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笔者在收藏古陶瓷过程中,收集到几十枚古权,铜、铁、陶、瓷、石等材质均有。铜质古权以元代的最为精致,瓷质古权则以明代的最具艺术魅力及研究趣味,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造型——明代瓷权造型多样,有葫芦形、鼓形、馒头形、钟形、元宝形、笠帽形、方形、六边形、八棱形、梯形、蔬果形、天圆地方形等,而以葫芦形、鼓形和馒头形多见。这些瓷权,多以手工制作,辅以工具挖削,器形古朴浑厚,拙中见巧。
釉色——明代瓷权采用了当时最崇尚的色釉来表现其特有的寓意。有青花、白釉、蓝釉、紫金釉、青花釉里红等,明早中期以青花地釉多见。
纹饰——明代早期瓷权纹饰少见,中后期渐趋丰富。多以青花绘描,有花鸟蜂蝶、水藻游鱼、落花流水、童子逗鸡、狮子舞球、岁寒三友、戏剧人物、朵梅、几何纹、锦地纹、婴戏纹、螭龙纹、缠枝花、钱纹、山水等。明代民窑陶瓷器皿上的纹饰,在瓷权上多有表现。
款识——明代早期瓷权未见款识,中期偶有,大都出现于晚期。已见的有帝王年号款,如底部墨书正德十年、青花嘉靖二十三年、大明万历四十三年、万历四十二年、崇祯十三年、崇祯七年等款,还有丙寅、己亥等干支纪年款。表达吉祥、祈求财富、施以教诲、追慕官运的款识有天平正合、天秤正合、公平交易、公平交义、公平正直、加官进禄、童叟无欺、千斤秤砣、识轻知重等,以公平交易款为多。还有以户主姓氏如章、李、胡、陈平、爱江、万年古记(籍贯与姓氏商号)等铭记瓷权上的。
功用——古代瓷权究竟作何用?目前多数收藏者认为作秤砣,是实用衡器。亦有少数人对此质疑,以为厌胜物、信用物等,但无十分确切的实物资料佐证。几年来,笔者以古权实物对此问题作了一些探讨。首先可以肯定古陶瓷权不是作为实用衡器秤砣使用。陶瓷材料易碎,缺损的秤砣何以做到“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再者,瓷权均为户主自行订烧,手工制作,大小不一,究竟以谁家的秤砣为准?即使烧制前设计了标准重量,可烧出后重量必然有所变化。秦始皇时统一了度量衡制度,并以铜铁制作衡器。元代商品交易广泛,传世的元代铜权多见,均铸刻有明确的帝王年号及制造行政单位如“至元:二十年吉州路造”,有的还镌刻了代号或数字以示标准。民间用的秤砣也以铜铁制作。明清两代民用铜权、铁权及砝码传世不少。从制权材料上否定瓷权不是实用衡器的同时,我对瓷权铭文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发现两枚分别署有“四十二年冬月吉日蔡易鹏置寓镇”和“己酉年造,口房置用”的明代晚期青花瓷权后,才明白其真实的功用。即古人以陶瓷作权,为镇宅之用。因为权为衡器,起平衡作用。只有平衡,才能平稳。以权镇宅,房屋平稳,家庭平安,万事如意。葫芦造型乃吉祥之意,天圆地方形反映了古人崇尚天地、天人合一的理念,圆形意为团团圆圆,蔬果形象征五谷丰登,方形、六面形、八面形表示四面八方进财。“公平交易、公平交义、童叟无欺”等铭文都是教诲家人为人处事要公平正直,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而“加官进禄”又反映了户主追求功名利禄的思想,“识轻知重”则深入浅出地告诉人们处事的哲理。分析这些瓷权的铭文及造型,还可以看出房主的身份多为食可饱腹之家,置瓷权于屋内,既可镇宅保平安,又当座右铭,对外还可起广告作用。经商者多用“公平交易”,读书者多用“加官进禄”“识轻知重”,务农者多以蔬果造型。而各类纹饰都寓意着吉祥、富贵、平安、兴旺、诚信。这些瓷权伴随着主人家庭变迁,饱经沧桑,有的残缺不全,有的磨损严重,至今已所剩无几了。
随着中外陶瓷考古交流的发展和大量元代青花瓷器的出土和发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元青花瓷器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元代青花瓷器的全貌。
一、现存西亚地区的“元代青花外销瓷”的艺术特色和存在属性
“元代青花外销瓷”在海外各地均有发现和庋藏,其中最精美的部分完整保存在西亚地区。这些全面、系统,数量众多的元代青花瓷被中外学者们公认为是西亚的穆斯林信徒们专门订烧的外销贸易瓷。
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尤其是清代的多个窑场烧制的品类繁杂、数量众多的外销瓷器,多是根据对方需求及提供的式样,并溶入了外来文化的绘制技法而形成的。
“元代外销青花瓷器”现主要保存在西亚的土耳其和伊朗。器型有高达七十厘米的葫芦瓶、口径达五十厘米的大盘、口径达三十厘米的大碗、高达四十厘米的大罐等,这些瓷器均与中国本土青花瓷器艺术特点一致,所绘纹饰有龙、凤、麒麟、鱼、鸳鸯、菊花、牡丹、石榴、鸡冠花、莲花、西瓜、松树、梅花、竹丛、芭蕉、海涛、坡石、栏杆、变形莲瓣纹和几乎在每一件瓷器上都画有藏传佛教中的“八宝”纹饰。而国内现存的元代青花瓷中带有“八宝”纹饰的却不多,且多出现在元代贵族官宦的墓葬和窖藏中,一般小件的民用元青花瓷器上很少见到。另外,西亚地区遗存的元代青花瓷整体制作水平精美、器型硕大、数量不多、不同于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在海外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制作档次杂的特点,其中又以中低档日用瓷占主流。
从这些元代青花瓷器上,找不到一点带有西亚当地民族宗教信仰和民间风俗的纹饰痕迹,几乎在所有的瓷器上都出现被元代统治者尊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为内容主次纹饰,并杂以代表中国古代皇权的龙凤纹和诸多汉民族文化艺术风格的纹饰,这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成为贸易瓷是不可想象的。
倒是此后二百多年的明代正德皇帝烧造了许多带有伊斯兰教和阿拉伯风俗内容的官窑瓷器,它们虽然广为流传,但也未像元代青花瓷一样流向西亚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两者鲜明的对比,不禁要使我们对西亚的元代青花瓷的属性产生疑问。在收藏元代青花瓷的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藏有一幅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宴请外国使节的图画,画中官员们围坐在圆桌旁手持长柄金属勺从一个中国古代烧制的青花缠枝花卉纹钵中盛取食物,而这件青花钵的器型、纹饰十分像明代早期的青花瓷器。
由此可见,西亚地区流散的元代青花瓷器不应该被全部简单的认为是当时的外销贸易瓷。古代西亚地区的统治者,并不是这些瓷器的最早接受者,而且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知道这些瓷器上的纹饰的内容真正含义。
1253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1256年征服了波斯全境,1258年平十余国,占巴格达,阿拉伯帝国亡。蒙哥汗把阿姆河以外之地,委付旭烈兀统治,建伊利汗国。忽必烈时赐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汉文王印,成为元代藩属国,其地域囊括了阿姆河以西及阿拉伯半岛的广大地区。而这些瓷器应是元代中央政府赏赐给附属藩国的御用瓷器。许多被西亚地区的后人获得后献给了神庙和最高统治者,并被嵌上金银装饰,认真的保存起来。与此同时的中国,厚葬之风使大量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埋入了地下,传世中的少量元青花瓷器在无数次天灾人祸中消失或流散海外。虽然国内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但没有一件出自元代皇帝和藩王的陵墓,这也给经常为最精美的元青花瓷器遗留在海外而遗憾的国人存有一丝悬念和希望。
现遗存于西亚地区的元代青花瓷器中相当一部分应属于元代时期的宫廷用瓷,也可以称之为元代的“官窑”瓷器,但它仍不能代表元代时期江西景德镇制瓷的全貌。目前,包括西亚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也相继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器,使我们更有条件来全面认识元代青花外销瓷的真实面貌。
二、元代青花瓷器的制作特点
旧时对元代青花瓷器研究甚少,人们受清代和民国时期收藏界和古玩行的影响,谈及青花瓷首推永宣,次即成弘。即使在建国以后对全国古代窑址进行科学考古挖掘后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一书,对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也仅限于初始阶段。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美国的波普博士对元代青花瓷的深入研究,使世人走进元代青花瓷的多彩世界。而在世间沉睡了七百多年的元代至正十一年款青花龙纹象耳瓶重新被发现和认识,为人们在探索元代青花瓷的道路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
原来仅凭着国内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器总结出的特点有的要修改、有的要补充、有的要重新认识。
元代青花瓷器在江西景德镇地区由宋代的影青瓷过渡到元代的枢府瓷而发展起来的。其胎体与任何一个古代窑场的瓷器品种一样,有粗有细,有厚有薄。釉色由两宋时期白中闪青的半透明釉,发展到元代白中微青的乳浊釉,最后发展成元青花瓷白中闪亮青的透明釉。釉色有的白中闪微青,有的白中带黄,有的施釉均匀,有的釉上有棕眼的粘沙。青花呈色有的深蓝浓艳,有的浅淡雅致,有的蓝中带黑灰,往往蓝艳者少杂质,结晶黑褐斑并不普遍,而蓝中发黑灰者常有结晶斑,并带有晕散流失现象。纹饰精细者双线勾勒,内填青色,一侧留有白隙,并辅以模印,暗刻花纹,或白地青花或青地留白,繁褥中不失主次,精巧处略显豪放,纹饰简约者一笔勾勒,亦笔亦墨亦染,草率中见出生动。器型继承前朝,推陈出新,高七十厘米的瓶,径五十厘米的盘,棱角花口,毫无烧扁、失圆之病,手把之杯、指握之碗,却有偏陋之病。各类器物底足,常见不规则之乳突、露胎处多呈淡黄褐色,粘有黑色窑渣,但有相当一部分海外遗存的元青花底足,制作十分规矩,细底白胎,不仅没有世称的“火石红”痕,甚至在釉层与胎质结合的边缘,没有一丝国内常见的元青花瓷和永宣青花瓷上常见的微微窑红。
元代青花瓷器中有的底足露胎处没有人们常说的“火石红”痕,并不奇怪,因为在元代江西景德镇地区烧制的影青瓷和枢府瓷中,也有底足露胎处没有“火石红”痕的现象出现,这也自然会影响到与之一脉相承的元代青花瓷器。我们把三件从不同采集地点采集到的元青花瓷的底足特征进行分析元代青花瓷器的各项特点。
从中国海南岛沿海中发现的元代青花荷塘鸳鸯大碗底足残器上,呈现出碗内残留的荷塘鸳鸯图案与碗外壁变形莲瓣纹图案同现存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一件元代青花松竹梅纹大碗如出一辙。纹饰图案、青花呈色、画法以及残留的部分形制,表面所施釉色十分接近。尤其是这件从数米深的海水中捞起的元代青花碗底足上、圈足中微隆起乳突状,且洁白细腻,没有一丝“火石红”痕,略带几点黑褐色窑渣。制作十分规整,应是在运往海外途中所遗(照片一、二、三、四、五、六)。
另外两件从国内的内蒙古地区元代古城遗址中采集到元代青花碗的残存底足上,我们又看到了元代青花瓷的又一面貌。
一件小型青花折腰盏内,用呈色浅淡的青花准确、熟练的一笔勾画,用一只折枝灵枝纹饰釉色白中闪青,施釉均匀,胎体轻薄,形制规整,特有的小型底足、足墙外撇,厚圈足,底面平切,圈足内微有乳突,露胎处火石红痕不明显,略带粘沙(照片七、八)。另一件青花碗内,用深蓝色青花画缠枝菊纹,纹饰用笔粗放,青花呈色有黑蓝色沉淀斑痕比较多,施釉较匀,釉色白中闪青,胎体较粗厚,形制随意,底足平切、足墙宽厚,圈足内乳突较明显,露胎处火石红痕较重,略带粘沙(照片九、十)。
从这三件元代青花碗的底足处,我们可以看到元代青花瓷器高、中、低不同档次的各自面貌特征。虽然这只是不能代表元代青花瓷器全貌的个别现象,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三件元青花瓷碗标本底足处,可以看到海南岛沿海中发现的残器底足十分精细,浑圆,其工艺水平并不亚于明清两代的官窑瓷器。两件元代古城遗址采集到的元青花碗足,应属国内发现的元青花中档产品。这至少说明了在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元青花瓷的窑场内,已具备了很高的制瓷水平和工艺,并烧制了多种档次的青花瓷器。同时也具备了专门为宫廷烧制高档青花瓷的能力和水平,并建立了类似明清两代专门为皇宫烧制各式瓷器的“官窑”。而且,元代青花瓷器成熟期实际上要比我们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元代后期要早的多。
三、元代青花瓷器向海外输出的路线
元代青花瓷器对西亚地区的输出路线,学术界认为有两条,一是自汉代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一是自宋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有的学者对两条路线孰重孰轻多有争议,但在元代时期,这二条路线都具备了实际操作的可能。
首先陆上“丝绸之路”已不像汉唐时期需经过多个国家,元代时这一地区已被元代的四个藩属汗国所统治,使得这条输出路线更便捷、更安全。海上“丝绸之路”在元代曾因“禁商泛海”而时开时闭,但元代的航海能力及对外贸易十分发达。而从海南岛附近浅海中发现的元代青花绘鸳鸯荷塘纹碗,正是元代青花瓷曾从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输出的明证。
从此残碗上纹饰、青花呈色,胎釉等方面特点与现藏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中一件青花绘松竹梅纹大碗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应是在海上运往西亚地区时遗落在海南岛的。就目前公开发表有关元代青花瓷器对外输出的路线等问题的资料而言,均系推测,尚无一件实物例证。而此件元代青花残碗的出现,就其市场价值而言,不过百余元,就其考古、文物价值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元代青花瓷器存世量并不多,在对外输出的海路与陆路上,若有少量遗存,陆路曲折漫长,又多系荒漠,海路风高水深,漫无边际,偶有遗存,可谓大海捞针,此碗出现,虽残犹珍、宛若天赐,我们从它身上,可以推测出元代青花瓷的输出路线,进而可窥见元代的对外贸易状况,海禁情况,航海能力等一系列问题。
四、元代青花瓷器对周边国家制瓷业的影响
元代青花瓷器出现在海南岛,说明了元代时期对外交流的海船是沿着海岸线曲折航行的,这与船的大小,航道的选择,航海导航技术发展有密切关系,从海南岛穿马六甲海峡时,应沿越南东海岸航行,并中途停靠沿途港口,而古代安南烧制的青花瓷器,无疑是受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影响。在中外博物馆中收藏的古代安南青花瓷器里,许多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的特点,这无疑是元代青花瓷器对外交流时做出的贡献,有趣的是与越南接壤的中国云南省地区发现了许多当地烧制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特点的瓷器,元代时期的云南,安南与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三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明朗。现从实物上观察,如三者同时具备某些相同的特点,古代安南和元代云南地区所烧制的青花瓷器应晚于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
随着中外陶瓷考古交流的发展和大量元代青花瓷器的出土和发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元青花瓷器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元代青花瓷器的全貌。
一、现存西亚地区的“元代青花外销瓷”的艺术特色和存在属性
“元代青花外销瓷”在海外各地均有发现和庋藏,其中最精美的部分完整保存在西亚地区。这些全面、系统,数量众多的元代青花瓷被中外学者们公认为是西亚的穆斯林信徒们专门订烧的外销贸易瓷。
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尤其是清代的多个窑场烧制的品类繁杂、数量众多的外销瓷器,多是根据对方需求及提供的式样,并溶入了外来文化的绘制技法而形成的。
“元代外销青花瓷器”现主要保存在西亚的土耳其和伊朗。器型有高达七十厘米的葫芦瓶、口径达五十厘米的大盘、口径达三十厘米的大碗、高达四十厘米的大罐等,这些瓷器均与中国本土青花瓷器艺术特点一致,所绘纹饰有龙、凤、麒麟、鱼、鸳鸯、菊花、牡丹、石榴、鸡冠花、莲花、西瓜、松树、梅花、竹丛、芭蕉、海涛、坡石、栏杆、变形莲瓣纹和几乎在每一件瓷器上都画有藏传佛教中的“八宝”纹饰。而国内现存的元代青花瓷中带有“八宝”纹饰的却不多,且多出现在元代贵族官宦的墓葬和窖藏中,一般小件的民用元青花瓷器上很少见到。另外,西亚地区遗存的元代青花瓷整体制作水平精美、器型硕大、数量不多、不同于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在海外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制作档次杂的特点,其中又以中低档日用瓷占主流。
从这些元代青花瓷器上,找不到一点带有西亚当地民族宗教信仰和民间风俗的纹饰痕迹,几乎在所有的瓷器上都出现被元代统治者尊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为内容主次纹饰,并杂以代表中国古代皇权的龙凤纹和诸多汉民族文化艺术风格的纹饰,这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成为贸易瓷是不可想象的。
倒是此后二百多年的明代正德皇帝烧造了许多带有伊斯兰教和阿拉伯风俗内容的官窑瓷器,它们虽然广为流传,但也未像元代青花瓷一样流向西亚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两者鲜明的对比,不禁要使我们对西亚的元代青花瓷的属性产生疑问。在收藏元代青花瓷的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藏有一幅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宴请外国使节的图画,画中官员们围坐在圆桌旁手持长柄金属勺从一个中国古代烧制的青花缠枝花卉纹钵中盛取食物,而这件青花钵的器型、纹饰十分像明代早期的青花瓷器。
由此可见,西亚地区流散的元代青花瓷器不应该被全部简单的认为是当时的外销贸易瓷。古代西亚地区的统治者,并不是这些瓷器的最早接受者,而且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知道这些瓷器上的纹饰的内容真正含义。
1253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1256年征服了波斯全境,1258年平十余国,占巴格达,阿拉伯帝国亡。蒙哥汗把阿姆河以外之地,委付旭烈兀统治,建伊利汗国。忽必烈时赐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汉文王印,成为元代藩属国,其地域囊括了阿姆河以西及阿拉伯半岛的广大地区。而这些瓷器应是元代中央政府赏赐给附属藩国的御用瓷器。许多被西亚地区的后人获得后献给了神庙和最高统治者,并被嵌上金银装饰,认真的保存起来。与此同时的中国,厚葬之风使大量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埋入了地下,传世中的少量元青花瓷器在无数次天灾人祸中消失或流散海外。虽然国内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但没有一件出自元代皇帝和藩王的陵墓,这也给经常为最精美的元青花瓷器遗留在海外而遗憾的国人存有一丝悬念和希望。
现遗存于西亚地区的元代青花瓷器中相当一部分应属于元代时期的宫廷用瓷,也可以称之为元代的“官窑”瓷器,但它仍不能代表元代时期江西景德镇制瓷的全貌。目前,包括西亚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也相继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器,使我们更有条件来全面认识元代青花外销瓷的真实面貌。
二、元代青花瓷器的制作特点
旧时对元代青花瓷器研究甚少,人们受清代和民国时期收藏界和古玩行的影响,谈及青花瓷首推永宣,次即成弘。即使在建国以后对全国古代窑址进行科学考古挖掘后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一书,对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也仅限于初始阶段。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美国的波普博士对元代青花瓷的深入研究,使世人走进元代青花瓷的多彩世界。而在世间沉睡了七百多年的元代至正十一年款青花龙纹象耳瓶重新被发现和认识,为人们在探索元代青花瓷的道路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
原来仅凭着国内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器总结出的特点有的要修改、有的要补充、有的要重新认识。
元代青花瓷器在江西景德镇地区由宋代的影青瓷过渡到元代的枢府瓷而发展起来的。其胎体与任何一个古代窑场的瓷器品种一样,有粗有细,有厚有薄。釉色由两宋时期白中闪青的半透明釉,发展到元代白中微青的乳浊釉,最后发展成元青花瓷白中闪亮青的透明釉。釉色有的白中闪微青,有的白中带黄,有的施釉均匀,有的釉上有棕眼的粘沙。青花呈色有的深蓝浓艳,有的浅淡雅致,有的蓝中带黑灰,往往蓝艳者少杂质,结晶黑褐斑并不普遍,而蓝中发黑灰者常有结晶斑,并带有晕散流失现象。纹饰精细者双线勾勒,内填青色,一侧留有白隙,并辅以模印,暗刻花纹,或白地青花或青地留白,繁褥中不失主次,精巧处略显豪放,纹饰简约者一笔勾勒,亦笔亦墨亦染,草率中见出生动。器型继承前朝,推陈出新,高七十厘米的瓶,径五十厘米的盘,棱角花口,毫无烧扁、失圆之病,手把之杯、指握之碗,却有偏陋之病。各类器物底足,常见不规则之乳突、露胎处多呈淡黄褐色,粘有黑色窑渣,但有相当一部分海外遗存的元青花底足,制作十分规矩,细底白胎,不仅没有世称的“火石红”痕,甚至在釉层与胎质结合的边缘,没有一丝国内常见的元青花瓷和永宣青花瓷上常见的微微窑红。
元代青花瓷器中有的底足露胎处没有人们常说的“火石红”痕,并不奇怪,因为在元代江西景德镇地区烧制的影青瓷和枢府瓷中,也有底足露胎处没有“火石红”痕的现象出现,这也自然会影响到与之一脉相承的元代青花瓷器。我们把三件从不同采集地点采集到的元青花瓷的底足特征进行分析元代青花瓷器的各项特点。
从中国海南岛沿海中发现的元代青花荷塘鸳鸯大碗底足残器上,呈现出碗内残留的荷塘鸳鸯图案与碗外壁变形莲瓣纹图案同现存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一件元代青花松竹梅纹大碗如出一辙。纹饰图案、青花呈色、画法以及残留的部分形制,表面所施釉色十分接近。尤其是这件从数米深的海水中捞起的元代青花碗底足上、圈足中微隆起乳突状,且洁白细腻,没有一丝“火石红”痕,略带几点黑褐色窑渣。制作十分规整,应是在运往海外途中所遗(照片一、二、三、四、五、六)。
另外两件从国内的内蒙古地区元代古城遗址中采集到元代青花碗的残存底足上,我们又看到了元代青花瓷的又一面貌。
一件小型青花折腰盏内,用呈色浅淡的青花准确、熟练的一笔勾画,用一只折枝灵枝纹饰釉色白中闪青,施釉均匀,胎体轻薄,形制规整,特有的小型底足、足墙外撇,厚圈足,底面平切,圈足内微有乳突,露胎处火石红痕不明显,略带粘沙(照片七、八)。另一件青花碗内,用深蓝色青花画缠枝菊纹,纹饰用笔粗放,青花呈色有黑蓝色沉淀斑痕比较多,施釉较匀,釉色白中闪青,胎体较粗厚,形制随意,底足平切、足墙宽厚,圈足内乳突较明显,露胎处火石红痕较重,略带粘沙(照片九、十)。
从这三件元代青花碗的底足处,我们可以看到元代青花瓷器高、中、低不同档次的各自面貌特征。虽然这只是不能代表元代青花瓷器全貌的个别现象,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三件元青花瓷碗标本底足处,可以看到海南岛沿海中发现的残器底足十分精细,浑圆,其工艺水平并不亚于明清两代的官窑瓷器。两件元代古城遗址采集到的元青花碗足,应属国内发现的元青花中档产品。这至少说明了在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元青花瓷的窑场内,已具备了很高的制瓷水平和工艺,并烧制了多种档次的青花瓷器。同时也具备了专门为宫廷烧制高档青花瓷的能力和水平,并建立了类似明清两代专门为皇宫烧制各式瓷器的“官窑”。而且,元代青花瓷器成熟期实际上要比我们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元代后期要早的多。
三、元代青花瓷器向海外输出的路线
元代青花瓷器对西亚地区的输出路线,学术界认为有两条,一是自汉代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一是自宋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有的学者对两条路线孰重孰轻多有争议,但在元代时期,这二条路线都具备了实际操作的可能。
首先陆上“丝绸之路”已不像汉唐时期需经过多个国家,元代时这一地区已被元代的四个藩属汗国所统治,使得这条输出路线更便捷、更安全。海上“丝绸之路”在元代曾因“禁商泛海”而时开时闭,但元代的航海能力及对外贸易十分发达。而从海南岛附近浅海中发现的元代青花绘鸳鸯荷塘纹碗,正是元代青花瓷曾从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输出的明证。
从此残碗上纹饰、青花呈色,胎釉等方面特点与现藏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中一件青花绘松竹梅纹大碗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应是在海上运往西亚地区时遗落在海南岛的。就目前公开发表有关元代青花瓷器对外输出的路线等问题的资料而言,均系推测,尚无一件实物例证。而此件元代青花残碗的出现,就其市场价值而言,不过百余元,就其考古、文物价值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元代青花瓷器存世量并不多,在对外输出的海路与陆路上,若有少量遗存,陆路曲折漫长,又多系荒漠,海路风高水深,漫无边际,偶有遗存,可谓大海捞针,此碗出现,虽残犹珍、宛若天赐,我们从它身上,可以推测出元代青花瓷的输出路线,进而可窥见元代的对外贸易状况,海禁情况,航海能力等一系列问题。
四、元代青花瓷器对周边国家制瓷业的影响
元代青花瓷器出现在海南岛,说明了元代时期对外交流的海船是沿着海岸线曲折航行的,这与船的大小,航道的选择,航海导航技术发展有密切关系,从海南岛穿马六甲海峡时,应沿越南东海岸航行,并中途停靠沿途港口,而古代安南烧制的青花瓷器,无疑是受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影响。在中外博物馆中收藏的古代安南青花瓷器里,许多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的特点,这无疑是元代青花瓷器对外交流时做出的贡献,有趣的是与越南接壤的中国云南省地区发现了许多当地烧制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特点的瓷器,元代时期的云南,安南与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三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明朗。现从实物上观察,如三者同时具备某些相同的特点,古代安南和元代云南地区所烧制的青花瓷器应晚于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
外销瓷怎么断代?诚如美国学者甘雪丽(SHIRLEYGANSE)所说,中国外销瓷,作为一个经济领域的概念和文物考古的概念,在国内和国际,其内涵都处于模糊状态,有待厘清(甘雪丽《中国外销瓷》2011)。
中国外销瓷的概念,不应局限在克拉克瓷、欧洲皇室来样订烧的纯外国样式等类的出口瓷这样狭小的范围内。这是不科学的,人为切割了一个宏大而又漫长的历史事件,会给开展深入研究制造诸多障碍。
中国外销瓷的历史,是以先进的制瓷技术和高级的物质文化产品作为物质载体,为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社会进步提供巨量的动力的历史,所以,这个载体中的文化特征,在前、中期必然是完全的中国式样的。把这部分排除在外销瓷概念之外,显然是不可以的。
中国外销瓷的历史,又是遵循中外优秀文化相互融合、从陌生到共鸣、从相异到趋同的历史法则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复杂交错的,是双方因素互相影响的过程,而不是一道命令那样明了可断。
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敞开胸襟、广纳百川去吮吸世界优秀科学文化、丰富和提升自我的历史。这也是外销瓷这一历史事件的一部分,尤其是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和继承。
探究和判定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价值,不应停留在创汇层面,不应停留在对外传播先进科学文化层面,不应停留在完成人家的来样加工订单后,我们赚取劳动和资源代价的层面。这样的研究结果过于浅薄和局部,远未进入内里。
凡是以贸易形式输往国外的所有瓷器产品,都应视为外销瓷范畴。在此概念之下,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窑系、不同国别、不同样式以及不同用途的出口产品的各自路径和评价,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通畅的理论模型。这项工作,显然要有赖于中外人士共襄合作方能完成——这是历史规律注定的:事情是大家各自的前辈们一起做的,那就还得要我们后人回过头去一起溯源完成。
中国古代瓷器的断代大多凭眼睛看,先确定一个标准件。这个标准件大致可以分为:胎土的颜色和火石红等感觉、彩绘的特点、釉面以及颜色的特征,以及用手摸的触觉感,釉面的气孔,等等。外销瓷因为是在明清时期直接销往西方的,所以外国的学者在断代的问题上不是凭眼学而是靠资料,所以形成了和我们的断代方式截然不同的一套方法。
我们凭眼学标准件来断代,具有一些局限性。比如说:康熙瓷器瓷质比较坚硬,青花色泽翠丽层次丰富,等等,而康熙朝长达六十年,能否时间定位再准确一点就完全凭经验了。但是外销瓷依靠它生产时的一些相关资料,就可以把它的时间定位的误差前后不过三年。如果我们把这些相对临近年代的瓷器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在相对集中的一些时间里面,某一些边饰会比较流行。我在美国收藏外销瓷,开始直觉上很快地感觉到边饰和断代有关,具体要研究某一段时期的流行边饰,那就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了。后来,英国的HowardAngela也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我发现她对边饰断代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我们不一样,她找到一些确定的纹样,而不是像我那样把整个的边饰去笼统地归类。
边饰的断代主要是从纹章瓷开始。由于纹章瓷上面的纹章很多是因为结婚而订做的,从西方的一些城市婚姻记录上可以查到该家族这个人结婚的年代,我们通常的纹章瓷断代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在把相同时期的纹章瓷放在一起,发现了边饰的流行问题;通过这一些流行的边饰,再结合我们通常知道的不同时期的瓷器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清代的瓷器进行较为准确的断代。这些时代的流行特征如果与官窑瓷器进行比较,也许能够把我们对官窑瓷的断代做得更加细致一些。
以下的外销瓷边饰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断代原理去组合的。比如说:迈森风格的边饰,雍正中晚期开始出现白色粉彩画在白瓷胎上的精美边饰;在1740年左右这种边饰又和三个开光结合在一起,这个开光的样式有如意型等不同的形状。到了1745年,这种边饰的开光又变成了四个,所以我们看到四个开光的样式在白色粉彩的纹样边饰上时,一般都是1745到1750年之间的瓷器。
边饰不光是边缘上大的纹饰,还包括一些线状的小的纹样样式。如像一个个箭头一样的花纹,就是流行在康熙晚期1690年到雍正早期1730年之间的。这种小的线状边饰流行的时间一般会长点,而一些大的图案边饰流行的时间相应会短一些,大多在十几年。外销瓷典型边饰数量较大,作为杂志不胜枚举,以下提供少量具有清晰断代的边饰个例,使读者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雍正乾隆时期,有许多的中国历史故事被画在外销瓷中,比如出自《汉书》的“张敞画眉”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敞是西汉人,宣帝时为京兆尹。他和太太感情很好。因为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他的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于是有人把这事告诉汉宣帝。一次,汉宣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张敞就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后来,人们也用“张敞画眉”来比喻夫妇恩爱之情。该盘边饰为典型的迈森纹样。
这件盘子图案目前仅有英国鲍威尔·克顿(Powell-Cotton)私人博物馆收藏,全球其他地方还没有资料显示有谁拥有。盘子外沿白、蓝色图案来自德国的瓷区迈森,这是最早的白色粉彩边饰的迈森纹样。到1740年左右,在这种纹样上面就会加上三个开光的图案;1745年以后,在中国绘制的这种迈森边饰又成了四个上下左右对称的开光图案。这个盘子前景画的是一座花园在江边上,是雍正时期广州的一座私家花园;远处的两艘船是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在后面画的是广州的长洲岛(也叫琵琶岛)上的长洲塔。长洲岛是东印度公司离开的船舶都要停泊的地方。对于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船员们,这个岛有特别的意义。
画面表现的是1690年8月发生的鹿特丹起义。考斯特曼因拒绝缴纳不合理的货物税,而与蛮横无理的税吏发生肢体冲突,导致税吏死亡,结果考斯特曼被判处斩首。这事激怒了鹿特丹民众,他们发起暴动,推倒了法院大楼,抗议不公正的判决。这个青花的背后有“大明成化年制”的六字款。
三国题材还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在元明清的一些陶瓷制品上,多有表现三国故事的绘画,尤以青花瓷最甚。笔者曾见过清代的青花器皿上绘有“吕布与貂蝉”、“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徐元直走马荐诸葛”等图样。
宋代曾有一种名为诸葛碗(即孔明碗)的青花碗,又名“暖碗”。笔者曾见过一件略有残缺的诸葛碗,为南京秦淮区文化馆馆长蒋光意先生所藏,得之于南京夫子庙石坝街。此碗直径12厘米,高10厘米,为卧足浅盘与墩式碗套叠粘接而成。碗腹中空,底部有一孔洞,碗很浅,碗外壁绘海水番莲,碗心绘诸葛亮进食图,配以莲瓣纹。经考证,此碗约为明代中期的制品。
为何叫“诸葛碗“,其中有这样一个传说: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第6次带兵至五丈原时他已积劳成疾、病入膏肓。此时魏国主帅司马懿巴不得诸葛亮早点死去,当军探探知诸葛亮病情后,心中窃喜。深知司马懿心机的诸葛亮便设计了这种碗,故意捧碗在军中大碗大碗地吃饭,探子看见后回报司马懿,说是诸葛亮食量很大,身体必好,前次打听的诸葛病情,谅是他玩的花招。此消息传出,大大动摇了司马懿的军心。图中童子捧盒及诸葛亮进食的夸张动作,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故事。
据考证,这种诸葛碗始产于宋代,明清时多有烧造,而三国时期未发现此类碗造型,上述故事显然系后世文人杜撰。
从已发现的宋代诸葛碗来看,以浙江龙泉窑为主,碗胎体厚实。也有磁州窑系白釉黑花器。明代则多施青釉,胎体较薄,外碗孔小,还有青花、蓝釉、五彩等品种。青花诸葛碗多绘有与诸葛亮及三国故事有关的图饰。
值得一提的是此碗底有一大孔洞,叫“诸葛碗”是否与这孔洞有关?明代正德年还有一种诸葛碗,碗心所绘图可能是赵云百万军中救阿斗的故事。碗足圈上有一孔洞相通,这当然不是匠人胡乱开戳的,笔者以为此乃一道实物哑谜,谜底乃“孔明”,取小孔透明(亮)之意。
《三国演义》有“三国”的历史之根,而三国历史又有“演义”加以渲染,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动,使彼此都逐渐超出了它本来的能量,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历史魅力和艺术魅力。版画、年画中的三国人物就是这一特点的极好诠释。
唐代中期,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此后,品质愈发晶莹的越窑备受文人雅士推崇,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的赞誉。晚唐起,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千古绝唱的“秘色瓷”称谓。
越窑品种十分丰富,有碗、壶、瓶、罐、盒、罂和雕塑等。同类器皿又有多种制式。以碗为例,分圆口、花口。圆口碗以斜壁呈45度的浅身敞口多见,据考证,当时主要用于喝茶,所以也叫茶盏。花口碗则有四瓣、六瓣等。上博展厅的晚唐越窑海棠式大碗就是花口碗中的佼佼者,因为器大规整,釉色青黄和造型酷似四瓣海棠花而显名贵。壶又是一种特色器,形状分盘口、直口、喇叭口,壶身有圆腹、瓜楞形腹、椭圆形腹等。唐代执壶最明显的特点是短直流、小曲柄、体态饱满。晚唐至五代,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体喜作成瓜果形。宋时则形体轻盈秀长,尤其流和柄,几乎高于壶口。细辨这一时期的碗、壶、水盂等造型变化,可发现一些小规律:花口或瓜楞体呈四瓣通常为唐,五瓣系唐末五代,六瓣属宋;直、短流的壶为唐,曲流或长曲流为五代或宋;平底足器物的年代相对较早,玉璧形底足多数属唐中晚期之物,唐末五代出现了玉环形浅圈足,宋代圈足相对见高见窄。另外,由于叠烧法世袭沿用,鼎盛时期的部分越窑产品依然在器内可见到支烧痕,比如上博晚唐越窑海棠式花口大碗的碗内心就有支钉痕16个。这说明,唐末五代的越窑叠烧器皿未必都属粗瓷,收集时当多一份细心。
越窑烧瓷历史悠久,底蕴十足。最让人梦寐萦绕的是名传久远的秘色瓷。何谓秘色,史说纷纭:艾色;艾青色;色似烟岚。至于秘色瓷,唐代诗人陆龟蒙最早提及,却没作具体交代。宋代赵德麟在《侯鲭录》中虽有“今人秘色瓷器,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的记载,只比五代“秘色为吴越国钱氏王朝专用瓷”的史录略详尽一点,但仍显含糊笼统。千余年来,对传闻沸沸扬扬的秘色瓷后世人不乏寻找,终因不得要领,以致相见不相识。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的地宫内出土了14件越窑青瓷,在同时出土的《衣物帐》册上意外发现这批青瓷被注明为秘色瓷,才使天下大白。这14件秘色瓷大多呈青绿色,部分是青灰色和青黄色。原来,神乎其神的艾色、艾青色就是越窑司空见惯的基本色调,而秘色瓷的外观除多些花俏外,似乎还缺少些想当然该有的奇诡、新意和让人心颤的恢宏。
秘色瓷,或许因为有太多的扑朔迷离,或者是为了太多的赞不绝口,在已往的1100年里,人们不得不久久怀有一饱眼福的奢望。地藏物的忽然呈现,不知逆反心理使然还是秘色瓷之秘潜藏得实在太深,眼前之物不止今人感到平淡,甚或有一种被愚蒙的感觉。一位坦诚的专家直言道:“也可以说法门寺的所谓秘色瓷可能有出自唐代鼎窑者。希望考古工作者,多方采集标本探索之。”
流散物的启示
八棱短颈瓶是笔者幸获的一件五代末越窑产品。同类器见镇江市博物馆有一件,被定名为“五代·越窑八棱盖瓶”,系当地在1980年于宋墓发现的越窑珍品,同时还见诸于其它图册刊录,或称瓶,或称罐,也有的称之为秘色瓷。本文的这件八棱短颈瓶失盖,高14.3厘米,短颈、直口、耸肩、浅圈足,肩塑蛙头状小系。口沿与底边各饰浅刻单线一周,腹体八棱的两侧又竖刻长弧线,整体棱角分明,朴中见秀。此瓶除足端无釉露出致密的浅色灰胎外,通体满釉,釉面晶亮莹澈,色泽青绿温润。这些特点较符合五代上林湖窑体貌。上林湖越窑以质地细密、灰色胎壁较薄著称,上乘之作不仅形体规整轻巧,平静的釉质与胎骨还结合得十分紧密。五代时,素面与刻划工艺并用使器物更具艺术性和趣味性。这件棱形瓶的外观在此基础上又别具特色:极薄的釉面虽不见开片,偏带有几丝撩人遐想的牛毛纹;色虽青绿,却又夹些许灰调,并在上下体间微含色泽的交融。尤其让人惊叹的是瓶体的八方直壁仅0.2厘米厚。由此反映出的玲珑秀巧和精工细作,可与一些明清时期的精品媲美。
10月8日至11日,第七届北京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在京举行。记者从博览会组委会获悉,有62家港澳台商和来自瑞典、英国的公司在博览会上开设展台。200多家国内古董商参展。在本次博览会上,瑞典古董商带来的“外销瓷”被参观者争相抢购,原先并不被收藏者青睐的“外销瓷”显现出强劲的热销势头。
259年前出口到瑞典的中国瓷器,被瑞典古董商BiornGrelmer先生再度带回中国,在第七届古玩博览会上,引来藏家和古玩商人们争相抢购。1745年9月,哥德堡1号商船从广州启程,满载着700多吨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将要驶进瑞典哥德堡市海港时,也同样引来期待的人群。
“他们早就有过估算,这些瓷器和茶叶等中国商品,如果拍卖的话,能拍出2.5亿到2.7亿元的好价钱。但遗憾的是,当船行至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时,人们却眼睁睁地看着它沉入了大海。但正是这些沉船,给我们这些古董商们留下了丰富的想像空间,随着对哥德堡1号沉船的打捞,成千上万的中国瓷器出现了。这些当年的外销瓷在国外多了起来,但在中国国内,历经战乱,留下来的同时期瓷器却越来越少,所以中国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市场。”BiornGrelmer先生告诉记者,他很兴奋,因为刚开展两天,他带来的上百件瓷器已经出售大半。
的确,记者10月10日来到北京古玩城即将启用的书画城(古玩博览会主展厅),从下午2点30分开始,在古尔曼古董店的展位前等待采访,看到BiornGrelmer和他的3个助手,一件一件地拿着瓷器、谈着价钱、讲着每一件瓷器的工艺,买家将展位里外围了两三圈,里面的人走出来,外面的人立即就围了上去。一直到下午5点钟展览将结束,BiornGrelmer先生才空闲下来。
一件直径大约10厘米的明代青花小盘和一件与之相配的小碗,标价是4000元。这样一套青花瓷器,一模一样的展柜后面还放了十几套。一件品相完好、烧制精美的明代小碗,在国内古玩市场上并不多见,但此时BiornGrelmer先生却像瓷器批发商一样,“批发”这些瓷器。
来自加拿大的古董商刘文惠先生对记者说:“从沉船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在国外成千上万件,也有人称为‘打捞瓷’。这些外销瓷一般都是生活用瓷,而且一般都是专门为外国人订制的,图案多色彩艳丽、浅显,很多藏家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随着国内明清瓷器逐渐消耗,这些外销瓷精良的工艺和完好的品质显露出来。现在明清的官窑瓷器价格已经被炒得很高,普通收藏者难以涉足的情况下,一些精丽的外销瓷,价格便宜、瓷质精美,正在被国内的藏家看好。”
4000元,虽然在国外恐怕连这个价钱的一半都卖不出去,但在国内,这个价钱并不贵。另外,回流的外销瓷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很多外销瓷精品仍在国外。此次BiornGrelmer先生带来的最好瓷器,是一件约四五十厘米高的清中期粉彩花瓶,标价15万元。刘先生说:“这件花瓶的粉彩釉色鲜亮,这种品相在国内很少见。现在买回去,明年20万元出手应该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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