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陶瓷中，历来就有后朝仿前朝的习惯。仿古瓷萌芽于宋代，形成于元代，成熟于明代，繁荣于清代。所谓仿古瓷，即是指仿其胎、釉彩、造型、纹饰或兼而有之。
历史上仿古瓷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四个时期：明代、清三代、清末至民国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仿古瓷主要分为两一类，一类是仿宋代五大名窑及龙泉窑等；一类是后朝仿前朝的官窑瓷。（注：俗称官仿官）清三代仿古瓷除沿袭明代的做法外，特别是官仿官或仿宋五大名窑之器都明确署有当朝铭文，在这个问题的做法还是比较诚实、厚道的。清末至民国时是仿古瓷生产的髙峰期，促使仿古瓷业髙速发展的原动力，是市场需求量的扩大以及海外来中国搜寻古瓷暴利行为的驱使。清光绪至民国时期的仿古瓷不但仿的精巧，工艺在某种程度上丝毫不亚于原作。而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物就有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人郭葆昌、孙赢州等人。
对于清末民国时期的仿古瓷，《饮流斋说瓷》是这样评价的：“盖彼时一朝有一朝之面目，而自有其特色。”“凡新仿之品，以光绪之朝为最多，袭历朝之形式，无所不仿。”“清末景市镇肆中陈设珍玩，于尊妻鼎彝之属，及宋元旧制皆有仿作，佳者几可乱真。”对于民国仿古瓷的工艺成就，日本人上田恭辅论：“今日之市场，大抵以摹仿品或后世乏伪造物……仍以青花、五彩、胭脂红等，尚有可观，其价格之便宜，殊堪惊异。”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近30年来，随着国内外收藏风气的盛行，仿古瓷在沉静了一段时间后又活跃起来。由于与古时的原材料相比，现在所用的釉彩料大多以化学原料配制，艳丽有余而韵味不足，加之拷贝绘图等诸多原因，使得仿古瓷的生产出现了畸型发展的趋势。近30年来，凡拍卖过的重要器物不出一个月就会在市场上见其身影，有的甚至连造型都被篡改了模样。如：鬼谷子大罐被改成了瓶或壶，这种拙劣的仿古瓷让人啼笑皆非。
事实表明：有利益需求就会有仿制品的出现，当今的仿古已完全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仿古理念，而是以赢取暴利为目的，投“收藏家”之所好而刻意加工生产的臆造品，作为投资艺术品收藏的人来说，认真学习历史与古陶瓷常识，对于识别真伪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综上所述，古代的仿古瓷是人们基于对前朝陶瓷艺术品所折射出的文化上的精神崇拜及对先民智慧的一种祟敬而仿制的，而近代乃至现代的仿古瓷则是以蠃利为目的而刻意仿造。两者之间在仿古的目的、意义上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因而两者的仿古瓷无论是在仿古的目的、意义、工艺等诸多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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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陶刻起自元朝，发展到明朝就已经很受关注
宜兴紫砂陶刻由来已久，元人蔡司沾《霁园丛话》里就有“奈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五文字”的记载，这是目前所知在紫砂器物上题刻词句的最早年代，但仅见诸记载，原物已佚，尚不知是刻于壶底还是壶身。据考证最初的镌刻大多位于壶底和壶盖的边沿而很少见于壶身，其内容也仅仅记载着作者的名号而已。稍后便有在砂壶身上题刻诗句的作品出现，绘画绝少。
明“供春壶”之前的紫砂陶刻是用竹尖刀在坯体未干时刻制的，其刀刻痕与现代意义上的陶刻味有明显区别，后发展成用专门的铁制刻刀在坯将干未干时镌刻。明清以来，宜兴紫砂名气大盛，紫砂壶以简括大方之形、淳朴典雅之色和安逸恬静之态深受文人学士关注，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来宜兴定制紫砂壶和文房玩具者甚众，如赵宦光、董其昌、顾元庆、郑板桥、吴大徵、任伯年等定制的壶器均署室斋名以传世。紫砂壶成为众多文人闲士品茗吟诗，风花雪月时的把玩物，其典雅、恬适、朴茂的风格正与文人澹泊、雅致、清丽的审美情趣相吻。
清末民初，宜兴紫砂产业大兴，宜兴紫砂陶商人始请本地书画名家参与紫砂陶刻，此时的陶刻装饰风格渐趋明朗，切壶切情的铭文款识减少，饰壶风格通常为壶身一面题词，一面绘画，诗文大致出自《茶经》或有关茶事的唐宋名句，画面多表现梅兰竹菊或简笔山水，也偶人物，笔意多仿石涛、八大、董其昌意。此时的陶刻刀法老到、技艺娴熟、构图谋篇程式化之中也见韵致和机趣。专事陶刻艺人逐渐增多，高手频现，有芦兰芳、陈懋生、陈研卿、沈端田、韩泰、邵云如等人，遂形成了当时的陶刻行业。商户在普通产品上镌刻简单的字域，视技艺高低而刻制不同档次产品，其价位自然也就不同，此时的陶刻品种已从紫砂壶发展到花盆、陶瓶、餐具及其它品种，内容也不限于书法和绘画，还包括图案等。值得一提的是，规模化生产的陶刻产品中，大量规范化的画面中产生了独特的民间装饰味，线条形式感强，刀法洗练等等。
宜兴陶刻发展至上世纪五十年初，尚有陈少亭、任淦庭等名艺人留世，他们的高足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毛国强等今已成为陶刻界的领军人物。又承金陵亚明、沪上唐云、王个移、京华韩美林诸大家的鼎力推助，几代艺人的探求和摸索，紫砂陶刻语言日趋丰富和成熟，形式风格已臻完美。再有大批民间爱好者的加盟，一时陶刻业红红火火，兴旺无比。近年收藏热带来紫砂热，因此陶刻艺术品也渐人佳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
泥土“恋”上火 瓷韵自天成(图)
贺焰生右在说道烧制瓷器的秘诀《大河儿女》剧照师屠晓江供图
《大河儿女》剧情已经铺开，“贺叶”两家的故事看得观众很是过瘾。那对于贯穿剧情始终的“钧瓷”，大家伙儿又了解多少呢？昨日，东方今报记者专访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志钧，为观众解答泥土“恋上”火的“千年爱情”。东方今报记者孙川川见习记者刘羽韩旭【揭秘】瓷成风情万种料源千古如一“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让钧瓷成为中国“五大名瓷”之首。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瑰宝”呢？—不少观众认为是陶土！看了《大河儿女》的观众都在疑惑，什么样的土才能烧出这么美轮美奂的瓷？咱们自家门口的土，不可以吗？据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志钧介绍，在南方的景德镇，烧瓷器的土叫高岭土。与之相对，在河南禹州，一般瓷胎用的土叫西寺土，它是一种非金属矿产，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土色呈淡黄或香灰色。这种土与一般的沙土基本成分类似，微量元素含量稍有不同。“不是随便一把土，就能拿来制坯烧瓷的。想要成为流芳百代的艺术，原料必然很讲究。”刘志钧说。“坯塑性，釉传韵”，钧瓷的魅力，很大程度来源于瓷身上的那层“釉”。此外，钧瓷身上的那层釉，也不是一些观众理解的“颜料”。据刘志钧介绍，钧瓷上的那层釉，当地人叫“本药”或“釉药”，也是“土”。“釉料本身的颜色，与泥土（西寺土）的颜色一样，里面加有不同的氧化物，如氧化铜或氧化铁。这些氧化物的加入，能够烧制出不同颜色的瓷。”刘志钧说，使用釉料的多少不同，烧制出来瓷的颜色也不同。“土其实都一样，釉也差不多，至于说烧制出来是美是丑，就看‘窑变’了。结出什么样的果，是不可控的。”刘志钧感叹道，这也正是钧瓷的迷人之处。【传承】烧制与时俱进手工亟须传承在《大河儿女》第九集，贺焰生帮助叶鼎三烧瓷时，在贺家窑内可以看到贺焰生烧窑时所用的是松木。据了解，松木窑火温不易控制，钧瓷成品率较低，那为什么还要用松木烧窑呢？贺焰生烧窑时所用的是松木，也就是所谓的“柴烧”。随着现代制作技术的发展，现在烧窑已经从“煤烧”改进为“气烧”。这三种烧瓷方法，到底哪一种能烧出精品呢？刘志钧介绍，每一种烧窑方式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一般来说，柴窑制品清新俊逸、秀丽典雅；煤窑制品热烈奔放，画面宏伟；气窑制品釉层鲜亮，明丽浅艳。柴烧钧瓷，有利于在烧制过程中炉温平稳上升。柴燃烧快，火苗长，火焰柔和，所以柴窑制品釉色相互渗化过渡自然。煤烧钧瓷，煤燃烧时间长，不易烧尽，会产生一氧化碳，煤窑制品在烧制过程中存在一种“吃烟”现象，烧出的瓷器颜色重，有一种厚重感。现在最常用的气烧钧瓷，它所用的是液化气或天然气，纯净、少杂质，能够燃烧完全，是最容易操作的钧瓷窑炉。气窑制品一般都颜色明亮。在刘志钧看来，古时的烧瓷多是就地取材，人们在山的半坡处挖洞建窑，在附近挖窑土，砍柴火。现在。虽然科技进步，劳动工具更加先进，但钧瓷烧制依然以手工为主。刘志钧说：“传统的钧瓷手工制作，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的工业化是可以一天造出万件瓷器，但以手工制作为主的钧瓷，才称得上是一种对艺术的传承。”今晚看点第十七集飞霞嫁进邓府几年后，邓家的各分号掌柜在邓府大院中与邓夫人和飞霞对账，邓明轩无所事事地抽着大烟。邓夫人询问邓明轩为什么俩人结婚这么长时间还怀不上孩子，邓明轩只好用抽大烟的借口敷衍过去。第十八集贺焰生等人仔细研究了大瓶的图纸，一致认为如果烧出来了，一定是个好物件。但贺焰生还是坚持不烧。正在二人讨论之时，贺晨回来了，告诉他们俩明天邓府请蒋家班唱戏，只要想看随便看。
《中国工艺美术全集云南卷》开始编撰
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组织编纂的《中国工艺美术全集》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中国工艺美术全集·云南卷》到目前已完成了《云南工艺美术概览篇》《珠宝首饰篇》《金属工艺篇》《陶瓷工艺篇》《木雕根雕工艺篇》《石雕工艺篇》《民族服饰篇》（上下册）《其它工艺篇》（上下册）8篇10册的编撰提纲拟定任务。
《云南卷》的编撰是我省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中国工艺美术全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云南卷》针成为云南工艺美术史上最为权威、最为科学、最为系统、最为完整的集学术性、历史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具有工具书意义的名著；它将收集和统计全省工艺美术产业的数据，为政府推动云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扶持云南工艺美术发展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对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工艺美术技艺，对展示云南民族文化，扩大云南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在省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云南省工艺美术产业的长足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提供理论依据，全面推动云南工艺美术产业健康有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青花的窖藏现象
到目前为止，国内馆藏元青花共计156件，其中窖藏发掘90件，约占总数57.7%。而在90件窖藏元青花当中，1965年河北保定窖藏发现6件；1972年北京元大都建筑遗址窖藏发现10件；1982年江苏丹徒县窖藏发现6件；1982年江西高安县窖藏发现19件；1984年内蒙古赤峰县窖藏发现5件；1986年江西萍乡市窖藏发现9件；2000年安徽繁昌县窖藏发现14件；2001年内蒙古林县窖藏发现7件；2004年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窖藏发现6件。此外，在河北定兴县、新疆霍城县、江苏金坛县、浙江杭州市和四川雅安市等都有窖藏元青花发现。我们把元青花较为普遍而且数量集中从窖藏中被发现的现象称为“元青花的窖藏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元青花窖藏现象？元青花窖藏现象与元末明初的社会历史环境有什么内在联系？为什么清宫旧藏中竟没有一件元青花？在美国学者波普提出元青花“至正型理论”之前的几百年，国人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和认识元青花？在国内，地下还埋藏有多少窖藏元青花？笔者将在今后对这些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元青花月影梅纹高足杯，现藏于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多彩的明代青花瓷
瓷器是品味的象征，也是艺术的体现，家中书房摆一件明代的瓷器，就轻易的把我们和遥远的明代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明朝是一个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青花瓷器艺术的高峰期。明代的瓷器已不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色彩上。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不仅能烧造出花纹更为丰富、体形更为巨大的青花瓷器，还从青花中衍生出了斗彩、粉彩和五彩等多种类型。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独特斗彩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这两件瓷碗一件是没有上斗彩的，而另一件则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
万历极致五彩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永乐三奇宝
永乐是明代青花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佳士得专场推出三件稀有的永乐重器上拍。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绶带耳扁壶，结合了中西方的艺术风格，形制源自伊斯兰地区的器物，造型隽雅和谐，纹饰优美独特，估价逾2,000万港元(Lot1664)。壶身绘有莲花和从奇石中萌发的花草，婀娜曼妙，图案布局对称，花叶枝条作喷泉状向上散射蔓生，并饰以伊斯兰装饰风格的不规则图案，这些图案常见于伊斯兰地区的彩绘砖和金属器，以及某些《可兰经》典籍的皮革扉页。
明永乐青花缠枝葡萄纹执壶，造型挺拔，青花浓艳，在执壶的颈、肩及壶嘴饰以缠枝灵芝纹。壶腹开光内绘折枝葡萄，硕果累累，藤蔓缠绕。开光外饰折枝花纹，近足处饰蕉叶纹，足墙饰海水纹。这是现存唯一以缠枝葡萄为主题纹饰的执壶，为传世中的孤品，殊为珍稀，极具收藏价值(估价:700万至900万港元，Lot1662)。
另一珍品为明永乐青花葡萄纹菱口盘，釉光莹润如玉，青花发色艳丽，盘心绘折枝葡萄，枝叶翻倦，藤蔓缠绕，硕果累累；外壁饰灵芝、牡丹、菊花等十二组折枝花卉。永乐青花纹饰明显地较元代疏朗，描绘手法趋于自然、写实。此器所绘的葡萄纹饰，画工独特，带阿拉伯风情，应是为出口中东专门烧制的，在伊朗阿德比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宫都有收藏(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Lot1661)。
插牌：永乐是明代青花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
仿古瓷制作的发展历史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几千年来，古代匠师们创造了无数技艺精湛的瓷器珍品，遗存下来成为文化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在这些遗物中有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创新之作，也有后代仿制品，无不表现出高超的制瓷技巧。就仿古瓷而言，早在宋代，当时的几大名窑就有其他地方窑对之加以仿造的情形。元代瓷器中，则仿宋代钧窑和定窑较为突出。尤其明清两代，仿前代瓷器更加兴盛，各朝均没有中断过。仿品的制作技术不断更新，有的达到“乱真”的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原有水平，而不同时代的仿品，又有不同的风格，从而丰富了制瓷的工艺。
“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明代景德镇瓷业无论官窑、民窑都极兴旺。当时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厂”，专烧供宫廷使用的瓷器。在生产御用瓷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卵幕杯”、“流霞盏”最为著名。
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是明代瓷业的黄金时期。一般说来，永乐、宣德瓷器以“鲜红为宝”，“青花为贵”；而成化瓷器则一斗彩名世。然而当时在仿古瓷方面也毫不逊色。从现存的藏品看，这一时期景德镇窑仿烧的汝、哥、龙泉等宋代名窑瓷器，精美程度不亚于宋代。
到了明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风格又有变化，瓷器胎体厚重，追求奇靡，五彩斑斓，花纹繁褥。但由于国势渐衰，整体工艺水平下降，古时人特别推崇明初瓷器。如王世贞《觚不觚录》中说：“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增十倍”。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说：“宣德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神宗实录》更有“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杯一双，值钱十万”这样，明中后期出现争仿写前朝年款，以仿宣德、成化款最为常见。此外，这一时期仿宋代官、哥、龙泉窑瓷器也很流行。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发展臻于极盛。这三朝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本人都非常喜好瓷器。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乾隆两位皇帝还历次亲自诏令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造历代名瓷。因而这一时期的仿造水平很高，所仿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多已达到理想境界。当时以“郎窑”、“唐窑”制品最为逼真。郎窑是指康熙时由郎廷极兼任陶务官时的景德镇官窑。清人刘廷玑著《在园杂志》称赞“近複郎窑为贵，紫桓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黝水颜色，橘皮综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唐窑一般指乾隆时的景德镇窑，实则贯穿雍正、乾隆两朝。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博才多艺，并能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经过刻苦钻研，居然成为“深谙土脉、火性、诸料”的制瓷专家。在他直接管理和指导下，景德镇窑成就惊人。仅雍正后期，短短几年间，便烧造出仿古品种四十余种，另有创新品种十几种。乾隆时又有更多的品种问世。这一时期的仿古瓷技术上精益求精，但并无牟利目的。特别是官窑的产品，烧出来是为皇宫御用的当然更不敢真的用来鱼目混珠。所以许多仿品并不仿写前朝年款，而是直书本朝年号。
清末明初，中外人士搜求历代古瓷者渐多，古董行生意兴隆，因而仿古和造假能手亦相继涌现。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与宋代各大名窑，乃至明代德化白瓷、山西法华以及明清各朝各代各类品种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烧造时的用意即在于拿来冒充真品，所以就不但要求“神似”，也极力追求每一点细节的“形似”，诚可谓处心积虑。加之当时去古未远，匠师们的经验、技艺、工具、环境、修养以至心境都与古人接近，因此，仅就烧造瓷器中的赝品——假古董而言，这一时期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总的看来，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无非出于两个，一是发思古怀旧之心，保持传统品种；二是以假乱真，牟获商业利益。前者对瓷器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既是嗜古、仿古之风极盛的时期，也是大量新品种涌现的时期，可见在瓷器发展中，仿古不但不妨碍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创新。然而另一方面，从文物收藏和鉴定的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仿制品，就会给我们今天的鉴别造成困难。特别是古代那些技艺精湛的仿品，即便制作者当初的用心完全纯正，也不能排除后利用其仿作来假冒真品，牟取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