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里，山水画有人物画和花鸟画所无法触及的精神指归，那就是“远”。
大家在欣赏山水画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三远”的说法，那是北宋郭思纂集的《林泉高致》里记载其父郭熙的画论总结。高远、深远、平远，其作用皆把人的视野和心灵引向远处，或远至九霄外，或远至天尽头，远离尘俗和烦嚣，让心灵得到宁静。
明清时期，青花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瓷画中的山水也大量出现，风格接近此时的文人画。在广东省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相看两不厌——馆藏明清瓷画与绘画展”中，将瓷画与绘画中的“三远”两两对照研究，让观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山水画艺术在不同材料上的殊途同归。
话题扯远一点。今天说起来“元青花”，读者准保知道那是收藏市场上的无价之宝，然而在它所产生的那个年代中，它可并没有那么备受追捧。尤其是山水题材，既不符合当时外销伊斯兰地区的审美喜好，也不符合“元俗尚白”的情趣和汉文人对瓷器素面玉质效果的追求，再加上青花技术所限，难以在瓷器上表现出山水画的空间和层次，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瓷画上没有独立表现山水的作品。
进入明代，画坛上出现了许多画派和富有独特个性的画家，不过，明清山水瓷画的发展，不论是与山水绘画相比，还是对瓷画中的花鸟和人物来说，都是相对滞后的。这是因为当时人们对瓷器和对绘画的审美要求不同——对于文人画，社会已经充分接受了，但是对于瓷器，社会审美倾向于认为瓷器应该是表现吉祥含义的图案。虽然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海上仙山题材开始出现在青花瓷上，但是这和我们说的瓷画山水画还有很大的区别，充其量能算是起步，就是画了些水浪，也只是符号化的寓意仙福。
进入明末天启、崇祯时期，青花山水瓷画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从构图上还是绘制技法上，都迅速与当时的文人画接轨，并且显示出同步发展的趋势。现在我们看这段瓷画发展史，会发现那简直是一个质的飞跃，好像一下子就忽然成熟了，也没见怎么过渡摸索，就很快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瓷绘艺术家吴锦华告诉我，明末山水瓷画的大繁荣，与当时官窑纷纷停产，大批巧匠流散到民窑，以及文人画高峰在南方出现及江南地区新兴城市中产阶层的审美需要有关。另外，青花绘制技术的进步，也客观上促进了青花山水瓷画的发展。从元青花的大笔拓涂到永宣青花的小笔拓涂，直到成化时期，分水技法才开始出现，然后又一步步发展，青料的绘制才较为理想地接近文人水墨画的艺术效果，工匠们可以更自如地将文人山水那些明暗变化、远近层次应用到瓷画中。
而到了清代，其山水瓷画通常以“四王”为宗。“四王”把宋元名家的笔法视为最高标准，重视摹古。无论官民窑均以模仿清初“四王”、明末董其昌、元四家等南宗山水画风格为主流。康熙青花五彩山水中的山石习惯用斧劈皴，这是南宋画院的风格，而雍正时期则逐渐改用“披麻皴”，这是绘画界追随元代四王画派对制瓷装饰工艺的影响。
康熙时的青花山水瓷画达到了鼎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前所未有。首先是分水技法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效仿绘画里的“墨分五色”，青花也有“色分五彩”之说，即“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这种色阶青花层次分明，一改元明两代青花传统平涂的单调画风，使青花发色深浅不一，画匠就可以自如地表现山水瓷画的皴擦点染了。
除了青花以外，珐琅彩、粉彩和五彩等技艺也用于山水瓷画的创作。瓷上山水画在康乾之后的历程中浮浮沉沉。直至清末民初，在繁华富贵的主流审美取向之后，才又一次出现了文人山水画的风潮。新安画派的程门父子以元代画家黄公望的浅绛山水技法入画，开创了陶瓷上的“浅绛彩绘”。而之后的“珠山八友”又继续将浅绛彩发扬光大，形成了民国最具特色的“瓷上文人画”。
教你看展
既然明末以来，瓷画迅速与文人绘画接轨，自然也有遵循着共通的创作规律，体现出共通的审美趣味。那就是“三远”。
“高远”
前面说了，文人画山水，求其“远”的飞越和延伸，一直远到视觉不能及之处，在有限的画面上营造无限的心灵家园。其中的“高远”技法，是模拟从山脚下仰望山巅的视觉效果，广东省博物馆拿出来说明这一技法的作品，是董其昌的《秋山图轴》，和一只清光绪高州窑青花山水纹方画斗。对照而看，不难发现，两件展品画面的视点都放得很低，从近处的山脚下眺望山巅，如同在红尘人烟处仰望精神高峰，超拔远逸。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虽然这件瓷器上的山石皴染显得简略，但远近层次还是表现了出来。
“深远”
“三远”中的“深远”，其实不太好理解，所谓“自山前而窥山后”，即向纵深方向延伸的空间，在实际绘画时，“高远”的形相中主要是上下的关系，“平远”中却有渐远渐淡的意趣，而“深远”，则是山重水复，扩大景深。广东省博物馆在展的这件清雍正墨彩山水人物纹大盘，画的是溪山行旅图，盘心一人骑马过桥，山路蜿蜒曲折。山石用解索皴、披麻皴，树木用胡椒点、鹿角法、介子点，画风萧疏。这件作品的构图，和与之对应的明代文征明次子文嘉所作的《山水图》十分相似。《山水图》也是以行旅为主题，画中有骑马者，有随侍而步行者，正准备过桥，山石用牛毛皴，树木用鹿角法、平涂法。画幅不大，却通过道路的曲折让人感受到纵深方向的空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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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粉彩山水画（二）
情感的特征，折射着作品的精神面貌，要想使画面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其中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用心去画。所以说画家在把心象变为笔墨时，用得更多的是心灵而不仅仅是手巧。作画时必要工整、要静心、要静气、要慢、要投入、要入境，品悟其道，善于将艺术家们特有的艺术性表现并展示于画面，以求达到现实与精神的完美交汇。
一、亲于自然，溶于自然
在创作体裁的选择上，如巍峨的山岭、涓涓的小溪、婷婷玉立的莲花、娇滴滴的牡丹花、淡雅的秋菊、幽林中的小鸟等，都是画家最易选择的题材。古语有云，一叶知秋，一木知山林，从大自然中，画家在品味常人熟视无睹的妙美，再将它们用心灵进行“净化”，以恰当的绘画语言、完美的绘画手法展示于世人。这其中的无声之乐、无丝之弦，恰是艺术家们将其温柔特性用笔尖表现于瓷上的首选。
由于艺术家们特有的对自然与生活细腻、独特的感受，所以在进行创作时便可信手拈来。画家在每一幅作品的创作选材中，无不将其与之俱来的天性蕴含其中，使作品温润优美。这些不经意之间感悟到的自然点滴，恰恰是亲近自然、诠释自然的最好表述。
粉彩山水画强调笔墨情趣，强调画面的意境。山水画常采用夸张、变形、概括、简练的手法来表现对象。在描绘客观对象时，不以表现对象真实为目的，而是借助笔墨为手段，以达到画面的诗情画意为最高境界。因此，粉彩山水画的山水要比真山真水更美，更符合诗意，更符合人们的理想境界。
如王乃水老师为扩展创作视野，搜集瓷画素材，先后多次游历名山大川，从大自然中陶冶情志，寻求灵感。
二、个性风格，笔墨传情
陶瓷绘画作品中首先要蕴含书卷之气、灵动之气，要包含人的品格、气质及个性，作品要诠释出画家当时的心理活动，这一切均来源于画家当时的心态。无论画家此时的心态怎样，有一点是不能忘却的，那就是创作风格。
在艺术界，越有个性的作品价值也就越高。陶瓷绘画作品的个性也是画家本人的个性，是其气质、性格、学识、修养、品格及观念的统一表现，是多元化的糅合体，各个元素缺失不得。要做到主宰自己艺术的同时，又能带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去变化自然、营造自然。
色彩笔墨在山水中的形象创造，自然风貌被意象经营为“林泉”境、“丘壑”意。主观情势与程式意味的注入将自然重构成笔墨意义上的“胸臆山水”。元四家中，王蒙的“苍郁幽野”、倪瓒“孤岸疏林”，清四僧中八大的“秃林荒丘”、弘仁的“世外清寂”等山水意象都是画家运用笔墨程式、婉转情思的形象再造，陶瓷绘画意象造型思维是一种个人意识财富。
画面色彩的取向与营建，和画家的性格有关，也跟艺术风格有关。色彩的使用是附于形而助于形的表现，为了将画面表现得更佳而为画面赋予色彩，而不是为了设色而设色，所以在色彩的使用上要用心。色彩在陶瓷绘画中无论是浓重的渲染，还是飘逸的轻描淡写，均要追求色彩的恰到好处。
如中国陶瓷大师汪桂英的作品，她的粉彩山水瓷画，既得其父遗韵，又借鉴西画技法，广采山水画名家名画的画风画技，其构图简洁明了，意境宁静高远；用笔或不拘成法，雄浑豪脱；或工致秀丽，细密清妙。写意工笔，各有所长。她的色釉综合装饰，气韵生动，形意自然。她在瓷器造型和装饰设计结合上，长期实践，苦心探求，作品型巧而画美，技法圆熟，笔法纤秀。
汪桂英大师瓷画艺术
三、注重人生实践价值的艺术，追求文化超越
山水画的产生与中国的道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道家思想追求的是自然无为、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能“官天地，府万物”、“能胜物而不伤”。道家思想追求素朴自然，简淡肃静的艺术精神，所以山水画多以清闲淡雅为主。
艺术家们作品画面上展开的一切，不是概念，而是或眷恋，或创痛，或欣喜的情绪吐露，是画家内心或潜意识中激越而又纠缠不清的感性心力的直陈。这种绘画追求，比之对概念的阐释或事件的记叙，更贴近绘画的特性，且有更高的要求。
在作品的表现上，要赋予自然人格、感情，让自然的生命在瓷上继续延展，继续生发。画家个人的艺术修养来源于平时的日积月累，它需要汲取绘画理论、书法、文学等诸多学科的营养，将其以我所学，为我所用。以此达到技法、理论及个人艺术修养的完美统一。
总而言之，艺术如诗，需要用心去经营。只有画家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到所要描绘的意象之中，托物抒情，才能创造出写山则情满于山，画水则意溢于水的最佳意境。诗与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苏轼称王维的画与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张舜民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与画既有表面的结合，又有内在的结合，表面的结合体现在依诗作画与为画题诗上，内在的结合体现在诗画意境上的结合，结合得好，相得益彰。这样才能说是画如其人。粉彩山水技法不但要继承，发扬光大，更要取长补短，创新于世，让景德镇瓷器艺术走得更远。
陶瓷粉彩山水画（一）
粉彩山水画是属工艺美术的范畴，是陶瓷装饰的一个分科，粉彩山水画对美化生活、装点环境、提高陶瓷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的陶瓷山水创作了无数生动的艺术珍品，由于粉彩山水画具有粉润清秀，俊雅秀美的特点，故而历来深受国内外陶瓷艺术鉴赏家和收藏家们的推崇和关注。同时，粉彩山水画操作工艺复杂，材料性能难以控制和掌握，因而更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而深受人们的青睐。千余年来，我国的陶瓷山水创作了无数生动的艺术收藏品，是我们今天学习、研究、借鉴的宝贵的优秀传统。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从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山水画的爱好与执着地追求。但山水画要以粉彩的表现技法就比较难。
民国·粉彩山水灯笼瓶
粉彩山水技法主要表现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绘画，另一方面是染色。
粉彩山水绘画技法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构图，构图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万事开头难，一幅好画，主要是看它的布局。第二步是皴法，皴法有披麻皴，有荷叶皴，有劈斧皴等多种皴法。要画好一幅画主要是选择其中一种适合自己的皴法，来皴出山石之间的远近，虚实关系。
其次粉彩山水染色技法更是关键，一幅画好的粉彩山水作品，如果没有染好色，便是前功尽弃。染色主要也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染里色，里色要染的平和，染得粉化，染出山水画的光暗面；第二步是填颜色，填颜色主要是加强山水画的色感、质感、亮光度；填的时候必须非常认真，该深的深，该浅的浅，该薄的薄，该厚的厚。总之，要出一幅好的作品，是来之不易，它们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
粉彩山水画的必备材料主要有珠明料、乳香油、樟脑油、煤油、古紫、杂石、大绿、苦绿、淡苦绿、广翠、玻璃白、雪白等等。它们不但多而复杂，性能更是难以掌握。粉彩颜色由于铝、砷等助熔剂的作用，需经过750度左右的炉才能与瓷器釉表面溶合在一起。由于它们的性质各不相同，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可获得各种不同的艺术效果。
粉彩山水技法不但是门传统工艺，更可以表现中国画的意境。粉彩山水不满足现实地描绘自然界的景物，单纯地追求自然界的景物美，而是通过自然界中的景物把作者的心灵与客观世界的生机融化于意境结为一体，表现出作者的向往与情感。粉彩山水意境主要是以自然界中的山川、风、雨及人物楼台、亭阁等为表现对象，揭示自然生活之美，从而引发人们的情感。
所以说粉彩山水技法是借鉴中国画的装饰手法，结合自己的工艺特性，形成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又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山水画创作中的云和水，在作品中占有显著的位置。云和水是流动变化的，它们起着画面平衡和调节的作用。川西高原山区多云多水，处理好云水与山峦的关系和树林与山舍木楼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试观画面层峦叠嶂之中，云烟飘渺，涌泉飞瀑，变幻万状，给人一种无比生动之美感。这些看似得于“偶然”，但必然是画家在生活中所熟悉的，其感受越深则表达越真、越妙。水是自然的形象，在山水画中是最引人注目的。画家要深入到大自然中细致地观察、写生。“山有多高，水有多长”，但画水必知水源，没有“山中一夜雨”，就无“树梢百重泉”。流云、溪水是空中见虚，而山石、树木，则是虚中见实。山之势有奇峰突起，有层峦叠嶂，有沟壑荒垣，有悬崖峭壁，千变万化，脉络起伏，须掌握一个“势”。自然界里的四时季节、晨昏阴晴，都直接影响山的面貌，如光对山石物象的雕刻，明暗对山石层次的衬托等等。树木品种丰富，千树百态。树画法则有仰有俯，有深有远，疏密参差。画树应从枯树入手，捕捉各种树木的特点和造型。树木生长依自然环境不同而有种种变化。如川西平原与高原之不同，在于树多木润，因而树木层次分明、色彩丰富。我们在进行山水画写生和创作的时候，要学会在山石、河流、树木与其它物象之间，合理穿插，以静制动，处理好点、线、面各绘画元素的结合，要构图上使画面整体生动和谐，令观画者产生自然亲切的美感。
粉彩山水技法最高境界就是形神兼备。在绘画中过于强调写实，面面俱到是不可取的。删繁就简，要密不通风，疏能跑马，达到以形写神的艺术境界。这便是粉彩山水技法表现的最高追求。所以说粉彩山水技法中要表现的是“不可无我，但物也不能无情”。在表现客观对象的同时，要与自己的主观感受联系一起，这样表现的画面才具有感染力，否则，空有“形似”而缺乏生命力，就不会美感。
粉彩山水技法是通过作者的思想，使它的对象人格化，成为人化的自然，表现出人内心意识的一部分。惟其如此，作者才能够自由地把自然世界作为描绘对象，才能更好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自己的情感。也正因为如此，粉彩山水技法才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征，形成自己独特的装饰艺术。加上它的赋有诗一般的气质、音乐般的魅力，使它成为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艺术的一个绝妙的艺术门类。
粉彩山水画具有很好的装饰性。粉彩山水画，不论是工笔还是写意，在构图、色彩以及笔墨上都带有自身的特点。这种构图法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适应性，不但可以画长卷和立轴，而且能和各种不同的陶瓷形体进行有机的结合。
陶瓷山水绘画作品中表现出的主要形式有豪放、柔和之分。豪放的人追求气氛、气势。力求给观者表现出一种强大的震撼力与冲击力；柔和者则追求韵味、清雅，情感含蓄流露于画面的同时，带给观者一丝丝惬意的清凉，也是作者的思想情怀。
文人陶瓷山水画的时空观念
黄云鹏现代作品《山美水秀》
为了有别于宫廷画院与民间的绘画，中国文人与士大夫的绘画往往被称为文人画。中国文人画家在陶瓷器上绘制的高雅脱俗的艺术品，被称之为文人陶瓷画。从明末以来，文人陶瓷画较多以青花、五彩、墨彩、浅绛彩等形式面世，其中以20世纪初开始的景德镇珠山八友的陶瓷文人画最为著名。
□□冯丹
文人陶瓷艺术家将具有书卷气的画面与陶瓷器型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加上如玉般的釉面的烘托，更加显示出其高雅脱俗。山水画结合陶瓷的器型及釉面等特征，从技法及材料和观念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陶瓷山水画在空间处理方面的独特个性。虽然陶瓷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法可阐释其在表现手法上的许多重要特征，但尚需从其他角度进行比较与关联，才有助于对其美学本质的深刻把握。
“远”与“近”的时空转换
景德镇的陶瓷山水画对空间关系的认识，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进行的。其变化、运动的空间观是由时间的流动来完成的，而不是西方风景画上的固定的“焦点透视”。
文人陶瓷山水画通常只是简略地区分出近景、中景和远景，并不注重对自然山水的空间关系的精确表现和把握。文人陶瓷山水画是以作者的感受、情感及组合完成视觉上的表现，依据其心性处理画面，将其相互转化，浑然一体，具有生化天机的微妙与无穷时空的微茫感。
文人陶瓷山水画依据作者对时空的感悟，在画面上顺着性灵随心所欲，可随意调节景物之间的关系。文人陶瓷山水画的这种对时空的转化方法，与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在文人陶瓷山水画中的高低起伏、远近大小可通过平远中见高远，高远中见平远（深远）这样的巧妙转化，把有限的画面表现为无限的景色。这种对文人陶瓷山水画中的时空关系的处理，相当于中国画论中的经营位置。文人陶瓷山水画中的“远法”具有心理“透视”的作用，虽是一种推远来看的处理透视的技法，但与西画所讲的“焦点透视”关系却不同。
在“远”法中，“远”的作用是把人的视力引向远方或至天际，具有高远、深远、平远、迷远、幽远、阔远等视觉效果。这种巧妙的经营位置，通常把几个高峰聚在一个画面，在重峦叠峰之间以云雾烟霞或布以空白进行渲染，具有迷远的视觉效果。“远”法在文人陶瓷山水画中的两种主要作用为：其一，将有限的近通过扩散推延而至远，远还可烘托有限的近，形成苍苍茫茫，无限无尽的天地感应的一片生机，从而有助于画面置阵布势；其二，主要用于解决视觉上产生的某些矛盾，相当于把焦点透视中的成角透视关系尽可能使之减弱到最小的程度。
文人陶瓷山水画将人对时间的感受融入画面，随着视觉与时间的推移，其空间也在产生着变化。这是一种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上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表现技法：欲显则露，远近随心。
玄学对空间意识的影响
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观物心态，对文人陶瓷山水画的空间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文人陶瓷山水画借山水之形，构筑其心灵空间和哲理空间，感发内心之情。
文人陶瓷山水画艺术中的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往往受其时代的制约，反映了该时期的审美理想及当时的人生观、宇宙观，即反映了该时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文人陶瓷山水画在技法方面的空间表现方法主要为“画留三分空，留白天地宽”“境由心造，立象尽意”等。这些空间表现方法反映在陶艺家个体的人格理想及内在的自我精神上，使其具有禅意，超越有限从而达到无限。这种把山水画的技法与人生问题联系起来的做法，使其与玄学的结合奠定了契机。
文人陶瓷山水画的技法是文化的表现，其出发点是基于对内在的自我精神和人格理想的追求，并结合陶瓷的器型及釉面等特征，在技法方面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空间表现方法，重意不重形，具有以道入法和以形写神的鲜明特征。“以道入法”，其技法往往以“道”为据，并融儒、道、佛于一体。“山水以形媚道”，自然山水是以其感性的形质取悦于“道”，因此，如何把握自然山水的形质，并以道入法和以形写神，而不是以形写形和以色貌色这种对纯自然山水的模写，就成了文人陶瓷山水画要解决的重要技法问题。玄学和佛学及山水诗对文人陶瓷山水画的空间意识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形而上的影响，“以形写神”的方法使文人陶瓷山水画的空间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中西风景画的空间处理比较
文人陶瓷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或西方陶瓷风景画在空间意识方面，由于民族审美趣味的差异，有着各自不同的美学标准。
西方风景画或西方陶瓷风景画的空间感朝纵深空间拓展，为实境。其“写实”手法是按物象上的光影关系来表现自然山水的物象，并按透视关系以缩小远处的物象（远景短缩法）。而在中国的文人陶瓷山水的绘画中，通常以方棱尖折的笔触描摹山石、树木和房屋等，以圆转、流畅的波状线表现水流等。
文人陶瓷山水画的空间感朝着广延空间展开，是虚境。这种用“线”来表现物象的“质量感”，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空间表现效果，但这与西方风景画中的“焦点透视”所表现的空间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从心灵中生发出来的文人陶瓷山水画，通过心灵的力量把“明暗造型法”“焦点透视”这类视觉的“权威性”冲散了，将自然山水通过陶瓷被重新构造出来。
文人陶瓷山水画与传统的西方风景画注重对自然山水的捕捉、模仿，并按严格的感官框架所构建的画面的表现手法有着相当大的差异。隋代就已成熟的中国山水画艺术比15世纪独立于欧洲的西方风景画约早900年。对大自然壮美景观的深刻感受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融合，孕育了中国画家有别于西方画家的独特审美意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画外之旨，弦外之音”等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画论，直接影响到文人陶瓷山水画的空间处理。
在文人陶瓷山水画中，形象的部分与部分之间构成了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关系，而不存在焦点，文人陶瓷山水画似乎透过画面去寻找在天地界面之间的人与大自然合为一体的深刻的联系。在文人陶瓷山水画中的无常形的山水云烟使人的感官难以找到视觉焦点，并造成视觉清晰度的瓦解。这种对运动、变易的时空的理解，决定了文人陶瓷山水画的表现对象处于一个超视觉距离的范围中，是人的心灵通过与大自然的相互融合所完成的人格修养的结果。绘画是通过二维空间表现物象的长、宽与纵深的空间感，但中国文人陶瓷山水画通过无限深远的表现手法，体现山水的“精、气、神”。中国文人陶瓷山水画不仅能够在二维曲面空间中显现三维空间，还利用时间扩展了空间。在时空处理上，文人陶瓷山水画为了“造境”，尤其强调虚、空、动，把不同空间范畴的物象十分巧妙地组合在同一个画面中，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宇宙中的物象压缩到有限的画面之中。
瓷画创作：因形施画追求神韵
艺术陶瓷创作是综合绘画、雕刻、金石、书法、化学工艺于一体的造型艺术，不但可以表现创作者的绘画美感，也可着重于材质的运用，展示陶瓷特有的工艺技巧，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瓷画创作：因形施画追求神韵
艺术陶瓷创作要注意器形与绘画相结合，在选择坯体与瓷胎时，就应心中有画；在创作一件作品时，就应已经知道什么器形适合，这是一个陶艺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陶瓷艺术不同于国画和油画，它是三维艺术，把瓷瓶当作平面来画是欠妥的，应该做到面面俱到，将每一个面都考虑在内。很多人在画瓷器时，画完一个面后，背面只写几个字草草了事，有的干脆就空着，给人以未尽之感，这就是构图缺乏连贯性。但不能为了完整而画满，画面要有主次之分，否则给人繁琐压抑的感觉。绘制时要注意因形施画，同样的画面放在两个不同的器形上，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绘制一件画面造型完满的陶瓷艺术作品并非易事。
陶瓷绘画是将中国画运用到陶瓷上，在材料运用上与国画有所区别，分为釉上彩和釉下彩。釉上彩以油料为主，釉下彩以青花料和釉里红水料为主，这要求作者有很强的绘画造诣。恰到好处的绘画与白如玉的瓷板或瓷瓶相结合，是陶瓷创作中常用的装饰手法。艺术陶瓷除陶瓷绘画外，还有许多表现形式，如半刀泥、雕刻、颜色釉、青花斗彩、综合装饰等。我个人在创作中比较偏向综合装饰和斗彩。斗彩常以青花斗彩、釉里红斗彩为主，釉下多以写意为主，釉上则斗以比较精细的画面。写意与工笔相结合，给人以豪放与严谨、粗犷与细致相融的视觉冲击，这是其他姊妹艺术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综合装饰要比陶瓷绘画、斗彩复杂得多，偶然性较大，陶瓷绘画只要考虑好器形与绘画的结合，斗彩只要注重釉上与釉下融为一体，综合装饰则要考虑瓷器的工艺性。比如颜色釉的使用，由于配釉和窑火的关系，烧出的色彩有时会不适合原来的画面，有时会达到比预期更好的效果。绘制瓷器是要将瓷器的工艺技巧运用出来，而不是仅仅在瓷器上作画。
中国陶瓷艺术作品中，受到文人画影响的不仅是官窑瓷画，不少民间陶瓷作品中，同样能看到文人画中“似与不似”的妙笔。唐代长沙窑的釉下彩作品，在文人画还未出现之前就产生了，其艺术水准亦很高。宋代磁州窑瓷艺术作品，明代景德镇民间青花瓷，都有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民间画匠在描绘陶瓷纹饰时，由于很少受到传统形式的影响，在画风上自然形成“不讲形似，追求神韵”的风格，从而以水墨写意乃至抽象画风，受到民众喜爱。将国画与瓷画作比较，却可以使我们得出奇妙的推论：不是文人画影响了瓷画，而是民间瓷画推动了文人写意画的形式。瓷画上的减笔写意画对中国写意画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之后，文人画又反过来影响了瓷画艺术的创作风格。
历史上出现的艺术类别之间往往有着奇特的差异和惊人的相似之处。明代的文人画，远没有宋、元时期的成就，反而有不少文人画向媚俗方向倒退，缺少文人性格。而明代景德镇民间青花瓷的写意画，却以洒脱飘逸的画风受到世人注目，而且对文人画具有推动作用。民间陶瓷艺术家发挥创造才智，运用娴熟的绘画技巧，在盘碗壶罐坯胎上淋漓尽致地挥毫，以简体的线条、疏朗的构图表现出民间青花“不重细节，取其大势”，不求形似、而重意趣的独特画风，以淳朴、凝练的表现特色独立于中华民族艺术之林。民间青花瓷画是没有文化水平的艺人之作，但他们的技艺让文人墨客望尘莫及、自愧不如。明代民间青花“梅月图”中的梅花，从上到下一笔勾成，其手法之潇洒，用笔之精到，令人惊叹，一草一木，一花一鸟，民间青花艺人皆信手拈来，一挥而就，宛如天成。
当代陶瓷艺术界，名家辈出且各有特色。中青年艺术工作者大多经过大专院校深造，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但陶瓷艺术品中的艺术个性却因人而异。有的陶瓷艺术家，作品线条求精美，讲纤细，色彩重鲜艳，构图尚繁密，有很强的宫廷画风格，与文人画风格相去甚远。当然它作为陶瓷作品的一种风格，无可厚非。但是，艺术陶瓷既要继承传统，就要有宫廷艺术的富丽堂皇，也要有文人画的简约明快，还要反映时代艺术特色。
明清时代的“中国制造”
耶稣受洗，康熙人物茶杯，1720-1730年，直径23.8cm。
雍正粉彩描金纹章瓷盘，Grimaldi家族，1735年，直径23cm。
广州口岸风景图，雍正山水大盘，1735年，直径40.64cm。
乾隆粉彩花卉汤盘，1740年，直径47cm。该设计是欧洲陶彩的一种形式，春暖花开，蝴蝶飞舞。
《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怎么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和西方的东西掺和一下，搞出点新玩意儿，一直是我想研究的东西，我喜欢朗士宁的国画，西方探险家画的中国题材版画，中国画家画的西洋景，还有动画片《功夫熊猫》。所以看到这本《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立刻当个宝捧了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余春明是个旅美画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收藏明清外销瓷，他写的《中国名片》内容详实，思路清晰，并配有大量珍贵的插图。
这本书讲述的故事很像中国当代史的“前传”。我们看到，从汉朝开始，就有一些勇于冒险的西方人和精明的中国人搭在一起，把中国人发明的瓷器销往西方。从明代开始，广州作为少有的对外口岸之一，出现了极具时代色彩的开放特区“十三行”。也就是在这时候，中国人就开始拿着西方人的订货单，找中国的作坊制作瓷器，销往西方，说是什么“文明交流”，其实和现在东莞、义乌做的事区别不大。在《中国名片》中，我再一次领略到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威力。中国匠人不但能无压力地处理各种西方绘画题材，而且还把西方人发明的“粉彩”技术用得有模有样。
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西方的天使长得像中国大胖娃娃（图043），希腊式的庙宇里冒出来两个中国仕女（图058），康熙年间的瓷塑圣母完全就是观音嘛，中国的和尚画成了大鼻子外国人（图143）……
看《中国名片》，让我一直困惑的一个问题多少有了点头绪。中国的视觉艺术在技术上并不突出，写实绘画难以表现事物真实结构，流于装饰；而装饰艺术又上升不到几何学的高度，囿于写实。我们推崇的元明青花瓷就是这些半半拉拉的写实和装饰的杂合物，但它独特的美却是无法否定的。为什么？《中国名片》中杂陈的东西方风格让我看到了线索。中国的艺术家虽然在具体形象上是二三流选手，但对画面空间的处理往往是一流大师。中国瓷器靠大量留白来达到出色的画面效果，而这个留白是多年经验的积淀，洋人一时也学不来。书中的图171中，展示了美国国家公园纹章瓷盘的原稿和中国匠人制出的成品，中国的成品大量留白，确实比填满底色的原稿好看。
反观现在的某些“大师”的某某“印象”之类的作品，就是生吞活剥地把原本就二三流的中国视觉符号放大扔在观众面前，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画面空间，除了丑就是土。作为最早的东西方绘画艺术碰撞的成果，外销瓷就像一面镜子，为我们照出了传统艺术与西洋艺术各自的优劣特长。外销瓷又像一张早期“中国制造”的对外名片。不过却不像现在的“中国制造”，包涵着那么多复杂的意味。
瓷画与中国书画的渊源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和璀璨的中华艺术。其中，中国书画与中国瓷画艺术原本是两门姊妹艺术，自古以来就有历史渊源。清末民初，新安画派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他们在瓷画领域首开浅绛文人画先河。接着珠山八友承前启后，完整地继承中国书画的传统精髓和景德镇传统粉彩绘瓷技法，创立了文人画派的新粉彩瓷画艺术。珠山八友不为前人所拘，树立起鲜明的革新旗帜，一反泥古不化、陈袭相沿之习，开宗立派，为瓷画艺术走出了光辉的道路。对此，著名的评论家、瓷画家、教授钟莲生先生评论：把珠山八友作品集中起来，就是一部以研究国画手法的装饰瓷器史的缩本。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景德镇瓷画艺术家不断地从中国书画领域吸取了营养元素，从而发展了瓷画艺术。从此，我们可以看到景德镇瓷画与中国书画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
首先，景德镇瓷画艺术家直接从中国一流国画作品中汲取营养。珠山八友之首王琦即是扬州八怪黄慎的师承者，其瓷板画《麻姑献寿图》题明是“仿黄慎之笔意绘成”。在题材上珠山八友的“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也是扬州八怪所倾心表现的，而“八友”与“八怪”又同样专擅一、二项。王锡良先生在给陶瓷美术家、“山水大王”王云泉作品集的序言中称王云泉为国画家、瓷画家，这一称谓顺序道出了王氏山水瓷画的源流是其高超的国画艺术。又王锡良先生评李小聪所作粉彩山水瓷画：深得古法精髓，意境深幽，取法聚各家之长，有宋人山川之浑雄，有清人林木之秀润。这一评论道出了李小聪瓷画的继承，实是精辟。
从瓷画内容上看，珠山八友的《月下弹琴》、《柳荫垂钓》、《松下对弈》、《踏雪寻梅》、王锡良的《陆羽煮茶》表现的即是中国文人超越世俗的生活情趣。又如梅兰竹菊四君子、渔樵耕读、高士隐士也都是八友、张松茂、陆如等人终生爱画的题材，体现了瓷画家与中国文人的一脉相承的人格精神。再如钟莲生先生的系列月夜景、雪夜景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追求，创造人间的沈静之美。
其次，中国人向来喜欢颂诗，一部古代诗歌总集《诗经》汇集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艺术智慧。唐诗宋词从来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食粮。诗如画，画如诗，诗画同源。松下问童子、寒江独钓既是诗也是画，诗画从来都是相映生辉的。王大凡的《珠山八友雅集图》题诗：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惟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将此幅留鸿瓜，只当吾侪自写真。这首诗真是对珠山八友的一个全面而高度的总结和概括。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设若没有此诗，雅集图将不知逊色多少；又如其瓷板画《玩月承天寺》题诗：玩月承天寺，苏公与客闲。孰知千秋后，又在画图间。诗风自然、朴实，将古与今、画内画外生动地联系起来，是诗画相映生辉的杰作。又如其《渔》瓷板画诗：撒网无鱼虾，官税不能除；网来难换米，空坐对芦花。人们从中可见其对当时腐败社会的愤恨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体现他与杜甫诗一脉相承的思想感情。他的题诗瓷画比未题诗者价高20～30%。
瓷画与书画渊源流长、一脉相承，正是移诗、书、画于瓷上显现，使得陶瓷装饰由实用化转入艺术化，推动了陶瓷艺术进一步的发展。
从清三代官窑瓷器中鉴赏中国文化
虎年岁末，笔者闻知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携手京城清三代官窑瓷器资深收藏世家的一个大动作：2011年1月15日将在北京千禧大酒店重槌开启2011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巅峰之拍——“2011古韵华风清三代官窑瓷器专场拍卖会”。此次拍卖的88件精品将为海内外高端收藏界精英、商界精英及其他实力派收藏爱好者倾情奉献一场高端盛筵，同时，也让人们从清三代官窑瓷器中再次鉴赏、领略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此，笔者近日专门走访了资深收藏家、瓷器书画评论家刘靖华教授。
炙手可热的清三代瓷器
何谓“清三代”瓷器？刘靖华教授介绍说，是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瓷器。提起这三位皇帝，康熙仁厚大度，雍正严谨精细，乾隆倜傥洒脱。有趣的是，三位皇帝的性格差异不但表现在各自鲜明的执政风格中，还影响到了官窑瓷器的制作。那些制作精美、品种丰富的清三代官窑瓷器或古拙、或雅致、或华贵，既一脉相承又风格迥异。
近年来，清三代瓷器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上最热门的受追捧对象，常常出现在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价屡创新高。2002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一只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以4000多万港元成交，创当时清代瓷器拍卖最高价；2005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清朝乾隆皇帝御制的“乾隆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最终以1.1548亿港元成交，创全球清代瓷器最高拍卖价。2010年中国艺术品落槌的新纪录此起彼伏：10月7日，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最终被香港收藏家张永珍以2.5266亿港元收入囊中，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世界纪录也由此改写，此为收藏家们定义的“香港价格”。但更让人惊骇的是，11月12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被一名中国收藏家以4300万英镑(含佣金折合人民币共约5.5亿元)的价格成交，成为迄今“清三代”瓷器拍出的最贵艺术品，收藏家们称之谓“伦敦价格”。刘靖华笑称，现在，人们正期待2011年伊始的中嘉国拍清三代官窑瓷器专场拍卖会再拍出一个更创记录的“北京价格”。
清三代瓷器缘何受宠
清三代瓷器缘何受宠藏界呢？刘靖华回答说，中国制瓷业经过漫长发展后，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达到历史顶点，无论质量、数量都为前代不可比拟，当时的官窑瓷器代表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水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清三代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在目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藏家对清三代瓷器的关注与日俱增，原因有五：首先，到了清代康乾时期，中国瓷器经过1500多年的历史演变，无论是工艺还是美术，都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次，比之高古、中古文明板块，清代文化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离我们今天最近的，这使它较容易获得人们的亲近感和认同感。第三，是稀有。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作为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他喜好的东西或是所用之物，都是百里挑一或是独一无二的，况且这些物品经历了改朝换代、战争和政治运动，流传至今相当不易，堪属凤毛麟角；第四，是精湛。由于皇帝的独裁和权威，各地官吏都会将最好的东西拿来进贡。第五，清三代瓷器具有流通性好、保值增值功能。最典型的是2004年苏富比秋拍一件清雍正“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天球瓶”以无底价起拍，结果各路买家互不相让志在必得，最终以1518.24万港元拍出，而此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嘉德拍卖成交价仅为440万元，由此大大提升了清三代瓷器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价值。
清三代瓷器品种主要有斗彩、五彩、素三彩，这些瓷器烧制水准都很高。康熙年间又出现了珐琅彩、粉彩和釉下三彩等新品种，天蓝、祭蓝、冬青等单色釉瓷器也是有增无减。清三代瓷器器型最为丰富，既有仿古又有创新，各式装饰性瓷器较元、明两代大为增加。康熙时有观音瓶、棒槌瓶等；雍正时，有牛头尊、四联瓶、灯笼瓶、如意耳尊等；乾隆时出现了各类精巧小器，如鼻烟壶、鸟食罐、仿象牙等。清三代瓷器的纹饰、内容、手法多种多样，且各朝各有特点。康熙朝的纹饰以山水花鸟、人物故事、长篇铭文等为特色；雍正朝的纹饰偏重图案化，盛行绘桃果、牡丹、玉兰、云龙等，画人物渔耕樵读以男为多，琴棋书画以女为多，纹饰线条纤细柔和；乾隆朝纹饰内容最为繁杂，但均以吉祥如意为主题，纹饰必有寓意，如百禄、百福、百子、福寿等。
清三代瓷器官窑器十分稀少且价格高昂，收藏难度非常之大。就是清三代民窑瓷器，特别是民窑精品，市场价格也已达相当高位，许多藏家“只进不出”，导致清三代瓷器价位还将不断拉高。
富含阳刚之气的康熙朝瓷器
“康熙朝瓷器造型的艺术特色非常鲜明，其风格挺拔遒劲，富有壮美的形态。”刘靖华谈到，我国古代向来把美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种。在清代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这两种美的概念。历史上有从文论的角度对阳刚和阴柔美的区别予以生动的描绘，假如借以对照清代的瓷器，那么康熙朝器物的造型所具有的壮美气魄，同样也体现出阳刚之美。官窑作为官家企业、皇家窑口，所烧制的瓷器与皇帝喜好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康熙时期，在瓷器发展上有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其一是恢复了景德镇御窑厂，其二是设立了专门的督陶官。这些督陶官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有的甚至直接由江西巡抚出任。不要小看这些制度安排，它们对瓷器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康熙时期的著名督陶官包括臧应选、郎廷极、年希尧。其中，郎廷极就是江西巡抚。代表康熙瓷器艺术顶峰的“郎窑红”就是在他的督造之下烧制成功的。
刘靖华说，陶瓷艺术被人们称为“土的艺术”和“火的艺术”。所谓土的艺术是指各种胎土和釉料的配合，而胎土是陶瓷造型最为重要的物质材料。由于康熙在位时间长达61年，康熙年间瓷器烧造水平有一个由粗辛到精细的发展过程。早期瓷器，虽然浑厚但比较粗辛。比如，很多瓷器底部会出现“火石红”现象。此外，还有粘矿、跳刀、闪青等现象。这些都说明当时的胎土釉料淘炼不够干净。不过，到了康熙晚期，这些工艺细节逐步得到改善，胎土、釉料的淘炼也就变得精细了。
总体来讲，康熙时期的瓷器特点是浑厚古拙、紧皮亮釉。具体表现在器型上就是古朴凝重，无论是青花、彩瓷、单色釉瓷，还是一些仿制宋窑、明窑的摹古瓷都具有如此风格，这种风格和康熙皇帝本人的审美观很有关系。“康熙是人们熟知的千古一帝，他平三藩、收台湾、抗击沙俄侵略，在世界上也享有极高声誉。这样一位皇帝的胸襟、气度可想而知。另外，他推崇儒学，才具高致，对于瓷器既非常喜爱，要求也很高。在他执政时期，瓷器有很多创新。比如，创烧了珐琅彩瓷。初时珐琅料全部由国外进口，价格昂贵且数量有限，康熙便下令国内工匠自己研制，争取实现“国产化”。
冷峻雍正为瓷器烧制亲下诏书
“雍正朝被认为是盛世，瓷器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刘靖华教授说，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有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雍正朝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其胎体选料精湛，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环境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
继承了康熙帝位的雍正虽然执政时间只有短短13年，但其历史地位却无庸置疑。作为一位杰出君主，雍正对康熙晚期的一些社会流弊严加整顿，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多种改革，为后来乾隆盛世的开启打下重要基础。在文化形态上，雍正同样起到承前启后作用。
雍正继承了康熙景德镇督陶官制度。雍正六年，他派出现在人们熟知的督陶官唐英。雍正官窑工艺妩媚、秀丽端庄，制作十分考究。其大器不显厚重，小器隽巧玲珑。不论是器型的比例关系，还是线条、画工，都有很高标准，这与雍正皇帝本人性格密不可分。雍正为人孤高冷峻，同时个人在文学、绘画、书法等方面造诣极深。由于自身品位高，他要求烧造的官窑瓷严整、规矩。在瓷器烧造方面，他曾多次亲下诏书，对瓷器制作中的细节提出具体要求，比如，瓷器上的纹饰要怎么画，画多大。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由于他不喜欢黑釉配菊花，认为不吉祥，甚至索性要求这种纹样不许再烧制到瓷器上。
刘靖华谈到，雍正官窑的“考究”还有许多体现，例如出现了行内人俗称为“泥鳅背”的削足方式。这种器物足背光滑圆润，制作起来颇费工夫。再如，很多瓷器表面的画工并非出自景德镇工匠之手，而是由宫廷如意馆画师亲自操刀。这样画出来的图案水准精湛、隽秀雅致，与普通工匠不可同日而语。譬如，著名的西洋画师郎世宁就奉旨画过很多瓷器。
乾隆朝瓷器繁琐华缛雅俗共赏乾隆朝历经61年，是瓷器烧造集大成时期，也是清代景德镇达到极盛的时代。刘靖华介绍说，由于乾隆元年至二十年，依然有唐英等卓越督陶官和大批管理人才与能工巧匠，乾隆早期官窑瓷的烧造与雍正朝官窑的烧造水平几乎不相上下，如果不施款，很难区分前后。唐英病殁后，官窑质量开始滑坡。乾隆朝瓷器一面保留前世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较前朝有衰退迹象，成为清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乾隆时期，粉彩取代五彩，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等。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的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记载：“至乾隆，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
乾隆青花仍是当时瓷器生产的主流，承袭康熙、雍正青花特点，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提高，体现出在制作技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每一道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精工细做，精益求精。刘靖华谈到，由于乾隆帝自身好古成癖，乾隆官窑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仿古瓷的大量烧造。专家认为，这种摹古实际上折射了乾隆的一种心态，即想超越古人。摹古之外，乾隆也极力创新，在乾隆朝创烧了很多瓷器新品种。
乾隆官窑与康熙、雍正相比，其风格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说一脉相承，可以从工艺、画法、纹样以及一些历经两朝，甚至三朝的优秀工匠身上看出来；说独具特色，则是因为乾隆不同于其父，也不同于其祖，他喜欢繁缛热闹、华贵亮丽之风。所以，乾隆官窑瓷在厚重方面不如康熙，隽永方面不及雍正，但是具有华美多姿、繁华似锦的特点，不但精巧新奇，而且极尽工雅细丽之能事。乾隆皇帝自身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对器型、图案、色彩、品种要求很高，所有御制瓷器须经御批审定和御出图样方可烧造。而对于这些御制瓷器，工匠们更是不惜人力、物力对其进行精心打造。
拍场明星清三代官窑瓷器耀眼在哪里
明星拍品的耀眼表现令多家拍卖行对宫廷御制艺术精品极为重视并纷纷开设专场。在宫廷御用专场众多的拍品种类中，官窑瓷器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继香港佳士得、北京翰海等海内外著名拍卖公司推出宫廷御制艺术品专场之后，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举办名为“古韵华风”的清三代官窑瓷器专场拍卖。中嘉国拍拥有国家一级一类拍卖资质并且是在国内最早从事艺术品拍卖的大型企业之一，近年来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业绩斐然，而作为掌门人的董寓榕女士更是被称为“收藏界的大姐大”。中嘉国拍现拥有多名国家注册拍卖师、数十位国家级文物艺术品鉴定专家，成立10年来已成功组织大型拍卖活动近百场，享誉海内外。
据中嘉国拍介绍，此次专场拍卖推出的清三代官窑精品共计88件，不但种类繁多，且不乏顶级器物。据资深收藏家介绍，这次拍卖的精品器物包括：康熙青花福寿延年琵琶尊，器型奇伟浑厚，修胎规整，胎坚质细，缜密似玉，釉面光滑细腻，青花发色深沉、紧贴胎骨，绘工细腻，为独步当时之作；雍正斗彩龙凤呈祥大盘，器型隽秀、典雅秀美，瓷质坚密莹洁，工艺精细，青花描绘细腻，填彩薄而工丽，龙凤花卉等纹饰布局合理优雅；乾隆粉彩将军罐(对器)，器型端庄规整，釉面莹润，色彩艳丽，画面布局疏朗有致，胎质细腻，绘画工艺精湛；宫廷画师郎世宁绘“乾隆皇帝行猎图”珐琅彩大幅瓷板，画质精细，笔触遒劲，凝聚中西文化魅力于一体。总之，这些瓷器或奢华凝重，或内敛别致，或精巧美妙，或端庄大方，无不折射出王者尊贵之风。鉴赏清三代瓷器，要从“光、工、色、料、款”综合来看。首先是看光，“清三代官窑必有宝光”。其次是断色。瓷器的“色”来源于矿物质料。火候则是颜料和色的中介。只有在恰当的火候下，矿物质料才能发出工匠想要的色来。只有这样综合来看，才能感受到清三代官窑瓷的精髓所在。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这样对笔者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景德镇制瓷业，官窑、民窑俱盛，彩绘和色釉并茂，映射了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御制瓷器及工艺品一向是工艺水平的极致表现，清朝皇室对此类对象的喜好与要求，更助长了工艺水平的长足发展。这三个年代中的御制瓷器做工精致，选料考究，绘工细腻，布局生动，一直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当难得的御制瓷器及工艺品出现在市场时，就一定会受到世界各地藏家的热烈追捧。”
清三代官窑瓷器精品拍卖在即
“2011古韵华风清三代官窑瓷器专场拍卖会”开槌前3天为拍品预展期。届时，国家一级鉴定师、故宫博物院李辉炳，国家文物局研究员孙学海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等多位专家将由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寓榕女士领衔临场鉴赏观摩。海内外知名收藏家、投资家、高端企业家、商界精英将应约而至。这次扛鼎之拍，展品雍容尊贵，阵容豪华高端，是为拍卖界的一大盛事。
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的官窑瓷器，业界内外多风闻其珍、其美、其雅、其尊，尤其传世官窑瓷器精品因其数量稀少且品相尊荣高贵，多被深藏，后世罕见。本次所拍88件传世官窑瓷器精品以专场形式现身，展品精美绝伦，内中更不乏超顶器物。据业内人士描述，康熙朝的挺拔、遒劲，雍正朝的精雅圆莹、轻巧俊秀，乾隆朝的繁盛富丽、精致细腻，制瓷质量之精美，花色品种之丰富，艺术水准之高超，臻于极盛状态。
有著名鉴赏家观览此批器物后表示：“这批康、雍、乾官窑瓷器精品需要我们‘用眼睛去触摸它们的灵魂’！有缘赏之，玩味越久，内心受到的震撼越强烈。”它们或奢华凝重，或内敛别致，或精巧美妙，或端庄大方，宫廷风华、皇家风范，帝王之心、之气、之风、之尊，柔化凝于一体，集中在这批官窑瓷器精品上完美呈现出来。
一位长期从事瓷器拍卖的老总作出如下市场分析：“清代官窑拍品价格一直稳高不下，它针对的收藏对象经济实力非常雄厚。经济危机也许会使这些收藏家财富缩水，但不会使这些有实力的收藏家失去收藏清代官窑的经济能力。只要是素质高的清代官窑，即使是金融危机中，它们的拍价也决不会让人失望。”
还有精通清代官窑瓷器的专家指出，清三代瓷器体现出康熙的大度与豪迈，雍正的精致与静雅，乾隆的华贵与辉煌。它们是皇室艺术，传达着每一个帝王心性品格与艺术修养，它们又是一个辉煌时代社会文明的结晶，凝结了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辛勤。透过它们，人们可以直接触及古代帝王的心灵世界；透过它们，人们更可以谛听到康、乾盛世那悠远厚重的回音。它们是当代有识之士体味高雅、品鉴艺术、感受历史、鉴赏中国文化精髓的简约之道，它们更是传承华夏文明、创造中国辉煌未来的根基所在。
明清两朝中国陶瓷酒具的特点
明清两朝是中国陶瓷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官窑和民窑俱盛，彩绘和色釉并茂，是陶瓷生产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陶瓷酒具，通体满饰各种花纹，特别是众多花朵、海浪、莲瓣、瑞兽等占据酒具的主体。
明代青白釉龙柄壶
大器形方面仍沿了宋元时期的执壶、梅瓶等形状，只是由于元代以后，蒸馏酿造技术在我国普遍发展，随着酒精度的提高，酒具器形逐渐缩小。明代常见的酒具有梨形壶，龙柄壶、莲瓣壶、鸡心壶、亭盖方壶等。清代造型更为丰富，品种也越发多种多样，如倒流壶、温酒壶等。在材质方面，除了陶瓷和青铜器外，玉石、玻璃、紫砂。珐琅、金、银锡等多种多样，装饰上也更加丰富多彩。
清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倒流壶
纵观中国酒具的历史演变轨迹，不难看出，酒具是凝固的历史，是人类在获取和享受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焕发出来的精神文明的璀灿光华，具体而形象地折射出人们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中国瓷器上的莲纹（三）
明代鸳鸯莲池纹一改元代繁密的布局，画面疏朗有致。１９８８年景德镇瓷器厂遗址出土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盘心画三丛莲花，一对飞翔的鸳鸯雄上雌下，相互呼应，茨菇、芦苇、浮萍穿插其间。鸳鸯的双翅和水波纹用青花绘制，彩料部分先在胎上刻出浅细的轮廓线，施釉烧成后再按釉下轮廓线填绘彩料。荷叶用没骨法渲染，莲花先勾出花瓣轮廓，然后在瓣内填绘红彩。纹饰舒展，线条流畅，画面清新秀丽。成化斗彩器物上的鸳鸯莲池纹与宣德基本相似，但彩绘部分不在釉下预刻轮廓线。纹饰的线条柔和纤细，色彩淡雅。明代后期的鸳鸯莲池纹画工草率，构图凌乱，不能和早期相比。
清代是中国彩瓷艺术的最高峰，青花瓷、斗彩、五彩、珐琅彩等各个品种五彩斑烂，争奇斗艳。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品类繁多，数量甚多。“吉祥寓意的图案在宋瓷上兴起以后，至明代已成为陶瓷装饰的重要内容，入清更是发展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境地”。莲是花中君子，莲字与“莲”、“廉”谐音，因此许多莲荷图案被赋予了吉庆寓意。例如一茎莲花的图案寓意“一品清廉”；莲池鱼藻图案寓意“连年有余”（莲与连、鱼与余谐音）；鸳鸯与莲花合绘的图案寓意“一路连科”（路与鸳鸯谐音）。莲是盘根植物，并且枝、叶、花茂盛，于是用莲花丛生的图案寓意“本固枝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缠枝莲仍是莲荷题材中数量最多、应用最广的纹饰。清代缠枝莲纹一改明代疏朗自然的风格，开始向繁密、规整、对称发展。经过美化变形的花头和枝叶姿态万千，装饰性很强。清中后期民窑青花缠枝莲纹常加绘双喜字，莲叶细密繁杂，除少数绘制较精外，大多画工粗率。
清代莲荷题材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康雍时期的写实莲荷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五彩加金莲荷纹凤尾尊，颈部和腹部满绘两幅完整的莲荷图。莲瓣丰腴饱满，荷叶舒张自如，莲丛中点缀着芦苇、茨菇、浮萍，水鸟鸣叫，彩蝶飞舞，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色彩浓艳的红莲绿荷与一朵用金彩描绘的莲花交相辉映，整个画面金碧辉煌，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国画。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雍正“二年试乙号样”款粉彩莲纹盘，“盘内壁粉彩绘出荷花纹饰，共画八朵荷花，三朵盛开，五朵含苞。这些荷花都是先用黑彩勾勒出花瓣的轮廓线，再填淡粉彩进行渲染，然后用深粉色在花瓣尖端略加点缀，使花朵明暗层次清晰，彩色秀丽温雅。荷花周围配几片荷叶，或肥硕碧绿，或残败苍劲，从而更衬托出荷花亭亭玉立，香远益清的高雅风姿”。清新的画面，纤巧的笔法，柔和的色彩，形成了雍正工笔花鸟图案清雅秀丽的风韵。
乾隆时期，瓷器的装饰雍荣华丽，刻意求精。但过分追求规整和工细导致了繁冗和堆砌，艺术上的倒退使莲纹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在斑烂的色彩、华贵的外表下，隐含着僵化、呆板和滞气。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陶瓷的工艺技术也开始由盛转衰。各种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虽然数量众多，但艺术上已远不能和前期相比。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但中国瓷器上的莲纹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从东晋的初露端倪到南北朝的鼎盛时期，莲纹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及至唐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已将外来艺术中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瓷器上的莲纹进入了成熟时期。宋辽金时期我国陶瓷器装饰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装饰题材日益丰富，加上牡丹花的异军突起，一直在装饰领域据统治地位的莲纹开始进入萎缩时期。元明以后，缠枝莲纹作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长盛不衰。乾隆中期以后陶瓷业日趋衰落，莲纹在艺术创新上无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题材仍广为流行。建国以后，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并具有传统力量的莲纹又重放异彩。随着新中国陶瓷业的繁荣昌盛，流行了千年的莲纹必将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永不泯灭。
中国瓷器的源头：从德清窑原始瓷说起
春秋双龙耳原始瓷盖罐 私人收藏
战国原始瓷鼓座
地处杭嘉湖平原西部的德清县山清水秀，物产丰饶，境内还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莫干山，素有“名山之胜、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竹茶之地”的美称。而近年来，更有一个关于“瓷之源”的话题将这个江南小城推到了一个世人瞩目的位置。
在中华物质文明史上，瓷器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骄傲。几百年前，世界就是通过瓷器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个神秘的国度，并称呼她“china(瓷器)”。然而，中国瓷器的源头在哪里？大江南北出土的那些商周原始瓷器又是在哪里生产的？早期的青瓷是个什么样子？这在古陶瓷界一直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也是文物考古工作者苦苦追寻的一个目标。
2003年至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无锡鸿山发现越国最强盛时期的特大型贵族墓群，发掘出土了500多件仿青铜的原始青瓷礼器和140多件原始青瓷乐器。这些原始青瓷质地坚硬，胎色发白，釉色泛绿且成玻璃状，厚薄均匀，而且胎釉结合好。发掘者认为这些高等级原始瓷可与六朝时期最高等级的青瓷器相当，已达到了成熟青瓷的水平。
这些精美的原始青瓷又产自哪里呢？
2007年，《鸿山越墓发掘报告》出版，书中登载的《无锡鸿山越墓出土青瓷的分析研究》一文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文中通过对鸿山越墓、德清、萧山、上虞、绍兴、慈溪等地采集的窑址标本测试分析后认为：“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与浙江德清窑所用原料相近。”“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青瓷器可能为浙江德清一带烧制。”这个科学测试结果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寻找最终答案的方向。他们不约而同将追寻的目光投向了德清。
在陶瓷界，德清窑本是以黑瓷著称的窑口。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中关于“德清窑”是这样定义的：“德清窑是青瓷和黑瓷兼烧的瓷窑，以生产黑瓷为主。”，“德清窑的烧造历史并不长久，从东晋开始到南朝初期结束，共一百多年。”
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物普查工作开展以后，湖州市和德清县的文物工作者经过调查，先后发现古代窑址近50处，最早的原始瓷窑址时代可至商代，这些新发现引起了省内专家的关注与重视。
《鸿山越墓发掘报告》出版后，2007年至200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故宫(微博)博物院和德清县博物馆，联合开展了对火烧山、
亭子桥窑址的发掘。火烧山原始青瓷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掘步岭水库，是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原始青瓷窑址。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3条烧制原始瓷的龙窑窑址，是探索我国龙窑起源发展的的重要依据。发掘出土了大量原始瓷器标本，器类主要有碗、盘、罐、水盂、钵、盆等，还出土了一些仿青铜礼器的卣、鼎等原始瓷产品，制作精美，烧成温度也很高。纹饰也多种多样，有与同期青铜器相似的云雷纹、勾连纹、水波纹、S形纹、绞索状绹纹等。装饰手法采用刻划、模印、堆贴等。釉色饱满，有青、青黄、青绿色，还发现了少量的酱褐色釉和黑釉。发掘出的器物为确定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原始瓷的更为详细的分期提供了实物资料。这次发掘还发现了最早的间隔具——圆形托珠的使用。火烧山窑址填补了国内瓷器发展史上关于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末这段历史详细年代序列的空白。此外，它的发掘还证明了德清所在的东苕溪流域早在西周末至春秋早期在原始瓷生产上达到了一个顶峰。发掘者认为，火烧山窑址是目前已知并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原始瓷窑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纯烧原始瓷的窑址，其出土的原始瓷对于探索中国早期青瓷的烧造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亭子桥窑址在德清县经济开发区龙胜村东山自然村北，是一处战国时期的窑址。考古发掘揭露出7处窑炉遗迹，其中编号Y2是浙江省发掘的第一条保存完整的战国时期窑床遗迹，它的发现，为研究者了解南方地区早期龙窑的结构形态、探索战国时期的窑炉技术等方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
这次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原始青瓷标本以及各种窑具，也有极少量的印纹硬陶器，表明此窑主要是烧造原始青瓷器。而在此前发现的浙江萧山进化区和绍兴富盛两地的原始瓷窑址都是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同窑合烧，由于这两种产品所用的原料、成型的方法以及烧成温度的高低都有所不同，使得烧成温度要求较高的原始瓷，有的胎没有完全烧结，玻化程度比较差。而亭子桥窑址以烧造原始瓷为主，就可避免此种状况的发生，说明原始瓷烧制的技术已比较成熟。而从揭露的窑炉遗迹集中分布，而且每部分均有2条或3条叠压打破，表明每处窑炉均经过整修与重建，也说明这里在此之前早已开始烧造原始瓷。
出土的原始青瓷产品的器型，除一般的碗、盘、杯、盅、钵、盂等日用器外，主要为大量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器型有盆形鼎、盂形鼎、豆、盆、三足盆、盘、三足盘、提梁壶、提梁、镂孔长颈瓶、尊、罐、三足壶、鉴、也等，这也是亭子桥原始瓷窑址与萧山、绍兴富盛原始瓷窑址不同的地方。这些仿青铜的礼器，不仅造型与青铜器一致，往往还贴有青铜器常见的各种铺首，造型工整端庄，做工精巧细致，纹饰极其精美，大多体型硕大厚重，显得庄重而大气，不论是成型工艺和烧成技术，还是产品质量，堪称原始青瓷中的精品。
仿青铜的乐器器型有甬钟、钩(金翟)、三足缶、悬铃和悬鼓座，造型逼真，制作精良，胎釉质量俱佳，同样也是原始青瓷中的佼佼者。
德清亭子桥窑址是首次发现的战国时期烧造高档次仿青铜器原始青瓷礼器与乐器的窑场。这次发掘所见产品器类，几乎囊括了近年来江浙地区大型贵族墓，特别是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各类原始青瓷礼器和乐器，如甬钟、鼓座都可在这里找到。表明亭子桥窑址是一处专门为越国王室和上层贵族烧造高档次生活与丧葬用瓷的窑场，据此，发掘者认为，亭子桥窑址已具有了早期官窑的性质，是一处越国时期的“官窑”。
火烧山和亭子桥的发掘工作取得的成果和出土的器物震撼了陶瓷界和考古界。2008年 4月24日至25日，故宫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德清县人民政府联合在德清县举办了“瓷之源——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韩国、日本的8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对成熟青瓷与原始青瓷的探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次研讨会中的一个焦点是亭子桥和鸿山越国大墓出土的原始青瓷是否已是“成熟青瓷”。
硅酸盐界一般将界定瓷器与陶器的标准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胎质坚实致密，多数为白色或略带灰色调，断面有玻璃态光泽，薄层微透光；在性能上具有较高的强度，气孔率和吸水率都非常小；在显微结构上则含有较多的玻璃态和莫来石，并施有一层具有一定厚度、厚薄均匀、和附着性较好的玻璃釉。这些外观、性能和显微结构共同构成了瓷器的特征。
根据这些特征，一直以来，陶瓷界都把浙江绍兴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的产品认定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成熟青瓷。在这次会上，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亭子桥窑址出土的原始青瓷器，多数产品显得烧成温度很高，胎质细腻坚致，釉面匀净明亮，釉色泛青或泛绿，胎釉结合良好。部分高质量产品已达到了成熟青瓷的标准。据此，有人提出亭子桥出土的青瓷已经是“成熟青瓷”，并认为成熟青瓷的年代可从东汉晚期向前推五六百年。
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有人就提出：“这里的东西的确有比较好的，但是很多还是处于原始瓷的状态。”也有学者认为成熟青瓷的定义比较复杂，这里的产品是否达到了成熟青瓷的标准，还要再进一步研究探讨和进行科学测试。但在此次研讨会上，专家组还是达成了一个一致的结论，他们认为，成熟青瓷是由原始青瓷发展而来，德清火烧山窑址经历了西周和春秋时期，“德清所在地的东苕溪流域在中国瓷器起源研究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誉之为‘瓷之源’可谓实至名归。”中国古陶瓷学会耿宝昌先生总结这次会议的成果时认为，这次对于亭子桥到底是原始瓷还是成熟青瓷的争论也说明，在原始瓷和成熟青瓷之间尚属空白的家谱里，又添了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陶瓷史和早期青瓷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称得上是重大发现。”
2009年9月29日，由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物局和德清县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南京博物院承办的《瓷之源——德清原始瓷窑址考古成果暨原始瓷精品展》在浙江省博物馆隆重开幕。展览汇集了省内外多家国有文博单位收藏的原始瓷，德清塔山、亭子桥和火烧山窑址发掘出土的原始瓷和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精品在展览上精彩亮相，举世震惊。
就在展览开幕的当天下午，第二届“瓷之源——德清窑与原始瓷学术研讨会”再次在德清县召开。在此前发掘火烧山和亭子桥窑址的基础上，德清在2009年又调查了60多个窑址。与会学者认为，这些窑址的发现，不仅更加确认了德清作为“瓷之源”的地位，而且还将原始瓷的烧制时间从西周战国时期又往前推至商代，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年代序列。从商代开始，历经西周、春秋，至战国时期，连续不断，是目前国内已知出现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是一直不间断生产的原始瓷产地。德清地区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生产，无论是生产时间、生产规模，还是产品种类、产品质量等方面，在当时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专家们表示，已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德清地区是商周时期的制瓷中心，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
关于“瓷之源”的追寻还在继续
2010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瓷之源”课题组会同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对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进行了专题调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发现商代窑址20多处，集中于两个区域：德清龙山片区与湖州青山片区。经过调查表明，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原始瓷窑址群；东苕溪中游也是国内目前已知最早的、仅见的商代原始瓷窑址群分布区。
2010年3月至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湖州市博物馆在浙江湖州吴兴区东林镇的南山村老鼠山发现了距今3500多年前的中国最早的原始瓷窑址，并进行了发掘。出土的产品标本以原始瓷器为主，兼有极少量印纹硬陶器。原始瓷标本器型以豆为主，贯穿始终，晚期出现大量的罐及盖，与豆一起构成了本窑址的产品主体。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尊、盆、盘、钵、盂等器物，大部分器物作为礼器使用。
2011年1月11日，中国最具权威性的考古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布了“2010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位列首位。
2011年4月25日至27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文广新局、吴兴区人民政府主办，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承办的“浙江湖州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考古成果研讨会”在湖州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湖州相关单位的近2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关于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考古专题调查及湖州南山(即老鼠山)商代窑址考古发掘成果的介绍，观摩了窑址调查与发掘出土的标本，并考察了南山窑址考古发掘现场。东苕溪流域商代窑址群的发现、南山窑址的发掘成果及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得到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们认为东苕溪流域商代窑址群的发现在原始瓷起源探索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取得了三个突破：窑址数量众多，分布密集，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商代原始瓷窑址群；发现了最早的龙窑；根据发掘材料对原始瓷首次进行分期。这些重大发现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索瓷器的起源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南山商代窑址窑炉遗迹完整、产品堆积丰厚、地层叠压关系清晰、产品种类丰富、无论是产品的胎、釉、成型技术，还是窑炉的装烧工艺，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南山窑址的发掘使得学界对商代原始瓷的特征、工艺等有了一定了解，并为解决中原地区出土原始瓷的来源、产地等问题提供了对比材料和重要线索。
专家们对“瓷之源”课题的今后调查研究方向也提出了建议。他们认为原始瓷集中的闽浙赣皖苏其他地区的学术探索也应齐头并进。不局限于东苕溪流域的大区域的调查和跨地域的研究应是今后工作的方向。专家建议，以窑址为立足点，用区域考古的方法，与城址、商周土墩墓等结合，以获得更全面的信息，从更大的区系谱系中去综合探讨研究。同时要寻找更早的窑址，注意对瓷土的来源、瓷器的成分、烧造工艺、窑业技术的研究。使用原始瓷而非青铜器随葬是越国墓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原始瓷的意义在越及先越文化中的意义类似中原的青铜器，因此对原始瓷的研究要进一步上升到对社会分工、社会结构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