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主要采用龙窑烧瓷，瓷窑分布在潮州、揭西、大埔、惠东、梅县、佛山、高州、饶平、陵水、汀迈等地。其中佛山石湾窑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陶瓷生产基地，规模很大，全镇分上、中、下三个窑区，共有陶窑一百多座。产品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分为日用陶瓷、手工业陶瓷、建筑陶瓷、美术陶瓷和丧葬陶瓷五大类。制作一般都很精致，产品远销两广和东南亚各国。揭西，饶平、高州窑口烧制的日用青花瓷和大埔等地烧制的青釉瓷，也各有特色。大埔清初总兵官吴六奇墓出土的二百多件陶俑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陶俑分为三组，第一组是阴森恐怖的官府俑(44)，一个个神气十足的衙差，在堂前两旁站立着；第二组是前呼后拥坐轿巡行的情形(图45)；第三组是内庭生活的一瞥，周围站立的都是他的妻妾和女仆。把吴六奇生前的威武和豪华淫逸的生活情景，塑造得淋漓尽致。
44.官府俑 清平均高20.0cm 广东省大埔县吴六奇墓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
45.巡行俑 清平均高21.0cm 广东省大埔县吴六奇墓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
清代出土的一种专供外销的“广彩”也很有名。所谓“广彩”，即碗、碟、盘、罐、瓶、壶等素白瓷，从景德镇贩运而来，在广州加彩后开炉烘焙而成，故曰“广彩”。“广彩”的颜色有青、红、绿、黄、白、黑和描金等种。“广彩”创作题材十分广泛，不拘一格，花鸟虫鱼、人物故事、山水风景等图案，无所不有。艺人根据不同器形，不同布局来装饰，主题内容安置在器物中心，主次分明，这是“广彩”设计的主要特征之一。为了满足外销的需要，也根据外商要求，所谓“投其所好”，如仿照西方的艺术形式给外商订绘一些外国标志及纪念性纹样，或绘制西方人物、故事、风景，这又是“广彩”的另一特色。据考证，“广彩”起源于康熙，成熟于乾隆。初期的彩料，基本上是红与绿的基调，金彩一般较少，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彩色增多，黄色彩料大量出现，金彩倍增，表现出金碧辉煌、绚彩华丽的艺术特色。
上述情况揭示了广东古陶瓷发展的顺序及其不同时期的陶瓷制作技术与历代陶瓷外销的一些情况，并校正了历史文献中对“广窑”等问题的一些偏见和缺略。同时通过材料的分析，有如下几点收获：1.掌握了广东局部地区古陶瓷窑址分布的一般规律。2.认识到广东古代烧窑技术和制瓷工艺方面善于吸取南北等地名窑的优点，并善于模仿和创新，使产品不断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3.这批窑址(特别是唐宋窑址和明代仿龙泉青瓷窑址)的发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解决了广东部分传世陶瓷的窑口问题。
广东古陶瓷窑址分布范围很广，还未作全面普查，发掘工作也做得很少，我们手中掌握的材料还不足于说明广东省古陶瓷工业发展的真实情况，有待今后的努力。至于广窑的陶瓷制作技术与工艺特色问题，与南北各地名窑的关系问题，历代陶瓷业的兴衰问题等，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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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陶瓷的历史——新石器时代至西周的陶器
广东是祖国南大门，烧制陶瓷历史悠久，在国内陶瓷工艺美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近三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韶关、曲江、连南、始兴、仁化、南雄、惠阳、惠东、博罗、河源、龙川、子今、枚县、枚州、大埔、兴宁、平远、丰顺、汀海、潮州、潮安、揭阳、东莞、南海、佛山、三水、中山、新会、高鹤、陵水、廉江、高州、阳江、遂溪、高要、云浮、封开、郁南、广州、增城和番禺等四十多个县市，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周、战国、汉代和唐至明代窑址一百七十多处，采集和出土了大批古陶瓷标本。这些陶瓷器造型装饰和生产技术，都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它的发掘反映了广东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发展的一定面貌，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我国的陶瓷工艺作出了一定贡献。本文主要是依据上述调查和发掘所得材料，并联系已发现的局部古遗址、古墓葬出土实物，对广东古陶瓷进行初步分析，并对有关问题作初步探索。
广东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三、四百处，其中经过发掘的有二、三十处。据研究分析，这些遗址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的分布于英德、始兴、连山、罗定、封开、怀集、阳春、南海等县。其中英德青塘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绳纹、方格纹、篮纹、划纹、粗砂陶片，均系手制，火候不高。这些陶片与打制石器共存。中期的遗址以潮安陈桥村、增城金兰寺下层和深圳小梅沙遗址为代表。陈桥村出土的陶器主要为圆底的釜、罐、钵，表面抹平，多划纹，还有用贝壳类压印的纹饰及绳纹、篮纹等，口滑或颈部往往涂赭红色宽带彩绘，富有地方特色。金兰寺下层出土的陶器，夹砂陶占82.5％，磨光红陶占13.6％，彩陶片占3.9％,未见几何印纹，只有绳纹、篮纹和划纹。小梅沙遗址除出土夹砂粗黑陶和绳纹陶外还出土一件精美的《彩陶盘》，口径23.6厘米(附图一)，其胎质为黄色细沙泥陶，陶土经过淘洗、手制，火候低，器表及足部经过打磨后再在其上涂一层暗红色陶衣，器外壁彩绘赭红色的仰覆钩形纹，器足绘水波纹和圆圈纹等。从其器形，陶质、制法、纹样等特点来看，它与广东东莞、增城、佛山和香港发现的彩陶碎片相一致，而与东南沿海江、浙、闽一带遗址所出的彩陶器相接近，当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具有广东特点的产物，而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器则有较明显的区别。
晚期的遗址，以曲江石峡中、下层，增城金兰寺中层和佛山河宕遗址为代表。这个时期的遗址数量最多，几乎遍及全省各地。陶片堆积范围大，分布密集，制陶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广东是我国几何印纹陶出现较早，分布范围较广和拍印技术普遍流行的一个地区，有着自身的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这时的陶器几何印纹已相当发达，流行以曲尺纹、云雷纹、方格纹、圆圈纹、编织纹、篮纹等。一般来说夹砂粗陶、泥质软陶和硬陶均拍印有纹饰，但也有素面无纹的。器形有陶鼎、陶鬶、贯耳壶、鸟形壶、圈足罐、凹底罐、高足豆等，其中石峡出土的陶鼎、陶鬶和贯耳壶与江西清江筑城下层、修水山背遗址及江西良渚文化的同类陶器相类似。据研究，广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陶器，是在本地区早期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既有本地区的特点又有与邻近的广西、江西、湖南、福建等省区同一时期的陶器有密切的关系。
在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的窑址有三处。一处是韶关走马岗，一处是连南猫头山，另一处是梅县凹峰里山。由于地区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其相对年代比金兰寺遗址中层和石峡中、下层为晚，前者约相当于中原的商代，后两者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韶关走马岗窑，系一座横穴窑，该窑是在生土中挖成的，平面长约2.6米，分窑室、火膛、烟道三部分。窑壁涂有一层草泥土，经长期火烤变成坚硬的红烧土。窑室为一圆形竖穴，火膛在窑室的东部，呈一长筒形的管道，烧窑时火焰经过管道进入窑内。这座窑的特点是规模小，不设窑算，无窑顶，是一种升焰式穴窑，其窑温至高一般不超过1000度，窑内陶器是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该窑烧造的陶器仅有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两种。夹砂粗陶胎呈黑色，纹饰不多，仅见方格纹，曲尺纹、篮纹、席纹等。泥质陶呈灰、红两色，各占一半左右。纹饰以方格纹、曲尺纹、篮纹为最多，但也有编织纹、圆圈纹、云雷纹和划纹。并在各种器物上饰以附加堆纹。器形有罐、缶、盘、鼎、豆和器座，也有不少短颈敞口、鼓腹圆底、卷口尊。这种尊和广东各地几何印纹软陶遗址中常见的尊的特征是一致的。上述陶器都是在无顶的穴窑中焙烧出来的，火候不高，手捏即碎，可知当时烧窑技术还有很大的原始性。
连南猫头山窑址出土的遗物有生产工具、制陶工具和陶器等。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奔、石凿和敲击器；制陶工具有陶压锤和拍印花纹的方格纹陶拍。从陶片和残足推测，器形有罐、盆、鼎等。器表花纹有夔纹、篮纹、方格纹、回纹方格组合纹(有粗细之分)和弦纹。器形一般都很端正，厚薄均匀，造型比广东其他地区同一时期的遗址所采集到的稍为简单，也没有柄把一类的附件。陶器的颜色有红、灰、黑三种。在广东数以百计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采集到的陶器胎质亦有红、灰、黑、褐等颜色。说明当时的陶器都是在氧化气氛中，同时又在熏烟的情况下烧造出来的。
梅县凹峰里山是一处烧印纹陶的圆穴窑址，共有窑三座，但已被毁坏，窑基及部分窑壁尚存，直径1.3至1.6米，投柴孔设在窑身下端，投柴孔之上及窑内壁均凹凸不平，推测其原来有一层窑箅,但已塌毁，原貌不明。这是一种升焰式圆穴窑。出土的陶器纹饰有夔纹、云雷纹、席纹、方格纹、篮纹和夔纹与双线方格组合纹。广东发现以夔纹陶为特征的遗址，已有一百六十多处，这种纹饰很可能仿自中原的商周铜器而加以简化。
西周窑仅在平远石正公社发掘了四座，结构基本一致。系一种圆穴窑，在生土中挖成，分窑室、窑箅、火膛、窑门四个部分。从火门进入为火膛，火膛之上是窑室，中间隔着很厚的窑箅。窑室平面为圆形或椭圆形，无顶，窑壁作弧形状。窑箅和窑壁用泥拌草涂抹和夯牢，经高度焙烧，极为坚硬。窑箅表面平坦，窑箅之下为火膛，其中四号窑室残高0.9米，宽1.5×1.8米。据推测，烧窑时窑顶可能用竹木或石板架成平顶，留出烟道后，其余地方用湿泥加以密封，烧成一窑器物后，再将窑顶揭开，再烧时则再搭上相同的平顶。该窑出土的陶器，以罐为最多，占69.97％，碗、碟占16.82％，壶、盂、盆、插座和陶压锤数量最少。这些陶器，以几何印纹硬陶为主。纹饰有方格纹、云雷纹、云雷与方格组合纹。素面陶也有，但数量不多。除印纹陶外，彩绘装饰也是这批陶器的重要特征。有点彩划彩两种，点彩一般以二、三点为一组，点于器腹或口沿上，点距不很均匀；划彩则以直线条纹(二至五条为一组)绘于印纹陶器腹环壁一周，也有绘于口沿的。彩绘颜色有黑、赭、棕红、暗绿等色，以黑色为主。该窑虽然系一种竖穴升焰窑，但其烧制的印纹陶和彩绘陶器，据石湾陶瓷研究所测定，火候一般在900至1200度左右，可见该窑比韶关走马岗窑进步，有一定的科学性，在烧成气氛性质方面，能偶尔还原。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在饶平发掘的二十四座商周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酱黄釉和酱黑釉陶器，器形有各种大口圆底尊、圈足盘、平底或圆底罐等，有些外壁印条纹、方格纹或在器肩刻划各种简单的文字符号。火候一般约在900至1000度左右。其中大口圆底尊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黄釉尊极为相似。在普宁亦有类似的墓葬和器物出土，可知广东烧制原始瓷器历史悠久。
龙川出土的西周《双耳陶罐》(图3)，器外腹下身模印斜方格纹，其上直至口沿均用渴黑色矿物颜料描绘回形雷纹环壁三周，线条厚处发光，胎质坚硬．烧造这样的陶器需要掌握1250度左右的火候，说明当时广东制陶技术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双耳陶罐 周 高16.0cm 口径11.5cm 广东省龙川遗址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
商周时期，南方是“百越”部落聚居的地区。在《尚书·泰誓》、《逸周书·王会》、《诗经·大雅》等文献和中原出土青铜器铭文中有“南夷”、“仓吾”、“南瓯”、“南国”、“南海”等词，指的都是南方“百越”部落。南方“百越”部落同商周王朝经常有交往，有时也发生战争。在这过程中，逐步扩大了我国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上述发现的印纹陶，大口圆底尊和彩绘陶器等，它对进一步研究当时广东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和年代上，无疑是增添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唐山陶瓷的历史
历史：唐山陶瓷业始于明代，据清代撰写的《滦州志》风俗篇中记载：明朝永乐年间“惟唐山多缸窑能制陶器罂瓮盆盎之属”。当时只有粗陶，清末始有粗瓷，后来略产细瓷。
中国河北省唐山地区生产的陶瓷器。唐山地区煤藏丰富，作为陶瓷器原料的耐火矾土，硬质、软质（可塑）粘土以及石英、长石等无机非金属矿产资源充裕，是理想陶瓷产区。
精美唐山骨瓷玉树琼花咖啡具
明代永乐年间，山西省介休和山东省枣庄等地居民先后移居唐山，带来制缸技术，群集于市区东北的两个地段，利用就地原料和燃料生产缸类产品。两地分别取名为东缸窑和西缸窑。清代光绪年间，开始生产棕釉粗碗，并有施化妆土的灰胎白瓷和少量仿古瓷应市。以后在近代工业影响下，启新瓷厂、德盛瓷厂及东西缸窑各陶瓷厂先后采用机械设备和新技术。20年代，启新瓷厂开始生产不施化妆土的白瓷，并有各色地砖、瓷砖出口。1935年，卫生瓷开始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40年代唐山陶瓷业衰落，50年代得到恢复，并形成综合性的陶瓷生产体系，进入全国陶瓷大型生产基地行列。日用陶瓷于1956年开始出口。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陶瓷工业全部被摧毁。但在国家和各地支援下，不久生产便得到迅速恢复。1979年唐山瓷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唐山瓷属于K2O-Al2O3-SiO2系列，所使用的原料除本地产的高铝矾土、硬质粘土、软质粘土（紫木节等）、石英、长石外，还有本省及外省出产的高岭土、瓷石等原料，如章村土、宽城土、徐水土、衡水土、大同砂石和镁质原料及海城滑石等。唐山研制成功两次烧成的唐山骨瓷、白玉瓷。50年代以后生产大型陶瓷产品，如浴盆、电镀槽等。80年代采用了塑性挤压陶瓷器成型方法，试制成功隧道窑微机自控烧成新技术。
唐山陶瓷器装饰技术和风格对北方陶瓷产生较大影响，首创了氢氟酸腐蚀出花纹再填描金色的雕金装饰和用喷枪或喷笔作画的喷彩装饰等。
紫砂壶清代的发展历史
清康熙、雍正年间，紫砂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陈鸣远。当时文人仰慕、佩服陈鸣远的紫砂技艺，都以陈鸣远制器题诗落款为幸运事。陈鸣远先后与陈维崧、汪柯庭、杨中讷、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在交往过程中，陈鸣远听取、吸收、采纳了这些文人学士对紫砂器物制作的喜爱和偏好，积极地将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建议付诸实践，并由此开创了紫砂文具制作的先河。回顾历史，纵观明清交替的政治形势变化，并未对宜兴陶业发生不良的影响。清代时包括紫砂业在内的整个宜兴陶业在向前发展，一些明代未年起就参加紫砂行业的名工巧匠，也都继续从事他们的创作。
到了清初雍正和乾隆年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汉文、杨季初、张怀仁、陈滋伟、杨彭年、杨凤年、邵大亨、朱石梅、吴阿昆等。其中陈汉文精工制紫砂壶，尤善铺砂，杨季初善制菱花壶，张怀仁善于壶技篆刻,以仿唐代书 法家怀素的笔法知名。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壶，并承制宫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则以体质坚净、款式精雅而著称，邵玉亭所作“乾隆御制”壶 ，亦工雅可观。陈文伯和陈 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畅销日本。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宜兴窑区的集市贸易仍很繁盛。相传今汤渡镇附近的建墩和台墩两处废窑，即是当时的窑址。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因遭焚掠破坏，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后期者造恢复，产量持续上升，但在工艺水平方面却停步不前，制壶名手亦寥寥无几。少数水平略高的艺人，如周永福善制鹅蛋壶，主要是学习邵大亨的技法。据说，其佳者可以夺真。邵赦大以杨彭年的作品为准则，“心摹力追，尽传其妙”。还有蜀山人蒋德休，壶艺极精而无师承，善制壶、盆、盘及书案陈设等器，“色工致，为一时冠”（宜兴荆溪新志）。清末的制壶巧匠和雕刻名手还有邵友廷、黄玉麟、冯彩霞等，其中邵友廷是紫砂产区上岸里人，善制掇球、鹅蛋等壶。
清未的紫砂雕刻艺人则有沈才田、陈柏亭、陈砚卿、罗兰舫和邵云如等。其中以沈才田和陈柏亭最为著名。还有一位邓奎，字符生，擅长书法篆刻，他曾为上海瞿氏（瞿应绍）到宜兴监制紫砂壶，并加刻花卉和铭记， 署款为“符生”，器底有“符生邓奎监造”或“符生氏造”等篆文方印，但其艺术水平要比“曼生壶”略逊一筹。
清代宜兴陶业的进一步繁荣，与明清之际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宜兴陶业中的手工业工场，大致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那时，宜兴出现了一批新兴“窑户”。每年能独资烧出 30－－40窑的陶器，同时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用地租收来补充陶业的奖金。他们的经营方式多为独资或由一个家庭经营，雇用四、五十名以至上百名工人，由“帐房先生”管理日常事务，“大长头”（窑户所信任的 熟练工人）负责工场的劳动安排。在产品的销售方面，则已出现了中间剥削的“牙行”。“牙行”分作“正货行”（又名“印只行”）和“资货行”（又名“号货行”或“炉头行”）两种，前者经营的品种多，资金足，由大窑户自行开设或由外埠陶瓷商店前来产区开设，后者不设门面，很少资金，专门代客买卖，负责中小窑户和小业主的资品陶瓷。“正货行”多在淡季收购囤积，旺季向外推销，或代客买卖，以获得高额利润和“行佣” ；“次货行”则买空卖空，以剥削小窑户和小业主，并加速了后者的破产。
清代晚期，宜兴陶业工人的内部分工，也随着手工业工场的形成而愈来愈细。如泥料的采掘、加工以及釉料的制作，就分作三个工种。随着分工的细密出现了多种行会，各自都有行规，不能随便逾越。
紫砂器的进入宫廷，与文人学士的爱好进一步结合，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是清代紫砂业保持旺盛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乾隆、嘉靖年间开始，由于金石考据之学盛行，官僚士大夫爱好古代钟鼎彝器等文物，他们也把这种爱好引入紫砂壶艺之中。这种仿古之风到晚清时更为流行，紫砂名艺人黄玉麟为金石家吴大征专仿古壶便是明显的例证。这类仿古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人的自由创作，失去了紫砂器淳朴自然的风格。
宜兴紫砂器和宜均器的外销，大约始于明代未年。紫砂器系由葡萄牙人最先带到欧洲，被称为“朱泥器或红色瓷器”受到欧洲人的欢迎。明清之际输入日本的紫砂器也很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古董商人纷纷来我国罗致文物，宜兴的紫砂器和宜均器也在收购之列。由于前代留下的紫砂 器并不太多，“区区茂器不足以供无尽之取求”（见寂圆叟着《陶雅》）于是在宜兴产区出现了竞相模仿古器之风，工艺水平虽大不如前，但却为紫砂业大国外扩大了市场，当时以销墨西哥和南美洲等国较多。
随着陶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销售地区的扩大，宜兴陶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又向商业资本方面发展。纷纷在上海和苏浙皖各大码头开行设店，甚至到国外开设陶瓷商店。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国以前就开设在上海的“鲍鼎泰”和“鲍生泰”两家陶器店。其后于1816–1911年间在上海、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开设的陶瓷商店就达十家。二十世纪初，丁山鲍、陈两姓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鼎生福”陶瓷店，直接销售主要为橡胶业服务的洋坛、大龙缸和大腰元等贮存生橡胶的陶器。
广东陶瓷变迁史
广东因宋置广南东路而得名广东。从现有广东考古取得证据知，早在6000年前几乎是广东全境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陶器。尤其是海南、广西北流、阳江、南海石湾、潮州、兴梅等地有山有水的地方，因为在那个时代先民们做陶器，要本地有泥料、有山草树枝、有水。所以广东的陶瓷产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自古就形成三大片区，有韩江榕江水系的粤东产区，有西江北江流经的粤中产区，有沿海和小江小河的粤西产区。此说的依据就是三片产区的陶瓷风格、文化即便用现代的眼光看，仍然不相同而是各有特色，石湾公仔和潮州仕女谁都能区分开来。
到了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广东的产品有陶器也有瓷器，由于生产文明程度有很大提升，陶瓷逐步形成一个存在于民间的手工行业，形成了陶瓷生产聚集区，中心地方就是佛山东平河东北角一片的石湾，韩江岸边的潮州枫溪，韩江上游岸边的大埔，北江中游的清远，还有廉江、电白、茂名等地方。
到了二十世纪末期，广东陶瓷生产进入现代工业化阶段，产区更集中在两大片，一是东平河(石湾江)两岸的石湾与南庄，另一是潮州枫溪及其周边乡镇。
进入21世纪，广东陶瓷进入先进制造业阶段，陶瓷产业按照本土化、搬迁、转移、退出四大类型找出路或格局。广东陶瓷产业的中心(总部)留在佛山和潮州，产地则大大的拓散。第一是两地的周边，如恩平、召庆、清远等;第二是邻省地区，如广西、江西、湖南;第三是更远的各省，如四川夹江、沈阳法库等地。
广东陶瓷产地的变迁有典型性。一是产业的“游牧式”本性，规模太大、太集中后一定要变;二是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水平愈高，环保要求愈高，陶瓷业被“请”走的可能性愈大。
话又说回来，陶瓷好像是有灵性、有个性的一个族群，一万年都没有湮灭，说明生命力很强，人类需要陶瓷，所以前景仍然是美好的。
陶瓷纹饰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辉煌灿烂，陶瓷纹饰作为陶瓷艺术价值的显现也是历史悠久，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特征与魅力。
新石器时代的各种彩陶，属彩装饰。这种低温彩的装饰功用，类似于后来的釉。各种灰陶、黑陶、红陶、褐陶等上的刻、划、堆贴、锥刺的云雷纹、绳纹、平等线纹等等，属胎装饰。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陶器以胎装饰为主。
殷商奴隶制时期：出现了以印花、堆贴为主要装饰手法的原始青瓷。
至东汉到三国，是我国陶瓷完成从无釉到有釉，釉层由薄增厚，实行通体施釉。釉层光润似玉的重要阶段。装饰特色质朴、有厚重的装饰味，简淡空疏。釉装饰已经萌芽，三国至西晋晚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到东晋已经成熟并流行起来；这个时期的釉装饰，无论点彩、釉下彩绘，均为高温釉料作成，与胎体一次烧成， 即为高温彩釉。
隋、唐是我国陶瓷各种纹饰、装饰手法大发展的时期，以唐三彩、长沙窑彩绘、巩县青花为代表的釉装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我国陶瓷装饰呈现出崭新的气象。有胎装饰：在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及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的各大名窑，“重釉不重纹饰”，故纹饰很少。这不多的纹饰几乎全是刻、划的莲瓣纹之类的胎装饰。釉装饰：点彩、条彩、斑彩，这是高温彩釉。彩绘：这是该时期大量兴起的陶瓷装饰工艺，继承六朝传统，以长沙窑最为丰富，越窑巩县窑有少许。常见有褐、绿、兰、红等色。彩绘无论釉上釉下，均是高温彩绘，一次烧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低温二次烧成的釉彩。这是我国陶瓷釉装饰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有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
宋代，是中国瓷业蓬勃发展的时代。纹片釉与雕花影青与釉上加彩等技法的运用，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胎装饰，以印花、划花、刻花为主，雕、塑、堆、贴、镂等技法用的较少。以定窑系白瓷印花，耀州窑系青瓷刻花划花，青白瓷系列划花最有代表性。釉装饰，有进一步发展。宋代出现了磁州窑系的釉上彩或釉下彩装饰工艺与釉结合的新型装饰工艺，白釉釉下黑花，釉上红绿彩就是典型。主要形式是绘画、诗文。青花瓷这种釉下装饰工艺，继承唐代传统，有少量生产。宋代青花数量虽少，意义却比较重要，它使唐代开创的这种釉下装饰工艺没有中断，得以延续，就为宋以后青花的大发展提供了工艺技艺传统。
元代，德镇就已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青花、釉里红和卵白釉的烧成，使景德镇的陶瓷装饰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元代陶瓷以其“丰满华丽，层次分明”。元代以青花、釉里红成就最大。元青花上承唐以来釉装饰工艺技术而大加发展，下启明清青花的黄金时代。
明代釉装饰进入绘画时代，以青花为主流，发明，发展了五彩、斗彩、素三彩等。
清代的釉装饰更发展到极致，以各种彩瓷为主，青花次之，大量使用色釉。彩瓷中以粉彩为代表，到中晚期占主导地位。
紫砂的历史
紫砂的起源一直颇受争议。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传世实物，考古界一般认为紫砂始于明代。1976年，宜兴红旗陶瓷厂在丁蜀镇羊角山施工时，发现了一座古窑址，根据窑址堆积层中发现的北宋时期的乱砖以及众多早期紫砂残片，考古人员推断紫砂应始于北宋。但这一论断在学术界颇有争议。杭涛认为，仅凭北宋时期的乱砖就推断紫砂始于北宋不太科学，而且在宋元时期的墓葬中没有发现过与羊角山窑址发现的紫砂器相近的陶器。
紫砂是陶的一个特殊种类，盛产于宜兴丁蜀镇一带。在丁蜀镇蜀山西南片300米左右范围内，考古人员重点发掘了一个废弃物堆积层和一座清朝中期停烧的古窑址，从中采集到了大量从明末清初到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紫砂残片。这次发掘新发现了许多紫砂款识，款识类型多样，有堂斋款、人名款、店号款、诗联款、年号款、花款、器名款、伪托款等。早期地层中的款识以刻款为主，晚期地层中的款识多为印章款。
紫砂是一种炻器，是一种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的陶瓷制品，其特点是结构致密，接近瓷化，强度较大，颗粒细小，断口为贝壳状或石状，但不具有瓷胎的半透明性。宜与紫砂器胎质具有这种特性，而且，于器表光挺平整之中，含有小颗粒状的变化，表现出一种砂质效果。
精品南瓜紫砂茶壶-紫砂壶
紫砂器以器型，泥色和儒雅风采取胜。
其器型方非一式，圆无一相，千变万状。
紫砂器的泥色有多种，除去主要的朱泥、紫砂泥外，尚有白泥、乌泥、黄泥、松花泥等各种色泽，紫砂器不挂釉，而是充分利用泥本色，烧成后色泽温润，古雅可爱，紫砂器面还具有亚光效果，既可减弱光能的反射，又能清晰地表现器物形态、装饰与自身天然色泽的生动效果。紫砂陶质地古朴纯厚，不媚不俗，与文人气质十分相似，以至文人深爱笃好、以坯当纸，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或刻以花卉，刻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据不完全统计，依据实物可考，从明正德（公元1506年）开始，至清宣统（公元1911年）止，以各种形式参与紫砂陶瓷设计、创作的著名学者、诗人、艺术家不下九十余人。这种情况，各代相延，因此，紫砂陶从形、质、色、神、气方面都显示出一种儒雅风韵。
紫砂器是极其珍贵的，有“价埒黄金”、“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土一丸”之说。在宜兴紫砂器中，最受称颂的是紫砂茶壶，而紫砂茶壶的兴盛与饮茶风尚的盛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前人总结出紫砂壶的七大优点：
其一，用以泡茶不失原味“色香味皆蕴”，使“茶叶越发醇郁芳沁”；其二，壶经久耐用，即使空壶以沸水注入也有茶味；其三，茶叶不易霉馊变质，“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文震亨《长物志》）；其四，耐热性能好，冬天沸水注入，无冷炸之虞，又文火炖烧；其五，砂壶传热缓慢，使用提携不烫手；其六，壶经久用反而光泽美观，“壶经久用，涤拭日加，自发暗然之光，入手可鉴”（《阳羡茗壶系》）；其七，紫砂泥色多变，耐人寻味。明代中期以后，紫砂制作，名家迭起。风格多变。明之供春、时大彬、徐友泉，清之陈鸣远、陈汉文等，都是一代巨匠。干隆时期的陈鸿寿与陶艺家杨彭平等合作制作的曼生壶，融紫砂与书画，镌刻于一炉，把紫砂艺术推向高峰，他们都受到人们的称道。
紫砂的出名得益于明代一位叫供春的制壶艺人，现在国家博物馆里还珍藏着一把当年供春制作的紫砂壶，算起来这把壶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供春以后名人辈出，清代康熙时期的陈鸣远承袭父业，把紫砂陶器的制作推向了更高的水平。陈鸣远的父亲叫陈子畦（葵），明末清初的时候很有名气。受父亲的熏陶，陈鸣远也很快成为了制壶高手。他的作品，刻意模拟自然界的花草树木、瓜果蔬菜、鸟兽鱼虫的形态。
我国卫生陶瓷发展历史
当前的卫生陶瓷市场竞争已更加白热化，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卫生陶瓷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
1925年，唐山启新厂生产出中国第一个陶瓷洗脸盆，揭开了中国现代卫生陶瓷的发展历史。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卫生陶瓷基本上是处于根据国外样品进行简单仿制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以唐陶、唐建陶为首的国有卫生陶瓷企业，承担起民族卫生陶瓷振兴和发展的大旗，开始进行自主创新和实施体制改革，开创中国卫生陶瓷全新的发展思路，整个发展过程可以归纳四大阶段：
从简单仿制到自主创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结合与多年经营发展的技术积累，使中国卫生陶瓷逐渐摆脱了仿制时代，一部分国有卫生陶瓷企业，开始大胆进行自主创新，不仅涵盖了外型结构的创新设计，更是在原料配方上进行大胆突出，提出许多优良的新配方，大大节省了生产成本。这个时期，牢牢占据了整个国内市场，并形成北唐陶，南佛陶的发展局面，并且卫生陶瓷产品也开始少量出口，这个时期，基本上是国有卫生陶瓷独步天下，起到了行业标兵的作用，带动了整个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是国有卫生陶瓷企业发展起步期，并在消费者心里中形成了绝地影响的。
境外卫生陶瓷品牌进入阶段
随着1989年以美标为代表的外资卫浴陶资企业在中国的进入，外资卫生陶瓷企业在品牌上的多次成功操作，加之当时国人浓厚的崇洋风气，而此时的国内卫生陶瓷品牌主要还是集中在中低端，从而使得外资卫生陶瓷品牌未遇多大抵抗，就轻易占据国内高端卫生陶瓷市场，成为众多星级酒店卫生陶瓷的选择。国有卫生陶瓷企业从此丧失了进入高端卫生陶瓷市场的绝好机会。不过，这段时期，国内卫生陶瓷需求巨大，加之外资品牌集中在高端发展，对国有卫生陶瓷品牌中低端市场尚未形成实质的冲击，形成了一段外资和国有卫生陶瓷企业共存共荣，互不侵犯的局面，同时，此时的中国卫生陶瓷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开始批量出口国外，并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供货来源，形成卫生陶瓷发展的井喷黄金期。但正是由于这些良好的市场机会，使得许多国有卫浴陶瓷企业放松了品牌成长的动力，最终为未来的成长危机埋下了隐患。
卫生陶瓷"国退民进"的阶段
进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加之国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逐步提高，以佛山、唐山地区为代表的卫生陶瓷产业集群开始出现，然而由于国有卫生陶瓷体制的束缚，在产品创新和售后服务上没有跟上时代需求变化。而在此时，佛山、唐山，许多民营卫生陶瓷企业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展现其灵活性，逐步在当地形成了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模式，产能急剧放大，成本也大大降低，设计创新的元素增加，同时也建立起严谨的产品质量作业，整个产业集群竞争力大大增加。但外资品牌却同时也在向中端市场前进，在双重夹击之下，国有卫生陶瓷企业市场大幅度萎缩，经营出现困难，加之这个时期全国兴起的合资潮，国有卫生陶瓷纷纷与国际卫浴企业合资、合作，寻求企业体制成功转型之道，四维与杜拉维特、美林与成霖、北陶与TOTO等等。许多曾经辉煌的国有卫生陶瓷企业，逐渐淡出普罗大众的视野。据原四维陶瓷董事长，现美林卫浴总经理和成霖高宝总经理陈宗云说道，如果没有90年代中国卫生陶瓷新旧企业顺利交班，就没有中国卫生陶瓷今天在世界的地位，卫生陶瓷的成功过渡，老一辈企业的创导者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
国内卫生陶瓷品牌兴起阶段
进入21世纪以后，民营卫生陶瓷企业已经过十余年的成长历炼，在市场无情的洗礼中，逐渐意识到品牌对于卫生陶瓷企业健康成长的无可替代性作用，逐渐强化品牌力的成长，注重市场渠道的建设，大力发展经销体系，同时，强化产品的创新和质量控制。这个时段，各项企业和产品认证风起云涌，为民营卫生陶瓷品牌发展奠定了基础。整个民众也开始摆脱了盲目祟洋的风气，并更加关注产品的性价比，这给民营卫生陶瓷企业提供了市场成长的机会，许多卫生陶瓷企业开始进行产能扩充，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许多台资卫生陶瓷企业如成霖、和成也把其先进管理模式带进中国卫生陶瓷行业，从而为整个国家卫生陶瓷企业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时卫生陶瓷企业管理水平出现质的飞跃，并且由于民营卫生陶瓷企业在销售上的灵活性和网点服务的完备性，逐渐开始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并因此出现一大批优秀的民营卫生陶瓷企业，掀开了中国卫生陶瓷发展史上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