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可以借张岱的自作墓志铭“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
宋徽宗 摹唐张萱《捣练图》
宋徽宗《瑞鹤图》
他信道教，而道教是享乐的背面，m.tAOcI52.com
道教可能因其美学吸引了徽宗。
不用看懂老庄，
就如不用看懂离骚，也能感到其大美。
道教有对青色的追求，青辞，又名绿章，是道教献给天庭的奏章，以朱料书写在一种蓝灰色的纸上，雅致之极。
宋代重文轻武，从此，文人审美占主流地位，苏轼米芾提倡的文人画也始于此时。“逸”格从北宋起成为文学甚至视觉艺术的最高标准。徽宗的作品中，青瓷最佳。
伦敦大威德基金会藏宋汝窑盏托
青瓷是消极，退淡，冷遁的。这是一个高音的，淡色的世界，这是单一乐器的solo，用的是古琴而非羽键琴更非钟磬。
赵广超讲极简主义，就让学生看宋瓷。“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重压下，当时的人要做一个艺术形式，包含了七情六欲，看上去还要很平静，这就是简约主义的上好示范。它不是贫穷，是高度净化的能力。”
六十年代兴起的简约主义，二战后物质匮乏是其根本原因。青瓷却是倾举国之力造就的简单形体。宋代的瓷匠，奉命用地上的泥土烧制天空的颜色。
他们是炼金术士，把道教的精神，物质的至美和统治者的理想炼在一起。
伦敦大威德基金会藏宋汝窑器
伦敦大威德基金会藏宋汝窑器
青花瓷跟人没有距离，神情清爽，响亮的调子。而青瓷在面前了，你还是觉得远，它从哪里来呢，可能是人迹罕至，飞尘不到的地方。
青瓷带着一种佛像上的表情，入了他们的色空观。
唐三彩，元青花，明珐琅，一时才俊，但是只有青瓷能得到文人的垂青。可能是因为这一帮人身体孱弱，他们一向只在虚无和冲淡中感到自在。他们不喜欢鲜明的热辣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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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官窑与哥窑青瓷
浙江是我国青瓷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又是南宋都城的所在地。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和对瓷器需要量的不断增大，“袭故京遗制”建立了官窑，专门用以烧制供宫廷享用的官窑瓷瓷器，南宋官窑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浙江青瓷生产的格局，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龙泉窑青瓷的发展。这种“官窑”与“民窑”的共存及其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了南宋瓷器发展的基本面貌，也是浙江地区瓷器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一、南宋官窑宋代是我国瓷器大发展的时期，北宋和南宋时期，宫廷所需要的瓷器由官办瓷窑进行生产，这种官办瓷窑，一般简称“官窑”。宋代官窑有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之分，而南宋官窑又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之别。这种划分是根据南宋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与叶真的《坦斋笔衡》的记载而沿用至今的。“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佯矣”。此段文字是根据《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所转引的《坦斋笔衡》中的一段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顾、叶均为南宋人记载的又是本朝之事，内容丰富详尽，把南宋官窑建立的原因、时代、前后沿革及其建窑的地点、均作了明确的叙述。文献的重要价值在于其记载的历史真实性已被今天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即使如此，对《坦斋笔衡》中这段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的可靠性一直仍有人质疑，特别是对于修内司官窑的问题，认为上述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通过乌龟山官窑遗址的发掘，证明南宋官窑只此一处，别无修内司官窑。近三十余年来，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以及南宋的郊坛下官窑的遗址均已发现并进行了发掘为研究南宋修内司官窑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除汝窑、钧窑、南宋郊坛下官窑窑址已经找到外，还有一宫藏的所谓“传世哥窑”，至今还未能找到其所属窑口，因此，在南宋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这样两个问题：(一)根据文献记载，认为有修内司官窑，但无传世的实物予以印证；(二)宫中收藏有所谓“传世哥窑”瓷器，但末发现它的窑址。对宫中收藏的传世官窑瓷器的研究，文献资料是极其重要的依据。因为官窑的窑址不易发现、墓葬中也不见出土，所以将传世实物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便成了一种可取的研究方法。例如在官汝窑、官钧窑的窑址末发现以前，就是以宫中收藏的传世品为依据寻觅其窑址的。南宋官窑例外。如乌龟山郊坛下官窑遗址的发现也是与宫中的传世官窑瓷器相印证而确定下来的。所以，在修内司官窑的窑址发现以前，将文献记载与宫中收藏的传世品相印证的方法也是完全可取的。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所隶官署十”，首列“修内司，掌宫城太庙缮营及瓶击之器”。可见，窑务本非修司所管辖。可能由于南宋初年，战事频仍，官署多有裁并，修内司除营缮宫城太庙本职之外，还兼统宫廷窑务。所以，置窑于修内司当是可信的。《坦斋笔衡》中的“袭故京遗制”与“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两句，明确表述出修内司官窑上承“袭故京遗制”，下启郊坛新风的枢纽关系。由此可见，修内司官窑瓷器是根据北宋官窑瓷器的形制烧造的，在胎色、釉质、器形以及文钉支烧等方面，酷似官汝窑。宋室南渡后所建郊坛新官窑，与修内司旧官窑又有着一定的差距，即产品“比旧窑大不侔矣”。从南宋建都与建坛祭典的时间上看，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南宋定都临安(杭州)的时间，据《宋史.高宗纪》记载为绍兴八年(1138)。北宋立于宣和末年(1126)，高宗赵构南渡时，兵荒马乱，时时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直到正式定都才得以安定，其间颠沛长达十二年之久。定都后五年(1143)，置建郊坛，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后的十七年间，特别是建都后，宫中使用的究竟是什么瓷器?因为北宋亡后，宫廷珍藏珍宝器用己被金兵掠夺一空，转战逃亡之中，很难想像会把官窑瓷器带到江南。在这种情况下，皇家势必采取临时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俭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这说明郊坛祭典时，由于缺乏所使用的铜、玉器，只好临时以当地生产的青瓷与竹木器取而代之。又据《宋史.高宗纪》记载，在南宋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五月、九月和十一月，也曾举行三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也应是陶木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四年(1144)以前，为了定都后的宫中用瓷以及郊坛祭典用瓷，极需置建官窑大量烧制瓷器。那么，这个官窑又是哪一处?自然应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198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官窑今何在》一文，文章以文献及实物(残片与窑具)，印证了修内司窑的存在。尔后故宫博物院又派人前往了解，幸又获得修内司窑器物残足一片，这是窑址遗存的又一实证。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过早给予否定。南宋官窑根据文献与宫中的收藏，应当包括修内司窑与郊坛下窑两处。
二、清宫珍藏的“哥窑”是修内司官窑
南宋人的《负喧杂录》与《坦斋笔衡》是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文献。清宫珍藏的官窑瓷器窑口鉴定与时代的划分，都是据此而确定下来的。明人曹昭《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叙述明以前各大名窑的情况，亦多与今天考古发现相吻合。该书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征又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坦斋笔衡》与该书的描述，恰好与宫中收藏至今的所渭“传世哥窑”器相吻合。尤当注意的是曹昭对修内司官窑与哥哥窑是分条叙述的，他称“哥哥窑，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这说明修内司官窑与哥哥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窑。
明高镰的《遵生八笺》沿袭曹昭之说，又将修内司官窑器与哥窑器相比较后认为，“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窑者，烧于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明确指出了其不同性质，并把修内司官窑器的釉色分为：“粉青为上，淡白次之，釉灰色，色之下也。”把纹片分为：“冰裂、缮血为上，梅花片、墨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并指明了修内司官窑窑址在杭之风凰山下及万松岭一带的大内所辖范围之内。清代以后的《博物要览》等文献有关修内司窑的记载，都来源于此。
根据上述历代文献记载，把修内司官窑及其产品的特征，可归纳如下几点：
1.修内司官窑是“袭故京遗制”建立的第一座南宋官窑。
2.修内司官窑瓷器以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深受世人珍爱。
3.南宋朝，在郊坛下建立第二座官窑，其产品远逊于修内司官窑器。
4.修内司官窑瓷器，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
5.修内司官窑器大率与哥窑相同，官窑器为官家造也，哥窑器烧于私家。
6.修内司官窑遗址，在杭州凤凰山下万松岭一带地方。
当修内司窑址尚未发现以前，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与宫中珍藏的实物相印证，明确了宫中 珍藏的所渭“传世哥窑”器是修内司官窑器。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遗址的发掘也证明了“传世哥窑”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因此，哥窑与宫中“传世哥窑”本来是并不相关的两个瓷窑。在性质上一个属民窑，即哥窑，一个属官窑，即修内司官窑。那么为什么把宫中珍藏的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清宫的收藏是在历代尤其是宋、元、明三朝帝王搜集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许多藏品在《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以及《宣和博古图》等文献中均可见诸著录。清乾隆间，又效法宣和皇帝将宫中收藏辑成《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古鉴》、《石渠宝箕》等书。乾隆皇帝在许多宫中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的底部刻有御制诗，诗中根据文献把宋代官窑瓷器定为汝窑、钧窑、哥窑、官窑、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凡六种。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曾先后两次对清宫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在这两次点查报告中，有关宋代官窑瓷器的定名只有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凡四种窑口器物。1935年，郭傈昌先生在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期间，曾对乾隆御制诗进行了研究和辑录o。据此，郭氏结合文献又对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鉴定。特别是1936年，郭先生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的瓷器专门委员时，他对参展的瓷器进行了挑选与再鉴定工作。这次正式鉴定的结果，可见公开刊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其中将宋代官窑瓷器鉴定为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南宋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凡六种。他的鉴定或许是受了御制诗的影响也未可知，但与乾隆御制诗的分类颇相吻合。其结果是将“官窑”器分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即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三种官窑器，尤其是又把宫中的许多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这种“三分法”与“张冠李戴”的错误，就导致了如下情况的产生：
1.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色者，鉴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器。
2.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色者，鉴定为“修内司”官窑器。
3.把部分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
陈万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对郭之鉴定发表过《故宫一部分古瓷鉴定之商榷》一文。此文对当时官窑瓷器鉴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为我们了解南宋官窑早期的鉴定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文章说：“此处(指《图说》)所谓的南宋官窑，当然是南渡后修内司官窑……就文献的记载，说是沿袭旧京的制作，为此究竟南渡后的官窑，跟汗京的官窑，有什么分别，恐怕谁都不容易有一个明白的判断，不晓得郭先生当时根据何种鉴别方法，判断这15件为南宋官窑，而不说它是南渡以前的官窑。”同时，他还提到《图说》中的“哥窑盘，官窑盘，当时(原题名时)已经搅不清楚了，就印片上看，完全是相似的物而一个为哥，一个为官，到了郭先生又称之南宋官窑，真是一种好笑的事”。对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当时缺少窑址印证的情况下，郭先生不仅对什么是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即修内司官窑)模棱两可，而且对什么是哥窑也是含湿不清的。正如陈先生说：“我从这一点，就可以提出以前的命名，确实没有绝对的根据，所以说它哥好，说它官好，甚至南宋的官也好，反正是自己也摸不清楚，于是乎其他的人，跟着堕入五里雾中，更是莫名其妙。”重温陈先生之说，不能不引起当今瓷器研究家的深思与关注。
陈万里先生是重视文献史料，更重窑址考古的瓷器研究家，但因修内司官窑窑址未能发现而持怀疑的态度。也由于历史局限，陈先生对哥窑的认识同样是模糊的，他对哥窑的失鉴是与他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直接相关的。正因为他对修内司官窑持否定的态度，所以对郭氏把宫中传世的修内司官窑器，定名为哥窑器，也就不能予以正名。
50年代初，陈先生为了搞清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曾建议有关部门对龙泉哥窑进行发掘。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对哥窑遗址龙泉大窑(文献上的刘田)等地作了考古调查与重点发掘。然而，大窑等地发掘出土的黑胎青瓷，同文献记载的“哥窑”瓷器所具备的特征吻合。据此，发掘者断定大窑即是文献所记载的哥窑，而名为“哥窑”的宫中传世品则绝非龙泉大窑烧制。本来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它不仅解决了哥窑瓷器的产地问题，而且还反证了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馆以及各大博物馆所珍藏的名为“传世哥窑”的瓷器，实非哥窑，过去专家把它定为“哥窑”器显然是错误的。对通过发掘所得出来的这一结论，有的学者根据《格古要论》“有黑土者渭之乌泥窑”的记载，认为龙泉黑胎青瓷非哥窑产品而是乌泥窑，是仿官窑的产品。这一意见后来又被发掘者全盘接受，并修改了《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文中有关哥窑问题的结论。这就便得哥窑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上述官窑鉴定史申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将官窑(郊坛下官窑)误作“三分法”(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另一个是修、哥两者之“张冠李戴”代把宫中的修内司官窑器定为哥窑器)。这两个问题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纠葛。因为“三分法”涉及到北宋官窑(即汴京官窑)及修内司官窑，而张冠李戴的出现又源于修、哥不分。由于“张冠李戴”的延误，阻碍了修内司官窑窑址的寻找发掘，致使修内司官窑为“传世哥窑”所掩。这就是修内司官窑在瓷史上销声匿迹的由来。现在，笔者仍坚持这一观点，认为当初龙泉窑发掘者的结论是正确的，它不仅对解决哥窑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清清宫珍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器不是哥窑器，而很有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
三、龙泉窑与“龙泉仿官”
在南宋人的《坦斋笔衡》的记载中，除了重点记述了宋代官窑建置的原因、时代、前后沿革及其建窑的地点外，还记载了有关民窑及其品质：“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据此可知，曾为北宋朝廷烧造过“贡瓷”的定窑，因有芒不堪用，而命汝州造青窑器的。南方的龙泉县窑因质颇粗厚，也不为当时宫廷所看中。
北宋后期，龙泉窑青瓷的生产虽然以大窑、金村等地为中心已具规模，但烧制的青瓷以青黄釉瓷器为主。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浙江省轻工业厅的理化测试结果，说明此时的龙泉窑青瓷釉中氧化钙的含量还相当高，基本上属石灰镭的范畴。所以釉面光泽很强，釉层透明，高温粘度低，易流釉;同时还原焰烧成气氛的控制不夥熟炼，这是这时期青瓷釉中泛黄并多有细密的开片的重要原因，与文献记载的“南方龙泉县窑，质颇粗厚”相符。
南宋前期的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尽管与北宋后期的制品不同，釉色青翠，釉面开片与流釉现象较少，说明对釉料的配制和烧成气氛的控制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龙泉窑真正进入到它的鼎盛时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应当是在南宋后朗，特别是在南宋官窑建立之后。因为南宋官窑的建立，给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高宋官窑由于集中了优秀工匠，不惜工本、选料优质、工艺精湛，烧造了很多适应皇宫使用的高档瓷器，这种官窑烧制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窑的生产发展。龙泉窑烧瓷工艺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龙泉窑青瓷粗厚笨重的造型，使其玻璃状的透明薄釉转变为乳浊注的青釉烧制出釉层丰厚，滋润如玉的粉青、梅子青、豆青瓷艺“三昧”产品，与当时的官窑产品相比，好者并不逊色，把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工艺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重大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官窑的烧制技术的影响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龙泉窑吸取了南宋官窑烧瓷技术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烧制的青瓷尽管不是官窑的产品，但也不是一般民窑所能相比，因而受到朝廷的极大重视，高宋朝廷所使用的瓷器，除了大部分来自官窑者外，还有一部分用瓷需要龙泉窑烧制。这部龙泉窑的产品，后被人称为“龙泉仿官”。《格古要论》记载的“伪者皆龙泉烧者，无纹路”就是龙泉仿官窑的无纹路的产品。
在南宋龙泉窑青瓷中，除了原有的白胎青瓷外，又新出现了一种黑胎青瓷，如果说“龙泉仿官”，提高了原有的烧造水平并受到宫廷青睬的话，那么，“黑胎青瓷”的出现、更是“龙泉仿官”的直接产品。
黑胎青瓷的最大特征是黑胎、青釉、开纹片、“紫口铁足”等，这些均与修内司官窑(宫中传世品)具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明、清文献中称它为“哥窑”是有其理由的，明高濂在他的《遵生八笺》中有“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的记载，其中的“官窑”即指“修内司官窑”，“哥窑”即“龙泉哥窑”。证明“龙泉哥窑”是仿“修内司官窑”的。
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的发掘，找到了烧黑胎青瓷的窑址，文献上所称谓的“哥窑”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宫中传世品，则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在宫中“传世品”的窑址末发现以前，为了便于研究，把它们加以区别，故分别取名为“龙泉哥窑”与“传世哥窑”两种。“传世哥窑”既然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当然它与“哥窑”无关。而文献上所记载的“哥窑”，证明是在龙泉烧制的，就应肯定它是“哥窑”。所以过去把宫中珍藏的修内司官窑器，定为“哥窑”器是错误的，应当加以纠正。在这种情况下，谈到“龙泉仿官”往往否定黑胎青瓷是哥窑，认为它是龙泉仿官窑的产品。因否定了修内司官窑，所以就把龙泉黑胎青瓷与郊坛官窑相比较，如“证之以实物，郊坛下南宋官窑和龙泉黑胎青瓷确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那种粉青釉瓷器，真是形神相似，难分‘官’、‘哥’。”经过排比研究，尽管这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从黑胎青瓷的主要特征上看，较多地与修内司官窑(宫中传世品)相似。再者，这类黑胎青瓷在龙泉青瓷中数量不多，除了龙泉溪口瓦窑详窑是以烧黑胎青瓷为主外，其他各窑尽管有一些烧制，但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烧制的，产量也较少。考古工作者在龙泉窑的发掘中，也没有找到它发生和成长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黑胎青瓷的突然出现，完全是为了满足宫廷达官贵族们的少量需要，适应当时他们对修内司官窑的怀旧心理而烧制的。因此，更确切地说，“龙泉仿官”就是指黑胎青瓷(哥窑)仿修内司官窑的产品。
根据文献记载，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尽管“龙泉仿官”这一历史事实是存在的，而且在明吕震等《宣德鼎彝谱》中有“……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的记载，但因“哥窑”为当时权宜之计的伪品，所以后来并不受宫中重视，因此，传世下来的极少。
四.修内司官窑与“龙泉哥窑”的区别
南宋官窑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两种，龙泉窑青瓷有白胎青瓷与黑胎青瓷两类。所谓“龙泉仿官”就是指仿修内司官窑的黑胎青瓷的产品。那么，“龙泉哥窑”与修内司官窑的产品有什么不同呢?"哥窑"与宫中传世品本来是并不相关的两个瓷窑。在性质上，一个属民窑，即哥窑，一个属官窑，即修内司官窑。尽管两窑烧制的瓷器在风格与基本特征上“大率”相同，如黑胎、青釉、开纹片、紫口、铁足等等，但因为黑胎青瓷是着意模仿的伪品，它们毕竟是两窑之物，非尽相同也。一般讲，宫中传世品胎骨较厚，釉较薄;哥窑则胎薄釉厚。传世品的胎色不一，有沉香色、浅白色、杏黄色、深灰色、黑色等多种;哥窑则以黑胎为主(黑胎青瓷)。传世品釉质不透明，釉面光泽如肌肤之微汗，润泽如酥；哥窑釉则透明，玻璃光泽感较强。在开纹片上，传世品追求典雅。讲究装饰效果，一般均着色；“哥窑”则不着意装饰，一般不着色。在所谓的“紫口”、“铁足”方面，两者也不一样。宫中传世品由于胎色不一，釉的流动性较小，“紫口”或有或无;哥窑则胎色黑，釉质厚而透明度强，流动性大，一般均有“紫口”。在烧造方法上，宫中传世品因裹足支烧者居多，故此，铁足者也少;哥窑则均采用垫饼烧，圈足底端失釉层，烧成后露黑胎，故均为“铁足”。因此，文献所载的“紫口”、“铁足”，更确切地说应为“哥窑”的主要特征，这也是两窑的根本区别所在。
五、结语
文献记载的“哥窑”实是“龙泉哥窑”，被冠以哥窑之名的宫中传世品，不是哥窑，这已为龙泉哥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宫中“传世哥窑”是否就是修内司官窑呢?因其窑址尚未发现，目前还不能作定论。关于修内司官窑的窑址问题，笔者己撰文作过一些论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也作了一些科学化验分析。不过，最后的结论还有待窑址的发现。
修内司官窑的窑址目前尽管有了一些线索，同时最近又有了一些新发现，看来对修内司官窑的窑址的彻底澄清已为期不远了。但是，官窑的窑址是不易发现的，这是由官窑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除在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一带发现了一些窑迹外，还应当考虑有无可能与北宋官汝窑一样，其窑址不在州治临汝，而是在离都城不远的宝丰。同样，修内司官窑的窑址，也可能不在修内司官署所在地，而在都城临安附近的其他地区发现，这恐怕是在修内司窑址末完全确定下来以前，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本文作者：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李辉柄
宜兴青瓷鉴赏
江苏省宜兴市是中国著名的“陶都”，地处长江下游的太湖之滨，与浙江、安徽搭界，境内山峦起伏，河湖纵横，交通运输便利。山区盛产瓷土和竹木薪炭，为发展陶瓷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资源。因此，得天独厚的宜兴陶瓷产业自古发达，至明清并形成自已独特产品的优势与特色，名扬四海。 宜兴陶瓷业的中心是在其南部山区和水网地带的交接点丁蜀镇一带。 宜兴的史前制陶业，根据近年来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骆驼墩、西溪遗址等出土陶器最早距今约七千年。陶器以夾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其次为灰陶及黒皮陶，属于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至晚期良渚文化系列。 商周时期，宜兴烧造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是吳越文化的重要内涵特征。建国六十多年來的考古实践证明，烧制原始瓷是江浙地区吳越民族的历史功绩。现已查明浙江湖州德清窑为中国“瓷之源”，商代已建龙窑大量烧造原始青瓷。吳、越国同族，“接土邻境，圵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名列春秋五霸，在先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几何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为孪生姐妹，吴越地区考古发現商周窑址常見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同窑合烧，如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第三层湖熟文化以及浙江富盛等地多有发現这样兼烧的窑址；也有的是分窑烧制。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经指出：“原始瓷(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現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上海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上海闵行发掘相当中原夏商时代的马桥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青釉和黒釉残片，有学者根据科学测试结果认为“马桥夏商样品是目前所发現的我国最早的原始瓷。”
苏南吴国土墩墓出土几何印纹陶器
苏南吴国土墩墓出土原始青瓷器
在宜兴丁蜀镇附近元帆村遗址的上层和杨破窑墩、张泽乡的前港咀和寿山村上层、湖汶乡画溪河西岸、善卷乡五洞桥，以及杨巷镇附近的城头地、桥渎里和王府墩三处遗址的上层都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商周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碎片，这些遗存中可能有的就是烧造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窑址所在，如丁蜀镇南山古窑址中发現有春秋战国的原始青瓷等。而在江浙地区的商周吳越文化聚落遗址、城址，特别是土墩墓中出土的完整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成千上万。如镇江博物馆1975年发掘的镇江句容浮山果园一号墩，这是一座土著吳人的家庭合葬墓，墩内共葬有16个墓，随葬品种类别为夾砂红陶炊器、泥质陶和印纹硬陶及原始瓷盛食器等。其中印纹硬陶器71件，包括坛和罐；原始青瓷器124件，器形有罐、豆、盅、盘、器盖等。句容浮山果园的一处吴国土墩墓群计有一百多个土墩，这样的土墩墓群当地群众往往称之“百培山”，在江南地区有数百处之多。在宜兴张渚镇附近西渚乡的吾桥遗址曾先后出土过16艘满装陶瓷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独木船，生动地向我们展現了当时宜兴窑陶瓷的外销繁忙情景。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苏南吳地出土的面广量大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并非全來自越国的窑场，而相当一部分应該是宜兴窑烧制、通过水路输出的商品陶瓷。原始瓷是吳越地区特产，宜兴也为我国原始瓷的发源地域。 瓷器的成熟并得到广泛使用是在六朝时期，六朝青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它上承汉代青釉陶创造的成就，下为隋唐青秞瓷器鼎盛期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宜兴也是烧造六朝青瓷的重要窑场，汉、六朝时期宜兴窑场大多分布在丁蜀镇之南的南山、均山一带。
宜兴窑烧制的六朝青瓷盘口壶
宜兴六朝瓷业兴盛于西晋，青瓷商品行销江南地区。以南山窑群为主的宜兴六朝窑，其产品已全属青瓷，在质量上有精有粗，精者与同期越窑产品不相上下。器物类别以日用器皿碗、钵、盆、洗、壶、罐为主，同时烧制俑、灶、水井、鸡笼、猪圈等丧葬明噐，其中不乏魂瓶、神兽尊、镂空香熏一类的精品。
宜兴窑烧制的六朝青瓷唾壶
我国瓷业生产在唐代飞跃发展，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北方邢窑系的白瓷与南方越窑系的青瓷并驾齐驱。此时，亦是宜兴窑青瓷的繁盛时期。唐代宜兴窑场主要烧造民间日用青瓷器，产品有碗、盏、盘、鉢、灯、壶、罐等，釉色以茶绿为主，酱色釉次之，施釉均匀，釉面光泽。其产品在江苏境内唐代遗址中常見，说明它是销路很广的民用瓷。当时国内最大的陶瓷集散地和消费市场杨州，对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全国各窑口瓷片分析，据统计宜兴窑瓷片通常占出土瓷片总量的24～35﹪。宜兴窑产品属于越窑青瓷系统，虽然其质量与越窑有着明显的差距，但它以地理位置和产量的优势，成为我国南方长沙窑之外越窑青瓷的另一个竞争对手。
宋元影青瓷
影青瓷，即青白瓷，又称“映青瓷”“隐青瓷”“罩青瓷”，是宋元之间南方生产的一种瓷器。影青瓷青中带白白里有青，瓷胎薄如蝉翼，触手圆润自然，虽有瓷名却有玉质。遮眼透视，仿佛可以窥见瓷胎中清白一体的瓷骨，极为珍贵。影青瓷可以称为青白瓷，但并非所有青白瓷都可称为影青瓷，查阅资料中，除了“青白瓷”这一“学名”之外，诸如“影青瓷”“映青瓷”的称呼均是晚清以来才见诸典籍，宋元之际绝无此名。究其原因，无外乎“诨号”比“本名”更为传神，青白瓷中较为特殊的品类被清代古董商们形象称为“影青瓷”。
影青瓷造型非常丰富，主要有盘、碗、洗、盏、钵、盒、瓶、壶、罐、枕、注子、博山炉、动物、堆塑人物等。其瓷创烧于北宋，初时器型单一，生产较少，多承唐风，至天禧年间，工艺纯熟，器型多变，大量生产。瓷史上大名鼎鼎的江西景德镇即有青白瓷最早的窑址—湖田窑，其烧瓷的全盛时期长达七百余年，可谓珍品无数，传世较多。影青瓷曾风靡一时，行销海内外。元代影青瓷制作渐粗，已经没有了宋瓷的精细灵巧，大开大合虽嫌朴拙，却彰显了草原民族特色，加上烧制方法比较原始，影青瓷的成色远逊宋瓷。但元人对影青瓷的喜爱并未就此衰减，元人爱玉，影青瓷似玉，所以有的元代瓷产品干脆还印有“玉出昆山”和“玉出昆冈”等铭款，明显地将青白瓷类比于青白玉。正因元人审美的独特之处，烧制产量和器型较少，传世佳作便极为珍贵。
历史悠久的青瓷文化——瓯窑青瓷
东晋瓯窑青釉褐色点彩鸡首壶
瓯窑地处浙江南部，窑址主要分布在以温州为中心的永嘉、乐清一带。这里东临东海，南邻福建，西北面为括苍山区，瓯江、飞云江由西向东直入东海。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说：“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袵，收瓯越之民也。”有人考证说，瓯字从“瓦”，说明瓯越人在远古就会烧制陶瓷。
瓯窑瓷胎色泽浅灰白，釉色清淡，有玻璃质感。晋人潘岳在《笙赋》中说道：“披黄苞以受甘，倾缥瓷以酌酃(l ng，美酒名)。”这个“缥瓷”很可能就是瓯窑青瓷。
北宋鸥窑青釉
五代瓯窑青釉瓜形带盖曲流壶
考古资料表明，商周晚期温州瑞安一带的墓葬中就有原始瓷出现。东汉晚期，永嘉县的罗东乡箬(ruò)隆村后背山窑、芦湾村小坟山窑等地，都相继发现了从原始瓷过渡到瓷器的窑址。据《景德镇陶录》记载：“瓯，越也。昔属闽地，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当时著尚。”而清代朱琰在《陶说》中说：“杜毓《荈赋》‘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后来‘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先矣”，“是先越州窑而知名者也”。按照这个说法，瓯窑应该是越窑的前身。考古人员在对窑址调查和发掘中发现，在汉代或两晋时期，有一些瓯窑瓷器的风格和制作工艺与越窑很相似。但是，瓯窑的规模和瓷器质量似乎不及越窑。这里面很可能是文献记载有误，也可能还有遗存没有被发现。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确定，瓯窑是一个历史悠久，并且风格鲜明的青瓷窑系。
南宋瓯窑青黄釉褐彩
北宋青釉观音坐像
汉代至三国时，部分瓯窑瓷器胎质不致密，胎体烧结度较差；胎釉结合不佳，常有剥釉现象；器形制作不规整，与同时期越窑产品有一定距离。自魏晋时期，瓯窑进入一个成熟和发展期。此时的器形丰富，有很多造型与越窑相似，同时又表现出特有的地方风格。
瓯窑窑址主要分布在南溪江下游沿岸的永嘉县罗溪夏甓山、东岸赤头山、瓯海区三垟樟岙(ào)岭脚一带。此时常见器型有壶、罐、瓶、碗、碟、杯、槅、笔筒、砚台、水盂、熏炉、虎子、唾壶、谷仓、鸡窝、狗圈等。除了釉色和制作工艺上的差别，此时瓯窑的瓷器造型风格与越窑一样，器形多以动物为原形，如狮、鸡、虎、牛、凤等，有的器形与越窑几近雷同，如鸡舍、狗圈、狮形辟邪、槅、鸡头壶等。说明当时瓯窑分布区域在丧葬习俗上与上虞、绍兴一带是有相同地方的。但是也表现了特有的地域特点，其中虎形烛台、牛形灯、凤形碗等器型在越窑中未见。瓯窑的谷仓罐由汉代的五管瓶演绎而来，但与越窑谷仓造型有一些区别，东汉时期的五管瓶为葫芦形，器物下腹部为圆形，而越窑的比它更鼓一些。三国时期瓯窑的谷仓为直桶腹，肩部分别有4个小罐，罐与器腹不通。小罐之间塑有人物、百戏塑像。西晋时的谷仓为圆鼓腹，上塑五管或亭台楼阁，周围有百戏人物、飞鸟等，展现了为亡灵祈祷的场景。整体造型浑圆敦实，有的器形制作不规整，整个器形缺少协调感，层次比较紊乱。
汉代至三国时期，瓯窑常见纹饰主要有水波纹、印花斜方格纹、连珠纹等，并不丰富。南北朝时期出现莲花纹，纹饰工整，但是制作工艺欠佳，常有剥釉现象。东晋早期和南朝，普遍使用青釉褐彩，有文字、花卉或与堆塑并用的点彩。这种装饰手法在东晋时期的越窑曾使用，晚唐吴越贵族墓中出现过，并不普遍，十分独特、典雅。瓯窑的褐彩花卉装饰，一直延续到北宋。
隋代至唐代早期是瓯窑瓷器的一个低谷期。其产品的胎体灰白，釉色青黄，开片细碎。唐代早中期的瓯窑釉色青中偏黄，容易剥落。
晚唐至五代时期，瓯窑窑址主要分布在瓯江干流南岸的市郊西山、杨府山和南溪江下游永嘉县境内的启灶黄田等地一带。此时的瓯窑青瓷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其釉色青淡或青黄，釉层滋润如玉；胎体细腻，胎色白而坚致，胎釉结合紧密。在造型上出现了柔和匀称、活泼清新的风格。五代时期的胎体更加细薄，器形更加精巧，小型器增多。器物的造型也比前期丰富，常见的有执壶、罐、碗、洗、香熏、唾壶、砚和明器桌、筷、椅等。还有一些器型如五代青瓷曲流壶、唐代青瓷刻花粉盒，这类粉盒的器形呈瓜果形，盖体表面常刻有牡丹、莲花、飞天等纹饰，制作精美。其中杯口壶、曲流壶、明器桌、筷、椅等这类器型越窑未见。这一时期瓯窑的纹饰较多，装饰手法也比前期有突破，主要有印花、划花、刻花、绘花、堆塑等，纹饰有莲瓣、荷花、卷草、双鱼、飞天等。从考古资料来看，瓯窑瓷器的纹饰较之越窑丰富，尤其是褐色彩绘纹饰。越窑此时多有点彩和较少的彩绘装饰，纹饰题材不多，使用也不普遍。
宋代，温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曾设市舶务和来远驿，元代设市舶司并有停泊海船的码头。对外贸易的出现，推动了瓯窑的发展。此时，瓯窑的分布依然以市郊的西山、杨府山和永嘉的仁溪、岩头一带为主，其窑场绵延数里，颇为壮观。其中泰顺、文成、苍南、乐清山区的山坳里，有一部分规模较小的瓷窑，还生产白瓷和黑瓷产品。这些产品与瓯窑青瓷随着龙泉窑的外销产品一起进入国际市场，常见的青瓷器型有碗、壶、瓶、罐、洗、盂、熏等，品种繁多，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器型与越窑几近相同。有一些产品如观音坐像、南宋青瓷盖瓶、南宋青瓷刻花盖罐等器型，越窑未见。
这个时期是瓯窑生产的高峰期，胎体更加坚致、细薄，呈浅灰色。釉色呈淡青或灰绿色，淡雅滋润；釉层薄，但是均匀、润泽，器内外施釉。同时期越窑的产品为灰白胎，施青釉后呈青灰色。纹饰比前期丰富，几乎接近繁缛。主要纹饰有卷草、葵花、牡丹、菊花、双蝶、鹦鹉、如意和形态多样的莲花纹等。越窑此时的纹饰也是最丰富的。
值得一提的是瓯窑此时的褐色彩绘瓷。入宋代以后，瓯窑青瓷仍然较多地采用褐色彩绘装饰青瓷，有斑彩、绘画花卉和书写文字诸种形式，其纹饰配上淡色的瓯窑青瓷，显得典雅而有趣味。这种彩绘比越窑的题材丰富，构图也比越窑有创意。越窑褐色彩绘的装饰手法在唐代以后就不见了。瓯窑的褐彩青瓷绘画题材新颖独特，堪称浙江青瓷窑系中的一朵奇葩。
宋代以后，浙江的瓯窑、婺州窑、越窑基本都逐渐走向了衰落。今天，我们可以从早期龙泉窑产品中找到越窑、瓯窑、婺州窑瓷器的制作痕迹，这些痕迹是浙江青瓷文化绵延的印证。
宋汝窑——青瓷之首
华彩乐章的昙花一现
汝窑可以说是中国古瓷中的“大熊猫”，不仅珍贵而且极其稀缺。中国古瓷中，宋瓷为首，而宋代“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中，汝窑排列首位，自古就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美誉。汝窑可以说是中国的古瓷之尊。
何为汝窑？古瓷以州定名，五代至晚清宝丰为汝州属地，故称汝瓷。北宋晚期皇室建汝官窑专烧御用瓷，供皇家御用，集民间的能工巧匠，严密的工艺流程，科学的胎釉配方，而烧制出精美的瓷器。现在我们所说的“汝窑”，就是指这一时期的汝瓷。然而，因靖康之乱，金兵入侵中原宋朝被迫南迁，大量汝瓷毁于一旦，窑址荒没，工艺失传。专家学者们的普遍观点是，北宋汝官窑只烧制了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汝窑仿佛一曲华彩的乐章，但只是昙花一现。
汝窑是北宋时间出品，到了南宋便有了“近尤难得”之说，受到皇家、贵族、文人雅士的“热烈追捧”，而窑址难寻工艺失传，更让汝窑一直以来成为亦幻亦真的传奇。
汝窑之美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其色彩。据专家研究，汝窑采用釉内掺和玛瑙，使玛瑙的结晶体在高温下溶解于釉料之中，产生斑斓光彩于釉内，在阳光照射下霞光四射，柔和玉润，颜色主流为天青、天蓝，光泽含蓄内敛，像丝绸般柔和，让人爱不释手。
曾有人统计，现在传世汝瓷不足百件，且分别珍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及我国香港极少数私人手中，难得一见。所以在河南西南一带，现在仍有“纵有家产万贯，小如汝瓷一件”的说法。我国著名艺术大师李苦禅先生曾挥笔写下：“天下博物馆，无汝(瓷)者，难称尽善美也。”
千古之谜的各家之言
现在讲中国古瓷研究，叶家是绕不过去的。叶喆民的父亲叶麟趾和陈万里在中国古瓷学界并称“南陈北叶”，叶麟趾最早确定了定窑遗址的位置，而叶喆民，则在1985年公开了他8年前几次考察研究后的结论——河南宝丰县清凉寺藏有汝窑遗址的重要线索。
河南宝丰县清凉寺及汝州张家巷瓷窑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具汝窑美丽特征的宋代青瓷器，世上只有70余件汝窑的认知已不符合事实，存世宋汝窑到底有多少？
汝窑是什么？认定为汝窑的标准又是什么？文博、收藏、考古各界存在着不同意见，没有统一的认识，对宋代汝窑保护与传承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有学者认为“宋五大名窑”的提法不符合宋代瓷器生产的实际，就出现了汝窑烧变的地域说与特征说，到底谁是谁非？
台北故宫最得意的镇馆之宝——“奉华”铭汝窑遭到研究者的质疑，真相到底如何？面对面的讨论显然是释疑的最好方法。
有研究者认为：河南宝丰县清凉寺瓷窑遗址既不是“贡窑”，也没有“御用汝官窑”之特征，而是一处民窑。对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性质的探讨，其意义可谓深远！
台北故宫认为典藏于世的汝窑只有70余件，台北故宫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很多专家见汝窑就说是“假的”，他们鉴定汝窑真假的依据又是什么？什么样的鉴定才算是汝窑的科学鉴定？其标准又是什么？
据《宋会要辑稿》载，宋代皇家官窑的东西窑务，监官3人、工匠1200人、十大工种，其产业化规模不比现代陶瓷厂的规模小，分工协作的专业化程度也决非现代仿造小瓷窑可比。
观点纷呈，考据难辨，现在，对汝窑本身及其烧变工艺的认知，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直接威胁着中国瓷器烧变的保护与传承。作为华夏珍贵历史文化遗留物的宋代汝窑，绝对算得上是华夏历史文化的珍稀遗产，其烧造工艺及天青釉配方到现在也未破解，继承与发扬无从谈起，产业化就更不可能。 (木木）
中国青瓷史研究
1、中国青瓷的主脉 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仅就与河姆渡文化较为密切的原始青瓷而言，商朝之器，出土于黄陂杨家湾和清江吴城；西周之器，出土于潢川李老店、屯溪、丹徒；青秋之器，出土于金山卫、闽清、光泽；战国之器，出土于吴兴、杭州。在古越窑青瓷产地上虞又相继发现了东汉后期至北宋的遗址，这是令世人瞩目的。 为此，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上虞小仙坛窑址的标本进行了测定分析，其烧成温度已达1310±20℃，显气孔率为0.62%，吸水率为0.28%，Fe2O3、TiO2的含量分别为1.64%和0.97%，抗弯强度（6个试样的平均值）达710公斤/厘米2。这些数据表明，东汉后期上虞窑青瓷已经成熟，上虞县曹娥江中游地区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三国两晋时期是越窑大发展时期，窑场数量从东汉时的37处猛增到140多处，龙窑长度地从10米增加到15米。这一时期的越窑器种类多，装饰丰富，成形工艺也有了明显的改进。特别是烧成，已能很好地掌握还原焰，使釉面呈现出一种青莹如碧的绿色光泽。由于越窑工艺上的精进，三国西晋墓中屡出精品，如南京清凉山"甘露元年"墓出土的青瓷羊，高23.4厘米，釉色清亮，体态雄浑；江苏宜兴西晋墓出土的神兽尊，高27.9厘米，制做极其精美。此外，越窑青瓷在当时已广为流传，河北省邢台镇西晋墓出土的青瓷狮和辽宁省辽阳上王村西晋壁画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就是例证。这一时期的青瓷有不少都注有铭文，如南京赵士岗吴墓出土的一件青瓷涤器，腹部刻有"赤鸟十四年（251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字样；江苏省金坛县出土的青瓷扁壶，腹部刻有"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柙者也"字样；在一些青瓷堆塑罐上另有"会稽出始宁"等字样。这些铭文不仅说明了越窑的知名度，还暗示了当时名匠名作辈出，并由他们（或它们）将制瓷技术传播推广，促进了我国早期制瓷业的发展。 在浙江越窑区的古窑址，除上虞、余姚、宁波、温州是东汉者外，发现唐以前窑址的地方有：孙吴者五县市；西晋者七县；东晋者十县；南朝及隋者十二县。 唐代青瓷的主要产地是瓯窑、婺窑和越窑，由于三者都生产在浙江古越地，所以将之统称为越瓷。《新唐书·地理志》说："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瓷器"。《旧唐书·地理志》载"越州中督府，武德四年（621年）置越州总管，管越、嵊、姚、鄞、浙、纲、衢、 毂、丽、岩、婺十一州。武德八年废鄞州为贸 阝县，嵊州改为剡县所属。天宝元年（742年）改越州为会稽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越州"。所以产贡瓷的越州，宜以天宝定制为准，应包括会稽等七县。 唐代，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开辟了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烧造局面。南越窑青瓷由于所用原料精淘细练，胎质紧密，气孔率较小；由于采用匣钵烧制，器物光洁夺目、端庄规整；又由于施釉技术的提高，釉药厚度达0.2-0.5毫米，釉面较前更晶莹滋润。为此，唐代文人学士多喜用越瓷，陆羽《茶经》中曾描绘它胎质类玉，光洁类冰，悦目怡神。赞美越瓷之最全面的是陆龟蒙和徐寅。徐氏《贡余秘色茶盏诗》中云："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陆氏《茶瓯诗》则称道"岂如王圭 璧姿，又有烟岚色"，成为千古名句。 唐越窑青瓷品种丰富，瓶、壶、碗、洗、尊、炉、渣斗等应有尽有，同类器皿又有多种形式。以碗为例，有侈口、直口、敞口、五葵瓣口、五花瓣口等。小件器皿因受当时金银器的影响，在晚唐时期出现了刻花装饰，线条豪放有力。 李唐一代，经济昌盛，手工艺品大量出口。就越瓷而言，日本东京仁和寺、奈良法隆寺和福岗县筑紫郡水城村大字通古贺字立明寺，都曾发现唐越窑瓷器。七世纪印度最繁荣的布拉明那巴故城，也曾出土唐越瓷碗。阿拉伯撒麻刺和拉吉斯故址亦出土了越瓷残片。九世纪埃及开罗南郊伐斯特也出土了越窑残器，还有刻划荷花、凤凰纹样者。九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苏雷漫游中国，851年写游记，极力赞扬中国青瓷。英文"中国"即"CHINA"一语，可溯源于此。 唐越窑窑址在浙江余姚上林湖一带有二十余处，这说明了越窑当时的盛况。唐越瓷以西安总章元年李爽墓出土的越窑瓶为最早，其后出土于越州及邻封者有七处。 做为中国陶瓷的主流，五代越窑仍继续烧造，其窑址在余姚上林湖及上虞都有发现。吴越御窑烧造的秘色瓷最著名，吴越王钱氏在893-978年间供奉北方的后唐、后晋、辽及北宋，载入《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及《宋会要》等书，一次贡瓷多至一万一千余项。宋人周辉《清波杂志》、曾忄造《高斋漫录》都谈到"越州瓷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出土的五代越瓷，有年款者：余姚发现"下林乡使司北保龙德二年（922年）题记的青瓷筒式罐；连云港玉带河发现吴太和五年（933年）海州刺史赵思虔夫人王氏墓，有三瓣和五瓣花口碟、碗，还有瓷枕；上林湖发现刻款永字，太平戊寅（978年）青瓷和印花五子灰青瓷盒；钱塘江畔施家山发现周广顺二年（952年）吴越王钱亻叔 生母吴汉月墓，有吴越御窑瓷器，质洁釉莹 ，有制于吴越王宗正四年（928年）者"。 唐越窑釉色，大多是青中泛黄，带有不成熟的还原气氛。五代则一改前貌，造一泓清漪的湖色，绿面匀净。在装饰上，五代继承并发展了晚唐的刻花技术，大胆采用浮塑与刻划纹相结合的手法，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生动的一页。就刻划纹饰而言，五代不仅有团花、鸡心、弧线文、点线文，还有蕨草、缠枝花、莲瓣牡丹；有相对的蝴蝶、凤凰，又有飞腾的云龙、亮翅的仙鹤，或写实逼真，或富有诗意，为耀州青瓷、临汝青瓷和龙泉青瓷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越窑入宋以后，渐渐衰落。其原因是，北实宫廷用瓷（汝窑、钧窑和汴京官窑）地位的确立和民窑中北方定窑、南方建窑之兴起。
2、越窑入宋的地域形式 公元960年，后周王朝的大将军赵匡胤在黄河岸边的陈桥驿，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开创了长达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时代，并以汴京（河南开封）为国都。 平缓坦荡的中原大地，既没有山河之固，也没有天险可守，诸多的不利因素，使得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曾萌生过追寻汉唐盛世，迁都长安抑或洛阳的想法。然而一班大臣和亲王辩论的结果，终因汴京得运河槽运之利，通往江南之便而放弃了这一念头。行伍出身的赵匡胤，深知无险可守卫的汴京要保有社稷，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禁卫军的道理。于是乎打开国库，以巨额资财和国力，"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数十万禁军连同眷属驻于京畿，使得宋代京城人口达到创纪录的一百六十万。汴京成了那一时期世界著名的大都会。 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文化异常发达，伴随着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大规模介入，北宋京城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城市革命"--隋唐时代政商严格分离的封闭式的"里仿制"，为政商不分、政商相融的敞开式的街巷制所取代。商业区已不受"里"、"仿"之限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居民住宅与商业店铺交互错杂，甚至在皇宫外政府机关集中的"御街"，也是一个热闹的商业中心，幌子招展，叫卖声声，茶坊饭庄比比皆是……。这种北宋遗风，在今天依旧可以感受到。八十年代建成的"京都御街"再现了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所描述的繁华京都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宋人的生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唐有厚葬习俗，墓窟中有三彩器、瓷器、金银器和壁画，壁画中所表现的多是"极乐世界"的佛国景象，所奉出的是一曲幸福存梦想，引人入胜的虚幻颂歌。而宋墓则不同，壁画内容以家庭居室生活场景为主。这是意识的变化，也是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建筑、陶瓷、文房用品、印刷、酿造、纺织等手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就陶瓷而言，首先是要满足宫廷的需要，其次是供给一些达官贵人，再其次是民间生活用瓷。据宋人笔记、话本记载，宋时的酒楼茶坊都悬挂名人字画，以美器美食为召。形成了饭店用青瓷，饮食担子用白瓷，饮茶斗茶用黑瓷的社会习尚。 北宋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意见和争论较多的时期。以青瓷为例，《中国陶瓷史》称"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同时或稍晚仿烧耀窑青瓷的有河南境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广州西村窑和广西的永福窑等，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面貌、风格有别的北方青瓷窑系"。这种看法，本文是不能同意的。因为，早在南宋时，陆游就曾指出："耀州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老学庵笔记》）。从黄堡镇遗存的早期标本又可以看出，唐耀瓷尚无定形（受鼎州窑的影响），五代的则略有规范（仿系吴越御窑贡瓷），到北宋初期式样虽有所增多，但在造型、工艺、釉色和装饰上，仍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因此，"唐耀州窑"一语，提法欠妥："同时或稍晚仿烧耀窑青瓷的……北方青瓷窑系"一语，就显然缺乏证明和论据。所以本人认为，下面一种看法似更清晰和正确：中国青瓷的杰出代表--越窑，入宋渐渐被淹没，成为历史的陈迹。脱颖而出的陕西耀州窑、河南临汝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其独有的地方特色，鼎立于西北、中原和长江以南；又以其牢固的地位，主宰着宋、金、元三代瓷业的生产。本文重点阐述的，即是这三大青瓷窑系。
2.1 陕西耀州窑 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 耀州青瓷始烧于唐，同时兼烧黑釉和白釉瓷器，入宋以后，才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北宋中期的耀瓷，无论刻花、印花均以刀锋犀利和线条流畅为同类装饰之冠。从出土物可以看出，耀州烧造青瓷明显是受渐江余姚越窑的影响。如宋初耀瓷碗类标本中有两种刻花装饰：一种是在碗外用浮雕手法，刻两层莲花纹，这种刻饰盛于五代越窑碗，耀瓷刻花莲瓣碗就取材于越窑碗纹样，具有越窑风格。故南宋陆游有"耀州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余姚秘色也"之说。耀瓷早期刻花的另一种装饰是在碗的外部刻划草率的似是而非的花卉图案，这应是耀州刻花最初的面目。北宋中期，耀瓷刻花题材丰富多变，并开始出现了印花装饰。到北宋晚期，则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各地出现的印饰花纹，无不应有尽有。 耀州窑产品以民用为主，产品质量在北方属上乘。正因为如此，被地方官吏选中，以常年例贡形式，烧造贡瓷供北宋宫廷使用。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也有耀州贡瓷的记载。两书所记耀州属县之中都明确提到同官县，今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就是宋同官县属地，而耀州其它几个属县，都没有发现瓷窑遗址，故宋时贡瓷可以肯定为黄堡镇所产。两书所记耀州贡瓷的时间是在神宗元丰（1078-1085年）到徽宗崇宁（1102-1106年）之间约三十年。
2．2 河南临汝窑 河南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陶瓷产地，不少著名瓷窑都集中在豫中地区，临汝窑则是它们的总称。 临汝窑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原汝州所辖各县，包括临汝、郏县、鲁山、宝丰及临近的宜阳、新安、陈留、禹县、内乡等地，规模之大，为北宋南北窑场所不及。临汝窑系诸窑宋时烧瓷分两部分：一部分烧宫廷用瓷（后文论述）；一部分烧民间用瓷。民间用瓷的烧造时间，过去人们曾做过一些推测，有人认为始于宋初，有人认为始于北宋中叶，也有人认为始于北宋中叶，也有人认为始于隋。临汝窑是一个大窑系，临汝窑系诸窑有一个相继仿制，相继成熟的过程，在烧造时间上，不能一言以蔽之。可以肯定的是，豫中地区烧造青瓷是受唐越窑的影响，它历经五代，伴随着王朝的兴衰，一直到元才走完全程。以下对临汝窑系诸窑做一简要的介绍。
（1）严和店窑。严和店北距临汝县城十二公里。境西有一鸿沟，沟东地表一米以下有两米厚的堆积层，沟西上匣钵、瓷片堆成，向南直至莽川。在长200米、宽50米的地面上，遍布着大量的瓷片标本。从采集的标本观察，严和店窑宋时以烧制碗、盘为主，兼烧瓶、尊、洗类等物，与汝瓷很接近，但多注重装饰。器表有各种不同的刻、印花卉图案，纯然民窑系统。
（2）宝丰窑。该窑位于宝丰城西大营镇清凉寺村南河旁台地上，不仅产品丰富，而且规格可观。从实物标本中观察，该窑以烧造民用瓷器为主，兼烧北宋宫廷用瓷（即汝窑）。其种类有刻花、印花青瓷，又有磁州窑类型的白地黑花、白瓷和白釉加绿彩、黑釉兔毫以及色泽明快的宋三彩和风靡一时的仿钧制品等。宝丰清凉寺窑场规模宏大，面积约80万平方米，地层堆积物厚处达6米以上。从出土的窑具看，当时的制瓷工艺已相当先进，专业化生产已经形成。
（3）东窑。东窑在汴京以东的陈留县，亦称"董窑"，创于北宋初年，但未发现窑址。该窑以东青器见著，与汝窑、汴京官窑并列。东青器亦称"青东器"、"青冬器"，胎骨细腻、釉面光润，多紫口铁足。文献中记载器类有瓷印、狮鼓镇纸、菊瓣水中丞、天鸡壶诸种。其中天鸡壶下有一窍，制做之精，不同凡响。清代雍正时御厂仿烧的东青釉极为成功。因其釉色又与豆绿接近，故也叫"豆青"。东青器沈静雅素之风格，与耀瓷和龙泉瓷有着根本区别。
（4）宜阳窑。宜阳窑位于宜阳县西的三里庙，再向西靠近银屏山，故也叫"银屏山窑"。该窑以烧造青瓷为主，兼烧白釉，白地黑花及黑釉器。宜阳窑一般施釉较厚，这在临汝窑系诸窑中很少见。器表除去素无纹者外，刻花和印花占多数，还有少量的划花或刻、划兼作，以及刻、划、剔地等技法并施的。在装饰纹样中以花卉为主，另有海水游鱼等图案。宜阳窑的刻花工序一般是先刻出花叶轮廓线，再蓖划花筋叶脉，风格与定窑、耀州窑相似。所不同的是，该窑碗内多满刻菊瓣纹，青釉器盖顶也多刻有百折纹，形成以盖纽为中心向四周的放射线，简捷而生动。
（5）内乡大窑店窑。内乡大窑店窑即文献中提到的邓窑。南宋叶 《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内乡县北宋时属邓州，《南阳府志》记载有大窑店名称。经调查窑址就在县西25公里的大窑店区。从已获的标本观察，此空延续时间很长，由唐至元历经500年之久。宋时以烧造青瓷为主，釉色介于钧、汝之间。内乡邓窑的印花装饰与严和店、宜阳、新安等窑均有差异。上述各窑印纹较浅，而内乡邓窑印纹隆起；上述各窑印花碗的外壁，多刻有荷叶之筋纹，而内乡邓窑不见，保持了自己特有的风格。
（6）东沟窑。东沟窑位于临汝的东北隅，在大峪店越山即入禹县，是钧瓷故乡的近邻。所烧青瓷既有汝窑风格，又有钧窑特色，可以看出两窑的影响。东沟窑烧制的板沿洗，具有典型的宋钧特征，洗底轮旋有凹入的浅圆窝，在天青釉地中带有玫瑰紫色斑点。这种洗也有通体施青绿釉的，釉质纯粹滋润，烧得恰到好处。陈家庄窑在大峪店北四公里，所烧器物以碗、盘、洗、罐为主。烧制的小盘，由于口沿有下卷弧度又可置于直口碗上做盖，造型设计美观实用。仅距临汝严和店半公里的蜈蚣山窑，所烧瓶、罐、洗类，釉色有月白、淡青二种，其中尤以淡月白中带紫红斑彩最为动人。这种月白釉挂红斑的现象，在其它瓷窑中是没有的，可以说是临汝蜈蚣山窑的特殊风格。传世品中未发现这类完整瓷器，因此极为珍贵。
（7）禹县八卦洞窑。禹县是钧瓷的故乡，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同仁在此进行调查，发现了近150处窑址。禹县城北门八卦洞窑，在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上，为禹县诸窑之冠。该窑创烧于北宋中期，晚期为官家所控制，烧造宫廷用瓷。八卦洞窑产品釉色有天青、淀青、月白、天蓝诸种；造型有各类花盆和盆托，如葵花式、莲花式、海棠式、渣斗式、六方形和长方形，还有尊类、洗类、瓶类、碗类等。该窑器物的特点是：胎质坚固、细腻致密；釉面红紫相映、光彩夺目；器表偶有走泥者多开片状；一般器物底足满釉，洗 、盆类另涂釉，并按器形大小刻有从一到十的字样，井然有序。这些编号数字的发现，解决了陶瓷研究者对其多年的争议。
（8）新安城关窑。新安城关窑位于豫西地区，是一处宋元时期制瓷水平较高的生产窑场。经钻测，遗址面积约27万平方米，地下埋藏很富。新安城关窑产品种类俱全，其中的青釉器与本窑其它瓷类比，具有施釉薄而匀净的特点，在烧造技术上，铁的还原可谓恰到好处，出现了天青、淀青、豆绿、葱绿等多种釉色。新安城关窑器表比较注重图纹装饰，由刻花、划花到印花，由缠枝、折枝、交枝花卉到鸳鸯戏莲、海水游鱼及田螺浮于水浪等，富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
2．3 浙江龙泉窑 龙泉是"越窑"系统青瓷。早在公元三、四世纪时，今浙江东部宁绍地区就已形成了一个以绍兴、上虞为中心的早期越窑青瓷体系。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浙江地区制瓷业有越、婺、瓯、德清四窑，其中质量最好的是越窑，德清窑则兼烧黑釉。唐越窑更上一层楼，余姚瓷以釉取胜。五代、北宋初期又以余姚为中心，再度形成了一个烧制所谓秘色瓷的越窑体系。北宋时期的龙泉窑受越宾、婺窑和瓯窑的影响，烧制与其有相似特征的青瓷。进入南宋，龙泉为应付临安朝廷、官家需索，开始生产一种以石灰碱釉为特征的似官或似官瓷器；中期以后，才逐渐形成了有龙泉自身特点与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青瓷。降及元明，浙江龙泉窑已由高潮逐渐衰落，后终为江西景德镇所替代。 根据历年考古发现，越窑系统的"先龙泉"始自唐代，它是继承浙东越窑的优秀传统而发展到浙西的。《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瓷器"。这说明，唐代越州已有贡瓷，而当时属于括州的"先龙泉"则仅仅是对越瓷的仿制。七十年代初，在龙泉的大窑、金村进行发掘，发现宋代龙泉窑的三叠层，从遗存标本中可以看出，与"先龙泉"有别的龙泉青瓷创烧于北宋早期，以南宋晚期的产品为最精，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以下就从质地、造型、釉色、纹饰四个方面，对龙泉窑做一小结。
①龙泉是继越窑而起我国南方著名的瓷窑，宋时器胎骨多为灰白色，少数灰黑色，胎质坚实、细密。②龙泉器物的造型，浑厚古朴，种类较多，早期产品以日常用具盘、碗、壶为主，瓶、杯、洗、炉等也有烧制。③宋早期龙泉底部露胎，中期才开始施釉。早期的釉色是青中泛黄，以后釉色多变，有粉青、翠青、梅子青诸种。由于器身釉厚，边沿转折处釉下坠，就会显现出白色，被称为"出筋"。这种情况，粉青、梅子青最多。龙泉施釉较为细密，釉面极为光润。④龙泉的装饰，有图有字。早期大都刻、划花纹、常见的有弦纹、蓖纹、莲瓣纹，中期花纹减少，仅刻划简单的莲瓣纹，大都没有装饰。瓷洗里常见贴有双鱼，瓶类饰有鱼耳、凤耳、贯耳等，还有的在釉上饰以红褐色斑点。也带款识的，如青瓷盘内印有"洞滨遗苑"或"金石满堂"的楷书图章。 以上四个方面，概括了宋代龙泉窑的基本面貌。可是，明代中叶，人们在论述龙泉青瓷时常常以"哥窑"、"弟窑"为主题，有的干脆以哥窑、弟窑取代之。更有甚者，将龙泉窑系的"黑胎"瓷说成是南宋官窑、哥窑，白胎瓷（以贯耳瓶为例）说成是汴京官窑……，如此等等，这在国内外陶瓷著录中常可见到。章生一、二兄弟各主一窑的传闻，纯属演绎而来，不能做为史实依据。明人所谓的宋"五大名窑"，其命名亟待更正。
3、北宋的名窑3.1 汝窑 关于汝窑的起源，我国学术界从五十年代起就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至今众说不一。本人认为：汝窑源于临汝窑，而临汝窑形成一个窑系是"受南方秘色瓷的影响"。北宋中期，临汝窑在继承和发扬越窑传统的同时，一方面借鉴定窑的先进印花技术，一方面采用了耀州支钉托烧的叠烧方法，创造了中原地区印花青瓷的特殊风格，改变了自唐以来我国"南青北白"的烧造格局，与陕西耀州窑、浙江龙泉窑一并构成了中国三大青瓷窑系的鼎足之势。所不同的是：临汝窑系诸窑宋时烧瓷分两部分，一部分烧宫廷有瓷，即著名的汝窑、钧窑和汴京官宾；一部分烧民间用瓷，它应包括严和店窑、宝丰窑（兼烧官瓷）、东窑、宜阳窑、内乡大窑店窑、东沟窑、郏县野猪沟窑、神后刘家门窑、禹县八卦洞窑（兼烧官瓷）和新安城关窑等。 有关宫廷用瓷的记载，以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最为可信。北宋人徐兢《奉使高丽图经》中"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一语，则生动地记述了宣和年间汝窑的繁荣与兴旺景象。由此可以推断，北宋烧造宫廷用瓷的时间主要是在徽宗时期（1101-1125年），正是这25年，豫中地区成了全国闻名的陶瓷中心。 在北宋官瓷中，以汝窑传世品最为少见。目前所知，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英国达维特基金会。其中以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最富22件。日本是酷爱中国古代文化的国家，但在陶瓷美术馆及私人藏品中，汝窑器仅只见三件。美国各大博物馆中，也只有克利夫兰博物馆和圣路易博物馆等有一、二件收藏。 汝窑器在宋时即已"近尤难得"，明人则将其列于众窑之首，可见制做之精。从传世品中观察（结合清凉寺出土标本），器物除少数用于陈设外，多数日常用具，如盆、碗、碟、盏托、洗、樽等，它们既无钧窑器之奢华，又无汴京官窑器之气派。正因为如此，历代文献谈汝瓷只赞其釉色与质感，器形和胎骨则不提。从出土物看，汝窑瓷胎致密细腻、色如香灰，胎釉结合处微泛红意，这可能是胎土中含铜的缘故。汝瓷的釉色有粉红意，这可能是胎土中含铜的缘故。汝瓷的釉色有粉青、灰青、卵青、淀青诸种，因烧成气氛不同而呈色不同。器表多为蝉翼纹状细小开片。在烧造上，多采用满釉支烧，盘碗底部有支钉三或五枚，所见器物铭文仅"奉华"及"蔡"两种。"奉华堂"系南宋高宗时德寿宫的配殿，为高宗宠妃刘妃所居。"蔡"字铭文，一可能是指蔡京，徽宗时京位极品；二可能是指蔡修（蔡京之子），修为驸马，徽宗七次至其府第，赐珍奇无数，其中想必有汝瓷在内。 3.2 钧窑 关于钧窑的得名、烧造时间、产地与兴衰，由于文献记载不详，历来争论不已，《禹州志》上说："州西六十（华）里，乱山中有镇曰神后，有土焉，可陶为瓷"。不少陶瓷著作都认为"窑以地名，以钧州所造"，并把钧瓷定为金代瓷器的代表。有的还说，钧瓷在宋墓中不曾出现，而多出于元墓，因此认为宋无钧，钧瓷始于元等等。陈万里先生在他的《中国青瓷史略》一书中指出"钧瓷的兴起与汝窑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钧窑之继汝窑而起是在金人统治时代，那是钧窑器的黄金时代"。70年代以来，北京故宫博物馆院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通过对禹县八卦洞窑址的考古发掘，推断钧瓷起源于唐，盛于宋，复烧于金元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八十年代起始，北京古陶瓷研究所对钧瓷的故乡--禹县，进行了多次调查，并根据大量的资料，认为：
（1）钧瓷是在青瓷（即早期绿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早期绿钧则是临汝青瓷在禹县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起源于北宋中期。（2）钧瓷的铜红釉，打破了豫中地区天青一色的沉闷局面，到北宋晚期异军突起，徽宗时达到最高水平。 （3）钧窑形成一个窑系是在金人统治时期，除河南省境内，还影响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 钧瓷自成为国内外陶瓷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们追求仿摹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都喜欢钧瓷釉面的乳光变化，称它"釉俱五色、艳丽绝伦"。六十年代至今，一些学者对钧釉的化学组成和烧成规律及液相分相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出钧釉结构的四大特征：
①方石英在残留颗粒周围的马齿状结晶；②特有的釉反映生成钙长石或斜长石反应层；③微泡气相的分离 ；④红斑区和蓝色釉区两者都存在着二液相分离的结果，铜、铁离子作为网络修饰子实含于孤立相中。钧釉的基本色调是红、蓝、灰、白，有的色带呈光芒放射状，有的色带横向或斜向漫漫，有的色带纵向流淌，飘逸虚幻、颇具神韵。钧窑器幽雅的蓝色光泽里，往往奇妙地出现玫瑰紫斑彩，这种以红为主的窑变艺术之美，表现出钧瓷无银的魅力。更可贵的是，这些色彩艺术没有任何人为故作的痕迹，完全是一种自然形态。古人曾用"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和"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诗句来形容钧瓷之美。钧瓷釉色如此丰富，但构成其自身美感的外观特点只有两个：即具有莹光内蕴非透明感觉的乳光状态和绚丽多姿的窑变现象。所谓乳光状态是指钧釉那种像玛瑙或宝石蓝一般美丽的天青色半乳浊状态，这是钧窑系共有的特征；所谓窑变现象是指钧釉的乳浊度和色彩发生复杂的交错变化而使釉面变得多彩艳丽的那种现象。这种蓝色乳光釉和窑变色彩构成了钧窑的重要艺术特色。 3.3 汴京官窑 汴京官窑，是北宋时期唯一一个宫廷垄断的瓷窑。关于汴京官窑之说，始于《辍耕录》转载的叶寘《坦斋笔衡》，"北宋大观间，汴京自置窑烧造……"。由于所用材料讲究，釉药采自陈留、阳翟等地，故马祖常有诗云："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如泥"。又有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中记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后者记述宣政间，即宋徽宗政和到宣和的15年间（1111-1125年），而前者已明确指出是大观年（1107年），两者相错4-18年，均属于北宋晚期的徽宗时期。 从传世品中观察，汴京官窑器胎骨有深灰和浅灰两种。釉色有粉青、月白、翠青和豆绿等。釉面呈冰裂、蟹爪、梅花片纹样，也有作鳝血丝状的大开片者。造型多为炉、尊、瓶、壶、觚及文房用品等。 汴京官窑又是一个无法从窑址取证的瓷窑。按照传统的观点，汴京城本不适于为都，黄河下游在此一段泥沙淤积，河床年复一年的提高，构成威胁汴京的最大隐患。这种隐患在以后的年代里，屡屡地成为现实。宋代时的京城，如今除了"铁塔"尚存以外，整个的已被淹于黄河泥沙之下，黄河水位已经高出开封城达十米之多，形成了一条高悬天上的可怕的"悬河"。又由于地下水位的上涨，使得考古发掘工作越来越难以进行。由此，引起了一番争论： 其一认为，汴京官窑即是汝宾。根据可能来自《格古要论》"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汴京官窑和汝窑除同根于临汝青瓷外，在器型特征、胎质材料、釉面表现、支钉部位和数量上都不相同，就其釉色也有差异。因此可以断定，汴京官窑和汝窑是两个窑。其二认为，明清两代录书只谈"官窑"，而不言"汴京"二字，据此否定有"汴京官窑"的存在。此说很难成立。南宋人《负暄杂录》早已明确指出有汴京官窑；此外叶寘《坦斋笔衡》在谈到南宋修内司窑时也说"袭故京遗制"，只是未祥尽阐述而已。 其三认为，汴京官窑与杭州"修内司官窑"同样存在。对此，本人并不否认。但是"同样存在"的两个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瓷窑要用同一词代表的话，就另当别论了。南宋官窑，以八方杯、鱼耳炉为例，极其空灵美丽，非常接近北宋，然而毕竟更柔婉清秀，没有那种阔大气质了。4、宋瓷的意义 关于宋"五大名窑"，素来有所争论。概括起来有：汴京宫窑即是汝窑的问题；汴京官窑、修内司窑、郊坛下窑、龙泉窑统称为官窑的问题；哥窑与官窑的关系问题；由于某些明代文献记载龙泉窑所引起的混乱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除有待于窑址的发现，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科技工作者的配合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清历史，认清北宋王朝与南宋政权（包括金国在内的）变迁的历史。 北宋是以"郁郁乎文哉"著称的，它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上自皇帝本人、官僚巨宦，下到各级官吏和地主士绅，构成了一个比唐代远为庞大也更有文化教养的阶级或阶层。陶瓷艺术上，自然的还原和诗意的追求是基本符合这个阶级在"太平盛世"中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的。这是一种虽优雅却含蓄的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在北宋中期即已形成，中期未达到最高水平和最佳状态。在以汴京（河南开封）原五代旧朝京都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轴心城市里，临汝青瓷率先完成了由俗到雅的过渡，创造了与南北青瓷很不相同的另一种类型的艺术意境。为宫廷用瓷的确定和选择提供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北宋后期的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它的杰出代表就是宋瓷。宋瓷之所以形成一种概念，在于它的细洁净润、色调单纯、趣味高雅，它上与唐之鲜艳，下与明清之俗丽都迥然不同。北宋王朝士大夫们的审美水平和感受力是相当高明的，凡属文化范畴内的，如诗词、绘画、陶瓷、建筑、书法、音乐等，都体现出一个规律性的共同趋向，即追求韵味，而且彼此呼应协调，相互补充配合，成为一代美学风神。 徽宗皇帝正好是这一文艺思潮和美学趋典型代表。他作为诗、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四千年文明的庇护者，高级鉴赏家，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很亲切很喜爱的对象。 然而徽宗在位期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这位崇奉道教却又谨守儒家思想的帝王，无论是他的对外防御政策，还是对内专制的封建统治，与之先帝无有不同。但要注意的是，徽宗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是这一面，而恰恰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徽宗之所以为徽宗的关键所在。赵佶，这位依封建社会皇权世袭制度而即位的北宋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书画名家的地位胜过了他的皇位，文艺复兴的天才倡导胜过了他"实内虚外"的卑弱和无奈。他在位二十五年，最大的功绩在于：在他以前，我国的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已相互独立或分化；在他以后，则出现了这两种层次不同、趣味不同的艺术形态的对流，他把雅与俗、巧与拙这种艺术上的双重性表现及完美无缺。这是一个写真的世界，这个世界所追求的美是一种朴实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彻底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语文房清玩中，就只有宋瓷最合徽宗的标准了，只有"此中有真味，俗辨已忘言"的汝窑、钧窑、汴京官窑、建窑和定窑，才是徽宗所珍视的对象，并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 ……千百年来，宋瓷就一直以这种徽化的面目流传着。龙泉青瓷的历史
青瓷以龙泉所产尤为著名。龙泉青瓷是中国陶瓷史上著名的瓷器，产于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庆元、逐昌、云和县等地，其碧玉般的釉色，优美的线条，博得人们的喜爱。早在数百年前它就已远销海外，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它是宋元时期销量最大的外销瓷。从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发现数以万计元瓷中，龙泉青瓷占大部份就足以论证。
南宋时期，龙泉青瓷的制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釉色追求一种青碧玉般的情调和效果。后来这种青瓷传入朝鲜，影响到高丽青瓷。日本人称之为砧青瓷，并大量仿造成。在欧注入龙泉青瓷叫做“雪拉同”（Seladon）。这个名字有着一段富浪漫色彩的传说。十七世纪初，法国作家雨费写了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当时法国最爱欢迎的读物之一。后来这个小说被改为戏剧，搬上舞台，上演后轰动一时。演出时，剧中的牧童雪拉同穿着一件像海水样碧绿，像青天一样美丽的青色外衣，逗人喜爱。而来自遥远东方充满神秘感的中国龙泉青瓷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艺术品，许多贵族对它的喜爱几乎达到着迷的程度，人们很想给它起个最能表达那种狂热感情的名称。恰好龙泉青瓷的色调和牧童所穿的衣裳相似，因而人们就把“雪拉同”赠给龙泉青瓷，直到现在，欧洲人还是把龙泉青瓷叫成“雪拉同”。
龙泉青瓷创烧于五代—北宋，停烧历史长达七、八年。釉色主要有成为青瓷釉色美之顶峰的粉青、梅子青等釉色。釉层大都很匀净，富有玉质感，色调柔和。八五年，笔者在杨州“全国古陶瓷鉴定班”学习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先生还拿来一种龙泉大窑仿官窑品瓷片标本给大家鉴赏，断面上可清晰地看到胎中紫金土，釉层比胎骨厚，形成有趣的“夹心饼干”现象。这也是龙泉青瓷中一种珍稀品种。
由于时代 的变迁，烧造工艺的变化，龙泉青瓷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的时代风格。
五代、北宋时期的产品在数量上和制瓷技术上都有一定的发展，不过从整个发展进程来看，五代和北宋早期龙泉青瓷属于初创阶段。烧制工艺未成熟，胎厚粗，釉层较薄，釉色不纯，青绿中泛黄色，釉面透明，器物普遍使用刻花。辅以璃点或璃划纹，此外还有波浪，云纹、蕉叶、团花、鹦鹉纹饰，跟越窑、温州窑、婺窑类似。
南宋中期是龙泉青瓷形成自己典型时代风格的时期，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达到顶峰，胎薄釉层厚，釉色青翠温润，柔和似美玉。圈足小且薄，器底施满釉，它好似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产品以炉、瓶、碗、碟等为主。宋代龙泉青瓷的每一片粹片，都令人为它的美感所倾倒。
元代龙泉青瓷产量多，早期有南宋遗风，中后期器形增大，胎骨较厚重，釉色多青灰、泛黄、俗称黄龙泉，圈足厚，足底内多不施釉，有的带鸡心点。装饰艺术多样化，露胎二次氧化花纹装饰，阴文刻印、花果、双鱼等都是元代龙泉的特色。
南宋至元、龙泉青瓷中，较有突破性的作品，就是“飞青瓷”，它与鲜朝时代越窑制造的青瓷斑有些相似，越窑时代的青瓷釉下铁斑釉色不鲜明，效果不佳。但到龙泉窑已变幻出浮现美丽青瓷铁斑釉。
明代龙泉青瓷胎色较白，釉的透明度高，光泽较强，无沉着的色调，釉色多见青绿或灰黄色，俗称菜玉色，釉色肥厚已无玉质感，色泽很不悦明，明中期后逐渐走向衰落，至清初便销声匿迹了。
龙泉青瓷鼎盛于南宋、元、明开始衰落，这与明代景德镇彩瓷的兴盛有关。这些五彩缤纷、争奇斗艳的彩瓷出现，使单一色调的龙泉相形见拙。此外，龙泉青瓷生产工艺复杂，成品率低，也是它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龙泉青瓷虽然停产了二百多年，但它的声望却越来越高。近年来，国际文物市场对东方古代艺术珍品渴求甚殷，宋代青瓷更是国外著名博物馆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物以稀为贵，宋官窑青瓷洗更创拍卖二千一百万港元纪录。
龙泉窑自五十年代恢复生产，同时也开始传统造型釉色配方研究。到了八十年代，仿古产品日趋精美，造型釉色惟妙惟肖，足可乱真。东南亚印尼、泰国、越南亦有仿制，尤其是印尼仿制也很成功。另一种将旧胎残釉去掉，再施釉重烧，收藏家见此类器物要多与真品对照，以免吃亏后悔莫及。
古代瓷器：历史悠久的青瓷文化——瓯窑青瓷
瓯窑地处浙江南部，窑址主要分布在以温州为中心的永嘉、乐清一带。这里东临东海，南邻福建，西北面为括苍山区，瓯江、飞云江由西向东直入东海。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说：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袵，收瓯越之民也。有人考证说，瓯字从瓦，说明瓯越人在远古就会烧制陶瓷。
瓯窑瓷胎色泽浅灰白，釉色清淡，有玻璃质感。晋人潘岳在《笙赋》中说道：披黄苞以受甘，倾缥瓷以酌酃(lng，美酒名)。这个缥瓷很可能就是瓯窑青瓷。
北宋鸥窑青釉
五代瓯窑青釉瓜形带盖曲流壶
考古资料表明，商周晚期温州瑞安一带的墓葬中就有原始瓷出现。东汉晚期，永嘉县的罗东乡箬(ru)隆村后背山窑、芦湾村小坟山窑等地，都相继发现了从原始瓷过渡到瓷器的窑址。据《景德镇陶录》记载：瓯，越也。昔属闽地，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当时著尚。而清代朱琰在《陶说》中说：杜毓《荈赋》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后来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先矣，是先越州窑而知名者也。按照这个说法，瓯窑应该是越窑的前身。考古人员在对窑址调查和发掘中发现，在汉代或两晋时期，有一些瓯窑瓷器的风格和制作工艺与越窑很相似。但是，瓯窑的规模和瓷器质量似乎不及越窑。这里面很可能是文献记载有误，也可能还有遗存没有被发现。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确定，瓯窑是一个历史悠久，并且风格鲜明的青瓷窑系。
南宋瓯窑青黄釉褐彩
北宋青釉观音坐像
汉代至三国时，部分瓯窑瓷器胎质不致密，胎体烧结度较差；胎釉结合不佳，常有剥釉现象；器形制作不规整，与同时期越窑产品有一定距离。自魏晋时期，瓯窑进入一个成熟和发展期。此时的器形丰富，有很多造型与越窑相似，同时又表现出特有的地方风格。
瓯窑窑址主要分布在南溪江下游沿岸的永嘉县罗溪夏甓山、东岸赤头山、瓯海区三垟樟岙(o)岭脚一带。此时常见器型有壶、罐、瓶、碗、碟、杯、槅、笔筒、砚台、水盂、熏炉、虎子、唾壶、谷仓、鸡窝、狗圈等。除了釉色和制作工艺上的差别，此时瓯窑的瓷器造型风格与越窑一样，器形多以动物为原形，如狮、鸡、虎、牛、凤等，有的器形与越窑几近雷同，如鸡舍、狗圈、狮形辟邪、槅、鸡头壶等。说明当时瓯窑分布区域在丧葬习俗上与上虞、绍兴一带是有相同地方的。但是也表现了特有的地域特点，其中虎形烛台、牛形灯、凤形碗等器型在越窑中未见。瓯窑的谷仓罐由汉代的五管瓶演绎而来，但与越窑谷仓造型有一些区别，东汉时期的五管瓶为葫芦形，器物下腹部为圆形，而越窑的比它更鼓一些。三国时期瓯窑的谷仓为直桶腹，肩部分别有4个小罐，罐与器腹不通。小罐之间塑有人物、百戏塑像。西晋时的谷仓为圆鼓腹，上塑五管或亭台楼阁，周围有百戏人物、飞鸟等，展现了为亡灵祈祷的场景。整体造型浑圆敦实，有的器形制作不规整，整个器形缺少协调感，层次比较紊乱。
汉代至三国时期，瓯窑常见纹饰主要有水波纹、印花斜方格纹、连珠纹等，并不丰富。南北朝时期出现莲花纹，纹饰工整，但是制作工艺欠佳，常有剥釉现象。东晋早期和南朝，普遍使用青釉褐彩，有文字、花卉或与堆塑并用的点彩。这种装饰手法在东晋时期的越窑曾使用，晚唐吴越贵族墓中出现过，并不普遍，十分独特、典雅。瓯窑的褐彩花卉装饰，一直延续到北宋。
隋代至唐代早期是瓯窑瓷器的一个低谷期。其产品的胎体灰白，釉色青黄，开片细碎。唐代早中期的瓯窑釉色青中偏黄，容易剥落。
晚唐至五代时期，瓯窑窑址主要分布在瓯江干流南岸的市郊西山、杨府山和南溪江下游永嘉县境内的启灶黄田等地一带。此时的瓯窑青瓷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其釉色青淡或青黄，釉层滋润如玉；胎体细腻，胎色白而坚致，胎釉结合紧密。在造型上出现了柔和匀称、活泼清新的风格。五代时期的胎体更加细薄，器形更加精巧，小型器增多。器物的造型也比前期丰富，常见的有执壶、罐、碗、洗、香熏、唾壶、砚和明器桌、筷、椅等。还有一些器型如五代青瓷曲流壶、唐代青瓷刻花粉盒，这类粉盒的器形呈瓜果形，盖体表面常刻有牡丹、莲花、飞天等纹饰，制作精美。其中杯口壶、曲流壶、明器桌、筷、椅等这类器型越窑未见。这一时期瓯窑的纹饰较多，装饰手法也比前期有突破，主要有印花、划花、刻花、绘花、堆塑等，纹饰有莲瓣、荷花、卷草、双鱼、飞天等。从考古资料来看，瓯窑瓷器的纹饰较之越窑丰富，尤其是褐色彩绘纹饰。越窑此时多有点彩和较少的彩绘装饰，纹饰题材不多，使用也不普遍。
宋代，温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曾设市舶务和来远驿，元代设市舶司并有停泊海船的码头。对外贸易的出现，推动了瓯窑的发展。此时，瓯窑的分布依然以市郊的西山、杨府山和永嘉的仁溪、岩头一带为主，其窑场绵延数里，颇为壮观。其中泰顺、文成、苍南、乐清山区的山坳里，有一部分规模较小的瓷窑，还生产白瓷和黑瓷产品。这些产品与瓯窑青瓷随着龙泉窑的外销产品一起进入国际市场，常见的青瓷器型有碗、壶、瓶、罐、洗、盂、熏等，品种繁多，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器型与越窑几近相同。有一些产品如观音坐像、南宋青瓷盖瓶、南宋青瓷刻花盖罐等器型，越窑未见。
这个时期是瓯窑生产的高峰期，胎体更加坚致、细薄，呈浅灰色。釉色呈淡青或灰绿色，淡雅滋润；釉层薄，但是均匀、润泽，器内外施釉。同时期越窑的产品为灰白胎，施青釉后呈青灰色。纹饰比前期丰富，几乎接近繁缛。主要纹饰有卷草、葵花、牡丹、菊花、双蝶、鹦鹉、如意和形态多样的莲花纹等。越窑此时的纹饰也是最丰富的。
值得一提的是瓯窑此时的褐色彩绘瓷。入宋代以后，瓯窑青瓷仍然较多地采用褐色彩绘装饰青瓷，有斑彩、绘画花卉和书写文字诸种形式，其纹饰配上淡色的瓯窑青瓷，显得典雅而有趣味。这种彩绘比越窑的题材丰富，构图也比越窑有创意。越窑褐色彩绘的装饰手法在唐代以后就不见了。瓯窑的褐彩青瓷绘画题材新颖独特，堪称浙江青瓷窑系中的一朵奇葩。
宋代以后，浙江的瓯窑、婺州窑、越窑基本都逐渐走向了衰落。今天，我们可以从早期龙泉窑产品中找到越窑、瓯窑、婺州窑瓷器的制作痕迹，这些痕迹是浙江青瓷文化绵延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