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器型大多不规整。此时出现了日本风格的造型。崇祯时,器型不规正的现象较天启时更为突出,一般器物,胎体厚重,修胎粗糙,底足常常有旋削刀痕和重刮削痕,并且多有粘砂。
2、胎质粗糙为多,淘炼不精。但小件器物仍很精细, 并有万历遗风。
3、釉面亮青程度明显减弱,施釉稀薄。崇祯时,器口普遍施加黄色酱釉。
4、青花有四种不同色调,其中晕散和黑灰的与那种纤细轻淡的色调相差悬殊。崇祯时,青花色调的晕散和走釉现象比天启时更甚。常使纹饰模糊不清,也有较鲜亮明快或类似天启时谈描色泽。
5、纹饰中多反映出日本风格,如扇面纹、皮球花纹等。另外,明末清初时盛行的题诗联句风气,在此时亦有表现。此时流行的豪放夸张的减笔写意画,与万历那种密麻零乱的纹饰构图,形成鲜明对比。
6、器足可见里收向心式的刮削痕和放射状跳刀痕。也有的器足留有类似明初器底的小乳头,此时底足不施釉的较多,但沾有砂粒。多为细润白砂底足,足边修切圆滑齐整,胎体裸露部分较多。形成了明末清初独特的器足特征,并为断代提供了依据。
7、天启器物款识少。一般写于器底。格式为“大明天启年制”。崇祯时,从款识上看,有书官窑款识的,也有以隶书写干支纪年款的,此外,还多见随意乱写的“宣德”、 “成化”、“嘉靖”等伪托前朝的年款。
1、器型大多不规整。此时出现了日本风格的造型。崇祯时,器型不规正的现象较天启时更为突出,一般器物,胎体厚重,修胎粗糙,底足常常有旋削刀痕和重刮削痕,并且多有粘砂。
2、胎质粗糙为多,淘炼不精。但小件器物仍很精细, 并有万历遗风。
3、釉面亮青程度明显减弱,施釉稀薄。崇祯时,器口普遍施加黄色酱釉。
4、青花有四种不同色调,其中晕散和黑灰的与那种纤细轻淡的色调相差悬殊。崇祯时,青花色调的晕散和走釉现象比天启时更甚。常使纹饰模糊不清,也有较鲜亮明快或类似天启时谈描色泽。
5、纹饰中多反映出日本风格,如扇面纹、皮球花纹等。另外,明末清初时盛行的题诗联句风气,在此时亦有表现。此时流行的豪放夸张的减笔写意画,与万历那种密麻零乱的纹饰构图,形成鲜明对比。
6、器足可见里收向心式的刮削痕和放射状跳刀痕。也有的器足留有类似明初器底的小乳头,此时底足不施釉的较多,但沾有砂粒。多为细润白砂底足,足边修切圆滑齐整,胎体裸露部分较多。形成了明末清初独特的器足特征,并为断代提供了依据。
7、天启器物款识少。一般写于器底。格式为“大明天启年制”。崇祯时,从款识上看,有书官窑款识的,也有以隶书写干支纪年款的,此外,还多见随意乱写的“宣德”、 “成化”、“嘉靖”等伪托前朝的年款。
明崇祯青花人物笔筒。
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外,还包括了很多的辅助文具,笔筒就是其中的一种。从明代起,制作精致的笔筒就成为文人雅士和收藏家的宠物,至今不衰。昨日,记者在我市收藏爱好者张先生家中,见到了他收藏的不少雅致精美的笔筒。
笔筒收藏源于学习书法
走进张先生的书房,仿佛走进了笔筒的世界,书桌上、博古柜里,都摆着各种各样,形状各异的笔筒,有圆形的、扁形的、方形的、棱形的,也有梅花、葵花等造型和云头、卷书等式样的;材质大多为瓷、竹、木、漆,也有玉石、象牙、水晶、翡翠、端石等质料。仅是木质的,就有黄花梨、紫檀、鸡翅木、金丝楠木、红木、乌木、榉木等。
“我与笔筒结缘是很偶然的。”张先生说。出身书香门第的张先生,读小学起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书法。一天,住在隔壁的一位老伯看到张先生在练书法,就对他说,我有一个青花瓷笔筒,放毛笔最好,我也没什么用,你要就五毛钱卖给你吧。张先生一看到这个绘画着花鸟的青花瓷笔筒,便十分喜欢,于是这个笔筒便成了他收藏的第一个宝贝。“但真正说收藏,还是我高中毕业进入工厂工作以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张先生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元,但只要发现有精美的笔筒,便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1989年,他到广西梧州旅游。吃早餐时,一名游客说晚上诳街时在一间小店里见到一个很漂亮的瓷笔筒。听了游客的描述,张先生立即放下碗筷前往寻觅,花了2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那个明崇祯青花人物笔筒。2001年,他听朋友说广西桂平一藏家有一个造型颇为奇特的清代黄花梨笔筒想出手,于是马上开车前往广西,花几万元把笔筒买了回来。“那时对笔筒的痴迷,真有点像疯了一样。”张先生笑说。
犀皮漆笔筒偶然得到
在张先生收藏的笔筒中,记者见到有一个棱形的漆笔筒,高约18厘米,表面光滑,图案花纹由不同颜色的漆层构成,像行云流水,又像松树干上的皱纹,色泽灿烂,十分美观。张先生介绍说,这叫犀皮漆,根据明代漆工名匠黄成的《髹饰录》记载,犀皮漆又称“菠萝漆”、虎皮漆。制作时,是用不同颜色的稠漆堆涂在高低不平的器胎上,等漆料干燥后再打磨,从而产生出色泽亮丽、光滑异常、自然生动的艺术效果。由于这种工艺技术的要求很高,历来制作较少,而且所见也都是扇骨、捧盒等小件的器物,如此形制巨大的犀皮漆笔筒,十分罕见。“这是我收藏的笔筒中唯一的一个犀皮漆笔筒。”
提起这个犀皮漆笔筒的来历,张先生脸上露出了笑容,说是在北京无意中得到的。2002年,张先生和几个朋友到北京游玩。那天早上,他们几个人一大早就来到潘家园淘宝。但走了几个小时也一无所获,正当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张先生发现不远处一位老人的摊档里有一个红色的东西,好像是笔筒,张先生心中一动,马上走过去一看,竟然是一个平时难得一见的犀皮漆笔筒,而且价格也相对便宜,于是马上收入囊中。
了解我国的翰墨文化
“有时候要藏到一件好东西也是不容易,这个笔筒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获得。” 张先生拿出一个明万历时的青花瓷笔筒对记者说。1995年,张先生到广西梧州出差,听当地的一位朋友说,他的一位亲戚藏有一个明万历时的青花瓷笔筒,张先生一听,马上来了兴趣。根据资料,瓷笔筒始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分青花、五彩和粉彩等,传世品极少。张先生当即央求朋友带他去见识一下这个青花瓷笔筒。
在那位朋友的亲戚家,主人捧出来一个用锦盒装着的青花瓷笔筒,笔筒约高16.5厘米,口径约20.5厘米,筒身绘有龙、马等图案,有着典型的明青花瓷特色。张先生一见到笔筒,就被那略带夸张,非常有动感的龙马图纹吸引住了,他试探地问那位藏家想不想出手,孰料藏家想也不想就回答:无论多少钱,他都不会出手。
回到佛山后,张先生就是忘不了这个明青花瓷笔筒,于是,每隔十天半月就打个电话找那位藏家聊聊天,有时出差途经梧州,也到他家里坐坐,请他吃顿饭,但绝不开口提起那个明万历青花瓷笔筒。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那位藏家终于被张先生的诚心所打动了,主动提出把这个青花瓷笔筒让给张先生。
经过几十年的寻觅,至今张先生收藏的各种笔筒近100个。早年花一两百元购买的笔筒,现在的价格已是数千上万元,张先生说,笔筒收藏,不仅仅是一件文房用具的器物收藏,更是一种文化的收藏,一种历史的收藏。他表示,无论价钱多高,他收藏的笔筒都不会出手。如果条件许可,他会举办一个笔筒展,让更多的人通过笔筒了解我国的古文化。
明代崇祯朝战乱时期多,景德镇御窑厂基本上处于半停产歇业状态,所烧制器物下降至明代最低水平,传世官窑器物十分少见。由于这个时期为明、清过度交替之际,崇祯青花瓷器除具有明代风格外,有些还孕育着清初瓷器特征。另外,由于部分瓷器继续外销荷兰、西班牙等国,所以一些瓷器在造型和装饰上仍保持有异国风情。如何把握其鉴定要点,中国古玩收藏研究会会长卢鹤寿为读者支招。
器型:崇祯朝时局动荡,瓷器烧造业受到严重影响,生产工艺、质量大幅度下降。瓷器风格的转变开启了明末清初的制瓷新貌,既部分保持了明瓷韵味,也初创了清代器风,并且多为民窑瓷。
总体上看,崇祯青花瓷器品种明显减少,主要以花觚、香炉、烛台、净水盂等供品居多,也有葫芦瓶、莲子罐、盘、洗、碗等日常生活用器。茶具、盘类、餐具多销往日本。
胎釉:崇祯青花瓷,一般胎质淘炼不精,胎体厚重,修胎粗糙,白砂底足,常有明显的重刮削痕和放射状跳刀痕。足修齐整圆滑,胎体裸露,多有粘砂、个别前足留有明初期器底小乳头。
就釉面而言,亮青度较前减弱,有白中闪青、白中泛灰和青白多种色调。施釉均显稀薄。青花呈色夹带黑斑,多数灰暗伴随晕散,但也有发色稳定,色泽明快艳丽的,这为明末清初的时代特征。釉底的器物粘砂,有细小缩釉点。要指出的是,器物口沿普遍增加酱黄釉是崇祯民窑青花的一个显着特点。
明代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伊始,大力清除阉党,整治朝纲,他的勤政,在明朝永乐以后的历代皇帝中所少见。遗憾的是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积重难返。闯王李自成进京,清兵入关,明王朝回天无力,最终覆灭。瓷器烧造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大幅度下降,景德镇御窑厂基本上处于半停产歇业状态,所烧制器物下降至明代最低水平,传世官窑器物十分少见,但出现了一批优质民窑瓷器。
这尊崇祯仿哥窑青花竹节炉,是一件传世品,留有明显的长期使用的痕迹。造型古朴端庄,文雅大方。炉身高12.8厘米,直径15厘米,炉内深11厘米,炉里外满釉,三足高不到1厘米,炉底刻意留出1.5厘米宽的露胎圆圈,这样的分隔,使炉底变成了三个圆,两个空心圆中突出一个实心圆,象征着圆圆满满。炉身为直筒形,四层竹节突出,节节向上,香炉心空,正是竹精神的内涵所在,心虚而有节。竹具有君子的特征,竹本身已是一种吉祥物,在纸和绢还未被发明前,人们把信息写在竹简上,古人在远行时多用竹简传平安消息给家人,故有“竹报平安”之说。炉身布满精美的仿哥窑小开片,上面绘有缠枝花、蝴蝶花、彩蝶等青花图案,犹如沙石堆里冒出的生命,自然、清新、协调。上下两层,花和蝴蝶被大小交叉地排列成环状,互不干扰,它们文静地相处着。
崇祯朝处在明、清过渡交替之际,崇祯仿哥窑青花瓷器既保持了明瓷的特征,也蕴含着清初瓷器的韵味,开启了明末清初瓷业新貌。因为战乱等原因,官窑被迫停止烧制,原先在官窑的工匠,迫于生计,投奔民窑,还有一批艺术家、画师也加入这支队伍,他们摆脱了刻板与匠气,从根本上突破官窑器由宫廷定样制作的束缚,聪明才情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他们画人物,写山水,绘花鸟,把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企盼和平宁静生活的真情实感,充分倾注到瓷器创作上,创作出一批精美的民窑器。这一时期是中国民窑瓷器制作的高峰,对后世影响颇大。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的名作,个中情节,经常被其他艺术类别沿用,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庶民品位引导工艺潮流,当时流行的木刻版画和青花瓷画互为影响。如图所示这件明崇祯青花“周瑜打黄盖图”粥罐,就是一个例证。
话说诸葛亮与周瑜定下火攻曹操水军大营的作战方案后,恰在此时,已投降曹操的荆州将领蔡和、蔡中兄弟,受曹操的派遣,来到周瑜大营诈降。心如明镜的周瑜将计就计,为了利用二蔡给曹操通报消息的机会,对曹操实行诈降计,周瑜与黄盖密谋了一出传唱千年的“苦肉计”。
周瑜召集诸将于大帐之中,黄盖当众“故意”打断将令。被“激怒”的周瑜随即喝令左右,将黄盖推出帐外斩首示众。在一众不明情况的文武大臣求情之下,周瑜这才松了口,将立即斩决改为重打100脊杖。黄盖被打了50脊杖已皮开肉绽,众官员见状再次苦苦求免,周瑜这才恨声不绝地退入帐中。
这只明崇祯青花粥罐,就生动地演绎了这个场景。只见黄盖上半身盔甲撩起,执杖兵士正欲挥杖抽打。只不过,周瑜和黄盖导演的双簧苦肉计,几乎瞒过了所有的文武官员。唯独一人心里清楚,他就是诸葛亮。
明清中国官窑瓷器比较注重给瓷器写款,多数瓷器款在底部,个别的瓷器款儿写在瓷器肩部或者口沿德地方。而康熙时期是清朝瓷器写款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瓷器上的款识,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不是很规范。
从清代早期康熙时期官窑瓷器留下来的大量款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写款的发展脉络。每一种款识都是一种尝试,每一类款识都是一种创新。因为明末清初,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景德镇终于开始恢复,特别是御器厂的再次设立,不仅官窑瓷器上书写各种款识又成为了常态,民窑产品也借着这个机会开始尝试画写各种款识,向官窑看齐。这一时期瓷器上的款识,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
康熙二十年之前康熙官窑基本都是官搭民烧,标准的官窑款识根本无法得到确立。所以宫廷所用之瓷器,在今天看来很难与民窑清楚的区分,大部分都不落款,尽管落款也都是一些堂名款。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一批带有“中和堂制”的青花加紫的瓷器。比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癸丑中和堂制”。这三种款识不但有年号,还书有干支纪年,我们能够清晰的知道这批瓷器的制作年代,分别是康熙十年、十一年和十二年。“中和堂”是圆明园中康熙皇帝所居的殿堂。这些署有中和堂的器物,其制作精细程度比一般康熙时期的瓷器都要精致,再结合康熙初年“不尚尊号”的时代背景来鉴别,当非一般的堂名款瓷器,很有可能就是康熙早期的官窑瓷器。
除了官窑会留有使用者平时居住的堂名的名号款识,民窑瓷器在当时也是十分流行属有使用者的堂号名称。比如“天琛堂仿古制“、“全庆堂仿古制”、“来雨堂博古制”、“芝兰斋制”等等。这种堂名款在此之前几乎不见,自此出现,便在之后的三、四百年间屡有出现。就连后世的皇帝在看腻了死板的官窑款识的时候,也会让御器厂写一些宫中或者圆明园中,自己喜欢的堂号款识的瓷器。
随着江西景德镇御器厂的恢复,带有“康熙”年号款的瓷器也逐渐出现。但是书写年号款识的习惯毕竟时断时续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了。在此时恢复,势必要有一个过程。康熙时期书写年号款识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四字“康熙年制”的,也有写“大清康熙年制”六字的。六字的又有两行六字款和三行六字款的分别。无论四字六字款的又都分有带双圈和不带双圈的。这些不同的款识说明了,在康熙时期恢复官窑款识时,官方和工匠们是做了很多尝试和斟酌的。双圈款顾名思义就是在器物底部画有一大一小,两个相套的圆圈。这种款识在康熙之前任何朝代都未单独出现过,都是在双圈中配有文字,双圈仅是作为辅助的。而在康熙时期双圈则成为了主角。究竟为何只画双圈而不再在其中书写年号文字,至今仍没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很有可能是明清更迭之际,江山未定,南方朱明势力仍在,景德镇的汉族工匠,不愿被少数民族统治,期望汉族政权终有一天,能够再次卷土重来,所以仅仅画了双圈,等待希望成为现实的那天再把新的年号填入其中。不过这一天等了几百年,终究没有实现。
明代青花瓷器虽不及元代青花的名气大,但是同样在中国瓷器烧造史上占据有重要地位。虽然和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烧制的青花瓷相比,明代崇祯时期烧制的青花瓷发色稍显暗淡,但是也还算青翠鲜艳。釉色均匀且富含变化,基本上都是蓝中泛灰,无论是色质还是图案都和以往大不相同。
明代崇祯时期的青花瓷独具特色,表面图案受当时绘画的影响很大,所涉及的题材范围十分广泛,主要以山水题材为主,画工们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官窑瓷器绘画的限制,运用传统的毛笔在勾勒出一幅幅精妙绝伦的画卷,于是从现存的明代崇祯青花瓷的表明,我们可以见到虎、牛、猫、虾等等动物。而部分以山水、花鸟为题材的瓷器为当时特别定制,专门销往日本等国家的。
根据史料和实证,我们可以得知明代崇祯青花瓷的器型丰富多样,基本上都是琢器。明代崇祯青花瓷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大类:陈设瓷器、佛前供器、外销瓷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人在南中南海打捞出了一艘沉船,经过大量考证确认这艘沉船是清代顺治年间的,考古学家们在沉船上发现了一大批明代崇祯青花瓷器。这一批瓷器别具一格,表面纹饰结合了中外特色,不仅呈现了中国明代崇祯时期传统纹饰,还呈现了一些西方国家荷兰的郁金香纹饰。当时,景德镇窑烧制了销往日本的瓷器,瓷器样本是由邻国日本自己提供,故而符合日本国人审美需求和生活需求,具有浓郁的日本特色,瓷胎硬朗,画工精湛,图案多以人物、船、鹿、鸟等等为题材。瓷器在景德镇窑烧制好了,就直接运往日本市场进行销售。由于日本的茶文化和瓷器文化紧密相连,所以大多销往日本的外销瓷造型和日本茶道息息相关。
从明代崇祯青花瓷器露胎处,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已经显现出清代的一些典型特征。明代崇祯青花瓷器底足露胎较多,胎体坚硬细腻,胎壁厚釉层薄,釉面硬朗平滑,釉色大多都是白中泛青。
鲜少见到有落款的明代崇祯青花瓷底,在当时只有一些民窑瓷器才落款。比如说供奉在佛前的香炉上面就有明确的时间和产地。也有官窑瓷器有落款,但是寥寥无几,比如说崇祯罗汉纹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