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定窑
有关定窑的文献记载很丰富，时代最早的当属现藏于曲阳北岳庙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处铭文包括有：“冶将”“冶副将”“都知瓷窑”等与瓷窑管理有关的官职名称(王丽敏等《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条被定瓷研究者们广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内容中出现了“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瓷窑税务官职衔，龙泉镇即今定窑窑址所在地(董涛撰、周斯億等修《光绪曲阳县志》，光绪三十年曲阳小学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阳已存在制瓷业并受官府的监管。五代还出现了税务使收取课税，不仅证明确有瓷窑，而且规模可观，管理有序。古代瓷窑址一般以州命窑，曲阳古属定州管辖，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称为定窑。
有人做过专门的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三十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祁《归潜志》，卷八“联句亦诗中难事”条，中华书局，1983年)。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而言，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苏轼著《苏东坡集》(上)，卷三“试院煎茶”，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3页)。苏东坡北宋元祐年间曾知定州，对辖区内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饮茶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与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把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认为皆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邵氏闻见录》中记有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处，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上田恭辅《关于定窑的考察会》，陶雅会，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宝云舍，1934年)。
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迷，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第10页)。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据《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的记载，跟着日军扫荡的队伍进入了曲阳，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调查，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瓷片，同年他以《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为题报告了窑址的情况(〔日本〕小山富士夫《关于定窑窑址的发现》)这批材料后来由东京根津美术馆结集出版(根津美术馆《定窑白瓷》，东京，小学馆，1983年)。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从刻花、划花、印花、泪痕以及细腻洁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史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陈万里《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采集到近两千瓷片标本，并初步判明了始烧的年代，认为唐代开始烧白瓷，五代时期有较大发展，宋代为极盛时期(冯先铭《瓷器浅说(续)》，《文物》1959年第7期)。
定瓷之美
定窑白瓷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宋到金是定窑的鼎盛时期，定窑的白瓷工艺达到极高的水平，定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oC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oC,所以定瓷比其他窑烧出的瓷胎更坚致。定瓷的胎料经过精心加工，因此产品烧成后胎质细腻温润。定窑烧制白瓷为主，由于釉料中氧化钛含量较高，加之用氧化焰烧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人誉为：中和之美。
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窑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定窑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定窑纹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丰富多样。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所见传世的印花花鸟图盘，内壁上的两孔雀之间以一枝牡丹相隔，盘心配以鸳鸯牡丹，图案优美宛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画。印花龙纹标本窑址多见，造型多数为盘，盘内满印云纹，盘心印一条姿态矫健的三爪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张牙舞爪，栩栩如生。
延伸阅读
瓷器的魔力：欧洲君主为什么痴迷中国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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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6世纪，欧洲葡萄牙和荷兰才开辟商道，正式与远东通商，引得大批东方制品流入，市场一片繁荣景象。在这些制品中，瓷器独由中国出产。当时，只要描述好样式，下了订单，就能期待中国优质的瓷器进入西方。
一碟清式瓷盘，中部绘制着耶稣受洗礼的场景，背景是郁郁葱葱的木兰树，边缘上绘制着几个跳舞的天使。一只镶着金边的瓷壶，表面勾勒出乔治·华盛顿的面孔，栩栩如生，这把壶制造于18世纪到20世纪间。直到今天，西方人仍在惊叹瓷器的精美和技艺的繁复。
烧制
倘若欧洲人能在本土制成瓷器，价格将更为便宜，购买也更为容易，同时也会减少装运时的破损和差错。但在长达500多年时间，欧洲人对瓷器的制造束手无策。
马克·波罗对制作工艺的显然无法找到要领，“瓷器由沙土或黏土制成，土从地下挖出，堆成土丘，露天放置30到40天，接受风吹、雨淋及日光照射，由此，土得到提纯，加工制成的瓷器也呈现更明亮的色泽。”
1550年，又有人认为，“瓷器由地下某种液体加工制成，这种液体为东方独有”，1557年有人提出了更加似是而非的假设，“将蛋壳或鱼鳞研磨至粉状，与清水搅拌，放入模具中，埋入地底。一百年后，再将其取出，成形后的制品便是瓷器。”
这些说法均不准确。瓷器最核心的成分其实是高岭土和瓷石。直到18世纪初，传教士昂特雷科莱以信件方式描述了中国瓷器的制作工艺，中国的瓷器之谜才开始在欧洲揭开面纱
导读：瓷器在欧洲被称得上是“白色黄金”，它精美绝伦，耐久性强，发源于中国。然而欧洲人为何会如此痴迷于瓷器呢？据说，首件欧洲瓷器是出自一位名叫波特格的德国人之手。波特格是位炼金术士，自称知道将铅变成黄金的诀窍。14世纪，旅行家马克·波罗首次将瓷器从中国带回欧洲。那是一个精致小巧的茶壶，表面带着灰绿两色文理。除瓷器之外，他还带回了绸缎、香料和散着麝香气味的小香炉等。
导读：瓷器在欧洲被称得上是“白色黄金”，它精美绝伦，耐久性强，发源于中国。然而欧洲人为何会如此痴迷于瓷器呢？
据说，首件欧洲瓷器是出自一位名叫波特格的德国人之手。波特格是位炼金术士，自称知道将铅变成黄金的诀窍。14世纪，旅行家马克·波罗首次将瓷器从中国带回欧洲。那是一个精致小巧的茶壶，表面带着灰绿两色文理。除瓷器之外，他还带回了绸缎、香料和散着麝香气味的小香炉等。
瑕不掩瑜的定窑瓷器
南宋诗人陆游在其所著的《老学庵笔记》中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芒口是器物的其它部分满釉而口沿处无釉，是当时为增加产量和节省燃料而开始广泛采用把器皿反过来烧的覆烧法造成的。芒口是定窑瓷器的缺点，也是其一大特色，正所谓“瑕不掩瑜”，美玉不会因为瑕疵而掩盖光芒，反而会因为瑕疵的存在而显得更加美好。定瓷也是这样，今天小编就带您看看瑕不掩瑜的定窑瓷器。
很多诗人对定窑瓷器都有很高的赞誉，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评价是“定州花瓷琢红玉”，元代文人刘祁的赞誉是“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作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从五代后期到北宋中期的近100年时间里，定窑曾经烧造出大量精美的白瓷并使北方以漳河、汾河两岸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白瓷窑系。在这个窑系中，除河北外，还有山西的平定窑、盂县窑、阳城窑、介休窑等。
定窑窑址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在古代属于定州，始烧于唐代，停烧于元代，是最早被选为北宋皇室用瓷的窑坊。考古资料表明，在已发现的定窑瓷器上刻有“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奉华”、“聚秀”、“德寿”、“慈福”等铭文，多达15种之多，而且有的铭文是进宫后由宫中玉工所刻，如“奉华”、“聚秀”、“德寿”等北宋皇宫殿名。
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定窑瓷器在金王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时也是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而且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
除了白瓷，北宋定窑也兼烧酱釉、黑釉、红釉、绿釉等瓷器，即著名的紫定、黑定、红定、绿定。明代曹昭对紫定、黑定推崇备至，认为“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
今天的拍卖市场似乎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比如，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10月曾经拍卖过一件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碗，成交价高达1239．4万港元（约合158．9万美元），是拍卖数据库雅昌艺术网有记录的白定最高价格的3．3倍。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存世量相对较大的定窑瓷器价格比不上宋代五大名窑的其它产品。雅昌艺术网的记录表明，汝窑、钧窑、哥窑和官窑瓷器的拍卖纪录仅分别为577．5万元人民币（约合69．83万美元）、398万港元、364．78万港元及1100万元人民币。
涧磁村从唐代开始便已经制作出了和宋代白瓷相当接近的产品，并且大致可分为3种：第一种为日用粗瓷，器形有碗、盘、托盘、注子、盆、三足炉和玩具等，器沿均折成唇边，丰肩、平底或玉璧式底，一般胎骨厚实，断面较粗，胎色灰白，烧结良好，与唐三彩胎骨有较多相似之处；第二种是小的装饰用品，如各式盏托、葵瓣口盘、兽形曲柄壶等，胎比较薄，断面较细而胎色洁白；第三种胎质更加细腻，胎色略黄，有部分产品为了取得洁白的效果，还在胎体上先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再罩以透明的玻璃釉，与宋代定窑白瓷相比，除了纹饰外，其它方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
宋代定窑瓷器造型极为丰富，有盘、碗、灯、炉、盆、瓶、乐器等，几乎应有尽有，胎体轻薄、胎质洁白，釉面多为乳白色且白中闪现浅米黄色，积釉处常有泪痕状黄绿色流釉，外壁釉薄处可见旋坯痕，如用放大镜观察，一般可见釉面有大小不等的气泡。金代定窑器的部分产品内底有一圈露胎，是与北宋产品的明显区别。
不同时代定窑产品的器足与器形的变化有一定相关性。以碗为例，唐代早期产品大多平底浅身，胎质厚重，后期器身多为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薄而里外施釉。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此后，圈足制作更加精致，口沿也由直口变为唇口。到了宋代中期，器壁已由45度的直线形渐变为略呈弧状的曲线形，同时在装饰技法上也有了很大转变。
在五代之前，定窑白釉器都光素无纹，但到北宋初年以后，由于吸取了邢窑白瓷的精华和唐末、五代越窑的装饰技法，逐渐形成了划花、刻花、印花3种装饰技法。
划花是以篦状工具划出的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最常见的是莲瓣纹，有的还配有鸭纹。不过有些早期器物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谐调。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一起运用，如在盘、碗的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较常见的纹饰为对称的双花图案。
印花纹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其次是牛、鹿、麒麟和龙等动物。
在定窑瓷器中，飞龙纹一般装饰在盘、碟、碗等卧件上，立件只装饰变形龙纹，而禽鸟纹饰主要有凤凰、孔雀、鹭鸶、鸳鸯、雁、鸭等，花卉纹则以牡丹、莲花最常见，布局多缠枝、折枝并讲求对称。
值得一提的是，定窑瓷器最精美的纹饰大都集中在盘、碟上，纹饰多者可达4层，充满浮雕感，艺术气息浓郁。
宋代定窑瓷器欣赏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以产白瓷而驰名。宋代是定窑的发展时期，产量、质量及制作工艺较五代又有明显提高。定窑瓷器多为白釉，亦有少量的黑釉、酱釉、褐釉、绿釉等品种。宋代白釉颜色偏黄，唐代定窑白釉呈色偏青，在造型曲线转折变化的积釉处，常呈现较明显的青白色。这是区别唐宋定窑白瓷的重要依据。宋代定窑白釉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所谓的“泪痕”。这是上釉过程中，釉浆流淌的痕迹，“泪痕”厚处均有明显的偏黄色。无论是正烧，还是覆烧，“泪痕”流向均是自上往下流淌。这是鉴定定窑瓷器尤其要仔细观察的重要特征。
酱釉、褐釉、黑釉、绿釉等品种，在定窑瓷器中占的比例不大，完整的传世收藏品更是稀少，故收藏价值较高。定窑颜色釉品种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系白胎，即与白瓷所用胎料完全一样，只是外罩色釉不同。这是紫定、黑定、绿定与其他窑口区别的重要标志。
定窑刻莲花纹盘：敞口，圈足，芒口覆烧。盘心及内壁刻莲花纹饰，造型生动，布局疏朗典雅。刻花是宋代流行的一种陶瓷装饰技法，北宋定窑刻花以其线条纤细流畅、刀法娴熟精湛而为宋代刻花之冠。花纹轮廓线的一侧呈单线，另一侧呈双线，双线由外粗内细的线条组成，这种以复合线组成的刻花是定窑刻花器的一大特征。
宋定窑龙纹浅口盘：器型古朴，盘心暗刻龙行纹饰，边沿暗刻云形纹饰，通身施白釉，釉质较佳，胎质细腻，晶莹可人，牙白色自然顺畅，是河北曲阳窑的典型器物，较少见。
陶瓷文化：带“泪痕”的瓷器 —定窑
北宋定窑白瓷无疑是白瓷中的“大宗”，而究竟这一千古美瓷又是以怎样的艺术特点征服世人的呢？
艺术因为独特而伟大，定窑白瓷也不例外！
1、泪痕
泪痕是指瓷器表的流釉现象，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宛如垂泪，故称泪痕。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胎釉结合十分紧密，无流釉现象；北宋则凝厚而泛黄，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形成泪痕。
北宋早期，定窑采用正烧，流釉方向自口至底，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流釉方向自底向口，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泪痕方向为横向，十分奇怪，形成原因尚待研究。
2、竹丝刷痕
如果认真欣赏定瓷，我们可以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3、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由于覆烧的发明，器物圈足得以裹釉，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足面（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总是显得不够平整，有些地方釉厚，有些地方釉薄，以手抚之，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
这种现象十分奇怪，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凡北宋定窑圈足器（采用覆烧法，圈足上釉者）均有此特征，可作为鉴定的一个切入点。
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刷痕呈同心圆，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但无论大小圈足，足均极浅，足墙均窄，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几乎无钩手。
4、变形
定窑器物，尤其是陶瓷日用品（如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将器物倒扣于桌面，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泪痕”现象已可做到，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窑位、气氛等等因素，若以人力做作，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不自然的痕迹。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
定窑白瓷壁釉垂流形成泪痕
陶瓷文化：定窑瓷器的分类
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窑瓷器的绚丽多彩。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宋代属定州，定窑瓷器(19张)故名。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定窑在唐代时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到宋代发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烧制白瓷，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地褐花等品种。白瓷胎土细腻，胎质薄而有光，釉色纯白滋润，上有泪痕，釉为白玻璃质釉，略带粉质，因此称为粉定，亦称白定。其它瓷器胎质粗而釉色偏黄俗称土定;紫色者为紫定;黑色如漆的为黑定，传世极少。
定窑是继邢窑而起的白瓷窑场。器型唐以碗为主，宋代以碗、盘、瓶、碟、盒和枕为多，亦产净花瓶和海螺等佛前供器，胎薄而轻，质坚硬，色洁白，不太透明。由上迭压复烧，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这是定窑产品的特征之一。
定窑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印花以花卉为主，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梅等，也有鸳鸯、龙凤、狮子等动物图案，画面严谨，讲究对称，工整素雅的白釉印花定器历来视为陶瓷艺术品中的珍品而颇受人们的青睐。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用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刻划出由深、浅不一的主线与辅线相衬构成的物象，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装饰题材以花果、莲鸭、禽鸟、浮鸟、云龙等为主。
定窑虽原为民窑，但北宋后期曾一度烧造宫廷用瓷，因此，影响较大，各地纷纷仿制。有"土定"、"新定"、"北定"、"南定"、"粉定"等仿器。
瓷器中的“祥瑞瓷”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开始了早期瓷器的制作——烧制陶器。原始社会末期发明了瓷器，到了商周时期发明了原始青瓷。被世界上尊称为CHINA——瓷器之都。中国的制瓷技术早在公元七至八世纪经朝鲜就已经传入日本，同一时期日本也曾派人到中国学习仿制中国瓷器。
据我国学术界考证；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日本御渥天皇时期，曾派山城人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随通元禅师到中国的福建学习造瓷技术，他在中国学习六年之后回到日本尾张的濑户村，开始仿制中国的建窑“黑釉器”。仿“乌泥建”极为成功，这也就是日本人所推崇的“天目器”瓷器。到明朝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又有当时的日本陶瓷艺术家伊藤五郎大夫（伊藤五良大辅），此人曾为僧人，他跟随日本使节，京都东福寺名僧了庵、桂悟来我国江西景德镇学习中国的制瓷技术。学习期间改称中文名“吴祥瑞”，两年后于大明正德八年返回日本，并把景德镇经典的青花瓷器烧制技术传到了日本。回国后的伊藤五郎大夫自己又改称“伊藤五郎大夫祥瑞”，借以表示对中国、对景德镇一行学习的传承。他在日本肥前开窑，称“伊万里”窑，这是日本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瓷窑之一。由于当时使用烧制的青花料非常昂贵，并且回国时由景德镇带回的高苓土有限，所以伊万里窑当初生产的青花瓷器大多供日本天皇和皇室使用，平常百姓很难得到真正的祥瑞瓷。其日本创造出来的作品，与当时中国景德镇窑的制品非常相似，这样类似的瓷器在日本都被称作“祥瑞”或“祥瑞手。”当时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青花料被分作“祥瑞”、“染付”、“吴须”三等，祥瑞是其中的上品，具有极高的评价和地位。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署有“五良大甫吴祥瑞造”的“祥瑞瓷”器物，由于造价高器物少，所以多年来，难以满足日本民众的需求。
明崇祯祥瑞瓷青花茶碗
祥瑞瓷从胎体上看，胎质较细白，有些在胎上涂上一层氧化铁而呈赫石色，但是，由于露胎多在圈足与器底，往往由于摩擦而露出胎体本身的白碴，而且大多器物胎体较薄、体轻，形状规整。从釉质上看，釉质发亮。从花纹图案上看，青花图案优美繁多，由于结合了日本式的审美特色，青花涂色显得深浅不一，常用以表现图案层次，纹饰繁密、描画细致、不杂乱、形成了一种整齐地自我特色。并且常常用水纹、树枝纹、樱花、皮球花、缨络等图案装饰于器物内侧，也有的画在丸纹内。所以器物的口沿、近底部经常绘有云纹、水纹、七宝系、石叠纹、几何纹等装饰纹样，有的器形口边和体边的折棱上施以酱色釉形成“口红”或“眮纽”。主体部分的图案善于表现出陶瓷本身的质感和体现陶瓷艺人的“意匠”，常运用花鸟、山水人物、诗文和具有日本绘画风格的著名日本画家雪舟等扬、狩野元信等的作品装饰作品。经常使用小的菱花形或圆形开光（丸纹），画有图案的丸纹往往连续成花边，多用各种织锦纹为图案的地，而且，一件器物上常饰有多种不同织锦纹，形成所谓“祥瑞纹样”或“祥瑞风格”。少部分祥瑞瓷属于青花五彩，就是在青花的主体图案基础上加以彩绘（主要是红、绿彩）被称作“色绘祥瑞”或“赤绘祥瑞”。
“祥瑞瓷”主要器形有盘、碗、笔筒、罐、人物等。明朝崇祯时期，“祥瑞瓷”需求量大增。大多改由日本定制，而由中国景德镇制造，并且全部销往日本。国内很少留存。明朝末年崇祯年间，以日本著名茶人小堀远州为中心的一批茶人在景德镇定制茶碗，主要在景德镇定制有各种日本风格的茶碗（沓形、筒形等）、茶入（茶叶小罐）、香炉、香盒（放茶道用薰香的小盒）、水指（茶道中贮放清水的罐子）、盖置（用以搁置茶釜盖、水勺等的器物）、火入（抽烟用的放置炭火的小器皿）、巾筒（放茶巾的筒）、香煎入等茶具，此外还有一些茶道用的食器（怀石道具）。其中有很多造型是我国传统陶瓷所未见的。
如今在中国仿制的五良大浦吴祥瑞造等各种形式的祥瑞瓷，主要还是在中国销售，也有一些日本人挑选及订单。五良大浦吴祥瑞造底款的瓷器很多，其制作水平可以说是千差万别，无论从胎体上、釉质、釉色上以及画风都有一定的差别。就笔者多年来收集到的一些仿制品了解到，很多作坊在经营了一段时间后，就无法继续制作下去，其主要原因是仿制品的快速跟进，数量庞大。虽然说这类瓷器都是仿制品，只不过是先做或后做的。刚刚投入市场就会被四面八方的仿制，加上仿制品制作工艺低下，画工差，卖价低。收藏者也就是那种便宜买那种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前期几个五良大浦吴祥瑞造的专业制造工坊纷纷倒闭。
瓷器中的“虞美人”
这件粉彩虞美人小罐，高18厘米，直颈敛口，溜肩鼓腹，收足凹底。在腹部以粉彩精绘虞美人花一束，雅美至极。在一片深绿色的叶丛里，高高浮起无数枝浅绿色的花茎，花茎上长满毛茸茸的小刺，顶端直直地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有着千娇百媚的神韵；花瓣质薄如蝉翼，光洁似绫绸，花冠轻盈灿若锦霞，似乎有微风吹过，花朵摇曳，枝叶翻卷，俨然翩翩起舞的彩蝶，又似天空飘荡彩云，姿态葱秀，袅袅娉娉，引人遐思。这真是“似通舞态逞娇容，嫩条纤丽玉玲珑。”该罐胎质致密明润，釉子白净素洁，看上去就挺舒服。
粉彩虞美人小罐
虞美人是英雄美人的壮歌，想当年“霸王别姬”，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楚霸王项羽演绎了英雄最悲壮的歌声，也是英雄项羽和美人虞姬生死别离痛苦的哀歌。歌罢虞姬自刎，血溅一地而生草，开红花，时人遂以“虞美人”命名此花，后人则以虞美人寄托相思。想当年《虞美人》，一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李煜就招来了杀身之祸，宋太宗赐他一杯以虞美人草制成的“牵机药”酒，可叹一代词宗君王就此驾鹤归西。
有人说虞美人就是罂粟花，是毒害国人的恶之花，但其实虞美人和罂粟花虽然同属草本植物，花朵颜色形状和植株叶子非常相似，但它们实际上是两种植物。虞美人枝干细柔，其上布有刚毛，叶狭卵形，羽状分裂，花朵小巧单薄柔嫩；而罂粟全株光滑并被白粉，茎粗壮，叶长卵形，边缘呈锯齿状，不分裂，花瓣质地较厚实，非常有光泽。细微的差别，经常让荡气回肠的虞美人蒙受莫须有的罪名，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虞美人瓷器始于康熙时代，兴盛于雍正时代，这和当时督窑官唐英的偏爱不无关系，当年景德镇御窑场所在的珠山上，遍植俏丽的虞美人花，盛开时曾引得唐英赋诗赞美：“羞匀红妆投时好，愿换衣裳学晚霞，月榭淡笼添雅致，珠廉斜映见丰标。”再加上雍正皇帝崇尚英雄，因此娇艳柔美成了粉彩瓷器的装饰图。我收藏粉彩虞美人小罐，藏友们一致认为是雍正时期的精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