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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捞瓷、外销瓷和沉船
航行于中国沿海，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陶瓷器，从中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新器形与新品种，因此每一次海捞瓷新发现都在改写中国陶瓷史。
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从海水里捞起来的瓷器。同意这个定义，也就意味着，海捞瓷没有年代的规定，即使是本世纪沉入海底的瓷器，它也应该是海捞瓷。这样的阐述，显然和市场上通行的海捞瓷的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确切地说，海捞瓷，就是从海底古代沉船上捞起的瓷器。这个“古代”，一般指我国清代以前，也可以放宽至我国的民国时期。
海捞瓷和我国古代的外销瓷虽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把海捞瓷完全等同于外销瓷。在我国古代近岸的沿海航线上，也行驶着不少国内的船只，它们载负的货物中，完全可能有不少瓷器，在这样的沉船中发现的古代瓷器，就不应该是外销瓷。然而，远洋航行的船只失事的概率要比近海航行的船只大得多，同时，远洋航行的船只所载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也大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的海捞瓷都是从远洋航行的船只上打捞起来的。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贸易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我国至印度的航线，这条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出土记载也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汉代出口陶瓷，对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研究都很重要。
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的。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而西沙海域已经发现载有元青花瓷器的报道，将使揭开谜底的日子逐渐接近。下面的公文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
据《明史》记载的官方赏赐：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1524年（嘉靖三年），又送给波斯失刺思部瓷器等物。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6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量也很惊人，仅1635年8月下半月，就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达135005件。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17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声誉鹊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17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然而，康熙二十三年后的长期海禁中断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悄悄地进行，但已经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清代中晚期，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但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汉至清，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不仅会出现数量惊人的我国古代陶瓷，更有可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全面更完整。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葬身海底。在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西沙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5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中，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海底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会成为轰动的新闻。因为，陶瓷也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雍正粉彩瓷
黄地粉彩赛龙舟双耳瓶红地珐琅彩缠枝花牡丹玉壶瓶
色泽明亮柔丽，彩料浓淡自然
粉彩瓷又叫“软彩瓷”，是康熙晚期受珐琅彩瓷影响和启发而出现的釉上彩瓷新品种，素有“始于康熙，精于雍正，盛于乾隆”之说，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近年来，雍正粉彩瓷的市场行情一直居高不下，其中雍正官窑瓷器中的粉彩瓷有多件成交价格超过千万元。
粉彩瓷之所以为藏家青睐，主要凭借其独有的“玻璃白”。所谓“玻璃白”是指不透明的白色乳浊剂，其制作工艺是在烧成的白瓷上勾勒出纹饰图案的轮廓，在轮廓内先用含有氧化硅、氧化砷和氧化铅的“玻璃白”打底，然后按所需颜色在上面绘画渲染，再次入窑烘烧而成。利用其乳浊作用，可以让所绘人物、花鸟、山水等画面粉润柔和、生动逼真、带有立体感较强的国画风格。
《陶雅》中赞曰：“粉彩以雍正朝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艳夺目。”雍正粉彩瓷的呈色丰富多变，色泽明亮柔丽，彩料浓淡自然，粉质感强，鲜嫩璀璨，清雅秀美。在一件器物上用色达20余种，同一种颜色又有浓淡深浅及阴阳向背之分，并且以油料调色，讲究彩料的层次变化，画面粉润柔和，突出画面的阴阳浓淡，富有立体感。
据行家介绍，雍正粉彩的造型极为丰富，一改康熙时期古拙厚重的风格。大型器规整不变形，小型器各部位处理严谨得当，反映当时制作技巧的高超。其青花款识六字二行者为专人书写，字体工整有力，青花色调纯正。六字三行者书写草率，而青花花押款、斋堂款则比较稀少。
清中期制瓷秘方泄露导致外销瓷没落
■明洪武青花云龙三兽足炉广东省博物馆藏
■大盖罐
■清康熙景德镇青花徽章纹盘
■景德镇窑青花如意花卉纹盖杯
无论元代的陆上畅通交流还是永乐年间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把青花瓷制瓷水平推到了一个高峰。而随着清中期制瓷秘方的泄露,欧洲自行生产瓷器成为趋势,导致外销青花逐渐走向衰落。广州市文物总店陶瓷专家张卫星表示:“从各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不再购买中国瓷器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中国外销瓷会慢慢衰落。”
永乐年间出现有正规官款年号的瓷器
“代表青花瓷器最高水准的应当是元代和明代初年。在元代,官府浮梁瓷局辖下的景德镇窑厂集中了全国优良工匠,窑厂使用进口的苏麻里青制出大量青花瓷器。由于统治者主要使用金银制品。在中国,青花瓷主要由地方官员以及部分富裕阶层使用。在外销上,朝廷为了政治的需要,窑厂以波斯地区金银器为模板,生产了符合当地审美风格的青花瓷器。现在,大量优美的元代和明代初年的青花瓷器聚集在土耳其、伊朗以及伊拉克,其主要原因便在于此。至于南洋,同样也有不少的传世作品或出土作品,质量优劣不一。”
张卫星表示,虽说元代外销青花没有真正上升到“官窑”的性质,但在当时远销到波斯湾豪门大户王公贵族,购买者均为富贵之人,工艺水平毋庸置疑,所谓“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元代的统治者,有足够条件将全国的优秀工匠集中在景德镇,并生产出对应价钱的高质量的瓷器。
但相比元代,明代朱元璋时期的青花瓷器比较弱,成色非常不稳定,明显没有元代艳丽,也没有“永宣盛世”时期好看。这跟元明交替、因战乱导致陆上对外来往中断不无联系。“青花瓷器最早是出现在两伊地区的山脉,因为那里盛产钴,元青花的钴料都是从伊朗运回来的,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东西也包含了钴料。”
明代永乐年间,中国正式出现了具有正规官款年号的瓷器。“永乐年制”是中国陶瓷史里面首次出现朝廷年份的官窑款式。张卫星考虑,这是朱棣为了宣扬他的正统的皇权而特意制造的标志性产物。“从元代后期到明代初期都是一种带有政治性的外销,元代是为了稳定笼络统治权而形成的一种贸易,到派郑和下西洋也是皇权的宣示,实际上也是带有政治性目的。”
但不管怎样,无论元代的陆上畅通交流还是永乐年间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把青花瓷制瓷水平推到了一个高峰。
明成化年间青花钴原料再也无法进口
而明正统皇帝明英宗根据郑和的对外描述,决定不再做“亏本的买卖”后,中国第一次的闭关锁国就这样开始。虽然,在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历史学教授陈立立看来,在后来的成化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冲破朝廷禁令在暗中进行着”,但也改变不了“青花钴原料再也无法踏足中国”的现实。
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此后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乃至成化年间,瓷器水平大不如前了。
外销青花瓷使一些国家民俗随之改变
明末清初,外销青花瓷广泛地进入到欧洲社会各阶层的视野,他们纷纷把瓷器作为室内陈设和装饰品,同时也作为炫耀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王公贵族对于瓷器的收藏也愈加丰富,布置也更趋豪华。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由于中国瓷器、丝绸等的魅力,还兴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
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陶瓷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由于青花瓷等瓷器的传入,使得外国的一些国家的民俗习惯也得以改变。
据资料显示,自外销青花瓷等瓷器传入后,在中东地区普遍使用中国瓷制的碗、盘、杯、碟、壶作饮食器皿,从而改善了当地的饮食用具,丰富了当地人们的饮食文化。瓷器和丝绸一样,不仅是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的艺术观赏品,外销青花瓷上绘制有人物花草、飞禽走兽、诗词书法、历史故事等等。
据英国学者哈里·加纳在《东方的青花瓷器》里所言,欧洲贵族定制成套的纹章瓷器大部分用于上流社会庆贺婚礼及其他喜事。
清代嘉道后外销瓷世界市场份额骤缩
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中国政府推行对外开放政策,自此之后,中国青花瓷器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运输海外。当时,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是青花瓷的主要市场。
学习瓷器制造成为了当时中东乃至欧洲人共同的愿望。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曾有两封发表在《耶稣会传教士写作的珍贵书简集》的信件,分别是其在1712年、1722年给教会的神父写的两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记录了陶瓷的胎土、釉料、成型、彩绘、匣钵制造、装器入窑烧成等,整个欧洲都被震动,这对正处于发展进步阶段的欧洲陶瓷业来说,无疑成为最为珍贵的技术性资料。
张卫星分析道:“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本来化学基础就非常好,一旦获得了制瓷的秘方,就会出现本土高质量瓷器,逐步减少中国进口的外销瓷器成为了必然。从各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不再购买中国瓷器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中国外销瓷会慢慢衰落。”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写的《广州的主要进出口商品》中有这样的记载:“瓷器,这种货物现在出口很少。当东方产品最初绕过好望角被运往欧洲时,中国瓷器价格很高,船靠它获得巨额利润。但它的制造方法已被查明,欧洲国家开始制造并很快与中国瓷器展开竞争。”
这说明清道光时期景德镇瓷器已经很难出口。实际上,清代嘉道以后,中国只有极少古瓷和仿古瓷出口欧美国家,中国外销瓷占世界市场份额急剧缩小,至清末中国已经成为陶瓷净进口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