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粘土加水混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陶器究竟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材料予以详尽地说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注引中指出:“古奎是九世纪最早提出陶器发明的第一个人,即人们将粘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粘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思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各自独立创造出来。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在人类进入新石时代,由于农业和牧畜业的出现,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活。特别是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比较可靠而稳定的可供食用的谷物。谷物都是颗粒状的淀汾物质,不像野兽的肉体便于在火上烧烤食用。同时,剩余的食物需要储藏起来。正因为如此,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需要,人们对于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器。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生产斗争中辛勤劳动的结果。从民族学和考古学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物证。
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确知,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8—9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的主要生活用具。这时的陶器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还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羼入砂子,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于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
裴李岗文化,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村首先发现,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千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此同时在河北武安县磁山也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陶器带有一定原始性,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陶器。
仰韶文化,彩陶为其主要特征,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7000——5000年。陶器皿种类主要有盆、罐、钵和小口尖底瓶等,质地有泥质陶和夹砂陶。
屈家岭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分布在江汉流域的一种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4000多年。
大汶口文化,是继仰韶文化后、龙山文化之前在东方的一种古代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6000——4200年左右,其陶器器型和纹饰也自成特点。
龙山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4300——3800年,黑陶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尤以“蛋壳黑陶”最为精美。同时,龙山文化晚期还出现用高岭土烧制的白陶。为后来原始瓷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陶器为主。商代陶器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同时,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
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陶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和建筑明器等。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这时,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同时在陶明器上用白粉、墨书文字者也大量出现。到东汉晚期至三国,瓷器的烧造技术逐渐成熟,陶器才为瓷器所取代,而退居次要地位。
唐三彩属铅釉陶器,采用高岭土胎,施彩釉烧制而成。宋金仍流行。
青花是我国陶瓷最优秀的传统产品之一,它究竟始于何时,过去文献中均未有明确记载,所以后人说及青花历史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波普(J.A,Pope)以大卫德收藏的一件书有至正十一年铭文的瓷瓶为标准,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青花瓷中提取出一批具有类似风格的瓷器为元代青花瓷器以后,世界古陶瓷界卷入了中国元瓷研究的热流中。元代的青花瓷器是精美的,但是它是怎样出现的呢?毛文奇先生曾介绍香港有唐代北方窑的带蓝斑的白瓷三足缶复、扬州唐城遗址又有带蓝彩的瓷枕残片出土,浙江龙泉宋初建的金沙塔出土了蓝彩碗的残片,有此考古学者还称在吉州窑发现了可以确定为宋代的青花小碟。于是有些人认为景德镇的元青花来源于吉州,吉州来源于浙江。于是我国青花瓷器则是从唐而宋而元,源远流长,延绵不断。而景德镇的一些同志则认为元青花与上述遗物难以联系,很可能直接受波斯影响所致,这些争论刚刚展开,双方都还有待拿出更充足的证据。
中国古陶瓷的成型工艺也是随着人们对泥土的认识不断增加而不断发展进步的。在上古的时候,人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于是开始有意识的以泥巴去制作一些日用器物的形状。在这个时候这种以手工形式捏制出来的器物还不能被称做陶器。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们偶然发现了经过火烧制的泥制品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这个时候陶器的制作还是以手工捏制为主。也有的专家认为可能是先用柳条或者是藤条编制成型,然后再将调稀了的泥土糊抹到这些柳条框架上,再送进火里烧制。但无论如何在商代以前陶制品还是以手工捏制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捏制法”和“泥条盘筑法”。
“轮制法”的出现可以说是制陶业的革命性进步。“轮制法”使得制作陶胚大大加快,胚体也更加规正。一般认为“轮制法”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而盛行于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陶车转动的很慢,这也许是由于当时人们对机械装置的认识还不足,或者是当时黏土制成的胚体机械强度还不够,不能承受很快转动所产生的离心力。但毕竟陶器的制作已经开始由纯手工转向机械化制作了。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快轮成型技术就出现了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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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快轮成型方法是:将坯泥放在制坯工具上,利用陶车的转动,辅以手工将胚胎拉制成需要的形状,取出晾干。然后在半干的胚体上修胎,挖足,再采用剔刻、划、画、堆塑等方式做出各种文饰图案,最后上釉,这样一件陶瓷器物就顺利成型了。如果是大件器,则需分上下两截分别拉坯,然后用胎浆或胎泥连接成整器。
除了主流的陶车轮制法外,由于一些特殊器型的要求,还有采用其他特别的成型方式。比如采用陶范模制成型。唐三彩的人物,动物等就是这样分两边模制后在合为一体的。还有一种叫雕镶成型法,就是将泥胚先制成胚板,切成适当的条块,再根据要做器物的形状用泥浆把各块胚条粘接起来,最后修理表面而成型。比如一些方型的尊、炉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成型的。
今天由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古代陶瓷雕塑人物。
公元前一万年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改造自然,支配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 陶器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明出来的。古代先民在对土壤的开垦和接触中,逐渐认识并掌握黏土的可塑功能,在长期用火的实践中懂得了土块经过烧烤以后可以变得坚硬,于是人类尝试将黏土制成泥胚,把它烧制成能盛放液体并能耐火烧的陶器。在人类最早生活器具创造的同时先民们就不忘用“人”的形象创造出来。甘肃礼县高寺头出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少女头像艺术手法颇为概括,是最早的陶塑人物之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祭祀和陪葬制度促使了陶塑人物的大量创造。先秦、秦汉时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造型艺术表现了广阔无垠的宇宙意识,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深沉雄大的气魄、气势磅礴,秦兵马俑展现了秦一统天下的现实,是统治者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和理想,也是世界最为宏大的陶塑人物群像,体现了先民们高超的塑造能力。汉阳陵出土的裸俑更为装饰性,线条简洁,展现了汉代陶塑人物的基本风貌。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陶塑人物步入更为成熟也是成就最高的时代之一。俑类是唐三彩最为重要的表现类型,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其造像丰腴,线条流畅。
明清时期具象人物陶瓷的特点可以归纳为:(1)明英宗之后陪葬制度废除,其创作的功能和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观赏、审美已成为陶瓷人物创作的最大的功能,为活着的人而非为死去的人创造。(2)陶瓷产区概念的形成。德化、景德镇、宜兴、石湾等陶瓷产区形成了风格各异的陶瓷人物作品。(3)生活器具成为陶瓷的主流,人物相对器物逐渐被边缘化。
油灯起源于火的发现和人类照明的需要。据考古资料,早在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将火用于生活之中,而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灯具则见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周礼》中亦有专司取火或照明的官职。
灯作为照明的工具,实际上只要有盛燃料的盘形物,加上油和灯芯就能实现最原始的功用。而具有一定形制的灯的出现,则是人类将实用和审美结合的成果。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却奠立了中国油灯的基本造型。此后经青铜文化的洗礼,由于铸造技术的提高,油灯和其它器物一样,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油灯艺术的辉煌。从春秋至两汉,油灯的高度发展,已经脱离了实用的具体要求,它和其它器物一样,成为特定时代的礼器,“兰膏明烛,华灯错些”,折射了社会政治的规章法度。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战国银首人形灯和十五枝灯;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龙形灯;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羊形灯和当户灯;广西梧州大塘出土的西汉羽人灯;江苏邗江甘泉山出土的牛形灯;湖南长沙发现的东汉卧人形吊灯;山西襄汾县出土的东汉雁鱼灯。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青瓷技术的成熟,青瓷灯开始取代了此前的青铜灯。而由于青瓷灯造价低廉易于普及,具有一定造型和装饰的油灯开始为民间广为使用。又由于青瓷的技术特点,一种和这种技术相应的造型和装饰也随之出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南京清凉山吴墓出土的三国青瓷熊灯;浙江瑞安出土的东晋青瓷牛形灯;山西太原出土的北齐瓷灯;……此后直至隋末唐初的白瓷蟠龙灯及唐三彩狮子莲花灯,新材质不断运用到油灯的制作中,铜、铁、锡、银、玉、石、木、玻璃等,而且品种繁多。由于唐代经济的高度发达,实用兼装饰或纯装饰性质的灯开始大量出现在宫廷和灯节之中,像灯轮、灯树、灯楼、灯婢、灯笼、走马灯、松脂灯、孔明灯、风灯等。这些新的灯具或灯俗烘托了那个时代盛世,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宋代的京师“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向晚灯烛荧煌,上下映照”,继续着盛世的辉煌。由于陶瓷业的发达,各个窑口都有各具特色的陶瓷油灯。“书灯勿用铜盏,惟瓷质最省油”。而始于唐代的省油灯到宋代则广为流行,“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一半。”(陆游《陆放翁集》)而辽代的“摩羯灯”则表现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特色。到明清之际时青花和粉彩油灯成为新的时髦,明代的“书灯”陪伴了无数的书生,“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此后油灯的发展下接外来的洋油灯,直至电灯的出现,一个有着几千年技术文明的历史在20世纪终结。
中国的灯具就使用的燃料而言,分膏灯和烛灯,即后世所言的油灯和烛台;就功用而言,分实用灯(照明用)和礼仪灯(宗教仪式用);就形式而言,分座灯(台灯、壁灯和台壁两用灯)、行灯和座行两用灯。中国油灯和中国的技术文明以及造型艺术息息相关,反映了科技的进步和审美的时尚。为了消烟除尘,汉代的青铜灯加装了导烟管;为了节省燃料,宋代发明了夹瓷盏(省油灯);为了防止老鼠偷吃油,元代设计了内藏式灯(气死猫);为了方便实用,明清时利用力学原理制造了台壁两用灯。在审美的领域,战国时期出现的人物形灯以及汉代出现的动物形灯,把一定的造型引入到灯具的设计中,使之增加了实用性之外的文化内涵,而尺度适宜、结构合理、造型生动、装饰富丽,无不包含了审美的意匠。明清之际的青花、粉彩,把绘画引入到装饰中,又切合了时代的风尚。
和其它事物一样,油灯也有文野之分,有宫廷和民间之别。“短檠二尺便且光”,“长檠高张照珠翠”,反映了地位和阶级的不同,那么朴实与繁华也就自然成为它们在审美上的区别。这种相互对照的关系,构成了中国油灯的两大体系,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因此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油灯,通常人们所关注的是那些墓葬出土或宫中传世的作品,因为它们造型考究、装饰繁富,一般都反映了主流社会的审美时尚。但是民间灯具一般比较朴实,造型又有出奇之处,表现了普通大众的审美爱好和功用要求。它们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互为补充性。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白瓷双腹龙柄传瓶
隋朝时期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
此器两瓶身相联,联接处上伸一杯式口,颈部有凹弦纹三周。釉施及于腹部弦纹以下,有冰裂纹细开片,近底部分及底部露胎。高岭土(瓷土)含铁量较高,经过1300℃高温只能烧成青瓷器,经过控制而降低瓷土中的含铁量,克服铁的呈色干扰,即能烧制成白瓷。中国在北齐时已开始烧制白瓷,但当时烧成的白瓷普遍泛青,说明含铁量偏高,烧制温度偏低,烧制工艺还不够成熟。这件隋代白瓷器,胎、釉已完全不见白中泛青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