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到隋唐大运河的末端，我们见到了运河通济渠还在流淌的河段，虽然只剩下47公里长，昔日漕运的主干线也已萎缩成一条窄窄的小河，可是她仍然在造福于民，灌溉着沿线的一方土地。
《大运河：我们未来的生活》全媒体行动采访团第16站来到安徽宿州，在这条“活运河”的沿岸，曾经因运河而生的10里长庄依然如故。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水上陶瓷之路，浙江的越窑瓷当年就是通过这里进行外销，开始流动的。
记者程鑫
“活运河”依然在造福于民
一路穿村越镇，我们来到宿州泗县泗城东段曹苗村。一条很不起眼的小河穿村而过。小河两岸是金黄的麦穗，微风吹过，掀起层层麦浪。
“这就是隋唐运河通济渠段唯一活着的运河。”大运河泗县段保护申遗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张伟的介绍让我们甚感意外。史书记载，通济渠“渠广四十步，河畔筑御道，道旁栽柳树”，而眼前的这条小河窄了很多，水面几乎被浮萍覆盖。
“可别小瞧了她。她虽不是什么风景，却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指着小河沿岸长长的一排老屋，张伟说，这就是宿州有名的10里长庄。运河开通后，人们傍河而居，渐渐聚集，形成了延绵10里的村庄。数百年来，这些村民靠着这条运河生生不息。
中午时分，76岁的苗老伯在河里抓鱼。老人家住在河边不到10米远的老房子里。同村里所有村民一样，苗老伯祖祖辈辈都以种植小麦为业，灌溉用水就是取自这条还在流淌的运河。
运河沿岸，随处可见白色的小羊懒散地啃着青草，时不时发出咩咩的叫声，河里则放养着大白鹅，悠闲地觅食。放眼望去，到处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麦穗。
浙江越窑瓷外销的水上通道
活着的这段运河是隋唐大运河的末端。据介绍，宿州段运河自安徽濉溪入境，全长112公里，而泗县境内的运河则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城内的运河如今已被填平，只剩下了这段大约47公里长的活运河，向东流入淮河。
正是隋唐大运河连接了中国内地的五大水系，从而为瓷器的运输创造了条件。
古时候，瓷器的陆路长途运输风险极大，有个传说可以了解陆路运输瓷器的艰难。当时，瓷器商贩把采购来的瓷器先放在潮湿的地上，在每件瓷器里灌满沙土，再在沙土里撒上草种或麦种，再把瓷器一件件叠起来，用绳子扎紧。接着在这些土柱上不断地洒水……慢慢地，撒播在沙土里的种子生根发芽了，根根芽芽，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这时候，就可以装车起运了。
隋唐运河开通后，内地各窑口的瓷器开始流动，浙江的越窑瓷当时就是通过这条通道开始销往外地，宿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中转站。1999年后，宿州和淮北在大运河遗址发掘出大量的瓷器，成为隋唐大运河是当时水上陶瓷之路的实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收藏开始升温，不断有淮北一带的农民拿着唐宋瓷器到城区兜售，引起了收藏界的关注。
考古部门开始集中发掘，在宿州大运河遗址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绝大部分都是瓷器，出土瓷片数以吨计，窑口达到20多个，涉及朝代有隋、唐、五代、宋、辽、金等。瓷器数量之大、窑口之多、年代跨度之大、分布地域之广，以前从未碰到过。
这些瓷器虽然在水中和地下经过上千年的岁月，但色泽仍然光鲜如初，有些甚至完好无损。其制造的窑口多为官窑，包括安徽的寿州窑、陕西的耀州窑系和浙江的越窑系等10个窑系。这一切，都向人们诉说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绚丽多彩和大运河的辉煌历史。
古运河承载的文明源远流长
行至今日，我们走完了隋唐大运河，虽然因为黄河泛滥，淤积的黄沙将大运河掩埋于地下，遁入地下的大运河，携带着大量的文物，用窒息式的方式与世隔绝，但这些文物记载了运河往日的信息，并完整地保存下来。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大运河的隋唐宋历史：枢纽四面八方、融贯东西南北、流转山泽百货。
隋唐大运河是一条血泪之河。隋炀帝即位后，征夫数百万，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隋炀帝因此成了人们眼中的暴君，民间戏说他修建运河，也是为了满足自己乘龙舟、看琼花、赏美女的私欲，但历史是公正的，隋唐大运河不仅是国家的生命线，维系着封建王朝的兴盛，它更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座丰碑，展现着古人的聪明才智。用唐朝诗人皮日休的诗句“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来评价隋唐大运河的历史地位，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条被埋藏在地下的古运河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将像泗水运河仍在流淌的活水一样，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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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母——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是中国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瓷母"。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从西周原始瓷到唐宋秘色瓷，从未间断，唐代越窑青瓷成为皇室贡品，人们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美越窑青瓷的典雅秀美。
而法国人则用雪拉同的名字来称呼越窑青瓷，表明他们对青瓷这一艺术品的喜爱。
浙江绍兴实业家孙海芳先生二十多年来，钟情于越窑青瓷的收藏，并且颇有研究，曾先后被聘为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陶瓷部顾问、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客座教授，对越窑青瓷的历史发展详为考证，颇有见地。孙海芳将其所藏珍贵中国古代文物创建了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并将越窑青瓷珍品裒集成册，名曰《中国越窑青瓷》，以宣传故乡的青瓷文化、越国风情。
据介绍，《中国越窑青瓷》共收录青瓷珍品305件，许多藏品系首次发表，其所收越窑青瓷的数量和质量，是至今为止所出版的有关越窑青瓷图录前所未有的。而藏品中最值得一看的是一组唐代早期的青瓷兵马俑，其中有将军王、文臣武官、内侍太监、歌伎舞女、门卫厨子，最奇特的是一穿西服、腰悬匕首香囊的东洋使节俑，内政外交，一应俱全，堪称俑类之珍。
"瓷母"——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是中国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瓷母"。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从西周原始瓷到唐宋秘色瓷，从未间断，唐代越窑青瓷成为皇室贡品，人们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美越窑青瓷的典雅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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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与秘色瓷浅议
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系古越族人居住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
唐代中期，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此后，品质愈发晶莹的越窑备受文人雅士推崇，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的赞誉。晚唐起，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千古绝唱的"秘色瓷"称谓。
越窑品种十分丰富，有碗、壶、瓶、罐、盒、罂和雕塑等。同类器皿又有多种制式。以碗为例，分圆口、花口。圆口碗以斜壁呈45度的浅身敞口多见，据考证，当时主要用于喝茶，所以也叫茶盏。花口碗则有四瓣、六瓣等。上博展厅的晚唐越窑海棠式大碗就是花口碗中的佼佼者，因为器大规整，釉色青黄和造型酷似四瓣海棠花而显名贵。壶又是一种特色器，形状分盘口、直口、喇叭口，壶身有圆腹、瓜楞形腹、椭圆形腹等。唐代执壶最明显的特点是短直流、小曲柄、体态饱满。晚唐至五代，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体喜作成瓜果形。宋时则形体轻盈秀长，尤其流和柄，几乎高于壶口。细辨这一时期的碗、壶、水盂等造型变化，可发现一些小规律：花口或瓜楞体呈四瓣通常为唐，五瓣系唐末五代，六瓣属宋；直、短流的壶为唐，曲流或长曲流为五代或宋；平底足器物的年代相对较早，玉璧形底足多数属唐中晚期之物，唐末五代出现了玉环形浅圈足，宋代圈足相对见高见窄。另外，由于叠烧法世袭沿用，鼎盛时期的部分越窑产品依然在器内可见到支烧痕，比如上博晚唐越窑海棠式花口大碗的碗内心就有支钉痕16个。这说明，唐末五代的越窑叠烧器皿未必都属粗瓷，收集时当多一份细心。
越窑烧瓷历史悠久，底蕴十足。最让人梦寐萦绕的是名传久远的秘色瓷。何谓秘色，史说纷纭：艾色；艾青色；色似烟岚。至于秘色瓷，唐代诗人陆龟蒙最早提及，却没作具体交代。宋代赵德麟在《侯鲭录》中虽有"今人秘色瓷器，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的记载，只比五代"秘色为吴越国钱氏王朝专用瓷"的史录略详尽一点，但仍显含糊笼统。千余年来，对传闻沸沸扬扬的秘色瓷后世人不乏寻找，终因不得要领，以致相见不相识。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的地宫内出土了14件越窑青瓷，在同时出土的《衣物帐》册上意外发现这批青瓷被注明为秘色瓷，才使天下大白。这14件秘色瓷大多呈青绿色，部分是青灰色和青黄色。原来，神乎其神的艾色、艾青色就是越窑司空见惯的基本色调，而秘色瓷的外观除多些花俏外，似乎还缺少些想当然该有的奇诡、新意和让人心颤的恢宏。
秘色瓷，或许因为有太多的扑朔迷离，或者是为了太多的赞不绝口，在已往的1100年里，人们不得不久久怀有一饱眼福的奢望。地藏物的忽然呈现，不知逆反心理使然还是秘色瓷之秘潜藏得实在太深，眼前之物不止今人感到平淡，甚或有一种被愚蒙的感觉。一位坦诚的专家直言道："也可以说法门寺的所谓秘色瓷可能有出自唐代鼎窑者。希望考古工作者，多方采集标本探索之。"
流散物的启示
八棱短颈瓶是笔者幸获的一件五代末越窑产品。同类器见镇江市博物馆有一件，被定名为"五代·越窑八棱盖瓶"，系当地在1980年于宋墓发现的越窑珍品，同时还见诸于其它图册刊录，或称瓶，或称罐，也有的称之为秘色瓷。本文的这件八棱短颈瓶失盖，高14.3厘米，短颈、直口、耸肩、浅圈足，肩塑蛙头状小系。口沿与底边各饰浅刻单线一周，腹体八棱的两侧又竖刻长弧线，整体棱角分明，朴中见秀。此瓶除足端无釉露出致密的浅色灰胎外，通体满釉，釉面晶亮莹澈，色泽青绿温润。这些特点较符合五代上林湖窑体貌。上林湖越窑以质地细密、灰色胎壁较薄著称，上乘之作不仅形体规整轻巧，平静的釉质与胎骨还结合得十分紧密。五代时，素面与刻划工艺并用使器物更具艺术性和趣味性。这件棱形瓶的外观在此基础上又别具特色：极薄的釉面虽不见开片，偏带有几丝撩人遐想的牛毛纹；色虽青绿，却又夹些许灰调，并在上下体间微含色泽的交融。尤其让人惊叹的是瓶体的八方直壁仅0.2厘米厚。由此反映出的玲珑秀巧和精工细作，可与一些明清时期的精品媲美。
上林湖产品代表了越窑工艺的最高水平，史籍记载唐末、五代和北宋"唐民不得用"的贡瓷就出在这里。明嘉靖《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并引宋《谈荟》"吴越时越瓷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对秘色瓷的产地和含义作了诠注。现在，法门寺地宫内的出土物及帐册上的文字已揭开了秘色与秘色瓷的面貌，也为今人寻找地面上的秘色瓷提供了依据。可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对秘色瓷的"秘"，陶瓷学界仍未取得一致见解，也不见秘色瓷标准器之研究报告问世。然而历史留下的文字线索颇显清晰，也有助于判断。如：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924年记载：宝大元年九月使钱询贡（后）唐……秘色瓷器…… 《十国春秋·吴越文穆王世家》935年：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后）唐……全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宋会要·蕃荑》973年：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浚进……全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宋会要·蕃荑》976年：开宝九年六月一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宋史·吴越钱氏》976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太宗即位，……性贡……金银扣器五百事《宋会要·蕃荑》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钱性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十事。
由上不难窥见，同为吴越钱氏王朝贡瓷的越窑瓷，实际上档次分明，或者说品级森严：有通言瓷器和秘色瓷器的越窑器；有简称金扣瓷器的贡瓷；还有直呼全名的全棱秘色瓷器。金扣是一种以金、银包口嵌底或贴面的越瓷，全棱则指盖与身带棱带角或器物通体有角有棱者。无疑这给秘色瓷的定性多了一条佐证。以上数据还可推算出秘色瓷的数量大约占越窑贡品总数不足百分之一，这又是一条线索，即所谓"越瓷愈精，谓之秘色"的精稀程度。从中还可以发现，全棱器、金扣瓷不仅少，还应该是王牌秘色瓷。这样说的另一条理由不很复杂，因为，吴越国为求政治庇护，向有实力的大国进贡越窑青瓷的本身已说明了越瓷地位，而在史籍上能被道明全称的器物，则肯定是一方保平安一方求实惠的交易双方均能视作物有所值者。这一点很重要，在当时是国与国之间权其轻重的政治行为，于今日则是不能忽视的学术内容之一。
综观越窑八棱短颈瓶，当有理由相信，它的薄胎薄釉、棱形体状及釉质的玻化程度将给秘色瓷的研究带来重要信息。特别是它可观的存世量，短颈八棱瓶目前发现已有3-5件，长颈八棱瓶北京故宫就有2件，足以保证，要不了太久时间，人们一定能从这些古遗存物上截获秘色瓷的全部奥妙。
法门寺秘色瓷带来的困惑
已见天日的地宫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献给佛祖的珍贵物品，其中的八棱长颈瓶和二件银棱碗显然是具有典型意味的秘色瓷，而且堪当标准器。
八棱长颈瓶陈放于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坎上，当时，"瓶内装有佛教五彩宝珠29颗，口上置一颗大的水晶宝珠覆盖"。据法门寺博物馆韩金科馆长考证，"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荼罗坛场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没有被纳入地宫《衣物帐》内。但从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圆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来看，上博研究员陆明华认为"法门寺八棱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规整，釉色清亮，其制作达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我们可以确认，这件八棱长颈瓶造型新颖，形态稳健，釉色晶莹，在碟、碗、盘圆器中不愧为供养重器。
另13件置于地宫中室并用纸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帐》注明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
银棱碗，据考证亦即史载上的"金扣瓷"。这二件银棱碗因年月侵蚀，出土时部分银棱已显剥落，并让人们一目了然它那釉色偏黄的本相。所谓"银棱"，实际上是裹在碗口与圈足上的一层薄薄银箔，此二碗，因碗壁上例外地贴以五朵用金箔和银箔镂刻成金鸟银花的团花纹图案愈显华贵别致。瓷器上采用"髹漆金银平脱"技法作装饰，系汇合古代漆器工艺和唐代金属的"金银平脱"工艺在瓷器上的一种创举，也是目前仅见的绝品。它的制作远比金属件或漆器上的艰难：须在碗壁上将两种互不亲和的物质反复髹漆粘接，直至把金银图案与釉面坚固贴牢，再经修平、推光、研磨等多道工序方成。由于制作难度大又不易保存，髹漆金银瓷器的发现为史说填补了空白。但美中不足，由于二口银棱碗目前仍处在研究和重点保护阶段，实物和图录均未能与公众见面。
遗憾的是，法门寺佛门魂宝自亮相后，代表越窑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特别二口银棱碗，其泛黄的釉色，让行家里手皱眉摇头："从银棱漆金平脱碗银棱的脱落处，可以看到，其釉面偏黄，说明当时秘色瓷烧造过程中仍有不足，对此两件秘色瓷采取其他的装饰方法补救"。一度给人无限憧憬的秘色瓷，又以弱还原气氛所特有的青黄面目，让人们沮丧无比。
倘若，釉色偏黄果真是一种缺陷，情急之下一时又找不到替代物，那么，金银其外，败色其中，出于无奈，这也符合逻辑。可是，用心细想觉得并无此种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视为越窑正宗呈色的青绿色、湖绿色，从两晋起已为数不少，如两晋越窑鸡首壶、东晋越窑褐斑蛙樽、南朝越窑刻花莲瓣罐皆有目共睹，唐代就更普遍了。何故"置官监窑"后的"秘色"反倒逊于民间瓷，合格品少到了乃至皇上也陷入"以次充好"的尴尬境地？尤其在长达一年的佛骨迎奉筹备期间竟没能烧出二件釉色不黄的贡瓷补数。其二，法门寺地宫系李唐皇室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自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后再未开启过。据记载，地宫内绝大多数珍宝属懿、僖二宗供奉，其中一件錾刻"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字样的银薰炉重三百八十两；许多器件乃系皇帝随身携带的心爱物，并刻有僖宗当太子前的名谓。很难想象，为几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欺世盗名，徒冒天下大不韪。其三，色彩喜恶多与个人美学理念与素养有关，同时还受所处时代和环境制约，譬如南宋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古人崇粉，今人重梅，不尽相同。以天青色为基调的宋官窑而言，在烧造的200年过程中有月白、翠青、油灰、粉青、灰青之别，这些釉色各领风骚，不惟讨得历代帝王关爱，也簇汇成一组庞大的"官釉"系列。有滋有味品出高低的是现代人，确切地说，是受近代价值观左右，况且又只在乎于一、二种"颜色"，谈不上美学。因而，现代的"烧造不足"和"釉面偏黄"之说，尽管在测试手段上不可否认是科学和进步的，于色彩认同上很可能属一种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进而再时光倒流至唐代，认定采取了"装饰方法补救"，则有悖于历史，也有失于公正。唐代，重豪华，嗜金银，人所共知。以重彩装扮供奉物，作为皇家，实在太自然了。
此外，还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被我们忽视了。据《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一年（712年），诏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古现瓷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从这则资料推断，唐代，瓷器在"始尚"之初由于在人们概念中不如金属器来得贵重，尤其唐代上层部分人士仍比较看重并习惯使用金银铜器，导致瓷器的实际应用在开初阶段并不顺利，也无法与贵金属抗衡。因此，秘色瓷的造型模仿金银器，称谓冠金银名，甚至不惜用金银作装饰在当时就有了必要，连釉色也趋于"金銮殿"（首创于唐代大明宫）之偏黄重彩。所以秘色瓷的釉色，反映出唐人独特的审美取向。
被错解的唐代证词
最早提到"秘色"一词的是晚唐诗人陆龟蒙（？-881年）。在题为《秘色越器》的诗篇中他吟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从词意中我们感受到，秘色很美，宛如远山秋色，充满绿意野趣。可惜，这首诗，任凭众人解读千百回，每每提取的仅"秘色"与"翠色 "几个字。于是，顶顶要紧的深秋季节"越窑开"时"千峰翠色来"的无限美景，在年代久远的回荡声中被彻底误解，最终，"秘色越器"的"千峰翠色"便心安理得地成了今日孤零零的一片翠色和一汪春水。
陆龟蒙万万没有料到，他一个不留神，竟把人们引入了湖边一隅。倘若他意识到"秘色越器"词句将万世传诵并被陶瓷学界广泛引证为据，想来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在当初附上一注的，这样，大可引得人们如同领略画家笔下"横看成岭侧成峰"一般，来读懂他诗意中气象在众多赞赏越瓯的唐代吟赋中，被誉为"茶神"的陆羽（733-约804年）所著《茶经》当数份量最重，评价最透彻。陆羽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又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平心而论，陆羽的识鉴恰到好处。他对瓷业很在行，一口气点出7个窑口。也精于此道，在将鼎窑与越窑作了区别之后，又单单列举出白瓷表率者的邢窑与青瓷领头羊的越窑作强强比较，这和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之说不谋而合。但是，凭着直觉，陆羽更爱越瓷。爱在什么地方？陆羽说：在釉质，在光泽，在呈色上，即"类玉"、"类冰"、"青而茶色绿"。陆羽的比喻实在精到无比。由几把泥土化作的青色结晶上竟拥有天地间三宝：它滋润绚丽像块美玉；又晶莹可鉴赛过薄冰；间或还伴有透心凉爽秀色可餐的青绿。而这等美瓷，视作通灵宝物，言为秘色瓷器，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吧。可惜，秘色瓷这个新名词的发明权不属于陆羽，这已是稍稍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当时陆羽上手的分明就是一件精妙绝伦的越州精品，亦即后来所谓的"秘色越器"。
生卒年月先于陆龟蒙的陆羽，堪称"瓷神"。试想，在交通不便，资料匮乏的中古时期，一个能以独到见地对跨度为现时六省所辖窑口的各式瓷"瓯"作出旷世评价的，不属"鉴赏家"、 "瓷神"一类人物，又该作何论？可是，陆羽注定只能是"茶神"，我们也注定要在"秘色"上转圈圈一千年。即便他近乎天使般神觉的"类冰"、"类玉"词，已采用了可见深度和富有思维形象的字眼予以充分表述，而且他概括为主要特征的"类冰类玉"四个汉字，也世世代代地被人们无处不至地引用。然而，人们终究没能把陆羽的"类玉类冰"句与"秘色瓷"特性予以真正的划时代联结。于是，自打把诗人眼见之色与鉴赏家手中之物统统错觉错位的一刻起，世人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南辕北辙之中。
有关秘色瓷始烧年代，以前有二种说法。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所依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及曾嵫《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翔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史证。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郊玉皇山麓钱元鲳墓、施家山钱元鲳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瓷 "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一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阵地。该观点虽不乏飘缈，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
笔者认为，秘色瓷的创烧年代尚可再早些，应当追溯至陆羽中晚年所处的时代，即八世纪末的中唐晚期。理由是陆羽记入《茶经》的"类玉、类冰、瓷青而茶色绿"之越瓯，实际上是一种地道的秘色瓷。
笔者还以为，秘色瓷的"秘"，渊源于烧窑上的厘钵单件装烧工艺，并非色之纯粹。秘色瓷的色，色彩纷呈各显其妙，只在某些情况下，才显示真"秘"，那也属"天成"之趣，即窑技上的"奇诡"。 万新的千重色度。其结果，自然就会大不一样。
什么是“越窑”
所谓越窑，是指绍兴、上虞等地的早期瓷窑与唐宋时代的越州窑这样一个前后连贯的瓷窑体系。自东汉到宋的一千多年间，这里瓷器生产从未间断，规模不断扩大，制瓷技术不断提高，经历了创造，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阶段。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茶经》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更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当时余姚、上虞一带属越州，故曰“越窑”。越窑烧造的瓷器，主要是青瓷，釉色青中微带黄色，后改进到清水般的湖绿色。唐代瓷器胎较厚。中唐以后出现划花，印花装饰；五代时刻花大为盛行，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花卉，草虫都有。越窑是吴越钱氏烧贡瓷的主要窑厂，宋初时产量极大，吴越降宋后，越窑兴盛时期随之告一段落，此后走上了衰微的道路。
唐，五代是越窑的大发展时期，越窑青瓷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这时的制品胎灰白，色较深，质粗而坚，釉色有灰青，青中闪黄、绿等色。釉泡大而稀朗，流釉显著，开片较少。秘色瓷是越窑瓷的突出品种，它始于唐，盛于五代，并被作为贡品。秘色釉的特点是青中泛灰蓝，无光。这时的器物以釉色取胜，力求有玉的效果，而不重视纹饰。装饰技法有印花，划花，刻花，贴花等；刻花多用细竹片，线条细而有力。常见的纹饰有双鸾凤，龙水双鱼，鹦鹉，串枝花卉等。
越窑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远销海外。印度，伊朗，埃及和日本等地均有越瓷遗物发现。
越窑与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及特点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
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
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
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
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
“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
（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
（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
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
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
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
（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
（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
（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