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是中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内地多个城市开展了与此相关的丰富活动。
景德镇重建元代馒头窑再现“元青花”魅力
王昊阳在江西景德镇报道:“文化遗产日”当天,景德镇元代馒头窑窑炉奠基重建,拟于今年10月在景德镇期间试烧,有望重现“元青花”与元釉里红瓷的惊世魅力。
为复原元代挛窑与烧瓷技术,重铸享誉世界的“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召集多位窑炉与制瓷专家,开始重建馒头窑,以元代历史为参照,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复原元代馒头窑。
6月11日上午,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内,景德镇市文物局局长江华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胡家旺等人握揪挥土,举行元代馒头窑窑炉奠基仪式。
景德镇元代馒头窑由江西陶瓷研究所设计,国家文博研究员周荣林以及景德镇挛窑师傅余云山等人多次讨论,对窑炉烟囱、建材等问题进行反复研讨,最终达成一致。
“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吕子豪在河北保定报道:设于保定的中国直隶官府菜研究会11日宣布,在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中,河北省保定市申报的“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榜上有名。
当日,中国直隶官府菜研究会会长、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传承人梁连起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称,该研究会依据入评“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的上千本明、清、民国时期的老菜谱和相关史料,成功挖掘开发出“李鸿章烩菜”、“鸡里蹦”等400余道直隶官府菜品,并复原了失传上百年的美食器皿“温盘”。2006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正式入选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第一个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申报成功的中国菜品。
以酱香味为主兼具多味的直隶官府菜,首创于清康熙盛世时期的直隶官府,完善于皇帝行宫及保定官府,鼎盛于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督直之时。
前不久,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文物局、禹州市人民政府等在星航钧窑公司举办了钧瓷柴烧日活动,并召开了“钧瓷烧制技艺保护和传承理论研讨会”。与会的国家和省内钧瓷界、艺术界的知名专家就钧瓷柴烧技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对钧瓷技艺“申遗”工作已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批程序给予特别关注。
专家们的论证给拥有“中国陶瓷文化之乡”称号的许昌人、禹州人一个提醒,要关注钧瓷技艺“申遗”工作的进展,这对钧瓷及其技艺传承尤其重要。
首先,“申遗”是钧瓷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许昌、禹州两级政府高度重视钧瓷的有序传承,采取有效措施让钧瓷文化走向世界,这包括钧瓷走进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博鳌、世博、联合国等举措。
这些举措与钧瓷技艺“申遗”成功相比,影响相对要小得多。钧乡人所做的努力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申遗”成功的话,就会成为“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身为钧乡人要为钧瓷技艺“申遗”成功鼓与呼,同时这也是为钧乡人增光添彩、大长脸面的盛事。
其次,对钧瓷技艺有效保护、有序传承的促进。专家们对钧瓷技艺和传承有自己的观点,这些理解和观点是高屋建瓴的。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技艺还是唐宋之烧制技艺。其中,柴烧才是传统的技艺。星航钧瓷窑炉博物馆的18座历代钧瓷窑炉正担当了传统技艺的传承。柴烧、煤烧皆为走传统之路。
今天我们要保护和传承的正是柴烧、煤烧、手拉坯等技艺。保护传承不应面面俱到,不分伯仲,而要传统正宗。专家们特别提醒,传承必须是“真经”,而不是“变异”的伪技艺,否则会以讹传讹,有悖于钧瓷艺术的真正繁荣。
最后,促进钧瓷艺术健康有序繁荣。作为艺术的繁荣,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在普及,而在提高;不在低俗,而在高雅;不在平庸,而在档次;不在工艺,而在艺术。钧瓷艺术的繁荣,已经走过弯路,以后应尽量避免。专家们的观点:健康的繁荣应当是“宁缺毋滥,宁雅毋俗,宁拙毋巧,宁精毋劣,宁古毋新”。“申遗”成功的一天将是钧乡人震撼、振奋、骄傲、自豪、荣耀的一天。关注钧瓷技艺“申遗”成功,应是钧乡人的美好期待。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联通了海上“陶瓷之路”,使我国的对外交通形成网络,在直接促进国内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推动了唐、宋时期的对外开放。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以及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各种文化书籍借此向海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皇朝国门四开、不拒往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真正使丝绸之路畅通。欧罗巴各国的使节、商人不断从南方,从江南运河、邗沟、汴河趋向皇朝的首都长安。隔海相望的新罗、日本,远隔重洋的阿拉伯帝国、波斯、天竺,与我国频繁交往。经唐朝不断疏浚的隋唐大运河能够接受他们庞大的海船和船队。”
隋大运河史称“南北大运河”,选线具有开创性,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全部完工以后,南北的物资可直达长安,它首次由北向南缀连了五大水系,是隋、唐、宋时期国家运输的大动脉,贯穿了华北平原、淮海平原和杭嘉湖平原,使得漕运惠及整个中国。它以漕粮为主兼及其他商品的水路运输,使运河地区发展成一条巨大的经济带;它连接时间、空间,跨越陆地和水域,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思想的交流,还推动了文化区域内或各文化地区间的共同发展,对于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迁徙和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带动了运河沿线与支线附近城镇的整体兴旺,形成运河沿线独有的自然景观风貌和历史文化遗迹。
大运河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廊道,是古代名胜古迹荟萃的博物馆,是古人运用水利工程、地理科学和相关内河航运技术的资料库。作为隋唐大运河这样一类大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对于它的研究和保护必须融合其生长的环境和背景,统筹兼顾进行整体保护,深层发掘大运河在各时期、各区域所体现的重大价值,体现出线性遗产“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价值”的特点。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文物保护档案专项基金管委会副主任、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馆长、淮北市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丁仰振先生,长期致力于淮北段大运河古陶瓷遗产保护的公益事业。30余年中,不辞辛劳,倾一己之财力、精力,在淮北段大运河数十公里范围内,从众多百姓手中,征集了数千件陶瓷器。其中1000多件已无偿捐赠给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对此义举,中共淮北市委、淮北市人民政府给予高度赞扬。150余件陶瓷器捐赠给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杭州市人民政府给予高度评价及奖励。对于其在北京举办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给予充分肯定。
隋唐是中国运河体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是大规模开挖、修缮、疏浚大运河的时期,也是大运河航运繁荣的时期。隋炀帝所开运河共有四段,即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永济渠,其中安徽省境内的运河为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通济渠开凿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其自板渚引黄河水,经荥泽入东汉汴渠,至开封后,与古汴渠分道折向东南,流经商丘、永城、濉溪县(柳孜)、宿州、灵璧、泗县、古泗州入淮,成为贯通黄河与淮河、长江水系的重要通道。通济渠在隋、唐、宋三代作为主要的运输通道沿用,疏浚工程不断,入南宋后十余年由于战乱频仍、疏于维护等原因于元初而荒废。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联通了海上“陶瓷之路”,使我国的对外交通形成网络,在直接促进国内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推动了唐、宋时期的对外开放。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以及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各种文化书籍借此向海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皇朝国门四开、不拒往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真正使丝绸之路畅通。欧罗巴各国的使节、商人不断从南方,从江南运河、邗沟、汴河趋向皇朝的首都长安。隔海相望的新罗、日本,远隔重洋的阿拉伯帝国、波斯、天竺,与我国频繁交往。经唐朝不断疏浚的隋唐大运河能够接受他们庞大的海船和船队。”
隋大运河史称“南北大运河”,选线具有开创性,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全部完工以后,南北的物资可直达长安,它首次由北向南缀连了五大水系,是隋、唐、宋时期国家运输的大动脉,贯穿了华北平原、淮海平原和杭嘉湖平原,使得漕运惠及整个中国。它以漕粮为主兼及其他商品的水路运输,使运河地区发展成一条巨大的经济带;它连接时间、空间,跨越陆地和水域,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思想的交流,还推动了文化区域内或各文化地区间的共同发展,对于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迁徙和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带动了运河沿线与支线附近城镇的整体兴旺,形成运河沿线独有的自然景观风貌和历史文化遗迹。
大运河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廊道,是古代名胜古迹荟萃的博物馆,是古人运用水利工程、地理科学和相关内河航运技术的资料库。作为隋唐大运河这样一类大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对于它的研究和保护必须融合其生长的环境和背景,统筹兼顾进行整体保护,深层发掘大运河在各时期、各区域所体现的重大价值,体现出线性遗产“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价值”的特点。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文物保护档案专项基金管委会副主任、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馆长、淮北市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丁仰振先生,长期致力于淮北段大运河古陶瓷遗产保护的公益事业。30余年中,不辞辛劳,倾一己之财力、精力,在淮北段大运河数十公里范围内,从众多百姓手中,征集了数千件陶瓷器。其中1000多件已无偿捐赠给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对此义举,中共淮北市委、淮北市人民政府给予高度赞扬。150余件陶瓷器捐赠给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杭州市人民政府给予高度评价及奖励。对于其在北京举办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给予充分肯定。
我个人一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命题表示质疑。首先作为“文化遗产”,必定是先人的文化遗存,它涉及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记忆,而非效益。但作为“遗产”,它又深刻地具有某种经济学范畴的气息,这甚至可以被认定为人类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权利概念,以及某一种世界性强势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干涉性文化规范。因为我们顺着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思路,迟早会将一些文明群体的母语,也纳入文化遗产来对待。这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甚至是一种文明的暴力。
因而,全世界范围内,被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多或少地,沾染了资本再发现的味道。于是就产生了今天的国内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发现一处毁灭一处的文化灾难,假以保护的名义,反而毁掉了大量自然存在的文明痕迹。
陶瓷,毫无疑问是中华文明的物质母语之一。但这一母语,早已不再是某种特定文明的独有语种。它已经广泛地成为了世界性文化语言,并且一直鲜活地存在着。因而,陶瓷本身,并不能作为文化遗产来对待,正如我们不能将布匹或者纸张,当做人类的某一类遗产。在时间与空间的本质里,陶瓷也好,布匹也好,纸张也好,从发明开始,到今天,依旧处在同一个时空界内,成为一种恒常性事物。
那么,关于陶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并非与陶瓷有关,它仅仅与以陶瓷为文化呈现载体的历史文化特征和技术有关。那么,陶瓷范畴里的“文化遗产”,其实是一种共性遗产,涉及陶瓷的,也有可能涉及纸张与布匹,或者其他的各类型恒常性文化载体。
那么纯粹的陶瓷,仅仅是母语的发音特征,这是中华文明物质母语的根本基因。千年陶瓷文化的流转,并没有改变陶瓷作为泥土造物的根本属性,变化的,只是语气和语感,以及表达的方式。
那么,有关陶瓷的文化嬗变,就与人类文明的文化嬗变如出一辙。它依然涉及到文明的冲撞与融合,文化的交流与拟仿,统治学与美学的衍生关系。
因而,本期策划的,有关陶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命题,其实更多的,将从非陶瓷的文化现象的变迁入手,从绘画以及绘画的材料、审美趋势与变迁、先人们对待陶瓷的态度与精神,来考察陶瓷文化范畴里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性。
而保护这些遗产,也必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绝不能以保持旧样式的不变为使命。正好比对语言的保护与发展,是以合适的交流使用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语言的古老特征为前提,否则,今天的我们,将无法使用汉语进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