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彩瓷器是由景泰蓝演变而来。景泰蓝是铜胎上珐琅釉而成，若改为瓷胎上珐琅釉则叫珐琅彩。
珐琅彩起始于康熙后期，顶盛时为雍正期至乾隆期。但雍正期的珐琅彩水平最高，工艺最美。乾隆时期慢慢转向粉彩，故珐琅彩终止于乾隆后期，同时还有一部分瓷器其釉料有珐琅釉和粉彩共存。taoCI52.cOm
历史上珐琅彩的制作是由景德镇烧制的上好素白瓷送进宫中再由宫中画上珐琅彩釉烘烤而成。画工技艺特高，加工水平严格控制，如有缺陷即刻打碎处理。由于珐琅彩器是专供宫延皇室玩赏之用，不得向外流失，故而数量特少。
珐琅彩瓷器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历史上在我国江西瓷都附近，曾有一产胡姓人家，世代烧瓷为生。他家的瓷制品因为精美得到了百姓的欢迎，也就惊动了官府。乾隆南巡时他的臣子将胡姓制瓷献给皇上，得到皇上高度赞美，龙颜大悦。大臣们见此情形，为取得皇上欢心，想让胡姓人进宫专为皇上和皇宫制瓷。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位姓胡的工匠不愿意进宫。于是大臣们在宫里特设一个窑，按照胡姓人的烧制方法烧制出了精美的珐琅彩瓷器。为表宫里与民间的不同，也为了显示这种瓷器的出处，有人就将“胡”字拆开，将专为宫中烧的这种珐琅彩瓷器叫做“古月轩”。
这个传说讲得很有味道，但只要理性分析，就会发现珐琅彩瓷器的出现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产物。 珐琅彩瓷器的前身就是景泰蓝，也就是所谓的“画珐琅”。它兴起于明代，是在铜胎上以蓝为背景色，掐以铜丝，再填上红、黄、蓝、绿、白等色釉烧制而成的工艺晶。清代康熙年间，这种“画珐琅”的方法被用在瓷胎上。珐琅彩瓷器吸取了铜胎画珐琅的技法，在瓷质的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描绘而成的一种新的釉上彩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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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藏品渐热 瓷笔筒瓷器要“高贵”
近几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文房清供”拍品成交价不断创纪录，表现出价格增长快，整体成交率高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藏家的关注。
其中，笔筒是深受宠爱的品种，主要有瓷制笔筒、竹制笔筒、木制笔筒三大类。在拍卖场上，出现数量较多的是瓷笔筒，其价格升幅惊人，尤其是“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以前的瓷笔筒，因存量很小，一直是藏家追寻的目标。
记者近日走访武汉古玩市场了解到，瓷笔筒比其他瓷器都要“高贵”，同年份同工艺的瓷笔筒比其他器形身价高出50%。藏家告诉记者，精英阶层青睐的高雅的文房器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本身追求精美、雅致，档次自然高于普通观赏器。
“清三代”瓷笔筒价格飞涨
十几年前，一位藏家在市场上买了一件残破的明末青花人物笔筒，仅花了10元。当时，笔筒收藏还未成风，况且该笔筒品相残破，在藏家眼里，这件古玩只能作为标本，或研究的资料。
然而，2009年，这笔筒竟然被人买走，成交价1.5万元。“如果品相完整，该笔筒至少值10万元左右。”该藏家告诉记者，明朝及“清三代”的瓷笔筒近十年价格飞涨，成为各大拍卖公司和藏家追寻的目标。
据了解，在15年前北京瀚海首场拍卖会上曾推出一件清康熙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估价为60000-80000元，结果以30.8万元成交，在当年尚未全面起步的拍卖市场掀起巨大的涟漪。
此后市场中陆续出现青花或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笔筒。其中一件出现在2008年北京瀚海春季拍卖会上，并最终以100.8万元高价成交。十余年时间中，同类器物升值70万元！
明代的青花笔筒更是珍品。据藏家介绍，早在2002年嘉德秋拍中的一件明崇祯青花舞剑人物笔筒，就以人民币39.6万元成交。半年后，在2003年7月嘉德春拍中，与此相似的另一件明崇祯青花人物故事图笔筒，又冲出高价，以人民币57.2万元成交。
清末、民国瓷笔筒正值收藏
2005年以后，瓷制笔筒快速升值，各地藏市交易频繁，而行情也一波高过一波
眼下，明代、“清三代”的瓷器在藏市已少见，但晚清、民国时期的瓷笔筒存世量还比较大，成交十分活跃，升值潜力大。武汉红巷古玩市场藏家李险峰告诉记者，一件由名家李蕴辉所绘的清末花鸟浅绛彩笔筒，2004年成交价为6500元，今年有人出价2万元。
“普通藏友可以从民国瓷笔筒入手。”李险峰表示，民国瓷笔筒价格相对较低，存世量较大，但升值潜力也不可小觑。如民国最常见的粉彩花鸟笔筒，几年前不过200元，如今也涨到600-800元。
多名藏家告诉记者，收藏瓷瓶不如收藏瓷笔筒。“由于笔筒只供读书人使用，而且瓷笔筒的使用者多为秀才以上级别，因此瓷笔筒的身价，相对同年份同工艺的其他器形要高至少50%。”
另外，李险峰介绍，早期的笔筒多为青花，而青花笔筒的快速升值主要发生在近5年间，原因是北京某大收藏家动用大笔资金大肆收藏坊间的清康熙青花笔筒，几乎形成“垄断”之势。在基本“控盘”后，经过深入研究，出版著录，以此而掀起清康熙青花笔筒之热。
竹、木笔筒看雕工
除了青花以及其他一些陶瓷品种的笔筒外，具有雕刻工艺的笔筒，比如竹雕和木雕笔筒也是上拍量比较大，拍卖价格比较高的一个品种。
自从中国嘉德2003年秋拍上“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推出的“明朱三松竹根雕老僧”(高17.8cm)，成交价达到264万元之后，市场就开始关注竹雕笔筒。
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一件清康熙竹高浮雕山水人物图笔筒(高17.2cm)，估价100万-150万港元，最后竟然以1140万港元的天价成交。
雕刻工艺是决定竹制笔筒价格的主要因素。雕刻高手能在竹皮上刻出“墨分五色”的书画效果。纵观竹雕艺术品拍卖，凡是有历代名家艺人刻款的，总是价超同辈，如一般明清时期的竹制笔筒，市场价在几千到几万之间，而明清时期的竹刻大家邓渭、赵之琛、周芷岩、王梅邻的竹雕作品，价格都在20万-100万之间。
在木制笔筒中，主要材质有紫檀、黄花梨、黄杨木、沉香木等。在这些木质中，紫檀笔筒独占鳌头，雕工精湛的紫檀笔筒价格早已上百万。随着红木价格上涨，木制笔筒也水涨船高，以口径为15cm的黄花梨素笔筒为例：10年前价格在200元左右，今年市场价格竟达2万元。
谈故宫藏绚丽的珐琅彩瓷
珐琅彩瓷概说
西学为中，中学固本，潜心研究，不懈努力。是珐琅彩这种原本立足于西方的装饰艺术，能够在中国繁殖并且茁壮成长的原由，是“洋为中用”的产物，同时也体现出康熙皇帝的学习精神和治国理念。清代继承了明代政府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的做法，对御窑厂所提供的陶瓷器皿的样式和图案有过问的习惯。康熙皇帝本人勤奋好学，他认为：“虽古圣人，岂有生来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而成。”他在学习中国传统经史文化的同时，还把学习范围扩大到国外的新思想、新科技等领域，并多次召见西方传教士进宫讲课。珐琅彩瓷器在康熙晚期出现，就是康熙帝喜爱和直接授意下研发和创烧的。它从问世之初就由皇帝直接干预，由宫廷画师出具样稿，由皇宫内“造办处” 选取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上好的白瓷素胎，再经“如意馆” 画师打稿、绘画、填彩等绘画工序之后，然后将其放入宫内窑炉烘烧后，得出的具有极强立体感和艺术表现力的旷世之作。
珐琅为外来语音译名，近代画珐琅技法15世纪中叶起源于法国。到17世纪初，法国工匠发明了画珐琅的新方法，其中以法国中西部里摩居的画珐琅工艺品最为著名。即在一种较软的玻璃料内加上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并用油调和便成为珐琅料。以这种珐琅料装饰器物，能取得如油画般的色泽和立体效果。17世纪晚期一批画珐琅工艺品由法国等国的使节或传教士带到中国进入宫廷，其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立即将康熙帝深深吸引。于是下令在宫中烧制珐琅彩瓷器，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创烧成功，《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记录画珐琅有铜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金胎画珐琅、紫砂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即指珐琅彩瓷器。
目前世界上存世的清代宫廷珐琅彩瓷器约500件左右，其中400件左右为原藏贮于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端凝殿北小库内，乾隆三年九月开始对这批珐琅彩瓷器配制楠木匣，定级书写名称于匣盖上贮藏保管。此后历朝皇帝鲜有动用。这400余件瓷器随古物南迁，辗转至台湾。现珐琅彩瓷器大部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微博)仅收藏约数十件，这些为数不多的珐琅彩瓷器因散陈于各殿，没有跟随文物南迁遂得以保留。还有些属于原古物陈列所所藏，以及没收溥仪带出宫的文物。同时北京故宫博物院在解放后也征集了一些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器皿。虽然数量不及台北故宫，但珐琅彩瓷器的品质可谓每件精彩。其它仅少量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等，以及其它零散收藏。
珐琅彩的着色原料来自于西方，其成分中含有大量硼，作为助熔剂使用，而五彩或粉彩都不含硼。同样珐琅彩中含有砷，在中国传统彩料中，只有粉彩中含有砷，而中国传统釉上彩装饰颜料中的五彩则不含砷。珐琅彩中的黄彩采用氧化锑为着色剂(那不勒斯黄)，也是西方使用在油画上的一种颜料，是中国传统釉上彩颜料中所没有的原料，粉彩中的黄彩也用氧化锑为着色剂。之后也有使用铅锡黄为着色剂的姜黄色作为珐琅彩的着色剂。红色的着色元素是黄金，珐琅彩中的胭脂红即使用黄金为着色原料，它是将黄金放在王水中溶解，再用坩埚焙烧形成含有胶体的金，用其着色便成为胭脂红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红，这种彩料在康熙以前没有出现。绿色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加入锡时有汝浊现象形成色阶。嫩绿色除含铜锡元素外还含锑和砷。蓝色以氧化钴为着色剂。这些化学成分证明了珐琅彩不是中国的传统彩料，有些虽然是传统彩料但是融入了外来元素，主要是从国外引入的。珐琅彩的引入对康熙以后出现的粉彩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二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在康熙初创时期，经过了多次的试制和改变试制机构，迁移生产地点，出现了在试烧珐琅彩瓷器中的几次重大事件。珐琅彩瓷器的创烧是在康熙皇帝的积极倡导推动下进行的。康熙皇帝善于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及使臣纷纷将西方的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音乐、绘画等先进的科学、艺术带入中国，欧洲各国的工艺品也随之进入中国，并带入宫廷，其中的画珐琅工艺品受到康熙皇帝的喜爱，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在写回法国的报告中说：画珐琅制品非常受欢迎，(中国人)要求能得到更多。由此看来，源自法国的珐琅彩工艺逐渐影响到清代宫廷样式瓷器制造。康熙三十二年(1693)奉旨将设于武英殿的造办处扩大编制，正式设立14处作坊，其中有珐琅作、如意馆、做钟处、玻璃厂等，开始研制珐琅器的烧制。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设玻璃厂，隶属养心殿，引进西方的玻璃烧造技术，提炼珐琅彩料。康熙五十五年(1716)，法国传教士马国贤3月写于畅春园的日记中有：“康熙皇帝对我们欧洲的珐琅器以及珐琅彩绘的新技法着了迷。想尽办法要将画珐琅的技术引进到他早就为此目的在宫中设立的作坊中。由过去瓷器上用来施彩的颜料以及他设法得到的几件欧洲珐琅器，制作画珐琅这件事变得可行。皇帝指派我和朗世宁用珐琅彩料来彩绘。”有人便将这一记载认为是珐琅彩烧制成功的标志。康熙五十六年(1717)三月又有，“皇上开始非常喜欢欧洲珐琅画，尽力介绍珐琅画到宮中造办处。……命欧洲画家来画珐琅……”康熙五十七年(1718)，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址在养心殿南裱房，称“珐琅处”。 皇帝的重视，以及对这种工艺的追求，使珐琅作移至养心殿后，皇帝可以随时察看造办处制作珐琅彩瓷器的制作情况。在历史档案记载中有康熙五十七年九月初九(1718年11月1日)两广总督杨林推荐林朝楷等人入宫廷作为珐琅工匠的奏折中写有：“有广州监生龙洪键，民人林朝楷，何嘉璋等禀称：洪键等组成粗知珐琅，祈试验手艺，应否送京效力。……于九月初九日，差人送京应役。”康熙的朱批为：“珐琅在大内早已造成，各种颜色俱已全备，但奏折中九月差人送京之语到时再看。”这表明此时宫中具备了生产珐琅彩的能力。珐琅彩在康熙五十七年之前便烧制成功。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曹頫报两水折内朱批谕曹寅：“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珐琅磁器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朕总不知……”由此可知宫中自行烧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已试烧成功，这就是有康熙五十九年珐琅彩瓷器试烧成功的说法。珐琅彩从这种不断的试烧、不断的改变烧制机构，以及皇帝的不断过问，通过这些历史材料使我们看到在瓷胎上装饰珐琅彩的过程。总之，无论是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五十五年、康熙五十七年还是康熙五十九年珐琅彩烧制成功的说法，都可以说在康熙晚期珐琅彩瓷器在清代宫廷的研发下，作为一种新的陶瓷装饰诞生了。
康熙时期珐琅彩的工艺，是采用珐琅彩瓷器由景德镇烧制上好的瓷胎送入宫中，由宫中造办处珐琅作选胎、画师遵旨绘画纹饰、施彩后入宫内彩炉烘烧而成。这一举措将珐琅彩瓷的制胎与施彩烧制分为两地进行，改变了自元以来官窑瓷器的烧制一律由景德镇制作的惯例，清宫完全垄断了珐琅彩瓷器的纹饰绘画和施彩烧制，从而保证了内廷对于珐琅彩瓷器烧造的控制。在珐琅彩的初创阶段，出现了涩胎绘彩这种特殊的现象，这是因为珐琅彩的初创时期很难解决带有玻璃质的珐琅颜料在同样具有玻璃效果且光滑的瓷胎上着色的问题，聪明的御用工匠们首先想到的是在涩胎上施彩使其能够完好地附着在瓷胎上面，用来试验的有两种材质，一种是在宜兴紫砂胎的器物上施彩，另一种是在涩胎白瓷上施彩。这是在景德镇烧成的，它在烧制白瓷前将先施满釉的瓷器，刮去外壁的釉，再入炉高温烧成。形成白釉涩胎器。景德镇将里外满釉的白瓷和里满釉外壁为涩胎的两种素色坯料送入皇宫，由宫廷中的高级画师使用珐琅料绘画后，入低温炉(800度)焙烧而成。紫砂器和涩胎瓷同样具备了涩地绘画容易着色和美丽质感的效果。在故宫博物院藏清道光十五年七月一日立《乾清宫珐琅、玻璃、宜兴瓷胎陈设档》中记载了16件宜兴胎画珐琅器皿。如：宜兴胎画珐琅五彩四季花盖碗，康熙年制。宜兴胎画珐琅盖碗，康熙年制。宜兴胎画珐琅万寿长春海棠式壶，康熙御制。宜兴胎画珐琅五彩四季花盖碗，康熙年制。宜兴胎画珐琅壶，康熙年制。目前这些都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故宫目前所藏的一件蓝地红牡丹花的珐琅彩碗，在其口沿和足边可以看到明显的两条弦线由此可以看出它是采用涩胎绘画珐琅彩的痕迹。康熙一朝，珐琅彩器物传世无多，总体呈现出浓艳粗放、古朴大方的特点。此碗以蓝彩为地，体现了康熙珐琅彩最具代表性的色地风格，所绘牡丹及缠枝花图案纹饰清晰，色泽艳丽，可以看出珐琅彩在形成初期，深受同时期铜胎珐琅器风格的影响。这一点还可以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康熙珐琅彩黄地牡丹纹碗上看出。此碗外部黄色珐琅彩下面隐约可见胎体上的镟纹(图3)。在此以后由于完全掌握了釉胎施彩的方法，这种在宜兴胎和涩胎上施珐琅彩的工艺逐步退出珐琅彩装饰的历史舞台，因此此类装饰只有康熙时期存在。这些也说明康熙珐琅彩在试制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演变的一个方面。
康熙珐琅彩瓷的造型，以小型器皿为主，主要为瓶、盒、盘、碗、杯、壶等，其中以碗的数量较多，而瓶、壶的造型则非常少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紫地莲花纹瓶，是目前所见传世品中唯一的一件康熙珐琅彩瓷瓶。此瓶长颈，扁圆腹，底平实。外壁通体以紫釉为地，颈部以黄料彩绘三组变形蝉纹，腹部绘变形莲花纹，底部方栏内刻“康熙御制”楷书款。此瓶高仅13.2厘米，但器形饱满稳重。
色地珐琅彩是康熙时期的特点，常见的色地有红、黄、蓝、紫、绿、胭脂色等。绘画的颜色有红、黄、蓝、紫、白、黒、绿、胭脂等。彩绘细腻，透明，凝腻。器物内白釉平静润泽，不施彩，口沿内的白釉突出于器口，高于彩面，形成圆唇，似铜胎珐琅器的效果。采用堆绘的绘画技术，玻璃质珐琅料烧成后显示原来的颜色，珐琅彩绘画产生色阶，画面形成层次和立体感。纹饰以牡丹、折枝花卉中心加团寿字、以及万寿无疆开光花卉、九秋菊花等。
康熙珐琅彩的款识有“康熙年制”和“康熙御制”两种多见。青花、胭脂红、紫彩、黑彩、蓝彩等。款识多围有四方边双线(双方栏)，外粗，内细。款识字体笔画宽粗，挺拔工整。
三
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1721年45岁的胤禛继皇位，改年号雍正。雍正皇帝也酷爱珐琅彩瓷器，还亲自参与珐琅彩瓷的设计和制作过程，对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瓷器的样式、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宫中档案有不少关于雍正皇帝责令烧造珐琅彩瓷的记载 。雍正在亲自过问的情况下，又命其弟怡亲王统管造办处。怡亲王允祥是康熙诸子中少数几个没有政治野心而醉心于艺术的皇子。在允祥的直接领导下，造办处珐琅作的生产达到鼎盛期，其中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在怡亲王的亲自督促下，雍正六年(1728年)珐琅料终于在宫中自炼成功，除了有9种与西洋料相同颜色外，还增加9种新颜料，共达18种之多。雍正时期珐琅作的画师和工匠有：宋三吉、张琦、邝丽南、吴士琦、焦国俞、胡大有、汤振基等人。珐琅彩瓷器上写字人为戴临，写底款人为徐国正。这些人出身不同，有宫廷画师也有窑场工匠以及制作铜胎珐琅的高手。
雍正珐琅彩瓷的造型有盘、碗、杯、碟、茶壶、瓶等，仍然以小型器物为主。纹饰早期沿袭康熙珐琅彩的特点，如色地上绘花卉的技法。后期形成自己的风格，即在白色釉地上，以山石、花鸟作装饰题材，不再使用“反瓷”，而是大量使用景德镇烧制的精细白瓷。这种白瓷胎体轻薄，胎质细密，在白度或透明度上都超过明永乐时期的甜白瓷。绘画技术精湛，花卉、鸟蝶、山水、诗文、印章等笔到之处细致入微，相得益彰。《陶雅》中云：“花有露光，鲜艳纤细。蜨有耸毛，且茎茎竖起。”后人评价雍正珐琅彩瓷有四绝：质地之白，白如雪，一绝也；薄如卵幕，嘘之而欲飞，二绝也；以极精之显微镜窥之，花有露珠，鲜艳纤细，蝶有茸毛，且颈颈竖起，三绝也；小品而题极精之楷篆各款，细有蝇头，四绝也。
其中故宫所藏表现精湛的有：一件雍正时期的松竹梅纹橄榄瓶，外壁白釉上，以珐琅彩绘松竹梅“岁寒三友”图案，松树苍劲，翠竹挺拔，梅花秀丽，绿叶衬托红花，画笔委婉细腻。图案上方墨书“上林苑里春常在”7字，笔法自然流畅。在诗句的上、下方分别用胭脂彩画成印章式款，分为“翔采”、“多古”、“香清”三组。底足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清雍正年制”6字款。此瓶造型呈橄榄状，又称“橄榄瓶”，造型秀美，工艺精细，胎体轻薄，似半脱胎。釉质莹润无瑕疵，彩绘纹饰精湛，是清代雍正瓷器中的杰出。另一件白地雉鸡牡丹纹碗，外壁绘花丛中雌、雄二雉鸡。栖于石上的雄雉鸡身绘各色鲜艳羽毛，若细分有10多种色彩，一翎一羽无不细致描绘。雍正珐琅彩瓷最讲究书画的意境，它不仅能将层峦叠嶂的整幅山水浓缩在小碗的内心，还可以将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再现在一件小瓶的外壁。如故宫藏一件蓝料彩山水纹碗，胎体洁白剔透，外壁蓝料彩绘通景山水画。画中崇山峻岭、苍松翠柏、仙台楼阁、茫茫沧海等景色栩栩如生，宛如一幅工笔山水画。海天之上墨彩又题七言诗两句：“翠绕南山同一色，绿园沧海缘无边。”句首句尾分别钤“寿古”、“山高”、“水长”等印章。此碗在章法布局上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不仅绘画布局得当，笔意流畅，远山近水表现通透，而且诗、画皆在其中。
雍正珐琅彩瓷的款识，一般以蓝料彩书写，多为4字楷书“雍正年制”，写在双方栏内。青花所书“大清雍正年制”的6字楷款也有，但是比较少见。
四
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乾隆皇帝儒雅好古，对于康熙、雍正时期遗留宫内的珐琅彩瓷更视为珍宝。除承前制继续在宫中烧制外，并为每件器物配制楠木匣钵，专门储藏于乾清宫珐琅彩瓷的专库(端凝殿)内。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康、雍两朝，器型更加丰富。此时珐琅作里，群英荟萃，人才济济，有专画花鸟鱼虫的画家余省，画人物楼景的画家张廷彦，画人物花卉的画家金廷标等达17人之多。是参与画珐琅瓷器制作人员最多的时期。乾隆时期画珐琅的画匠大多来自广东、江西和宫廷，乾隆皇帝还从江西调会画磁器、会吹釉水兼炼料烧造磁器匠役胡信侯入内廷造办处。形成乾隆珐琅彩瓷“取材种类多样”、“装饰繁缛华美”的艺术特色。乾隆时烧珐琅彩瓷的地点除了延续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外，在圆明园造办处亦有烧造。出现了珐琅彩与粉彩合绘的现象，同时多使用轧道工艺表现器物的立体效果。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一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其工艺特征。一类是人物纹饰，常通过婴戏等儿童活动，将吉祥之意寓意其中。在色地上彩绘花卉，明显具有铜胎画珐琅效果，所绘人物饱满、写实，人物神态逼真、生动活泼。线条流畅，珐琅彩颜色秀丽。乾隆时期的一件珐琅彩黄地花卉开光婴戏瓶，瓶口内施松石绿釉，外壁通体以那不勒斯黄彩为地，上以各色料彩满绘法国的鸢尾花，三面开光内绘婴戏图。分别寓意“竹报平安”、“吉庆有余”、“官带流长”。底足内松石绿地蓝料双方栏书“乾隆年制”4字篆书款。此瓶在色地上彩绘洋花，凸显铜胎画珐琅效果，开光内所绘婴戏图案，又为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这种锦地开光风格在乾隆朝施用较为普遍，而中西合璧的装饰图案，是乾隆珐琅彩所独有的特点。另一件珐琅彩婴戏双连瓶，属于宫廷御用陈设瓷。造型新颖别致，呈双连式，又名“合欢瓶”，口上附有双钮联盖，圈足内有“大清乾隆年制”青花6字篆书款。通体用珐琅彩描画纹饰。腹部的两组婴戏纹为主题图案，一组图案为四婴戏三羊图，其中一婴肩背梅花，一婴手持灵芝，一婴骑羊，一婴手持画卷，寓意“三羊开泰”；另一组图案为九子嬉戏图，其中一婴抱瓶，瓶口中飞出五只蝙蝠，群婴作欢呼状，寓意“福在眼前” ，“多子多福” 。两组图案画工均极精细，突出了画面的浓淡阴阳，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乾隆时期在珐琅彩瓷上，还出现了一类临摹西洋人物和景色的纹饰，其用笔光滑平柔，几乎看不到笔触，色彩绚丽丰富。并运用焦点透视方式，使画面上的人物及背景上的建筑物，具有光线明暗的立体效果，这些都是制瓷匠师将西洋画法融入珐琅彩瓷绘技艺中的结果。故宫藏一件黄地小葫芦瓶，上部椭圆形开光内绘西洋景色，下部海棠花式开光内绘西洋妇女和婴儿。画面中人物面部明暗分明，装束华丽，背景建筑物清晰可见。整个图案从题材至画法都是西洋风格，是乾隆珐琅彩瓷受西洋画风影响的典型之作。
另一类是延续了雍正时融诗、书、画为一体的装饰风格，题材更为多样化，不仅有山石、花鸟，还有山水人物和仙山楼阁图。故宫藏一件豆青地开光山水诗句纹瓶，腹部装饰4个圆形开光体，开光内绘景州开福寺塔全景，及乾隆御制《登景州开福寺塔》七律诗一首，诗句后钤“乾隆宸翰”、“惟精惟一”篆印两方。此瓶在构图设计上可谓别出心裁，它以多种色调的珐琅彩料与粉彩料合绘纹饰，不仅画面丰富、层次鲜明、画工精致，而且诗与画共同入画，极大丰富了瓷绘的表现力。它以多种色调的珐琅彩料与粉彩料合绘纹饰，说明珐琅彩这种昂贵的进口材料逐渐被国产的颜料所代替。而且画面丰富、层次鲜明，诗与画共处一个画面，提高了装饰的文人气息。此外，乾隆时期在装饰工艺上集彩绘、描金、轧道、凸印、开光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充分反映出乾隆时期繁缛、复杂的釉上彩制瓷工艺。
此时乾隆珐琅彩的款识，在雍正的基础上，增加了青花6字篆书款“大清乾隆年制”，这是由景德镇烧制白胎瓷器时预先写好的，也有在宫内书写的蓝料彩4字楷书款“乾隆年制”，外围方栏。以及横排篆书6字款。个别器物金彩或黑彩书写篆书或楷书款识。
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时期，这70多年间，流传于世的珐琅彩瓷不过500余件，而且绝大部分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可谓弥足珍贵。
由于珐琅彩瓷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把玩之瓷，一直秘藏宫中，加之传世品的数量极为稀少，嘉庆以后国力衰落，珐琅彩被粉彩代替，所以后世仿烧珐琅彩瓷一直不断，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并具有一定水准。
辨识真伪珐琅器
笔者曾多次遇到这么一种现象，通过朋友介绍而来的一些收藏者拿着心爱的珐琅器来找笔者给掌眼。他们往往都会说：“××专家已看过，说是老货的，但这是出高价买下的，心里不踏实，总想找您弄个明白。”经笔者辨认，那些送来掌眼的珐琅器大部分都为高仿珐琅器。最近又有两位朋友拿着几件珐琅器来请笔者给个说法。二人先后拿来几件造型近似的圆鼎形香炉、敞口瓶、圆尊等器。这些珐琅器器形较大，珐琅做工较为精良，但珐琅釉面图案较暗，略显脏旧，仔细辨认后可以看出其中三件香炉做工相同，“如出一炉”。笔者向其列出了疑点之后，朋友大呼上当。
鉴于此，笔者简单地从明清各时期珐琅器的制作工艺、艺术特征、包浆特点以及这几件珐琅器的款识上谈谈如何识别真伪珐琅器，所谈几点拙见，仅供藏友参考。
一看特征
珐琅器真伪辨识首先看特征。今天我们行内所说的真珐琅器是指明清至民国这个时期制作的珐琅器，目前市场中多见的珐琅器多为清末、民国时期民间私家作坊制作的珐琅器。明清时期宫廷御制珐琅器是极为珍贵的，皇家专用，很少流向民间。宫廷御制与民间作坊的做工是有区别的，即便是同为内廷制作，不同时期的制作工艺也不相同，器物造型、图案式样、施釉色彩、款识等，在各个时期都有着微妙的变化。
众所周知，我国的珐琅器具有平、薄、艳、光、雅五个优点。制作工艺是在元末明初由阿拉伯国家传入的，按不同的加工与施釉方法处理的，有掐丝珐琅、錾胎珐琅、浅浮雕珐琅和画珐琅之分。而掐丝珐琅和画珐琅的区别，是按制作时釉面图案有线与无线之分，前者是掐丝显现花纹，然后填以珐琅料，后者是涂以珐琅后，再在上面画出花纹。
明代内廷御用监制烧造珐琅器，有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两种，有纪年款识的掐丝珐琅器，仅见宣德、景泰、嘉靖、万历年号。四个时期的器形与艺术特征都比较明显，如早期多为供妇人闺阁中用的花瓶、香炉、盏、盒之类；宣德时有长方盘、直颈瓶、圆盒等器；万历时期有熏炉、盘、祭祀供器烛台、净瓶等器。四个时期的艺术特征各不相同，特别是宣德鼎盛时期的珐琅器掐丝构图严谨，釉色纯正，格调典雅；景泰年间珐琅器大量生产，又由于此时期用蓝色最为出色，故称“景泰蓝”，掐丝细润、釉色淡雅；嘉靖时期掐丝粗放，多为吉祥图案，釉色对比强烈；万历时期，掐丝粗细不匀，图案繁缛。
清代珐琅器在继承明代的传统上，结合西洋画珐琅制作工艺，并有所创新。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开明君主，在宫廷中广聘西方的传教士、艺术家、建筑师等任职，并醉心于西方的珐琅器，主张吸收西方的先进文明，清康熙时期由西方传教士将画珐琅（法国始创）礼品进献给朝廷，并传授西方的画珐琅工艺。清初内廷武英殿设“珐琅作”，康熙57年与养心殿“造办处”合并。康熙时期掐丝珐琅分为粗丝淡釉和匀丝浓釉，掐丝比明代细密均匀，釉色虽不及明代，但胎骨厚重坚实，器形以杯、碗、盒、盘、炉等小型器为主。乾隆时期的珐琅器制作最为繁荣，做工超过了明代。釉面多用锦地；色彩有天蓝、宝蓝等，并新创粉红、绿、黑等色；品种除炉、盒、盘、文房等器外，并出现宫廷陈设的桌椅、床榻、屏风等大型器皿。道光时期的珐琅器用黄、红、粉红做地色，做工精良、富丽华贵。清代掐丝珐琅除宫廷造办处御制外，清代末期北京民间作坊也很兴盛，并出现专营珐琅器商号。其中江苏扬州的王世雄有掐丝“珐琅王”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