成后，各方专家将评估该考古遗址是否具有保留价值，并以此决定原计划修建的综合停车场是否需要修改方案。
今年5月下旬，成都体育中心南侧考古区发掘出隋朝蜀王杨秀挖的人工湖摩诃池遗址，让存在于古诗词中的摩诃池露出“真容”。随着进一步挖掘，明代蜀王府河段旁的城壕也再次重见天日。7月8日，记者从成都市考古工作队了解到，成都体育中心南侧考古作业区又有新发现，摩诃池遗址旁发掘出了两段分别为70米、45米的红砂石墙壁，初步推测为蜀王府内河道旁的城壕。“城壕内出土了景德镇官窑烧制的青花瓷器，上有龙纹和凤纹，应为蜀王府之物。”
摩诃池被填改成蜀王府河道
北起东西御河，南到红照壁，东至东华门，西达西华门，面积38公顷有余……这是现存资料对明代蜀王府的注解，这个明代藩王中最华丽的宫殿，就在现在的天府广场和四川科技馆一带。1381年修建，1390年竣工，蜀王府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儿子朱椿所建。这座皇家建筑，园林精致优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其中的“菊井秋香”被誉为成都八大景之一。
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发现了摩诃池东南部的走向、范围和堆积情况，这个让诗圣杜甫“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宋代陆游“一过一销魂”的人工湖，终于穿越到现代，露出了一小部分的“真容”。但据史料记载，修建蜀王府时，大半个摩诃池被填平了，那么摩诃池在蜀王府里究竟是什么样子？
考古现场给出了解答：蜀王府利用这个人工湖，改造成为了河道。成都市考古队工作人员易立说，最近他们新扩考古面积约1900平方米，在摩诃池的遗址旁，发掘了两段由1米长红砂石组成的“墙壁”，初步推测为城壕。
记者在现场看到，城壕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段，其中东西向长70米，南北向长45米。“在这些城壕下，古时侯应是一段河道。城壕旁边，还有完整的踏道与其相连，供人们从这里上下河道。”这段明末的“踏道”，就在城壕的南北角，一段2米宽的青砖路斜斜延伸至城壕边，古人可以从这里进入摩诃池。
新发现城壕出土龙纹官窑瓷
红砂石的墙壁为何称为“城壕”却不是“城墙”呢？易立说，这排红砂石的墙壁，区域是在蜀王府内，不是皇城的外城墙，年代大约在明初；而城壕旁边的河道也不是护城河，只是蜀王府内的一片水域。城壕的中间有4个平台，平台两两相对。一组平台长6.50米，另一组平台则长16.50米，它们紧沿着城壕墙脚向外延伸出4米，形成一个高约1米多的平台。易立说：“这些平台在当时的用途，现在还没有定论。”
河道内出土的一些瓷片，证明了这片城壕的“皇室”身份。在前期的考古工作中，现场发掘了瓦当、陶器、瓷器等物品，多为成都本地的青羊宫窑、邛窑、琉璃厂窑烧制，算不上等级高。但新出土的一批瓷片，却是景德镇官窑烧制，其中包含有五爪龙纹和凤纹，乃是皇室的图腾。
在现场，易立展示了一块青花碗的残片，底部的印章清晰可见：大明宣德年制。另一只蓝釉瓷器残片上则印有五爪龙纹，另一款白底黑釉瓷器绘有一龙吐珠的图案，周围祥云飘浮，仿佛龙在云中腾飞。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成都体育中心的升级改造计划，拟在体育馆北侧修建一会议中心，南侧修建一停车场。
随着摩诃池的考古发现，究竟该保留该遗址，还是让位于市政建设，抑或者二者并存也因此而进入研究之中。
据了解，此次补充发掘，将为成体中心考古项目补充更详实的考古资料。待考古发掘完成后，各方专家将据此评估该考古遗址是否具有保留价值，并以此判断原计划修建的综合停车场是否有必要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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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王府毁坏缘由
1644年，张献忠率农民军攻入成都，张献忠在蜀王府自称大西王，并以蜀王府为西王府，1646年，张献忠在撤离成都前焚烧了蜀王府，蜀王府部分建筑被烧毁。
1659年，清朝军队攻占成都，将蜀王府设为贡院。
1917年和1932年，两次军阀混战，蜀王府遭到极大破坏，该地方逐渐废弃，成为市场，但未毁灭。
1967年，剩余建筑被炸毁，变为展览馆。
记者王浩野摄影吴小川
孔雀蓝釉器在明清两代的发展
可能是明初御厂瓷业制作分工尚不细密，至今，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情况显示洪武、永乐两朝没有制作孔雀蓝釉器。宣德时期制瓷发展迅猛，孔雀蓝釉器制作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统治者对御厂瓷的严格要求促使其单色釉、釉下青花制品精益求精。这些发展情况都在此时的三足炉、高足碗、盘、碗等造型多样的传世品中得到体现。
成化朝彩瓷的改革创新加速孔雀蓝釉变革，御厂工匠在原有孔雀蓝青花的制作基础上尝试将该釉与其他低温色釉结合，首次成功制作出使用孔雀蓝色调的素三彩瓷，从而把人们对其运用技术提高至新台阶，并在弘治、正德等朝不断沿用制作。
随着清代景德镇社会治安逐渐安定，御厂制作再次步入良性循环。康熙后期的官窑制作逐渐进入高峰，其中孔雀蓝釉的发展也具有了相当的水平。当时的觚、雕塑等非日用品造型也使用了该色釉，进一步壮大了孔雀蓝釉器队伍。
总结起来，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孔雀蓝釉成长过程中尤以宣、成两朝发展变革最为显著。孔雀蓝釉青花制品在金元时期已经制作，但钴料发色明显偏黑，这除了与烧制技术不成熟、胎体直接施孔雀蓝釉入窑烧成有关外（针对孔雀蓝釉的一次性烧制而言），还可能与制作素胎时裸烧钴料，导致青花氧化变黑有关（针对孔雀蓝釉的二次性烧制而言）。
宣德朝的孔雀蓝青花钴料发色端正，不存在裸烧变黑痕迹。如果仔细观察部分器物口沿处，还可以发现二次孔雀蓝低温釉与一次高温釉衔接面存在素胎裸露情况，也可由此推测出当时御厂采取先烧制内部挂釉、外侧无釉的高温素胎，然后才使用钴料绘画外侧面、施孔雀蓝釉烧制的二次性工艺，从而保证了釉下青花的理想发色（此处笔者并不排除宣德朝在青花器上再次施孔雀蓝釉烧制孔雀蓝青花的事例）。
御厂从成化三彩鸭熏开始陆续使用孔雀蓝作为低温色釉之一参与低温彩瓷制作。观察明中后期的素三彩瓷可以发现孔雀蓝釉使用比较频繁，在调节各种色釉和谐中起到很大作用，有时还与金彩结合，制作出华贵的官窑器。
明清五彩瓷器的历史演变
清顺治五彩缠枝牡丹纹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郝培云
中国彩瓷的生产，发展到明、清两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已完全可以与青花瓷器平分秋色。特别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制作水平，更是如日中天，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高峰。
五彩瓷器的主要着色剂为铜、铁、钴、锰等矿物元素，采用低温烧制成型。五彩为二次成型工艺，彩饰色料分釉下与釉上两种，常用颜色有红、黄、绿、紫、赭、黑等。所谓五彩并非是说五种色彩同时出现，而是多种彩色之意，但其中必须有红色方为五彩。五彩也被称为“古彩”、“硬彩”。据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覆其上，微微凸起。其施彩方法，是勾线后平涂填色，以水或胶水作溶剂，按纹饰需要，在已烧成的白釉瓷器上，施以多种颜色进行再度创造，在770-800℃的温度中焙烧而成。烧成后的色彩呈现玻璃质状，有坚硬质感。五彩瓷器是釉上彩中的主要品种之一。
明天启五彩人物纹海棠式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釉上五彩
“五彩”一词，出现于明代晚期。明代天启年间谷应泰《博物要览》记载：“宣窑五彩，深厚堆垛。”1984年在西藏萨迦寺发现了器底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五彩碗，证明五彩瓷在宣德年间烧制已比较成熟了。从宣德到成化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这三朝时局动荡，政权不稳，在制瓷工艺上毫无成就，还没有发现五彩瓷器。直到成化年间才又出现了五彩。成化年间的五彩瓷十分稀少而珍贵，传世品也是极为罕见。到了明弘治年间，釉上五彩的烧制更加成熟。发展到嘉靖、万历时期，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开创了五彩瓷的新局面，出现了较大的罐、瓶类等。此时五彩的烧制已经达到了非常完备的境界。
明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生产青花、釉里红产品。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做好了铺垫，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特别要指出的是，用红彩描绘精细的龙纹、云纹等图案，只是明初才出现于景德镇。宣德时期红彩，是釉上红彩和五彩的开端，为后世的五彩瓷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成化时期的五彩是釉上五彩，其呈色以淡雅为主，色彩包括红、绿、黄、姹紫等，并开始使用孔雀绿彩。此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纹饰绘绘画中使用了不少黄彩，而且主要图案都是以黄彩打底色，上面再以红色渲染，使色彩更显浓艳厚实。这种彩瓷证实了明代彩瓷所谓“黄上红”的彩绘技法，开创于成化，并非始于嘉靖。
弘治一朝的釉上五彩瓷基本是成化风格的延续，所用颜色有红、绿、赭、黑、孔雀绿等，色调恬静淡雅。其中最突出的品种是刻花填彩。刻花填彩的制作方法是在胎上先刻出所需图案纹样，上透明釉时将刻好的图案留出，高温烧成后再在白釉露胎处施彩并用低温烧制而成。刻花填彩的出现，标志着釉上五彩的制作已进入成熟和发展阶段。
正德时期釉上五彩在造型、装饰方面不但延续了传统的特点，还在创新中确立了正德五彩独特的风格。正德釉上五彩器制作精细，多以在白釉上直接绘画五彩图案为主，称为“白地五彩”。多用红、黄、绿彩，绿色多为翠绿和孔雀绿，其中绿色浅中微微闪黄。常以阿拉伯文或伊斯兰图案为纹样作装饰，这是正德五彩瓷的鲜明特征。
明代五彩瓷经过了数朝的发展，到了嘉靖一朝已相当成熟。此时的釉上五彩瓷器，以色彩斑斓而著称。官窑和民窑都有大量生产，无论其质量和烧造数量都蔚然可观。开创了五彩瓷制作的新局面。此时期在用彩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如官窑瓷器在色彩上较前朝更加丰富，多用红、绿、黄、赭、紫、孔雀蓝等色彩绘。红彩为“枣皮红”；绿色为孔雀绿，分为大绿、淡绿；紫色为艳丽赭紫；黄彩似蜜蜡。此时“黄上红”工艺运用得较为普遍。大面积使用红彩形成了嘉靖五彩极为绚丽浓重的特征。嘉靖五彩造型多为大器，如大罐、大缸、大盘、花盆等。常见纹饰有云龙、云凤、花鸟、八仙、八吉祥等。
明代万历五彩瓷仍以前代风格为主体，新出现了以镂空工艺和五彩相结合的装饰方法。万历朝的釉上五彩的色彩继承了嘉靖一朝的特点，与嘉靖时期的五彩多有相同之处，都是以红、绿两色为主，其中点缀黄、黑彩等。红、绿彩更加鲜艳、热烈，对比强烈。嘉靖、万历时的五彩器均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制作工艺和造型大同小异，因此常常被归于一类器物。但嘉靖五彩多用孔雀绿彩，万历五彩则不然，这是两朝五彩器的重要区别。
天启、崇祯时期的釉上五彩瓷器已不如嘉靖、万历时五彩色泽浓重，色泽趋向柔和，淡雅宜人。用红、黄、绿、紫、孔雀绿等色渲染，纹饰绘画生动洒脱，具有中国文人画的笔墨情怀。但是有一类五彩器比嘉靖和万历五彩更加浓烈，红色为深红,绿为黑绿或黄绿，青花颜色也发黑。还有一类厚胎的白地五彩器，施釉较厚，口部多为酱黄釉，多用标记款识。这一类器物多以民窑制品为主。崇祯一朝五彩器发现得不多。
清乾隆仿斑竹五彩花鸟纹墨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釉上五彩
顺治时釉上五彩瓷在明代基础上继续烧造，并且有所创新，除一部分仍保留明末的风格外，另一部分则呈现出清代釉上五彩的新面目。这一时期色彩多见红、绿、黄三色，红色为枣皮红，绿色为深绿，都非常浓重。也有一种相对清秀、较淡的色彩，釉面光亮匀净，呈色较淡，部分器物的颜色容易脱落，器物的绘画多以人物画为主。
五彩瓷器发展到康熙时期有了重大突破，此时发明了釉上蓝彩，替代明代所用的釉下青花。釉上蓝彩的创烧成功，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青花五彩占主流的局面。蓝彩色浓而且鲜艳，胜过青花。康熙时期的釉上五彩是在明代嘉靖、万历五彩瓷器和顺治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制作工艺高超，彩色鲜明透澈，彩饰华丽，绘画线条刚劲有力，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此时五彩用多种色料进行绘制，官窑以规矩的绘制和细腻笔法著称，而民窑则以釉彩浓重艳丽、画意清新活泼见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康熙时的五彩瓷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瓷。康熙五彩由于色彩丰富，红彩比明代五彩用得少，因此，它的画面色彩显得沉稳、热烈而不浮躁，这是其鲜明特色。
康熙五彩仍分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其中釉上五彩最能反映和代表康熙五彩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康熙釉上五彩除了常用的红、绿、黄、褐、紫等彩外，釉上蓝彩和黑彩的烧制成功，使其画面更加华丽。此时所用的青料是云南的珠明料，色泽翠艳。黑彩特点是如黑漆一般，在白釉的衬托下更显得黑白分明，在康熙五彩中运用广泛，进一步增强了色彩的表现力。黑彩多用于画树木的枝干、花卉叶脉、山岭山峰、人物的眼睛、发髻、装饰的飘带、鞋子等，后又用于画图案的轮廓线、局部点染或片断画面，最后发展到大范围使用，并在黑彩上涂一层玻璃白，使黑彩显得更加漆黑明亮，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最终，促使了独立的墨彩瓷器品种于康熙中晚期出现。此时金彩已在五彩上广泛运用，常见有大面积描金图案，表现出康熙五彩的富丽堂皇。金彩多用于官窑器物。黑彩、蓝彩、金彩的出现使得画面更加写实、逼真。康熙釉上五彩的装饰手法多姿多彩，有白地五彩，蓝青地五彩、蓝地描金五彩、米地五彩、红地五彩、蓝地五彩、墨地五彩、哥釉五彩、锦地开光五彩等，充分显示了康熙釉上五彩卓越的彩绘艺术及制造工艺。
雍正年间釉上五彩的烧制，受到了粉彩发展的冲击而有些停滞。五彩大部分由粉彩取代。为数不多的传世作品说明，雍正时期的釉上五彩制作也非常精美，一改前朝浓艳的风格，而显得淡雅柔和，纹饰也由康熙的繁杂趋于疏朗，笔划也由刚劲变为细腻，疏密结合恰到好处。并留有较大的空白。雍正釉上五彩的总体特点是清雅俊秀。雍正五彩常用的颜色有红、黄、绿、紫、蓝、黑、白等色，施色较薄，大红大绿少见，蓝色使用较少，黑色较多。
到了乾隆时期，五彩器物就更少了，仅有官窑的龙凤碗和十二月令花卉杯。嘉庆、道光时期，略有少量官样器生产，像撇口式五彩龙凤碗、花卉杯，但存世量也比较少。
同治、光绪时期民窑出现了仿康熙的五彩器，有的仿写明代各朝及康熙款、图记款，字迹很潦草。同治时期仿的大件器类，色彩用得过于浓艳，施彩也比较凝厚，同时缺乏光泽，纹饰画得也比较粗率，不及后期光绪的五彩器。光绪一朝仿康熙五彩较多，有青花五彩和白地五彩。白地五彩所用的彩料红、黄、绿彩色较为鲜艳，但红彩表面显得比较干涩淡薄，也有显得厚暗的；仿康熙青花五彩的器物，青花的颜色过于浓艳、漂浮，色阶变化不明显，绘画层次也较少。所仿的器物胎质疏松，胎釉结合不紧密，符合晚期器物的所有特征。
明万历五彩鸳莲纹提梁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青花五彩
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皆属于五彩范畴。青花五彩是一种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相结合的产品。其工艺流程与斗彩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主要是在青花的使用上：斗彩是用青花勾勒出全部或部分纹饰的轮廓线之后先挂釉，烧成之后再在青花轮廓线内填彩，青花在斗彩中所占位置很重要，起到了主导地位；青花五彩则是用青花绘画纹饰的局部或某一块、某一点，不用青花勾勒轮廓，青花只作为一种颜料来点缀图案，如有勾勒轮廓线也是极少的，因此五彩是主题，青花起辅助作用。
青花五彩瓷是明宣德时期所开创的彩瓷品种。宣德青花五彩的制作虽然简单，画面也显稚嫩，但已经初步形成了青花五彩的基本特征。宣德以后，青花五彩曾一度衰落，到嘉靖时产量开始大增，万历时达到顶峰，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技艺之高超都是空前的。
嘉靖朝是青花五彩发展的辉煌时期，开创了彩瓷制作的新局面。嘉靖青花五彩多为官窑生产，青花色料改用进口的回青料或加石子青，色调表现为蓝中泛紫，十分浓艳，颜色特征非常明显。青花五彩瓷器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尤其是矾红彩料、青花及绿色的大面积的使用，给人以丰富饱满、热情奔放、富丽堂皇之感。这种浪漫奔放的色调，持续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万历朝的青花五彩除继承了嘉靖青花五彩的一些特点外，又有其明显的特征：一是器物形制大，追求造型高、大、奇、巧的特点。二是装饰华丽，青花不仅作局部色彩点缀，而且还当作主色调使用。并出现了青花五彩镂空工艺。装饰内容广泛，常用的装饰纹样达几十种之多，最常见的是龙凤纹，还有蟠螭纹、花鸟纹等。万历五彩以蒜头瓶、出戟花觚、洗口瓶、蟋蟀罐、笔管、洗等常见。但有的造型不太规整，有明显的变形和塌陷，甚至官窑也是如此。这与当时的制瓷工艺有关。
青花五彩在清初虽有制作，但不占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传世品中顺治朝有一些，康熙朝为多。顺治青花五彩器较多保留了晚明的古拙风格，青花翠蓝浓重，红绿彩鲜丽明快，俗称“大明彩”。康熙朝的青花五彩虽然没有釉上五彩的成就大，但它清新的色彩，优美的画面，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美作品。清康熙青花五彩的显著成就是对青花的运用。由于康熙中晚期青花成就显著，青花特点突出，对青花五彩的烧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花使用的是云南所产的珠明料，呈现出青翠艳丽的特点；彩绘工艺上运用了“分水皴”的技法，使得画面效果更加鲜亮。康熙青花五彩始终保持着独有的特色，一直烧制到晚清。（完）
明清德化瓷器的工艺特点和成就
德化瓷历史悠久，载誉环球。
早在唐五代，德化就有用青瓷殉葬的习俗。宋元时期，封建政府重视海外贸易，传统外销瓷数量急剧增长，有力地刺激了各地瓷窑的发展。由于泉州市舶司的设立，泉州港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和东南沿海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德化县与泉州近邻，瓷业生产也应运崛起。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盛赞：德化“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安平志》称：“白瓷出德化，元时上供”，足见元代德化瓷器不仅饮誉海外，并作为贡品登上了大雅之堂。
本文以一九七六年发掘出土的德化盖德碗坪仑和屈斗宫窑宋、元标本为依据，对宋元德化瓷的工艺特征和成就浅析如下：
一、宋元瓷器的胎质结构：
德化位于闽中戴云山脉，山高水长，植被繁茂，矿产丰富。根据地质调查，全县有瓷土矿三十余处，储量达40多万吨，“瓷土分布之广，几各区各乡无不有之”。
碗坪仑窑的发展，经历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北宋以生产白釉瓷器为主，南宋以生产青釉瓷器为主，兼烧黑釉瓷器。北宋瓷器胎土致密如石，白中略微泛灰，产品大部分口薄底厚；南宋产品胎质稍后，呈现灰白或浅灰，略含细砂。含有微量的二氧化二铁。
元代屈斗宫窑土选料精，烧成技术显著提高。胎土白净细腻，胎釉紧合紧密，结构坚致。胎、釉中的三氧化二铁含量分别为0.37%和零。根据屈斗宫窑附近的观音歧和褒美瓷土的采样分析，观音歧瓷土含三氧化二铁0.551—0.71%，褒美瓷土不含三氧化二铁。屈斗宫瓷土胎质白度的提高，与瓷土中三氧化二铁含量减少有关。
二、宋元瓷器的釉色：
釉色是瓷器的仪表，釉质呈色好坏，直接影响瓷器的外观和质量。
碗坪仑北宋瓷器的釉色品种，有白瓷和影青瓷。白釉瓷器，白而不莹，白中闪灰，类似定瓷釉色；影青釉瓷器白中泛青，与景德镇影青相仿。影青又称青白瓷，是介于青白二者之间的一种瓷器专称，最早烧制于江西景德镇，釉色莹润如玉，白里泛青，较之白定，另有新意，它的出现，立即得到了推广，并成为宋元时期风靡江南的一大瓷系。其冰清玉洁的质地，恬静幽雅的外观，曾博得了人们的广泛喜爱。北宋词人立清照曾用“玉枕”赞美景德镇硬青瓷枕，其《醉花阴》一词咏道：“薄雾浓云慈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碗坪仑北宋影青瓷器，是窑工们继仿定白瓷之后又一种创新产品，也是窑工们充分利用当地瓷土含铁量少，原料纯净，有效控制三氧化二碳还原的结果。
碗坪仑南宋产品，一反常态，改生产白瓷为黑瓷，黑瓷和酱釉瓷器。其次釉色多为灰青或青黄、釉层较薄、釉面光泽，带有冰裂纹，黑瓷、酱釉、酱褐釉瓷器仿制著名的建窑兔毫盏，釉面比较粗糙，釉下多气泡，没有仿制成功的兔毫盏。釉的褐绿釉盏，口部釉一圈白釉，俗称“白覆轮”，在本省的一些遗址曾有出土，解决了这类瓷器的窑口问题。蔡襄《茶襄录》曾说：“茶色白，宜黑线，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胚微厚，烧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浅，斗试家自不用“。建窑兔毫盏的出现，是宋代饮茶风盛行的产物，也是各种釉色瓷器在斗茶中唯一取胜的佼佼者。
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评述：“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碗坪仑黑釉。酱釉仿建盏无论在胎、釉、形，乃至工艺方面，较之建安茶盏都使人感到望尘莫及，除技术方面的原因外，笔者认为，主要是当时的窑工没有根据当地的原料性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而是望风却步、盲目地模仿时髦的结果。这种历史的经验，对后世德化窑的发展鼎盛不无启益。
元代屈斗宫产品，又发挥了本地原料和产品的优势，生产影青和白瓷。影青瓷釉质较薄，釉面洁净莹润，光泽性强，釉下花纹若隐若现，十分美丽；釉面呈色比碗坪仑毫，数量上也占优势。白瓷的釉面洁白无疵，柔和匀净；其中一类釉色微青似鹅卵，俗称：“卵白釉”，釉质较厚，是仿烧元代宫廷用次“枢府”釉的一种新产品。还有少量的釉微闪牙黄或肉红，已开明代“猪油白”之先河。
明清紫砂壶特点略述
茶道的的变迁与紫砂壶有着必然的联系。紫砂壶的兴起、繁盛是与茶文化的变化紧密相连的。唐宋时期，人们的饮茶方法为煮茶、烹茶，茶具以金属制器为 多。到了明代，团茶已被散茶完全取代，而饮茶方法则改为冲泡法，茶壶与煮水的壶分开使用，茶具多选择陶瓷茶具。饮茶方法虽然简化了，但因为泡茶法对茶量、水温等十分讲究，故而对沏茶的重要器物一茶壶—有了更高的要求。紫砂壶就这样兴盛开来。
明清时期，因饮茶方式、饮茶趣味、茶叶种类的不同，紫砂壶有着容量大小、器形高矮之分。从器形大小上看，大体说来。明万历以前，多为大壶，万历以 后，壶形日渐缩小。被奉为紫砂壶鼻祖的供春所制各式壶均为大壶；万历年间的一代制壶大家时大彬在早期时专仿供春，所做多为大壶，后在他游娄东与著名的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结交之后，“闻陈眉公与琅砑、太原诸公品茶之论”才突破樊篱，改作小壶，这与“茶注宜小不宜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且自斟自酌， 愈小愈佳”的文人士大夫的饮茶风气有着重要关系；@以后至徐友泉、陈子畦、惠孟臣等皆长于制作小壶。像惠孟臣制作的小圆壶就是华南一带喝“功夫茶”所用的 水平壶的前身。就细节而言，紫砂壶得出水眼有独眼、网眼、和半球体滤孔几种形式，这通常因饮茶习惯的不同而不同。
另外，明清紫砂壶造型式样的变化也体现了制陶人勇于求变的设计思想。比如前面提到的康熙年间的陈鸣远，他力变明末的筋纹器形，从寻常生活寻找创作思 路，以自然形体人壶，开创了紫砂壶的一个重要品类“花货”。在清朝的乾隆年间，紫砂壶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筋纹器和花货器形极为丰富，制陶人和参与制陶的文人名士不安于现状，极大的拓展了紫砂壶的形式和内涵。一方面由于需要在较空阔的壶面上刻画题咏，“光货”类壶型就变得渐趋简单明朗，另一方面造型取 材也更为广泛，制作了取材于自然现象的“却月”、“饮虹”等壶型。
“素面素心”的紫砂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今天的紫砂壶，一派繁荣景象，但它同样面临着传统全手工技法的失传、原本文化属性的背离等问题。分析明清紫砂壶的设计思想，不仅是让我们回忆那段历史，那些艺师，那些参与制壶的文人墨客，也不仅是让我们品位那些传世名壶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气质神韵，更重要 的是让今天的我们去深入思考如何传承与创新，而不仅仅只是流于“文化”的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