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陶艺家正埋头创作。本报佛山讯（记者徐靖、何波实习生徐章龙通讯员周功业、杨丹纯）昨日，南风古灶500年大庆迎来重头戏，由美国、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陶艺名家，以及国内工艺美术大师和佛山本地陶艺家近50人组成的国际柴烧创作营正式开营。未来10多天里，中外陶艺家将在南风古灶这一世界最古老的龙窑内，进行个性化的创作活动。
昨日下午，陶艺家们开始在创作营内进行创作。记者看到，不同肤色的陶艺家们各施技艺，用完全产自佛山石湾的泥土或陶土制作成各种作品。“中国陶艺家的作品普遍都很细腻、很精致，而西方作品多半显得很抽象，表面看起来显得有些粗糙。”一位参观者如是说。
据悉，从9日开始，陶艺家们将围绕建筑陶瓷艺术、环境陶瓷艺术、生活陶瓷艺术、装饰陶瓷艺术和艺术陶瓷等五个主题，设计创作各种陶艺产品。这些陶艺作品将于6月21日进行上釉，并送入南风古灶龙窑煅烧。开窑出来的作品，将于27日集中到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举行陶艺家柴烧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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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陶艺与现代陶艺
陶瓷的发明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原始的守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和定居的生活；陶瓷的发展史，是人类进化的文明史，它影响着整个人类科学、文化艺术的进程。
陶瓷的发展，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同时也伴随着人类审美水准的提高；科技中有艺术、艺术中有科技。
陶瓷的产生，首先考虑的是满足人类自身实用功能的需要，同时在实用的基础上，通过造型和装饰又寄托着原始的朴素美，继而脱离实用功能，从纯精神的情感的需要为出发点，另僻一条纯艺术的道路。
陶艺发展的开初，本属民间艺术，它根植民间的土壤，来自民间，用于民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曾有着壮观的发展和规模，中国陶瓷曾征服了海内外的人心、民心，震憾了海内外的帝王将相。
中国皇帝在景德镇曾多次设立御窑厂，为陶瓷的发展、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越到后期，由于统治者审美水准的低下，又要附庸风雅的虚荣心态，形成了一条繁琐、堆砌、做作、空虚的宫庭艺术格式，因此就有官窑民窑之分。
民间陶艺，尽管经历着各朝的风风雨雨，它仍显示了不平凡的生命力，如今在现代审美趣味的趋使下，在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世界性潮流中，更倍受重视的顽强的发展起来。
一、民间陶艺的特征
民间陶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土生土长、地方特性、地方习俗很浓的一种群众性创造。
民间陶艺有结合实用的，也有纯欣赏性的。民间陶艺从造型到装饰，既没有重大的历史题材，也没有现实中的重大内容，它往往反映着人们淳朴的、善良的、理想的、吉祥的愿望，流露着纯真的乡土感情和对人生、大自然的深刻涓涓思念；形式大方、朴素、不加修饰、不求形似、只求意到；用笔弄刀，运用自如，活泼、粗犷、洒脱、自然天成；形象处理，高度简炼、概括、夸张、稚拙之美、妙趣横生、耐人寻味；要说现代抽象艺术的发源地在哪里？我看就数民间陶艺了，因为距今七、八千年前的彩陶纹样就是抽象的典型。民间陶艺的选材，往往不求高品格，只求价廉物美，因材施艺，化腐朽为神奇。对于艺术创造来说，材质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加工细致，纯度很高的材质，固然有它用武之地，而粗加工，纯度较底的材质，更能体现粗犷，朴素，原始的材质本身的美，因为这种材质一经火焰烧成后，化学反映复杂表面肌里效果丰富。从而使纯真的感情，自由的艺术风格，得到更好的体现。
景德镇的民间青花坯胎，就是采用含铁质较高的下脚料，使用单纯一种青料彩绘，有料有笔，层次分明，在单纯中见真情，从素雅中见含蓄。再加上使用白里泛青的石灰石釉，一次高温烧成，画面呈现青白相映，晶莹透彻，“娇翠欲滴”，互为渗透，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
手艺是民间陶艺的重要特征，只有纯熟的手工技术，手感、才更具人情味，才更能随机应变的体现心灵的感受，才能产生千变万化的笔迹刀痕的艺术效果，才能更加直接的显示人的智慧和创造性。
火焰是陶艺最具特征，最受制约的一关，所以陶艺也可说是火的艺术，任何不经火的考验，就谈不上是陶艺了。
火是可怕的，但人为的控制它，又能造福于人类，造就着千变万化，神奇莫测的釉彩。钧瓷无双，靠的便是火焰的变化和气氛的控制。制约看起来是坏事，也是好事。人们不可能超越制约的一面，但只要能在制约的范围内去充分发挥其特殊作用，这才是陶艺的真正语汇。民间陶艺便是最能适应的体现火焰的作用了。
民间陶艺，从立意、选料、造型、制作、装饰、火焰的运用，都是有机的完整的结合，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处理得当，才能产生和谐的，自然天成之美。
二、景德镇民间陶艺的现状
a、现代工业的冲击
自从五十年代初期，将无数个体的，作坊的生产方式，改造成全民的大规模的、号称十大瓷厂（最大的五千人左右）之后，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工艺流程，也不遗余力随之改造，曾显赫几个世纪，为中华民族为之夺魁的几十座传统柴窑被倒焰煤窑所代替（至今仅保留二座柴窑“，随后手工淘泥，手工拉坯，修坯，手工绘制民间日用瓷，都用机械精制原料，机械压坯修坯，用花纸贴花，用橡皮印花所代替，几乎凡是用手工的工序，都进行了改造，因为手工被认为是“落后的”；同时将景德镇传统的多品种单件艺术瓷、小配套的日用瓷、釉色以白里泛青为主体的产品结构改造成以高白泥釉、大配套的日用瓷为主体的产品结构。于是产量扩大了，数量提高了，然而原料单纯了，温度一致了，装饰规范化了，质量降低了，原有的手工淘泥、拉坯、修坯，民间青花几乎都不见了；更可怕的是这种技艺被淘汰了。景德镇的优势和固有特色几乎被消亡了。
B、宫廷艺术的冲击
景德镇自从有了御窑厂的建立，宫廷艺术就开始产生。这些专为皇宫营造的瓷器，民间不得使用。宫廷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不惜工本，从原料的选择、加工、造型、制作之精工，画工之细微，烧炼之讲究，都是优选最佳；另一方面，画工由原来的自由选择题材内容，自成画风，到完全听从督陶官的指挥、宫廷意趣和画风所左右，于是由自由、泼辣的画风转到工整、呆板，以致到繁琐、堆砌的宫廷艺术画风；同时们误认为，宫廷主张的、喜欢的东西一定是好的。于是这种画风一直延续至今，越来越繁琐，越来越刻板。更令人痛心的是，如今的许多海外华人却误认为这是中国传统陶艺的代表；外贸人员也以画工的多少和画面的繁简来定价格了。
C，文人艺术的冲击
民间陶艺与文人艺术，有它共同的东西，也有它不同的东西，民间陶艺讲究直观、单纯、明快、夸张、趣味；文人艺术更讲究意境、含蓄、诗画、金石相配。在装饰方法上，民间陶艺，当它装饰一个主体的器皿时，它往往考虑的是全局，是面面可观，是与器皿的高度结合；诗书画不同时装饰在一个可视画面上，图章或年号是写在器皿的底款上。这样更能使人感到它们是一个完美的立体的整体。
文人画则不是这样，而是将一个立体的器皿当成平面来装饰，诗书画、印章，同时在一个可视画面呈现，其它的几个面也许就毫无价值。这样的画面往往呈孤立的，有强加于器皿之感。至于民间陶艺那种，自由、洗染、奔放的潇洒风格更是没有。但是文人画的社会基础雄厚，格调高雅，书卷气浓，一旦将其搬到陶瓷装饰上来，也就很快占有了重要的席位。
纵观这些因素，都对民间陶艺的生存、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的冲击。现在我们要呼吁、要用现代观念来保护和发展手工民间陶艺，要适当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使其更具现代人审美心理的现代民间陶艺。
三、现代陶艺
现代陶艺是现代文人用现代的审美观念，采用可塑性很强的土质，直接手工成型或用一定的科学手段辅助成型，经火焰烧成后形成一种硬性的、永不变质的一种陶艺。
陶艺有原作陶艺，有产业陶艺。产业陶艺是指通过模具或机械的手段能大量或批量生产同一造型或画面的陶艺产品。目前这类产品在国内有所发展，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可以价廉物美。原作陶艺系指直接用陶土、瓷土手工成型、加工、烧成或烧成后再行加工多次烧成的单件作品。
现代原作陶艺，既不是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也不是现代工业设计。它是用现代艺术观念来表现一种纯精神和情感的、个性化很强的纯手工原作陶艺；它可以说是民间陶艺的延续的发展，是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综合体现；它重新恢复自由、奔放、纯朴、天趣的艺术风格；它重新肯定手工的价值；它放宽了对材质的运用范围和对泥土本质的探求；它不拘一格的追求更多的表现手法；更重视火焰的神秘作用和偶发性的肌理效果。它是民间陶艺之光，是回归意识的反映，是二十世纪现代审美的体现。也可说是寻找失落了的民间陶艺的质朴情感和语言以补充、丰富和刺激现代陶艺的新语汇。
现代陶艺的出现，是国际性的普遍现象；是工业化、机械化产品大量泛滥后，失去人情味，而追求回归自然，日常生活归真的情感需要。
这说明科学上的规范化，代替不了艺术上的多样化，复制品代替不了原作，机械也永远代替不了手艺。
现代陶艺是交叉的综合性的学科，科学中有技艺，技艺中有科技，科技需要艺术，艺术需要科技，科技为陶艺的发展开僻了前景，陶艺的发展又体现了科技。陶艺的构思、构想、设计必须通过科技得以实现。对现代陶艺的创造，适当的采用科技成果是可取的，滥用科技成果是可悲的。
陶艺的制作和装饰过程，不能立即看到最终效果，往往处于朦胧状态，只有通过火焰，才能最后显现真面目，因此要求陶艺家具有多方面的知识，既要有科学的头脑，又要有艺术的细胞；既要能熟练的驾驶材质、制作过程、烧成温度的选择的控制，又要有现代的造型能力，只有在基本上掌握这二方面的知识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发挥材质、工艺流程、烧成的特殊作用，现代陶艺这一特殊的个性语言才能得到发挥。
四、中国现代陶艺家的处境
中国的陶艺家基本上都是在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工厂、研究机关、学术里进行创作，其主要创作任务是为生产服务；其主要考虑的是适应市场，适应生产规程，适应大量的推广，要陶低成本。他们不可能用过多的主观意识强加于生产，强加于市场，当然这是主要的，但长此以往，陶艺家也就很难发挥自我的创作性和个性。
中国现代的原作陶艺，还处在萌芽状态，还难于很快扩展。
其主要原因是国内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的主要原因：一是作品尚欠成熟，还不够对路；二是经济水平还远不到能购买原作的程度；三是多数文化层次未能达到能接受的水准。
目前有些陶瓷产区的原作陶艺有所发展，主要是销往国外，那些没有打开国外渠道的就难于扩展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陶艺家几乎都没有自己的起码制作、烧成设备，只好求助于大型工厂的大型设备。这些工厂一般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多属大批量，有自己特定的规范化的工艺程序，它不可能适应不同陶艺的追求。其结果是陶艺家的追求，只适应现成的工艺流程，而不是工艺流程适应原作陶艺的需要。
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陶艺家，多数懂得造型的，不懂得工艺、泥料、制作，烧成是怎么一回事大都不知道；懂得工艺的又不懂得造型艺术，甚至连一点美感修养、美与丑、高雅与庸俗都分不清。当然这里牵涉到一个如何培养陶艺家的问题，是科学和艺术的分家，还是科学和艺术溶为一体？
综上所述，无疑都影响着民间陶艺、现代原作陶艺的提高与扩展。对于民间陶艺来说，一方面要避免淘汰或否定，要弘扬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抬高它到不适当的程度，要扬弃其封建
藏者之乐名家墨彩“鲤鱼游”
远山朦胧，绿水流韵，渔舟唱晚，野渡无人，我国的水墨画以其幽深而辽远的意境而让人心醉。到了清代，随着瓷器表现手法的纵深与拓宽，就出现了如水墨画般的瓷器，这便是“墨彩瓷”。
严格来说，墨彩瓷并不是瓷器的一种，“墨彩”只是一种表现手法，在五彩、珐琅彩以及粉彩之上都有应用，这些品类集中起来称作“墨彩瓷”。墨彩瓷是先在烧成的白中泛青的瓷器上施以水墨彩，然后再经低温烧成，宛如一幅幅水墨画，因此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墨彩是以水墨彩绘为主，辅助性的有部分粉彩，如蓝粉、淡黄等，不过，墨彩瓷上粉彩面积都不是很大，主要起点缀作用。
墨彩在明代时就有应用，在五彩瓷上常有表现。不过，墨彩真正的兴起是在清代雍正时期。清朝到雍正时，社会安定，国富民强，老百姓安居乐业，朝廷不胡乱折腾，所以经济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再加上雍正本身就是一个见解独到的艺术鉴赏家，在他当政期间，对瓷器的烧制更是不遗余力。雍正虽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但其内心倾向于道教，所以，雍正时期的艺术品多讲究淡雅，天然不事雕琢，与道家文化“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一致的。所以，墨彩瓷在雍正年间突然勃发并蔚为大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明清两代，宫廷对瓷器的偏爱，使得官窑对瓷器的烧制不惜成本。景德镇官窑集中了一大批全国一流的瓷器烧制专家，致使几百年来景德镇精品迭出，以致于后来成了瓷器的代名词。不过，随着清朝国力的衰落，景德镇官窑也渐渐衰落下去。而这时，流落到民间的一些陶瓷艺术家便异军突起，开始引领时代的潮流，像著名的“珠山八友”便是其中的一支中坚力量。
“珠山八友”是景德镇官窑衰落后一批粉彩和瓷板画名家的统称，因为在艺术上追求“扬州八怪”的意境，所以仿其名曰“珠山八友”。在“八友”中，邓碧珊讲究“中西结合”，东方神韵融合西洋技法，颇为当时敬重。邓碧珊有“鱼王”称号，因为他从小生活在鄱阳湖畔，钓鱼打渔是生活常态，所以，对鱼十分熟悉。邓碧珊的《鱼藻图》笔调细腻、情趣高雅，使鱼“游而不散”，活泼生动，在当时名重一时。
看邓碧珊的“鲤鱼跳”墨彩瓷，只见水草高耸而曼妙，鲤鱼游动而生姿，不见水波，却把清波绿水的神韵刻画得淋漓尽致，非常传神。其上有题字曰：“映鳞游渊”，并作词以记之，“不是烟波客，胡为伦钓竿。信手挥来鱼奴尾，愿君应向画中看”，有告诫人们多欣赏鱼，不要为吃鱼而钓鱼之意。后面落款，“戊辰秋月，铁肩子邓碧珊绘于珠山客邸”。戊辰年为1928年，当是邓碧珊晚年的作品，铁肩子为其号，有“铁肩担道义”之寓，可以想见老先生的风骨。
玛雅文化的陶艺
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在一片丛林与峡谷共生、火山与低地并存的土地上，孕育和成长了美洲大陆上最为辉煌、瑰丽的早期人类文明——玛雅文明。 玛雅文明约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公元3至9世纪为繁盛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玛雅人在艺术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在工艺美术领域，玛雅人所获得的巨大发展更成为其众多艺术成就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玛雅的工艺美术主要包括陶工艺、玉石工艺、金属工艺以及石雕工艺，而这其中又以陶工艺最为出色，最能体现玛雅工艺美术的风格特征。 从前古典期早期开始，玛雅人就开始制作陶器。他们的陶工艺品主要有三种类型：器皿型陶器、雕塑型陶器和陶塑工艺品。这些陶工艺作品多以当地产的黏土为原料，为了使之具有更好的可塑性和强度，玛雅工匠在制作陶器时常在黏土中加入沙、磨碎的昆虫壳和贝壳以及火山灰或有机纤维等材料。陶器的制作通常是用一种或三种方法相结合而制作的：徒手制模、盘绕成形或模制成形。小型的器皿一般用手直接制作，而较大的器皿，内壁用黏土盘绕制成，还有一些器物则是用手工或模制的部件装配起来的。
明朝著名四大紫砂名家大师
明代是紫砂茗壶的兴旺成熟期，名手辈出，代有精品。至今有实物遗存并有制作者记载的，当属明正德年间的紫砂壶名师供春，供春之壶，制品很少，留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自从供春树瘿壶问世以后，继起的名家有董翰、赵梁、元畅、时鹏，称为“四大家”
李仲芳制作的紫砂壶
四大家以后有李养心，号茂林，也是明万历时名艺人。他善于制作小圆壶，世称“名玩”。他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以“小圆壶李四老官”得名。起初，名家壶坯都附入缸窑烧造，没有用匣钵封闭起来，因而都“不免沾缸坦釉泪。”从李茂林开始，“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从而防治了紫砂壶的粘染釉泪。
相传供春曾经带过一个徒弟，他把制壶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这个徒弟叫时大彬。时大彬既继承了供春制壶地传统，又创造出自己地特色。他淘土为壶，有时杂以砂土，作品时见巧思，出人意外。他开始制作地时候还只是单纯地模仿供春，以大壶为主，后来和当时著名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等交往，突破了老师地樊篱而多做小壶，更加符合文人地美学趣味，因此当时就有“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这类推崇的诗句。时大彬也有两个徒弟叫徐友泉和李仲芳，都行大，因而又有“壶家妙手称三大”的说法。李仲芳，其艺术成就与师父不相上下。
紫砂茶具的制作，已经有简单朴素而渐趋文巧。李仲芳父主张复古，极力“督其敦古”；李仲芳是主张趋新，不同意敦古的意见。父子争论激励。据传，有次仲芳做好一把壶，急忙送到父亲面前问道：“老兄，这个如何？”从此，人们称仲芳壶为“老兄壶”。据文献记载，仲芳“后入金坛，卒以文巧相竟。”《阳羡茗壶赋》评论李仲芳有“仲芳骨胜而秀出刀镌”之语，可见其壶艺技法的精绝。至于徐友泉的作品，则又别具一格，他喜欢仿效古代瓷器尊罍的形制。造型式样较多，而且泥色也变化多端。文献上评论他的作品是“种种变异，别出心裁”。和上述“三大”同时或稍后的名手，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时英、陈俊卿、沈君用、陈用卿、陈仲美、陈和之、承从云、沈子澈、惠孟臣、陈子畦等人，争奇斗艳，壶式千姿百态，制作了许多超越古人的作品，都为人们所宝重喜欢。
明代的紫砂杯与紫砂壶，不但式样变化多端，壶形大小也很不相同。大体上说，明万历之前，好尚大壶；万历之后，壶形日渐缩小。时大彬自他游娄东和诸名士交接之后，才改作小壶。以后徐友泉诸家，更向这一方面推进，从“盈尺兮丰隆”转向“径寸而平柢”一途。明末清初更有陈子畦、惠孟臣都是“小壶精妙”、“各擅胜场”的名手。壶形由大而小，不得不承认决定于士大夫饮茶趣味和习惯的改变，逐步走进千家万户，集家居装饰、实用性、艺术性为一身，得到人们的喜爱。
佛山的历史发展
一概况
嵌镶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风和日丽，人杰地灵。城区、石湾、顺德、南海、三水、高明，正以无愧于共和国重托的自信和豪迈，走向繁荣，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历史悠久的佛山，曾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曾有过商业鼎盛，街市繁华的辉煌；曾有过“南国陶都”、“南国红豆”的美誉。
然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东方古国的大门，佛山亦曾历经百年离乱，百年求索，百年抗争。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抹去祖庙的积尘，扶正梁园的断垣，佛山人民勃发鼎新革故的活力，创造了且还在创造着令世人瞩目的业绩。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和投资硬环境40优之一；联合国评定的全球98个人类住区优秀范例城市之一；全国“十佳工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洁净城市”、全国“双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城”……犹如一束束报春花，佛山人以其传统的勤劳与智慧，以其放眼世界、瞩目未来的气魄与胆识，编织着繁花似锦的明天。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召唤，佛山没有褪尽千年文明的荣耀，并将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城市的对接。一个科技振兴、繁荣富庶、文明进步、整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将崛起于珠江之滨，为祖国、为人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自然地理
佛山市位于中国广东省的中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北纬22°38′-23°34′，东经112°22′-113°23′之间。距广州、江门、中山、肇庆、珠海、东莞、清远等工商业城市均在50公里左右，离香港、澳门也在100公里左右。地理环境优越，土地肥沃，临近海洋，温暖多雨，四季常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22.1°C,降雨量1490.6毫米。低山丘陵多发育红壤、赤红壤，有少量黄壤，平原则为水稻土、堆叠土。自然资源主要有陶土、玻璃砂、稀有金属和水稻、甘蔗及品种繁多的水果、花卉、江河水产资源等。
三人口面积和区划
1998年，佛山市总面积3813.64平方公里，总人口324.98万人(非农业人口达139.88万人)，其中市区面积77.4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4.44平方公里，人口46.84万人（1949年，佛山市人口总数为14.3万余人）。佛山属广州方言语系，有汉、蒙、回、壮、苗等19个民族，汉族占99.97%。历史上佛山曾属番禺、南海、广州管辖。1949年10月16日，佛山解放，1951年1月12日正式改镇为市建制，称佛山市；1958年设立佛山专区，辖佛山、江门、石岐3市和中山等13县；1970年佛山专区更名为佛山地区，辖14个县（市）；1983年6月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1985年以后，所辖区域全部划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佛山市现辖城区和石湾区，代管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四市(均为县级市)，目前实行市领导县体制。
四佛山石湾
石湾--珠江三角洲一颗璀灿明珠，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东汉时期，这里的文化和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石湾素有"南国陶都"之美誉，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今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地之一。
石湾陶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秦汉时期，石湾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本地出土的大批陶俑、动物、器皿等，证明此时已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六朝时期，石湾人已掌握了陶釉技术。唐代，石湾已出现陶瓷商品性的生产。宋代，石湾陶瓷产品已由圆型窑生产向龙窑生产过渡，逐渐形成了陶瓷商品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明代，石湾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时的石湾，作为民间陶瓷商品生产的集中地(即所谓民窑)，已经形成显著的行业生产特色，兼融中原各大名窑生产技术和高温釉彩的普遍使用，使石湾陶瓷制造技术日趋完善，美术陶瓷以一种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艺术开始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石湾陶瓷的艺术品位。《明诗综》有载："石湾瓦，甲天下"，概括反映了当时石湾陶瓷生产的地位。清代，石湾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各式日用陶瓷品的生产和风格独特的陶塑瓦脊、建筑装饰构件、陶塑神仙佛像、园林用品、外陈设品、文房用具、艺术人物以及花鸟虫鱼等美术陶瓷的生产，不仅经营着中国华南多个省、区的广阔市场，而且,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市场，成为当时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都相当发达的陶瓷生产营销基地，为当时佛山形成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列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四大聚"之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