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花瓷器形成的历史脉络，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起源于唐代似乎已经无人否认，一直到元代青花的成熟和大量出现，历经了唐宋两个朝代的萌芽发展期。从目前的记载，关于宋青花的存在在解放前就有专家学者不断的发表论述，同时也伴随着质疑声，且不说宋青花一直被争论是否存在，在上个世纪初，连元青花都当成明代的，直到英国人霍布逊撰文介绍了一件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后经美国人波普博士的研究，一大批元瓷从混沌的历史中剥离出来。可见旧社会的考古专家们是多么的愧对祖宗。
目前又出现了这种的情况，在黑石号发现之前，没人会想到唐朝就有青花吧，因为有个别专家连宋青花都认为没有，而且引经据典去否认，这是多么的愚蠢，送给这些专家一句话，你没见过不能说没有，打个比方，沉香自清朝末年从主流社会消失了，一直到现在才又被人所知，你能说这一百年中国没有沉香了吗？你可知道在海南，广东，当地山民们一直拿沉香当成药品在使用从没有间断过？！你能说这100年中国没人用沉香吗？？有些专家好像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与众不同，其实只能落个骂名和嘲笑，在你承认唐代就有青花的时候，还去否认有宋青花，只能说榆木脑袋，书呆子，因为你把自己的学问看的太博大了，井底之蛙怎么能看到整个天空，你一个人的学问，怎么能了解历史上几百年都发生了什么，哪个窑口烧了什么瓷，考古一定要用一种谦虚的心态去研究学问，如果1998年印尼黑石号唐代沉船上没有发现的中国唐代青花小盘，看来元青花就是青花历史的起点，但是唐青花已经得到大家公认的是存在的事实，却还在否认宋有青花的人，不知道是何种心理在作祟。
我们的专家们确实都好面子，喜欢照顾同行的面子，如果某个知名的专家说了个观点，其他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愿意明说，为了照顾此人的面子，可以篡改历史，这是多么可悲的照顾面子啊，可见解放后我国提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照顾同行面子而不追求真理，遇见在一个问题上犯榆木脑袋的知名专家，历史可能就被改写了。
言归正传，为什么国内唐代遗址或者墓葬中很少有唐代青花瓷呢？根据现在考古发现的地址，其一是发现在阿拉伯商船上，其二是在扬州遗址，扬州在唐代是四大港口之一，为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可以确认青花本身就属于出口阿拉伯地区的产品。其二是从纹饰来看，明显受伊斯兰蓝彩陶器的影响。这也可以断定，在唐代丝绸之路商贸的往来中，青花瓷主要是外销，属于青花的萌芽期，因为当时的唐朝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的是淡雅为主的白瓷和青瓷，这种情况一直到宋代仍然延续，宋代时期有著名的五大名窑，仍以淡雅的色调为主，国内考古发现也据说仅有浙江两处宋代遗址有所发现，可见青花的艳丽并不受到唐宋时期朝廷和权贵们的重视，生产是小规模的，唐宋时期这种审美观点影响到亚洲例如日本，朝鲜等国，但是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时期有151年之久，被辽金占领的西北方地区不管自用和出口，肯定会有青花瓷的大量生产，只是目前没有发现当时大量生产青花的窑口，一直到南宋灭亡，元朝执政，青花瓷被大力提倡，也就有了青花瓷的飞跃发展，制作工艺被大大提升，可悲的是，连元代青花的确认研究，还是外国人完成的，据说这个外国人在研究元青花之后，还想研究宋代青花，可惜年事已高，还没开始研究就已作古，，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的专家学者没有去研究，都是等到外国人研究出来了成果，才围上去叫好认可，我们自己为什么喜欢质疑自己的文化？喜欢否定自己的东西，可知道被否定之后就是遗弃，糟蹋，我们研究自己的东西还要去日本和美国英国的博物馆，究其深层原因，就是历史上一些喜欢否定的知名专家造成的。
目前虽然唐宋时期的青花瓷样本比较缺乏，但唐代一直到宋代或者说南宋青花肯定是存在的，虽然现在发现的唐宋青花是较为普通的青花瓷，很少有制作精良的，但我们相信，制作精良的唐宋青花瓷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唐宋时期的少数民族藩王们，阿拉伯的贵族们，他们要求一定很高，会要求唐宋时期的窑厂制造出来精美的青花瓷供他们使用，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期待国内博物馆的专家学者们会有所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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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宋代黑釉瓷器发展历史
宋代黑釉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中最常见的品种。宋代民间大量生产黑釉生活用瓷。宋代时黑釉瓷器的生产数量大大增加，据资料统计，三分之一以上的窑场都生产黑釉瓷，尤其是黑釉碗盘的产量很大。其中，对黑釉瓷器烧制品种最齐全的当属福建建窑。
建窑黑釉瓷始烧于五代末北宋初，南宋达到了鼎盛时期，创烧出丰富多彩、变化万千又富有装饰效果的黑釉瓷产品，品种包括兔毫釉、油滴釉(鹧鸪斑)、曜变釉、结晶冰花纹釉、芝麻花釉、龟裂纹釉、酱褐釉等由窑变产生的自然结晶釉产品，以及黑釉点白斑、黑釉铁锈花、黑釉描金彩等人工绘饰艺术的作品。宋代黑釉古籍中常称为“乌泥建”、“黑建”、或“紫建”，在日本称为“天目瓷”。
黑釉瓷器的蓬勃发展是有着历史、社会、地域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料丰富，这种含铁量很高的粘土，属于低档原料，在地面上很容易找到，陶瓷工匠们就地取材用于制造黑釉瓷。有充足制瓷原料是制瓷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或保证，在北方的许多煤田中有多层可供烧造瓷器的高岭石粘土矿存在，但原料质量不很好，加之淘洗不够纯，很难做出轻薄细腻的白瓷和青瓷。虽然北方的邢窑、汝窑、定窑、耀州窑有很好的胎土，其精细程度并不比南宋官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差，可是毕竟生产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北方广大地区的需求。
黑釉瓷获得快速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与宋代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当时社会盛行饮茶、斗茶。宋代早期饮茶方式由煎饮变为点饮，烹点技术极为讲究，出现了“斗茶”。“斗茶”不仅是饮出茶的品质，也是一种高雅的活动。北宋的统一大体上结束了五代十国群雄割据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茶叶生产和贸易日趋频繁，在两宋经济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乡村小道、集镇街头随处可见村女卖茶的景象。除府治外，不少农村乡镇被设为茶叶集散地。
崇宁元年，朝廷还在浙江上虞、余姚等地设置了官办茶场。这种状况刺激了与茶相关的产业和文化的发展。金、银、铜、铁、铅、锡开采的大大增加，遍布全国各地的官窑和民窑趋于成熟的烧瓷技艺，又使得高质量茶具的出现具备了物质条件。宋朝统治者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开始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文人地位高，市民文化兴起，城市格局“市”、“坊”不分，从都城到各大城市，都广泛分布着文化娱乐场所。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茶肆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北宋后期，受到北方辽、夏的威胁，开始将经济文化的中心偏向于东南沿海福建一带。瓷器是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因此，对外贸易的需要是推动宋代制瓷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当时建窑黑釉盏受到许多海外国家，尤其是日本的青睐。思想意识方面，宋朝推崇理学、儒学，文人雅士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风格。茶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是纯洁、中和、清明的象征，时人崇尚以茶养生。而黑釉茶盏安静的色泽中折射出的深邃意境则既能给人们带来生理上的享受，又能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成为一种艺术的追求和心理上的享受。
此时，建窑、吉州窑创造性地生产出了兔毫釉、曜变釉、剪纸漏花、玳帽釉、虎皮釉，继而北方地区也仿制生产出惟妙惟肖的兔毫釉、术猖釉，还创造出了铁锈花、黑釉红绿彩和凸线纹等新品种，这一系列成就使黑釉成为铁系色釉中装饰手段最丰富的高温釉。
第三个原因是价格低廉。生产黑釉茶盏的主要是以建窑、吉州窑为代表的地方性民窑，产品品种主要是民间生活用具，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他们从事的是商品生产，自负盈亏，因此必须紧跟市场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为满足风靡全国的斗茶需求，迎合商人和市民的审美趣味，这些民窑的陶工利用现有的材料，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或兔毫，或油滴，或剪纸贴花，或木叶纹，巧妙安排，精心烧制，通过斑纹变化、图案点缀产生抽象的美感，整体和谐统一，使得原本沉闷单调的黑色变幻出多种装饰效果，焕发出神采，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富于高度的艺术美感。一般来说，青釉和白釉瓷器需要对胎土进行较细致的加工，生产成本自然较高。而黑釉瓷器对胎土质量要求不高，生产成本低。作为普通百姓，在物质较为匮乏的古代，生活需要精打细算，购买生活用品也通常选择实用和价格便宜的，其次才是美观。在瓷器的销售市场上，黑釉瓷器无疑在价格上占有绝对优势。上述三条应是黑釉瓷器在宋代以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黑釉瓷器是颇受大众欢迎的产品。不仅满足了民间普通百姓物美价廉的要求，其高档艺术瓷也受到中上层社会的青睐。民间瓷窑生产的最大特点是带有很强的商品性质，市场决定生产。人们喜欢什么，就生产什么，什么卖的快，就做什么，根据民众的喜爱和要求及时对产品进行调整。在古代的陶瓷制造业中，从事于艺术设计的大多是普通的民间工匠，他们虽然缺少系统的文化素养，但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他们没有写下著作和艺术理论，却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美好的作品。这些聪明好学的民间工匠，以其特有的兼容并蓄性，创造出许多黑釉精品瓷。宋代以来有大量的中上层消费者，是黑釉精品瓷的使用者。一个具有较强购买力又喜欢欣赏的消费群体，必定促进了黑釉高档瓷的生产和不断创新。
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发展历史
在我国明代的陶瓷当中，青花瓷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除了青瓷、白瓷、青白瓷和彩绘瓷之外，产量最大、使用最广的陶瓷用品。青花瓷装饰是一种瓷器上的绘画，这是将中国的传统国画表现在瓷器上，虽然绘画的笔法因为在坯体上不如在宣纸上流畅，也因此装饰表现上略微粗糙，但是明代各个时期的青花瓷装饰风格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联系，所以在题材选择方面与传统的国画相比内容就更为丰富。
明代民窑青花瓷
明代时期是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体制逐渐进入衰败的时期。使得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冲击，那时的文学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在明中期到明末期青花瓷的艺术风格也有了明显的人文风格倾向的转型。明代民窑青花因此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也因商业的流通，文人思想便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主要在青花装饰上的表现特点，便是用笔犹如书法中的行书，意达而笔到，将这种大写意中的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青花的装饰中来，具有雅俗共赏、格调奔放、典雅敦厚的艺术特点。“民窑绘画意境之美犹如无声之诗，极其自然灵妙。其山水人物画往往简练几笔就绘出远山近水以及人物的动态，清新淡远，耐人寻味。”
在明代陶瓷业的发展中，主要分为官窑也称为御窑与民窑两种。而这其中明代瓷器的烧造和对外销售当中，民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时朝廷因为规定禁止一部分的彩瓷在民间使用，因此民窑中的青花瓷成为了民间的主要产品。一些远销海外市场的陶瓷也主要以民窑青花瓷器为主。青花瓷作为一种将绘画装饰与日用品相结合的日用工艺品，紧密地将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价值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明代时期的官窑青花瓷与民窑青花瓷两者中，民窑青花的传承性很强，因为民窑青花的表现能力比官窑青花的表现更加淳朴自然。这些特点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更加肯定了民窑青花瓷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因此，青花瓷装饰的创作者不仅要考虑创作出的产品符合世俗想法的要求，还要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审美口味。
在明代时期，郑和七次出海下西洋，也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开拓了一个很大的海外市场，也因此商业贸易方面与民间各个手工业方面比前代都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尤其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之后，在当时有一大批的走出思想枷锁的美学理论和美学范畴潮流涌现出来，这些美学理论和美学范畴，都有着艺术革新和自由独创的精神。这是一种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艺术思想的崛起。因为这种文学思想精神对于人存在这个本体的意义给予了肯定，也是对个人的价值和个人需求欲望的肯定，于是在民窑青花瓷器绘画装饰的表现方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主要以民俗风土为主题，以情爱自由为题材，以及追求人间富贵为内容的装饰绘画开始较多的出现。艺术创作者们在原本单纯简单的花鸟作品中，有的便会加上能够反映这种写意精神的诗词与之相配。
明代的瓷器无论是造型，绘画装饰以及工艺技术都超越了前代的规模。元代的总体艺术风格偏于厚重和繁复，到明代时期便转为轻巧与简练，明代的青花瓷品种更丰富，装饰风格有的清新雅淡，有的淋漓豪放，有的质朴简练。在谢赫《古画品录》“六法”中，首要提及的便是“气韵生动”，其次就是“骨法用笔”，这种强调笔法韵律的审美便在文人画客中流传至今。虽然民窑艺人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六法”，但在青花瓷器装饰上的运笔和形式以及气韵的掌握上都体现了他们不俗的才华。
明代的民窑青花瓷器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装饰风格与表现特点。我们一般将明代的青花瓷艺术分为三个时期，即明代早期、中期和晚期。
1、在明代早期，即从明洪武、永乐、宣德到明正统、景泰、天顺时期，这是民窑青花瓷发展的孕育时期，从装饰方面上来看构图也较为单调，基本以单线描绘为主。这是一种简淡的风格，但它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在善于观察，通过识别抽象或具象的东西，将其概括出来，这是一种简约质朴的绘画风格。虽然没有明中期青花分水技法那样丰富的层次关系，但从美学层面上看，明早期民窑青花的装饰则也是极具特点的。一是装饰极为大气，无论是构图还是画法基本上是一挥而就的，画面概括。二是画法虽然单一，但也正是如此便造成了画法技术的高超水准，在画面中有的笔法加一笔则多余，减一笔则缺少神韵。其三，绘画的画笔造成了整体画面的气势非常连贯。
2、从明中期开始，即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民窑青花得到快速的发展，一方面是装饰的题材比之前丰富，二是绘制技法有了不断的创新，三是创造出与青花色泽极为和谐的胎质釉面，把青花瓷所特有的陶瓷艺术特征从单纯的绘画中完全分解出来。在这个时期内，尤其具有魅力的要数明成化时期的青花瓷了。成化朝时期青花瓷器的精品所具有的优雅韵味是历代青花瓷无法企及的。中期的青花装饰风格较之前明早期的青花装饰有了明显的变化，从画面的勾线来看，明中期的勾线渐渐变得圆润含蓄，没有了之前的粗犷和充满张扬的气概。但明中期的民窑青花瓷中却有着一种特有的雅拙的味道，笔法中虽然不甚流畅，却能给人一种如品好茶般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在深沉的东西。郑玄《<周礼>注》“雅、正也。古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而“雅”便是一个传统的审美准则。而“拙”，在画家看来，生拙、古拙意味着不逞才、不使气。他贵在敛约，在明成化期间我们可以看到“雅”对民窑青花瓷的影响。而民窑中的拙又影响到了青花瓷的装饰中，因为拙是民间美术的最基本的造型风格。外加明成化期间，青花瓷的釉层表面乳浊的感觉更甚，透过那如脂般的釉面观赏青花瓷便有一种神秘的味道。
明代晚期的民窑青花瓷，即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几朝，从这一时期装饰题材上来看，几乎每一类题材都有其极为精彩的代表作品。这一时期便是中国明代民窑青花瓷发展最为全面的时期，题材从反映民间市井生活，农人劳作的情景到文人墨客，神仙题材都有，非常丰富。在嘉靖至万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的需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作为出口最多的产品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陶瓷之都，而外贸的发展则使民窑青花瓷也吸收了许多西洋的文化，创作的作品中既有生活中的鲜活，又有中国传统画的水墨韵味，将两者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产生出更为动人的艺术形象。
民窑青花瓷的来之于民，用之于民，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保持其淳朴活泼，不事雕琢的民间艺术特色。文人思想的高雅情趣和深远的意境深刻地影响了民窑青花瓷艺术的发展。民窑青花瓷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充实的物质世界，而且以其清晰的格调、淳朴的风格，为我们营造了永恒的精神世界。
中国青花瓷器的发展
中国青花瓷器的彩料是以氧化钴作为色剂，在胎体上绘出花纹图案，然后在器物表面涂一层透明釉，入窑经过1300度的高温一次烧成，呈现出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其图案清晰艳丽，给人以明快素雅之感，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元代中后期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已达相当成熟的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有重要地位，景德镇便成为中国瓷都的称号。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不重视青花瓷，要研究青花瓷，就一定要弄清它的制作工艺和使用的基本原材料。
青花瓷的釉料，主要是氧化钴，但还含有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钙等多种物质，这些物质的含量多少，直接影响青花瓷的色泽效果。元代中后期至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普遍使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釉料即“苏泥勃青”，这种釉料内含氧化铁成份比较大，所以在瓷器表面出现蓝中带有铁色斑痕，而国产料中多含有氧化锰成份，使蓝中泛出灰、黑斑点。
青花瓷始于唐代中晚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已发现唐代中晚期的青花瓷是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中出土的瓷枕残片，1985年11月河南省轻工业厅科研所在河南巩义市瓷窑址采集的唐代白釉釉下蓝彩瓷壶，研究结果证明，唐代青花瓷是在巩义市白瓷的基础上采用了釉下彩绘的方法生产出的新品种。
宋代统一后，社会稳定，各种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制瓷工艺水平超过以往任何时代。1957年浙江省博物馆在龙泉县金沙，发现了13块北宋时期青花瓷片，三件青花瓷碗残片，其中两件胎质洁白细腻，釉色青白、青灰和白中泛蓝。火候较高，无吸水性，与浙江省江山钴土矿原矿接近，经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北宋青花使用的钴料是浙江料。1970年在浙江绍兴的环翠塔基中出土的青花瓷片，胎质细腻、色泽洁白，釉色白中泛青，无吸水性，青花色泽也较浅淡。重庆市博物馆在该市郊一座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墓中发掘出土一件青花瓷碗。从这些青花瓷实物来看，宋代青花器在制作、彩绘等方面都比唐代青花大有进步和提高。
各朝代中青花瓷的特点——唐宋青花瓷
青花瓷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本文简单介绍唐代与宋代两朝代的青花瓷特点，希望让读者大致了解。
唐代青花瓷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宋代青花瓷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青花瓷的演变历史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衍生品种。
唐青花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宋青花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元青花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明洪武青花缠枝花卉纹碗
明永乐青花缠枝花纹折沿盆
明宣德青花三果纹执壶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麻离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明正统青花松竹梅纹罐
明景泰青花八仙庆寿纹罐
明天顺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
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明成化青花团花纹卧足碗
明正德青花人物套盒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明万历青花经文观音菩萨图碗
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明天启青花罗汉图炉
明崇祯青花人物纹缸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协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故宫藏清顺治青花花鸟纹盖罐
7、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故宫藏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盖罐
8、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故宫藏清雍正青花枯树栖鸟图梅瓶
9、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
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故宫藏清嘉庆青花云龙纹螭耳瓶
10、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故宫藏清光绪青花婴戏图碗
11、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故宫藏清光绪青花婴戏图碗
12、宣统(1909—1911)时开始出现化学青料。
我国瓷器的发展历史简述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渡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均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釉中彩和釉上彩三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温度1100-1340℃）；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再烧1100--1340℃为釉中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600-800℃）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着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解读中国青花瓷背后的历史信息——青花瓷的兴衰
导读：青花瓷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一个大项，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产品当年行销世界。青花瓷最早在唐朝就出现了，从现存的唐代青花瓷及考古发现的残片看，唐代青花瓷质量不是很高。宋代青花瓷没有大的发展，依然在摸索阶段。元代有一些着名的青花瓷用品传世，质量已有很大提高。明朝是青花瓷迅速发展的高峰时期，中间虽有衰落，但到了清朝康熙时，青花瓷达到顶峰。清朝中后期，青花瓷彻底走向衰落，已无在国际上无限的风光。我不是研究青花瓷的专家，本文只是从明代青花瓷的一些变化，探讨一下历史重大事件对于青花瓷乃至中国的影响。
青花瓷虽然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来自海外。元代青花瓷之所以能在前代基础上突飞猛进，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了来自海外的色料，明朝中前期也同样。专家称这种色料为“苏麻离青”、“苏渤泥青”等。它是锰含量较低，铁含量较高的钴料，故而能烧制出漂亮的青色花纹图案。有学者从“苏麻离青”从发音上说，这种色料来自索马里，也有说来自苏门答腊。但是，一般认为，“苏麻离青”来自波斯(今伊朗)和叙利亚一带。
明永乐的青花瓷工艺水平非常高，这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海上贸易的畅通，使得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苏麻离青”(简称“苏青”)能够很方便地运到中国。宣德以后，明朝朝廷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其原因很多，但青花瓷依然在少量生产。由于朝廷的这一命令，“苏青”的进口几乎停止了，烧制青花瓷的色料，主要是靠以前的库存。15世纪中后期，明朝青花瓷的生产又出现了上升，但此时，史书记载，库存的“苏青”已经用完。从青花瓷的色料上看，15、16世纪交界时期，进口的色料不多，主要用国产青料。实际上，国产青料很早就用使用，只不过因为含量与进口的“苏青”不同，烧制的结果不如进口“苏青”，因而，在进口能够保证时，国内窑口一般不愿使用国产青料，尤其是进口“苏青”也不很贵的时候，更是如此。
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从嘉靖朝，一直到万历朝，青花瓷的技艺有所进步。但是，此时用于烧制青花瓷的色料已不是大名鼎鼎的“苏青”，而是一种叫做“回青”的色料。所谓“回青”，也就是“回回青”，与“苏青”一样来自阿拉伯。有专家考证，“苏青”与“回青”其实是同一种钴料的不同称呼，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苏青”来自海上贸易，但“回青”来自与西域和中亚的陆路贸易。一般研究瓷器的专家，探讨这个问题解释到这里，找到了答案或结论，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扩展一点。明朝前期来自海上的“苏青”为何在明朝中后期会被来自陆路的“回青”取代?这种取代对于中国的青花瓷有什么影响?对于明朝历史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明朝前期是郑和称雄海上的时代，从海外进口中国需要的货物很方便，从而使得“苏青”有大量的进口，以至于一直可以用到15世纪后期的明成化年间才用完。当进口的“苏青”用完后，明朝政F再想要进口的时候，却发现不行了。因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一批强盗，这就是葡萄牙人。达伽玛绕过好望角，到达阿拉伯和印度，被欧洲人称为划时代的进步。但是，达伽玛其实在阿拉伯就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还在印度建立了军事堡垒。葡萄牙人还攻占了新加坡，推翻了当地政F，建立了葡萄牙人的政权。换句话说，随着欧洲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几百年来，这条航线上各个亚洲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被彻底打破，一伙欧洲强盗彻底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完全使用武力，建立起自己的贸易垄断。这才出现了15世纪后期，明朝“苏青”库存用尽，不得不改用国产青料的现象。但国内青料当时的效果不好，明朝必须另想办法。
16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野蛮的葡萄牙人占据并垄断了海上丝绸之路，明朝不得不回避海上贸易，改用从陆路进口“回青”。但是，陆路进口“回青”的成本很高，因而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明代史料中发现，明朝官府对于“回青”的使用严格控制，甚至还制定了防盗措施。到了万历朝后期，连从陆路进口“回青”都很难，青花瓷在明朝终于走向衰落。欧洲人占据海上丝绸之路为非作歹，对于明朝的影响之一是，财政收入下降，于是才有了万历时期张居正的改革中兴。但是，仅仅针对国内的改革，并不能改变日益恶劣的外部环境。由于财力的下降，改从陆路进口“回青”，最终也因成本日益高涨而难以维系。
欧洲人破坏了几百年间形成的亚洲海上贸易环境后，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与远方的阿拉伯、印度贸易几乎中断，较近的东南亚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大批原先靠海上贸易为生的百姓，因无法从事正常贸易秩序而失去了生计，不得不沦为海盗。明朝中期，中国沿海的一些百姓加入到海盗的行列，就是这个原因。在正常的海上贸易秩序恢复之前，明朝政F很难放开贸易，Z压海盗和倭寇变成当务之急。在海盗平定之后，明朝又开放了海上贸易，但由于欧洲人控制了海路，自由贸易严重被破坏，结果以大不如从前。其实，当时的葡萄牙人只是更危险的海盗。在这场被野蛮的欧洲人引发的海上混乱中，唯一得以自保的亚洲小国家，只有日本。它借助中国的影响力，真正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才使它没有像印度、菲律宾、印尼那样成为殖民地。当代一些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日本当年彻底的闭关锁国，是它日后能够振作的必要条件。
欧洲海盗破坏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贸易，明朝财力下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东北满族发现有机可趁，试图趁明朝虚弱之际，获得自己更大的利益，明朝Z压的能力有限，不能很快平叛。以至于养成后患。此外，整个16世纪，中国的海外贸易还在进行，但是，它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由于欧洲人没有多少实际有用的货物，只能用金银与中国交易，中国的货物反而一直在出口，金银又不能兑换成中国需要的东西，造成的结果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这也成为百姓生计的威胁，引发了民变，或者成为农民起义。用内忧外患来形容明朝并不过分。
从总体上看，明朝中后期，文有张居正，武有戚继光，自然科学有李时珍、宋应星，他们的着作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自然科学成果，人文领域也有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依然毫无疑问地领先于世界。但是，由于对欧洲人到来的深刻影响认识不足，对于欧洲人的本性认识不清，惯常使用的对付外邦的手段，面对欧洲人作用不大，明朝也没能及时找到对付野蛮欧洲人的有效手段，简单来说，守是没用的，必须主动出击，日本式的闭关锁国，如果没有中国做依靠，它也难以自保。种种原因，造成明朝意外地亡于满清。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本文不打算深入描述明朝覆亡的原因，只是把青花瓷的变迁与当时的世界大事联系起来，也许能为我们认识明朝的最终命运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明朝之后，清朝的青花瓷其色料主要是国内色料，由于国外色料难以获得，中国人凭着聪明才智，研制出了同样出色的国内色料使用办法。随着欧洲人掌握了瓷器的技术秘密，中国的青花瓷终于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