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存世稀少，元青花的价格持续上升。面对庞大的国际化的收藏需求，屈指可数的元青花大罐只能越来越成为许多收藏家的梦中追求。
虽然近来元青花瓷器特别是大罐类器物屡创高价，但从国际艺术品市场的过往经验和发展趋势来判断，这只是价位攀升的开始。
审美性、创造性和稀少性是顶级艺术品的共性，同样也是元青花的核心价值。
艺术性带动收藏效用
凡美好的东西都是人们竞相追求的目标，美是艺术的前提，一件古代艺术品不会只因为它是古代文化的遗物就变得珍贵，她必须得满足审美性、创造性、稀少性三方面严格要求才能被称作珍宝。
收藏和投资经通常目的不一样，因此两者要分开来看待。艺术品存在审美的主体和客体，二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统一性，对艺术美的理解每个人由于自身文化素养不同会造成审美视觉不同，同一件作品在一些人眼里看上去很美，可能在另外一些人眼里看上去就不那么美了，反之亦然。
中国古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各朝各代陶瓷艺术作品有的粗有的精，民间使用的瓷器数量大，粗者多，皇家使用的则大多是千挑万选的精品。古陶瓷粗者，其贱也在粗，其贵也在粗，经过历史岁月的沉淀，现在遗存下来的古陶瓷粗品存世数量总的来讲也是不多的，对这些古陶瓷的欣赏应该从超然物外的审美角度去看。把玩一件古代文化遗物，仿佛把收藏者带回远去的岁月，历史的空间和时间在收藏者手里停步，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延长。因此，从收藏的角度看任何古陶瓷都是值得收藏的。
稀缺性提升投资价值
作为投资则不同，艺术品市场和收藏界高端目前追求的主题还是高精稀的作品，古代烧造的精品陶瓷即使在当时也是投入成本高，生产数量少，使用范围窄，价值不菲，流传到今天能保存完好者已是凤毛麟角，在艺术品交易市场价格惊人，成为人们追逐的宠儿。收藏的目的如果主要为了投资的话就需要理性地认识到，只有具备审美性、创造性、唯一性的古陶瓷艺术品才算是美到极至的艺术品，才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元青花价值高，除了她是中国青花瓷的老祖宗，历史悠久，存世量稀少外，其自身绽放的艺术魅力也是无与伦比的，能给人带来超强的美感。总结一下看，元代青花瓷的代表作大都具有强烈的个性，是开宗立派的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创烧时期的青花瓷，产量低，个性强，装饰画水路清晰，抑扬顿挫，或刚或柔，画师有浓厚的中国绘画的笔墨功底。由于青花瓷装饰的概念还没有形成定式，她们独具特色不拘一格。从传承及出土情况来看，由于数量稀少，进一步抬高了元青花的市场价值。
元青花审美性，创造性和稀少性三大特征明显，这点认识对我们收藏辨识元青花真伪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元青花的主要特点：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taoCI52.COm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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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朝代中青花瓷的特点——明青花瓷
青花瓷中，产地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佳，说到青花瓷发展过程，明青花瓷的工艺已经日益娴熟，现代青花瓷作品有很多都仿照明青花瓷，笔者在世博会纪念礼品中也见过一例明青花瓷仿品。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瓷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总体来说，明青花工艺比较完善，已经具备规模生产的能力，现有很多精品存世。
各朝代中青花瓷的特点——唐宋青花瓷
青花瓷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本文简单介绍唐代与宋代两朝代的青花瓷特点，希望让读者大致了解。
唐代青花瓷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宋代青花瓷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元青花瓷如何辨真伪
元青花瓷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
元青花创造了世界纪录以后，赝品一定就会出现，怎么去辨别呢？几乎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元青花在陶瓷市场上流动。作为一般的收藏者，怎么区分呢？首先要知道元青花的一些基本特点，比如元青花装饰纹饰的层次非常多，主题纹饰与辅助纹饰层层相接，往往可达八九层之多。
如果元青花瓷器的纹饰有八层，画这么多层纹饰，瓷器的体量一定要够标准大，如果不够标准大，就一定是作伪的。
大部分元青花纹饰的装饰层数非常多，三、四、五、六、八、九、十层都有，但有一个数字一般不出现：七层。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元朝人“重九恶七”。元青花九层的纹饰最多，但是不画七层的。现在的人不知道，仿的时候画成七层纹饰。你要是数到七层，这东西百分之九十九不真。
元青花的纹饰非常多，非常琐碎，这种装饰风格还是明显受到波斯的影响。当时中东国家使用的金属器，以及衣饰上的纹饰都非常琐碎，和瓷器的装饰风格一致。
“瓷中翘楚”元青花的两个江湖
元青花的两个江湖
一直以来，元青花瓷器因其稀有和工艺精美，在瓷器中身价贵为翘楚。而另有大量来自民间的“元青花”却始终不被认同。
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截然相异的态度，使得这个身份尊贵的文物，长时间以来面临着尴尬的冰火两重境地
文/万佳欢
不少前往首都博物馆参观正展出的“元代青花瓷文化展”的参观者如同“朝圣”。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元青花收藏爱好者，手持手电筒，或俯身、或探头，对展品的釉色、胎质、器型等一一进行细致观摩。
如果上前跟他们聊，他们或者会对展品侃侃而谈、啧啧称奇，时而却又讳莫如深，摆手不言。
这都缘于展览的主角是——元青花。
对于众多收藏者而言，元代青花是一个传奇。700多年前，这些产自元代、如水墨画般明净素雅的青花瓷奇迹般地骤然出现，拉开了此后青花瓷成为“国瓷”的序幕，也留给后人一个个待解的背影。
关于元青花，“说不清”的事情太多。近年来，民间大批“元青花”的出土和交易，使这一“至尊级”文物又起争执，关于来自官方的“正牌元青花”和民间“黑户元青花”的名分之争，成为收藏界一直以来的敏感话题。在展厅内人头攒动、参观者闪烁其辞的背后，也隐隐地透出展厅外众人对元青花的种种分歧。
扑朔迷离的元青花
从今年3月到6月，首都博物馆举行为期三个月的元青花展览。这一展览早在10年前就开始策划，却历经波折。虽然据中国古陶瓷鉴定专家、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王春城表示，参展的元青花远未达到他所期望的数量，但国内24家博物馆的67件镇馆之宝，加上从伊朗国家博物馆远道而来的6件元青花，其规模在北京乃至全国已为罕有。
目前，大部分体制内的专家都认为流传下来的元青花非常稀少，全世界的真品仅有400件左右。伊朗、土耳其、英国等国的博物馆大约收藏了200余件，国内现藏于各级博物馆的元青花只有100余件。
这意味着，在获官方承认的国内真品中，厅里展出的这批73件元朝青花瓷，几乎占了元青花总量的四分之一强，无怪乎媒体将这个展览冠以“元青花狂欢”的字样。
稀有之下，一件元青花的市场价值究竟多少？举个例子来说：2005年，“元青花鬼谷下山纹故事罐”在伦敦拍出了2.3亿元惊人天价，让元青花从此一器难求。而此次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元青花中，包括云龙纹梅瓶、蒙恬将军玉壶春瓶在内的很多件展品，艺术价值都不比“鬼谷下山”逊色。
拥有如此高的身价，元青花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王春城在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到元青花在青花瓷中的地位时，用了“龙头老大”概括。
元朝时，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汗国幅员广阔，同阿拉伯国家的商业交往极为密切。西亚人带来了比国产钴土杂质更少的钴料，景德镇的工匠们就使用这种进口青料做呈色剂，加上本地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元青花既具有晶莹透亮的瓷胎釉面，又呈现出精美瑰丽的蓝色花纹，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此后各朝，青花瓷都是主要瓷器，产量极高，从而成为国瓷。
不同于其他朝代，元代的优质瓷器主要用于经济贸易，供应阿拉伯世界国家，很多元青花的图案、画法都是根据对方的需求而定向生产的。因而，它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也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意义。
元青花是青花瓷器的肇始阶段，流传区域非常广泛，而存世的相关文献资料极少，这不仅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空间，也留下了一堆难解的谜题。与此同时，因出土时间迟，人们对元青花的研究历史又非常短暂，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才最早认定了元青花的存在，而当年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延至更晚，“国内持续地展开研究从70年代后期才开始，”王春城告诉记者。
因此，一直以来，元青花都身处一个非常特殊的讨论场景中，争议不断。比如，唐宋年间是否存在青花瓷？国内什么阶层使用元青花？其发明权、生产权是否都在景德镇？是否与蒙古人崇尚蓝白二色有关？是官窑还是民窑所产……对这些问题，专家们的观点各有不同，元青花的世界也愈加纷繁复杂。
民间元青花的身份谜团
在众多争执中，有很多问题都直接指向一个焦点——中国到底有多少元青花？很多民间收藏者和研究者认为，除江西外，福建等地还存在一些元青花的窑址；而文博系统的专家给出的官方观点则是，产地基本都集中在景德镇附近，且产量不会太高。
“景德镇的知名度是‘砸’出来的，”王春城解释元青花之所以罕有，“只要烧制青花时的温度不够，或者有一笔漏画了，瓷器都会被砸掉。因而，现在留下来的都是当时人们认为最精美的东西。”
至于现存的元青花数量，王春城认为，“应该多于三四百件，但也不会太多。”在国内，这些“不会太多的”、被体制内专家所认可的“正牌元青花”大都存于各地博物馆。
假使来自民间的“元青花”持有者有意转让给博物馆收藏，这些专家们会使用一票否决制对其进行严格的论证和价格评估。
在“正牌元青花”躺在博物馆中享受认同感和优质待遇的时候，民间却突然有大批“元青花”高调出现。
1988年，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总编、民间元青花收藏家许明在北京的潘家园花1000多元买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元青花”小杯。那时，元青花在市场上还少得出奇。正是在那段时间，各地民间藏家开始对其展开热烈追捧。
9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国内各种基础建设、旧城改造等工程的大规模修建，新出土的“元青花”不断在市场上出现，数量惊人，大批仿品也随之而来。随着国外拍卖会上元青花被高价拍出，国内对其的挖掘、收藏队伍也不断扩大。王春城打了个比方，“官方考古队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民间收藏力量像游击队一样。”
2003年到2005年，元青花在国际市场最高涨的几年间，民间元青花的收藏热潮也达到了顶峰。
2001年，许明作为美学史专家前往土耳其托普卡比宫考察那里的馆藏元代瓷器，对其有了更为感性的体验和认知。之后，他开始大量收藏元青花，至今其“元青花”藏品已达到1000多件。
据他的统计，“民间收藏家发现和收集的元青花，已经达到一万五千件左右。”
一万五千件VS三四百件，之间的悬殊实在太大。
可是对这些藏品，文博系统的专家基本都不予承认。王春城就认为，“虽然近年来出土的元青花瓷片应该非常丰富，但整器不会太多。”
很多专家认为，700年后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元青花，而且是近年来出现专著、照片、款式后才出现的，于理不合，赝品无处不在。而景德镇之外是否有其他大型窑址存在等问题也使真假元青花的鉴定更为扑朔迷离。
针对民间元青花身份的真假问题，体制内的“学院派”专家和民间“实战派”收藏家各执一词，好几年前就开始在媒体上“大打出手”。
官民标准的分庭抗礼在文物界其实并不罕见，然而元青花的情况似乎尤为特殊。“其他的文物没有这么敏感、这么不统一的。元青花的价位冲得最高，太有名气了；藏家手里太多，民间舆论很高涨，专家又咬死意见，矛盾很突出。”许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许明认定的真品，在文博系统里仅获得了少数几个专家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李辉炳。
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本来也支持“民间都是仿制品”的观点。2005年，一个广东藏家说服他一同去江西南城——即著名的“鬼谷下山”瓷器出土的地方——某墓穴群考察。当时三峡移民工程正在推土挖掘，半夜三点，他打着手电筒到现场，从正在挖掘的墓里看到了做工精美的元青花。
有了这次亲眼目睹，李辉炳改变了观念。他发现，“馆藏传世品的研究经验对新出土的器物是远远不够的，对元明清窑址考察又不重视。专家都不下去，不与时俱进，这怎么能行？”
他还写文章谈自己观念的改变，但由于这与大多数体制内专家的看法不一致，稿子被《文物》和故宫博物院的院刊都退了回来，这在李辉炳的投稿经历中也从未有过。因为坚持民间有大批元青花真品，他还被同行们说是“中了邪”“疯子”。
民间“元青花”的身份就在这样的纠结中，始终没有获得它想要的名分。
命运两重天
民间藏家手里的“元青花”不仅不断遭到来自官方专家的集体质疑，这还意味着，它将很难转手，也卖不上价。
近年出土的“元青花”市场价格都相当低，很多收藏者都可能轻松买到。一些大罐子最低的价格仅200到300元，基本只值运输费。这个价格甚至比很多仿冒品还便宜。
目前，“元青花”藏者在民间可能成千上万，但大部分还是集中在百余名大藏家手中。即便得不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同，一些持有者仍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收藏者陈纪平的自信来自于自己在巴黎拍卖行八年练就的鉴别眼光。上世纪80年代末，陈纪平到巴黎淘金，偶然被朋友带进了拍卖行，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一件青花瓷卖出很高的价钱。此后，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守在拍卖行，看遍不同的文物，拿着笔记本学习怎么鉴别。
回国不久，陈纪平听说景德镇地下有部分元代瓷器没有被砸碎，都流到市场上去了。他立即给故宫博物院写信、寄照片，但对方回复说那是仿品。陈纪平于是调动自己所有的资金，还借了点高利贷，花几十万把那批瓷器买了过来。“他们都不认识，我就偷着乐。”他对本刊记者说。
事实上，并非民间藏家们都像陈纪平这样笃定地“乐”，因为自己的元青花身份不明，这意味着收藏它们往往要冒更大的风险。在首都博物馆，一位正在参观的中年收藏爱好者对记者说，自己研究元青花好多年，也在潘家园市场上买到过“元青花”，但“买的时候忐忑不安，怕买错了，也怕就算是真的专家也不认”。
一些大藏家也存在摇摆不定的心理。王非忒是江西抚州市的一个收藏家，也是当地东方古陶瓷研究所所长，他藏有几十件“元青花”，曾经多次办过展览。“他原来意气风发地要跟我们一起战斗，后来又说自己搞错了，自我否定。”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总编、民间元青花收藏家许明说。
在民间收藏艰难求证自己身份的时候，拥有官方“身份”的元青花却在拍卖场上大展拳脚。2002年，一件莲池水禽松竹梅纹碗拍出900万元，另一缠枝牡丹纹兽耳罐在香港也拍出了600余万元。
此后几年，元青花的价位一路飙高，2005年“鬼谷下山”的元青花大罐更是在英国伦敦拍出了2.3亿人民币，以当天的国际牌价，这些钱足以买到两吨黄金。除此之外，“岁宝三友”图罐、鱼纹罐等多件元青花的成交价都在百万以上。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收藏局面。毕竟，市场价格往往由官方的判断主导，民间收藏者还是只能够自娱自乐。
李辉炳认为，更严重的情况是，很多元青花因为得不到官方认可，便以“工艺品”的名义大量廉价出口。“这会造成严重的国宝外流，”他曾发动五六个收藏家，在民间筹钱进行“元青花”的大批量收集，避免让民间“元青花”落到外国人手中。
4月18日，陈纪平在北京经营的公司举行了一场拍卖会，其中也有一些他的“元青花”藏品参加拍卖，他每件给出的起价仅为300元。他对本刊强调，自己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市场”。
解读青花瓷图案中的画意故事
我国古代青花瓷绘画装饰清秀素雅，瓷器底部的文字，图案款识种类繁多，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各个时期的图案、款识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下面就以几个青花整器和瓷片来解读青花瓷的画意。
春夜宴桃李园
一件康熙年的青花笔筒(图1、图2)和一件康熙年的青花棒槌瓶(图3、图4)，画的是同一个题材：
“春夜宴桃李园”。这是著名散文《春夜宴桃李园序》的画意，作者为大诗人李白，此序大约作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4年)前后，地点在今湖北安陆市兆山桃花岩。内容记述作者在其故乡与堂弟们相聚在桃花园中饮酒赋诗，畅叙天伦之乐的情景。主题叙说人生短暂，当及时行乐，表现一种旷达的情怀。两件瓷器上均书写了《春夜宴桃李园序》的全文。
《春夜宴桃李园序》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为，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文章大意是：天地是万物的客舍，时光是百代的过客。人生飘浮如梦，欢乐的日子能有多少呢？古人拿着蜡烛，在夜间游乐，确实是有原因的，何况这温暖的春天以秀美的景色来召引我们，落笔就是大块锦绣文章。现在聚会在桃李芬芳的花园里，畅谈兄弟间的乐事。诸弟聪明过人，都有谢惠连的才华。大家咏唱诗歌，唯独我不能和谢康乐相比而感到羞愧。静静地欣赏春夜的景色还没有完了，高谈阔论继而又转向清雅。摆出豪华的筵席，坐在花丛中间，酒杯频传，醉倒在月光之下。没有好的诗篇，怎能抒发高雅的情怀？如有作诗不成的，按照金谷园的先例，罚酒三杯。
金谷园故址在今河南洛阳西北，是西晋富豪石崇的别墅，繁荣华丽，极一时之盛。想必当时文人相聚有作不出诗罚酒的规矩。文中提到的谢惠连是南朝宋时的文学家，他10岁时即能作文，堪称才华横溢；谢康乐即谢灵运，也是南朝宋时的诗人，他是开创山水诗的鼻祖，其山水诗成就最高。李白在序中以赞誉的口吻提到二谢，实为自谦之言。
这两件瓷器画得都很精彩，笔筒和棒槌瓶构图虽然大体相同，但各有意趣。笔筒上画着桌上坐着五人，其中一位醉态之人应该是李白，他伸出三个指头似在说：“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桌上摆放着笔墨纸砚，有一人大概因作诗不成，转身去接童子斟酒，其余几人都“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昭君思乡图
这是北京元瓷收藏家张庆玉先生收藏的一件元青花残盘(图5)，盘心画着一女子在弹奏乐器。庆玉先生介绍说这位女子就是王昭君，王昭君在无月的夜晚点着蜡烛弹奏着思乡的乐曲。此图的名字应该叫“昭君思乡图”。
王昭君于公元前52年出生于南郡秭归县宝坪村(今湖北兴山县)。昭君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娥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昭君的绝世才貌，传至京城。公元前36年，汉元帝昭选天下美女，王昭君被选进宫中掖庭待诏。被选进宫的美女都想得到皇帝的宠幸，纷纷贿赂画师毛延寿，求他把自己画美些，王昭君自恃才貌双全不肯贿赂，毛便在她的画像上做了手脚，昭君因此没被选上，贬入冷宫无缘面君。公元前33年，北方匈奴(蒙古高原一带)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来汉朝，对汉称臣，并请求和亲，以结永久之好。汉元帝尽召后宫妃嫔，王昭君挺身而出，慷慨应诏。在呼韩邪临辞大会上，元帝第一次见到王昭君，见昭君貌若天仙不禁大惊，没想到后宫竟有如此美貌之人，意欲留之，而难以失信，只有重赏放行，并亲自送出长安十余里。
昭君出塞后，被呼韩邪封为“宁胡阏氏”(王妻)，汉匈两族团结和睦，国泰民安，“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这样的和平景象持续了50年。
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昭君思乡乃人之常情。此图用一朵花、一张凳、一把琴、一支烛将昭君思乡之情完美地表现出来。图中的一些细节值得我们反复吟味：栏杆上装饰一朵莲花，这可不是水生的莲荷，而是蒙古草原上生长的一种毛莨科植物金莲花，这一笔就点出了主图弹奏的王昭君身在匈奴；再看王昭君坐的椅子和弹的乐器都有点特异，坐的椅子叫“马扎”，也就是匈奴的“胡床”，游牧民族使用这种可折叠的交椅，搬运方便。图中的王昭君坐的是加了靠背的马扎，可能是贵族使用的吧；弹奏的乐器不像琵琶却又类似琵琶，这种乐器蒙古族称之为“火不思”。相传在昭君出塞的路上，曾在马上弹奏琵琶，琵琶的急骤旋律，引起了胡人的好奇，后来王昭君的琵琶弹坏了，胡人就模仿它制作了一种“琵琶”，但做得既不像又粗糙，从此便有了“浑不似”之名。宋代俞琰的《席上腐谈》记由此事写道：“王昭君琵琶坏肆，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浑不似’(全不像的意思)，今讹为‘和必斯’”。这就是现在的“火不思”了。
还有，古人画月，多为寄托相思，而此图中无月只画了摇曳的蜡烛，我觉得这别有一番诗意：君不见古人多有借蜡烛寄情的诗句，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罗邺的“堪恨兰堂别离夜，如珠似泪滴樽前”，特别是杜牧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正是王昭君此时思念家乡的真实写照。画中的烛火朝一边偏斜，与昭君手中的“火不思”还有什么寓意玄机，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元青花瓷的发展进程及工艺特征
元代青花瓷的发展进程，是有待于我们依据更多的实物和文献予以科学说明的课题。由于对许多虽属细节但又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的未知，我们难以跳开这些隐秘而对整个元青花发展线索作出正确判断。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元青花的历史背景、工艺方法、性质用途都十分复杂，使元青花发展的过程在时间顺序上表现为相互交叉叠合的多层面的统一。也就是说，名义上的时间顺序的划分，是粗线条的、模糊的和逻辑意义上的。
元代青花瓷在自身成长发展过程中工艺不断变换，依照器物的销售对象采用过不同的原料。从釉面看，有青白釉、白釉和卵白釉三类；从青料看，有进口苏泥勃青料和国产青料两类。元青花上釉面的不同和青料的差异及两者的组合情况，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延祐期青花、至正期青花和元末期青花三个阶段。
（一）、延祐期青花瓷
青花瓷在整个元代的早中期缓慢发展着，从元初（1271年）到元后期至元（1335－1340年）间的六七十年间，工艺粗糙的青花瓷断断续续地被生产出来，是成熟元青花的准备阶段。
延祐期青花处于元代青花瓷的成熟过程中，尚具许多工艺上的初创性和原始性，特征可以归纳为：
1．施青白釉，釉色或稍透明或稍混浊，青白色或灰黄色。
2．采用国产青料，呈色青中含灰或青中含褐，有些则是青料浅淡处青灰，青料厚重处青褐。
此外，延祐期青花除用青花线描装饰外，还采用堆塑刻画等辅助手段。这时期青花纹饰仅见牡丹、灵芝、缠枝菊、莲纹、如意纹等花卉图案纹，不见人物纹和动物纹，构图简单，画面疏朗。
延祐期青花在工艺上的基本特征是施青白釉和采用国产青料。延祐六年纪年墓出土的青花塔式瓶集中反映了元代前期青花的工艺和装饰特征，是这一阶段青花瓷的代表。1276年元前至元丙子纪年墓出土的青花观音像已具备延祐期青花的基本特征，是元青花延祐期的开始。1348年元至正戊子青花罐施青白釉、用国产青料，仍属延祐期青花范围。
目前已知有纪年款或纪年墓出土的元延祐期青花，都属特殊订烧的器物或随葬器。同时，在海外出土、发现的元青花藏品中，都未发现过符合延祐期特征的器物。因此延祐期青花的性质有两点是可以认定的：一是仅限于国内使用，还未作外贸商品；二是仅限于少量烧制，还未作大宗商品进行规模生产。
（二）至正期青花
元代青花瓷成熟于14世纪中期的至正年间，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外贸需求的激发。至正期青花反映了元青花的最高成就，是元代青花瓷的主体和代表。
至正期青花的典型器物很多，但有纪年款或纪年墓出土的，仅一对至正十一年款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和至正十一年纪年墓出土的青花连座三足炉两例。
作为工艺上完全成熟的至正期青花，从原料、制作、绘画、烧成都达到完美的程度。不仅有大型的所谓"至正型青花"，也有和至正型青花工艺上相同，装饰风格上相似的小型青花器。
至正期青花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
1．施含青的透明釉（白釉），不同于晶莹厚润的青白釉，又区别于乳浊失透的卵白釉。另见用青白釉的小件器。
2．用进口苏泥勃青料，翠丽鲜艳，略含紫，线条边缘有流散晕化，积青处见蓝褐斑。
另外，至正期青花装饰上以线描青花纹饰为主，部分使用堆塑、模印、刻画等辅助手段。采用模印方法的，仅限于直径40厘米以上的大盘。纹饰多样，有花卉、人物、动物几类。构图繁密，盘自内向外，瓶颈自上而下有数层甚至十几层纹样。
因此，至正期青花的特征是施含青的透明釉（个别青白釉），用进口青料，后者尤为基本特征。必须强调的是，至正期青花不仅包括以至正十一年款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代表的大型青花器即所谓至正型青花，还应包括这一时期生产的工艺上和至正型青花相同的中、小型青花器。20世纪后半期在国内陆续发现的元青花器中，就有相当数量的这类中、小型青花器。
至正期青花的上限目前尚难精确界定。据至正初的一些青花器仍施青白釉，用国产青料，烧制是又欠精的情况来看，成熟的至正期青花应开始于至正初或稍后，即14世纪40年代。至正期青花的下限大约结束于14世纪50年代，即至正十二年或稍后的一段时期。从至正十二年起，景德镇地区战争不断，到至正二十年，朱元璋政权实际已控制了景德镇，连年兵火不仅影响了以外贸为主要目的的青花器生产，也切断了进口青料的来源，致使至正期青花过早终结。
与延祐期青花不同的是，至正期青花的商品属性更加明确。
（三）元末期青花
元末因战事导致生产条件的变化，青花制作中采用了多种原料制作不同的器物以适应不同的销售对象的方法，从青料看有进口钴料和国产钴料两种，从釉面看有白釉、卵白釉和青白釉三种，其中进口钴料基本用于白釉青花，国产钴料基本用于卵白釉和青白釉青花。这样元末就有进口青料白釉青花瓷（典型器如五爪龙纹青花器和内暗花外青花器）、国产钴料卵白釉青花瓷（典型器如东南亚出土的小型青花器）和国产钴料青白釉青花瓷（典型器如国内出土的一些小型青花器）三大类。至于其他青料和釉面的组合情况仍然存在，但比例很小。
从青料看，元末期有进口青料和国产青料两种。进口青料用于大型器或制作精致的中小型器，国产青料均见于中、小型器。
从釉色看，元末有含青的透明白釉、卵白釉和青白釉三种，透明白釉青花基本用进口青料，卵白釉和青白釉青花基本上用国产青料。用于青白釉的青料呈色大多浓重深黑，有铁锈斑。
从纹饰看，透明白釉进口青料器沿袭至正期青花的装饰风格，但基本不用模印涂青的方法，画面较至正期青花稍疏朗。卵白釉国产青料器纹样以白描性质的简笔花卉纹为主，青白釉国产青料纹样稍复杂，采用勾勒点染或简笔白描画法。
由于元末期青花用料和需求的多样性，使产品的特征呈现复杂化，这样，当我们从抽象概念向具体推移，对某一件元末青花进行判断时，会出现和上述三类标准器有异的第四类、第五类甚至更多的归纳，这正是元末期青花瓷特征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
我国陶瓷历史中的青花瓷概述
青花瓷是瓷器大家庭中的一个品种。所谓“青花”，青者，乃青色之意，而花者，则为花纹。这些瓷器或单色，或三彩，品种繁多，釉色丰富。
青花瓷在我国源远流长的陶瓷文化中，汇聚着千姿百态的陶瓷器，而其中的瓷器更是“独领风骚千百年”。这些瓷器或单色，或三彩，品种繁多，釉色丰富。特别是傲立于世界陶瓷艺术之林的青花瓷，更以其独特的风韵受到人们的青睐。
回眸历史青花瓷是瓷器大家庭中的一个品种。所谓“青花”，青者，乃青色之意，而花者，则为花纹。也就是说，瓷匠在事先做好成型的胚胎上，用钴料在其上面绘制花样纹饰，然后再施一层透明釉，用1300度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釉下便呈现出蓝色花纹，人称“青花瓷”。
这种青花瓷通常以白色衬底，蓝色的花纹也不尽相同，且各朝代都有其不同的风格，花鸟鱼虫、飞禽走兽、人物仙佛、民间传说等等，各种题材几乎都有涉及，不仅具有传统的中国水墨画的艺术效果，给人一种清新、雅洁、明朗的视觉享受，而且由于其“花”在釉下(即“釉下彩”)，不易磨损和褪色、花纹稳定等优点，故而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的追捧。
除此之外，不可否认的是，青花瓷还具有其他瓷种不能比拟的优点，无论是原料还是制造上，前者所含钴的天然矿物，不仅国内有，国外也可进口，原料比较充裕；而后者在烧制中窑内气温对其影响较少，因此成品率相对较高。这就决定了青花瓷在所有瓷器中所呈现的独特魅力。
趋于成熟关于青花瓷的起源，史料曾多有记载。但据古陶瓷研究专家李正中和朱裕平合著的《中国古瓷汇考》一书中说，早在1300多年前的唐代早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制成了以钴为呈色剂的白釉蓝彩罐钮。1948年，我国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出土的白釉蓝彩三足罐和1988年在河南鹤壁市集西部唐瓷窑址中出土的釉下彩绘残瓷碗等，均佐证了“青花瓷是中国人发明”的。只是到了元代中后期，青花瓷在经过长期的酝酿探索中，才完全成熟并得到了蓬勃发展。
而明清两代，青花瓷则更加成熟，烧制窑口几乎遍及大江南北，其中尤以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为最，从而使之成为了中国青花瓷器烧制的主要产地，官窑的精致不凡，民窑的质朴庄重，有不少甚至还越洋过海，远销世界各地，成为了中国瓷器业的代表与象征。
元青花瓷与杭州：游牧人的颜色
杭州沈芯屿
公元1276年，忽必烈的铁骑如风一般来到杭州，踏平了南宋王朝，也踏碎了纯净典雅、宛如青玉的青瓷，而给中国的瓷器带来了不同的颜色，那是一种蓝白相间的瓷器——元青花。
青花，是一种由白色和蓝色构筑图画的瓷器。窑工们用钴料在洁白的胎体上绘画，完成后上一层透明釉，再放入瓷窑中经1200℃以上高温一次烧成。成功的青花瓷钴料显出清雅的幽蓝色。杭州共有两次元青花的出土，出土4件元青花。第一次是1978年，杭州文三街无线电学校宿舍施工工地发现一座元代至元年间的墓葬，出土3件元青花瓷人物塑像。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青白瓷八卦纹香炉，3件青白瓷灯盏，1件“枢府”款云雁纹碗和一块墓志。
元青花观音像：塑像呈“山”字造型，上小下大，前倾。有二层台阶，观音端坐中央，左右下方各立一侍女。观音头戴凤冠，身着长裙，肩披披肩，足登履，双手在腹部相握。左右侍女分别手托果盘，身体稍侧向观音。左边侍女前塑一小鹿，右边侍女前塑一立鹤，均作仰首状。观音座前塑有水花。观音以及侍女的眼、眉、头饰、衣领、披肩和袖边均施彩，青花褐彩并用。观音胸前绘青花如意纹，青花发色灰暗。现藏杭州博物馆(图1)。
元青白瓷八卦纹香炉：浅盘口，直腹，底部圆收。外侧安三个兽形足。胎体略粗松。施青白釉。腹壁印有八卦纹(图2)。
元青白瓷莲花灯盏(3件)：灯盏敞口，浅腹，中间有一个管状灯芯与下部灯座相连，高圈足外撇。胎体粗而坚硬。施青白釉，不及底。灯盏外壁饰莲瓣纹(图3)。
元“枢府”款云雁纹碗：敞口，浅腹，圈足，足跟平切。施枢府釉，釉面乳浊，呈鸭蛋青色。内壁饰印花双雁祥云纹。大雁作飞翔状，在大雁翅膀的上方印有“枢府”款。因为釉层乳浊，文字依稀可辨(图4)。
墓志一块，呈不规则条状。字迹模糊，尚可辨认。志文：“妣赠范阳县太君太夫人胡氏妣夫人郑氏大元至元丙子七月己酉曾孙兖谷忠显校慰明安答儿谨志”，共三行41字。碑文上显示有两个墓主人，分别是两代人，均为女性。立碑人明安答儿是其中一位墓主人的曾孙。墓中出土的青花人物塑像，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认为是青花观音像。时代为元代至元丙子年(1276年)。杭州元青花观音像为当时发现得最早的、有纪年款的元代青花瓷。
元青花观音像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然而，元代有两个至元年号，同时还有两个丙子年。对于前后至元的问题，陶瓷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根据出土的器物、墓志，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考证。
首先是“枢付”款云雁纹碗的大致年代。元代的“枢府”瓷确定的始烧年代尚未有定论，但海内外大量出土的及传世品的年代一般都定在1278年以后。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而“枢府”是元代一个重要的军事机构“枢密院”的简称。因此，该墓出土的带“枢府”款的云雁纹碗，应该是“枢密院”的定烧器。从一些已发表的高安窖藏的相关文章看，这件碗的纹饰及造型与高安的产品很相似。从年代上看，高安窖藏的断代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以前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杭州的这件“枢府”碗的时间应该比高安窖藏的枢府瓷早。据此，杭州的这件枢府瓷碗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有确切纪年的早期枢府瓷器。据《元史》记载：“枢密院，秩从一品。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机构，在没有设立专门相应的制瓷机构之前，是谁也不敢贸然烧制“枢府”瓷的。由此推论，把该墓定在前至元(1276年)的论点自然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关于墓志中的“明安答儿”。元代蒙古族人取名字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图腾、崇拜的英雄或者植物作为自己的名字。如果大家都认为某人是英雄，就会有很多人取与这个英雄相同的名字。所以，元代人有很多相同的名字。拿明安答儿来说，在《元人传记资料》中就查到了三位。其他的如《元史》等资料中相同名字的还有好几位。所以，我们不能确定究竟哪一位明安答儿是该墓志中的人。
第三，关于立碑时间。古代习惯使用干支纪年，俗称六十甲子。年、月、日和每天的钟点时间都是用这种方法推算的。在墓志中有“七月己酉”字样，经核对《中西回历日历》发现，1276年丙子年的七月中没有“己酉”这一天。而1336年，也就是元代后至元二年七月六日是己酉日，这一天的西历是8月12日。由此，这件元青花观音像以及墓葬的年代有了更加确凿的依据。
1987年，在杭州朝晖路商业储运公司施工工地发现一座元代瓷器窖藏，出土瓷器的品种很丰富，有卵白釉高足杯26件、龙泉窑瓷器18件、青白瓷龙纹坛1件、蓝釉描金爵1件、孔雀蓝釉“内府”款带盖梅瓶2件、孔雀蓝盖罐1件、霍窑白瓷杯碟3件、釉里红高足杯1件、元青花海鳌山形笔架1件。出土时，高足杯、蓝釉爵杯、青花山形笔架等小件器物均放置于两个大坛中。以下，笔者仅把元青花和蓝色的瓷器作一简单的描述。
元青花山形海鳌笔架：半圆形，左边塑一蟾蜍。蟾蜍后面捏塑4个驼峰，第2个峰上又一轮圆月，其他3个峰顶上塑有如意头云。正面有青花施彩，成不规则状。云端下塑有海贝类物，座前塑有翻卷的浪花。胎骨细腻、洁白。施影青釉，底部露胎处呈乳白色。蟾蜍口微开，双眼饰青花，内空，可置水。该笔架青花色泽清丽淡雅(图5)。从这件笔架细腻的胎体和青花的呈色看，其制作时间晚于青花观音像。
元蓝釉描金月映梅纹爵：仿青铜器爵造型。胎体细致。施宝蓝釉，釉面滋润、光滑，内壁局部有缩釉点。爵杯内外壁绘描金月影梅图，描金已脱落，只留痕迹(图6)。
元孔雀绿釉“内府”款梅瓶：器形浑圆，撇口，束颈，圆肩，圆腹下收，卧底。盖呈杯状，内壁无釉，倒扣瓶口。胎体厚重。施孔雀绿釉，釉面剥落严重。用湿布擦拭时，肩部显示墨书“内府”款(图7)。
另一件孔雀绿釉将军坛，釉面全部剥落，只残留小部分斑块，通体呈乳白色。
对于某种色彩的偏好，常常源自一个民族的原始记忆或宗教信仰。我们知道，蓝色不是汉族的传统颜色，这种纯白与幽蓝的对比所呈现的色彩反差让蒙古族人痴迷。在蒙古族人崇信的原始宗教萨满信仰中，蓝色象征天，白色象征善，而且蓝色和白色也正是蒙古族起源图腾“苍狼白鹿”的颜色(见国家博物馆编著《文物中国史·元代》)，这就是青花瓷能够在元代起源、发展和成熟的主要因素。
笔者常会疑惑，这些元青花观音像、山形海鳌笔架、蓝釉描金爵杯和蓝色“内府”款带盖梅瓶，它们的釉色就是蒙古族人踏碎了南宋皇帝高贵典雅的青瓷后留在杭州的颜色吗？我没有见到蒙古族人在统一中国后骑着骏马在辽阔的中国大地奔驰着弯弓射雕的身影；也没有能够看到他们在马背上举着那蓝白相间的高足杯畅饮的样子。但是，我愿意陶醉于他们的这份激越和浪漫。因为我知道，游牧民族留在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抹幽蓝，是有灵魂的。责编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