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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瓷扁壶与酒文化
图1 蒙元或金元灵武窑黑釉剔刻花扁壶 嘴口上翘，美国安思远先生藏
图2 榆林窟西夏壁画《酿酒图》
图3 西夏黑褐釉双系扁壶 长18.5厘米 推测为伊克昭盟窑产品 北京民间藏
宋、辽、金、西夏，在长达3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各民族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有联系交流，后来逐步走向融合。辽、金、西夏三国的陶瓷工艺既师法中原，又具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是我国陶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社会风尚与人们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在陶瓷手工业方面，各阶层对陶瓷的需求高涨，前所未有。皇室、臣僚、贵族、商贾、文人雅土既需要美观实用的饮食用具，又需求具有艺术性、观赏性的陈设品，城市中的茶肆、酒楼、饭店开始大量使用精美雅致的瓷器待客，城乡中的平民百姓和经济实力低下的农户则以质量一般的各色陶瓷器作为生活用具。西夏瓷器品种繁多，其中剔刻釉扁壶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它的造型设计与党项人的游牧生活密切相关，散发着草原泥土的芳香。西夏扁壶之产量大、制作精，也是西夏以外其他烧瓷窑口所少见的，是西夏瓷器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的器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一般作小口，短颈，腹扁圆，是以两个浅腹钵粘合而成，其接缝处常以附加堆纹(捻边纹)进行弥合，腹侧上下分别置两耳或四耳。较大者腹部中央置圈足，将壶口用木塞塞住，壶可平放，这样重心矮，加之有圈足支撑，非常稳妥。腹侧有耳可供穿系，系于马背，征战、狩猎时携带甚为方便。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唯不置圈足。其体态轻盈，随身携带方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都是盛水、酒、奶的理想用具，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反映了西夏的生产、生活特点。游牧民族是无法离开酒香的，一个逐草而居常常奔波在漫漫迁徙途中的民族，无法避却酒的陪伴，可以说酒是西夏人的灵魂。在这个“有灵魂的水”的浇灌下，西夏从青藏高原起步，高唱一曲曲酒歌，从黄土高原向北突入鄂尔多斯高原，一坛坛美酒为开疆拓土的军人充斥血性和战斗力。《宋史夏国传》里记载元昊每次举兵前，一定要率部下各部族长一起打猎，每当猎获归来则下马环坐一起饮酒。可以想见，他们从马背上解下西夏扁壶，拨下木塞将美酒倒入白釉高足杯中，高唱着豪爽的酒歌，将美酒一饮而尽。据《西夏书事》卷12“宝山六年秋七月”条载，元昊谋攻延州，“悉令诸侯酋豪于贺兰山坡与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髅中共饮之”。西夏时的酒楼和酒肆分布广泛，都城兴庆府更是如此。每到岁时节庆聚会宴饮，不论文人雅士、商贩百姓都用酒助兴，“捧卮酒”直至酩酊大醉。文献记载党项人性格耿直尚义，平时相处亲密无间，即使异性也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聚宴饮时只按年龄辈分排座次，而不论官爵高低上下。西夏人猜拳行令，自娱自乐，喝醉后互相送别，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酒是西夏人祭祀盟誓仪式的必需之物，饮酒不仅是西夏人的一种物质享受，而且在部落间交往和发扬尚武精神上起着难以取代的作用。由于西夏社会饮酒者大量存在，故西夏法律对酒醉后犯罪一般从轻发落。西夏法律规定：酒醉牵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财物，只要酒醒后送还，就可不予治罪；但若酒醒后仍隐匿不报，不送还财物，则要追究假托醉酒盗持他人财物之罪，这是中国历史上很独特的法典。在原属西夏疆域内的甘肃安西榆林窟遗存的西夏壁画《酿酒图》，就是当时西夏酒文化的一个真实写照。
解读西夏瓷扁壶与酒文化
宋、辽、金、西夏，在长达3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各民族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有联系交流，后来逐步走向融合。辽、金、西夏三国的陶瓷工艺既师法中原，又具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是我国陶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社会风尚与人们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在陶瓷手工业方面，各阶层对陶瓷的需求高涨，前所未有。皇室、臣僚、贵族、商贾、文人雅土既需要美观实用的饮食用具，又需求具有艺术性、观赏性的陈设品，城市中的茶肆、酒楼、饭店开始大量使用精美雅致的瓷器待客，城乡中的平民百姓和经济实力低下的农户则以质量一般的各色陶瓷器作为生活用具。
西夏瓷器品种繁多，其中剔刻釉扁壶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它的造型设计与党项人的游牧生活密切相关，散发着草原泥土的芳香。西夏扁壶之产量大、制作精，也是西夏以外其他烧瓷窑口所少见的，是西夏瓷器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的器物。
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一般作小口，短颈，腹扁圆，是以两个浅腹钵粘合而成，其接缝处常以附加堆纹(捻边纹)进行弥合，腹侧上下分别置两耳或四耳。较大者腹部中央置圈足，将壶口用木塞塞住，壶可平放，这样重心矮，加之有圈足支撑，非常稳妥。腹侧有耳可供穿系，系于马背，征战、狩猎时携带甚为方便。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唯不置圈足。其体态轻盈，随身携带方便实用。
扁壶无论大小都是盛水、酒、奶的理想用具，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反映了西夏的生产、生活特点。
游牧民族是无法离开酒香的，一个逐草而居常常奔波在漫漫迁徙途中的民族，无法避却酒的陪伴，可以说酒是西夏人的灵魂。在这个“有灵魂的水”的浇灌下，西夏从青藏高原起步，高唱一曲曲酒歌，从黄土高原向北突入鄂尔多斯高原，一坛坛美酒为开疆拓土的军人充斥血性和战斗力。
《宋史夏国传》里记载元昊每次举兵前，一定要率部下各部族长一起打猎，每当猎获归来则下马环坐一起饮酒。可以想见，他们从马背上解下西夏扁壶，拨下木塞将美酒倒入白釉高足杯中，高唱着豪爽的酒歌，将美酒一饮而尽。据《西夏书事》卷12“宝山六年秋七月”条载，元昊谋攻延州，“悉令诸侯酋豪于贺兰山坡与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髅中共饮之”。
西夏时的酒楼和酒肆分布广泛，都城兴庆府更是如此。每到岁时节庆聚会宴饮，不论文人雅士、商贩百姓都用酒助兴，“捧卮酒”直至酩酊大醉。文献记载党项人性格耿直尚义，平时相处亲密无间，即使异性也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聚宴饮时只按年龄辈分排座次，而不论官爵高低上下。西夏人猜拳行令，自娱自乐，喝醉后互相送别，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
酒是西夏人祭祀盟誓仪式的必需之物，饮酒不仅是西夏人的一种物质享受，而且在部落间交往和发扬尚武精神上起着难以取代的作用。由于西夏社会饮酒者大量存在，故西夏法律对酒醉后犯罪一般从轻发落。西夏法律规定：酒醉牵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财物，只要酒醒后送还，就可不予治罪；但若酒醒后仍隐匿不报，不送还财物，则要追究假托醉酒盗持他人财物之罪，这是中国历史上很独特的法典。在原属西夏疆域内的甘肃安西榆林窟遗存的西夏壁画《酿酒图》，就是当时西夏酒文化的一个真实写照。
西夏陶瓷的制瓷工艺与装饰技法的介绍
西夏瓷器生产，由于技术上受中原瓷窑的影响，制瓷工艺、装饰技法与中原北方一些窑系大体相似。
(一)原料：西夏各窑所使用的制瓷原料均为就地取材。在磁窑堡附近和贺兰山沿线，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矿，地质矿物学告诉我们，凡是在煤层露头的地方或夹层中均共生有“高岭石质泥岩”和“高岭石泥岩夹矸”，它们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今天，从磁窑堡至回民巷一带，在一些山水冲沟或断崖上常见有裸露在外面的“高岭石质泥岩”，把这种“高岭石质泥岩”粉碎，然后经淘洗、沉淀，便可制瓷。磁窑堡附近瓷土原料经测试，其主要矿物组成为高岭土、白云母、石英及长石等，属高岭石质泥岩。
(二)瓷胎：西夏瓷器经化学分析的仅有磁窑堡窑和回民巷窑出土瓷器，测试结果表明，磁窑堡窑和回民巷窑瓷胎的化学组成，基本与原料的化学组成接近，而个别元素相差较大③。如回民巷窑瓷胎中三氧化二铁的平均含量较低，仅为2.08％，远远低于原料含量的5.6％。这表明制胎的瓷土经过了较严格的淘洗。磁窑堡窑和回民巷窑瓷胎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与当时北方诸窑相比，要高于宋代定窑白瓷胎，但较磁州、当阳峪、扒村、鹤壁等窑的含量低。这说明磁窑堡窑、回民巷窑瓷胎的白度比定窑低，而较北方其他窑高。另外，磁窑堡窑“瓷胎的瓷化程度虽不如定窑白瓷胎致密，但优于北方其他窑的瓷胎”。实验表明，以磁窑堡窑、回民巷窑为主体的西夏瓷器的质量，较宋代北方名窑定窑的产品低，但一般均不低于北方其他窑的产品。
(三)成型：西夏瓷器成型不外乎三种，即轮制、模制和手制。磁窑堡窑址中出土有石轮基轴、挡箍、轴顶碗和轮盘等，它们都是瓷轮上的部件。轮制瓷器均为圆形器，如碗、盘、盆、钵以及瓶、罐等的腹部。模制主要指印花器，如印花碗、盘、滴水和瓦当等，磁窑堡窑和回民巷窑均出土印模，尤其回民巷窑仅在一个探方内就出土7件，可见印花器在回民巷窑的生产数量相当多。另外，模制还制作个别器物上的小部件。手制一方面是制作雕塑品，如人物和动物等，另一方面是指将轮制、模制或手制好的部件粘接起来，如瓶颈、罐耳、壶嘴和壶把等。
(四)装饰：成型的器物晾干后，便可挂釉，进行装饰。西夏瓷土因略发灰或黄色，所以白釉瓷先施化妆土盖住灰黄的胎色，然后挂釉。尽管如此，西夏白釉瓷中纯白色的不多，仍多呈灰白色或牙黄色。其他釉色则直接挂釉。挂釉的情况也不同，碗、盘、钵内壁满釉，外壁半釉，盆为复合釉。
装饰技法主要有剔刻釉、剔刻化妆土、印花、点彩和镂空等。其中剔刻釉占突出地位，是西夏瓷的一大特点。
1．剔刻釉：剔刻釉即指剔釉和刻釉。剔釉是在施釉的胎体上用刻刀剔去纹饰以外的部分，留下的釉面形成主体纹饰；刻釉是在釉面上刻出花纹。一般情况下剔釉和刻釉技法多结合使用。西夏剔刻釉装饰主要在褐釉、黑釉的经瓶、扁壶、钵上，个别的在白釉瓷上。剔刻花常见用于开光内的主体纹饰，开光外则为地纹。剔刻釉由于剔出地胎而露出灰黄的胎色，达到烘托主题纹饰的目的，并使纹饰具有浮雕感，艺术效果很强。
2．剔刻化妆土：是在施化妆土的胎体上剔刻出花纹，然后罩以透明釉。烧成后，剔花部分在浅青色地上呈现出白色花纹，刻花部分则在白色地上显现出浅青色花纹，而两者结合于一起，给人以素雅之感，很具艺术特色。
3．印花：是用瓷土烧成的印模压印而成，多用于姜黄色釉和青釉的碗、盘上。
4．点彩和镂空：这两种装饰法在西夏也有发现。点彩多在白釉或青釉的碗、盘上，用褐色颜料在胎上点成梅花斑点纹或菱形点纹，然后再罩透明釉。镂空较少，仅在金刚杵、如意轮等佛教用品上发现。
(五)装烧：西夏瓷窑装烧有两种，即匣钵装烧和直接人窑法。
1．匣钵装烧：是宋代北方诸窑普遍采用的一种装烧方法。使用匣钵可保护坯体，避免与火刺和窑内粉尘接触；同时，匣钵可以摞烧，将装好坯的匣钵一个压一个叠起来，提高了装烧量。匣钵内的坯体主要是顶碗覆烧，黑、褐、青等釉色的碗、盘施釉后内底刮掉一圈釉(俗称涩圈)，然后倒扣在顶碗上，依次倒扣数件乃至十几件。然后装入匣钵烧制。白釉碗、盘施釉后，碗内底粘一周沙粒，形成沙圈，同样依次倒扣于顶碗上，再人匣钵装烧。有的碗、钵等小型器，在施釉后将口部一圈釉刮掉，然后对口装入匣钵，形成芒口瓷，也有一大一小搭烧的，如碗和钵，碗和瓶，钵和砚等。
2．直接入窑法：主要烧制大型器，如盆、缸等，装烧时不用匣钵，为了避免前后、左右倾倒粘连，在器物间放上支丁或垫条和垫圈等。
骨质瓷在烧制过程及与新骨瓷的关系
骨质瓷在烧制过程中，对它的规整度、洁白度、透明度、热稳定性等诸项理化指标均要求极高，由此废品率很高。由于用料考究、制作精细、标准严格，所以价值高于其它瓷种。独特的烧制过程和骨碳的加入，使瓷土中的杂质被消除，骨瓷显得更洁白、细腻、通透、轻巧，极少瑕疵，并且比一般瓷器薄，在视觉上有一种特殊的清洁感，强度高于一般瓷器，是日用瓷器的两倍。骨粉的含量越高，黏土的成分就相对降低，在制作过程中就越易烧裂，在成形上需要更高的技术，增加了烧制难度，所以更加珍贵。制作骨质瓷主要选择动物的骨炭，骨质瓷花面装饰与釉面熔为一体，不含对人体有害的铅与镉。同时，由于唐山骨瓷一直以出口为主，由于欧美社会的基本保障，对人体直接使用的器皿安全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诸如唐山海格雷、隆达、红玫瑰这些大厂所产骨瓷都是真正的绿色环保瓷器。骨瓷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高档的瓷种，可为什么有些骨瓷餐具比高白瓷的还要便宜?因为这些非常便宜的都是合成新骨瓷，里面没有添加天然的牛骨粉，而是用淄博硅酸盐研究所研制的合成材料代替的天然牛骨粉，其含有大量化学成份，对人体有害，行内称之为新骨瓷。新骨瓷其原本就是普通高白瓷的一种,成分里氧化钙的含量比普通瓷稍高一点,有一定透光性,精明的厂家就给起了一个蟠龙附凤的名字,叫新骨瓷.其和骨质瓷(骨瓷)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一、所用原料不同,骨瓷中加入了40%以上的骨粉,新骨瓷中没有添加骨粉。二、骨瓷采用多次烧制,新骨瓷采用一次烧成。三、骨瓷比新骨瓷白度柔和,透明度高,瓷质更轻,外观远远好于新骨瓷。总言之新骨瓷不是骨瓷的新品种,而是借起名而已,价格便宜，吸引人，故上当受骗的大有人在，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个“新”字蒙骗。一、将杯子罩在灯泡上(当然也可以对着光就好)，透光性强、色泽柔和为上品。二、通体乳白色、釉面光滑，瓷质轻薄的是优质品。三、用瓷勺敲打或手掌摊开平放并用手指轻弹，清脆响亮、宛如洪钟。
瓷器与玉器文明的传承关系
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同时又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玉器与陶器同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我国先民在磨制石器的时候，发现玉料并加工成玉器，把它制成生产和生活用具。他们认识到玉高于石，便把它作为装饰艺术品，后来又发展为贷币——璧，以至把它作为帝王权力的最高象征——玉玺，影响所及，百姓也把玉印作为信用的根据。世俗的权力象征，又转化为最高的神权象征。这一切，使玉器文明在古代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最积极的成果，就是导致陶器发展为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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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
陶器不是由一个地方首先发明而后再传往世界各地的，它是各地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各自独立地创造出来的。世界各国的考古发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各国先民之所以都能独立地创造出陶器，是因为先民掌握了火以后，几乎各地都有烧制陶器的泥料，而陶器工艺简单，烧成温度底，便于普遍掌握。当世界各地先民长期使用陶器时，中国先民则率先发明了瓷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中国先民在8000年前，几乎同时制造了玉器和陶器。玉器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华民族形成爱玉的民族心理。”(牟永抗，吴汝祚等《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个玉器时代》《光明日报》1990年7月4日)玉器受天然玉料的局限，不可能大量制作，于是先民致力于人工制造类似玉器的器皿，而把这种追求放在提高陶器工艺的基础上，则是最现实的了。这样，受玉器文明的长期熏陶，在不断提高制陶技艺的基础上，追求陶器的玉器效果，以满足人们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需要。这种执着的追求，从釉陶，硬质陶得到启示，在先进技艺和一定的物质(如找到瓷土)条件下，逐渐达到理想的瓷器目标。
第二、瓷器是先进科技的产物。古代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商代，我国制造和冶炼青铜器的技艺，达到非常精谌的程度。这种先进的工艺和冶炼技术(高温技术)，转移到制陶上，就产生了一种飞跃，陶发展为瓷。陶向瓷的转变，经历了长期的渐进过程。“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远在3500年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践中，在不断的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就创造出了原始的瓷器。”(《中国陶瓷史》第76页)再经历1700多年的长期探索，在东汉时候(距今1800余年)终于烧制成功了成熟的青瓷器。原始瓷器和青瓷器一直在向玉器效果逼近，而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终于达到了“越瓷类王”的效果。可是，先民并不就止停步，而是继续向新的高度攀登。到了唐、宋，瓷器比较普遍地达到了玉的意境。元、明、清以来，烧制的瓷器更是巧夺天工，在瓷质的细密和晶莹光泽等方面，达到了精美绝伦的高峰。
二、瓷器的玉器效应
中国瓷器从它的发明，发展全过程来看，瓷器的玉器效应是纵贯古今；从横向来看，南北诸窑尽管千姿百态各具特色，而玉器效应则是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是由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决定的。
从商代的原始瓷器发展到东汉青瓷，是向玉器效应逼近的过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越瓷类玉”的意境。北朝山东省淄．博寨里窑青瓷“明亮润泽”，精美的莲花办尊”胎骨坚致，釉色莹润，造型优美，纹饰华缛”。河南省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首次发现了北齐的白瓷。这批早期白瓷具有明显的特点：“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色，没有上化妆土。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唐代，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当时，“白瓷精品已达到了体薄釉润，光洁纯净的地步。”杜甫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扣如哀玉”，说明经高温烧成以后，胎体烧结得很好。唐代越瓷，顾况《茶赋》说它是“越泥似玉之瓯”。唐代晚期，越瓷“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景德镇陶录》卷五记载：“唐武德中镇名陶玉者载瓷人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景德镇古名)瓷名天下。“霍窑”佳者莹缜如玉广…·邑志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五代时的柴窑瓷器“其色正碧，流光四照。”
宋代，瓷器发展到了辉煌时期。如果说唐人称赞越瓷是修辞学上的譬喻，那么，宋人烧造龙泉青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宋代南北方各个名窑的共同本质特征，追求玉器效应更为强烈。官窑釉色莹澈，哥(含章生兄弟)窑纯粹如美玉，汝窑莹润如堆脂，定窑色白而滋润，“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美的极致，黑瓷烧出了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润釉。苏东坡赞美“定州花瓷琢红玉”。北宋耀州窑，元丰七年德应侯碑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馨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以上写的声，色正是玉的特征。史学界认为，如果把唐人对浮梁瓷誉为“假玉器”和“佳者莹缜如玉”的评语，用于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是更符合实际的。宋代景德年间，这里因生产的瓷器“光致茂美，四方则效”而得名景德镇。《格古要论净说：文天祥经过永和，窑内瓷器变为玉。这个记载带有神话色彩，但吉州窑的瓷器达到了玉的效果却为考古实物所证实。宋代龙泉窑“出现了不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器物广…。·仿玉器的有琮。”龙泉青瓷“是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宋代龙泉青瓷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龙泉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的造型，是对商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陶瓷史》认为：“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
三、彩釉强化了玉器效果
元代以后，中国瓷器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它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其主要特征是，各种彩釉把瓷器装饰得更加绚丽多彩。但彩釉不是淡化了瓷器的玉器效果，而是使玉器效果更加强烈，更加异彩纷呈，某些精品甚至超越了玉器，使“泥土变金玉”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元代，青花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青花瓷器的明净素雅正是玉的意境，它一经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成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而闻名于世。元代的釉更红和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都是具有强烈玉感的新创造。
明代，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斗彩“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这正如《陶说》序言所说：“瓷器与金玉同珍者，有其过之，无不及也。”永乐，宣德时期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制瓷艺人的高度技艺水平。永乐宣德年间造的祭红，为色调庄严肃穆，深沉安定的深红色，也有象红宝色一样艳丽的。宣德时期的瓷器“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王”。斗彩，铜红釉，单色釉等彩瓷，使瓷器的玉器效果更加绚丽夺目。成化朝青瓷“胎薄釉白而青色淡雅”，“玲珑、精巧”的造型，配上“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的蓝花”；嘉靖朝青花“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使人感到“幽菁可爱”。
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进入瓷器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这一时期，又创制了很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和鸟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录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康熙五彩一般都是彩色鲜艳，光泽透澈明亮。康熙寸人许谨齐写诗赞誉郎廷捆督造的瓷器“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郎窑红因宝光艳色而鲜艳夺目。美人醉则兼幽雅清淡，柔和悦目，给人以意境深远的美感。雍正粉彩比五彩更为娇艳，以淡雅柔丽名重于世。乾隆朝，把许多玉雕品都做成粉彩瓷器。唐英窑“至此集大成矣……龙缸、均窑追绝业，复古制，翡翠，玫瑰更出新色。”
鸦片战争后，洋瓷充斥我国市场，加上国内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瓷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但我国瓷业在与洋瓷的竞争中，也出现了新工艺、新材料、新装饰。民国初，从国外引进了新彩颜料，贴花纸、金水、电光水等。不过，万变不离其宗，瓷器的玉质风彩始终一脉相承。
新中国建立以来，各大瓷区在继承玉器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蓬勃发展。酸陵的釉下彩晶莹润泽，淄博的鲁玉瓷，唐山的白玉瓷，德化乳白釉做成的瓷雕，简直就是一座玉雕。北京李鸿仓发明陶玉，用于生产工艺美术品及建筑装饰砖板，产品远看似玉，近看是陶，通体自然花纹，色彩变幻奔放。作者介绍，陶玉是受中国南京雨花石、青海丹麻玉等的启发，经过多年研究发明的。白如玉一直是瓷都景德镇的特色，它清秀淡雅的青花瓷，万紫千红的粉彩瓷，巧夺天工的薄胎瓷，五光十色的颜色釉，晶莹剔透的玲珑瓷等，都具有玉的本质特征。
“瓷器之源，与国齐名。”李政道先生的题词，说出了中华民族玉器文明的特征。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它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于一身，它作为玉器文明的结晶，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和高度赞誉，至迟从九世纪下半期起我国陶瓷已输出到国外。陆上丝绸之路所到的西亚，海上我国唐代东西洋航路所及之处，都发现有唐瓷碎片。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称为“瓷器之路”。正是不朽的瓷器记录了古代人民友好往来的踪迹。瓷器不仅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中国瓷器文明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日用瓷和艺术瓷在未来社会也必将长期作出新的贡献；建筑、卫生陶瓷的普遍使用给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光彩；而特种工业陶瓷则在工业、科研和航天技术设备等方面，显示这种新材料的无比优越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探讨瓷器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有助于深刻地认识瓷器的丰富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瓷器的胎质细密和色泽莹润则是玉器本质的再现。
神秘的西夏瓷文化
唐末、五代时期，陕北夏州等地的党项族人迁到宁夏地区聚居，于1038年建国，号为大夏。西夏王朝立国190年，留下众多令人猜测之谜。如今仅存少量出土文物，透露出西夏王朝昔日的壮观辉煌。如何解读这个神秘王国，这里向读者提供一把钥匙，请看——
4月初，在宁夏日报老友杨山虎先生和西夏瓷收藏专家白滔先生、米向军先生的帮助下，我来到心仪已久的宁夏灵武磁窑堡窑址考察。我们驱车来到灵武县郊区一睹西夏古国最大的造瓷基地——灵武窑的风采。那种茫苍苍的感觉，令人不禁大发怀古之幽思。
白釉剔刻花三开光折枝牡丹纹罐瓷质，高29厘米，口径24.5厘米，腹径28厘米，底径20厘米。直口卷唇，短颈丰肩，鼓腹下收，暗圈足，以弧线及花叶纹衬托，腹部剔刻三开光牡丹纹，层次分明，剔刻手法娴熟，白釉剔刻花完整，在西夏瓷器中极为罕见，此器当为大珍。
漫步古窑址，我们捡到了不少宋、西夏、元、明的陶瓷标本，包括一批难得的刻花、剔花、划花、印花标本以及窑具，而更为难得的是一批大型陶瓷建筑构件。
据西夏瓷专家鉴定，这批陶瓷构件十分罕见，其中孔雀蓝釉和素三彩构件尤为珍贵，它们应是西夏晚期宫廷大型建筑使用的陶瓷构件的残件。在现场，我们同时还发现了一枚黄色琉璃瓦当残件。据此，我们推测，这个古窑址应是当年西夏国宫廷用瓷和宫廷建筑用瓷构件的烧造基地，如果这一推测成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字串4
陶瓷艺术题材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陶瓷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素材经常作为创作题材，包括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八仙、老子、庄子以及孔子、孟子等的塑像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但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就不一定是宗教艺术。我觉得，在陶瓷作品中，很多宗教题材的作品都不能划归为宗教艺术，不能理解为宣传宗教教义，而是艺术家们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与审美追求，有着世俗的倾向和民间艺术色彩。因此，不能一看到观音、罗汉塑像就认为是宗教艺术。
当然，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被人作为宗教塑像来供奉，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黑格尔早就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确是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
蔡敬标当年轰动一时的三十三寸《南海站鳌滴水观音》，不仅因为它是观音题材而受到欢迎，更重要的是它构思奇巧、造型的优美所传达出的精神解放的信息和艺术成就。要知道，这件作品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在广州继而在香港展出的。
刘远长先生的《飞天天女散花》的时代背景也是如此，它同样是佛教题材。飞天天女在佛教艺术中称为香音之神，能奏乐，善飞舞，满身香馥，身披彩带，体态轻盈，上下回旋，自由飞翔于天上人间，把鲜花洒向人间，给人间带来美丽。作者是“有感于这么美的形象，这么好的艺术，这么光辉的传统，时时激起我的创作欲望”而创作的。作者不仅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个善良的美丽女神形象。同样，他创作的《哈哈罗汉》，也不仅是一个普通形象，而同时是一个笑对人生、安乐处世的世俗人物形象。徐波的《三个和尚梦》不仅再现的是“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令人忍俊不禁而有点心寒的情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个艺术形象所包涵的警策人世的哲理。高峰的《情趣罗汉》(也同样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宗教罗汉的形象，而是寄寓着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它所传达的“情趣”使观赏者得到一种审美的情趣。以达摩为题材的作品，着重的不是他的宗教形象，而是他那种面壁十年的坚忍不拔的意志美和傲视尘世的精神美。“八仙”人物形象塑造，当然是有感于八位仙人弃世脱俗的飘逸的人格美，但重要的是艺术家所寄托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德-化-陶-瓷-总-站
我不能否认在瓷雕艺术中没有纯粹的宗教塑像。我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和对待一切。即使是这些塑像，也是艺术家们“按照美的规律”而塑造的。它们同样可以成为审美对象。艺术创造的大忌是千篇一律和陈陈相因。在艺术创造中，题材没有好坏、美丑、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表现力。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瑰宝，何朝宗、游长子、曾龙升、蔡金台等的作品就是如此。德-化-陶-瓷-总-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