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讯（记者毕国学实习记者范建华）如果你想看7000年前的古陶瓷，那就到大鹏新区瓷爱谷吧。昨日，文博会大鹏新区瓷爱谷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分会场暨通明科技园正式启动，园区将展出从咸头岭遗址出土的古陶瓷及按原画1：1比例复刻的中国十大传世名画—郎世宁的《百骏图》。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新区领导刘燕、朱刚等出席开幕式。
文博会期间，瓷爱谷将以“凝中国之精粹，聚世界之大成”为主题，举办中国陶瓷产业“走出去”高峰论坛、“青少年瓷爱之旅”等活动。
据了解，“瓷爱谷”分会场活动由深圳市通明实业有限公司申办成功，是新区“筑巢引凤”工程的重要成果之一。近年来，该企业成长为深圳文化出口十强企业，拥有五十多项设计和技术专利，产品出口到东南亚、欧美、中东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瓷爱谷”依托大鹏独特的山海自然风貌和悠久历史文化，坐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航线优势，以中国传统陶瓷文化为牵引，以咸头岭文化和大鹏文化旅游为脉络，传承中华千年陶瓷文化，汇集大鹏的历史沿革、文化传承、风土人情，向世界展示大鹏独特的人文、旅游与生态，对推动大鹏各项事业发展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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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前，中国瓷器怎样走遍全世界
中国被誉为瓷之国，这一发明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丰富的艺术享受和极大的生活便利，英语国度的同胞们灵机一动，索性用“瓷器”当成了中国的名字——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常识。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瓷器是怎样走遍世界的呢？近日，一场名为“大元帆影”的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展在浙江展览馆武林馆区拉开帷幕，600多年前的元代，中国瓷器跨越茫茫太平洋，开展着繁忙又井然有序的瓷器外销贸易。我国成熟的制瓷技艺对周边诸国影响深远，越窑青瓷、龙泉青瓷等是当时广受欢迎的外销名瓷。从水路出发的运输路径，是我国古代瓷器外销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水路可分为东南亚和西亚、东非两路。
百花尊 邹艳常釉下五彩工笔汾水满花工艺作品 百花齐放
绵长的海岸线，给我国的海外贸易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唐代起，朝廷相继在广州、明州（即宁波）、泉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其中明州是对日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唐代商人李隣德在公元八四二年（唐会昌二年）冒风浪之险由明州启航驶往日本，这是我国民间对日本贸易的最早记载。从那以后，年年增多。公元947年，吴越王钱佐委托商人蒋衮把一批包括越窑青瓷在内的土特产和信件带往日本送给有关官员。公元954年，钱弘俶委派商人蒋承勋代表吴越国，致书并馈赠礼物给日本政府。
宋代，中国瓷器大量地运销到国外。到了南宋，由于疆土日蹙，朝廷财政困难，国外贸易已成为国库的重要收入，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甚至还远销到了东非沿岸国家。
此次展出的龙泉青瓷，恰好处于中国对日贸易的繁盛期，据船上的资料记载，这艘不幸沉没于高丽新安（新韩国新安）商船的目的地正是日本，购买者则是日本的寺庙。茫茫大海葬送了原本可以满载而归的商人们，将精美的瓷器埋葬在了历史的风尘中，幸好现代的勘测技术挽救了这批历史文物，让它们穿越时空，在时隔600多年之后，重新焕发了光彩。
福建泉州是宋元时期瓷器外销不可忽视的重要港口。宋元时期以泉州为出发点的海上贸易通道，主要分为三种不同的路线。
第一条，东向航线。从福建泉州出发，途径台湾，作为消费点和中转站，折向日本、菲律宾等地。第二条，北向航线，同样从泉州港出发，行进至明州一带，短暂停留后，继续东北航线驶向日本诸岛。第三条，南向航线，这是最远也最为复杂的路线。由泉州出发，向南航行，有的船只或选择在广州稍作停留，然后出发至菲律宾、越南，继续航行至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等各地港口。再经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南部港口或直接向西航行，经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阿拉伯海、波斯湾沿岸的港口城市，继而分散到非洲、中东等地。
埃及发现了不少中国陶瓷碎片，尤其是开罗近郊的福斯塔特遗址，大量的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元代青花瓷，长沙窑青瓷等碎片共达一万余片被陆续发现。
不仅仅是周边亚非两洲国家，当时中国瓷器已然远销欧洲，昂贵的价格使之成为奢侈品，尤其是艺术品类陶瓷，仅在贵族官僚家使用。那么，这些瓷器又是怎样运达遥远的欧洲呢？
唐、宋时，中国瓷器的欧洲贸易主要操纵在阿拉伯人手里。通过波斯、埃及等国流传至欧洲的瓷器，因路程遥远、数量稀少而身价百倍，被当成无价之宝收藏起来，有的还用金银镶嵌，这期间留下了不少关于各国王公贵族们热爱中国瓷器的传说故事。
直到热衷于航海的葡萄牙人率先开始和中国打交道，瓷器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这时是公元16世纪初期。此后，随着明清时代和欧洲诸国的交 流逐步推进，强大的利润使得各国直接建立公司与中国展开瓷器贸易。就像现在欧美诸国的时尚风行一样，当时的中国瓷器带动了一股“中国风”，外销瓷热潮来临了。
随着瓷器的外销，我国的制瓷技术也随之外传。不少国家试图学习中国先进的制瓷技术，制造本国的瓷器。在这一方面，朝鲜是步调最快的，他们于公元918年在康津设窑，开始烧造瓷器。以中国越窑青瓷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了富有高丽特色的青瓷。而日本则在奈良时代（公元八至九世纪）引进我国的烧窑技术，烧出了质量很高的“奈良三彩”釉陶。埃及人大约在法特米王朝（公元969至1171年）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并取得成就。15世纪，阿拉伯人把制瓷方法传到意大利，为欧洲制瓷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陶瓷文化：2300多年前的古窑成景点
“以陈列馆的形式，来展示战国窑址的地位，项目虽小，但意义大。”昨天，在富盛战国窑址陈列馆方案专家评审会上，来自省考古所的研究员陈元甫，对富盛镇通过文化创新等办法来提升乡村旅游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战国窑址发现于1978年，1997年被列为省文保单位，2006年被列为国家文保单位，是我县“国”字号五大文保单位之一。作为具有2300多年历史的我国最早龙窑，在中国陶瓷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但一直沉睡至今，一般人看到的只有保护区内的“松树+石碑”，不能欣赏越瓷的“千峰翠色”，难以了解深厚的文化内涵。今年，富盛镇在发展乡村旅游中，把战国窑址作为富盛镇“十大景点”之一，并命名为“越瓷溢翠”。目前，他们启动了陈列馆的规划建设工作，今年将投资200多万元，在窑址南侧，建立一座建筑面积400多平方米的外墙古朴的小型博物馆，集中展示古代的原始青瓷、印纹陶器和陶艺的展示交流等，从而生动再现富盛战国窑的魅力和文化。
唐瓷将瓷器史推前几百年
最近，位于大学路与文昌路交会路口东北侧的原邗江县政府考古发掘现场，已出现不少唐宋瓷片及疑似唐代“黄泥墩”的遗迹。近日，扬州唐城遗址文物保管所、唐城遗址博物馆建馆30周年，在此间举行的报告会上，中国社科院和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认为，扬州唐代遗址、文物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唐城青花瓷的发现，将中国瓷器历史推前几百年。
在扬师院里挖出唐城
扬州文物局副局长顾风介绍，扬州考古工作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日本学者安藤更生在扬州考察古代城址，写出了《唐宋扬州城的研究》。
江苏省原考古学会理事长，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研究员，著名六朝、隋唐考古专家罗宗真，于上世纪70年代主持了扬州唐城考古工作。报告会上，罗宗真回忆说，原扬州师范学院在一项工程的建设中发现了文物，哪知就此揭开了唐代扬州的神秘面纱，“没有想到地下埋藏这么丰富。”直至1978年，考古实物史料证明并充实了唐代扬州的记载。
唐代扬州经济超首都
罗宗真介绍，当时发现唐代扬州城市范围的线索后，再通过蜀冈上的文化层堆积，考古队员对唐代扬州城的范围、格局有了了解。其次，在现在的汶河路一条线上，还发现了古河道、古桥梁和船舶，这与文献记载相符。特别是桥的遗迹有7米宽、30米长，桥下有护桩，桥下结构清晰。罗宗真称，这座桥的规模这么大，当时就有人猜想，这座桥是不是二十四桥之一呢？此外，桥旁边还有两条用于运输的船，虽然毁坏得很严重，但还是可以看出轮廓。
那3年里，原扬州师范学院和江苏农学院还发现了唐代手工业的作坊遗址、手工艺成品和半成品、炉灶和冶炼金属渣等，可见唐代扬州手工业非常发达。考古中还发现了大量用动物的骨头、蚌壳雕刻的手工艺品，制作非常精细，且史料无记载。这些文物的出土，说明唐代扬州手工业已成为支柱产业，补充了文献的不足。考古实物材料证实扬州当时非常繁荣，经济地位甚至超过当时的首都。
瓷器史推前了几百年
最近，考古队在原邗江县政府工地发现不少瓷片。罗宗真回忆，当时在12个探方里出土了15万片瓷片，几乎全国各个窑口的瓷器都有，还有很多新品种，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文献也无记载。最重要的是出土了唐三彩双鱼瓶，非常精美，是国家一级文物。
罗宗真认为，考古工地上挖出了全国各地的瓷器，可见当时这些瓷器不仅是为了满足地方官员和人民的生活需要，更是为了商业需要。
罗宗真感叹：“扬州唐代青花瓷的发现，也将中国瓷器的历史向前推了几百年。”此前，人们一直认为瓷器最早出现于宋代。当第一片唐代青花瓷片出现时，大家都觉得好奇。后来随着大量甚至完整瓷器的发现，人们开始怀疑了。经过化学分析、测定，最终证实这些瓷器是唐代的。罗宗真提出，扬州的底层里有这么多瓷片，值得好好研究瓷器的发展史。
此外，原师范学院还发现了佛教寺庙的遗迹，寺庙结构与现在的大明寺和日本的奈良寺布局非常相像。鉴真东渡日本，可见扬州佛教寺庙在国外影响之大。
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和扬州市文化局联合组成扬州唐城考古队，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专家蒋忠义作为实际主持人。他在扬州工作十几年，已把挖掘成果写成了书，2010年7月将面世。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唐城扬州城市建筑分布已基本清楚，城门也已找到，现在面临的是挖掘唐城遗址全部内涵的问题。
千年古瓷 再放异彩
河南云台山因其秀丽的风景和峡谷奇观而闻名天下。在云台山脚下，距“当阳峪古瓷窑遗址”不足200米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因其生产的绞胎瓷图案奇特，极具艺术感染力，成为有名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绞胎瓷亦称绞泥、搅胎瓷、透花瓷。绞胎瓷因其表里如一，被称为“瓷中君子”，又因为每一件绞胎瓷的纹饰不尽相同，而被诠释为“君子和而不同”。其可以说是“十样釉色入泥层，百种纹理由胎生，千度火焰冶瓷韵，万种情怀在其中”。
当阳峪绞胎瓷的质量特色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当阳峪绞胎瓷的胎釉料成分主要为高岭土和皂白，它们都源于河南省修武县当阳峪村及周边太行山脉。高岭土和皂土中的主要元素是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它们在高岭土中的含量分别为50%和45%~48%，在皂土中的含量分别为65%和11.4%，而且当地泉水和溪水中的钙、镁离子含量较高，分别达到440mg/L和46mg/L，远高于其他地区泉水，加之当地空气较湿润，年平均相对湿度67%。这些都对当阳峪绞胎瓷质量特色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阳峪绞胎瓷的生产始于唐，盛于北宋，直至明朝还比较发达。其中绞胎技法品种最全，品质最高，具有独特风格。现存于修武县当阳峪村的《德应候百灵翁之庙记碑》，就记录了北宋时期当地200多万平方米的古代瓷窑遗址。2006年，古瓷窑遗址在多次文物考古发掘中，发现窑炉6座，窑洞式作坊5孔，并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有碗、盒、瓶、灯、盘等，并于当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考证，日本大阪博物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等都收藏有当阳峪瓷窑出土的部分古瓷器。“白如雪、红如朱、绿如翠、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花似锦、凝如脂、润如玉”正是对当阳峪绞胎瓷的准确描述和高度赞誉。这也是当阳峪绞胎艺术瓷不同于其他瓷类的独特之处。
绞胎陶瓷器皿因生产工艺复杂、制作难度大，所以产量极少，属当时的贵族才能享用把玩的器物，能流传到今天的制品，更是凤毛麟角。如今人们对唐三彩器并不陌生，然而对同是产于唐代的绞胎器，却知之甚少。虽然多年来，有很多学者对绞胎器的发明、生产技术、产地等进行了调研，但是由于实物资料的缺乏，严重制约了该项研究的深入开展。
为了保护和发扬当阳峪绞胎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优秀品牌，确保当阳峪绞胎瓷独特的品质，修武县政府于2001年投资100万元在焦作市高新区管委会设置研发楼，给研发人员提供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该县还组织成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资料编撰小组，当阳峪绞胎瓷也于2010年12月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在政府的支持下，一向酷爱收藏古陶瓷，且对当阳峪绞胎瓷的文化和历史耳熟能详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战柱，潜心绞胎瓷技艺的研究与复活，经过多年苦心钻研和实验，2002年完成了第一件完整的绞胎瓷，这表明沉寂了1000年的当阳峪绞胎瓷，失传600年之久的当阳峪绞胎技艺，终于在他的手下重获新生。
为了使当阳峪绞胎瓷生产控制、质量检测和产品销售有据可寻，修武县质监局在县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结合当阳峪绞胎瓷产品特性、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测规则、包装、标志、运输、贮存等，制定了《绞胎艺术瓷器》企业标准。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保障生产安全，他们还制定了作业指导书。
目前，当阳峪绞胎瓷作为河南4大名瓷，被收编入全国中小学生9年义务教育美术教材，并先后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首脑。谈及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对绞胎瓷的意义，柴战柱告诉记者：“我们的当阳峪绞胎瓷贴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标签，不仅身价成倍上涨，而且还被日本、韩国、美国、法国、波兰等国及国内知名人士及馆藏机构视为珍品而收藏或馆藏。”
千年古瓷耀目新
“看我们美术课本上这幅图，柴战柱先生的艺术作品《硕果》和杨峡先生艺术作品《花器》，它们都是绞胎瓷，是我们修武县当阳峪生产的。听说还成为我们河南省名牌，还获得了县长质量奖。”河南省修武县实验中学九年级三班的王毓涵指着自己的美术课本，无比自豪。
修武县的当阳峪群山环抱，是宋朝时期黄河以北最大的名瓷产地。据史料记载，当阳峪的瓷业形成于唐，昌盛于宋。当阳峪村村头立有一块北宋时期遗留下来的德应侯窑神碑，据说这是河南省唯一一块窑址碑文。当阳峪窑遗址碑文题名为《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碑文首句：“怀州修武县当阳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证。”立碑日期记：“大宋崇宁四年岁次乙酉二月二十五日建。”碑文内容有：“时唯当阳工巧，世利磁器，埏埴者百余家，滋养者万余口。”意思是：当阳峪村北宋时叫当阳村，当地制瓷窑主有100多户，滋养了1万余口人，实属民间名窑。
绞胎瓷是我国唐代将仿犀皮漆器工艺特点运用到瓷器制作中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瓷种。著名古陶瓷学家叶民说：“绞胎瓷因为表里如一，被称为"瓷中君子"；又因为每一件绞胎瓷的纹饰不尽相同，而被诠释为"君子和而不同"。”它以两种以上颜色的泥土相互糅合形成绞胎而著称，以绞胎釉和刻花剔花而取胜，北方民间亦称之为“透花瓷”。
然而，“靖康之变”后，当阳峪炉熄火灭，精美绝伦的绞胎瓷技艺从此失传。如今，宋代绞胎瓷仅有60多件，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美国、泰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家的博物馆里。
当阳峪绞胎瓷的失传让人扼腕叹息。“绝不能让当阳峪的名字就此消失。”高级工艺美术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焦作金谷轩绞胎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柴战柱经过20多年积极探索，潜心研究，2002年，这一失传近千年的瓷种在他的手上重获新生。不仅如此，他在产品创作内容上更加注重融入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元素，涉及焦作山水、太极拳、十二生肖、山水花鸟、现代陶艺等，并创作出了树叶纹、凉席纹等各种花型30余种，还创作出了绞胎艺术瓷瓷板、绞胎艺术瓷绞釉花及刻剔花等8大类新品种的胶胎瓷，同时也将镂空雕、浮雕、彩绘等创新的雕刻技法和艺术手段巧妙地应用在绞胎艺术瓷的创作之中。其创作的作品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青睐，多件产品已经被国外的收藏家和知名的收藏机构永久收藏或馆藏。
为了保护和发扬当阳峪绞胎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优秀品牌，确保当阳峪绞胎瓷独特的品质，修武县政府于2001年投资100万元在焦作市高新区管委会设置研发楼，给研发人员提供资金和政策的支持。2013年动工建设了建筑面积为4300平方米，包括陈列馆项目、宋窑瓷坊项目和当阳峪窑研究中心项目等，预计今年年底前完工。此外，该县还将规划建设当阳峪绞胎瓷园区，规划成为集展示、采购和旅游观光为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园区，园区内规划有绞胎瓷生产企业厂区、手工作坊展示区等。
在县政府的引导下，修武县质监局主动开展标准化技术咨询与服务工作，积极配合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结合当阳峪绞胎瓷产品特性、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测规则等，制定了《绞胎艺术瓷器》企业标准。2010年12月当阳峪绞胎瓷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之后，该局发动企业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产品绞胎瓷》保护专用标志，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保障生产安全，他们还制定了作业指导书。
该局主动向企业宣传《质量发展纲要》等相关文件，召集企业开展质量管理培训，推动企业导入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并积极组织企业申报政府质量奖，鼓励扶持企业积极参评“河南名牌产品”。
在当地质监局的推动下，企业质量与品牌意识不断提升，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在2012年获得县长质量奖，该公司的产品获得河南省名牌。
地理标志让当阳峪绞胎瓷这个失落了千年的古瓷添上新彩，增了辉色。该公司总经理柴战柱自豪地说：“地理标志这个荣誉非常有分量，我要在我们焦作云台山景区门前，竖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就写"山水之魂，千年古瓷，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当阳峪绞胎瓷"。”
丰润800年前路屋"重现" 掀开河北金元考古新篇
两座房屋遗址，炕、灶、烟道
几天前的一个清晨，记者走进了丰润后冯各庄金元遗址发掘现场。遗址坐落在村东头200米处的一块台地上。广袤的绿色田野中，挖开了一大片赤裸的黄土，整齐排列着一个个或长或方的“坑口”，大小不一，深浅有别。同行的唐山市文物管理处副研究员李子春说：“这叫探方。布探方是考古发掘的第一步。”他又解释道，田野考古现场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以方格为单位，分工发掘。这些正方格就叫探方。
东北角上，两名技术工人正在进行考古作业。他们拿着手铲，仔细辨别着在常人看来根本没有区别的土壤颜色，对着颜色深的部分小心翼翼地铲下去，精心程度如雕似琢。在他们身后，三条蜿蜒的凹槽逐渐显现出来。“那是铺在火炕下的炕道，与灶台相连，用来取暖的。”李子春说。
负责现场考古工作的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峥介绍：“古路、房屋遗址在河北地区金代考古工作中，是第一次发现。”
我们行走在纵横交错的探方之间，探寻着那些800多年前的痕迹……
宽约10米的古道路上，密布着数十条车辙印……
那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宽约10米，上面遍布着数十条清晰可辨的车辙痕迹，宽窄不一，深浅有别，很明显是长期碾压形成的。李子春说：“根据这些车辙印，可以推测运输工具为双轮和单轮车。”站在那片黄土地上，触摸数百年前留下的痕迹，似乎可以看见步履匆匆的古人们，推着各种货物穿梭在这里。
“你看，这些痕迹又密又深。据我们分析，这条路在当时应该是经贸往来、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李子春说。丰润历史悠久，在古代属边陲重地，交通发达。现今从丰润通过的102国道，前身是无终古道，是金代联系中都(北京)至上京府的重要驿道。由此推测，眼前的古道路很可能就是这条重要驿道中的一部分。
半地穴式房屋，坐北朝南，火炕、灶台、烟道一目了然……
在遗址的中部和北部区域，还清理出了5座房屋遗址。所有的房址都坐北朝南，呈半地穴式。门口斜坡式向南，宽0.7米。房屋平面呈方形。最大的一座房屋基址东西4.2米，南北5.1米，深0.8米，门道处还有两步台阶。房屋内北侧都有火炕、灶台，炕面烟道尚存，走向清楚，烟筒位置明显。在一个较大的屋子里，火炕边缘用板瓦平铺保存完好，屋中间的地面上还遗留着取暖用的炕坑、烧土。
李子春指着一处房屋遗址说：“你看这座房子，规模比较大，最特别的是有西侧室，而且侧室里也有炕、灶设施。”对此，他解释道，这座房屋两个居室大小不同，相互连接，应该是古人随着家中人口或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善居住条件所建造的。
出土了大量陶、瓷、铜、骨、石等文化遗物，器形多样……
在考古队驻地，有一间屋子专门用来清理、修复和陈列出土文物，一位专门负责修复工作的考古队员正忙乎着。在他面前，摆放着一堆已经清理好的瓷器碎片，他所要做的就是像拼积木一样把那些碎片重新拼凑起来，还原出最初的模样。他说：“干这个工作首先要对各类器物比较了解，才能凭着原始的残断痕迹把收集到的碎片拼起来。很多时候，所有的碎片都用完了，器物还没有成形，就得用石膏补完余下的部分。”
据介绍，发掘出的文物都要先进行彻底清洗，然后修复。修复结束后，还要进行绘图、照相，对文物的形状、尺寸、产地等进行全面描述。而这些出土文物，也正是判定遗址所属时代的最有力证据。
此次考古工作中，出土了陶、瓷、铜、骨、石等各种质地文化遗物，有瓷碗、瓷盘、瓷碟、陶罐、陶盆、陶盏、网坠、铜钱、骨笄、骨锥等等，种类繁多。也正是依据出土的残砖、鸡腿瓶、陶器、瓷器残片和“大定通宝”“洪武通宝”钱币等文物，最终判定此处遗址属于金元时代。
历史痕迹丰富，出乎考古队起初的预料……
其实，最初着手这个考古项目时，人们并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的收获。张晓峥介绍，2010年冬，为了支持张唐铁路的建设，考古队开始对张唐铁路建设施工区域沿线展开考古调查。当走到后冯各庄村东部边缘的这块高地时，考古队通过土壤的断层发现，这一片区域内保留着众多元末明初时期人类的生活遗址。于是，2011年4月15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唐山市文物管理处、丰润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组成了一支考古队，开始对这块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而随着挖掘工作的陆续展开，考古队员们惊喜地发现，这块看似平常的土地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痕迹。
经勘探，遗址总面积达60000平方米，目前已揭露1200余平方米。期间，发现古道路一条，房屋遗址5座，露炊遗址5座，灰坑41座，出土了大量瓷器残片。
张晓峥表示，古道路的发现，对廓清后冯各庄古人聚落的文化性质提供了线索，为探明当时古路的构筑方式和筑路流程提供了新的原始资料，是研究金元时期冀东乃至我国东北地区交通经济史的重要实物资料。而房屋遗址对于深入了解当时古人居住环境、生活状态、自然环境、民族融合提供了重要依据。
采访结束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但考古队员们依然各自忙着手中的工作。张晓峥说：“时间有限，等挖掘工作全部完成，这里就要回填了，我们希望能尽可能多地留下些资料。”那一刻，脑海里忽然浮现出英国考古学家保罗·G·巴恩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向何处，那我们就需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这或许正是考古这一神秘工作的深意所在吧。
陶瓷文化：7米青瓷路，记载千年古窑史
“中国陶瓷研究之父”陈万里曾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而这龙泉陶瓷史，又大部都在大窑了。
上周末，由雪花啤酒等单位和机构共同发起的雪花啤酒古道探秘系列活动第十九站小梅镇大窑村，这个龙泉青瓷的起源地，成了我们探访的目标。踏着古代窑工运输青瓷的鹅卵石古道，走进大窑，也走进了无数个与青瓷有关的故事。
远销海外的大窑青瓷
有个洋名雪拉同
始建于宋代的大窑古道，是古时龙泉到庆元的必经之路，全长约40公里。沿途分布着近百处龙泉窑遗址。与一般的古道用大块石头铺路不同，大窑古道使用卵石块砌筑，由于古时是窑工运输瓷器的主要干道，所以也被称为“大窑青瓷古道”。
“古代运输主要靠河运，所以大窑的瓷器做成后，窑工们就走这条古道，把瓷器从大窑运到小梅镇上的码头，再通过瓯江把瓷器输送到温州、泉州乃至世界各地。”大窑村的村委会主任王仲长带着驴友，漫步在古道上，道旁青瓷碎片随处可见，它们犹如祖先的名片，记载着青瓷在宋元明的兴盛与衰落。“这些碎片，都是当时运送瓷器时留下来的，很有历史价值，当然，只能看、不能拿。”
而远销海外的大窑青瓷，还有个洋名雪拉同。据说在十六世纪末，法国巴黎正在上演一部话剧《雪拉同》。剧中男主角雪拉同的一件青瓷外套深受观众喜爱，而巧合的是，首批大窑青瓷也刚好运到法国，于是法国人便把大窑青瓷叫“雪拉同”。由此，“雪拉同”成了外国友人竞相珍藏的宝物，大窑青瓷也因此享誉世界。
虽然在明后期实行的“江禁”使得大窑青瓷日渐衰弱，但王仲长还是不由感叹，“虽然现在大窑青瓷没有古时那么兴盛，而且古道走的人也少了，但不可否认，这条路，让世界认识了大窑青瓷，也知道了大窑。”
仅存7米的娘娘路
记录窑工的辛酸史
现在的制窑工厂已经非常现代化，但大窑村民在烧窑前，依旧会烧香，杀牲畜，以此祭拜祖先，保佑烧窑成功。而祭窑的习俗，则是源于一个在大窑流传千年，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
在宋朝，有位名叫叶有根的窑工要烧制一批朝廷贡瓷，但烧了很多次，烧出的都是废品。而若再不成功，将被朝廷治罪。此时，叶有根的女儿叶青姬为了拯救家人，纵身祭窑，顿时窑洞炸开，只见叶青姬飘向天外，而这炸开的龙窑里，烧成竟都是上等的青瓷贡品。为此，窑工们称叶青姬为“飞天窑女”，并形成了之后祭窑的习俗。当朝皇帝也把叶青姬的家人接进宫，纳其妹妹叶青梅为妃，封“大窑娘娘”。大窑的窑工们则将“大窑娘娘”走过的那条瓷砖古道改名叫娘娘路。
如今，在大窑古道上，记载窑工辛酸史的娘娘路只剩下7米左右，但路上的青瓷碎片，历经了千年岁月的磨损，釉面依旧还清晰可见。
村民钟建飞非常了解大窑青瓷文化，“古时候窑的温度很难控制，窑工只能靠眼睛去看火的颜色来推测温度，一不小心就会烧出废品，因此窑工经常会被窑主处罚。”
一部窑工的辛酸史才铸就出名闻天下的大窑青瓷史。行走在崎岖而漫长的古道上，驴友们也体会到了窑工的艰辛：“烧窑就很费力了，还要走那么长的路运出去，真是不容易，大窑青瓷能享誉天下，很多无名窑工是真正该载入史册的人。”
景德镇陶瓷考古新发现 制瓷业的起始时间推前百年
景德镇又有陶瓷考古新发现，景德镇兰田窑窑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表示，此次发掘把景德镇窑业的生产时间向前推了一百年左右，可以说改写了中国陶瓷史。
景德镇兰田窑窑址位于浮梁县湘湖镇兰田村，2012年年初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调查清理，并上报国家文物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景德镇民窑博物馆、浮梁县博物馆、景德镇陶瓷学院参与，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是景德镇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窑址的第一次科学、全面、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出土的瓷器主要有3类，即青绿釉瓷器、青灰釉瓷器和白釉青白釉瓷器。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还发掘清理了两座晚唐时期的窑炉，该窑为龙窑，平面呈长条状，方向北偏西36度。窑炉总长28.7米，宽1.9米（窑内最宽处），残高0.1－0.7米。该窑炉由窑门、火膛、窑床、窑前工作面四部分所组成。该窑是目前景德镇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并且是保存最完好的窑炉，其发现和清理填补了景德镇窑炉发展最早形态的空白。
景德镇兰田窑窑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惊艳亮相的唐代古窑址和数以吨计的瓷器，证明景德镇的制瓷业创始时间可以早到中晚唐时期，据此，已可将以往人们认为的景德镇制瓷业的起始时间推前百年。
千年古窑的圣火如何复燃？
胡小军作品朱乐耕作品
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作品
华史
曾经辉煌千年的中国陶瓷，如何复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多年来，许多热爱中国陶瓷艺术的人们多有探讨，也有实践。这些前行者的努力其实已为中国陶瓷这个千年古窑燃起了新焰。
融传统元素于都市环境
诞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国陶瓷，要在现代文明环境中得以复兴，必须探索各种将传统陶瓷文化的元素与现代都市环境相融合的途径。
不久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教授的陶艺个展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人们惊喜地看到，这位陶艺家已突破了陶瓷作为“器皿”的创作模式，而将陶瓷创作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环境艺术。本世纪以来，朱乐耕创作完成的大型环境陶瓷艺术作品有：世界上第一个以陶瓷材料装饰而成的音乐厅韩国首尔麦粒音乐厅；九江市民广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莲趣》；上海浦东机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惠风和畅》；天津瑞吉酒店大堂的陶艺装置壁画《流金岁月》；最近刚完成的，安装在韩国济州岛衣恋·肯辛顿济州酒店的《生命之绽放》(350平方米)、《天水之境象》(120平方米)等大型环境陶艺装置作品。
且以济州岛这件作品为例，来看朱乐耕如何融传统元素于现代都市环境的。这家五星级酒店大堂跨越两层的巨大墙面，被朱乐耕用数以万计的各种造型陶瓷“元素”覆盖。远远望去，仿佛是古窑址历代陶瓷碎片的堆积层，让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陶瓷的悠久和辉煌的历史。对传统陶瓷艺术形式和各种技法的深刻了解和熟练掌控，使得朱乐耕创作的陶瓷自然流露出一种“古意”。同时，他对现代抽象艺术的了解，又令其创作思路空前自由。他以西方现代抽象绘画的构成法，来布局他心中无穷“古元素”，将数以万计的各式瓷片、瓷条、瓷卷等进行组合，回旋起伏，形成浩大而空灵的气韵。
在这个巨大的瓷片“堆积层”下方，是他用陶瓷制作的耕牛群和马群（见图），令人生田园牧歌之思；上方又是另一面夺人眼目的红地白云“瓷墙”。他像是多多益善的统帅，调兵遣将，设局布阵。他又像是导演，在营造一个梦境。这个陶瓷空间给观众带来多元的感受可能，体会着人与自然、历史、生命、梦想、升华的关系。
进入环境艺术领域，将使陶瓷艺术在作为陶瓷之国的中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可能，因为面对当今世界，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标志。
像笔墨一样被普及使用
随着陶瓷烧制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各种为陶艺创作的服务日益完备，制作陶艺作品的技术壁垒将很快被打破。创作陶艺，将会像国画、书法一样在大众普及。家庭拥有瓷窑，中小学开设陶艺兴趣课，在西方一些国家早已不是稀罕事。旅美陶艺家周光真近年来致力于回国推动陶艺普及。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随轩艺术中心从2012年起，每年举办“上海市少年儿童陶瓷艺术展”。
除了陶瓷学院以及各大瓷都，大城市如北京、杭州、上海的艺术学院均已纷纷开设陶瓷专业。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柴窑艺术中心不久前落成。这些将有助于更多的艺术家投身于陶瓷艺术创作。有别于过去画家蜻蜓点水式的玩票，上海的著名国画家陈家泠10年前就设立了自己的陶瓷工作室“泠窑”，坚持至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上海最早汇集名画家们尝试陶瓷创作的“申窑”，据悉即将扩大规模。
学院派陶艺家正在崛起。如白明、白磊、刘正、胡小军等，正吸引了新一代陶瓷收藏爱好者的关注。从小习画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小军，很早就投身陶瓷艺术创作，他从练泥、拉坯、修坯、配釉、绘画、喷釉到烧窑都亲历亲为。这种全能型的陶艺家，能更好地通过陶瓷这个媒介表达自己内心的艺术灵感。让陶艺成为真正的陶艺，而不是画在陶瓷上的画（见图）。
在当今世界艺术大环境下，只有形成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让陶瓷像纸、笔、颜料一样普及运用于艺术创作，以致更多有才华的艺术家投身到陶瓷创作中来，非但中国艺术家，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亦共同参与，中国陶瓷才可能迸发出无愧于祖先的新辉煌。
推动雅文化进入现代生活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在田子坊的教学实验基地举办了“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参展的所有台湾陶艺家的作品都是实用的“小器皿”—茶壶、茶杯、茶叶罐等。但其各具韵味的艺术气息，又让这些实用小器皿变得耐人寻味、引人入胜（见图）。
将中国古代的雅文化通过陶瓷与现代人们的生活结合，是台湾陶艺家多年来孜孜以求所取得的初步成功。已故台湾陶瓷学者、陶艺家、香学研究者刘良佑，在精研宋代汝官窑的基础上，探索出新汝窑的烧制法，设计制作了兼具宋代和现代意韵的茶具和香具作品。这些作品既有艺术的传承，又有艺术的开拓，还具有生活的实用功能。
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人性之必然。雅文化生活方式，是古代中国文明对人类美好生活方式的伟大贡献。在经历了巨大的文化断层之后，面对当今浮躁、快节奏的世界，雅致生活的理念再度引起人生的反思和向往。陶瓷作为古代中国雅文化的重要载体，若能顺应艺术生活化这一世界潮流，化身千般风雅，让世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到人生的雅意和美好，千年古陶瓷的圣火便真正复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