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儒雅好古，对于康熙、雍正时期遗留宫内的珐琅彩瓷更视为珍宝。除承前制继续在宫中烧制外，并为每件器物配制楠木匣钵，专门储藏于干清宫珐琅彩瓷的专库(端凝殿)内。干隆时期珐琅彩瓷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康、雍两朝，器型更加丰富。此时珐琅作里，群英荟萃，人才济济，有专画花鸟鱼虫的画家余省，画人物楼景的画家张廷彦，画人物花卉的画家金廷标等达17人之多。是参与画珐琅瓷器制作人员最多的时期。干隆时期画珐琅的画匠大多来自广东、江西和宫廷，干隆皇帝还从江西调会画磁器、会吹釉水兼炼料烧造磁器匠役胡信侯入内廷造办处。形成干隆珐琅彩瓷“取材种类多样”、“装饰繁缛华美”的艺术特色。干隆时烧珐琅彩瓷的地点除了延续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外，在圆明园造办处亦有烧造。出现了珐琅彩与粉彩合绘的现象，同时多使用轧道工艺表现器物的立体效果。
干隆时期珐琅彩瓷器一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其工艺特征。一类是人物纹饰，常通过婴戏等儿童活动，将吉祥之意寓意其中。在色地上彩绘花卉，明显具有铜胎画珐琅效果，所绘人物饱满、写实，人物神态逼真、生动活泼。线条流畅，珐琅彩颜色秀丽。干隆时期的一件珐琅彩黄地花卉开光婴戏瓶，瓶口内施松石绿釉，外壁通体以那不勒斯黄彩为地，上以各色料彩满绘法国的鸢尾花，三面开光内绘婴戏图。分别寓意“竹报平安”、“吉庆有余”、“官带流长”。底足内松石绿地蓝料双方栏书“干隆年制”4字篆书款。此瓶在色地上彩绘洋花，凸显铜胎画珐琅效果，开光内所绘婴戏图案，又为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这种锦地开光风格在干隆朝施用较为普遍，而中西合璧的装饰图案，是干隆珐琅彩所独有的特点。另一件珐琅彩婴戏双连瓶，属于宫廷御用陈设瓷。造型新颖别致，呈双连式，又名“合欢瓶”，口上附有双钮联盖，圈足内有“大清干隆年制”青花6字篆书款。通体用珐琅彩描画纹饰。腹部的两组婴戏纹为主题图案，一组图案为四婴戏三羊图，其中一婴肩背梅花，一婴手持灵芝，一婴骑羊，一婴手持画卷，寓意“三羊开泰”；另一组图案为九子嬉戏图，其中一婴抱瓶，瓶口中飞出五只蝙蝠，群婴作欢呼状，寓意“福在眼前”，“多子多福”。两组图案画工均极精细，突出了画面的浓淡阴阳，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干隆时期在珐琅彩瓷上，还出现了一类临摹西洋人物和景色的纹饰，其用笔光滑平柔，几乎看不到笔触，色彩绚丽丰富。并运用焦点透视方式，使画面上的人物及背景上的建筑物，具有光线明暗的立体效果，这些都是制瓷匠师将西洋画法融入珐琅彩瓷绘技艺中的结果。故宫藏一件黄地小葫芦瓶，上部椭圆形开光内绘西洋景色，下部海棠花式开光内绘西洋妇女和婴儿。画面中人物面部明暗分明，装束华丽，背景建筑物清晰可见。整个图案从题材至画法都是西洋风格，是干隆珐琅彩瓷受西洋画风影响的典型之作。
另一类是延续了雍正时融诗、书、画为一体的装饰风格，题材更为多样化，不仅有山石、花鸟，还有山水人物和仙山楼阁图。故宫藏一件豆青地开光山水诗句纹瓶，腹部装饰4个圆形开光体，开光内绘景州开福寺塔全景，及干隆御制《登景州开福寺塔》七律诗一首，诗句后钤“干隆宸翰”、“惟精惟一”篆印两方。此瓶在构图设计上可谓别出心裁，它以多种色调的珐琅彩料与粉彩料合绘纹饰，不仅画面丰富、层次鲜明、画工精致，而且诗与画共同入画，极大丰富了瓷绘的表现力。它以多种色调的珐琅彩料与粉彩料合绘纹饰，说明珐琅彩这种昂贵的进口材料逐渐被国产的颜料所代替。而且画面丰富、层次鲜明，诗与画共处一个画面，提高了装饰的文人气息。此外，干隆时期在装饰工艺上集彩绘、描金、轧道、凸印、开光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充分反映出干隆时期繁缛、复杂的釉上彩制瓷工艺。
此时干隆珐琅彩的款识，在雍正的基础上，增加了青花6字篆书款“大清干隆年制”，这是由景德镇烧制白胎瓷器时预先写好的，也有在宫内书写的蓝料彩4字楷书款“干隆年制”，外围方栏。以及横排篆书6字款。个别器物金彩或黑彩书写篆书或楷书款识。
从康熙中、后期至干隆时期，这70多年间，流传于世的珐琅彩瓷不过500余件，而且绝大部分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可谓弥足珍贵。
由于珐琅彩瓷是康熙、雍正、干隆三朝皇帝的把玩之瓷，一直秘藏宫中，加之传世品的数量极为稀少，嘉庆以后国力衰落，珐琅彩被粉彩代替，所以后世仿烧珐琅彩瓷一直不断，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并具有一定水准。
延伸阅读
乾隆时期的粉彩瓷
清乾隆粉彩开光人物茶壶
粉彩是乾隆朝瓷器中所占此重较大的品种之一，在雍正瓷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乾隆粉彩中的一部分继承了雍正时期在肥润的白釉上绘疏朗艳丽纹饰的特点，如常见的折枝花卉盘、碗、花瓶、面盆、人物笔筒和大件器物鹿头尊等。鹿头尊是乾隆时常见品种。其口直，口以下渐大，垂腹收底，圈足。尊的上半部饰两个镂雕的夔凤耳、蟠螭耳或鹿头耳，因器型像倒过来的牛头或鹿头而得名。鹿头尊多在白底上绘青山绿水、树木，山水间及丛林里有很多头梅花鹿或奔跑或立，或回首或低头，颜色鲜亮，层次清晰，布局疏密有致。这类瓷也有叫百鹿尊的。乾隆朝的这一品种流传下来的已经很少了，大多是光绪朝仿的，层次不清，颜色暗谈。
乾隆朝除了白地绘份彩外，还有色地粉彩或色地开光中绘粉彩等陶瓷品种。乾隆朝粉彩的创新品种是在黄、绿、红、粉、蓝等色地上用极细的工具轧出缠枝忍冬或缠枝蔓草等延绵不断的纹饰，且多和开光一起使用，人称轧道开光。这一工艺的出现，将粉彩推上了更加富丽繁缛的顶峰，一直延续到民国。另外，乾隆朝还有部分在粉彩瓷器的内壁及底足内施绿彩，俗称"绿里绿底"，一直流行到清末、民国。乾隆时的"绿里绿底"极浅淡，迎光侧看釉面有极细小的皱纹，像微风吹过平静的湖面而形成的细波。绿彩附着在白釉上非常紧密，几乎没有爆釉现象。乾隆朝粉彩的常见纹饰有山水、婴戏、九桃、瓜蝶、百鹿、花鸟、仕女、百花 (亦称 "百花不露地") 、八仙、云蝠、福寿、缠枝花、皮球花、花蝶等。除了常见的器型以外，新颖造型还有贲巴壶、交泰瓶、转颈瓶。款识有青花、红彩、金彩等种类。
宣统时期粉彩瓷的工艺特点
宣统朝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具有现代瓷的特征。宣统民窑粉彩中有许多不署款识的器物，因宣统一朝为期太短，民窑粉彩器特征与光绪或民国时无太大的区别，因此在鉴定这类无款瓷时，人们易把它们归入光绪或民国器中。器型：粉彩器型多为日常生活用具、陈设瓷及文房用具等。日常生活用瓷有碗、盘、杯子、渣斗等，陈设瓷瓶类以赏瓶为多，另有玉壶春瓶、棒槌瓶等。胎釉：陶瓷的瓷质精良，较光绪时更为坚致缜密，胎体轻薄。釉色洁白匀净，明快而纯正，民窑粉彩的胎质与现代瓷十分接近，釉色或洁白细腻，或白中闪青。彩绘：宣统时期纹饰绘画较为细腻，色彩淡雅，纹饰虽以掺人法描绘，但造型较为生动，粉质也不疏松，与胎釉结合良好。粉彩品种以白地粉彩为多。纹饰：纹饰亦承袭前朝，但绘画较光绪更为精细，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民窑绘画较为细腻。款识：宣统官窑粉彩器的款识以“大清宣统年制”六字楷款居多，也有篆书款，楷款书写工整清秀。宣统民窑粉彩器物有“大清宣统年制”红彩和青花楷款，另有书干支纪年款，书写较为草率。
民国时期瓷器的发展工艺特征
公元191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称为民国时期。是中国瓷业处于萧条衰落的黑暗时期。客观讲在这30多年里，也生产出不少精品瓷器。在这些精品瓷器中有传承，有融会，也有创新，倒给古老的制瓷业注入了新的曙光和希望。以郭葆昌为主导的传承派，制造了以"居仁堂"为款名的瓷器，其胎质、釉面和彩绘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公元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规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为了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在景德镇设御窑，烧制名贵瓷器，写上年号，供宫廷使用。传世的"居仁堂"、"居仁堂制"和景德镇御窑督陶官郭葆昌，后用自己的别号"觯斋"为款识，烧制了一部分瓷器，堪称名贵。题"洪宪"年号的瓷器均为托名之作。到了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洪宪年号随之取消。清末民初的仿古风盛行，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窑口无所不仿，仿古范围包括瓷质，釉色及彩绘等各方面，青花瓷也不例外。的确，少数器物在技巧上达到"乱真"的地步。如民国孙瀛洲先生专仿明代前朝青花器。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其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器相似，极难辨识。民国初期出现了新粉彩。新粉彩瓷画与传统粉彩相比，无论在造型、线条、光泽、色彩等方面都吸收了近代画的营养，作品以工见长，色彩浓艳，更符合大众市民的欣赏水平。新粉彩瓷画的先行者汪晓棠和潘陶宇，他们的新粉彩瓷画影响了整个的瓷画风格。到了1928年在王琦倡导下，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刘雨岑画师成立了"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同时与“珠山八友”齐名的著名画师还有张志汤，方云峰，汪大沧，余翰青，张沛轩，汪小亭，程芸农等人。新粉彩作品以瓷板画居多，有方瓶、筒形瓶、印盒、水盂、扁壶等造型简单的器物。为了挽救我国传统的陶瓷工艺，民族工商业者在中国瓷器手工业中进一步改革，创办了一批新式瓷厂。郭葆昌在景德镇监督烧制瓷器时，聘请绘画、填彩、浇釉、造型、烧窑等名家，采用官商合股开办了"江西瓷业公司"。烧制的器物，胎骨轻薄，釉色洁白，彩质纯净鲜明，绘画精美。器物的底部落"公司"款。这些器物给陶瓷鉴定家们称为："中国瓷业史中仅有的一朵复兴之花。"在近代制瓷的成就中，除景德镇外，醴陵瓷器中的釉下五彩独树一帜。地处湘东的醴陵产优质瓷土，从清初至清末，制瓷业几度兴旺，但工艺落后，仅生产大众日用粗瓷。民国初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湖南人熊希龄，赴日考察瓷业，回国后在他家乡主持创办了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在景德镇艺人和日本瓷匠的帮助下，创造了釉下五彩。这种独具特色的釉下五彩，色彩丰富，晶莹润泽，清雅明快，独具风味。有红、橙、黄、绿、紫、黑、灰等各色。每种颜色又细分几种色调，达到了"艳而不俗，淡而有神"的艺术境界。既古朴典雅，又鲜艳浓郁。当时的制瓷绘画高手有张晓耕、彭筱琴、傅道惠、游先理、吴寿祺等艺人。醴陵釉下五彩问世仅20多年（1909-1930年）先后四次在国内外大赛瓷会上获得金奖，曾风靡一时。目前传世作品稀少。民国瓷器中最具文化特征的当属时装人物画瓷器。这种创新的时装人物画瓷器，展现了民国时期的新时尚。在瓷绘上采用了艳丽而丰富的新粉彩技艺，使中国瓷器人物画展现了划时代的新姿。民国以前的瓷器上的画面，多绘山水，花鸟和吉祥图案，人物画大都是文人雅士，道释和戏曲故事。很少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妇女。时装人物画瓷器多方面描绘家庭妇女生活的场景，有的对镜梳妆，有的弹琴，有的相互插花，有的戏童。这种在瓷器上描绘身著时装的摩登女性的家庭生活，在中国陶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为研究民国时期的风俗演变和妇女时装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乾隆后期珐琅彩瓷与以往彩瓷制品相比的特点
乾隆后期的器体造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继续沿用乾隆前期珐琅彩瓷时的造型，例如蒜头瓶、胆瓶等；一种是乾隆后期创新使用的新颖器型，例如葫芦瓶、长颈瓶等。
器型变化其实是瓷胎造型变化，由于珐琅彩瓷几乎皆为观赏瓷，因此在设计造型方面可以全力追求别致新颖，不似日用瓷那样煞费苦心的考虑过多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在仅考虑制瓷的技术工艺下，景德镇御厂基本可以无所顾忌的按照内务府所发的既定器型制作瓷胎。
众所周知，雍乾时期的唐英是一位极有艺术天赋的御厂督陶官，他在绘画、书法、制瓷、篆刻以及剧作上的艺术造诣令人仰慕不已。在他的卓越领导下，景德镇御厂创造了清代制瓷的极度辉煌，纵观清朝景德镇御厂制瓷史，无论是瓷器造型还是彩瓷种类，唐英都将其推上历史顶峰，是历史上无可争议的杰出督陶官。
葫芦瓶是比较常见的观赏瓷器型，由于它有多子多孙、层迭延续等寓意，代表了古代人民的传统思想观念，雅俗共赏，历代制作久盛不衰。
喇叭口长颈瓶在永宣青花中曾经出现，由于制作难度较高、工艺程序繁琐，在观赏瓷制作衰落时期不见制作。作为清代观赏瓷制作的一个顶峰，乾隆朝又恢复了该器型制作。
乾隆后期珐琅彩瓷与其它时期珐琅彩瓷相比较，其最大特点应该是装饰的复杂多样化。与以往珐琅彩瓷制品相比，该时期制品除更加复杂的制胎工艺外，表面不厌其烦的使用色地、锦上添花、口部镀金，并且在器底足、内部装饰使用松绿釉，都无疑表明该时期的装饰由简练渐趋繁缛，符合该朝彩瓷特点与器物的发展变化规律。
１、色地装饰
使用色地装饰的珐琅彩瓷不仅仅是乾隆时期，康熙至雍正前期的制品几乎都有色地，雍正后期改为填白釉（有时用色地装饰）。三朝的本质区别是：康末雍前是由于当是瓷胎画珐琅制作工艺不成熟，无法实现在玻璃釉面上理想绘制釉料，不得已使用无釉瓷胎，并为掩盖其釉面素胎缺陷，才在露胎处大量上涂其它釉料，于是形成色地。雍正后期之后的瓷胎画珐琅制作显然不存在釉面缺陷需要掩饰的问题，它的色地使用完全是为了装饰，特别是乾隆后期，为显示豪华绚丽，达到色彩多样性，在原有填白釉面上不厌其烦的再次装饰。雍正后期虽然也出现类似情况，但都远不极乾隆后期制品时普遍、繁缛。
２、“锦上添花”装饰
笔者暂未见雍正时器的粉彩瓷使用“锦上添花”（即轧道）纹，即使雍正珐琅彩瓷中偶有装饰使用，但轧道宽舒不整，精细致密程度不可与乾隆制品大相径庭。
根据《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资料记载，“锦上添花”装饰纹至少在乾隆四年十二月已经开始使用：“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太监李深、张喜来说太监张明交磁胎画珐琅......、磁胎红地锦上添花珐琅碗一对、磁胎绿地锦上添花珐琅六寸盘一对、磁胎黄地锦上添花珐琅五寸盘一对、磁胎白地锦上添花珐琅酒圆一对、磁胎月白地锦上添花珐琅酒圆一对、磁胎白地锦上添花珐琅小酒圆一对。传旨：著配匣入乾清宫珐琅器皿内。钦此。《乾清宫》”
以原始资料看，当时锦上添花色地包括红、绿、黄、白、月白等颜色。瓷胎画珐琅发展到“乾隆后期珐琅彩瓷”时，锦上添花装饰较乾隆前期更为普遍。
３、松绿釉装饰
进入“乾隆后期珐琅彩瓷”时期后，由于景德镇御厂粉彩瓷的高度发展与影响，珐琅彩瓷风格也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乾隆后期随着色地、锦上添花的大量使用，词、书、篆、画等一体的雍后乾前风格开始逐步消退，转变成造型独特、装饰繁缛的珐琅彩瓷。上文中的“锦上添花”装饰只是图案装饰走向繁缛多样化的变化之一，后来其内部与底足发展使用了松绿釉装饰风格才是最大的变化。
在款式上，后期与前期在风格上没有太大改变区别，皆为蓝料宋体字，所不同的是后者在写款处为白釉，款四周即使用松绿釉。类似的松绿釉装饰方法与当时的御厂粉彩瓷落款风格极其相似，这也之所以推断其为乾朝后期制品的一个重要依据。
４、镀金装饰
镀金装饰虽然在其它时期都有出现，但作为珐琅彩瓷上的应用却不是很多，乾隆后期珐琅彩瓷中该装饰极为广泛，几乎在所有的珐琅彩瓷制品口部都有镀金。镀金装饰虽然繁琐，但结果无疑增添了装饰。
由于色地、“锦上添花”、松绿釉、镀金四者并用拉大与乾隆前期珐琅彩瓷制品风格差异，且其中前三者并用也属乾隆后期粉彩瓷特征，因此将该类珐琅彩瓷归结为“乾隆后期珐琅彩瓷”。四者的结合导致珐琅彩瓷制品减少了书画情致，增加了繁缛装饰，借以造办处精细严谨制作，使该类彩瓷的绘画、装饰、制作水准胜于乾朝同时期御厂粉彩瓷。该类珐琅彩瓷除缺乏原有的书情画意，其它无论是做工繁琐、绘画精致还是造型艺术都堪称独步雍乾彩瓷，为清朝彩瓷之冠。
后期图案风格的发展变化应该是循序渐进，不可能像珐琅彩瓷瓷胎那样，顷刻间从“外无釉”转变为“外有釉”瓷胎，因此“锦上添花”风格的开始时期根据历史资料大致可以确定，内、底松绿釉装饰的转变时间却并不明朗，尚需笔者以后逐步考证。
５、绘画
此时期制品虽然繁缛绚丽，但在书法绘画造诣方面逊色于雍后乾前时期制品，缺乏意境，虽然匠心独具，但缺乏意境与文人气，可谓遗憾处。
总而言之，“乾隆后期珐琅彩瓷”与“乾隆前期珐琅彩瓷”的差别比较明显，它在装饰方面的发展变化使人有种全新的概念，而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与景德镇粉彩瓷的成熟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