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窑的款识

2003年7月,原内丘县委礼堂、电影院一带在改建步行街时发现了窑址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这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盈”字款和“翰林”款白瓷及刻印花瓷、唐三彩等,并且还首次出土了“官”字款白瓷残片。这次发掘的面积和出土的遗物数量在邢窑考古史上都是空前的,特是“官”字款白瓷的发现为我国唐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官”字款白瓷的归属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

带有底款的邢窑瓷器属于细白瓷,为官用或皇室用品,特点是瓷器底部刻有“盈”、“翰林”或墨书“翰林”。邢窑遗址被发现以来,先后出土了“大盈”“盈”,“官”,“翰林”,“药”,“王”,“张”,“李升”,“李”,“口弘”,“口楚口”,“解”,“退”等带款识的瓷片标本。这些款识多为尖状工具刻划而成,也有个别用毛笔墨书在成品上。除在瓷器上刻有款识外,在窑柱、匣钵等窑具上刻字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常见的有“士”,“吉利”,“笼盖”,“苏家”,“石”等。

底部刻有“翰林”款字,为唐代翰林院在邢窑定烧的瓷器,现代常见都刻在罐上,不排除碗上没有“翰林”字款;刻有“盈”字款器物,是唐代大盈库在邢窑定烧的瓷器。

“大盈”款:邢窑白瓷的“大盈”款,是皇家私库“百宝大盈库”的简称。最早发现邢窑白瓷带有款是“盈”字,而不是“大盈”款。在发现“邢窑遗址”以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才陆续的发现有“大盈”款。奇怪的是除西安唐金胜寺遗址出土一片外,其他均出自邢台市旧城区清风楼东的长街一带,而非在内丘的“邢窑遗址”。标本目前已发现有十几片,胎质细白坚硬。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出土器物全部为平底碗,其时代应早于“盈”字款瓷器。这批标本究竟来自哪个窑址目前尚难判断,但确系邢窑产品无疑。

大盈库属于由皇帝直接支取的“私库”,库中之物的取用,在于皇帝本人的旨意,而且多以宦官主领其事,库中之物的出处,一是赏赐给宾妃大臣,二是用于紧急国情下的支出,所以,大盈库又称之为“中藏”、“内藏”、禁藏”、“内库”、“中库”等。因此,在以后为皇宫烧制白瓷一律都刻写为“大盈”,再以后就干脆缩写成为一个“盈”字。因为不论是“大盈”、还是“盈”字都能代表是皇家专用白瓷。

“盈”字乃是唐代宫内大盈库的简称(皇家私库),是贡品,也只有是皇家自用,外人不能随意使用,赏赐除外。是“大盈”款的缩写,常出现在邢窑的白釉碗上,也不能排除罐上没有“盈”字款。只是出土发现的较少。 “盈”字款是目前发现最多的款识,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已出土了数百片。出土“盈”字款的窑址主要是内丘县步行街、农贸市场、服务楼、交通局、西关北等。另外,在西安、北京、杭州、赤峰、长治、易县、邢台、临城、隆尧等地墓葬和遗址中也有发现主要器型有碗、盘、罐、洗、执壶、盏托、粉盒、瓷枕等。

邢窑白瓷“盈”字款,从发现“邢窑遗址”至今,“盈”字款发现的最多,一般都刻写在碗上,早期邢窑白瓷碗是平底无釉,“盈”字款平底的碗比较少,一般都是刻在玉璧底碗上的比较多,“盈”字上覆盖有釉;而刻写在罐、执壶类的盈字款居多,平底无釉。“盈”字款出土最多的河北省邢台市的内丘县,另一个出土比较多的是陕西省的西安市;一个是贡瓷出产地,另一个是贡瓷接收地,所以,两个地方出土的“盈”字款比较多,但内丘出土的要比西安出土的多。

唐白釉“盈”字款枕 “盈”Tang Dynasty高7.7厘米面15.2×11.2厘米1960年山西省长治市东郊唐墓出土 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藏

枕体长方形,枕面略弧,枕边抹角,腹下收,平底无釉。此枕釉色洁白,胎体细腻坚实,较厚重,釉白中泛黄,使用磨痕明显。此器造型简朴大方,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邢窑“盈”字款白釉瓷枕。

唐白釉“盈”字款粉盒 高4厘米直径8.3厘米

上下均等,折角,直壁,子母口,有芒,旋削规整,棱角分明。胎质洁白坚硬。满釉,釉色白中泛青。底有三支钉痕,阴刻“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盈”字双款罐“盈” Tang Dynasty高22.5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9.2厘米陕西省西安市唐大明官遗址出土 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藏

圆唇,鼓腹,平底,底阴刻“翰林”、“盈”字双款。胎质坚实细腻,内外施透明釉,釉质莹润,积釉处泛水绿色。此器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器上刻有“翰林”和“盈”字双款的邢窑器物。

唐白釉“盈”字款盖罐 通高31.5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9.5厘米 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置盖,口微外撇,圆唇,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带拱形圆钮盖,底部阴刻“盈”字款。里外满釉,盖内及罐底无釉,釉色洁白似雪,釉面莹润光亮。是传世邢窑白瓷中一件稀有珍品。

唐白釉“盈”字款瓜棱罐 “盈” Tang Dynasty故宫博物院藏

上口、颈均残失,腹饰凸起的棱线条,圈足外撇,底阴刻“盈”字款,胎坚细洁白,釉光润。

唐白釉“盈”字款托盏一对 盈” Tang Dynasty 通高5.8厘米口径11.2厘米托径10.9厘米

托为四处花口,圈足,盏圈足直口,盏与底均刻“盈”字款。胎坚硬,釉光莹润,色白中泛灰。与上页“白釉盈字款执壶”是一套器物。所刻“盈”字笔体一致,为同一人书写。

“翰林”款:邢窑白瓷“翰林”款,与当时的“翰林院”有关。“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初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当时是以艺能技术见著召于翰林院供职,并非特为文学侍从而设。至玄宗时,置翰林侍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其职始重。玄宗又别置学士院,并兼翰林学士,侍直禁廷,专司制诰,甚至参议机密。其后,翰林学士之职渐为显赫,历代相沿,变成了文学儒臣官职。多出于内丘县城关窑址,西安市及邢台市区也出土过,器型主要为罐、粉盒等。出土量远不及“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款罐 高25.5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10.5厘米河北省内丘县西永安唐墓出土 河北省内丘县文物保管所藏

罐口微撇,圆唇,短颈,溜肩,圆腹,腹以下渐收敛,平底。底阴刻“翰林”款。

唐白釉“翰林”款盖罐 高26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8.2厘米 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圆唇,直颈,丰肩鼓腹,平底,有盖,盖上有宝相花形提手。罐底阴刻“翰林”二字,字体工整紧凑,造型浑圆饱满,端庄丰盈,制作精细。胎质细腻洁白,结构紧密,造型规整。釉色白微闪青灰,土浸较重。

“官”字款: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在邢窑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只要看到有“官”字款的白瓷被认为是定窑烧制。2003年为配合内丘县旧城改造建设步行街工程,河北省文物部门会同内丘县文保所,对内丘县城东侧的大礼堂旧址进行考古勘测挖掘,发现了邢窑窑群,并首次出土“官”字款白瓷,这一发现,填补了邢窑白瓷没有“官”字款的空白。共出土了十几片。均为细白瓷圈足碗残片,有些还粘有匣钵。

“官”字款瓷片过去曾在邢台市旧城区出土不少,限于资料多将其划归定窑。而此次发现的“官”款白瓷与“盈”字款白瓷则出土于同一地层或灰坑,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同时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即如何鉴别窑口问题。邢窑“官“字款瓷器的时代应为晚唐,与定窑“官”字款瓷器从时代上说大体相当,其胎釉及刻写的方法差别不大,化学组成和烧成温度也较为接近,这使我们鉴别各地出土“官”字款瓷器(如浙江临安出土带金银扣的“官”、“新官”款白瓷)窑口问题更增加一定难度。

“药”字款:目前仅见一例,器物为白釉玉璧底花口碗,出土于内丘县西丘砖厂。对于“大盈”、“盈”、“翰林”、“官”款的解释目前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是与唐代皇宫的百宝大盈库有关,为官府的定烧器。另一种观点认为邢窑出土款识是因窑场众多,为了竞争而刻制的商标或记号。多数学者则倾向于前者,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最终会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其他诸如“张”、“王”、“李升”、“吉”、“吉利”款均为姓氏或吉祥语,对此争论不多。这些款识的发现给研究邢窑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信息。

唐白釉皮囊壶 高12.5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1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壶上窄下宽,上端一面有小流,流直口,中间凸起曲形柄,壶两面凸起包袱褶纹线各一道,中间凸线一道,划刻“徐六师记”四字匠师题款。胎坚细,釉面白净光润。

唐白釉“张”字款执壶 “张高10.5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3.6厘米河北省临城县东街砖ㄏ刘府君墓出土(唐大中三年)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扁唇,喇叭形口,鼓腹,短流,双泥条把平底。底心阴刻“张”字款。通体施白釉,釉润泽,有土浸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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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邢窑“盈”字款的研究


邢窑为北方白瓷名窑,始烧于北朝,衰于五代,终于元代,烧造时间大约九百余年。其技术水平在隋代已登峰造极,烧制出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细白瓷。邢窑白瓷分为粗白瓷、普通白瓷和细白瓷,粗白瓷胎质粗松,胎色泛黄,胎面一般要施化妆土;普通白瓷胎色较白,少用化妆土;细白瓷胎釉的洁白度较高,胎质细腻,釉面光润,不用化妆土。从有关邢窑白瓷的考古发掘来看,邢窑细白瓷多发现于唐长安城的宫殿或寺庙遗址,如大明宫、青龙寺、西明寺等,其中一些白瓷的底部刻有“盈”字款或“翰林”款。近年来,在西安地区的一些唐墓中也出土了刻有“盈”字款的邢窑细白瓷。与细白瓷相比,邢窑的粗白瓷和普通白瓷的出土数量更多。由此可见,邢窑白瓷在唐代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邢窑白瓷体现了唐代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当时曾作为地方特产向朝廷进贡。其署“盈”字款者,一般认为与皇宫内的“大盈库”有关。大盈库在《新唐书》《旧唐书》中均有记载,玄宗、肃宗时称之为“百宝大盈库”。大盈库是皇宫内最大的储存金银财宝的库房,此库内的财物只能由皇帝支配、使用。目前已发现的“盈”字款邢窑白瓷以碗最为多见,另有执壶、盒、罐等。

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刻有“盈”字款的白瓷器物在唐代遗址和墓葬中时有出土。“盈”字款白瓷的发现,为研究唐代贡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故引起了考古文物和古陶瓷界的广泛关注。

根据“盈”字款白瓷出土的时间,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二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后;三是本世纪初。 上世纪50至70年代出土的数量不多,见于报道者只有195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残片和1975年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执壶,此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盒。 上世纪80至90年代出土的数量渐多,见于报道者有1980年西安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州,1984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85年西安唐西明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92年西安唐青龙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白瓷执壶,1994年内蒙古赤峰市早期辽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大碗,199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翰林”、“盈”字双款白瓷罐。尚未报道者有1990年河北宁晋县北河庄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盈”字款白瓷罐,1991年河北隆尧旧城镇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

本世纪初出土数量大增,见于报道者有2002年西安唐新昌坊遗址出土的五件“盈”字款白瓷执壶和四件白瓷盘,2003年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门瓷盏托。尚未报道者有2000年河北内丘北大丰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和2001年出土的两件“盈”字款白瓷罐与一件白瓷碗。 1957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盈”字款白瓷片后,首先引起争议的是其产地在何处,当时曾出现过两种有影响的意见:第一种认为这种白瓷可能是巩县窑的产品,理由是唐文献中有“河南府”(洛阳)进贡白瓷的记载,而在已发现的唐时属于“河南府”的巩县窑窑址中已发现了白瓷;第二种认为可能是河北定窑的产品,理由是在已发现的晚唐定窑遗址中也发现了白瓷,再加上定窑在五代、北宋之时又有刻款的习惯。 1957年冯先铭先生曾去西安考察,对这两种意见不大同意。他认为唐文献中虽有河南府贡瓷的记载,但巩县窑白瓷的胎釉发土黄,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的胎釉洁白不合,因此这种白瓷不像是巩县窑产品。至于定窑晚唐白瓷的胎釉倒是洁白的,与大明宫出土的白瓷很接近,但唐文献中并没有定瓷进贡的记载,因此也不可能是定窑产品。冯先生认为唯一有可能的是邢窑,理由是根据文献记载邢窑白瓷进贡,且其色类雪,此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完全相合。但由于当时邢窑窑址尚未发现,因此感到“苦无窑证”。 临城唐代邢窑遗址发现后,1980年12月13日,冯先铭、欧志培两位先生在河北师大杨文山先生等的陪同下,对临城的岗头、祁村、西双井窑址进行了考察。考察中,冯先铭先生一再提醒杨文山先生在窑址中留心“盈”字款标本。其后在1981年4月15日~17日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期间,冯先铭先生又提到了“盈”字款问题。

据冯先铭先生的提醒,杨文山先生与临城县参加窑址调查的调查者虽然在临城窑址中找到了一些“王”、“弘”字款的标本,但“盈”字款标本始终未见。直到1984~1985年,内丘县文物组在内丘境内进行普查时,才在城关窑址发现了大量的“盈”字款白瓷片,从而使冯先铭先生认为大明宫“盈”字款白瓷产地可能是邢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按内丘邢窑遗址发现“盈”字款标本,有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最早是1984年贾水禄先生在外贸局院内土坑中发现了一片;其后是1985年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十多片;到2003年,又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20多片。 内丘邢窑遗址“盈”字款器物标本的大量出土,按理说“盈”字款贡瓷的产地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有些研究者因受定窑产地说的影响太深,所以对邢窑出土大量“盈”字款标本的事实不加理睬,在事过10年之后,仍然坚持其产地是定窑的看法,如199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报道赤峰墓葬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大碗时,明确认定其产地是“定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盈”字款白瓷的产地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开始将“盈”字的含义转为主要话题。关于“盈”字含义的解释,研究者的分歧很大,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认为“盈”字形近“盌”字,“盌”即“碗”,因此碗刻“盈”字是“以字标物”。这种解释最早是1957年大明宫出土“盈”字款白瓷碗残片以后,由西安文物考古工作者提出的。1984年河北省邢窑研究组成员毕南海先生访问西安,在谈到“盈”字款的含义时,西安有些文博人员仍然坚持这种意见。 第二种认为“盈”字可能是内丘窑址某一窑主的“字号”。这种解释最早是由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的某些成员提出的。认为“盈”字作为“字号”,可能是“姓氏”用字,或“名”中用字,也可能是“吉祥”字,根据是临城窑址中发现了多种类似“字号”的字款,比如“王”、“楚”、“季”、“弘”等。这种解释出现后,曾受到内丘文物工作者的批驳。 第三种认为“盈”字款是内丘邢窑“专为宫廷烧造贡瓷”的一种标志。这种解释最早是由内丘县某些文物工作者提出的。由于当时临城窑址发现了姓氏款标本,而内丘窑址中尚未发现,故他们认为“临城窑是民窑,不烧贡品,不受官府控制,所以窑主可以刻上姓氏作为商标”;而内丘窑因“专为宫廷”烧造贡瓷,“受官府控制”,不能刻姓氏。正是因为如此,故在内丘窑址中只发现了作为“贡品”标志的“盈”字款,而“没有发现姓氏刻铭”。 第四种认为“盈”字是唐宫内“百宝大盈库”的一种标记。这种解释最早是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唐中期或者中晚期内府设有皇帝私库,名为“大盈库”或“百宝大盈库”,进贡白瓷上刻的“盈”字,应是“以百宝大盈库之‘盈’字作为标记、专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

以上四种解释各有各的道理,但以哪种为是,笔者愿作如下认识: 第一种认为“盈”即“盌”的解释是绝对不能成立的。理由是“盈”、“盌”二字虽然形似,但“盈”绝对不是“盘”,含义更不是“以字标物”,如果说“盘”上刻“盈”字是“盌”即碗,那么刻在执壶、盒、罐的“盈”字又该如何解释?我想是无法回答的。 第二种将“盈”字解释为“字号”是一种推论,是根据临城窑址发现多种类似“字号”字款标本后的推论。按这种推论,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有可能”,但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实据来,因此这种带有推论性质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以“盈”字为贡瓷“标志”的解释太笼统,以内丘窑址只有作为贡品“标志”的“盈”籽而无“姓氏刻铭”的说法太冒险。理南足一旦内丘发现了“姓氏刻铭”怎么办?果然,后来内丘出土了“和”字埙,无疑使这种解释不攻自破。 第四种将“盈”字解释为“大盈库”标记,从文献记载上是有根据的,因此比较具有说服力,故研究者多从其说。2001年邢台市清风楼东侧南长街施工时,在土坑中出土了一批“大盈”款白瓷残片,无疑为“盈”字为“大盈库”标记的解释提供了有力的物证,从而使这个长期争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唐代邢窑白瓷佛教用品


唐代邢窑白瓷盈字款熏炉

唐代邢窑白瓷堆塑龙纹花卉熏炉

晚唐邢窑白瓷兽足熏炉

唐代邢窑白瓷莲花灯台

唐代邢窑白瓷赑屃形灯台

晚唐邢窑白瓷龙首净瓶

晚唐邢窑白瓷莲花执壶

唐代邢窑白瓷司母戊形鼎

有人说:一部佛国史,百座艺术馆”。博大精深,光华耀祖的佛教艺术,在艺术史上有着及其重要的位置,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的成就,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笔者所要说的也是佛教文化,只不过是邢窑的佛教文化艺术品——白瓷佛像、佛教用品系列。

佛教从东汉时期从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从此华夏大地上得到广泛而持久的传播。佛教信徒的膜拜,历代统治集团的信仰,是石窟大肆开凿,寺庙争相构筑,而一尊尊来自印度的佛像、菩萨、罗汉、诸天,在北魏年间就开始与中国的民族艺术相融合,很快形成了中国独立风格和模式的佛像。北魏时期的秀骨清香、隋代时期的朴达拙重、唐代时期的健康丰满慈祥、宋元时期的世俗可亲,明清时期的体态丰腴。

佛造像的材质一般有石雕、木雕、泥塑、铜质、陶质、瓷质等。当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是介绍有关邢窑白瓷佛像、佛教用具等方面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让大家能更进一步的认识邢窑白瓷是博大精深的,品种是涉及多方面的。

至于邢窑白瓷何时开始制作生产出佛像、佛教用品,我想佛像、佛教用品,有原始青瓷时期就有佛像、佛教用品了。因为邢窑白瓷是由青瓷转换而来,如果说邢窑白瓷是在南北朝时期创烧的话,那么,邢窑白瓷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就开始制作生产制造佛像、佛教用品了。

邢窑白瓷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两周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高17厘米、口直径14厘米、口宽9.5厘米。胎质较白,釉色泛黄,施釉较薄。这件用白瓷制作的“司母戊鼎”应该是佛寺中的专用焚香器具——香炉。该鼎(香炉)应该是皇家寺院专用的法务,因为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邢窑白瓷。

内丘邢窑出土瓷器的刻铭题款


隋唐时期,内丘邢瓷就有贡瓷刻款,包括“大盈”、“盈”、“翰林”、“官”、“新官”等款,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隋唐以后呢?

出土的官、翰林、盈、大盈字款碗底

某日,从朝阳街工地(此地属马庄遗址范围)捡回一青花残足,足底内施釉,内有一圆环,圆环内釉下有“片玉”二字。

某日,从朝阳街工地(此地属马庄遗址范围)所捡一底足残片,足底内施釉,中间有一“田”字。

某日,从东煤迁建寺上新村工地(此地属河村遗址范围)捡回一青花底足残片,外足无釉,旋纹中间有乳突,内底有“田X杰”字样,字迹前小后大,有晕散,字显潦草,甚不得体。

某日,从南水北调工地(此地属南中冯墓葬遗址区)农田捡回两个残足,其一内外底均施釉,内外各有一青花圆环;另一片足内两圈圆环,圆环中央题款为“片王王”。

某日,从朝阳工地(此地属马庄遗址范围)捡回一残足,足外两圈圆环,足内一圈圆环,环内图形或动物、或花草、或变形文字,因残去1/2致无法解读。

某日,从泰和·翰林府工地(此地属西街遗址范围)捡回一碗底残件,外饰豆绿釉,冰裂开片,圈足外缘被削去一圈,足底及足底内无釉露胎,内施青灰釉,开片较外壁细小,内底有一双环,双环内有一“福”字。

经过比对,有题铭的瓷片比仅有圆环的瓷片,釉面要光亮莹润得多,几无瑕疵;而有圆环的瓷片要比什么表示也没有的瓷片要好得多,而底足施釉的要比未施釉的要好的多。那片底足无釉有乳突,内底题“田X杰”的青花残足,从潦草的字面上看,或许是学徒习作,因为:一、它足底乳突未曾磨去,其它众多底足中或根本无乳突,或很小且大小不及米粒;二、在内底题全名的,目前手头尚无其他资料;三、字迹幼稚,太过潦草。

一般认为,底足有题款的,应是瓷器中比较高档精细的产品,其作用犹如今天的商标使用。据考古资料显示,内丘出土的刻铭字款,计有如下几种:

1、“盈”字款

外贸窑址(1984)、西关北窑址(1984)、老县衙窑址(1984)、中兴街窑址(1985)、集上赛唐墓(1987)、交通局窑址(1998)、北大冯唐墓(2000)、礼堂窑址(2003)、西永安唐墓(2005年)、北大冯唐墓(2005)、服务楼窑址(2012)

2、“翰林”字款

礼堂窑址(2003)、天颐宾馆唐墓(2003)

3、“官”字款

礼堂窑址(2003)

4、“药”字款

西丘砖厂

5、“上”字款

服务楼窑址(2012)

6、“高”字款

服务楼窑址(2012)

7、“大”字款

服务楼窑址(2012)

另外,窑址曾出土一枚白瓷印章,印呈长方形薄板状,通体施白釉,胎质细腻,釉色洁白莹润,白中微泛青色,长10.5厘米,寛7.5厘米,厚1.5厘米,印面中央阴刻“堪同”二字,自己秀美刚劲,为典型的唐人楷书,周边阴刻双线置以印框,背面四周阴刻连续长方格形纹,中央置以桥形钮,钮已残断,钮两侧阴刻祥云纹图案,印之左上角残去一角,侧上面残去处阴刻“XX宝”三字,上一字残去不存,中间字残去大部不可识读,仅存下部一“宝”字,繁体楷书,字口均有釉,系先刻划后上釉所致,印章所刻姓名应为此印的主人,应是签订合同时所用的印记,实为罕见。

邢窑古陶瓷的造型特点及装饰方法


邢窑器物在造型方面有着共同的艺术风格,邢窑器物具有圆唇口、短颈、丰肩和鼓腹的特点,构成了庄重大方的体态,而这些长短曲线、直线的巧妙结合又使得邢窑器物具有了雍容华贵之美。陶瓷器皿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唐代邢窑的工匠将玉石雕刻,金银器的造型艺术应用于陶瓷制造上,在实用与艺术的结合上加以卓越的创造,制出了大量千古赞赏的佳品。如玉璧底碗白如霜雪、碗底形如玉璧,还有花口瓣足碗、高足杯等,都是仿金银器形制的制品,既作为盛装食物的实用品,又能满足观赏的审美要求。邢瓷胎质洁白细腻,釉色莹润泛青,用于形体凝重朴实的器物上,显得丰满端庄,华贵典雅。另外邢窑器物的形体既有直线又有弧线,但以弧线为主。整体线条有行有止,有抑有扬,或一气呵成激流直泻,或蜿蜒曲转舒缓有序,特别是白瓷罐口沿下那条转折的线角,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给完美的形体增添了生气。邢窑器物造型朴素大方,线条饱满酣畅,制作规整精细,釉色银白恬静,给人以既雍容饱满而又凝重大方的美感。

北齐时期,瓷器的胎体厚重,胎质较粗,胎色灰黄,一般不施化妆土,釉色多呈青绿或黄绿色。造型特征是:质朴、凝重、粗犷。

唐朝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发展,经济、文化贸易空前繁荣,各种手工业蓬勃发展。唐代邢窑更进一步精选胎釉原料, 旋坯技法更为规范,采用匣钵正烧法,消除了器物内的支烧痕,严格控制火候,产品瓷化而不过烧,保证了造型的神韵。种类增多,有大量生活用品,也有不少的陈设品。器物的造型特征是:体态丰盈,庄重大方,赏用结合。

五代时期全国统一的局面崩溃,时逢乱世。此时的器物胎质粗松,胎色多灰黄或青灰,釉色多灰白,釉下多施化妆土,制作工艺粗糙,其器物造型特征是:饰用结合,重在功能,粗质细作。

北宋时期邢窑与巩县窑、越窑、耀州窑、定窑等名窑一样,仍有不少精品作为贡品进入皇室。此时器物的造型特征是:秀丽浮华,体态轻盈修长。

金元明时期,我国北方遭受战乱,但为满足社会需求,临城县南程村、山下村、解村、射兽村等窑场又相继恢复了陶瓷生产。在制瓷工艺和装饰方法上借鉴了定窑的手法,但制品的精细程度略逊于定窑。其器物的造型特征是:单调而不单一,实用功能更加突出,体态轻薄。

在装饰方法方面,邢窑装饰种类较多,有弦纹、模印、戳印、压印、按压、雕塑、贴塑、捏塑、刻划、镂空、削边、三彩、点彩等。邢窑装饰技法总体上以胎形装饰为主,也有少量的点彩装饰手法。而各阶段的装饰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相应时期的审美趋向。邢窑装饰由最初的光素无纹发展到胎形装饰,再到工具装饰,不仅说明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不断追求,同时也是市场竞争使各窑场之间互相学习和影响的结果。

北朝青釉碗 高7.8厘米 口径12.4厘米 足径5.3厘米

口微敛,弧腹,实足。胎白泛灰,较细腻,坚硬。釉面光泽较好,积釉处呈草绿色,有开片,较通透。器里外有两处深茄紫色釉斑,系烧窑时其它物体滴落所致。

北朝至初唐(下限约到7世纪中叶),装饰技法使用较多,主要有弦纹、贴塑、模印(印花)、戳印、刻划、点彩和单色彩等。涉及器物种类较为广泛。但就整体而言,以模印、旋纹为主,而刻划、戳印主要用于制作模具,装饰以胎形装饰为主,朴实自然。

隋青釉竖线纹鸡心罐 高7.8厘米 口径4.1厘米 足径5厘米

直口,圆唇,鼓腹,饼状实足微外撇,腹部刻竖线纹一周。胎表呈赭石色,坚硬。半釉,釉光亮,色黄绿,有泪痕。

北朝至隋黄釉印花双系扁壶 高25.4厘米 口径5.6厘米 足径16厘米

斜直口,平唇,颈稍长,扁圆腹,平足外撇。肩部有两鸳鸯系,正反两面满饰印花图,外饰联珠纹,内饰葡萄灵芝纹。中间一对舞人,下有一对兽。该壶模制精细、清楚。釉色浅土黄,釉下挂白色化妆土,积釉处酱褐色。

隋白釉钵 高12厘米 口径12.5厘米 底径6.8厘米

束口,丰肩,弧腹,圆底。器形硕大饱满简洁实用。釉下施化妆土,胎质灰白坚硬。肩及上腹部施白釉,釉色白净。

隋白釉束腰盖罐 高12.5厘米 口径12厘米 底径18厘米 1954年陕西省西安市郭家滩姬威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器形如尊,束腰,底径略大于口径而与盖径相同。盖沿外侈,中部圆鼓如覆盆形,钮缺失。罐身口沿与底沿上各阴刻一周弦纹。胎白质细,器身内外施白釉,略泛黄色,釉面有冰裂纹。

隋代开始用化妆土装饰青灰色胎体,而后更进一步用白色粘土制胎,烧造粗白瓷。工艺水平显著提高,胎料制备精细,旋削工整,装烧考究,立式器皿显著增多造型。特征是:挺拔、豪放。

唐黄釉碗 高6.4厘米 口径17.7厘米 足径8.3厘米 河北省台商都博物馆藏

敞口,饼状实足。胎色灰白,胎质坚硬,胎体厚重,施白色化妆土,外半。釉色由上而下为浅黄、深黄、赭黄至褐色,色阶多变,釉光润无开片。

唐白釉三足盘 高3.5厘米 口径15厘米 1978年河北省临城县中羊泉村唐墓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敞口,唇外卷,浅盘形,三兽形矮足外撤。细白胎,通体施白釉,釉色泛青,盘外底中心部位无釉。

唐白瓷堆花高足钵 高23厘米 口径19.5厘米 足径18.2厘米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段伯阳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敛口,圆腹,喇叭形高足,装饰采用了轮制、堆塑、模印等技法。口沿施一组弦纹。弦纹以下方形为八瓣宝相花朵,圆形似宝石状,周边皆以联珠纹围绕。第二层是在上下弦纹隔出的区间里,用阳模印出圆形梅花纹。第三层与第一层相同。下腹部堆贴仰状圆硕的莲瓣,莲瓣间堆贴团花高足上贴饰并列覆状的莲瓣,有浮雕的艺木效果。坯胎轮制,胎色白中略泛黄。此钵施白釉,秞色白中泛青,釉质明亮。

唐白釉刻花鸭式水注 高7.3厘米 长13.2厘米 口径7.4×5.6厘米 故官博物院藏

鸭眼点黑彩为睛,翅划刻羽毛纹,翅尾有凝聚的玻璃质釉。鸭缩颈合翅呈俯卧状,背上为海棠花式口,腹内底部俯一小龟,龟身下有孔通向鸭嘴为流,鸭双足即为器足。细白胎,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青。

唐黄釉席纹罐 高9.2厘米 口径9.6厘米 足径10.2厘米

唇口,矮颈,丰肩,束腰,矮腹,平底。肩刻席纹,腰有多道弦纹。通体施黄釉,胎灰白,稍粗。

唐三彩碗 高4.5厘米 口径14.5厘米 底径6.3厘米

敞口,曲腹,饼状实足,厚胎,内有三支钉陶胎,胎色粉白,内施黄、绿、白三种色釉,釉面光亮。外半釉。 盛唐时期(大致从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产生了削边、镂空、雕塑和三彩装饰技法。削边使用不多,镂空、三彩只在本期发现。模印使用仍然较多。本期邢窑装饰技法仍以胎形装饰为主,但三彩以及刻划、削边、镂空等装饰的应用,使得邢窑装饰逐渐走向一个崭新时期。

中唐时期(大致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本时期装饰向更多器物扩展使用,装饰特点较为鲜明。执壶等器物的大量生产,使得胎形装饰中捏塑、贴塑使用较多,模印的使用仍然不多。刻划使用较多,弦纹使用仍然较为广泛。另外出现了一些特有装饰如黄釉执壶上的压印扁纹。

晚唐至五代白釉穿带壶 高24厘米 口径6.2厘米 足径9.2厘米

侈口,平板沿,长颈,圆肩鼓腹,圈足,肩下和腹下有垂直相贯的穿带横耳。穿带孔内和两侧有三道凹陷,肩有三道轮弦纹,穿带耳压印有菱形纹饰。胎色洁白,质细而坚硬。釉色白中泛青,质感润泽,足无釉。

晚唐至五代(大致从9世纪中叶到10世纪中叶),邢窑的装饰技法使用较多,有模印、压印、按压、雕塑、捏塑、贴塑、戳印、点彩、削边、刻划等。装饰器物较为齐全,涉及碗、盘、罐、执壶、钵、穿带壶、双鱼瓶、小瓷塑等。本时期特有的装饰技法点彩由原来的釉上彩发展为釉下彩,双鱼瓶集刻划、贴花、戳印等装饰技术于一体。削边大多削得较浅,有的只稍稍压低一点,或用工具在器物口沿上向里按压成为花口,又省力又不失美观。

北宋白釉印花长方枕 高10.4厘米 面长17.5厘米 面宽10厘米1996年河北省临城县岗头一砖厂出土 河北省博物馆藏

枕呈长方形,上呈曲板状,枕面四周阴刻双道弦纹,正反面印鹤、鱼戏莲纹。横面分别印立鹤莲花纹,四立面均衬水波底纹和联珠纹,下为一板形平底。胎灰白,较坚硬,秞色白中泛黄,较光润。 北宋时期的装饰方法主要有印坯、贴花、刻花、戳印、黄绿釉彩、褐彩及捏雕等。

元三彩双耳龙纹炉 通高9.3厘米 口径9.2厘米

双耳,侈口,板沿,直颈,扁腹,腹贴印龙纹,平底微凹,底墨书“至元三年”,可能是购置或使用时所写。底下粘有三角形三足。施低温铅釉,呈红、绿两色,陶胎此器与临城县射兽东窑址出土三彩完全一致。

金元时期的装饰方法主要有刻划花、印花铁锈花、剔花、三彩釉、梅花点等。

张志忠讲述:邢窑透光白瓷的身世之谜


隋代透光白瓷杯

邢窑瓷器作为中国白瓷的鼻祖,是屹立在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而要说起邢窑白瓷的品种,不仅有粗白瓷、细白瓷,而且还有一种叫做“透光白瓷”的品种最为世人所称道。那么,这个所谓的“透光白瓷”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瓷器呢?中国邢窑博物馆馆长、邢台市邢窑研究所所长张志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为我们揭开了邢窑透光白瓷的身世之谜。

据张志忠介绍,邢窑白瓷在发展初期,主要是以烧制粗瓷为主。到了隋代开始出现更为精细的白瓷。其中的少量透光白瓷工艺更是达到了登封造极的程度。这种瓷器釉色洁白如雪,表面光润晶莹,瓷化程度极高。出自九世纪中叶古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之手的游记中,曾写到“中国人用瓷土烧制成白瓷,从外面能够看到里面的液体。”从苏莱曼所处的时代和其描述来看,他在游记中提到的白瓷,极有可能就是出产自邢窑的透光白瓷。

张志忠告诉记者,透光白瓷之所以能够具有透光性,主要因为这种瓷器是采用长石、石英、高岭土三元配方在高温下烧制而成,胎体和釉面融合充分,从而形成了一种接近透明的效果。“透光白瓷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胎釉合一的先河。”张志忠说。

张志忠邢窑作品《白釉皮囊壶》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不过,令人颇为费解的是,如此精细的白瓷却在之后的历史舞台中消声觅迹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通过河北省邢台内丘县西关窑址出土的隋代透光白瓷片,才让世人得以重新目睹这一白瓷品种的真身。而这一发现也将中国薄胎瓷创烧时间提前了近十个世纪。

那么,为什么透光白瓷在当时没有被延续下来呢? 据张志忠推断,这很有可能与隋朝后期国力日渐空虚有关。他告诉记者,隋炀帝登基不久,便命人在当时原料、工艺都很好的邢窑烧制透光白瓷,专供皇宫使用。可惜,这种不计成本的名贵瓷器成品率很低,产量也极少。后来,由于隋炀帝好大喜功,修运河,征高丽,国力日渐空虚,透光白瓷的烧制也就被荒废了。

张志忠邢窑作品

此外,透光白瓷的烧制工艺难度之高,也是后人难以重新将其恢复的一大原因。据张志忠介绍,由于透光白瓷的坯体薄、强度低,在制作过程中极易发生破裂和变形。所以需要制作者具备高超的操作技艺,按照严格的工艺流程进行制作。而最终烧制成功的透光白瓷,厚度仅为1毫米,可谓精细之极。

现如今,作为邢窑传统制瓷技艺唯一传承人的张志忠,已经恢复了邢窑鼎盛时期的多种白瓷,未来他也会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到研究和恢复透光白瓷上面。张志忠对记者说:“透光白瓷体现了中国古人的高超智慧,其胎釉料配方、烧制工艺至今都无法完全破解,而且越深入研究就越感觉到恢复难度之大。”不过,作为张志忠与邢窑结缘30多年以来的一大追求,他也会继续不断探索,力争能够将透光白瓷在当代重新恢复出来。

张志忠,1963年11月生,河北省临城县人。河北省陶瓷艺术大师、邢窑传统制瓷技艺唯一传承人,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陶瓷艺术委员会常务理事,现任邢窑博物馆馆长、邢台市邢窑研究所所长、河北邢瓷瓷业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张志忠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临城第一瓷厂美术组、河北省邢窑研究组从事邢瓷的恢复研究工作。对古代陶瓷的原料配制、成型、烧成,特别是传统拉坯、利坯工艺技术娴熟,有丰富的制瓷经验。在古代陶瓷工艺与艺术方面亦有颇多成果,2013年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陶瓷历史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

张志忠的作品多次在省级和国家级陶瓷大赛中获奖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在邢窑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先后发表《邢窑工艺技术研究》、《邢窑隋唐细白瓷研究》等二十余篇论文,还出版《千年邢窑》、《邢窑研究》、《中国邢窑》等多部著作,被誉为“邢窑研究恢复第一人”。

中晚期越窑青瓷的款识铭文的研究


款识,指在瓷器上书写的文字。铭文主要有纪年款、支干款、姓氏款、作坊款等,不管那一类铭款,对我们鉴定年代,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还可推知精确的年代;有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的铭文瓷器,是我们鉴定中的标准器物。

目前越窑铭文器类,大多为晚唐时期。有双鱼模印王字碗、云鹤纹模印“寿”字和“大中二年”纪年碗,各式墓志罐,罂、罐、瓶等,此外还有执壶、盘、钵、碗、净水瓶、香熏、砚台、器盖等。

唐代铭文大多书刻于胎体上,也有戳印釉下褐彩书等。铭文内容可分:

作坊名称类,有利记、上(尚)记等;姓氏类,有马、利、陈、大、俞、王、朱、上(尚)、李、刘、仙、方、泮、涂等;姓名类,有俞程、李溪、泮子云等;贡(品)窑类,有贡、方者贡,官、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

标价类,有金十九,价值一千文等;制品记名类,有庆擂烧、十月十一日造平十六郎等;数字类,有四、七等;祝愿类,有寿、渐(健)康等;纪年类,有元和拾肆年、长庆三年、太和八年、会昌七年、大中元年、大中二年、大中四年、咸通七年、咸通十年、咸通十四年、光启三年、光化三年、天复元年等;墓志类,数量特多。

吴越时期越器上铭文:

铭文器以碗为多。大多以线刻为主,也有模印。铭文书刻部位,碗、盘、盏、碟类,以外底为多,少数刻于器壁。瓶、罐类肩部为多见,其中荷叶龟纹器物,则书于龟背之中心。

姓(名)氏类,有罗锡、章、王、红、徐、马、朱、上、大、姜、千、示、永、合、平等;作坊名称类,有项记、阮记、柴记等;

贡(瓷)窑类,有官、官样、窑务、供、内、表等;支干年号类,有辛酉、辛、乙、子、太平、丁丑、丁等;制品作者类等;地名类,有下林乡使司北保等;制品作者类,有朱伯远作等;纪年(纪月)类,有龙德二年,太平丁丑、七月十九日记等;墓志类,有龙德二年墓志罐等;庙宇有关类,有周药庙山大殿、弟子朱仁厚舍入庙等;数字类,有八等;方位类,有上、下、左、右等。

北宋时期铭文:

北宋铭文大多为书刻,仅一例器内墨书。部位多在隐蔽部分。

姓(名)氏类,有罗军、魏仁皓、项、陈、里、马、永、千、上等;作坊名称类,有里方记等;干支年号类,有太平戊寅、辛巳、太平戊戌等;贡(瓷)窑类,有供、内等;地名类,有越州上虞上山乡,会稽等;数字类,有六、一个等;窑名类,有上虞窑、长山窑等;纪年类,有雍熙一年、端拱元年、端拱二年、太平二年、嘉佑捌年,元丰二年、元符三年、绍圣五年等;题名类,有造此砚子东海记、弟子舍入观音院等;吉祥语类,有天下太平、延福长寿等。

五代时期邢窑白瓷赏析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中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五代邢窑白瓷五瓣口盂,高8、口径10.8,底径6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盂口沿外侈,为五瓣葵口,束颈,圆鼓腹,圈足。白色胎,坚硬细密。釉色洁白微泛青,施釉不及底,下腹和底足均无釉,透影性强。 该盂质白细腻,器形工整,从胎、釉、造型和装饰上来看,无疑为北方邢窑的产品,其用途为文房用具。白瓷虽然在北朝时期已开始出现,但真正烧制成功则在隋代,除了历年来全国各地纪年墓葬出土的白瓷外,1980年8月,在今河北临城、内丘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白瓷残片及窑址则可证明,而这里也是中外陶瓷学者提起的“南青北白”中邢窑的所在地。邢窑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邢窑瓷器多朴素无纹,仅有少数划花贴花之物。虽然比同时享名于世的越窑青瓷之多有纹饰而似乎略有逊色,但是就烧制技术来说,白瓷的烧成条件显然要求比青瓷要高。该瓷器做为有准确纪年墓葬出土的邢窑产品,在全国都是很罕见的,它是现存五代邢窑白瓷中最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胎体具有极强的透影性,釉色符合唐人陆羽《茶经》中所说“邢瓷类银”“邢瓷类雪”的特点,整体造型舒展大方,装饰拙朴,表现了一种沉静素雅的艺术风格,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房艺术珍品。

五代邢窑白瓷柳斗纹高足杯,高5.8、口径8.1、底径4.3厘米,1956年11月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器口沿为五瓣葵口,弧腹,高圈足,足底外撇呈喇叭状。杯外壁模印柳斗状纹饰。胎体呈白色,胎体薄,透影性极强。通体施白釉,微泛青,晶莹透亮。柳斗,是用柳条或藤条编织的用具,窑工先制作好瓷坯,再摹拟柳斗编织的图案,在素胎上模印出柳斗纹。从这件小器物上可见制作者匠心独运,美化提炼,将柳斗与陶瓷工艺特点相结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情趣的陶瓷精品。 该白瓷柳斗纹高足杯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的精品,瓷质透影性强,造型端庄舒展,并在有可靠纪年的墓葬中出土,是研究五代时期白瓷的重要资料。

五代邢窑白瓷仰莲注子,高6.7、口径4、底径3.8、足径3.8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小口,圆唇,球形腹,圈足。六棱形短流,宽扁带式曲柄,口沿以下饰两道凹旋纹,腹部浮雕六瓣仰莲纹。胎色洁白,质地细腻,通体施白釉,釉质莹润,造型优美,装饰新颖,为五代时期邢窑产品。该器物的造型承袭唐代风格,腹部造型又区别于唐代器物,特别是其腹部雕刻的莲瓣纹饱满、挺拔、构思巧妙、造型独特。莲花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瓷器上的莲纹一般都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这件瓷器装饰莲花纹也是如此。该注子形体较小,一些专家认为其可能是文房用具。五代时合肥地区属南唐国所辖,南唐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文人对文房用具的使用最为精雅考究,在五代十国中居最高水平。该器物做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白瓷产品,出土于纪年墓葬,是现存五代时期瓷器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对于研究邢窑的晚期生产情况和对该时期产品的鉴定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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