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帝的畸恋：成化皇帝为专宠贵妃宁可绝后
成化皇帝虽然在政务上“不作为”，但现实生活里却是有血有肉、极富个性的人物。他对万贵妃的专宠，到了宁可不要子嗣的地步，成就一段百年畸恋。
鸡缸杯是成化皇帝（朱见深）为了取悦年长他17岁的万贵妃着意烧造的。万贵妃自小陪伴成化皇帝，与他的关系亦妻亦母。据考证，鸡缸杯的图案来源于宋代的《子母鸡图》，表现了皇帝纪念年少时贵妇照顾他的岁月，寄望家庭和睦、宜子多寿的情怀。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明朝成化瓷器是指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物华465—1487年)生产中博炼制的瓷器，以斗彩最富盛名，也不乏青花瓷器，各类单色中华釉瓷等，都各具千秋。其中大部分为景德博物镇烧造的官窑器，还有一些民窑器。
成化官窑瓷器烧造数量虽不及之前宣德朝的，物然而品种繁多，色彩缤纷，堪称明代瓷器鼎盛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不仅官窑产品质量极其讲究，数量有限的民窑产品亦很精细，颇中具典雅之风。成化瓷器总体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任何新的事物出现势必要受到质疑，甚至抨击和诽谤。在明朝初期，彩瓷刚出现不久，其艺术价值未获好评，因人们已经习惯并接受了宋代各名窑素雅的瓷器种类和风格，而同样清新雅致的青花瓷也很快被接受。彩瓷则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明代中晚期，人们对其的认识才有所改观，颇有“中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味道。
烧制精致的成化彩瓷到了万中历年间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甚至超过了宣德朝瓷器。明朝王士性《广志绎》中华写道“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华山发焰，故其下当有陶埴应之。本朝以宣、成二窑尾仕。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胜。宣窑之青，真苏勃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故宣不及成。然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也。世庙经醮坛中物盏，亦为世珍，近则多造滥恶之物等”。明《帝京景物略》载：至万历时“成杯一双，值钱十万”清唐秉钧《文房肆考》中也有“神宗庙器，御前有成杯一双，值钱十万，当时已贵重如此。五彩齐箸小碟、香盒，各制小罐，皆精妙可人。”清王棠著的《知新录》提及：“《蓉槎物博蠡说》云：‘官器所传，柴、禹、官、哥、定。可勿论矣，在胜朝则有永、宣、成华中、弘 、正、嘉、隆、万官窑，其品之高下，首成窑，次宣，次永，次嘉，其正中博、弘、隆、万间亦有佳者。’”的记载。
鉴于成化瓷器的巨物大成就，后世竞相仿制，明朝万历年间就有成化瓷器仿品出现，而尤以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摹仿得水平最高，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有的仿品甚至比成化瓷器本身更为精美。清康熙许谨斋有诗云：“新来陶器仿前朝，混入成宣价更高，”。不过仿制品终究是仿制品，总会打上其生产时代的烙印中，如果我们细心观察、潜心研究，就不难分辨。
成化瓷器的造型
成化瓷器既保持了明代初期瓷器的基本造型特点，即：口外撇，腹鼓而丰满，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物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大多为杯、盘、碗、碟、瓶、盖罐等一次性烧成的形制小巧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少有如永乐、宣德年间常见的各部件分别烧制拼接在一起的大型琢器。器形较小中、形制简洁是成化瓷器的突出特征，也有人认为这是其美中不足的一个方面。传世品多中在一尺大小以内，文献上载物：“成化无大器”、“少见宣德那样大器”。风格上也一改宣德时的雄健豪放，大多数器型端庄秀丽、玲珑奇巧，轻盈雅致，精致纤细，圆润娇美。
典型器物主要有斗彩鸡缸杯、斗彩高仕杯、斗彩婴戏杯、斗彩菊纹杯、青花海水龙纹碗、物中青花婴戏碗、青花梵文杯、青花山石花卉纹盖罐、“天”字罐、葡萄杯、高足华中杯等。当然也有一些特殊器物，成化时期也有少量大型器皿，如故宫博物院藏的青花麒麟纹盘(高6.5中厘米，口径34.5厘米，足径华博22.2厘米)，苏州文物商店藏的青花人物纹大碗(高9.2华中厘米，口径22厘米)。还有少数有别于成化时期瓷器简单特点而略显复杂的器物，如青花折枝花纹瓜棱瓶、青花缠枝灵芝双耳三足炉等，是成化时期少见的琢器。前者继承了明朝前期的器型，但比明朝前期更加清秀、足变矮，后者形制仿古代华物青铜器中的鼎，三个马蹄足鼎立，双扁耳起自口外边缘向上，呈中弧形相对，形似牛角。器型上，成化时期仿前朝的，如仿哥釉八方高足杯，体积明显减少，杯形变小，已经在前人华中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尚。
成化瓷器的胎骨
成博化瓷器大部分胎薄体轻。胎体坚实、胎质纯净精致、细腻洁白，润泽晶莹。也有少量胎体厚重的瓷器，如仿哥釉八方高足杯、明成化鲜红釉盘等。器物薄者玲珑透体，厚者质如美玉。成化时期制瓷原料为“麻仓土”，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胎体具有在光线下呈肉红色、透影为牙黄色的特点，后代因为麻仓土己用绝而改用其他瓷土制瓷，这一特点也不复存在，瓷器胎色透光一中华般为青白色的。成化瓷器底足常常露胎无釉，有较多的黄褐色或黑褐色斑点，称为“米糊底”，如青花麒麟纹盘就具有米糊底的特点。
成化瓷器的釉质与釉色
大部分成化瓷器为白釉，釉面肥厚滋润、细腻平滑，亮洁无瑕，如脂似玉。釉色温婉柔物中和、晶莹润泽。其他的釉色也有，单色彩釉有鲜红釉、黄釉、绿釉、蓝釉、酱釉及中仿前代的哥釉等。如明成化鲜红釉盘，盘里及足内均施白釉，外施高温铜红釉。红釉釉层肥腴，物呈色鲜艳，灿烂如红宝石，由于釉层气泡大而密集，釉面泛桔皮纹，使入射光线闪射，视之柔和悦目。口沿用高温烧成时釉料熔融，垂流而显露白色胎骨，形成一道圆润白边，口沿下釉呈黑褐物色。圈足外墙积釉处，红里透黑，宛如青蛙之背。
明朝鲜红釉以永乐时最好，产量最大，后来由于技术原因，较难生产，产量骤减，成功之作少见。后来不得不以易烧制的低温矾红釉来取代此种高温烧中制的铜红釉。传世的成化时期鲜红釉瓷器极为罕见，所以该件器物弥足珍华中贵。成化黄釉器是在已烧成的白釉上挂黄釉，色釉虽有深有浅，釉面都娇嫩匀净，色浅的施釉轻薄。成化蓝釉器釉色蓝中泛紫，较之宣德蓝釉器釉面洁净光润平中博整。成化酱釉器较之前朝釉面亦更光亮，釉质肥腴。仿哥釉八方高足物博杯，口足施酱紫色釉，以摹仿宋哥窑“铁口紫足”的效果，内外均以开片青釉为饰，釉面虽仿哥釉但釉质肥厚，平整光亮，光泽度较强，故无宋朝哥窑瓷器上所施青釉的“酥润含物华蓄之美”，另外釉色也略显规整物中，亦缺少宋哥窑瓷器釉质的自然之趣。
扩展阅读
景德镇制瓷原料“麻仓土与高岭土”
麻仓土系元、明时期景德镇制瓷的一种优质粘土，元代称“御土”，明代称“官土”。
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谓：饶州“御土”，其色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文中仅描写了“御土”的外貌和所有者，未明其具体产地。据刘新园等《高岭土史考》考证，御土就是麻仓土，其使用年代不会早于“浮梁瓷局”设置之年——1278年，也不会晚于1322年。
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砂土》条谓：“陶土出新正都麻仓山，曰千户坑、龙坑坞、高路坡、低路坡、为官土。”清朱琰《陶说》也有此记载。据考证，新正都的麻仓山即今景德镇市浮梁县鹅湖镇东埠以东至瑶里一带，始采年代缺乏记载，但记述麻仓土的文献(明嘉靖间)要比高岭山、李黄、大洲三矿早。乾隆七年《浮梁县志·陶政》记载了明万历间同知张化美已把麻仓矿洞称之为老坑，故知其开采年代必早于明，万历时资源渐近枯竭。《江西大志》载：旧用浮梁县麻仓等处白土，每百肋给价七分。万历十一年(1583)同知张化美见麻仓土膏已竭，掘挖甚难，每百肋加银三分。近用县境吴门托新土，有糖点者尤佳。至万历中期以后，文献已不再见麻仓土开采和使用的记载，代之而起的则是高岭村的高岭土(明砂高岭)。
《江西省大志》谓麻仓山“土埴垆匀，有青黑缝、糖点、白玉、金星色。……麻仓+官土一百斤值银七分，淘净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又记“湖田石末时”，夹行小字批注谓：“和官土造龙缸取其坚”。王宗沐把麻仓土列为“砂土”，并未说需要粉碎，仅记淘洗而已，而淘洗出土率为50％，“夹注”再说加官土“取其坚”，王的记述与高岭土的形态功能吻合。刘新园就上述文献印证麻仓遗址，确定“麻仓土”就是高岭土。(详载刘新园、白馄《高岭土史考》1982年) 1984年7月，景德镇陶瓷学院刘桢等寻访麻仓土故址，通过访问当地老村民得知，现在的东埠至南泊之间的公路两旁一带即为麻仓山，不是梅村山，大体范围是：东面以南泊分水岭为界，西界约距东埠二公里处，北面以茅家山分水岭为界，南面以东河为界与高岭山隔河相望，凡是这个小盆地内的丘陵均为麻仓山。
麻仓山范围内岩层出露，绝大部分属花岗岩类岩石，花岗岩类岩石程度不同的都有高岭土化现象，未见到有长英岩脉(通称瓷石——蚀变长英岩)出露，麻仓范围之外则有瓷石出现，从古至今都采过制瓷胎釉的瓷石。范围内淘洗坑的尾砂堆积层，绝大部分是比较粗的砂粒，成分是石英及细小白云母片。
地质概况麻仓山在高岭山的东北面与高岭山隔东河相望，约2公里之遥。在地质构造上，它与高岭山的花岗岩体同属燕山期鹅湖花岗岩体。高岭山矿区出现的岩层在麻仓山范围内也都出现。
麻仓土与高岭土
景德镇熊寥著文提出麻仓土与高岭土是两种属性不同的制瓷原料，其理由：
1.麻仓的地理位置，根据兰浦《景德镇陶录》、康熙版《浮梁县志》以及《婺源县志》记载，明清时期的浮梁新正都麻仓，就是现在景德镇市瑶里公社的瑶里村(现今为浮梁县瑶里乡)。1962年“在瑶里村曹家坂发现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八召，由当时的钦加同知衔调署浮梁县郑为出示的“勒石永禁”的碑刻内称：“据民人李开广……等禀称，伊等世居东乡新正都，全赖瓷土营生，无瓷土则官窑无有烧，无山材则瓷土无有舂……”说明了浮梁新正都出产的，供官窑烧制瓷器的瓷土，其产地就在瑶里附近的山域。
2.麻仓土不属高岭土系，从朱琰《陶说》载“饶窑陶土初采于浮梁新正都麻仓山，万历时麻仓土竭，复采于县境吴门托至祁门，而三易其地矣。”“县境内吴门托新土有糖点者为麻仓尤佳”。由此可见，麻仓土与祁门瓷土一样，均属同类瓷石矿物。
3.从原矿淘洗率来看，高岭村的高岭土淘洗率为33％，而王宗沐《江西大志》载麻仓土淘洗率高达50％，两处相邻，如此迥异，显然是两种质地不同的原料。
4.经原料加工过程来看，高岭土是砂粉状矿物，无需粉碎，直接取矿淘洗制坯，而麻仓所在的新正都出产的瓷土，要经粉碎加工无疑属瓷石矿物(按前“勒石永禁”碑刻记载)。
麻仓土虽不属高岭土，但它质地颇好，它不仅在明代作“官土”成为景德镇御器厂制瓷重要原料之一，而且在清代复行开采时，仍是官窑制瓷的重要原料。
高岭土开采历史
明砂高岭产于景德镇市区东北45公里(北纬29°28~，东经117°31~，)浮梁县鹅湖镇东埠高岭村。“玉岭”是高岭村的另一重要称谓，也是较早的称谓，“高岭本邑东山名、其处取土作不，……”高岭土经山脚下东河东岸的一个小集镇——东埠集中下河装船运至镇，故此高岭土称“东埠高岭”或“东港高岭”(景市东河水系运来)。至于“明砂高岭”的称谓，有多种说法，据当地老土工说：高岭山之高岭土质量不一，统称为东埠高岭，其上等的称“明砂”(即头色)、次等的称“二色”。“明砂”原指清同治间高岭山复开以后，在明代的采掘遗址老矿一带重新发现的优质高岭土。而在1907年，(日·明治四十年)日本政府派遗农商务省技师北村弥一郎来中国考察窑业。归国后他写成了《清国窑业视察报告)书中称明砂高岭为浮梁县明砂所产之磁土，显然他把明砂当作地名。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开慧在他的《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床及高岭土矿物的研究》一文中，以高岭土原矿所含的白云母晶莹明亮，又多是砂土形态，故曰“明砂”。以后人们一直把高岭山所产的高岭土称为“明砂高岭”以区别其他地区所产的高岭土，沿袭至今。
开采历史刘新园《高岭土史考》引证了大量古代文献认为：“高岭土一词出现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高岭矿区始开于万历中期，以万历中期至清乾隆为其青春期，乾隆以后虽有开采，但为数不多，应为该矿的衰落期。”
康熙二十一年(1682)《浮梁县志》卷四{陶政·陶土)条载：“万历三十二年，镇土牙戴良等赴内监，称高岭土为官业，欲渐以括他土也，檄采取。地方民衣食于土者甚恐。守道叶云仍、知县周起元争之，还其檄。”说明高岭土的开采时间早于明万历三十二年，当时尚是民间开采，朝廷准备列为“官土”。
明崇祯期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白瓷)记述景德镇瓷胎原料及其配制方法时谓：“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文中所说出产糯米土的安徽省祁门县至今仍产瓷石，为景德镇瓷用原料来源之一。但婺源县则不出性硬的瓷用原料一粳米土，实质是浮梁县高岭山之高岭土。距《天工开物》刊出仅40余年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浮梁县志》卷一谓：高岭在县东七十里仁寿都，与婺源之石城山连界，险峻特甚。…今取山产磁土，取以为业。至于把高岭山写成高梁山，因受当地方言影响，至今景德镇陶工仍把高岭(1ing)念作高梁(Uang)，惜作者未能校核当时的文献及风情。
还有一说，高岭土始掘于南宋。据近年发掘出来的高岭《何氏宗谱》中的记载。1.“玉岭何氏世系”盈字支四四世召一公条：“祁开高岭磁土”。2.玉岭“何氏支谱卷之首”第九代召一公条：公开创高岭故业磁土者庙祀之，这条记述说明召一公系首创开挖高岭土者，他的作为已带动了其他人从事高岭土的开采，并得到其他“业磁者”的尊敬，对他进行庙祀。3.高岭《何氏宗谱》中附有“玉岭基址图”(即村址图)，图中标有“取土山”。按图中方位对照现在地形，所说取土山，正是目前考古专家勘查的高岭土古矿址，所取之土应是高岭土。按谱牒揭示，何叔信迁居高岭约在唐末，即公元900年左右。至于“初开高岭磁土”的如召一，是叔信之后的第九代，按习惯推算，应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约在1140年前后。而自南宋以至明万历期，均为民间开采，数量不会很大，万历以后，因麻仓老土枯竭，始列为官土。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国外流传，日本曾于1771年出版营生堂刊本；法国于1869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古今工业》有节译；德国于1882年出版的《中国植物》也有节译，高岭之名于清早期传至海外。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法国传教士恩脱雷科利斯(d’Entreeolles)，汉名殷弘绪，在景德镇逗留七年，最早向法国介绍高岭土。他在《中国陶瓷见闻录》中写道：“瓷用原料是由叫做白不子和高岭土的两种土合成的，后者(高岭)含有微微发光的微粒，而前者只成白色……”“高岭也是瓷器成份之一，其加工比白不子简单，一般直接使用自然土。”“精瓷之所以坚密，完全是因为含有高岭，高岭可比作瓷器的神经。”“一个豪商说：若干年前英国人，也许是荷兰人，把白不子带回本国试图烧造瓷器，但他没有使用高岭，因而事归失败……这个商人笑着对我说：他们不用骨骼而只想用肌肉造出结实的身体。”殷弘绪的《中国陶瓷见闻录》及《补遗》曾震动欧洲社会，使欧洲人士第一次谈到有关景德镇及其瓷器制作技法真实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他于1715年，把高岭土的标本寄往法国，更为国外研究高岭土提供了实物。
1867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约翰逊(S·W·Johnson)和布莱克(卜M·Black)《论高岭石与细块高岭土》一文，文中把组成高岭土的粘土矿物称作高岭石(Koolinite)，从此以后，高岭又由陶瓷界延伸到矿物学领域。
清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访问景德镇和安徽祁门，考察后著文介绍瓷石和高岭，还根据汉语高岭一词的读音译成今天通用的英文Kaolin一词，从此国际上把类似这样的粘土称为高岭，“Kaolin"成为国际通用名词。
高岭土的开采以清乾隆间为盛。据清《冯氏宗谱·冯光发传》载：“因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余，强取磁土。”冯光发殁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那时外县仅婺源就负人数千余，加上本地人数，其开采盛况可想而知。强取磁土引起纠纷“事延三载”，以后官方出示封禁。
经过200年的大量开采，矿源已日渐枯竭。“清同治、光绪间，高岭山的高岭矿又一度有小规模的复开”(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载)，“清光绪时，因受星子影响，营业上便大衰落”。民国18年(1929)“采掘此项瓷土者，有汉洋、汉澄、四义、尔梅、同发、云贵、享林等镇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浮东瓷石矿，下辖3个矿区，第一矿区即高岭。为方便开采，从高岭矿区至东埠码头修筑了一条简易登山公路。高岭土矿重新开采后，规模小，产量低，直至1968年，因品位不高再度停产，高岭山也就只剩下一些供人观赏和考察的采掘遗迹了。
高岭土是一种主要由高岭石(或埃洛石)组成并风化的粘土，它的矿物组成除高岭石外，还含有多量的石英和云母，是中国首先发现应用的制瓷原料，因为最先用于制瓷的这类粘土是产于江西景德镇市浮梁县的高岭山，故而得名。以后国际上都称这种特殊的粘土为“高岭(Kaolin)”。高岭土多呈致密细粒状、疏松鳞片和土状集合体。晶质碎块常呈蚯蚓状，弯曲柱状和呈六片鳞片状或料状。用指甲可以划开，以舌舐则粘舌并有土味，在外观上纯者呈白色或灰白色，含杂质时呈浅褐、黄、浅红、浅绿等色。莫氏硬度近于1，比重2.58—2.60。有滑腻感，用手易捏成粉，具亲水性，渗水透易崩散，可塑性弱。煅烧后呈白色，耐火度可达1700't2以上，烧成温度在1400℃左右，烧后呈白色，可塑性和粘结力较瓷石差，不能单独成瓷。其矿物实验式为Ah03·Si02·2H20，由于高岭土含氧化铝量较高，故具有较高的耐火度；掺和瓷石制瓷使瓷胎中的玻璃相相应降低，扩大了瓷器的烧成范围，变形率大为减少；烧后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和化学稳定性，尤其是大件瓷器，高岭土在瓷胎中起骨架作用。
梅瓶的造型演变及特点
在中国蔚为壮观的陶瓷艺术海洋中，梅瓶以其型制或端庄典雅、或修长挺拔、或浑厚丰满、或朴拙天成、或精巧别致、或雍容华美为世人所称道。本文试图从梅瓶的器型特点为切入，浅论梅瓶的造型演变历程与当代的审美情趣对其的影响。从而在梳理的过程当中通过对梅瓶型制的深入认识，在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为当下的陶瓷艺术创作作铺垫。
一、梅瓶的含义
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作盛酒用器，造型挺秀、俏丽，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
1、经瓶：《宋史·职官志》载，宋代皇帝特设讲经制度，定期请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熟悉四书五经的官员任讲官，设讲筵。这种讲经制度，派生出了讲筵用酒，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酒文化。史载，万历朝宰相张居正曾设定每十天举行一次经宴，他主讲，每次经宴都要上酒，装酒的瓶子，就是“梅瓶”。
2、梅瓶：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梅瓶的型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
二、梅瓶的器型演变历程
1、宋代梅瓶型制
宋代的梅瓶其造型结构特点是小口、短颈、宽肩、收腹、敛足、小底，整体比例修长，形体气势高峭，轮廓分明，挺拔刚健。梅瓶受南北瓷窑制瓷条件的影响，宋代梅瓶出现了窑系风格的差异，这也是形成宋代梅瓶造型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宋代梅瓶器型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器物的高、宽。器物的高、宽比例最能反映出器物的形态，器物形态则表现了功能要求和造型风格。北方的梅瓶普遍偏高，瓶身修长高大，并且高度变化多；南方的梅瓶则普遍矮小，尺寸相对较小，高度变化差异不大。如北宋的耀州窑刻花缠枝牡丹纹瓶，高达48，4厘米，造型优美、釉色青翠、刻花娟秀、刚劲有力。瓶身各部分比例匀称，给人一种亭亭玉立、挺拔颀长的感受，是典型的宋代梅瓶造型，也是耀州窑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
2、元代梅瓶型制
元代梅瓶改变了宋代梅瓶纵向发展的高挑挺拔造型的趋势，转变为横向发展趋势：肩部日益宽博、瓶身渐趋低矮、重心越来越稳定。而且后面的明清阶段的发展，主要也是沿着这一趋势在变化。元代梅瓶造型的细部特征表现为：小口外折呈平口，短颈加高上细下粗呈梯形，增大了肩部的尺寸，比宋代梅瓶更显得浑圆丰满，胫部也随之增大，至足部微外撇，放置时趋于平稳，整体上显得饱满雄伟，与其粗犷豪放的风格相吻合。
3、明代的梅瓶型制
明代是梅瓶烧造的高潮阶段。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御用瓷中也包括了梅瓶造型，北京和台北故宫都收藏有不少明代官窑和民窑烧制的青花梅瓶。从明初至明末，梅瓶的造型表现出“求大同，存小异”的程式化特点。大体上，明代梅瓶的口部浑圆厚实，多为唇口，没有明显的线角转折，肩部向上抬起，线条饱满而有力，腹部之下近于垂直状，有的微向内收敛，足部微向外撇。
3.1、明代早期以永乐、宣德时期的梅瓶最具有代表性，小唇口微外撇，短颈中部微束，丰肩，腹以下渐收敛，给人敦厚稳重之感。
3.2、明代中期，正统时烧制的青花梅瓶的基本型制是：小口丰肩、长腹下收，浅宽圈足，胎体厚重。天顺年问还曾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式样，小口，圆唇微凸，颈部比以往的器皿明显增高，呈内敛管状，丰肩，下腹部内收非常明显，使底部相对显得变小，与上部小口相照呼应，十分相称。
3.3、明晚期嘉靖梅瓶中最常见的有二种，一种承袭正统、成化的小口、高颈内敛、鼓肩的式样，然较之以往的器皿，嘉靖的肩更丰，下腹部内收部位上移。另一种梅瓶承袭宣德制品而来，浅盘口，颈部呈外侈弧线形，肩圆鼓，束胫，至底微微外侈似风尾，部分器皿的底外周呈台阶状，器物形制较小，其高一般多在15—25厘米左右。
4、清代的梅瓶型制
清代梅瓶打破了以实用为主的酒具，而是更趋向于赏玩的陈设器，因此，就梅瓶造型而言，清代御厂更趋向于小型化、精巧化发展。清代梅瓶，变化最明显的为口部与肩部，口径增大，肩部加宽且常有附加装饰。而口径的增加也有大小之分，肩部也有丰肩、平肩或溜肩。特别是在康熙、雍正时期，梅瓶的肩部较前更宽，由溜肩变成了平肩。
三、小结
中国古代陶瓷梅瓶的造型，千姿百态，变化多端，加之笔者能力有限，不可能将每一种梅瓶的型制都论及。通过对梅瓶的造型变化，认识到它们不是单纯的技艺结果，也不是纯工艺水平的反映，梅瓶以其独特的方式，把社会时代的风尚，社会心理，审美情趣凝固并物化，体现着中国社会每一个时代的风貌。而不同时代的各种因素反过来也影响着梅瓶造型与装饰的风格。同样现代陶艺也是既要突破，又要注意对传统陶艺中的优秀内涵的传承。继承是基础，突破是在有基础的条件下的发展。应该在继承中寻求发展，把握时代审美共性，融入创作者的个性语言与情感，保证创作的恒久生命力。
汝瓷的胎质、釉色及烧造工艺
汝窑瓷器胎质细洁、胎色灰中略带黄色，俗称“香灰胎”；为了使器物外观完整，采用绝细的芝麻钉满釉支烧，因此器底仅见三至五个细如芝麻的支痕；汝瓷的釉面开有细密的本色纹片，釉下气泡疏稀、寥若晨星。汝窑瓷器最主要的特点，不以装饰纹样为重，而以釉色作为美化器物的重要手段。汝窑青瓷由于胎、釉中含铁量的恰当、烧成时还原火焰控制的适度，因而釉色达到了宋人所理想的境界。
汝窑青瓷器物的釉色呈现一种纯正的淡淡天青色，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的一些汝窑作品来看，它们的色调变化不大，有的虽稍深些，有的稍淡些，即使有粉青、卵青、灰青之分，但呈色比较稳定，都离不开天青这个基调，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尊”釉色天青，仿佛雨过初晴的明朗天空。汝窑的烧造，可以说恰如其分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汝窑内有玛瑙为釉，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而瓷釉的主要成份也是氧化硅。汝窑青瓷天青色的形成，玛瑙这种贵重的釉料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宋史》载：政和初，“提辖京西坑冶王景文奏，汝州青领镇界产玛瑙”。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发掘资料也表明：“在窑址作坊附近除发现瓷泥料外，还发现玛瑙矿石，石质坚硬，颜色有红、黄、绿、白、蓝等。”由此可知当时宫廷用的官窑瓷器不惜工本，姿意挥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汝窑天青色在色彩上介乎绿色与蓝色之间，绿色是一种充满静谧的温和色彩，而蓝色则带有神秘的冷色。汝窑青瓷器物的天青色，既有蓝色之冷，又带绿色之暖，是一种冷暖适中、十分谐和的色调，这种色感正是当年统治者审美情趣的反映。汝窑主要是徽宗在位期间烧造的，赵佶是历史上著名的崇奉道教的一位封建君主，崇尚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观。道教的仪式中，献给天神的祈祷词，称为青瓷，更是表明崇信道教的教人对青色的崇尚。而汝窑天青色的幽玄、静谧正适合这种审美情趣。因此，汝窑器物所具的清逸、高雅的色泽，体现了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思想和宋代上流社会的风尚。
以汝窑青瓷为代表的宋代官窑器物之釉色素朴、清雅，也反映了宋代和唐代瓷器两种完全不同的时代风貌。宋代统治者鉴于武人跋扈、藩镇作乱的教训，在努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同时，大力推行文治主义。北宋建国后，虽出现一个时期内的相对安定，然而盛唐时期那样雄健尚武的精神已经完全丧失。在这种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为了逃避现实更是追求安逸和享乐，带有世俗、田园、花间生活熏陶而产生的艺术情趣，强调平淡、自然之美，已不具备盛唐那种绚丽、豪华的特色。在思想领域中，构成宋代社会哲学思想的基础是程朱理学，信奉理学的封建文人，追求平易质朴的风尚和禅宗深奥神秘的哲理。在艺术上爱好幽玄苍古之趣，这种所谓的文人趣味，也必然反映到工艺美术中来。汝窑青瓷器物不求纹样装饰，釉色以素雅、沉静为美，体现出宋代上流社会用瓷推崇理性美的特色。
宋代的文学一直以平淡作为审美要求的最高理想，平淡是要求作到平易而隽永、淡泊而含蓄。作为赵佶御用的青瓷器物，这种文学思潮必然反映到汝窑瓷器中来。以汝窑为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于素朴之中表现着内在心灵的意蕴，体现了北宋晚期以赵佶为代表的统治者的审美追求。 (木木）
元明清瓷器造型的特点
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陶瓷的造型更是凝结了各个时代陶瓷艺术大师的智慧，也是人们赏玩陶瓷的重要标准。
龙泉青瓷兽头足大炉 元代
龙泉青瓷太白坛 元代
元代造型大多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餐具、茶具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常见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
明永乐 白釉葵口碗
明代瓷器造型有着与元代不一样的特点，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制精细，造型轻重适宜，如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就极明显。永乐时期还有一种纯白釉胎盘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炎销”。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暗花纹饰的技巧有所不及。
明宣德 青花折枝花果纹葵口碗
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档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 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惟重纤巧，而且无大器，其最有名的五彩扁肚撇口把杯、鸡缸杯、等杯子，都是异常轻盈秀雅的代表作品，为仿制品所望尘莫及。
明弘治 黄釉盘
弘治传世瓷器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九出戟圆腹高足瓶等。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嘉靖、万历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器形之巨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棒盒、方斗杯、灯台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 清代瓷器的造型明显增多，并制作精巧。康熙朝创新之作不断涌现。琢器中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风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吉叶尊、棒槌瓶、布布橙、倒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物。
清雍正 胭脂水釉碗
雍正年间创作丰富，所仿宋代名窑及永、宣成窑瓷器不仅胎釉、纹饰惟妙惟肖，而且在造型上足以乱真。
清乾隆 官窑仿木纹釉碗
乾隆年间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像生物品均十分相似。
清嘉庆 粉彩荷莲鹭鸶纹瓶
嘉庆、道光以后，大多因袭旧制，很少有创新之作，造型也由精美变为粗笨，逐渐失去前期的优质传统
瓷器的化妆土
古代有些窑口的胎土较粗或胎色较深，为了使器物表面平滑白洁和颜色变浅，在胎体上先敷一层细白瓷土，然后施釉烧制，这层白色浆土称化妆土，也称化妆釉和护胎釉。化妆土工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窑口)特征，对其观察和分析有助于古瓷的断代和辨伪。
六朝青瓷中已开始应用化妆土工艺，婺州窑位于浙江金华一带，当地所产胎土含铁量高，烧成后胎色深灰或深紫。西晋起，婺州窑采用纯净的瓷土涂抹胎表，化妆土呈奶白色，经上釉烧制后，不但釉面光洁，而且色泽滋润。东晋南朝时的德清窑以黑瓷著名，同时也兼烧青瓷。德清窑以红色粘土做胎，烧成后胎呈灰色或紫色，为了改善釉色，也在胎外施一层奶白色化妆土，工艺方法和婺州窑相似。
隋唐五代时，化妆土的应用更加广泛，除青瓷外，白瓷和彩绘瓷也采用这种工艺。五代时，耀州窑青瓷有黑胎和白胎两种。黑胎青瓷的胎质较唐代已有改进，细密坚薄，但含铁量高，胎色呈铁灰或黑灰，因此胎外施一层较厚的白色化妆土。唐代河北邢窑白瓷有粗细两种：细白瓷胎白釉净，不施化妆土；粗白瓷的胎骨灰黄粗糙，先敷化妆土再施白釉，使釉面白净。唐五代的长沙铜官窑发明了釉下彩，胎灰白或土黄，如不用化妆土，会影响装饰效果，因此在制作中采用制胎——施化妆土——彩绘——上釉——烧制的流程，对提高外观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宋元时，北方磁州窑对化妆土的运用非常成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磁州窑的胎土大多灰褐色或土黄色，白釉黑彩采用敷化妆土、彩绘再施透明釉的方法，使釉面白净饱满，黑白对比强烈。在白釉划花、白釉黑彩剔花等装饰方法中，化汝土则直接参与纹饰装饰。在白釉划花中，胎土施化妆土再划花，划痕处露出灰褐色胎，外罩透明釉，这样形成了白釉地灰褐花纹效果，巧妙利用了化妆土本身的色泽来进行装饰。白釉剔花的方法和此相似，只是将纹饰外白“地”剔去，露出深色的胎。白釉釉下黑彩划花工艺更复杂一些，在生坯上敷白色化妆土，上以黑料绘画，再用工具在纹样上勾划，划去黑彩露出白色化妆土，再施透明釉烧成。有些甚至连化妆土也划去，露出深色胎骨，这样形成黑(纹饰)、白(化妆土)、和灰(胎骨)三个层次，以立体的方式装饰器物，这种方法和唐宋象牙雕刻中的拔镂雕或明清雕漆中的彩雕很相似。
在观察化妆土的时候需注意和“中间层”的区别。宋代钧窑釉瓷标本的断面上，胎釉间有一层白色介质，是在高温烧制过程中胎、釉成分相互渗入，经离子交换析晶而形成的钙长石层。这一中间层在作用上起到了统一釉下色泽的作用，但系烧制中自然形成的，而非人工敷就的化妆土。这种介质中间层在宋代磁州窑青瓷上也能见到，形成机理相同。
化妆土的观察对瓷器研究具有三方面重要意义：
确定制作年代——有些窑口化妆土往往在某一时间段使用，观察化妆土能精确考定年代。耀州窑青瓷在五代时使用化妆土，从标本断面看，胎体、化妆土、釉层清晰可辨。宋代耀州窑青瓷断面也有一丝白线，但胎体、中间层和釉层间界面模糊，系介质中间层，和五代青瓷区别明显。
确定制作窑口——明清以前的所谓高古瓷有时往往难以区分窑口，而化妆土是一个关注点。最常见的例子是越窑青瓷和婺州窑青瓷的区别。这两个窑口的产品除其他特征区别外，是否用化妆土是最明显的区别。
确定识别真伪——古代陶瓷的原料、工艺都具有很强的特殊性，现代很难模仿。如新仿耀州窑青瓷的胎骨都很白，仿五代制品不见化妆土，仿宋代元制品也无中间层。结合造型、釉层、底面等特征，观察并分析化妆土有利于鉴别陶瓷器的真伪。有些古玩商将新仿器物打碎后卖瓷片，更应观察化妆土工艺，鉴别是否后仿。
五彩瓷器的种类及特点
五彩瓷器的主要着色剂为铜、铁、钴、锰等矿物元素，采用低温烧制成型。五彩为二次成型工艺，彩饰色料分釉下与釉上两种，常用颜色有红、黄、绿、紫、赭、黑等。所谓五彩并非是说五种色彩同时出现，而是多种彩色之意，但其中必须有红色方为五彩。五彩也被称为“古彩”、“硬彩”。据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覆其上，微微凸起。其施彩方法，是勾线后平涂填色，以水或胶水作溶剂，按纹饰需要，在已烧成的白釉瓷器上，施以多种颜色进行再度创造，在770-800摄氏度的温度中焙烧而成。烧成后的色彩呈现玻璃质状，有坚硬质感。五彩瓷器是釉上彩中的主要品种之一。
明代釉上五彩
“五彩”一词，出现于明代晚期。明代天启年间谷应泰《博物要览》记载：“宣窑五彩，深厚堆垛。”1984年在西藏萨迦寺发现了器底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五彩碗，证明五彩瓷在宣德年间烧制已比较成熟了。从宣德到成化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这三朝时局动荡，政权不稳，在制瓷工艺上毫无成就，还没有发现五彩瓷器。直到成化年间才又出现了五彩。成化年间的五彩瓷十分稀少而珍贵，传世品也是极为罕见。到了明弘治年间，釉上五彩的烧制更加成熟。发展到嘉靖、万历时期，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开创了五彩瓷的新局面，出现了较大的罐、瓶类等。此时五彩的烧制已经达到了非常完备的境界。
明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生产青花、釉里红产品。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做好了铺垫，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特别要指出的是，用红彩描绘精细的龙纹、云纹等图案，只是明初才出现于景德镇。宣德时期红彩，是釉上红彩和五彩的开端，为后世的五彩瓷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成化时期的五彩是釉上五彩，其呈色以淡雅为主，色彩包括红、绿、黄、姹紫等，并开始使用孔雀绿彩。此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纹饰绘画中使用了不少黄彩，而且主要图案都是以黄彩打底色，上面再以红色渲染，使色彩更显浓艳厚实。这种彩瓷证实了明代彩瓷所谓“黄上红”的彩绘技法，开创于成化，并非始于嘉靖。
弘治一朝的釉上五彩瓷基本是成化风格的延续，所用颜色有红、绿、赭、黑、孔雀绿等，色调恬静淡雅。其中最突出的品种是刻花填彩。刻花填彩的制作方法是在胎上先刻出所需图案纹样，上透明釉时将刻好的图案留出，高温烧成后再在白釉露胎处施彩并用低温烧制而成。刻花填彩的出现，标志着釉上五彩的制作已进入成熟和发展阶段。
正德时期釉上五彩在造型、装饰方面不但延续了传统的特点，还在创新中确立了正德五彩独特的风格。正德釉上五彩器制作精细，多以在白釉上直接绘画五彩图案为主，称为“白地五彩”。多用红、黄、绿彩，绿色多为翠绿和孔雀绿，其中绿色浅中微微闪黄。常以阿拉伯文或伊斯兰图案为纹样作装饰，这是正德五彩瓷的鲜明特征。
明代五彩瓷经过了数朝的发展，到了嘉靖一朝已相当成熟。此时的釉上五彩瓷器，以色彩斑斓而著称。官窑和民窑都有大量生产，无论其质量和烧造数量都蔚然可观，开创了五彩瓷制作的新局面。此时期在用彩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如官窑瓷器在色彩上较前朝更加丰富，多用红、绿、黄、赭、紫、孔雀蓝等色彩绘。红彩为“枣皮红”；绿色为孔雀绿，分为大绿、淡绿；紫色为艳丽赭紫；黄彩似蜜蜡。此时“黄上红”工艺运用得较为普遍。大面积使用红彩形成了嘉靖五彩极为绚丽浓重的特征。嘉靖五彩造型多为大器，如大罐、大缸、大盘、花盆等。常见纹饰有云龙、云凤、花鸟、八仙、八吉祥等。
明代万历五彩瓷仍以前代风格为主体，新出现了以镂空工艺和五彩相结合的装饰方法。万历朝的釉上五彩的色彩继承了嘉靖一朝的特点，与嘉靖时期的五彩多有相同之处，都是以红、绿两色为主，其中点缀黄、黑彩等。红、绿彩更加鲜艳、热烈，对比强烈。嘉靖、万历时的五彩器均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制作工艺和造型大同小异，因此常常被归于一类器物。但嘉靖五彩多用孔雀绿彩，万历五彩则不然，这是两朝五彩器的重要区别。
天启、崇祯时期的釉上五彩瓷器已不如嘉靖、万历时五彩色泽浓重，而是趋向柔和，淡雅宜人。用红、黄、绿、紫、孔雀绿等色渲染，纹饰绘画生动洒脱，具有中国文入画的笔墨情怀。但是有一类五彩器比嘉靖和万历五彩更加浓烈，红色为深红，绿为黑绿或黄绿，青花颜色也发黑。还有一类厚胎的白地五彩器，施釉较厚，口部多为酱黄釉，多用标记款识。这一类器物多以民窑制品为主。崇祯一朝五彩器发现得不多。
清代釉上五彩
顺治时釉上五彩瓷在明代基础上继续烧造，并且有所创新，除一部分仍保留明末的风格外，另一部分则呈现出清代釉上五彩的新面目。这一时期色彩多见红、绿、黄三色，红色为枣皮红，绿色为深绿，都非常浓重。也有一种相对清秀、较淡的色彩，釉面光亮匀净，呈色较淡，部分器物的颜色容易脱落，器物的绘画多以人物画为主。
五彩瓷器发展到康熙时期有了重大突破，此时发明了釉上蓝彩，替代明代所用的釉下青花。釉上蓝彩的创烧成功，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青花五彩占主流的局面。蓝彩色浓而且鲜艳，胜过青花。康熙时期的釉上五彩是在明代嘉靖、万历五彩瓷器和顺治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制作工艺高超，彩色鲜明透澈，彩饰华丽，绘画线条刚劲有力，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此时五彩用多种色料进行绘制，官窑以规矩的绘制和细腻笔法著称，而民窑则以釉彩浓重艳丽、画意清新活泼见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康熙时的五彩瓷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瓷。康熙五彩由于色彩丰富，红彩比明代五彩用得少，因此，它的画面色彩显得沉稳、热烈而不浮躁，这是其鲜明特色。
康熙五彩仍分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其中釉上五彩最能反映和代表康熙五彩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康熙釉上五彩除了常用的红、绿、黄、褐、紫等彩外，釉上蓝彩和黑彩的烧制成功，使其画面更加华丽。此时所用的青料是云南的珠明料，色泽翠艳。黑彩特点是如黑漆一般，在白釉的衬托下更显得黑白分明，在康熙五彩中运用广泛，进一步增强了色彩的表现力。黑彩多用于画树木的枝干、花卉叶脉、山岭山峰、人物的眼睛、发髻、装饰的飘带、鞋子等，后又用于画图案的轮廓线、局部点染或片断画面，最后发展到大范围使用，并在黑彩上涂一层玻璃白，使黑彩显得更加漆黑明亮，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最终，促使了独立的墨彩瓷器品种于康熙中晚期出现。此时金彩已在五彩上广泛运用，常见有大面积描金图案，表现出康熙五彩的富丽堂皇。金彩多用于官窑器物。黑彩、蓝彩、金彩的出现使得画面更加写实、逼真。康熙釉上五彩的装饰手法多姿多彩，有白地五彩、蓝青地五彩、蓝地描金五彩、米地五彩、红地五彩、蓝地五彩、墨地五彩、哥釉五彩、锦地开光五彩等，充分显示了康熙釉上五彩卓越的彩绘艺术及制造工艺。
雍正年间釉上五彩的烧制，受到了粉彩发展的冲击而有些停滞。五彩大部分由粉彩取代。为数不多的传世作品说明，雍正时期的釉上五彩制作也非常精美，一改前朝浓艳的风格，而显得淡雅柔和，纹饰也由康熙的繁杂趋于疏朗，笔划也由刚劲变为细腻，疏密结合恰到好处，并留有较大的空白。雍正釉上五彩的总体特点是清雅俊秀。雍正五彩常用的颜色有红、黄、绿、紫、蓝、黑、白等色，施色较薄，大红大绿少见，蓝色使用较少，黑色较多。
到了乾隆时期，五彩器物就更少了，仅有官窑的龙凤碗和十二月令花卉杯。嘉庆、道光时期，略有少量官样器生产，像撇口式五彩龙风碗、花卉杯，但存世量也比较少。
同治、光绪时期民窑出现了仿康熙的五彩器，有的仿写明代各朝及康熙款、图记款，字迹很潦草。同治时期仿的大件器类，色彩用得过于浓艳，施彩也比较凝厚，同时缺乏光泽，纹饰画得也比较粗率，不及后期光绪的五彩器。光绪一朝仿康熙五彩较多，有青花五彩和白地五彩。白地五彩所用的红、黄、绿彩色较为鲜艳，但红彩表面显得比较干涩淡薄，也有显得厚暗的；仿康熙青花五彩的器物，青花的颜色过于浓艳、漂浮，色阶变化不明显，绘画层次也较少。所仿的器物胎质疏松，胎釉结合不紧密，符合晚期器物的所有特征。
青花五彩
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皆属于五彩范畴。青花五彩是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相结合的产品。其工艺流程与斗彩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主要是在青花的使用上：斗彩是用青花勾勒出全部或部分纹饰的轮廓线之后先挂釉，烧成之后再在青花轮廓线内填彩，青花在斗彩中所占位置很重要，起到了主导作用；青花五彩则是用青花绘画纹饰的局部或某一块、某一点，不用青花勾勒轮廓，青花只作为一种颜料来点缀图案，如有勾勒轮廓线也是极少的，因此五彩是主题，青花起辅助作用。
青花五彩瓷是明宣德时期所开创的彩瓷品种。宣德青花五彩的制作虽然简单，画面也显稚嫩，但已经初步形成了青花五彩的基本特征。宣德以后，青花五彩曾一度衰落，到嘉靖时产量开始大增，万历时达到顶峰，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技艺之高超都是空前的。
嘉靖朝是青花五彩发展的辉煌时期，开创了彩瓷制作的新局面。嘉靖青花五彩多为官窑生产，青花色料改用进口的回青料或加石子青，色调表现为蓝中泛紫，十分浓艳，颜色特征非常明显。青花五彩瓷器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尤其是矾红彩料、青花及绿色的大面积的使用，给人以丰富饱满、热情奔放、富丽堂皇之感。这种浪漫奔放的色调，持续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万历朝的青花五彩除继承了嘉靖青花五彩的一些特点外，又有其明显的特征：一是器物形制大，追求造型高、大、奇、巧的特点。二是装饰华丽，青花不仅作局部色彩点缀，而且还当作主色调使用，并出现了青花五彩镂空工艺。装饰内容广泛，常用的装饰纹样达几十种之多，最常见的是龙凤纹，还有蟠螭纹、花鸟纹等。万历五彩以蒜头瓶、出戟花觚、洗口瓶、蟋蟀罐、笔管、洗等常见。但有的造型不太规整，有明显的变形和塌陷，甚至官窑也是如此。这与当时的制瓷工艺有关。
青花五彩在清初虽有制作，但不占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传世品中顺治朝有一些，康熙朝为多。顺治青花五彩器较多保留了晚明的古拙风格，青花翠蓝浓重，红绿彩鲜丽明快，俗称“大明彩”。康熙朝的青花五彩虽然没有釉上五彩的成就大，但它清新的色彩，优美的画面，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美作品。清康熙青花五彩的显著成就是对青花的运用。由于康熙中晚期青花成就显著，青花特点突出，对青花五彩的烧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花使用的是云南所产的珠明料，呈现出青翠艳丽的特点；彩绘工艺上运用了“分水皴”的技法，使得画面效果更加鲜亮。康熙青花五彩始终保持着独有的特色，一直烧制到晚清。
紫砂壶的造型及装饰艺术
宜兴紫砂始于北宋，盛于明清，名家辈出，代有精品。历代紫砂壶是反映时代风尚的产物，而某个时代的品味，也规范其紫砂壶的造型及纹饰。纵观其历史发展及演变，一般都表现为粗趋精、由大趋小、由简趋繁，复又返朴归真从简行事的过程，即经历古朴、华丽、淡雅三个阶段。陶都名器紫砂壶就是中国工艺品发展及演变的缩影。
紫砂壶的造型，千姿百态，是存世各类器皿中最丰富的，向有“方匪一名。圆不一相，文岂传形，赋难为状”之誉。在古今中外文献上，对紫砂壶有多种称谓，如“茗壶”、“注春”、“茶瓶”、“茗瓶”、“瓦壶”、“泥壶”、“紫瓯”、“砂罂”、“紫砂罐”、“朱泥壶”、“茶注”、“茗注”、“砂壶”、“宜壶”、“砂器”、 “紫砂器”等等，名号不一，称谓互异，但都是指宜兴的紫砂壶。
紫砂壶的制作成型都是由手工操作的，以泥片镶接法成型，也有模制的，造型变化多样，不受时代局限。制坯的工具，在明代还极简单。金沙寺僧制壶只用一把竹刀，所谓“削竹为刃，刳山土为之”，到了清初，制壶工具即增加到数十种，主要有椎、碓、钗以及圭形、笏形、贝形、月形和蝎形等工具。后来制壶工具又增加了搭子、拍子、转盘、直尺、矩车、线梗、明针等；而制造工具的原料也有竹、木、角、石和金属等等。各种各样的工具，适应于各种不同的用途，所谓“意至器生，因穷得变”。
（一）
紫砂壶如按造型形式分类，可分为几何形体造型、自然形体造型、筋纹器造型及水平壶和茶器造型四类。在紫砂壶生产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几类造型的壶均有制造，但每个时期生产的主流却有所偏重于不同造型、艺术风格及发展趋势。其造型工艺特点及装饰艺术简要介绍如下：
一、几何形体紫砂壶造型，俗称“光货”。光货造型讲究器皿的立面线条和平面形态的变化，以及形体各部位之间的比例关系，或辅以一些简洁的线条装饰，其造型又可分为圆器和方器两种。圆器造型要求达到“圆、稳、匀、正”，要“柔中寓刚”。珠圆玉润之圆中要有变化，壶体本身以及附件的大小、曲直要匀称，比例要恰当，整个造型要端正挺括。紫砂传统造型掇球壶、仿古壶和汉扁壶等，就是紫砂圆器茶壶的典型造型。方器主要有长短不同的直线组成，如四方、六方、八方、长方等。方器造型讲究“方中寓圆”，要求线面挺括平正，轮廓线条分明。不论是几方形的造型，紫砂壶口盖必须规划统一，任意转动壶盖，口盖准缝吻合。紫砂传统造型四方桥顶壶、传炉壶、僧帽壶、雪华壶等，就是紫砂方壶的典型造型。
二、自然形体紫砂壶造型，俗称“花货”。花货取材自植物、动物的自然形态，最能代表制壶艺人的匠心独运，以造化为师。这种造型带有一些浮雕、半浮雕装饰，模拟自然形态。主要是用提炼取舍的艺术手法，将自然形态变化而来的造型。另外则是在几何形体上运用雕镂捏塑的手法，将自然形态变化为造型的部件，如壶的嘴、把和的子。花货造型既要表现对象的形象特征，更要表现对象的本质，表现自然形态最美的部分，并要符合功能合理、视觉美观、触觉舒适和使用安全的原则。紫砂传统造型鱼化龙壶、松竹梅壶、翠蝶壶、茶花壶等，是花货造型的代表作品。
三、筋纹器紫砂壶造型，是将花木形态规则化，结体精确严格，制作精巧的一种陶瓷造型类别。其特点是将形体分作若干等分，把生动流畅的筋纹组成于精确严格的结构之中，形成一个完美在整体。其筋纹随着造型形体的变化而深浅自如，筋纹线条纹理清晰，疏密变化得体。制作粗工，要求口盖准缝，任意调换壶盖的方向合到口上，都能很滑爽吻合。紫砂传统造型合菊壶、瓜菱壶、玉兰花壶、水仙花壶、葵花壶等，就是筋纹器造型中有代表性的产品。
胎质较粗釉色淡青 形成独特风格的龙泉窑
·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宋代六大窑系。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省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龙泉窑
龙泉窑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没有开片在器皿转折处，往往露胎呈现胎色，瓷釉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例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宋代瓷业鼎盛，除上述五大名窑外，山西省平阳的平阳窑、陕西省耀州的耀州窑，福建省建安的建窑，江西省吉州的吉州窑，也都烧制相当好的瓷器。
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胎骨较厚，胎土淡灰，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胎微出烧，釉的玻化程度好，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很强。装饰花纹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装饰风格趋于奔放。处于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龙泉窑
南宋龙泉青瓷的造型亦形成自已的风格，稳重大方，浑厚淳朴而又不失秀媚，器型丰富多样，装饰普遍采用刻花和堆塑法，颇具艺术匠心。元代龙泉青瓷烧造量大，风格与南宋迥异：器型高大、胎体厚重；胎色为白中带灰或淡黄；釉色为粉青带黄绿，光泽较强，釉层半透明；装饰手法多种多样，有刻、划、印、贴、塑等，以划花为主，花纹粗略，线条奔放，纹饰以云龙、飞凰、双鱼、八仙、八卦、牡丹、荷叶等为多见。此外，还大量出现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
明代龙泉青瓷走向衰弱，器物胎体厚重，制作粗糙，胎色为灰黄，釉层厚，透明度高，釉表光泽强，釉色有青灰、茶叶末、灰黄等几种，装饰以釉下刻花为主，亦有模印人物故事的装饰方法。宋代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其青瓷的釉色与质地之美，亦如巧夺天工的人造美玉，全世人为之倾倒。
定窑白瓷 釉色柔润透明胎质粗松胎色洁白
·定窑白瓷
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定窑窑址位于河北曲阳涧磁村。唐代的定窑白瓷具有与邢窑白瓷相似的特征，器形有碗、盘、托盘、注壶、盆、三足炉和玩具等。造型与五代时期的作品相比，器沿均具有厚唇，丰肩，平底，底加圆饼状实足，有的为玉璧底。唐代定窑白瓷大多与当时邢窑白瓷相似，胎骨断面较细，胎色洁白，另有一类胎骨比较厚实，断面比较粗，但烧结较好。
定窑白瓷的胎土富含氧化铝，内含的助熔物质少，因此胎质坚硬，但不甚致密故透光度差。且烧成需较高温度，因此发明了大火塘窑炉、并同时是最早用煤为燃料的瓷厂。由于以煤做为燃料，故釉中含有微量的三氧化二铁，导致定窑白瓷呈色中带有黄味，釉色柔润透明。
·定窑白瓷
定窑于晚唐五代时期的装烧方法为采用裸烧和单匣烧结合；北宋则开创覆烧技术，覆烧为将碗盘倒扣在环形支圈上，并相叠各个支圈，形成筒状匣钵，而内层互不碰触。这样的烧制方式十分节省空间使用和燃料，因此提升了烧造的数量，并且可以防止细薄广口的器具变形，定窑的覆烧技术对后世瓷窑产生极大影响。
定瓷胎色洁白，胎体坚薄，胎质细腻，不太透明，施釉极薄，可以见胎，釉面莹润如玉，釉色被形容为象牙白。
中晚唐至北宋初期的定窑白瓷，定窑白瓷受邢窑影响甚钜，因瓷器是在还原焰中烧成，釉色白里泛青，又因当时的烧造技法为仰烧，外壁满釉，底足无釉；至北宋中期后，因宋代定窑改用煤作燃料，于氧化焰中烧成，釉色中含微量铁元素三氧化二铁，釉色转为白中泛黄，呈所谓象牙白，又因当时烧造技术转变为覆烧，致器物芒口无釉，外壁及底足满釉；直至元代，定窑白瓷的胎质粗松，胎色呈青灰色，釉面欠缺光润。
·定窑白瓷
晚唐五代时期的白釉，具有一定的遮盖力，使得刻划的线条不易看清；随着刻花装饰的发展，白釉也进行改良，透明度提高，釉层也较早期薄，可清处的显现胎体上刻划的纹饰。
此外，定窑白瓷上的“泪痕”，也是定瓷的重要特色之一。泪痕多见于盘、碗的外部，因施釉厚薄不匀，很多积釉的形状似泪痕，亦被称为“蜡泪痕”，隐现著黄绿色。
土与火的艺术
中国陶瓷是中国先民的伟大发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便出现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一“土与火”的艺术不断丰富、成熟、推陈出新。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出现了原始瓷器。又经过千余年的创造积累，东汉时期，首先由浙江地区的制瓷工匠“点土成金”，创烧出成熟的青瓷器。此后历代各具风格多姿多彩的瓷器迭出不穷，美不胜收。中国陶瓷经历了从陶到瓷，陶、瓷齐驱的发展历程，被喻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中国陶瓷史话
中国陶瓷是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物化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制造使用和欣赏陶瓷过程中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各个历史时期陶瓷造型与装饰艺术，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创造智慧；不同历史时期陶瓷器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当时的科学技术。
通俗地讲：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炻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 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
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陶瓷包括的范围较广，有些能耐水，有些并能耐酸。广泛应用于建筑、化工、电力、机械等工业及日用装饰等方面，此外，用粘土以外的其它原料，依陶瓷制造的工艺方法制成的制品，也叫做陶瓷，如块滑石瓷，金属陶瓷，电容器陶瓷，磁性瓷等。广泛应用于无线电，原子能，火箭，半导体等工业。目前，将所有陶瓷制品通称为“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
从结构上看，一般陶瓷制品是由结晶物质，玻璃态物质和气泡所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物质在数量上的变化，对陶瓷的性质起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陶瓷的老祖宗是“硅酸盐”，习惯也稼“硅酸盐陶瓷”，由于现代陶瓷发展得非常快，人们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来改进硅酸盐陶瓷，不断提高配方中氧化铝的含量，加入许多纯度较高的人工全成化合物去代替天然原料，来提高陶瓷的强度，耐高温性和其它性能。
后来发现，完全不用天然原料，完全不含硅酸盐，也可以做成陶瓷，而且性能更为优越。于是历来完全由硅酸盐统治着的陶瓷家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完全，崭新的不属“硅酸盐”的现代陶瓷。
确切说“陶瓷”的定义为：陶瓷是天然或人工合成的粉状化合物，经过成形和高温烧结制成的，由金属和非金属元素的无机化合物构成的多晶固体材料。不论是传统的硅酸盐陶瓷，还是现代陶瓷，都包括在这个范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