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30年代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最初葡萄牙人从中国买回的瓷器应该是普通的中国风格瓷器,这类瓷器现在也还常能在西方看到。但是很快的葡萄牙人就开始订制他们喜欢的西方风味的瓷器,例如于基督教题材有关的瓷器,大家族的徽章瓷器以及少量写有船员名字的瓷器。
但是当时因为葡萄牙人没有稳定的据点来进行瓷器贸易,而且贸易业是非常的不固定,因此订制的东西往往拿不到。所以这类瓷器往往都是为王室或上层贵族定制的。目前据知最早的一件订制徽章瓷器是1517-1521年间,葡萄牙人为葡王曼奴埃尔一世订做的一件青花瓷罐。而另外一件较早的青花水壶上的家族徽章则被认为是嘉靖时期到中国贸易的帕首投父子(Peixoto)的。
因为订做特殊瓷器在这一时期不太现实,而且数量少,价格高,不利于大量出口,因此中国瓷器商人特别设计生产了符合西方人审美要求的克拉克瓷器,给中国瓷器赋予了符合西方的审美要求的形式,因此很快就大批量生产出口到欧洲。
万历时期的克拉克小碗,青花采用浙料,明亮淡雅,胎质细腻,釉水滋润
从国外档案记载和中国窑业遗址的研究,目前知道最早的克拉克大概是万历初期出现的,而在此以前出口的瓷器大概都是明代的内销瓷器。最迟到崇祯时期,克拉克已经有多种样式可供选择。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1639年荷兰商人在定购瓷器时就按造样本指定了瓷器的模式和种类。可见当时的中国瓷器商人已经制作了不同种类的模盘供西方商人选择。
克拉克瓷器最早是由景德镇生产的,其布局多半采用外圈由多个开光或锦地开光图案组成边饰围绕中间主要图案的形式,图案主要是中国传统的花鸟、人物,吉祥物等样式,到后来也出现充满异国情调的繁密纹饰,新颖的郁金香纹样和西方的神话,宗教,人物和社会生活图案。
克拉克瓷器质地细腻,画工精美,胎体轻薄,釉水明亮,发色雅致,颇受欧洲贵族厚爱,几乎畅销整个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高档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器,“以高岭山优质高岭土(以土膏形态赋存的次生高岭土或伟晶岩的风化物)掺合瓷石制作。器壁薄腻,胎骨洁白,透光度好,青花呈色兰翠,优雅、明快、绘制萧洒生动,完全可以和明清官窑最佳瓷器媲美”。
崇祯时期的克拉克瓷盘,中国主题加荷兰郁金香文饰
摘自MauraRinald《KraakPorcelain》
当时内销的瓷器往往大都选用质量不太好的胎土,而克拉克瓷器则基本选用优质高岭土生产,秉承了中国人把优质产品出口到国外的一贯原则。这主要可能是因为出口瓷器的价格和利润高于内销而且可以大批量生产的原因。
除景德镇外,国内福建地区也在十六世纪后期开始大量仿制生产类似的瓷器,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建的漳州所属的一些窑口。此外在国外,日本也开始仿制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
福建漳州所属窑口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开始仿制克拉克瓷器,生产的这类瓷器的主题尤多见凤凰,麒麟,寿字,松鹿,渔藻,飞马,鸭戏荷塘等图案。而其开光中则往往爱画牡丹,莲纹,竹子,八宝等。汕头器的画工较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要粗糙,不过因为其用笔粗圹豪迈,毫不拘束,不少图案也显得相当有力度。
得益于地理位置临近当时的官方对外港口-月港,福建克拉克大量销往日本和东南亚,也有一些销往欧洲。到了十七世纪初期,外国海船等外国风味的图案叶开始在汕头器上出现[33],但是传统的主题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
明晚期漳州窑克拉克,摘自Christie"s《TheBinhThuanShipwreck》
福建生产的这类瓷器较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质地粗糙,发色灰暗,釉水浑浊,胎体厚重,采用颇釉的上釉方法,因此釉面不平整,与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器区别比较明显,因此国外把这类福建生产的仿克拉克瓷器称为”汕头器“(因为他们开始误以为这些瓷器是由汕头生产的)。
福建生产的这类瓷器当时被称为“粗瓷”,这类瓷器大部分是出口东南亚用来换取香料而不是出口西方,西方人一般更喜爱质量高的多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器。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维克他。斯宾科尔记载到:“这个季节来这里(爪哇)的中国人不会带来任何值得运到荷兰的瓷器”。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材料也记载荷兰的商船也将中国粗瓷运往加尔各答销售获利。这类粗瓷除了销售东南亚外,在日本也格外畅销。在某些时期,这类粗瓷也有不少被销售到了欧洲,但总的说来比重不大。
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直到清早期景德镇还有少量生产,而福建窑口到清中期也还偶尔有生产。
克拉克瓷器应该算是早期出口瓷器中最主要的一种样式了,当然这种样式只是从总体上来说的,其细微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这类试样是中国瓷器商人和工匠为西方商人设计的并大批量规模生产的,当然也有可能在设计过程中采用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图案设计。
康熙晚期的西方主题的可拉可瓷器
明代御窑瓷器的年款也就是明清两代官窑瓷器的标志,瓷器上的款识常见有题记款与年号款两类。瓷器上题记年号从北宋时期已经存在。然而那与我们今天常见的明清御窑瓷器上的年号款并不是同一的概念。
瓷器的年款能够发展成为明清时期这么成熟的年款标识,自然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明代是十分重要的朝代,其中明早中期更是皇帝年款变化与形成的重要时期,但是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在明代洪武时期的瓷器上尚未见署有皇帝年款者。
永乐瓷器的年款
瓷器的年款被我们所熟知的这种形式的年号款,始于明永乐时期。虽然明代文献记载明永乐时期的年款只见于压手杯一种器物上,但就目前所见传世及考古发掘出土器物,还有甜白釉的碗、高足碗,宝石红釉高足碗几类器物。不过,所有款都见于内底,个别见于内壁,均为四字篆书。
宣德瓷器的年款
明宣德时期,是御窑瓷器年款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所见皇帝年款不再像永乐时期那样单一,开始还有学习永乐时期的痕迹,底心书四字篆款,逐渐产生了我们最为熟知的“宣德年制”四字楷书款,并迅速发展成“大明某某年制”六字年款,只不过有写在底心的,有写在外底心的。有三行的,有竖着写的官窑底款。
明官窑瓷器没有年款的朝代
宣德之后是所谓的“空白期”,也就是明正统、景泰、天顺时期。诸多考古发现已经表明,空白期并没有停止瓷器生产,但是的确尚未发现署有年款者。
明成化瓷器的年款
署款方式、位置历经变化多端的宣德时期后,到明成化时期,瓷器年款延续宣德时期的一些改变,并逐渐形成规律。自此直至清代,御窑瓷器年款形式基本定形,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变化。成化时期年款书写比较规矩,但也有例外,如大字写的近乎人字,成字少了一点。
明正德瓷器的年款
明正德时期,除常见模式外,见巴思巴文款流行。此外,还见有“正德年造”款。此件器物系2014年景德镇御窑遗址发掘首次发现,与大量正德时期器物同出,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瓷器款识的认识。
明嘉靖瓷器的年款
隆庆明隆庆时期,瓷器年号款常见“隆庆年造”、“大明隆庆年造”款,颇具特色。
明万历瓷器的年款瓷器
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据陶瓷收藏网)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艺术品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上世纪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收藏品,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上世纪30年代的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五代 定窑白釉“官”字款碗(刻划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国古代在陶瓷上所落的款识,大致可以分为刻划款、书写款和印制款这三大类。在这三大类落款方法之中,又可以细分出更多不同形式的落款。虽千变万化,但不离其宗。
在这三类款识里“刻划款”出现的年代应该相对最早。在陶器上用硬物刻划出痕迹的技术要求很低。烧制之前在湿软的陶胎上,树枝草棍随便一划就可以完成。就算是在烧制完成的硬胎上刻划也不算什么难事,完成的只是物理的变化。但是在陶器上书写款识的难度相对就要大一些,起码要等到有适合的颜料和类似毛笔一样的工具出现之后才能达到。经过考古发掘的研究,人类早期烧造和使用的陶器都是单色的红陶、灰陶等。复色的彩绘陶和彩陶直到新时期时代晚期才逐步出现。所以用另外一种颜料在陶器上用书写的方式落款较之刻划款的出现一定更晚。
新石器时代 马家窑彩陶钵
虽然人类在陶器制作当中很早就使用了印制的方法,比如印制一些简单的绳纹或者麻布纹作为装饰。但利用印制的方法落款,起码要等到人类有意识、有要求的大批量生产同一类陶器的时候才会出现。否则为几件陶器专门制作一个落款的印章,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印制的目的就是利用工具复制,提高效率,保证一致性的同时节省人力。
另外印章的出现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实物就是商代的,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但是这两枚印章由于缺乏出土资料的证明,年代尚有很大的争议。目前普遍的认为印章的使用流行年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距离我们今天已经很近了。
中国的瓷器是在陶器的基础之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直至东汉、三国时期才逐渐成熟。早期的瓷器也像陶器一开始那样,都只是单颜色的。要使用其它颜色的彩料在瓷器烧制之前落款,当时还是达到不了的。即使是用书写的方式落款,也只能是等瓷器烧好后用墨汁拿笔去写。不过这种方式很难长久的保存下来。
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带有准确纪年款识的最早的一件瓷器,是一件越窑的青釉虎子。1955年出土于江苏省南京市赵氏岗一座东吴时期的墓葬。如今被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还被列为了第三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国宝之一。在这件虎子的器腹当年的工匠用利器刻了“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十三字的铭文。“赤乌”是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的第四个年号,“赤乌十四年”准确的记录这件虎子制作于公元251年,距今已有1766年。
至于在这件越窑虎子之前,究竟还出现没出现过书写款和印制款的瓷器,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凿的实物证据,不得而知。目前我们只能认为,瓷器在最初落款的方法就是刻划,在此之后才又慢慢的出现了书写款和印制款。
中国瓷器从宋代开始有官窑瓷器,专门的造办处,在明清时期到达鼎盛繁荣状态,而各朝各代因皇位的更替不同的朝代使用的款式都不相同,款的书法特征、用料、位置等都有所区别,对后世古董鉴定带来一定的困难,甚至于同一朝代所用款式也不相同,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下清代官窑瓷器的官窑款有哪些特点,官窑款有何区别。
清代共有帝皇十个,其朝代所产官窑瓷器都有帝皇纪年款的瓷器传世,他们依次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瓷器最为鼎盛的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
顺治官窑瓷器
以书写“大清顺治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款为主,也有写“顺治年制”四字款。款字用笔有力、起笔见峰、住笔见顿、划多下拉、勾捺上剔,但整体布局不甚规整。
康熙官窑瓷器
康熙年间已经可以制作珐琅彩的瓷器,其官窑款多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或三行青花楷书款,晚期有少量篆书款。前期常见干支纪年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等。本网资料库内有一对康熙青花杯,落款为“大清丁未年制”,是康熙六年的瓷器。珐琅彩器上书“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料款。其字体前期宽大,笔划粗重挺拔,顿捺明显。后期字体清秀,在具体写法上也有细微区别,熙字四点多为直点或顺点,少逆点。年字三横前二横较短,第三横较长,且紧紧上靠,一竖较长。款字外饰有单圈、双圈、双正方框等。
雍正官窑瓷器
主要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青花双圈款,也有双方框款,其次是多用于单色釉瓷上的三行六字篆书款。从字体上分析,雍正款识由专人题写,所以各类瓷器上的字体大致相同。楷书款早期为三行双圈,晚期为双行双圈或双框。“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刻款主要用在仿均、炉均和茶叶末等器物上。“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堆料款仅用于珐琅彩瓷。
乾隆官窑瓷器
瓷产量极大,官窑款用得最多的是“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款字一般以青花书写为主,但亦有抹红写款,在白瓷、茶叶末、珊瑚红等特殊器物上往往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刻款。
嘉庆官窑瓷器
一般都用“大清嘉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主要为青花、无栏框。亦有少量楷书款。粉彩器上常见抹红款。个别器物用刻划款。
道光官窑器一般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青花款为主,也有抹红款及描金款。茶叶末、炉均釉等器物上则为六字刻款。个别粉彩器上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地描金篆书款。道光时期落有堂名款的如“退思堂制”、“山解竹主人造”等,大多是精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读书的地方,后期也成为道光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故题有“慎德堂制”红款的道光朝瓷器应是道光皇帝的御用瓷。
咸丰及其后的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官窑瓷器
兴起楷书题款风气,大多为六字双行或六字三行“大清××年制”款。款外均无圈框,字体工整,清秀修长,有青花、红彩、金彩、墨彩及刻款等形式。这一时期篆书款不多。其中光绪时署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及“长春同庆”、“永庆长春”等款的官窑器最为精致。
清代官窑瓷器作为古董市场藏量最大也较为精美的官窑瓷器,市场和经济价值也比较高,所以仿造品就很多,故此大家在古董鉴定过程中,要从各个方面去考量,本文提供了清朝官窑款的识别和如何去鉴定是不是官窑款。藏友们可以借鉴一下。
雍正一朝,御窑名品迭出,独步大清一代,是中国古陶瓷史上成就辉煌的一页,也是海内外瓷器拍卖市场上的领跑者。像雍正官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曾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150万港元创下清代瓷器拍卖的世界最高价,同时在内地拍卖市场上,雍正官窑瓷也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元的身价。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三多果纹胆瓶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0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该瓶为雍正朝典型风格的器物。其直口,长颈,鼓腹,圈足,口沿用青花描绘一道连环回纹,下面吊饰三组青花尖叶纹并间绘上三个釉里红变形石榴,颈腹部描绘“三多果纹”,分别是折枝蟠桃、折枝石榴、折枝荔枝,它们都由一朵灵芝承托,使整个构图增添祥瑞之气。画中硕果细叶,疏密有致。红艳夺目的三多果强烈突显其寓意的主题。传统常见三多是以佛手、桃、石榴组合纹饰,其中佛手寓意福气,桃寓意多寿,石榴寓意多子。三者结合,寓意多福、多寿、多子。而雍正一朝的瓷器上许多三多纹饰均以荔枝取代佛手,究其原因很可能与雍正帝个人喜好有关。
清雍正青花缠枝莲纹铺首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5.4cm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
敞口束颈,丰肩鼓腹,敛胫圈足,肩贴饕餮衔环双铺首,器型古雅端庄。自上而下分绘海水江崖纹、变形芭蕉叶纹、缠枝莲纹、覆莲瓣纹等六层纹饰,其间以突起的弦纹相隔,使器型更富于变化。运用模仿明代永宣青花画风的点染画法,全器绘画流畅细腻,层次清晰,青花鲜艳浓郁,釉面匀莹润泽,品相完美。目前所知,与其相同者仅有一件,弥足珍贵。
清雍正翠绿釉瓜棱瓶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1.5cm款识:“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刻款
单色釉瓷器纯净典雅,少人工匠意而富天然韵致,去雕饰之美而独存魅人色彩,一直为世人所重,雍正皇帝对此也百般追求。在位期间对内府所藏官、汝、哥、钧等宋瓷颇为灵情,屡命内务造办处奉宋旧器至御窑厂仿造,加上有唐英如此杰出的艺术家竭力钻研督造,仿古创新集诸色之大成,从而使清代单色釉瓷器制作步入历史的颠峰,让后世望尘莫及。翠绿釉瓜棱罐,呈瓜棱形,敛口,硕腹,圈足,素地无纹,通体及内壁施翠绿釉,发色匀净,清澈晶莹。底刻“雍正年制”篆书款。品相完美。
清雍正柠檬黄釉印花纹杯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8.8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该杯直口、深腹,近圈足处模印变形花瓣纹一周,纹饰极具动感。杯外壁施黄釉,内壁及底施白釉,胎体轻薄,釉色莹润,色泽淡雅。底书青花双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当年崭新的蓝布锦盒,随着时光流逝如今已褴褛离析,但盒中御杯依旧葆光焕发,完美无缺。目前,公私收藏品均不见相同者,堪称绝代孤品。
柠檬黄釉是以氧化锑为主要呈色剂的低温色釉。康熙时期,内务府珐琅作已使用从西洋引进的锑黄作为珐琅彩瓷器的彩料和色地。柠檬黄釉始创于清代雍正年间,由于这种黄釉的颜色比传统浇黄釉更为浅淡幽雅,故又称为“淡黄釉”。清代文献称之为“西洋黄”、“洋黄”。雍正十三年唐英撰《陶成纪事》记载了“岁例供御”的五十七种彩、釉,其中的“一西洋黄色器皿”所指便是柠檬黄釉。
传世所见柠檬黄釉以雍正朝制品的质量最好。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柠檬黄釉瓷数量绝少,器型多为盘、碗、杯、碟等圆器。清宫《乾隆记事档》载:“乾隆三年元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洋黄三寸碟、洋黄里外收小三寸盘……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照样烧造送来。”此处所说的“洋黄瓷器”当指雍正朝的旧物,说明乾隆初年宫中所存柠檬黄釉已经不多,需要仿烧才解决短缺的问题,反证雍正时期的柠檬黄釉烧造数量十分有限,否则相隔短短数年皇帝无需专门传旨仿造。
清雍正粉彩双龙捧寿仙鹤纹大盘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54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青花楷书款
盘敞口,折腹,圈足。此盘形制巨大,折腰造型较为少见,口沿描金。盘心绘双龙捧寿,一龙以胭脂红绘就,一龙施以海水绿,对比鲜明。盘内壁饰八只姿态各异的飞鹤,龙腾鹤舞,翱翔于五色祥云之中,充分体现出“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气势、神韵。盘外壁以矾红彩绘十只蝙蝠,胫部饰汹涌海涛,寓意“洪福齐天”、“福山寿海”。明清官窑瓷器纹饰中多见“单龙捧寿”或“双龙赶珠”。“双龙捧寿”图案十分鲜见,只限雍正一朝,已知仅瑞士藏家AlfredBaur藏有绘相同图案的“雍正官窑黄地青花双龙捧寿纹鸠耳尊”。
此盘造型规整,施彩丰富绚丽,寓意吉祥,雍容华美,亮丽典雅,传世罕见,应是景德镇御窑厂为皇帝特制的祝寿大器,不同于例行烧制的普通官窑瓷器,堪称雍正窑大器精品,殊为难得。据已公开资料:这种大盘传世仅有2件,除本拍品外,器型、纹饰、尺寸完全相同的另一件大盘见于香港佳士得2003年10月拍品667号、北京翰海2004年春拍品1792号。
清雍正窑变釉铺首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款识:“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刻款
尊撇口,束颈,肩饰双铺首衔环,腹饰四道弦纹,圈足略外撇。外施窑变釉,肥厚光亮,紫红相交,色彩斑斓,釉中密集蓝色的斑点,惟口沿部分红色偏浓。圈足内施深浅不一的护胎釉。
清雍正仿官釉五孔方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8.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此为雍正朝创新器型,短颈,方体,肩饰五孔,器身自上而下以三组突起的等距弦纹为饰,使器型更富于变化。通体施仿官釉,釉质莹润凝厚,遍“金丝铁线”开片。胎体厚重,造型古朴。
清雍正仿成化青花缠枝花纹碗(一对)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1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此碗器型、文样皆仿明成化青花碗。内外壁绘缠枝花,内底绘折枝花,其胎体之轻盈坚致,釉面之晶莹光润,青花之幽靓雅洁及色调之淡雅清丽,可说直追成化官窑青花,几欲乱真。
清雍正粉彩麻姑献寿图凤尾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44.5cm
器敞口外撇,长颈,丰肩,鼓腹,圈足,俗称“凤尾尊”。胎质细密,釉质洁白光润。器分上下二层纹饰,口部为太白醉酒图,腹部饰麻姑奉寿图,“蝠”是“福”的谐音,桃象纫“寿”,寓意福寿吉祥。色彩丰富,色调柔和。雍正粉彩素以精巧细腻着称于世,此器即为代表。柔而不艳,细腻淡雅,立体感强,其中的胭脂红色尤其鲜润绮丽,《陶雅》赞叹:“胭脂红者也,华贵中之佚丽者也。”此凤尾尊色彩保存如此完好,十分难得。
清雍正斗彩花卉纹盘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20.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款
盘敞口,弧腹,圈足。胎质细密洁白,胎体厚薄均匀。釉色莹澈如玉。内外皆以缠枝牡丹为主,饰斗彩缠枝花卉。斗彩设色丰富,颜色淡雅柔和,为雍正官窑斗彩器代表作
清雍正青花夔凤纹摇铃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18.3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浅唇口,细长颈,溜肩,筒式腹,浅圈足,似长柄的铜铃。外壁绘双夔凤纹,生动流畅。摇铃尊为清康熙时流行的尊式之一。此器造型典雅,青花发色幽靓,尚存康熙遗韵,当为雍正早期之作。
“宣德”款甜白釉鸡心碗高8.4、口径16、底径4.2厘米,侈口,深腹,斜弧壁,外底有凸脐,小圈足。内外施甜白釉,釉色白中泛青灰,釉质滋润均匀。圈足底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二行款。
“甜白釉”实是“白釉”,在“白釉”的生产过程中把铁的含量减少到最低程度,又在脱胎、半脱胎的洁白胎体上施纯净的透明釉,经高温烧制就能使“白釉”更加诱人,被称之为“甜白釉”。 甜白瓷是在元代枢府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永乐白瓷色调恬静柔润,在视觉上给人以“甜”的感觉,故称“甜白瓷”。明代黄一正所撰《事物绀珠》中载有“永乐、宣德二窑内府烧造,以鬃眼甜白为常”之句,此后“甜白”称谓沿用至今。
永宣甜白釉色瓷器特点
甜白釉瓷是由明永乐年间景德镇官窑创制的一种高白度瓷器,是在暗花刻纹的薄胎器面上施以温润如玉的白釉,经高温烧制而成。
永乐时期甜白釉器物是宫中主要用瓷。
甜白釉瓷器釉下暗花用肉眼难以看出,但通过侧光、放大镜或者灯光透视等,却隐约可见,使原本单一的白色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变化感,给人以亦幻亦真的感觉,所以也叫填白工艺。
甜白瓷在我国陶瓷史上享有盛誉,文献称其“白如凝脂、素犹积雪”。由于甜白釉在生产过程中把铁的含量减少到最低程度,这样就使釉色精细白净,几无瑕疵,看起来非常诱人的釉色因此,明代的“甜白釉”受到后代的极高评价,被称为“甜白”、“堆蜡美玉”、“纯净无杂”、“透亮明快”等等。体现了中国瓷器美学从形的体验到神的感受的升华,反映了时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和高超的制瓷技艺。
2004年国内出版的一本关于青花瓷图鉴的书中,作者向读者们介绍了一只“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照片,并另附底部“英宗年制”青花四字楷书款特写照片。从鉴定角度来说,别的什么特点、特征都可以不论,单从这只梅瓶的青花四字款,就能断定它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知识的制赝者所做的蹩脚货。
大约从周朝开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特别重视“礼”的制度建设与规范作用,上自国君贵族,下及黔首百姓;大至邦交征战,小到待人接物,无不制定出一套“礼”来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就是对死了的人,也制定出“谥法”来进行评价性的盖棺论定。“周文王”、“秦穆公”、“汉高祖”、“唐哀帝”、“宋太宗”、“元世祖”、“明孝宗”、“清圣祖”等等,都是这些国君或皇帝死后,皇位继承者、贵族和大臣们对他们议定的谥号。因此,古代的国君、皇帝们生前既不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谥号作为纪年工具。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某位皇帝活着的时候让臣下为自己预先拟定了一个满意的谥号,他也绝不会用这个谥号作为自己临朝称制的年号,这种荒唐的事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没有发生过。而且老国君、老皇帝死后,他们的继承者新国君、新皇帝可以给已死的前者以辉煌的谥号,但绝对不肯、也没有人用已死者的谥号来作为自己在位纪年的。清代只有嘉庆四年以前的官窑瓷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这是因为乾隆活着就把皇帝位子让给儿子顒琰来坐,他当了太上皇。儿子为了取悦和尊敬仍然手握实权的老子,就让官窑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但国家纪年已从乾隆六十一年元月改为嘉庆年号了。
在明代永乐朝以前,除了瓷器铭文(不是专门款识)中有使用皇帝年号者外,作为有意识标志该器物生产制作年代的,往往以工匠个人的表达习惯,在器物的胎体上刻上时间,或者由器物的使用者用墨书方式写上时间,笔者收藏的一只用做陪葬器的元代定窑系白釉碟残片就是物证。这只白釉碟高3.3厘米,复原口径14厘米,足径4厘米,碟心内刮有涩圈。从圈足小、足墙外撇、足内心留有乳钉可以鉴知,这只白釉碟是元代产品。在碟外圈足周围未上釉的胎面上,有墨书“大德九年十月×文”字样,圈足内亦墨书一“文”字。查“大德”年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只有南宋高宗初期同时代的西夏王朝崇宗赵乾顺和元朝成宗铁穆耳两位国君使用过。西夏的“大德”年号仅用了5年(公元1135—1139年),元成宗铁穆耳使用“大德”年号共计11年(公元1297—1307年),所以,从墨书纪年上也证实这只白釉碟应是元代产品。
从资料可证,正式以在位皇帝年号在瓷器上署写“××年制”或“大明××年制”、“大清××年制”等款识,并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制式署款方式,中国古陶瓷界以真品实物为依据,公认是从明代永乐朝开始的,此前没有这种署款方式。但当时署款器很少,目前仅见永乐官窑青花压手杯等,这种署款方式在明宣德朝才普遍使用并传至清末。“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所写的“英宗年制”款,犯了两个低级错误:其一是不懂得“××年制”这种制式署款方式出现的时代,将明代才开始出现和使用的制式署款方式拿到宋代乱用。其二是不懂得谥号来源和用途。宋英宗名赵曙,是宋仁宗赵祯的养子,登基后改元“治平”,在位四年,死后谥号英宗。“英宗年制”款的矛盾在于,赵曙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死后谥号英宗,怎能在活着时用谥号纪年?他不嫌晦气?赵曙死后其子赵顼继位,改为“熙宁”并用之纪年,并无用英宗谥号纪年之事、之理。因此,单从这件器物的底款,就可判断其为伪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