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在朱大玛哈朱拉楼举办了“中国陶瓷艺术与中泰文化交流”专家讲座。此次讲座邀请了中国国家日史编辑委员会副秘书长杨德保、中国国家教授级工艺美术大师曹爱勤以及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王建保三位专家开讲。泰国前教育部长素察博士、泰国拉差蒙昆科技大学吞武里分校副校长SakitChantabotoke教授及朱拉隆功大学各院系师生50余人出席并聆听了讲座。
讲座开始前，三位专家首先参观了朱大孔子学院，并和素察博士及朱大孔子学院老师们进行了座谈。座谈中，中方院长韩圣龙向三位专家介绍了朱大孔子学院的概况和成立以来取得的成果。专家曹爱勤大师向朱大孔子学院赠送了自己的精美陶瓷作品。
泰国前教育部长素察博士致开幕词
讲座开始前，素察博士肯定了陶瓷艺术在中泰文化交流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并希望将来有机会能邀请中国专家在泰国国家广场开办学术讲座，让更多泰国民众认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杨德保副秘书长讲座现场
杨德保副秘书长长期在中国“瓷都”景德镇从事陶瓷艺术作品国际巡展和评奖活动。他在讲座中表示，陶瓷是早期中泰文化交流的媒介，中泰两国文化由此得以传播。中泰艺术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把中泰文化交流的事业继续推进，通过文化交流，造福两国人民。
曹爱勤女士出生于世家，获中国工艺美术石雕大师称号。她的讲座主要介绍了中国当代陶瓷艺术的源流与创作实践。曹女士表示，在传统本土文化题材里挖掘出符合自己个性的表达语言，并与艺术家的生存经验理性结合，能够创作出具有一定文化深度的时代作品，在国际艺术交流中才具有真正的本土话语。
王建保副秘书长讲座现场
王建保副秘书长致力于陶瓷史研究，长期关注中国古代窑业技术对外传播及中国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他在讲座中根据现存资料对中泰两国古陶瓷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得出泰国北方地区古陶瓷主要受以磁州窑为代表的白釉黑花装饰风格影响，南方地区则是受到以龙泉窑风格为代表的青釉瓷器影响的结论。
专家团、素察博士与朱大孔院教师合影
三位专家的讲座受到听众们的热烈欢迎，讲座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专家们耐心细致地回答了现场听众的问题。此次专家讲座是朱大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专家系列讲座之一，也是今年庆祝全球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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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促进中瑞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
瓷器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独创的发明之一。中国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代。制瓷工艺是在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发明的。瓷器与陶器的烧制过程非常相似，但瓷器与陶器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瓷器的坯料是高岭土(也称瓷土)、正长石和石英混和而成的，胎表还要施一层有玻璃质的釉，然后在1200度左右的高温下焙烧，成品质地坚硬、吸水率极低、敲击能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陶器的坯料一般是粘土，胎表多不施釉或施有低温釉，焙烧的温度在700度到800度之间，少数陶器可达到1000度。陶器的质地不如瓷器坚硬，吸水性比较强，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不清脆。
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商周遗址中出土的青瓷器皿有瓮、罐、瓶、尊、碗、豆等等。它们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从此以后，制瓷工艺逐步发展，由青瓷发展到白瓷，再由白瓷发展到彩瓷，唐代青瓷发展到顶峰。唐末诗人陆龟蒙曾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来形容越窑(今浙江绍兴)青瓷动人的色泽。唐宋时期，白瓷也发展到高峰。唐宋文人是用“类银”、“类雪”、“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等语句来赞美白瓷的。明清时期，彩瓷发展起来。明代的青花瓷、斗彩和清代的素三彩、五彩、珐琅彩，都饮誉中外。1610年，有一本名为《葡萄牙王国记述》的书，赞美中国瓷器说：“这种瓷瓶是人们所发明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都更加可爱”。
上面我们极为简略地回顾了中国瓷器的发展史，下面我们讲两个瓷器的故事。
在200多年以前，北欧的瑞典王国有个地位显赫的贵族，他酷爱中国的彩绘瓷器，因此不惜重金派遣专人万里迢迢到中国来定做瓷器。他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地位，严格地按照贵族等级的标准预先绘制了成套的图案，要求中国工匠必须依照他的图案烧制彩绘瓷器。
他派遣的人乘帆船在海上漂泊了好几个月才到达中国，不幸的是携带的制瓷图案被海水浸湿了，周围渗出一圈淡淡的水痕。”
中国工匠接到图案后，发现了上面的水痕，但由于无法核实这水痕是否是作者的本意，只好忠实原作，把水痕也当作图案的组成部分烧制在瓷器上。
这位贵族收到成品后，起初有些不高兴。他认真地拿成品跟原稿核对，才惊奇地发现瓷器上水痕的成因，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制瓷工匠的技艺高超绝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这件由于误会造成的瓷器成了极为绝妙的珍品，如今它已经成为瑞典无价的国宝，也是中瑞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物证。
中国的瓷器驰誉全世界，到处受到人们的喜爱。17、18世纪，在欧洲市场上，中国的瓷器用黄金一样贵重。那个时候，欧洲人对瓷器的认识简直可笑。当时有一种薄如蛋壳的“脱胎”瓷器传入欧洲。这种瓷器既薄又轻，光鉴照人。特别透明。于是有一位法国作家，装成行家，竟然神乎其神地吹嘘说中国瓷器是用蛋壳、贝壳制造的。欧洲的王公贵族为了满足强烈的占有欲，发狂地逼迫骗人的炼金术士给他们仿制中国瓷器。在18世纪初，法国人还只能制造含有大量玻璃质的强度很低的软质瓷器。半个世纪的光景过去了，仿制质地坚硬、素肌玉骨、绚丽多彩的中国瓷器的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一个叫奥里的神父，竟然派遣一个叫安特略可的传教士到中国江西景德镇去盗窃中国的制瓷技术。
在景德镇，安特略可装成传教的使者，整天出没在窑场中，到处乱窜，搜集技术情报。1712年和1722年，他通过两封长信，把景德镇制瓷原料高岭土和瓷石的使用情况及整个工艺过程，都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奥里，并且偷走了高岭土和瓷石的实样。这样，在安特略可到中国20多年之后，法国才制造出真正的瓷器。
元代青花瓷器与丝绸之路中的跨文化交流
元代青花瓷器是一种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再施以透明釉，在1200度以上窑炉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青花瓷器的先河，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元代的丝绸之路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孜孜不倦的开疆扩土，以及对中西交往的包容态度，使得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成为蒙古帝国的内部交通路线，而迎来了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高度繁荣时期。以元代青花瓷器以及作为其外销重要载体的丝绸之路这两个相关联的名词为视角，以此来试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民族以及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特点与独特魅力。
一、元代青花瓷器的历史地位及当代影响
元代青花瓷器俗称“元青花”，因其创烧于元代且绘画所用钴料烧制后所呈现的青蓝色的彩绘纹饰而得名。蓝色的花纹与洁白的胎体交相映衬，浑然一体，宛若一幅雄奇瑰丽的水墨画。它上承宋瓷，下启明清，作为青花瓷成熟制作工艺的开山鼻祖且存世稀少，而备受世人推崇。它的产生为景德镇在明代成为世界制瓷业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它出现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却迅速地走向了成熟，这与它成功借鉴了前朝历代釉下彩绘技术不无关系，所以说，它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而是中国陶瓷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在元青花诞生之前，早在唐代就已经有工匠不自觉地运用钴料于陶瓷的装饰中，但均未达到像元青花这样作为一种工艺而成熟运用的程度。到了宋代，景德镇窑工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器物的成型方法，而且在他们中间还存在着较为细致的分工。南宋至元代是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南北各民族大迁徙时期，随着金人、蒙古人的南下和南方汉人向北迁徙，这其中不乏一些来自南北方窑口（如磁州窑、吉州窑）身怀绝技的工匠，融汇入当时瓷都景德镇窑场做工。元代的景德镇窑工创新性的将高岭土掺入到瓷石中，创制了瓷胎原料的“二元配方”，为青花瓷能在元代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对后世的陶瓷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色料上，他们开始采用来自西域波斯的“苏麻离青”（即进口钴料）代替国产青料生产高档产品，使得元青花的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力，这些因素使得当时景德镇瓷窑所创烧元青花达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形成了“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元青花诞生于多民族、多种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元青花发源于中国，主要承袭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它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原因，又处于元代这个多民族交融的历史环境之中，它蓝白相间的典雅韵味迎合了当时蒙古族统治者崇尚蓝天白云的民族特性，因此元青花包容了众多的文化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钴元素色料来源于西域的波斯，我们从世界元青花瓷器三大收藏地的馆藏数量上可以惊讶地发现，原产于中国的元青花，其馆藏数量最多者，竟然是土耳其的托普卡比皇宫博物馆，而中国国内馆藏最多的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也仅位于世界第三的位置。
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2005年于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所拍“鬼谷子下山图”元代青花人物故事大罐，其最后成交价为1 400万英镑，加佣金后为1 568.8万英镑。以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了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这一消息的传出，迅速轰动了全世界，受到了众多藏家的追捧；其后更是引发了全球的“青花热”，就连风靡亚洲歌坛的歌手周杰伦也在其后创作一首中国风歌曲“青花瓷”来歌咏它。这使得青花瓷不仅成为各个年龄段群体中耳熟能详的事物，并且北京奥运会颁奖礼服上青花瓷设计元素的成功运用，也使其在世人面前赚足了眼球，而上升成为一种标志性的“中国风”文化元素，而被当代文化艺术创作广泛的运用于各个领域。
二、元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及其与元青花的联系
丝绸之路最早由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所提出。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所以“丝绸之路”一词一经提出即被广泛采用。丝绸之路通常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主要道路。广泛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最早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所开拓，他带着价值贵重的金帛货物到了西域各国，开始了东西方最初的大型商贸交往。从此，商品在丝绸之路上交流，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民族在丝绸之路上交融。丝绸之路成为一条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通达大道。
及至元代，蒙古帝国统治者的对外扩张，在使历史上中华版图达到极致的同时也一定程度恢复了自唐末以来连年战乱而陷于停顿的丝绸之路。蒙古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以往丝绸之路上的大量关卡和林立小国，这使得丝绸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个朝代都要更便捷。蒙古帝国和它在中国的元朝统治继承者，对这些从西方前来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欢迎的态度，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就是良好的佐证。并且在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升到了与陆上丝绸之路并举的地位，因为前朝宋代的偏安一隅，陆路交通的阻塞，直接促使了海路交通的大力拓展，并且中国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尤其是陶瓷业中心的南移至景德镇，方便了瓷器由南方沿海港口的向外输出。所以到了元代，元朝政府在继承之前海路的基础上，大力提倡、鼓励海上对外交往，对海外贸易实行开放、鼓励政策。1279年蒙古人平定江南当年即派广东招讨使从广州启程出使俱蓝国（今印尼南岸奎隆）招徕贸易。不久，又在广州设市舶提举司，以通诸蕃贸易。这使得元代海上丝路的航线，远达南洋群岛、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以至东非。达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全盛时期，海外贸易得到了较大发展。在造船术改进、指南针发明等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动下，陶瓷贸易在此大背景下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从而取代丝绸、香料等大宗海上出口货品，成为海上出口最大宗货物，因此有许多人以及一些日本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作“海上陶瓷之路”以突显瓷器在元朝的海上贸易中首屈一指的重要左右，这就使得珍贵的元代青花瓷器为什么大部分藏品散落于陆海丝绸之路沿线的波斯（今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且多于国内这一问题变得不再难以理解。
三、元青花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与意义
元青花，从其诞生至今的800余年间，一直为世人所追捧。究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它的稀少，更因为青花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装饰元素绵延不息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从元代延续后世的明清乃至民国瓷器，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官窑或民窑所产瓷器，还是内销与外销瓷中，青花瓷数量都极为庞大。这恰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青花历来受到喜爱，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很喜欢；文人贵胄喜欢，平民布衣中也广受欢迎。它做到了观赏与实用装饰的并举，因而具有了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从它经由陆海丝绸之路对外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难梳理出一个极为庞大的元帝国对外交流网络。而在这个网络中，古波斯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处的西亚地区，不仅现存藏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遗迹也颇为丰富。一方面，这与来自西亚的青料亦密不可分。正是这种来自西域被称作苏麻离青的使用，使得西方的青花料在东方的窑炉中幻化出了被誉为“宝石蓝”的幻蓝光泽，赋予了元代青花瓷器湛蓝绚丽的颜色和飘逸隽永的神采，以至于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另一方面，那些承载着元青花的驼铃声与大宝船，带去的不仅是令西方啧啧称奇的富饶物产，更是由于这种跨文化的传播与互通，使得中西方贸易、宗教、文化的达到了一个空前融合的时期，造就了西方人的“东方情结”，对之后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元青花，它诞生于大元帝国那个波澜壮阔的朝代，而幸以得天独厚的萃取多种文化智慧的结晶，所以一经出现就注定它的不平凡。随着元青花考古研究与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或许隐藏在它那幽蓝而又深邃的光芒背后，还有更多的文化之谜等着世人去揭开。
南北陶瓷交流共同促进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
近日，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邀请大江南北各窑口具有代表性的著名陶瓷艺术家陈文增、刘立忠、和焕、魏启山、魏宝书、朱子木、姜海、汪勇等八位陶瓷艺术大师(家)，举办了“新·传统———南北陶瓷文化交流之旅”活动。
中国瓷器，分南北二系，以南青北白著称，以定、汝、官、钧、龙泉和磁州窑为代表，开创出一代又一代的辉煌。白瓷成熟于隋代的邢窑，鼎盛于宋代的定窑，并催生出千年窑火不断的磁州窑，这三大名垂青史、蜚声中外的古窑都坐落在河北。
作为活动的组织者，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郑一民说：“河北三大名窑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可现在我们对于陶瓷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同时陶瓷工艺故步自封。举办这次活动是想引进南方的新理念，与传统的理念进行碰撞，使北方的陶瓷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另外，中国的陶瓷在历史上以‘南青北白’著称，其实现在已经是青中有白，白中有青。举办这次活动，希望南、北瓷器工艺互相碰撞，互相学习，共同促进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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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7月20日至今，这八位陶瓷艺术家冒着盛夏酷暑，在邢窑、定窑、磁州窑故地踏查古迹，访老问贤，探究历史，交流技艺，创作新品。
南北陶瓷理念要相互碰撞
陶瓷艺术家魏启山是磁州窑的代表人物之一，目前在江西景德镇发展自己的陶瓷事业，他向笔者解释说：“北方的制瓷观念太保守，太陈旧。虽然北方的历史资源很丰富，现在的一些作品也很精致，甚至超过了历史，但是瓷器的造型等方面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理念。没有了市场，艺术家的创作就只能停滞不前，最终只能落得穷困潦倒的境地。相反，南方的陶瓷艺术近年发展很快，市场也比较广阔，他们的创作思维更开放，更具创新意识。我到景德镇以后，吸收了南方的思想观念，现在我的事业发展得很好，来自各地的订单做不完。”
景德镇陶瓷艺术家朱子木先生认为，魏先生的作品就代表了南北陶瓷艺术的融合，而通过这次活动他们对南、北方的不同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来到北方的三大窑口，参观考察了他们的陶瓷艺术。我们不能不感叹，河北的历史资源太丰富了，他们的藏品太精致了。我们对于传统的制瓷工艺有了更深的了解，学到了很多精湛的制作工艺，并且被北方民间艺人的艺术精神所感染。同时，我们也带来了南方的新思维新观念，比如在造型上的创新思维，对于市场的开发，对于作品的认识和宣传等等。通过这次活动，南方的新理念和北方的传统理念进行了交流碰撞，这些对于继承发展中国的陶瓷艺术，促进陶瓷工艺的突破和创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字串5
创新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本
定窑的陶瓷艺术家陈文增认为，现在的陶瓷艺术缺乏创新，缺少突破，平庸之作太多，富含文化底蕴的高级作品太少。他说：“各个窑口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风格。要互相学习，不断丰富自己。定窑要丰富自己的特色，就得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发展一边学习。在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呢？那就要求我们广泛地学习和借鉴其他艺术。广泛地学习借鉴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但借鉴不等于丢弃自己的风格，完全照搬别人的东西。借鉴是为了让我们的风格特点更突出，更能与时俱进。所以我们的借鉴要以自己的根本、自己的特点为前提，在借鉴的同时，保留并且发展自己的风格特点，让我们的艺术更有吸引力。”
佛教与中国陶瓷文化
佛教的传人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陶瓷的发展，中国陶瓷不仅在型制，而更在装饰上日臻完美，常用佛教中的人物、植物、法器作为瓷雕、图案，作为日用、陈设器皿，广泛用于钦食、祭祀、陈列、弘扬教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的内容：人事现象逃脱不了因果报应，人们遭遇种种病苦烦恼归根到底是因为有情欲贪爱，信佛者必定能够得到精神的安抚、解脱。佛教要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以出世主义，以超道德、超现世为最高境界，与中国儒家的“忠”、“孝”构成根本矛盾。中国的佛教徒对此进行改良，通过孝亲廊清因“弃世出家”而带来“无父无君”的误会，增进各阶层对佛教的亲近感，而且还配合儒家和官府使“孝道”广布民间，在维系儒家的纲常和宗法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佛教的传播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佛典的翻译和解释，一种是建寺度僧造像立塔，而向中国民间传播佛教，是以简捷的形式融以简单的佛理，除了用世俗故事、符咒方式外，便是造像了，因为造像奠定了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主要尊神。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但可信的考证为汉代张骞出使西城，而传入中原。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天竺(印度)人开始到汉朝，恒帝最喜欢佛教，官中曾经奉祀过黄金的佛像。西汉并没有盛行，到东汉后期才逐渐盛行，南北朝达到顶峰，成为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战祸连连，兵荒马乱，人民无不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与悲观，而佛教倡言佛者必能脱离苦海，且死后还可荣升涅磐净土。佛教的神不灭论、轮回论、因果报应论，正好把人们的“合理”追求委之于“来生”、“天国”，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抚解脱，于是争相诵经、礼佛、以求佛来济助。随唐儒家的“拜王者、报父母”也深深渗入了佛教教义。佛教各宗的首领出入官廷，内部头目也分官阶领官俸，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佛教艺术的世俗化，敦煌壁画中唐壁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了，如六朝“清赢示病之容”的维摩诘至唐代变为健壮老头，印度传来的饲虎、贸鸽、施舍等悲惨、残酷的场面，被“极乐世界”的欢乐、幸福、安宁、中国式的大团圆取代。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石窟艺术的繁荣。南方更注重佛理推敲，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北方更注重佛的形迹宣传，开凿大量的石窟。从现存石窟中，可以地看到印度犍陀罗王朝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表现于壁画内容中，是北朝石窟壁画题材大量从印度传入的佛本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神话逐渐绘入壁画，与佛主和菩萨并列的是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等。早期印度的佛、菩萨、伎乐人多为圆脸、高鼻深目、半祼体，佛身上所饰字形花纹也是从印度传来的。随着佛教中国化，在石窟壁画的风格和技法中，中国传统因素也逐渐增强，体态也由圆脸变为魏晋时江南人的瘦削、清秀，又向半圆的隋唐式转化。
中国陶瓷文化弘扬了佛教教义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定要渗透到人类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去，在一个政治紊乱、社会失常的状态下，佛教不独填补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也提供了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佛教和民间信仰融合后，产生了降魔伏妖与祈求佛福的种种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吸收并自创各派，产生了新的教义。
中国陶瓷常常用佛教中的人物作为雕塑借以弘扬教义。维摩洁即维摩，意译为“净名”《维摩洁经》说他是古代一位乘居士，是解脱境界现身说法的代表人物。飞天梵名“鍵闼婆”，意译为“天乐神”、“吉祥天”，是欢乐和吉祥的象征，佛教壁画中常见。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修行得道人的僧侣、佛的弟子。传说释迦有十六个弟子，称“十六罗汉”，力士有世俗和佛教两种，元代藏传佛教对蒙古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藏传教有关的陶瓷日用器皿开流行。
贲巴壶：作为佛教专用器物，与阿拉伯人携来中原贮水具扁壶不同，贲巴壶主要用于佛事，相传释迦牟尼平生有九龙灌顶事迹。复《楞伽经》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又传闻天竺国王即位须以四海之水灌顶以表祝愿。故我国藏传佛教将贲巴壶专用以宗教仪式。元代西藏喇嘛教(佛教分支)传播蒙古，而满族受蒙古文化影响很深，也尊喇嘛教。清代官窑生产此壶是为了供朝廷赐给天下喇嘛各寺，朝廷也曾将贲巴壶赠予曲阜孔庙，示意尊敬。
贲巴壶有流嘴、但无执柄，使用时手握壶颈，若贲巴壶省去流嘴，便称贲巴瓶，佛教徒用于盛水，或者插草其中作为礼佛陈设，因此称藏草瓶，贲巴壶也称藏单壶。贲巴是藏语音译，而梵音原作“军持”，密宗《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曰：“若为生梵天者，当于军持”。《庶物异各疏》：“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又《释氏要览》云：“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大悲心经》又曰：“若为令一切饥渴有情得以清凉者，当为甘露手”。其手印图解亦为握水瓶，故军持复称甘露瓶。明代所制军持大多有流嘴，形状与清代贲巴壶略相似，只是结构轮廓简洁，纹饰青花，无多装饰，仍为用具，贲巴壶出于清官窑者辄为喇嘛教法器。
折腰碗：撇口、斜壁、折腰、小圈足。碗腹较浅，硬折腰、圈足甚小，随着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奉，西藏的饮茶习惯也开始流行，以末茶、面和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的“兰膏”，用末茶和酥油同搅，沸汤点之“酥签”。容器是浅腹的木碗或铜碗，与折腰碗相似，可见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僧帽壶：元代出现的新器型，口沿一侧设流，另一侧口沿高起似僧帽，束颈腹部鼓出，下承圈足，器盖卧入口沿之下，呈圆形，较平坦，一侧伸出遮流，上有扁圆钮，因型似僧铝的法冠而得名。仿西藏银壶造型，藏语称为“缪甘伊”，是向佛敬酒时斟酒用的，欢迎贵宾时用来敬青稞酒，可见僧帽壶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多穆壶：也是元代出现的新器物，型如直筒，上部略小于下部，上部一侧出一流，另一侧有曲柄，顶部半周高起，作僧帽状装饰有盖，壶身有三周较宽的凸弦如箍，上下以归并条连接，相交处有圆钉。是仿木制或银制的“索拉”，“索拉”分为有流和无流两种，前者是酥油荼壶，后者盛放大米和人参果。据称多穆是满语奶茶，多穆壶即奶茶壶，元代的藏传佛教，清代的喇嘛教，使它在教徒的生活中流行。
高足杯：上部为侈口碗，下承竹节形或圆柱形高足，足下端稍外撇，足内中空无釉，足和碗间以胎泥相接，关于这种高足杯的用途，过去认为是蒙古人在马上喝酒用的“马上杯”。据考藏语高足杯称为“噶予域仁”，主要用来盛酒或放人参果、大米做成的食品，是喇嘛教中具有极高地位的供器，使用时将高足杯插入金属器座中，一般置于寺庙的主佛前，平时则收藏在特制的杯套中，达赖和班禅在最重要的场合上使用，其他人严禁使用，与宗教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德化瓷塑出现于宋代，盛行于元代。明代由于“象牙白”瓷土的运用，何朝宗、张寿山、林朝景、陈伟等瓷塑大师艺术达到高峰，尤以何朝宗的瓷塑观音最为珍贵。清乾隆《泉州府志》说：“何朝宗……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土，天下传宝之”。这些瓷塑佛像流传到亚非欧一些国家，被当作珍贵的艺术品供陈列观赏，然而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或没有完全“伊斯兰化”的国家，却把它作为偶象来崇拜，日本的基督教徒竟将德化生产送子观音瓷塑佛像当作圣母玛丽娅来崇拜，有不少华侨也将他们带到所在国供奉，其需求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为的程度。
佛教对中国陶瓷器型和装饰的影响
佛祖释迦牟尼大约和孔子同时代，印度阿育王朝相当我国秦汉时期，佛教兴盛并成为
印度国教。佛教本来并不崇拜偶像，自公元前32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印度西北部后，受艺术的影响，佛教徒在他们修道的石窟里，用雕塑、绘画等造型表现佛、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并以此作为崇拜和歌颂的对象，于是石窟成为佛教宣传教义的道场。佛教的传入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各大名窑的陶瓷发展，佛教文化中的佛教、佛塔、力士、护法兽、菩提、冬忍和莲瓣，或成为中国陶瓷雕塑的模型，或成为陶瓷装饰的图案，尤其是景德镇陶瓷的青花瓷器更是如此。
佛教传入我国，佛教艺术也随之而来，三国、两晋瓷器装饰上已有表现，谷仓、罐和碗钵等器物出现了佛教造像和忍冬纹，工匠艺人将佛教造像与我国传统的四神、仙人、乐舞百戏和其它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风格不同于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南朝青瓷普遍以莲花为装饰，在碗、盏、钵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划饰垂线仰莲，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
佛教界称到达彼岸，成就完美人格者为如来，所以陷于苦难的人就向如来求救，或者萌发向如来求救的心理，为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模仿如来的陶瓷雕塑应运而生，光洁的瓷器表现了如来的大德、大智、人性、人格。菩萨遵从如来的教诲，绝不独善其身，时时眷顾弱小的人，并适时地援助他们，弘扬如来的教义，希望能和众生一起升越。菩萨、观世音本已进入如来的境界，就为了济渡苦难的众生，才自愿入地狱济助，因此，菩萨的塑像就特别多。例如人们供奉的千手观音，即是以千手象征观音菩萨以各种方法来救济迷惑、彷徨无依的人，而六地藏和六观音，是于六道中分别以救世主出现的佛。从出土的流传文物中，可以找到许多陶瓷的雕塑，面目慈祥、神态逼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
中国陶瓷雕塑，揉合了泥塑、石刻等姐妹艺术，特别是吸收佛教艺术及石窟造型的精髓，故造型优美、技艺熟练。甚至连衣冠服饰，社会生活也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如1995年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瓷雕《影青观音》，高66厘米，观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和璎珞飘带、体态匀称端庄、脸容腴润、神情温雅慈祥，确有一种大慈大悲、降福救难的独特气质。考古分析其制作方法是先用瓷土捏制出形体轮廓，再用刀具精工细雕，璎珞飘带则是帖上去的，施明澈莹润的影青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具有清新雅致的艺术效果。七级塔式盖面绘莲叶脉络纹，中国陶瓷不再简单地就塑像而模仿，而是把这些佛教人物溶入各种陶瓷器皿中，既再现了佛教的宗旨，又丰富了陶瓷的使用功能。
唐代用印度风格塔形罐作为随葬品，型制比较特别，整体高，下大上小，略似塔形，由三个部分组成：中部器身作罐形、圆腹、平底；上部是高耸的圆锥形盖，堆塑着浮雕，下部则是高大的底座，承托罐身，饰着莲瓣纹饰，以三彩陶器最常见。唐三彩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民族化与中国化。盛唐的人物雕塑造型准确，比例恰当，注重人物神态，注重审美心理。随着对女性欣赏观念的改变，八世纪初“吴带当风”式的胖女俑成了新一代美女的写照，衣饰线条飘逸流畅，神情气度典雅妩媚，成为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在七宝七茎莲花上，莲花在佛教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我国自古即有爱莲花的习俗，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称它为“君子”花，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周敦颐更是赞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美妙品格。基于佛教的盛行，我国人民崇尚的莲花便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装饰，以刻、印、绘的浮雕，堆、贴等不同的手法出现在瓷器上，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
八宝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也称“八吉祥”。西番莲、海马、垂云纹，金刚杵本为印度兵器，被佛教借为法器，用以“断烦恼、伏恶魔”，在景德镇青花瓷器纹饰中，称为“结带宝杵”。与佛教有关的图案都成为陶瓷装饰极为普遍的题材，其使用功能也扩大了，并不局限于佛教供器上使用了。缠枝莲纹是借鉴佛教艺术中的忍冬、卷草纹之类波形纹，同时把它和汉代彩绘以及漆器上的云气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缠枝纹。清代，乾隆把佛教作为笼络某些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一种手段，在各地广建庙宇，于是景德镇粉彩法器得以大量制作，元明以来八宝一直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图案，但到了乾隆时，却作了成了精细的粉彩瓷器，佛教的达摩、观音等瓷雕得到了发展。
中国近当代艺术陶瓷精品展在京举办
为推动当代艺术陶瓷走上精品之路，2017年11月11日，由中国工艺艺术品交易所与中国收藏家协会陶瓷收藏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当代艺术陶瓷精品高峰论坛暨中国近、当代艺术陶瓷精品展”在中国艺交所民族文化宫新址开幕。来自全国16个窑口300件藏品参展，近120位与会代表参加了活动。
这次论坛和展览的目标是探索当代艺术陶瓷的精品之路、研讨当代艺术陶瓷精品的创新，贯彻推动《中国当代艺术陶瓷收藏精品标准》，选拔、培养优秀中青年艺术家，创作出本世纪的经典之作，打造当代最具收藏价值的国家级艺术陶瓷精品品牌，提升我国艺术陶瓷创作的总体水平，展示我国极具收藏价值的近、当代艺术陶瓷优秀作品。建立完善的中国近、当代艺术陶瓷集创新、创作、评审、认证、品牌、展示、交流、交易、收藏为一体，规范、有序的收藏体系。
这次参展的作品，是建国以来我国各陶瓷产区的经典之作，选出自1950年至今，极具收藏价值的艺术陶瓷精品。其中包括：俗称5、6、7（50年代—70年代）的陶瓷精品，特别是1962年特制的红色官窑水点梅花笔筒，还有特殊意义的文革时期的经典，改革开放以后的汝瓷精品、钧窑精品、定窑精品、龙泉青瓷精品、官窑精品、山东青瓷、刻瓷精品、湖南醴陵奥运瓷精品、德化窑精品、景德镇窑和清华美院、景德镇陶瓷学院部分学院派师生的经典作品等，300件不同时期、不同品种、不同特色的经典作品蔚为壮观。中国陶瓷史与中国文化
商 原始瓷青釉弦纹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来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西汉 青釉原始瓷划花双系罐
―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西晋 越窑系青釉印纹豆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北朝 青釉莲花尊
首先，笔者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隋 青釉模印塑贴四系罐
唐 白釉兔系罐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唐 定窑白釉盒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唐 长沙窑模印贴花褐斑注子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宋 汝窑天青釉圆洗
— 早熟的中国文化 —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而在钱穆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在秦、汉时代就完成了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了其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中国·陶瓷艺术(二)——中国陶瓷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篇 中国陶瓷的起源与发展
从初创于商代、到真正创制于东汉时期的中国瓷器，是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史的又一重要贡献。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原始时代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早期人类在制陶过程中，对原料的探寻和使用上缺乏经验，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火的使用上也不够成熟。所以制成的陶瓷质地疏松。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陶器种类开始增多，从泥质或夹砂陶发展到灰陶、黑陶、彩陶和白陶等。另外，为装饰或提高质量方面着想，又创造出白色、红色陶衣，以及用Fe2O3(黑)、MnO2(红)为着色剂的彩料。在成形工艺上，开创并住处逐步完善了轮制、模制、表面抛光、薄胎成形、拍印纹饰等多项手段。原始的烧成条件比较简陋，这使早期陶器的胎体多为红棕色。这是因为在烧成过程中，大量空气的混入形成强氧化焰，使粘土中的氧化铁成份变红、变黄，加之原料中AL2O3较低，助熔剂量高，也对陶器红色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远古时期的陶瓷烧造技术资料，迄今尚无从找寻，但从现有资料推测，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是用柴草在平地上用篝火直接烧制，这种方法至今在许多偏远落后地区被使用，统称为“无窑烧陶”。抑韶文化的窑型基本是横穴式和竖穴式，就泥地挖掘而成，以柴草为燃料，无烟囱，窑内温度较均匀，热量损失较小，烧成温度可达1000度。从龙山文化时期以后，普遍采用竖穴窑，由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组成，窑室直径1米左右，燃烧时空气供应较足，使柴草充分燃烧，火焰可沿窑底均匀进入窑室，使窑内温度提高，可达1050度高温，也为后来出现的馒头窑、倒焰窑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三大古迹演绎中国陶瓷文化
南风古灶
一窑炉火，历经500年风雨而不熄，至今还在燃烧，这就是传说中的“南风古灶”，以“连续使用至今的最古老柴烧龙窑”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如果你想品味真实的佛山陶瓷文化，南风古灶则是必经之处。南风古灶有两座柴烧龙窑，登上窑体，你会发现道路两旁满是积薪，这便是它那传统烧制工艺的燃料，工艺流程也是“迂腐”得500年不变。陶工们把烧好的砖瓦从窑内搬出，再用小车把坯品推进窑内，完全是都是人工，窑内的电灯算是惟一现代化的设备了。另外，南风古灶的窑尾长着一株古榕，据说栽于明朝。枝繁叶盛，亭亭如盖。500年了，古窑炉火不熄，榕树也越发葱郁。树下有碑，其中一句“有榕乃大”，让人玩味不已。
能代表佛山陶瓷文化的还有石湾公仔。“石湾公仔”是石湾艺术陶瓷的俗称。它起源于民间，在明代以后进入了鼎盛期，其特点是造型和釉色充满浑厚、粗犷、质朴、率直的审美情趣，是中国乃至世界陶艺史上的一朵奇葩。主要有人物陶塑、动物陶塑、器皿、微塑、瓦脊陶塑等五大类。
作为一种传统的工艺品，虽然模式化、量产化等因素使得石湾公仔无法摆脱匠气，但其对人物形神兼备的细腻刻画，恰巧是最为生活化的一种语言体现。正如一位陶瓷研究专家所说：“假如昔日石湾没有大宗日用陶瓷的制作，陶艺根本没有依存的余地，如今石湾陶艺的代表石湾公仔被人们珍藏起来，日后必将成为文化的积淀。”
陶师祖庙
承载着石湾陶艺辉煌的“陶师祖庙”重见天日不过一年时间，却是每个陶瓷手艺人定期聚集之地，感受陶瓷文化魅力自然不能落下此地。据陶瓷老艺人讲，位于石湾的陶师祖庙始建于南宋时期，后在战争期间被毁。当时原庙内收藏了石湾乃至佛山最优秀的陶瓷艺术品，该庙建筑规模之宏大、设计之精美，为佛山所有手工行业祖师庙之最。或许正因为如此，此次修缮一新的陶师祖庙力求做到精雕细刻，直至充分展现陶艺的魅力为止。
瓷博会，陶瓷文化交流的盛会——访河北定窑研究所法人杨敬好
在瓷博会主展馆河北定窑展区里，有一件看似平凡的复制品，但真品却是传世极少、极为珍贵的单色釉。该作品瓷釉黝黑如漆，釉面上散布着许多具有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大小不一，大的直径达数毫米，小的只有针尖大小。河北定窑研究所法人杨敬好告诉记者：“瓷釉名曰‘油滴釉’，是‘黑定’又称‘兔毛花’的特殊品种之一。油滴釉极难烧制，烧制的温度极高，是最昂贵的窑变釉。这件复制品是由定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烧制技艺传承人、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副所长马会昌先生所制。”
十大名窑之一的定窑瓷器创烧于唐，盛于宋，衰于元，烧造历史750余年。宋时定窑以烧造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绿釉，有毛口和泪痕等特征，毛口是复烧口部不上釉，泪痕多见于盘碗外部，因釉的薄厚不匀，有的下垂形如泪迹。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诸种，风格典雅。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瓷博会。瓷博会是一个陶瓷文化交流的盛会，这次来到景德镇收获不小，明年我打算把更多的好作品带来与陶瓷参展商相互学习交流，也预祝瓷博会越办越好。”杨敬好这样说。
中国·陶瓷艺术(三)——例说中国陶瓷演变与发展
第三篇 例说中国陶瓷演变与发展
窑火凝珍西江月·颂陶 郭沫若
土是有生之母
陶为人所化生
陶人与土配成双
天地阴阳酝酿
水火木金协调
宫商角征交响
汇成陶海叹汪洋
真是森罗万象
陶器是泥土加水成型，经高温焙烧后生成的。它是人类第一次将一种天然物质经过加工将其转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发明创造，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最早的一次伟大尝试和创举。
瓷器则是用瓷土加水，经比烧陶器更高温度的火力烧成的。创造瓷器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化的又一伟大贡献，所以在英文中“瓷器”与“中国”为同一单词China。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祖先，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下，各自都独立地发明创造了陶器，唯有瓷器是由中国人发明，在公元五、六世纪以后陆续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原始人生活与艺术的写照杰出的彩陶艺术中国远古的文明渊远流长，形成于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从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其中彩陶艺术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成为中国原始艺术创作的范例，这件彩陶盆便是其中代表之作。
人鱼合体彩陶是在陶器表面以红黑赭白等色作画后烧成，彩画永不掉落。此盆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概括成圆形，额的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为黑色半弧形，可能是当时的文面习俗。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祥，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加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丰富的想像力，人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加上鱼鳍形的装饰，显得威武华丽。
图腾崇拜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人头上奇特的装束，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而稍有变形的鱼纹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表达出人们以鱼为图腾崇拜的主题。
更多的涵义此外，在先秦典籍《诗经》、《周易》中鱼有隐喻“男女相合”之义，以此推之，这人面鱼纹也应有祈求生殖繁衍族丁兴旺的涵义。但不管究竟蕴含何种奥秘，作为中国原始社会先民的艺术杰作，它已然放射出耀目的光芒。
“迷”一般的画面心灵的抒发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的绘画艺术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绘画已不仅仅表现自然的形象，而将人生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等深层次的内容尽情抒发，以至于当我们看到那“迷”一般的画面时，不由得肃然起敬。
神秘的画卷此瓮用夹砂红陶制成，敞口深腹平底。近口处有六个钩状“系”，用以吊挂绳索。瓮的外壁画着一幅神秘的《鹳鱼石斧图》。
画的左边绘有一只神采奕奕的白鹳，眼大身壮，长喙短尾高脚，口衔一尾大鱼。右边绘有一把带柄的石斧，斧头与柄相交处画着横线和圆点，表示两者是固定在一起的，斧柄下部画着交错斜线，可能是柄套，既防滑又美观，柄中部的黑叉，则可能是具有某种意义的符号。
对首领的怀念我们来推测一下图画的涵义：彩陶瓮是当时部落联盟首领的葬具，该部落联盟的图腾就是鹳鸟，而鹳鸟口中的大鱼应是敌对部落联盟的图腾，作画者将鹳鸟画得形体硕壮，眼睛大而有神，将鱼画得身体僵直，毫无生气，用鹳口衔鱼的题材正是为了表现本族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带符号标志的石斧是首领生前所用之物，是身份地位和权威的象征，将石斧画在瓮上，是部落成员对去世首领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