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后期之后,定窑成为白瓷的主要代表,工匠们对烧制方法的改进,使得定窑在北宋达到顶峰,并在北宋初期便成为皇宫定制贡瓷。广东省中国文物鉴赏家协会常务理事冯素阁,用“白定怡人”来描述它的珍贵。
“胎薄,釉白,印花精美”
定窑在宋代“五大名窑”中是唯一的白瓷名窑,它的“名气”在宋以后超越了曾经显赫一时的白瓷名窑——邢窑。晚唐以后,邢窑由于制瓷原料缺乏等原因而衰败下来,而定窑却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起来。从唐代至金、元,历时700余年,白瓷一直是定窑的主要代表产品。
唐代早期定窑白瓷质量粗糙,胎质与同期黄釉瓷、褐釉瓷相同,需要使用化妆土来美化胎体、提高白度。唐代中期以后,产品质量明显提高,经过淘洗处理的胎体杂质大大减少。
广东省中国文物鉴赏家协会常务理事冯素阁曾在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定窑的珍贵,原因在于它是当时北方地区白瓷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瓷器。而且历史上对定窑描述的文献相对比较多,包括它的一些艺术特点,“胎薄,釉白,典雅秀丽,印花精美,看起来比较完美,白定怡人”。
定窑在当时既要烧制高档的宫廷用瓷器,又要生产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所需的日用瓷器。定窑在支圈仰烧法的基础上,发明了支圈覆烧迭置法。从器物仰烧到覆烧法的创造成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瓷器装烧方法上的一大革命,它既充分利用了窑位空间,又最大限度地节省了燃料,而且还可成倍地提高瓷器的产量。
釉色部分取决于窑中火焰的变化
据了解,瓷器的造型是与装烧方法、使用的窑具有着密切的关系;瓷器的釉色除了原料外,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窑中火焰的变化等等。各个时期定窑由于制瓷原料、窑炉结构与烧窑所用的燃料等方面的不同,以及烧造工艺上的不断改进,都会对瓷器的造型、釉色、装饰各方面留下一些工艺痕迹,形成各个时期不同的时代特征。
曾从事古董贸易近二十年的陶瓷专家李海向记者介绍,由于不同年代燃烧方法与燃料的不同,使得颜色上也有轻微的变化,“采用‘还原焰’烧法烧制,含铁偏重,所以,瓷器会有一点点偏青色。用‘氧化焰’烧法烧制,含铁量则偏少,定窑瓷略微有一点点偏黄。”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李辉炳分析燃料变化的原因称:“由于窑炉不断增加,生产区域随之扩大,烧窑所用的燃料——木柴的大量消耗(北方少柴),也已经达到了难以继续维持生产的地步。聪明的窑工们在这种种的困难面前,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经过反复的试验,成功地创造了从烧柴改用烧煤的新方法(北方多煤),这就给当时的定窑带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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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定窑白瓷
定窑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
定窑白釉执壶 晚唐
定窑白瓷小盖罐 五代
定窑白瓷划花葵口碗 北宋
唐代，定窑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从这时一直到五代的定窑瓷器，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
定窑刻花大碗 北宋
定窑刻花碟 北宋
定窑粉盒 北宋
北宋初，定窑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制瓷技术有了许多创造和进步。至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定窑逐渐衰落和废弃。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到了元朝，定窑终于逐渐没落。
定窑白瓷刻花枕 宋
定窑白瓷印花盘 宋
白瓷盖盒与围棋子 宋
定窑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纹样秀丽典雅。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装饰图案常用印花、划花和堆花手法，秀丽典雅。印花图案，自然形态经巧妙变形，构成严谨；刻划花，较印花更活泼生动，别具一格。
定窑白瓷铭文与南宋宫廷用瓷之我见
“汝、官、哥、定、钧”，定窑是宋代唯一烧制白瓷的窑场。定窑白瓷以其色白、质薄、釉润、纹饰丰富而精美著称于世，美誉“天下第一”。关于定窑的历史及相关诸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古陶瓷专家、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定窑白瓷铭文的研究，由于缺少一定的实物资料，尚涉及甚少。多年来，笔者从古代临安(杭州)收集的定窑白瓷铭文瓷片中，惊奇的发现，定窑瓷器的铭文，特别是南宋时期后刻的铭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宋代瓷器上是极为罕见的。在中国古陶瓷史上可谓开一代先河而空前绝后。同时，铭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折射出浓厚的南宋宫廷色彩。为此，笔者以收藏的实物，就定窑白瓷铭文与南宋宫廷用瓷的某些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与研究。由于笔者学识浅薄，纯属业余之作，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敬请中外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一．定窑白瓷铭文的刻制方式和基本特征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宋王朝自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灭亡后周创建以来，历经九帝九传168年，至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掳称为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即位，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历经九帝九传152年，至1279年陆秀夫广州负帝，宋卫王投海宋亡，称之南宋。特定的历史铸就了特定的文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瓷器，自然会有时代的烙印。
综观笔者收藏的定窑白瓷铭文瓷片，虽然数量和品种较多，但其刻制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在装坯烧窑前刻制的，数量很少，是北宋初官府定烧和宫廷定制的御用品。如“官”、“尚药局”、“乔位”、“子温”等。对于这类铭文，笔者称它为“北铭”。另一种是瓷器运到宫廷后，根据需要后刻上去的，铭文的多数属于这一类，它们是南宋宫廷的专用器物。如“奉华”、“德寿”、“寿成殿”、“皇太后殿”、“内苑”等。这一类后刻的铭文笔者又称其为“南铭”。
烧窑前刻制的“北铭”，由于刻制工序的不同，又有釉上和釉下之分。釉上刻制的铭文主要见于盘、碗、洗底部，铭文是在坯胎上釉阴干前，在釉上连同坯胎一起刻、划而成，刻出的铭文字体露胎，见“乔位”、“官”等，这种铭文款式笔者称之“釉上款”。当铭文刻在器身或盘、碗内底时，为了考虑瓷器的美观，铭文刻在半干的坯胎上，然后上釉烧制，使铭文完全被罩在釉下，如“尚药局”。这种铭文款式笔者称它为“釉下款”。烧窑前刻制的铭文，据笔者长期观察它和定窑刻、划花纹有十分相似之处，也有刻和划之分。刻者，重也。多用金属工具，字体线条较宽，所刻部位较深，有明显的刀锋，刻出的铭文颇具书法效果，如“官”字铭文。划者，轻也。多用竹制工具，字体线条较细，部位较浅，笔画粗细基本相等，铭文有如圆珠笔书写的效果，如“乔位”、“子温”。
宫廷玉工后刻的铭文，笔者从查阅有关古代玉器制作资料和长期实物观察中，找到的答案是用一种叫砣子的圆形工具刻制而成的，工具的具体材料还无法考证。史书记载商代的玉器上有使用砣子的痕迹。唐宋时期是玉器发展的精制期，托子的工艺技术应该相当成熟了，这从笔者收藏的当时用砣子在龙泉窑瓷片上曾试刻的实物，可以得到证实。其坚硬锋利的程度，并不逊色于今天的切割工具。用砣子刻制的铭文，字体工整，笔画欠自然流畅，以直行为主，缺少自然转弯和笔锋。刻出的笔画呈中间粗，两头尖之势。这和砣子转动时的落点和收点有关。为了显目，铭文刻制后多数还填上朱砂一类的红色颜料，见图十六、十九、二十、三十六等都留有明显的红色痕迹。
二．定窑白瓷铭文的分类和考证
定窑白瓷铭文内容和宫廷相关的虽然较多，但经整理、归类大致可用二种类型来区别。一种是以瓷器的使用单位来表示，铭文多刻有宫廷建筑的名称和为宫廷服务的某些官署机构的名称。另一种则以瓷器使用的主人来表示，有后妃、宦官、皇亲、外戚等，并以他们各自的职位、封号、姓名出现在铭文中，他们是宫廷生活中的主要成员。现分别择要介绍如下：
定窑白瓷铭文中刻有宫殿名称的瓷片有：“殿”、“德寿”、“奉华”、“皇太后殿”、“寿成殿”、“坤”、“寿慈殿”、“东宫”、“承光”、“锺秀”。
铭文“殿”，均为盘底残片，印花。“殿”字铭文近年发现较多，并见于高丽窑、官窑、越窑等窑口，器型以盘、碗为主。“殿，帝王所居及朝会之所或供奉神佛之所为殿”1。笔者分析字款和庙宇有关的可能性不大，而和南宋宫殿有关，理由有三：其一，“殿”字定窑白瓷制作规整，釉色牙黄且滋润，纹饰精美，非民间用品。同时与“殿”字相关的铭文还有“殿库”、“殿徐”、“殿辛”，都和宫殿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其二，南宋帝王崇道轻佛，如是施舍之物一般均会写明施主姓名之类的文字和庙宇殿名。其三，“殿”字铭文除了定窑白瓷外，还见于官窑、高丽窑、越窑等窑口的瓷片，一般人是不能使用这些高档瓷器的，同时“殿”字铭文发现地点以中河南端的望江门、通江桥、卷烟场附近居多，距离大内不远。但是有一点曾让我们百思不解，为什么当时玉工不直接刻上宫殿的全称，而只刻一个“殿”字？最后笔者在查阅大量有关南宋时期的史料中得到启示，找到了答案。
北宋之后，公元1127年，康王赵构即位南迁，改元建炎。三年闰八月升杭州为临安府，为行在所，以州治为行宫。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诏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对南宋行宫初创时的情况，当时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朝野杂记》甲集卷二中对绍兴间行宫作了如实记述：“今大内，旧杭州州治也。绍兴初，高宗自越州复还临安，命有司截为行宫，百楹而已。时内恃杨公弼董其事，欲以为三百楹，上不可而止。盖上所御殿，茅屋才三楹。九年秦宰相用事，始作慈宁宫。十二年和议成，因作崇政殿。十八年仍名皇城南门曰丽正，北门曰和宁。于是禁中已复营祥曦，福宁等殿。苑中有澄碧观堂，凌虚阁等。而上又自作复古殿，损斋，实所常御也。”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皇宫，厉朝都建有数以十计的宫殿，以备举行各种国家大典时用。北宋汴京的皇宫亦有三十多处以适应各种隆重仪式所需。而刚刚草创的行宫是无法一一具备的，由此一殿多用途，一殿多名称便应运而成。一殿多用和一殿多名是南宋初期宫殿的一大特点，在诸书中都有明确记载。《梦梁录》卷八《大内》云：“丽正门内正衙，即大庆殿，遇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俱御之。如六参起居，百官听麻，改殿牌为文德殿；圣节上寿，改名紫宸(chen2)；进士唱名，易牌集英；明堙(yin1)为明堂殿。次日垂拱殿，常朝四参起居之地。”《咸淳临安志》卷一《行在所云》：“文德殿，绍兴十二年建，正衙，六参官起居。紫宸(上寿)，大庆(朝贺)，明堂(宗祀)，集英(策士)，以上四殿皆文德殿，随事揭名。”《宋史》卷85《地理志&S226;行在所》曰：“宫室制度，皆从简省，不尚华饰。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随事易名，实一殿。”以上所提到一殿多用，一殿多名的情况基本相同。稍有不同的是《梦梁录》和《咸淳临安志》二书所指的殿名不包括《宋史》记载的垂拱殿，应示为两殿。王应麟《玉海》中云：“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庚子十二日，命内侍王晋锡作崇政，垂拱二殿(移诸司屋宇147间)，时言者请复朔日视朝之礼，而行宫只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为之，朔望则权置账门以为文德，紫宸殿。按射殿则以为选德，策士以为集英。”明显是把崇政与垂拱各作为一殿的。
王应麟在度宗时曾任礼部尚书。《咸淳临安志》的作者潜说友为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兼知临安军府事，兼点检行在瞻军激赏酒库所。他们为同一时代人，所说大内情况应有一定的可靠性。由此“殿”字铭文为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的殿名无疑。
由于宫殿名称随事易名的不确定性，给宫廷玉工在刻宫殿名称时带来麻烦，最后只能以一个“殿”字统而代之。“殿”字铭文也为后人研究，了解南宋初期历史和宫殿状况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
铭文“德寿”盘底残片，印花。“寿慈殿”盘底残片，印花。“德寿”指德寿宫，是宋高宗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退位居住的宫殿。以后诸帝大都效学高宗退居此宫，它是由望仙桥东面的秦桧府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德寿宫旧址的范围，以现在的地名来定它的四至：“南至望仙桥直街，北至佑圣观路，西临盐桥大河，东至城墙(即今吉祥巷、织造马弄)，范围之大，是可以想见的”2。德寿宫规模之宏制，建筑之华丽，花园景色之奇秀与皇宫无异，故有“南内”与“北内”并称。宋&S226;岳珂《□史&S226;行都南北内》载“……桧薨(hong1)于位，僖犹恋恋，不能决去，请以其侄(zhi1)常州通判xuan为光禄丞，留莅(li4)家庙，以为复居之萌芽。言者风闻，逐请罢煊，并迁庙主于建康，逐空其居。高宗将倦勤，诏即所筑新宫，赐名德寿居之，以膺(ying1)天下之养者。二十有七年，请陛躬朝，岁时烨(ye4)奕，重华继御，更慈福，寿慈，凡四侈鸿名，宫室实皆无所更”。《梦梁录》卷八载：“德寿宫在望仙桥东，元系秦太师赐第，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戊辰，高庙卷勤，不治国事，别创宫廷御之，逐命工建宫殿，匾德寿为名。后生金芝于左栋，改殿匾曰康寿。……后孝庙受禅，议德寿宫改匾曰重华御之，次宪明太皇后欲御，又改为慈福宫。寿成皇太后亦改宫匾曰寿慈御之。继后宫室空闲，因而逐废。”由上而知，德寿、重华、慈福、寿慈四个殿，各因主人的更换屡有更改名称，但实为一处。淳熙十六年(1189年)孝宗禅位三子赵敦，移居此宫改德寿为重华宫。后来宁宗赵扩奉养他的祖母宪圣太后住在这里，又把重华宫改为慈福宫。后来奉养寿成太后住居这里，又将慈福宫改为寿慈宫。铭文“寿慈殿”就是寿成皇太后谢氏居住时的殿名，史书记载与其相符。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史——定窑》一文中，讲到的定窑白瓷铭文“慈福”，应该是宪圣皇太后吴氏居住时的殿名“慈福宫”。虽然至今未发现“重华”的铭文，四个殿名已有三个被发现，剩下的一个它的存在是可能的。
铭文“奉华”折腹盘残底，内外刻牡丹纹，北宋遗物。“奉华”指“奉华堂”而言。是德寿宫的一座配殿，为高宗宠妃刘婉容所居。刘氏临安(今杭州)人。入宫为红霞帔(pei4)，迁才人，累迁婕妤(jie2yu2)，婉容，绍兴二十四年进贵妃，颇恃宠骄侈，宫中号刘氏为大刘娘子。据传她喜爱书画，并刻有“奉华堂”印一枚，它曾在自己收藏的一幅名画中钤“奉华堂”印一方。“奉华”铭文除定窑白瓷外，还见有汝窑、高丽窑等窑口瓷片，器物均精美且多为北宋宫廷遗物。北京、台湾故宫博物院均藏有“奉华”铭文的传世瓷器，铭文均为后刻，字体工整，同出自宫廷玉工之手。一九七五年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在发掘钧台窑址时，在窑址出土一件钧窑出戟尊，底部刻有“奉华”铭文。值得注意的是该字铭是器物成型后在未入窑烧制时刻制的，这显然是北宋的遗物。由此是否可以认为“奉华”的名称在北宋时就已存在。南宋初期很多方面都沿用南渡前汴京旧制，是否在宫殿名称上也有这种情况呢？事实是存在的，例如北宋皇宫有文德、紫宸、集英等殿名，而南宋也沿用了这些殿名。但“奉华堂”在“德寿宫”内，由刘婉容所居的事实，史书早有记载。如《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云：“……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刘婉容位奉华堂听摘院奏曲罢，婉容进茶讫，逐奏太后云：“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写字、画竹、背诵古文，欲得就纳于官家则剧”。
铭文“皇太后殿”折腰盘残底，印花。铭文“坤”碗底残片，印花。“皇太后殿”顾名思义指皇太后居住的宫殿。《梦梁录》卷八《大内》载：“皇太后殿名曰坤宁，皇后殿名曰和宁，两殿各有大官及殿长，内恃，及黄院子，幕士，殿属，亲从，辇官等人祗候”。《梦梁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又云：“初八日，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起居，邀驾过皇太后殿上寿起居，舞蹈嵩呼，回诣(yi)紫宸殿”。
由上可知“皇太后殿”又名坤宁殿，位置在皇宫大内，是皇太后居住的地方。铭文“坤”，据笔者考察应是坤宁殿的简称，当时宫殿名称以简称的形式刻制并不少见，如“寿”、“华”分别是宫殿德寿和奉华的简称。同时古代有主阴阳，乾坤之说，认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以坤极，坤元指女性中最高贵的皇后。《宋史&S226;后妃列传&S226;真宗刘皇后》：“章献明肃处坤元之尊，章懿感日符之贵，功德莫与为比”。“坤”字铭还见于官窑、龙泉窑瓷片。
铭文“寿成殿”碗底残片，印花。“寿成殿”史书未见记载，经分析应该和寿成皇后有关。淳熙十六年(1189)，肖宋禅位于第三子赵敦是为光宗。尊孝宗为“至尊寿皇圣帝”(简称寿圣)，皇后谢氏为寿成皇后，皇太后吴氏为寿圣皇太后。此时孝宗已从大内移居德寿宫，皇后谢氏应随他同去，如果这种推测成立，那么寿成殿位置应在德寿宫内，时间约在绍熙年间。“寿成殿”铭文除定窑外还见于官窑、汝窑。笔者有一个汝窑铭文残片，惜铭文残缺不全，仅可见“成殿后阁”四字，若完整的铭文应为“寿成殿皇后阁”，铭文的内容所指寿成皇后的住所更加明确。
铭文“东宫”大盘残底，印花。留有旧时曾用银皮补过的痕迹。“东宫”指皇太子居住的宫殿，在大内东部，其位置可能在今馒头山东部。《宋史&S226;地理志》云：“在丽正门内，孝宗，庄文，景献，光宗皆常居之”。据《行在所录》又云：“孝宗初育宫中，只造书院于宫门，日内资堂。迨为太子，越旬日即受禅；乾道七年，光宗升储，始于丽正门内之东，建太子宫门”。按此推算铭文“东宫”刻制的时间在乾道七年(1171)以后，器物的主人时为东宫太子的光宗可能性较大。
另外刻有宫殿名称的铭文还有“承光”、“锺秀”。史书上均未见记载，也无从查考，留作以后考证。
定窑白瓷铭文中刻制宫廷官署机构的铭文有“尚药局”、“内司”、“阁子库”、“后苑”、“内苑”、“德寿苑”、“苑”、“苑天”、“后苑三”。
铭文“尚药局”盒子残片，口沿下由右向左釉下横刻“尚药局”三字，盒盖残片刻龙纹，北宋宫廷遗物。“尚药局”为官署名，后齐置，属门下省。设典御及丞各二人，总知御药事。另设恃御师，尚药监各4人。隋炀帝时属殿中省(因避杨忠讳)，置奉御二人，直长四人，又恃御医，司医，医佐等员。唐高祖武德六年(618)改殿中省，掌供奉皇帝饮食、医药、服御、幄□、舆(yu)辇(nian)、余次之政令。以殿中监为长官，少监为副长官。总管六局：尚食局掌膳羞，尚药局掌和剂诊候，尚乘局掌乘骑，尚衣局掌衣服冠冕，尚舍局掌次舍幄□，尚辇局掌舆辇，尚药局为六局之一。宋代沿置，然无尚乘局，另设尚酝局。北宋时，尚药局一度属宣微院。《梦梁录》卷九《内诸司》中记载：“殿中省：后苑、御膳所、六尚局、翰林司、仪鸾司、八作司、修内司……”。南宋时尚药局仍属殿中省管辖。刻有“尚药局”铭文的盒子应该是装药的，属北宋宫廷御用品，有可能是高宗南逃时随身医官所带之物，数量不会很多。
铭文“内司”碗底残片，无纹饰，略粗。“‘内司’即‘修内司’，官署名。宋代属将作监。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以内恃省使臣2人，入内内恃省使臣1人管理”3。《宋史&S226;官职志》载：将作监“所隶官署十”首列“修内司”，“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南宋初期，修内司曾负责烧制官窑曰“修内司官窑”。《坦斋笔衡》中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好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窑器，名曰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牟矣”。由此得知，修内司除营缮宫城太庙本职外，还兼烧官窑。南宋初创时，战事不断、百废恃兴，官署多有裁并是可以想象的的。另外铭文“内司”发现地点在中河通江桥南端，离太庙旧址和修内司营地不远，和史书有关记载相符。
铭文“阁子库”洗子底残片，内刻荷花纹饰。“阁子库”是机构名称，属皇家私库。《南宋京城杭州》一书《皇城图》中所标位置在大内和宁门西北侧，内司机房旁边。对于“阁子库”的记载《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中说：“……小刘婉容进自制《十色菊》，《千秋岁》曲破，内人琼琼、柔柔对舞。上于阁子库取赐五两数珠子一号，细色白段各十匹，太后又赐七宝花十枝，珠翠芙蓉缘领一副，又移坐灵芝殿有木犀处进酒”。文章中上指太上皇高宗，他从阁子库取珠宝赏赐小刘婉容等人。从以上情节看阁子库应是帝王私库。值得注意的是铭文“阁子库”右侧还刻有“婉仪位”三字，小刘婉容即刘婉仪。“宋高宗妃，初入宫，封宜春郡夫人。进美人，与刘婉容俱得宠，进婉仪”4。宫中称刘贵妃和她为大小刘娘子，宫中帝王对妃子赏赐是常有的事，把定器作为赏赐物品赐给妃子也是可能的，对于是否是刘婉仪之物就难说了。
铭文“后苑”碗底残片，内刻双鱼。“后苑”是皇宫的后花园，同时又是官署机构的名称。《梦梁录》卷九《内诸司》中记载殿中省下属各机构把后苑列为第一位，后苑多为宦官管理，但它不只是皇家后宫的一个管理机构，更重要的是作为皇宫的园圃，供帝王、后妃们游玩观赏，消夏避暑的去处。“自延和殿循庑而西，进入后苑。这里“怪石夹列，献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yao)”。有“三堂三，临池上，左右为明楼，有蟠桃亭，又西为流杯堂，跨水堂，梅岗亭，北为四并堂，皆咸淳五年(1269年)重建。其余四时花木，各题雅名……”5。后苑的位置应该在凤凰山的西北部。
铭文中和“后苑”相关的铭文还有“内苑”、“德寿苑”、“苑天”、“后苑三”、“苑”等。铭文“内苑”中内指皇宫大内，“苑”指后花园，和“后苑”意思相近。“德寿苑”指德寿宫中的后花园。“后苑三”指后苑的某一处。“苑天”、“苑”所指更为广泛，它即可指大内和德寿宫的后花园，也可指如聚景园，玉津园等皇家花园，为此“苑”字铭文是铭文中最多的一个字款。
定窑白瓷铭文中与宫廷后妃有关的铭文有“婉仪位”、“婉”、“才人位”、“贵戊”、“乔位”、“关位”、“陈位”、“嘉位”。
要明白有关后妃铭文的含义，首先要对宋代后妃制度的基本情况作一大概的了解。《宋会要》后妃4之1称：“宋朝承旧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昭仪、昭容、昭媛、修义、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宋史》卷163《职官志》亦云：“内命妇之品五：日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曰大仪、贵仪、淑仪、淑容、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日婕妤，日美人，日才人，贵人”。尽管二者记载不尽相同，但由此可以看出宋代后宫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史书记载宋朝后妃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等级：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二，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宸妃(明道三年特设)，以上为正一品；三，大仪(景德二年增设)，贵仪(仁宗乾兴元年增设)，涉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大中祥符六年增设)，以上为从一品；四，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以上正二品；五，婕妤、正三品；六，美人，正四品；七，才人，正五品。通过以上的了解，我们就可对有关铭文进行分析了。
铭文“婉仪位”盘底残片，印花。“婉仪”是妃嫔中的一个职位，她在贵妃之下，从一品，是由帝王加封。高宗宠妃刘氏(小刘婉容)曾被封为婉仪。“位”的释义有二。一指对自己职位的代称，相当于做官的人对自己称本官的官字。如《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中高宗宠妃刘婉容逐奏太后曰：“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其中本位的位字就是对自己职位的称呼。其二指某妃子的官邸宅所。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云：“……诸殿属，缉熙殿、垂拱殿、睿思殿、资政殿、观文殿、皇后殿、贵妃位、淑妃位、美人位、才人位、后苑、阁下”。文章中按等级对皇后的住所称殿，皇后以下贵妃至才人均称位，此时“位”字又有官邸和宅所的意思了。由此铭文“婉仪位”是否可解释为某位居“婉仪”职位妃子的官邸和宅所。
铭文“才人位”，由于铭文残缺，分别由盘底残片铭文“才人”和碗底残片铭文“人位”组成，瓷片均为印花。才人职位在美人之下，正五品。高宗宠妃婉容绍兴十六年就当过才人，该瓷器应该是妃子中某才人使用过的器物。铭文“才人位”和铭文“婉仪位”是相似的，无非职位不同而已，可释义为妃子中某才人的官邸和宅所。刻有此类铭文的还见有汝窑“贵妃位”。
铭文“婉”盘底残片，刻荷叶纹。“婉”字据分析可为“婉容”和“婉仪”的简称，“婉容”定窑白瓷铭文至今未见，而“婉仪”所见较多。到底是婉容还是婉仪就很难说了，但“婉”字铭文瓷器属宫廷某妃子之物是没有问题的。
铭文“贵戊”碗底残片，内刻荷叶纹。贵字从妃嫔的封号中查找为贵妃的简称可能性较大，“贵妃”铭文定窑白瓷中未见，而见于高丽窑、汝窑瓷片中。“戊”字应和刻制时间有关。
铭文“乔位”，釉上款，洗(破修复)，高2.4厘米、口径11.4厘米、覆烧，口沿镶铜扣。内刻一条蟠卷的漓龙，矫健生动、线条流畅，呈牙黄色釉。从龙的纹饰、制作工艺看应该是北宋晚期宫廷定烧之物。铭文“乔位”指某姓乔妃子的官邸宅所。北宋晚期，后宫中姓乔的妃子会是谁呢？从北宋晚期皇帝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桓的妃子中资料显示，唯徽宗的妃子乔贵妃姓乔。“乔贵妃，宋徽宗妃。初与韦妃共恃郑皇后，后为姊妹，约先贵者毋相忘。贵妃得幸徽宗，逐引韦妃，二人愈相得。徽宗、钦宗北迁，贵妃与韦妃俱从。韦妃将还，贵妃以金50两赠金臣高居安，愿平安护送还江南。又举酒酌韦妃，祝她为皇太后。因已无归期，大哭以别”6。韦妃为高宗生母，绍兴十二年和议成迎还，封皇太后。乔贵妃送别韦妃后终未回归，死于五国城。她的遗物怎么会在杭州？是否当时临别时赠送韦妃，还是她的亲属南迁时所带，不得而知。
铭文“陈位”盘底残片，内刻荷叶纹。“关位”盘底残片，印花。“嘉位”碗底残片，印花。铭文“陈位”、“关位”、“嘉位”指三位不同姓名的妃子，其含义是和“乔位”是相同的，所不同的“乔位”是北宋遗物，在烧窑前就刻制好了，而后者是南宋后刻的，是三位妃子曾使用过的遗物。
帝王宗室、后妃外戚等，以其特殊的身份和享有的特权与宫廷关系密切。定窑白瓷铭文中与他们相关的有“荣国”、“高平郡”、“希哲”、“子温”。
铭文“荣国”碗底残片，外刻多层莲瓣纹，内底刻双鱼，刀法流畅。该铭文是笔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杨贵妃三姊妹被唐玄宗封为“虢(guo)国”、“秦国”、“韩国”夫人的资料中受到感悟。铭文“荣国”可能与其类似为皇室某妃嫔的封号，查找的资料最后和光宗的李后有关。“李皇后(1145——1200年)，宋光宗皇后。安阳人，字凤娘。庆远军节度使李道的次女。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以为凤娘当母天下，言于高宗，逐聘为恭王妃，封荣国夫人，进定国夫人。乾道四年(1168年)生嘉王。七年，皇太子妃。太子即位，册为皇后”7。由上可知，李后封“荣国”夫人时，宋光宗还未升储太子，时为恭王，李后为恭王的妃子。铭文“荣国”据此推算刻制的时间为乾道四年前(1168年)至隆兴年间。
官窑瓷、官用瓷、贡瓷三者的关系
官用瓷，作为官方使用瓷器的描述，并不是第一次，但作为陶瓷的一个门类概念的提出，还是第一次。官用瓷是指宫廷或官府指定或定制的窑厂精工细作而成的瓷器，并由官方出资收购，多为宫廷及官僚使用的瓷器，残次品也可出售或供给官僚或贵族，如越窑、邢窑、耀州窑等。与官窑的区别是官窑由宫廷建设并派专人管理，生产瓷器多为宫廷所用，不作为商品出售，残次品通常销毁，生产可不计成本，如宋修内司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贡瓷是指地方或属国进贡给朝廷或上级官府的精品瓷器。与官用瓷不同的是贡瓷是地方为进贡而特地制作的精品瓷器，不是官府指定或定制，贡瓷是作为礼品的形式送给上级，不是上级出资定购，时间上也有不确定性。这三者的主要区别：官窑是官方出资兴建与管理的；官用瓷是官方定制购买的；贡瓷是进献送礼的。有时即使官窑时代的产生，也同时存在着官用瓷和贡瓷，如宋代越窑、耀州窑等，明代龙泉窑与钧窑、磁州窑等。那么怎样确认官窑瓷、官用瓷和贡瓷这三个品种的质量呢？通常官窑瓷因为官方建设烧造，精益求精，又不惜工本，质量要求非常高，陶瓷能工巧匠云集，从整体上保障了官窑的质量。不仅材料优良，工艺也十分精湛，且很少流入民间，只有皇帝赏赐部下，偶尔才会流入民间及随葬。
官用瓷器通常都是出于宫廷或官员、官府的需要，选定在当时比较成熟或有名的窑口中烧制需要的品种。在质量上有较严格的要求，甚至原材料、工艺也有很高的要求，如五代耀州窑的黑胎支烧器、柴窑的白胎器、龙泉粉青黑胎器等皆反映这一特点。但整体质量略逊同期官窑。
贡瓷通常是以优良窑口定烧或特制瓷器中选出精品作为进贡的礼品。一般情况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不仅技术要求高，材质也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些，如唐五代越窑、邢窑、磁州窑，甚至上世纪60—70年代的毛瓷也属这类。
明代张应登的《游滏水鼓山记》碑曾记载：“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而且《大明会典》中也有：“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于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筒。”由此可知：宫廷官府用瓷当时不仅限于官窑，其不是陈设器及直接使用的食器外，其他官用瓷如酒坛、酒缸，因其用量大，对其质量自然也不会一概要求严格。比较有名的窑场，一样能承担烧制宫廷及官府需要的瓷器，钧窑的花盆、磁州窑的酒坛、龙泉的大盘，无疑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这类瓷器皆属官用器的范畴，自然官用瓷也存在质量的优劣，但优劣体现在功能和品种上。如直接使用的碗盘、食具、供器等会很精致。其他大件产品如盛酒、酱油、醋等坛瓶类，质量自然难以与小件生活器皿相比。
官用瓷与贡瓷上的确认，在考古中多以款识与铭文题记为主要参考。如建阳的“进盏、供御”、邢窑、定窑的“盈”“官”字款，耀州窑的“官”字款等。其他如辽代上京窑、宋湖田窑、唐五代越窑等都出现官字款。还有直接写有官府或官用器器具之名，如元代“枢府”、辽金“上京”之类款识题记，特别是五代、宋、辽、金等官僚贵族墓葬出土这类官用器，皆能说明这一问题。
官用瓷器从其属性而言及考古资料发现，最早应该在新石器时代即产生了。从大量的新石器考古陶器来看，质量有着明显的高低之分，像相当于夏文化的“夏家店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发现质量非常精湛的彩陶、黑皮陶及磨光陶、白陶。甚至更为精湛的镶嵌美石等的陶器。当进入青铜器、漆器、金银器的时代后，陶瓷显然难与其比肩，但到了魏晋唐时，宫廷与官府渐渐重视起来。到了宋代，中国陶瓷焕发了灿烂的艺术光彩，享誉世界。贡瓷官用瓷官窑瓷无疑引领着陶瓷发展的最高科技成就。
本文所列的官用瓷及窑口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历代的官用瓷及窑口。还有相当多的官用瓷等待我们研究和开发。像景德镇枢府瓷、辽上京林东窑、四川乐山西坝窑变釉瓷、青羊宫与彭县窑、山西法华瓷等都曾给官府烧造过瓷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广阔，也是我国陶瓷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定瓷之美
陶瓷文明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之一。中国陶瓷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名窑名品不胜枚举，宋代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已名扬海内外，其中的定窑就是河北大地孕育出的艺术奇葩。 白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瓷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白瓷的发展史中，定窑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御时间最长的瓷窑场，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杰出的窑场。
定窑白瓷在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北宋时期，定窑取代了曾在唐代盛极一时的邢窑白瓷的地位，一跃成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定窑烧制以白瓷为主，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世人誉为“中和之美”。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纹饰丰富多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
定瓷之美有目共睹，其釉色温润，纹饰精妙，造型精美，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注定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人们所关注和青睐的瓷器，并成为御用珍品。 随后，定窑瓷器被各地瓷窑纷纷仿烧，如山西的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甚至江西景德镇、四川的彭县窑等，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综观定窑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定窑遗址无疑是一座宝库，一座丰碑，它沉淀和蕴藏着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和独特的艺术与美学成就。
定瓷历史渊源
定窑——定州窑陶瓷，产地在今河北曲阳，古属直隶定州。定瓷烧制始于唐（公元618—907年），兴于北宋（公元960—1127年），失于元（1279—1368年），是我国北方大地上繁衍几代而影响深远的一个窑系。同当时的汝、钧、官、哥窑一起，号称我国宋代五大名窑。 定瓷以白定为主，胎质坚密细腻，釉色柔润透明，《归潜志》有联语：“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之外有红、黑、紫诸色，白定名贵，色定尤为名贵。宋·邵伯温《闻见录》曾有宋仁宗斥张贵妃接受臣僚王拱宸馈送定州红瓷的佳话。可知，宋时定瓷已为上层社会所倍至珍视。定窑器薄如纸，叩击如磬，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之称。五大名窑中，唯定窑以装饰见长。其刻花奔逸、潇洒，印花精细典雅，间辅以剔花、堆花、贴花等。品类有盘、碗、瓶、尊、炉、枕、人物等，设计或劲健挺拔，或秀美娟丽。 定瓷名播遐迩，势压群芳。史载：江西景德镇、山西平定、四川彭县、北京龙泉务诸窑皆蜂起仿效，故形成庞大的定窑系。定瓷的隆兴，不仅改革和引发着本国陶瓷工业，更以磅礴之势启迪和震撼着邻邦。北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载：高丽“碗、碟、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中国定瓷对日本的影响，也有目共睹，日本诗人虎关师练（1278—1346年）在《济北集》有诗为证：“定州白瓷陶冶珍，纵横小理自然新。扫清仙客闲天地，贮得四时一味春。”
白瓷的发展概述
湖南长沙东汉墓已出现早期白瓷。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曾出土比较进步的白瓷，但成熟的白瓷要到隋代才出现。陕西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不见白中闪黄或泛青的现象。隋代白瓷已较普遍，河南内邱邢窑曾发现隋代窑址。唐代达到极盛时期，已查实北方地区生产白瓷的窑址有河北内邱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其中以邢窑白瓷为代表，与南方地区越窑青瓷相匹敌，世称“南青北白”，为唐杜甫赞诵的四川大邑窑，至今未查明其产地。
南方地区未发观唐代白瓷窑址。唐代广州亦曾产白瓷。唐代对白瓷的白度要求很高，因此在部分较租的瓷胎上，先施化妆土，以增加烧成后的白度。到中、晚唐，已多数采用高质量的坯料，因而减少或不用化妆土加工瓷胎，其精品已达体薄釉润，光洁纯净地步。五代时期，白瓷生产仍以北方为主，唐代窑场大多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的黄堡镇和玉华宫窑等。晚唐、五代墓中多次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其中多数应属河北曲阳窑及辽白瓷。
景德镇五代窑址是南方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白瓷产地。宋代白瓷以河北曲阳的定窑为代表。山西介休、盂县、平定和阳城窑也都生产白瓷，四川彭县窑的仿定窑瓷，曾有人误认为唐大邑窑。此外，河南地区某些瓷窑也在烧制白地黑花器的同时，生产白瓷。泗州窑和宿州窑在南宋初已有仿定器的制作。福建德化宋代亦曾烧造白瓷。元代纯白瓷的制作已趋于低潮，景德镇枢府器卵白釉的烧制成功，对明代白瓷的成就有很大作用。明永乐时期的甜白釉是白瓷史上的最高成就。但由于青花瓷和斗彩、五彩的盛行，纯素白瓷的制作已渐趋低落。除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的白瓷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其特征，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色”、“象牙白”之称。
中国瓷器制作的历史悠久，品种繁多。除了高贵典雅的青花和色彩艳丽的彩瓷外。素雅的白瓷也是人们喜爱的一个品种，虽然看上去没有斑斓的花纹和艳丽的色彩，但在朴实无华中，它展示给人们的是那自然天成的美。白瓷一般是指瓷胎为白色，表面为透明釉的瓷器。在上海博物馆中珍藏了很多唐代白瓷。这些唐代的白瓷制作讲究，胎土淘洗洁净，杂质少，个胎很细，而且白度比较高，上了一层透明釉以后，反映出来的颜色很白，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曾推崇唐代邢窑白瓷为上品，并形容它的胎釉像雪和银子一样洁白。
清光绪 ·素烧白瓷仿铜器
德化白瓷与景德镇白瓷的异同及特点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代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生产的白瓷也异样。它们之间不同点主要有：
（1）瓷胎致密，透光极其良好，为唐宋其他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钾，含量高达６%，烧成后玻璃质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特别良好。
（2）从釉面上看，德化白釉为纯白釉，而北方唐宋时代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代景德镇生产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Aio含量比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中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Tio、Aio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o含量特别高，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明代德化白瓷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少女白”之称。流传欧洲后，外国人又称之为“鹅绒白”。直到现在，法国人还以“中国白”直呼德化窑白瓷。
字串8
白瓷曲折发展的身世
在陶瓷的历史上，无论陶瓷釉色创造出多少种颜色，白色无疑是最早的追求。这一追求艰辛漫长，至少走了一千年。大约在北齐(550——577年)，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以今天的眼光，这种白瓷不算太白，在釉厚处闪着不经意青色，但正是这不单纯的白色，拉开的中国白瓷的序幕，使得后世在陶瓷装饰上有了拓展空间的可能。
古人长久地观察自然界中的自然之白，天上的白云，飘落的白雪，盛开的白花，千姿百态，都为古人追求陶瓷之白出示了标准。这一标准本是天赐之色，上苍赐予。古人在不知目标是否能达到之时，仍在努力执着地追求;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大好结局来评价古人的追求，在历史的局限中，在古人不知陶瓷可否烧成白色的前提下，中国古代工匠一直孜孜不倦，踽踽前行。
早期白瓷不是横空出世，仅是青瓷的改进型：工匠们在摸索了上千年的青瓷烧造的基础上，发现了烧造白瓷的技巧。白瓷与青瓷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而是一个系统中的拓展，简单的表述就是把青瓷中的青色去掉，就烧成了白瓷。河南安阳北齐(575年)范粹墓中的早期白瓷的确不白，但它没使用化妆土，仅凭本色，这一点尤其重要，使它作为早期白瓷的证据载入史册。
仅二十年后，还是在河南安阳，隋(595年)张盛墓出土的那一批白瓷无可争议地让白瓷从此真正登上中国陶瓷的舞台，一展风姿。今天来看这批白瓷，仍惊叹当时北方瓷业之先进。
白瓷的诞生平平淡淡，却藏有一个千古之迷。白瓷是在青瓷基础上提纯，去掉铁及杂质，使之纯粹起来，白瓷并没有易帜，仍打着青瓷的旗帜前行。问题是，白瓷却在中国北方诞生，而南方才是青瓷的发祥地，也是大本营，那此题做何解呢?
邢窑
人类的社会发展史有一个浅显的道理，叫后来居上。现状如果优秀，很快就会成为负担，让前行受阻，变得缓慢。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一朴素道理。
唐及唐以前南方青瓷的优秀使之容易满足现状，不思进取；而北方瓷业在唐之前明显不如南方，故发奋努力属正常状态，尤其是隋唐结束南北朝的分裂，政治中心确立在北方，至北宋晚期徽宗时代，北方一直视南方为蛮夷之地。
唐代白瓷显然明确对抗唐三彩的华丽。三彩属低温釉陶，色泽绚丽，仅为死者服务，古人重葬，不求朴素，求鲜艳，求热烈，求繁缛，求地下仍是一个人间。唐代是一个张扬的时代，不追求收敛，唐诗中的名篇大都浪漫豪放，集中体现唐人的生存哲学，而白瓷与之背道而弛，一副文静修练的样子。
史载唐天宝年间：“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此事有证据。百宝大盈库简称大盈库，并非国库，乃皇帝私库，专门用于赏赐。过去带“盈”字款的白瓷堪称国宝，二十年前仅有数的几件，分布于各博物馆。近年来出土骤增，凡拍卖市肆常见，器型品种仅限执壶，浅盏，万年罐几种，器型变化不大，可见唐时已成定式。
唐明皇携杨贵妃一路赏赐，邢窑之白瓷独领风骚，科技含量起了决定性作用。有文字以来，文明史中多了科学追求，历朝历代的皇家奖励，都注重奖品的科技含量。邢窑以其白在唐代傲视同侪，让唐明皇下令在器底深刻“盈”字，标榜金贵。
多贵重的东西，只要具备商品价值，早晚它会进入民间普及，经济力量之大都可能改变政治格局。邢窑在唐“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国史补》)，大凡商品到了无贵贱通用的境地，它就能为社会创造极大的价值。即便在今天，千年以前的唐白瓷并不算太稀罕之物，可见当时的产量。
湖北天门人陆羽写过《茶经》。他认为邢不如越，可他对邢窑的评价仍为类银类雪，客观描述准确。如银似雪的邢窑毕竟是陶瓷史上白釉老大，得此评语，实至名归。
白瓷在唐朝较之白瓷在任何一个朝代都白，这个白是心里之白，感受之白，境界之白，是陶瓷史上对白色这一基色或曰无色的追求与肯定。
定窑
宋定窑白瓷，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一看就是出身好的不行。在邢窑的创业下，定窑坐享其成，让其白重新演绎。定之白与邢之白的区别不是技术上的革命，而是思想的飞跃。可以看出，邢窑使尽浑身解数，唯恐器具不白，而定窑则轻松上阵，游刃有余地将白淋漓尽致的表现。定窑觉得客观白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感觉名贵才是重要的，所以定窑镶上了金口银口铜口。
定窑镶金银口是奢侈之举，不是无奈的选择。许多书籍以讹传讹地讲，镶金银口仅是弥补定窑覆烧工艺涩口的不足。以其高成本弥补低成本的商品古今未有，岂非就在定窑身上独现?理论上讲，覆烧仅为了提高产量，提高产量降低质量的事只能在低档商品中流行，而早期定窑作为皇家用瓷时，决不可能计较这样一个差距不大的成本损失，去冒皇帝不悦的风险。
定器包镶金银口，华贵时髦，宫廷盛兴，逐渐蔓延民间。于是，包镶金银口遂成为一门行业，宫廷民间均设作坊以供时需。宋朝工部文思院设“棱作”，内廷后苑造作所亦设“棱作”，只负责定器及其他器皿的镶口。汴京城内，镶金属口的作坊面向市场，不必金银，铜口亦使定器增色。
镶口这样一个风靡宋代的时尚，被后人不负责任地指责为亡羊补牢之举，缘于对古籍的理解有误。“定器有芒不堪用”(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芒被一直误解为芒口，即涩口，古之大谬。定窑有芒，光芒耀眼。徽宗以此抑定扬青。北宋末年，青瓷得宠，白瓷渐入后宫。五代及北宋，定窑白瓷风头也已出了一百多年，看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大净瓶可知定窑之辉煌，洋洋洒洒，百多件瓷器以定为主，足见彼时佛教对白瓷的虔诚态度。
与邢窑固守素器不同，定窑此刻开始动脑筋装饰，刀刻、竹划、模印，尽其想尽其能。定窑于是朝着媚俗迈步，走到北宋末年遇见宋徽宗这样一个艺术天才不买帐，定窑的艺术探索号角才逐渐走弱。至于辽定，南定，地域的效仿；粉定，土定，质量的追随，都为定窑之白推波助澜，摇旗呐喊。
白瓷在唐宋，随政治沉浮。古人没有知识产权、无形资产这些现代概念，古人就是一个抄袭，想尽方法把白瓷烧白，占领市场，分摊份额。南方的景德镇，白瓷不如北方，只好扬长避短，烧出青白瓷，俗称影青，改良了白瓷，以期适应南人的审美。应该说影青的改良是大获成功的，元代以后景德镇成为瓷都，其早在宋时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金定
金人打仗在行，一路南下，逼得宋人节节败退。金人治国有点儿麻烦，哲学高度上不去，不知从何下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改国号为“金”，他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唯金不变不坏。”金太祖认识还算有点儿意思，《金史》载：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
金之定窑在此理论基础上发扬光大。尽管此时宋人抑定扬青，金人不管那套，在其统治地区河北山西推崇白瓷。定窑延续不用多说，井陘、介休、霍州等地白瓷其白有过之而无不及。金人的汉化由于太祖放纵，向汉文化迅速靠拢。辽人的衰败，给金人以警钟。金人提高自我修养，培养生活情趣，难怪有学者曾赞美：金之文物，远胜辽元。
北方定窑白瓷的发展至金，虽战火频仍，但一直未有间断，尤其印花手段，大幅度提高了产量，提高了质量，使其手工业文明带有工业文明的前兆。印花工艺的采用，让白瓷放下身段，根植民间，观察印花定窑，可以看出百姓的乐趣，婴戏、走兽、花卉禽鸟、水波游鱼，无一不是宋金百姓生活的写照。 枢府釉
“蒙古”意为银，与“金”相对。元文治未修，只重疆土，却明白手工艺的重要，宽待工匠，以求丰足。元代白瓷移师景德镇。景德镇地处江南腹地，山水齐备，客观条件良好，尤其具有杀手锏——高岭土，没有理由白瓷不在此大显身手。有了宋青白瓷的捶炼，卵白釉如夏蛇之蜕使之脱胎换骨，一反邢定牙白之明确，先是卵青色，透亮不浑;继而迅速改良为苶(nié)白釉，乳浊不透;枢府釉的烧造娴熟，无意中为元青花准备了迅速登场亮相的机会，这一点枢府釉始料不及。
元代尚白绝非偶然。马背民族看惯了蓝天白云，心胸开阔，受不了半点委琐。以白为吉在元人生活中处处体现。皇帝骑白马，著白色长袍，住白色蒙古包；佛教仪式时，皇帝宝座上撑起白色华盖；顺理成章，白色瓷器为元宫廷首选。
枢府白釉与邢相反，不见素器。元人还是很难理解朴素之美。印模的枢府釉使乳浊釉下的纹样及字迹若隐若现，反倒多了一层朦胧之美。元代青花成型基本都是模制，虽以画笔装饰，但也没能彻底躲开模制工艺。枢府釉的纹样追求耐人寻味，非仔细端详不能欣赏，尤其“枢府”二字，还有“太禧”、“东卫”，辨认的前提多数是已知内容才显容易。
枢府，元代政权中心枢密院，国家的中枢神经，可见要害。元代蒙古人心急，马的奔行速度在历史上是最快的，养就了元人的急脾气。元人在政权尚未完全夺取之时，就于至元15年(1278年，南宋祥兴元年)在江西设置浮梁瓷局。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表明中央政府对官方制瓷的高度垄断。景德镇的官窑制度由此诞生，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年间才告终结。
甜白釉
朱元璋江山拿得不易，不依不饶的陈友谅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历史是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那神奇射中陈友谅眼睛、令其毙命的一箭，如果偏上三寸，江山姓朱姓陈还得再说呢!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毋庸质疑，艺术判断力就强他所难了。有品味的皇帝都是治天下的皇帝，打天下的皇帝不拿品味当饭吃。洪武白釉限于小盘小碗，不见大器，烧大烧小不是明太祖操心的事。可到了儿子永乐，白釉成为其瓷器中的重要品种。永乐白釉，声名远播，关键在一字上：甜。
甜白釉完全是一种主观感觉，瓷器不能品尝，何甜之有?!永乐一朝，下如此大工夫追逐白釉，相必会有皇帝的旨意。洪武时期景德镇御窑厂设立，《大明会典》记载：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宣宗实录》又载：(宣德元年九月)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器祭器。宣德皇帝登基伊始即为其祖父永乐、父亲洪熙烧造龙凤纹白釉器，可见他深知永乐之好。
永乐白釉的进步显而易见。前人古籍中屡屡赞颂。永乐之前的白釉，多少也会闪青，原因是色釉中只有白釉没有呈色剂，换言之，任何颜色的瓷器都需要添加金属呈色剂，才能达到追求的效果。而白釉的追求是减法，减去一切可能影响呈色的杂质，在景德镇洁白如玉的高岭土上，施以透明釉，让白是白里透白，从根本上白，永乐一朝做到了，所以永乐白釉成为后世白釉的楷模。
甜白一词，极尽赞美。有人认为永乐白釉与白砂糖形似，故名。此大谬不然，甜白，重在神似，强调内心之感受，不屑外在之表现。十六世纪，当白砂糖技术普及中国时，中国人才想起用什么来形容永乐白釉——甜白。这一名称至少迟到了一百多年。
永乐甜白釉是古代白瓷之顶峰，与宣德炉齐名，后世一直试图超越未果，索性就将其视为榜样。清雍正时期摹仿过，形似神不似，按说雍正白釉也不是等闲之辈，但仿永乐甜白还差一节，如雍亲王私邸郎唫阁的僧帽壶，透光清亮，与永乐透光肉红明显有别。说起来，永乐之白由体内传递到体外，仿品则是在体外循环了。
有清一代，康雍乾三朝都大肆烧造过白瓷，除月坛祭器外，艺术瓷器比比皆是。天地日月，蓝黄红白；皇天后土，日升月恒。而艺术白瓷较之白瓷之楷模，康熙失之于硬，雍正失之于腻，乾隆失之于薄。而永乐甜白，不硬而酥，不腻而甜，不薄而淳，展现一代白釉之王的风采。
德化白瓷
偏安一隅的福建德化，地理位置优越，离港口近，便于海运。在古代，运输成本大大高于今天，所以古人临水便于运输乃是大福。1998年东南亚出水的黑石号唐代沉船，60000件文物中有300件白瓷，其他文物繁荣，白瓷可以说器型丰富，其中经典作品反映了唐代白瓷的最高成就。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泉州港临近的德化，制瓷多且美。大批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盛况难以想象。由于马可波罗带回了德化白瓷，他又拼命宣传介绍，意大利等学者将德化白瓷戏称为“马可波罗瓷”。
德化白瓷与众不同，先是透光率极好，为群瓷之冠，其次可塑性极强，无一不能塑造。见过明何朝宗德化观音的人无不为之惊呼，以陶瓷之脆性，表现衣褶之柔软;以陶瓷之生冷，表现肌肤之温润;德化白瓷堪称一绝，前后无人能与之比肩。
德化白瓷由于特性十足，名称千奇百怪。象牙白，1610年出版的《葡萄牙国王记述》载，德化白瓷乃瓷器之上品，与其他东方名瓷迥然不同，质滑腻，色乳白，宛如象牙。估计象牙白之美名就是这样流传开来。明德化白瓷确实呈现象牙白，白中略闪黄，正因为如此，生机无限。而清乾隆以后的德化白瓷，白中略闪青，失之象牙之质感，甚是可惜。
猪油白，显然为当地人所称谓。新疆人称和田白玉为羊脂玉，地域文化使然。古人食用动物油由来已久，凝固之上等猪油确实让人垂涎。文化之高雅低俗其实多在表述，象牙白就比猪油白高雅，所以猪油白都在商人中传递，难上文献。
中国白，此名大气明确，其实国际上称德化白瓷为中国白不过百年之内的事。西方人对这一特殊白瓷，给予很高评价，把中国赋予白瓷之上足见西人的重视。
德化白瓷对西方人产生过巨大影响，17、18世纪，至少有几千万件德化白瓷运往欧洲各国，至今还随处可见之踪迹。德化白瓷的特性意外地满足市场两种需求，艺术与实用。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各显神通之日，正是中国陶瓷感动世界之时。
今天，我们对瓷的感情越来越淡，熟视无睹。第一件白瓷的诞生掐指一算一千五百年过去了。文明就是这样，画下一个个记号，不管后人在意与否，高度就是高度，跨越的只是纪录，纪录着我们曾有过怎样的辉煌，纪录着我们曾有过怎样的情感。一个民族，尊重自己的历史，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
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
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
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第一，在隋以前，烧瓷的窑场都主要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今四川境内，北方没有发现值得重视的窑场。但入隋以后，改变了这个面貌，瓷业在大河南北发展起来。全国已发现的隋代瓷窑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河南安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四川邓崃窑等六处，就有四处在大河南北。这是未来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先导。
第二，青瓷虽说仍然是隋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河南、陕西、安徽出土的白瓷来看，与北朝相比，有较大的进步。胎质更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评诗家说唐诗有所谓盛唐气象。陶瓷艺术最能表现这种盛唐气象的则是唐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的贡献也是不少的。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和使用可能要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是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也为
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