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是陶瓷艺术创作的源泉,作者只有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创作之中。让观众更好地看见作者所想表达的意图。一个优秀的陶瓷创作者,必定有着丰富的情感,独特的形式,巧妙的构思,最终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一、陶瓷艺术的情感影响其艺术的构思和创作
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情感,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没有情感的作品不能称之为艺术品,情感是艺术家之于其艺术品的羁绊,也是艺术家与观众通过艺术达到交流目的的一个关联。并且,情感同样是艺术家创作与构思的冲动和源泉。在陶瓷创作中,创作是为了表达一种创作者的情感。从陶瓷的构思到它的创作,不仅仅通过形体的塑造来感染人们的视觉,而主要是通过造型中蕴涵的思想,从而影响艺术观众的心里世界。
“国魂”是解晓明博士于1999年创作国魂系列中的第一件陶瓷艺术作品。从情感上说,艺术家当时所处的环境,很多人认为中国陶瓷不行,陶艺不行,陶瓷科技也不行,对于一个中国陶瓷艺术家而言,这样的舆论触动了艺术家的情感,从而促使艺术家产生了艺术创作的冲动,继而创作出了这件作品,完成了艺术家由情感到艺术构思的过程。从形式与创作上说,这件作品是用泥条盘筑的手法盘筑而成,除了颜色釉的丰富多彩,更融入黄沙、食盐,以及一些陶瓷碎片的等等细节,而作品里面的是唐代最鼎盛时期的佛教造像。唐代陶瓷是经过丝绸之路传出去的,而敦煌是陶瓷外传的必经之点。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不仅仅丰富了艺术作品,同时也隐晦地表达了陶瓷外传留在历史中的遗迹,也寄托了艺术家希望中国现代陶艺也能像唐代一样辉煌,引领全世界的情感。所以说这样一个作品,完成了情感和形式,构思与创造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
二、情感影响陶瓷创作的高度
情感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要表达出来的东西,也是促使陶艺家进行陶瓷创作的动力,是促使陶艺家在脑中进行构思,继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创作出陶瓷作品的基础。没有情感的作品不是艺术品。情感是艺术的生命,情感于陶艺作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陶艺家与陶瓷匠人的区别。所谓陶艺家,就是以陶瓷为媒介进行陶艺创作与设计的艺术家。日本陶艺家藤原毛井曾经说:“正是优雅和个性使一个真正的陶艺家与一个仅仅只是制作陶器的人相区别。一个真正的陶艺家必须能体验和分辨音乐、绘画、文字和哲学中优秀的东西。他只有吸收了这些优秀的东西,方能够将力和个性贯通于他用黏土所制之物。”正如前面所举例的作品——“国魂”,情感通过一定构思与一定的艺术技巧,从而创作出了格调较高的作品。
在陶瓷艺术的构思与创作中,情感是他们的基础,也是决定了作品具有的艺术价值,陶艺家在进行陶艺创作时,主要表现为以陶瓷为媒介进行艺术的探求与情感的表达。所强调的是创新能力的突出和个性的张扬。
三、陶瓷艺术的形式与创作
“从本质来讲独特性是艺术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艺术创作是人类一种高级的、特殊的、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造和创新。没有创造,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陶瓷作品形式的多种多样,就是为了符合艺术独特性的本质,所以每种形式的陶瓷作品又有很多不同的装饰效果,从而使得同一形式的陶瓷又出现了不同的美感。
造型之美是形式美中的一种,通过不同的造型创作出不同的形式美,紫砂陶瓷艺术大师顾景舟先生说:“茶壶是喝茶的,是实用的东西,但也要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人家工作一天和劳累,捧起茶壶也是一种享受。一把壶,人家今天用明天厌不行,要越用越喜欢,越看越高兴才行。”所以说,在陶瓷作品的构思当中,应该融入这样的思想,从而用更多、更新颖、更美丽的方式创作出最终的作品。
陶瓷艺术历经千年,经过历代陶瓷工匠和艺术家的努力,陶瓷的造型和装饰都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同一个造型有不同的装饰,同一个装饰风格又配之以不同的造型,极大丰富了陶瓷艺术作品的形式。
装饰之美也是形式美的一种,装饰的技法丰富多样,也就决定了陶瓷形式的多种多样,进而使陶艺家在陶瓷创作时有更多的创新。如,刻划花装饰——元代的青白釉刻花莲花纹盘、印花装饰一一隋代的褐釉印花瓷洗、贴花装饰——唐代的模印凤鸟团花纹壶、剔花装饰——西夏的白釉剔花牡丹纹罐、釉下彩装饰——元代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罐、青花装饰——元代的青花莲花纹盘等等。多种多样的陶瓷艺术形式也为陶瓷创作提供了千变万化的艺术风格。让创作者的情感通过不同的形式更好地表达出来。
“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出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型的概念。”也就是说,通过外部世界对陶瓷创作者的刺激,激起他们的灵感和创作的情感,再经过陶瓷创作者的构思,通过一定的陶瓷表现形式,最终创作出作品。我们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看出,形式之美对于陶瓷艺术的创作是多么重要。
所以在陶瓷艺术当中,情感是一个陶瓷艺术作品的生命,是陶瓷艺术作品的灵魂,是陶瓷艺术家创作时内心构思的灵感源泉,决定了陶瓷艺术作品的格调和内涵。而形式是陶瓷艺术作品的“外套”,它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创作者的情感而服务于作品的,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升陶瓷作品的艺术魅力。在陶瓷的创作过程中,把丰富的情感和极具魅力的形式感融合于陶艺家的构思之中,才能创作出耐人寻味的优秀作品,情感与形式是创作构思的方向,也是决定创作最终格调的两个重要方面。
六十年代,在距景德镇市百余公里的万年大源仙人洞出土了中国大地最早的陶瓷——大口深腹圆底罐及众多的陶片。这是新时期早期遗存下的文物。这处遗址出土的陶片中,已出现原始朴拙的绳纹装饰、刻画格装饰、附加堆钻石。这些距今九千至一万年的简陋线条,揭示了当时的人类已有了审美需求,已开创了使用图画语言来表达某种感觉的美术创作先河。这地处荒郊黄土岗的陶片实是后世震惊全球的华夏陶瓷艺术的源头。此后,陶器的纹饰逐年演变,战国时期彩陶文化已具相当水平,如河南洛阳烧沟战国墓出土的彩绘陶壶,在壶的上方颈部,是对称而多变的规则几何连续纹,在壶的腹壁,这绘有类似孔雀尾毛的图案,其中较粗的曲线勾勒色界,斜行而较细的立线勾勒出羽毛,羽毛组合成雀尾,与雀尾对应的是鸟头,线条回环婉转流畅,多变而不零乱,已具变形艺的雏形,显示出作者高度的才能和熟练的技巧,至今仍具有极强的感染魅力。
陶器的制作导致了瓷器的出现,出土实物和窑址表明,中国瓷器的故乡在浙江,商国之际已有原始瓷器出现,这种原始瓷器可视为陶与瓷的过渡产品,至东汉,瓷器生产已基本成型,浙江上虞东汉窑的产品碎片,表明中国瓷业称雄世界近2000年的历史已经开始了。
瓷器绘画自六朝早期的青瓷釉下彩开始。在未烧成的坯体上用色料彩绘,然后施盖一层透明釉入窑烧成的瓷品,称为釉下彩。由于色彩不暴露在外,又有釉层的保护,故瓷面不会在使用中被磨损,百千年后仍然保持原貌。釉下彩出现初期,由于缺乏精品,并不为社会完全接受。从出土文物的施彩比例看,人们似乎更喜欢无彩的瓷器。景德镇地区的窑厂在唐代已有烧制白瓷的名声。《景德镇陶录》载:“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中秀里人陶氏所烧造。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供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唐代釉下彩产品的代表窑址应算湖南长沙的铜官窑,这是的瓷画具有很强的绘画性,颇具中国画写意特色,构图注重传神。如浙江宁波出土的铜官窑釉下彩壶,壶腹画有一头幼鹿,它弓身翘尾,前蹄跃空跃起,伸颈反顾,双耳竖立,两眼大睁,眼白几占全眼,黑眼球成为一条线,一边跳跃一边警惕观察看四周动静。其他动物禽类,作者注重刻画他们的瞬间动态,注重小品性的情趣,人物画也十分注重神态,尽管这些作品绘制水平不均衡,有些画的基本功不够好,但其中已清晰地显露出作者美化瓷品的同时也追求着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美术效果,它应是中国陶瓷画艺术的正宗。
始于唐代的青花瓷,标志陶瓷装饰进入举世瞩目的辉煌时期。青花以天然钴料为色彩,烧后呈蓝色,青花装饰主要通过线条的粗细、疏密、点线笔法处理图案与图画,运笔技巧具有鲜明的国画风格。青花瓷画,在我国古代瓷画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景德镇市元代中晚期以后的青花瓷艺术中心,此时的青花烧结技术完全成熟,绘制技艺对汉唐也有所发展,此后青花图案历年增多,经明代的鼎盛之后,到清代图案款式已数以百计。长期使用青花瓷器皿的中国人民,已形成民族欣赏习惯,以至直到今日青花瓷仍是众多地区喜爱的品种。
清代出现了粉彩瓷,它使用加入砷的白色彩料对各种色彩“粉化”,如大红变粉红等,使色彩湿润柔和,这样色彩的种类也在原五色上大大增加。雍正、乾隆之后,粉彩已风行民间,这种瓷画工整严谨、重填彩、重工笔、色彩铺盖全器皿,具有典型的宫廷富贵味。
笔者不惮其烦地追述历代瓷艺,意在表明做出下面阐释时没有忽略我国传统陶瓷画的赫然业绩。
在由各代陶瓷绘画器皿组成的历史画廊中,人们可以发现,凡是能够直观地较为强烈地表达作者创作个性的绘制,都难以承传。不仅上文所提及的富有个性变形的味的战国陶壶图案未能进一步发展为艺术的抽象,而且像铜官窑所绘制的富有生活情趣,表现制作者独特视角的绘制,也未能形成流派。
一门具有千年以上历史、影响广及全球、接受者数以亿万的绘画艺术,竟然未能出现几群,不,那怕是一伙;不,哪怕只是一位艺术风格卓然独立的艺术大师!在品味这门艺术时,作为传统艺术的传人们,心中恐怕难免不泛出一番苦涩。
数以万计的陶瓷文物揭示着这样一种失衡:瓷画追求从官、从俗、从众,排斥独特个性;追求图案的严整平和,排斥富有创意的变形;追求对器皿的装饰性,排斥绘画艺术的独立性,几乎各个朝代都存在着艺术灵性与王朝统治年限背反的规律:封建王朝越长,体现在瓷画中的创作个性被扼杀的数量就越多,个性作品就越少。清代末年的瓷画,实际上已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元朝,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从元朝时期的历史背景,社会习惯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元朝的陶瓷文化及其对中国陶瓷文化方面的影响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它揭示了社会历史背景对陶瓷文化的影响,为我们陶瓷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元代青花、釉里红的出现,使我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影响巨大而且流传深远。青花瓷器的真正全盛时期在明代,制造技术传播至远东、日本等国,最后传到欧洲。
据考古发现,早在唐代就已出现过用含有钴的蓝釉彩用来装饰,这到早期青花的出现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到元代,烧制青花瓷器的窑址有江西景德镇和吉州、云南玉溪、浙江江山等,其中产量和质量都以景德镇为最。景德镇地区是在当地宋代影青和卵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下彩绘的技术上和艺术上受到过磁州窑的影响。
为了发展瓷业,元代统治者实施了多种管理手段,除设立行政机构外,对具有一定技术的工匠也很重视,规定免去工匠的一切差科,对他们的技艺实行“世袭制”,既使生产专门化,又使得特殊技艺后继有人。
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特点是形态较大、胎体较厚、份量较重。装饰花纹所使用的青花料,有进口与国产两种。进口料颜色鲜蓝、艳丽,采用影青作面釉,所绘图案构图严谨、笔法工整、描绘细致。这类产品体积都比较大,系当时浮梁瓷局的高档产品,其器型豪放、青料浓重,总体风格气势磅礴。国产青料发灰较淡,一般施以乳浊的卵白釉,所绘图案构图疏朗,笔法淳朴,风格粗犷。这类产品大部分为小件产品,多为普通民窑所生产,目的也多为日用器皿。装饰纹样主要有松梅竹莲、龙凤鹤鹿、人物花鸟、卷草锦地等,此外,历史故事也风兴一时。
此外,元代景德镇创烧的另一著名产品为卵白釉器。这种产品亦称“枢府窑器”,相传是为元朝官府枢密院的定烧器,有些器物上有“枢府”字样,但烧制这类卵白釉瓷器的窑场还同时烧造青花瓷和黑釉瓷。卵白釉的特征是釉层较厚,呈失透状,色泽如鹅蛋白,它的出现为明代永乐甜白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出一艘元代沉船,载有中国瓷器近两万件,包括当时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官窑、钧窑以及景德镇等窑场的大量产品,成为考查元代各窑址产品情况的可靠实物佐证。
二、元朝陶瓷文化与现代绘画
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处。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晴”,着重形象的刻划和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兼工带写,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陶瓷艺术无一例外地要遵循。传统派是如此,学院派也毫不例外。
绘画性的彩绘作品是这样,即使是陶瓷雕塑作品也和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著名陶瓷雕塑艺术家刘远长,对中国绘画与陶瓷雕塑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他在《学习瓷雕古装人物的体会》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物画特别是工笔重彩人物画,对意境、形象、动态、衣纹都有严格的要求。既写实又夸张;既要求逼真,又讲究装饰性。传统人物瓷雕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学习中国人物画对于古装人物瓷雕有着直接的影响。应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它们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古装人物瓷雕也是如此,石湾‘公仔’的传神、古朴和苍劲,德化瓷塑观音的慈祥端庄、衣纹流畅婉转,以及景德镇瓷塑色彩斑斓、富丽堂皇、造型简练、富于装饰性等等,都是从传统的中国画中吸取了营养。
三、结束语
元朝的陶瓷文化的成就对促进中外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及工艺美术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清陶瓷生产格局和装饰风格,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陶瓷文化的研究包含历史学,工艺学,美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也是一项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说起来,法国的陶瓷艺术最早受中国瓷器的影响,后来渐渐自成一体,尤其讲究精致和浪漫。而其陶瓷风格发展到现在,已经转化出了各种姿态,光转转法国几个代表性的城市,就可发现不同的特色,巴黎是时尚华贵,普罗旺斯是传统质朴,而到了马赛,这里的陶瓷店和工作室显示出十分有创意和趣味的一面。
和巴黎陶瓷店的贵族气相比,马赛的陶瓷作品显得更加文艺。我在这里遇见的一家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著名作家Jean-Marie GustaveLeClezio(勒·克莱齐奥)的《流浪的星星》来命名的陶瓷店,当时我正在马赛复杂的街巷中迷路,幸亏事先准备了GPS,才找到了凡·高画展所在的美术馆,也就在那家美术馆旁边,不经意地发现了这家小店。
店主是位二十来岁的法国女子,纤细而羞涩,见客人进来只抬头示以微笑,然后低头继续自己的制作。工作室内摆满了颜色漂亮的餐具,还有质朴的艺术陶泥像和各种造型奇特的灯,工作台上的木格子里放着她手绘的卡片,是与巴黎的陶瓷店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法国南部的轻盈质朴的艺术之陶。
在“流浪的星星”附近的一条街上,还有许多风格奇趣的陶瓷小店,有以凡·高的画为主题的,有以抽象图案为主题的。一家店里,女店主正在做传统的法国女子雕像,另一家店里,帅哥正埋头制作一只蜥蜴造型的作品。即使只是以太阳花为主题,也可开出一家十几平米的艺术陶瓷小店来,马赛的创意仿佛无穷无尽又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因为当时正好拿了数码摄像机,记录下了一段陶瓷制作的精彩过程,帅哥店主有兴趣地试用了一番,觉得自己也有必要添置一部,记录下自己的工作过程。对我这个游客而言,这是旅途中一种特别的记录方式,比拍下照片更加鲜活,录像里不仅有店主热情的解说,还有我与对方的对话。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极度迷恋猪的女生,她干脆开了一家全是猪的小店,名为“疯狂的猪”。那些陶泥做的撅着嘴的猪们,洋溢着傻傻的憨实可爱,被抹上了土耳其蓝、柠檬黄、青草绿等浓烈的色彩,用斑斓的花朵装饰,俨然法国南部的夏日风情气息。
与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历史和当代陶艺创作的繁荣局面相比,陶瓷艺术批评的维度依然显得非常单薄。一方面,由于陶艺面向的历史文化遗产极其深厚,许多著述更多着墨于古陶瓷技术与历史研究;另一方面,艺术批评面对自在自为的陶瓷艺术世界往往表现为理论乏力、表扬胜于批评。近十年来,随着现当代陶艺创作的异军突起,艺术家的文化环境和思维观念整体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陶艺家对本土文化情结有了重新思考,一群富有创新意识、实验精神和文化思考热情的中青年陶艺家面临着在东西文化碰撞中如何更好利用文化资源,因势利导地完成自身现代嬗变的问题”。在这种历史境遇之下,陶艺批评家们也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当代陶瓷创作的迷思和批评立场的焦虑。2011年景德镇市陶瓷评论家协会成立之际,有识之士注意到当下陶瓷“市场火热,批评失声”的问题,认为“艺术品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必须依靠正常的运行机制。而艺术批评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青年学者张甘霖深虑于陶艺批评人才培养的缺失,辅之教学且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中国陶艺批评学》著作。作者尤其对现代陶艺批评理论实践过程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和讨论,并对现代陶艺批评的特征及批评方式演变规律加以深入地分析和论证。实际上,除了新兴的陶瓷市场,近些年来引入的陶艺策展人制更加迫切地呼唤陶艺批评家的“在场”。本文就目前陶艺批评存在的问题和指向展开局部讨论。
一、陶艺批评的多重维度
1.陶艺批评的复杂性
陶艺批评的困难首先缘于对象的复杂性。陶瓷作品是陶艺批评的对象和主体,彭锋指出,“如果要给艺术批评下个简明的定义,我们可以说,艺术批评就是关于艺术品的话语。”同样,陶艺批评围绕陶瓷艺术品展开。陶瓷艺术是材料、工艺技术和艺术审美的复合体,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并且,呈现出传统、现代和当代陶艺等多元格局的发展状态。因此,批评研究的对象显得极为复杂难辨。
作为艺术品的陶瓷,工艺和材料的独特性远非批评家所能轻松掌握。它涉及了材料学和工艺技术等学科,本身已经超越了人文社科的领域。也即是说,如果批评不能深入到材质分析层面,虽然不能完全认为是“纸上谈兵”,但也很容易使批评沦为无类型化的一般性评述。媒介是艺术创作最基本的载体,对泥性的把握是生成陶瓷作品的基础技能。如今,陶艺作品不仅成为鉴藏把玩的工艺品,也日益介入到人们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之中,如陶瓷艺术雕塑:“既有陶瓷材料独特的材质美又以立体造型来改变公共空间。公共环境也为陶瓷这种古老而又有生机的材料带来了更广阔的展示空间。”
除却造型带来的陶瓷审美,材料包括釉料、斗彩、珐琅彩、高温色釉等始终都影响着陶瓷成色和品质。以钧瓷为例:“钧红釉具备的这种类玉的特性使得它适用于多种造型;烧制成功后,钧红釉的红色中会透出一种泛白的层次感,整体釉面红白流动,令观者仿佛进入了一个流动着的奇妙世界。”
钧瓷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色彩,以及陶艺家是如何做到色釉与陶瓷的成色效果的?这可能是陶艺批评家一时无法回答的问题,那么批评就有可能进入到了知识盲区。陶艺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它综合了多学科知识以及手工艺的偶然性特点,使批评难以深入。
2.陶艺家身份的不确定性
由于陶瓷艺术创作的开放性特点,陶艺家身兼了“陶瓷设计师”“陶瓷雕塑家”“陶瓷艺术家”或者“工艺美术大师”等多重身份,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但又有区别,可统称为“陶瓷艺术家”。身份的不确定性自然带来批评尺度和工具选择上的差异。正如贡布里希所指出的那样:“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当然,也有罗兰·巴尔特所谓的作品诞生后“作家已死”的论调。陶艺家主宰了个人陶瓷艺术的趣味和风格化,单纯地品评作品自然无法体味作者的创作情境。倾向于“设计师”的作品可能会更多地考虑陶瓷的使用功能,专事于绘画创作的艺术家则更加看重陶瓷器型上的美术或装饰作品。现代陶艺更是综合了多种艺术语言,使陶艺家的身份早已变得模糊不清、难以确认。如:综合艺术有愈来愈靠拢的趋势,但陶艺的材料,以及它与传统不可割裂的关系,决定了它在当代艺术格局中,仍然有某种摆脱不了的边缘特征。”
艺术综合趋势越明显,艺术家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其个人印迹就越发凸显。反观传统陶瓷艺术——装饰高度程式化、集体(或无名氏)制作、严格的制度规劝和宫廷审美品位的影响等,作为陶瓷工匠艺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现当代陶瓷艺术则完全相反,尽管还是以陶土为媒介,但是在东西方现当代艺术思潮的冲击下,跨界的设计创作逐渐融入到艺术家的作品之中,各种观念和表现手法形成了强烈的艺术风格。所以,无论是书法家、油画家、雕塑家还是装置艺术家都想在陶瓷艺术上一显身手,大大拓展了当代陶瓷艺术的形式语言,也使“陶艺家”的身份变得更加多元。
3.陶艺批评的日常性
与其他类型艺术不同,陶艺的物质化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无论是进入宫廷还是流人民间,都表现出高度“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想。现代陶艺创作渐渐冲破“生活化”的森严壁垒,迈向综合艺术博物馆或者走向公共社区,使各色人等具有了民主发声和平等消费的权利,这种现实逻辑逐渐摆脱诸如“宫廷陶瓷”“建国瓷”“礼宾瓷”等陶瓷艺术高高在上的历史地位。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我发现一种在艺术创作中直接投射‘现实’的可能性反思,这种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复杂性的再认识,即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性,致使一种日常生活的特色开始呈现出来。”
陶艺批评的日常性基于日常普通生活与艺术地位的亲近感,以及当代传播媒介和空间的无限扩张。人们已经习惯对任何一件陶艺作品进行品头论足,或感性或理性,完全没有在意是否需要构筑一个宏大叙事理论。随着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的提高,人们往往强调日常生活的品质和意义,对陶瓷艺术的消费除了实用之外更加注重鉴藏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主体的批评意识。普通民众的参与、消费群体的扩大,使陶艺批评的日常性成为可能。有记者观察到:“在景德镇也有一些陶艺评论(批评)爱好者,虽然他们谈不上有很高的水平、独到的见解、很深的造诣,但他们热爱陶瓷,偏爱对陶瓷艺术评头论足,但是苦于没有表达的地方、诉说的平台。”
可见,人们对陶艺创作的批评有强烈的愿望和普遍的积极性,虽然他们并不具有陶艺批评家那样的理论素养,但是不能剥夺民众针对陶艺作品的主观看法。
4.接受者的多元性
陶艺批评的生产机制不是单一自足的内部循环,从发声到传播,最终结果都要与接受者发生联系,并由接受者的反馈来验证或纠正批评产生的实际效果。如前所述,与其他艺术类型不同,陶艺创作从一开始有着良好的匠作基础,古代“搏埴之工”地位低下却生产着宫廷皇室的陶瓷奢侈品,现代陶艺的接受者不仅是消费者而且还可能成为陶瓷艺人,因而作为批评接受者的对象就显得变动不居了。接受者的多元性有赖于批评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主动筛选文字和图片信息,但面对一件真实、精美的瓷器作品,则有可能会“心动不如行动”。这种传播效力无疑扩大了批评接触面,尤其是针对一件社区公共陶瓷艺术作品的批评。
有学者提出中国现代陶艺批评的“日记式”方法是由现代陶艺家的创作体会和美术理论家的理论阐述两者在形态上的重合,也称情感式的、印象式的或自传式的批评。笔者认为,这种批评方法并不是陶艺批评家们的专利,对于任何一个普通消费者或者欣赏者来说,既有能力持有情感式或印象式批评,也不必被一套理论说辞所困扰。正如:“批评的作用和效果是在批评接受过程中实现的。批评是在接受过程中的批评,是在阅读批评文本过程中的批评。”
因此,陶艺批评并非单向度的批评家行为,而是在批评和接受的双向过程中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接受者的多元性与接受能力直接挑战了陶艺理论家的权威和批评文本的严肃面孔,是陶艺批评家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自媒体”时代的典型特点。
二、陶艺批评形式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1.以鉴赏替代批评
陶艺鉴赏当然不会是陶艺批评的全部。由于我国制瓷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浩瀚的陶瓷遗产,包括陶器碎片和古代文献。在整理这些陶瓷遗产时,文物学者或陶艺家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科学的鉴赏体系;更有甚者,有工程人员引入计算机辅助技术对古陶瓷进行鉴赏,对各项指标进行量化处理。这些方法对古陶瓷的鉴赏或许是大有裨益的。历史性概念的鉴赏与“考证”往往相交割,或以“文物鉴定”为名,佐证实物或文献。如:“对古陶瓷鉴定者来说,随着考古发掘和古瓷窑址调查工作的蓬勃开展,沉睡在地下上千年、数百年的实物资料接二连三地发现,这就为古陶瓷鉴定和研究不断提供新的论据。”
然以现代陶瓷鉴赏而论,似乎不必如此严格,其文辞倒像是精品陶瓷广告推介,言明陶艺出自哪位“大师”之手,然后夸赞一番,以鉴赏替代了批评。这种方式在实践操作中显然要安全得多,但对于整个陶艺创作界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2.以表扬代替批评
于今日,批评遭遇尴尬早已不是新鲜事儿,陶艺界也不例外。人们对批评的最大误解就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批评”的概念性认识,仅仅把“批评”看作是与“表扬”相对的立场。实际上,学理的“批评”无论是在操作规程上还是语言上都更加理智。我们姑且看看当下陶艺批评面临的窘境:“当下进入陶瓷艺术市场的‘热钱’越来越多,而艺术批评也被金钱和利益‘绑架’。综观当下的艺术批评文章,大都是歌功颂德的多,严肃批评的少;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某某创始人“某某第一人“大师“大王’比比皆是,很难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批评。”
陶艺批评一旦被世俗的功利所“绑架”,大量虚情假意的过誉之辞便会漫天飞舞,陶艺批评也将因此丧失论争的勇气和辩驳的激情。过度表扬只会粉饰陶艺创作的病态扭曲心理,却无益于陶瓷行业的健康发展。笔者无意列举大量的“陶艺家xxx”文章,言过其实的写作方式却是不争的事实。
3.以工艺技术为唯一尺度
如果将附着在陶瓷上的装饰、绘画等逐一剥离,工艺技术的确有可能成为陶瓷制作的一把利器。现代陶艺创作更多是从形式语言出发,并借助、融汇中西方绘画语言,突破了以往陶艺陈陈相因的创作观念。如:
“在现代陶瓷领域,沈家良早期的陶瓷作品清新自然,‘婴戏’系列至今在景德镇还赫赫有名。当与海派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的时候,沈家良的画风开始朴实、厚重。如果说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大多是在陶瓷上画国画、水墨画,那么沈家良却是在陶瓷上画油画,颜色釉在他神奇的手下变得如同古典油画般浓重与丰富。”
工艺技术凝结了工匠、陶艺家们的经验智慧,甚至成为看家秘诀、秘不示人的文化遗产。由于传统陶艺创作观念根深蒂固,当新式陶瓷语汇出现在陶艺界时经常会遭到“权威人士”本能的抵制。陶艺家章朝辉先生在与笔者谈到当下高温颜色釉彩绘的观念变化趋势时说:“高温颜色釉彩绘将会不断走向大众,不再是少数精英独有的赏品,它有世俗性的一面;并且因为社会各阶层审美趣味的分离导致对高温颜色釉彩绘的评价也出现争议、褒贬不一。”其实,不独是高温颜色釉彩绘如此,陶艺的手工制作性以及陶土的化学特性必须要求以工艺技术为基础。但是,以工艺技术的完好作为批评的唯一尺度将无法揭示陶艺创作鲜活的文化特质。
4.以市场导向代替学理
通常情况下,陶艺批评与市场导向本来是并行不悖的,但是扭曲的批评成了陶艺市场的吹鼓手,完全丧失了批评的独立价值。陶艺市场与近年来的美术拍卖市场一样存在着虚假繁荣问题,以市场价格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准绳。有些批评家也被陶艺作品价格的虚高弄得头晕目眩,结果失去基本的判断能力,甚至导致心理失衡。
“当前,景德镇不缺的是所谓的‘大师“艺术家’‘技能大师’,少见的是有社会责任感的陶瓷艺术评论者、批评家。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大师’之类的人物社会地位高、能赚取超常的白花花的银两,是名利双收的好职业。而从事‘批评’的职业是得罪人的事,充其量也只是赚些有限的‘稿费’。”
现实境遇的确如此,艺术家有时需要通过有名望的陶艺批评家的鼓吹以获得更为响亮的社会声誉,实现名利双收,于是为陶艺家量身定做的“批评”(实则为漫无边际的吹捧)也就应运而生。
三、陶艺批评的价值与方式转向
1.陶艺批评的现实价值
陶艺批评的现实价值基于时效性和社会性特点。一般说来,陶艺批评不是历史研究但需要有历史观和价值立场。批评虽然可以针对古人或古陶瓷,但主要是“介入”当下,因此需要体现当代人对陶艺创作的看法和批评话语。陶艺批评作为沟通陶艺家与读者(或观者、收藏者等)、作品与读者、传媒与读者之间的重要桥梁,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转型时期的现实。尤其是西方当代艺术观念和现代策展人制度的引入,对陶艺创作、陶艺展览等都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陶瓷语境和创作手法已经深植在普通生活的审美之中,但是,观念性的作品越来越晦涩难懂,并且随着陶艺类型作品的边界渐趋模糊,通过批评实施诠释、引导和评估的手段也必不可少。有学者指出:
“当下的艺术批评也存在过度学术化的现象。艺术批评是利用语言将艺术作品的视觉表达转译为文字表达的,其内容并非形容词机械式地堆积,而是由各种间接性的且通俗易懂的语言所组成。”
的确如此,“过度化学术化”的批评不仅曲高和寡、远离了日常生活,且伤害了普通民众参与陶艺批评的兴趣与热情。虽然批评文本具有独立自足的审美价值,但是没有读者的批评文章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陶艺批评与陶艺创作、传播媒介、公共空间的发展密切相关,它“在当今社会要求具有创新意识与正向价值,考察作品的历史涵容于现实效应并予以昭明揭示”。笔者认为,陶艺批评的功能价值还应该体现在纠偏、导引、启示和提升受众审美能力、拓进艺术市场等现实方面,避免批评文本仅仅成为体玄悟道、孤傲冷寂的叫嚣理论。
2.陶艺批评方式的转向
“精英式”陶艺批评固然规范、玄妙,但是,陶艺批评的权利最终应该还之于民间“草根”,这是中国当代陶艺批评的视角和文化选择所决定的。
首先,陶艺创作并不是陶艺家独有的自在物,身处多元化的当代陶艺叙议语境正在突破原有的创作模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分享和体验陶艺创作所带来的乐趣,每一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成见来评判陶艺的得失。当杜尚将“小便池”直接搬进展览馆的那一刻起,精英与平民的藩篱就此崩塌。
其次,无法抵挡的网络媒介展示了强大的批评空间,作品数字化、图像传播网络化、批评自媒体化等科技手段使批评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丰富的批评资源。网络批评文本的轻松下载、转发和复制大大延展了陶艺批评的效力,客观上提高了普通民众的陶艺鉴赏力,也使人们获得了更加民主化的批评权利。
最后,由上述两点变化又引发了陶艺批评自身的危机和身份焦虑。有学者特别指出:“单向学术型批评正遭遇在公共舆论界衰减批评活力、丧失批评权威性的巨大危机。因此,它只有采取新的针对性措施,才有可能重新焕发批评的活力,以及重新确证批评的权威性。”比如,对“大师制”的质疑,陶艺批评家能否独善其身、批评能否形成一套有责任感和有公信力的评价机制?这是现代陶艺批评必须面对的问题。
结语
“阐释当代陶瓷艺术,既避免了旧历史主义的死灰复燃,又拒绝了解构文体的所指游戏和话语的个人主义倾向。”陶艺批评的实践行为并不是有意为陶艺创作“添乱”——就陶艺创作的生态而言,若想保持陶艺文化的鲜活生动,离不开批评的“在场”。即便只是陶瓷而不是陶艺,它们所彰显的“物质性”也拒绝了陶艺批评制造一种抽象的“语境”,真正发挥批评的大众权利和日常功效。陶艺批评之所以不像陶艺“市场火热”,除了它“只是赚些有限的稿费”外,最紧要的应该是它独立的批评精神以及社会容纳批评的度量。
景德镇,中国的瓷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能够领悟到数千年来中华人民的辛勤与智慧。从来没有一座城市像景德镇一样,一个产业支撑一个城市一千年。景德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养育了这一方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精品与奇迹,这里的瓷器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白如玉、世人皆惊叹。景德镇瓷主要以青花、粉彩、玲珑、雕塑瓷、高温颜色釉为代表,其中雕塑瓷可以说是景德镇瓷器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实,陶瓷只是一种包含着多重文化底蕴和多个价值要素的一个文化现象,那么雕塑瓷就是最典型的代表。雕塑瓷以丰富的艺术语言,多重的形象来表达作者的精神世界,拥有着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在近现代,值得一提的是景德镇雕塑瓷厂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后,在百废待兴的状况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即作出决定:不仅要发展景德镇陶瓷,所有五大名窑都要恢复。在这一时期,景德镇恢复发展景德镇陶瓷得到中央政府及中央各部门的大力支持。那时候,刚刚被设为江西省直辖市的景德镇开始将“振兴陶瓷工业”定为发展方向,在国家、省、部等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开始整合已经支离破碎的民间陶瓷企业,统一规划新一轮的发展方案。从1949年创建建国瓷厂开始的10年内,景德镇先后创建了华电、人民、光明、艺术、红旗、红光、景陶、东风、红星、宇宙等十大国有瓷厂。景德镇的广大瓷工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拿出秘方、秘技,献出珍藏的瓷品以供新时代参考,将节俭下来的银元交给政府入股,没钱的人也拿出被子与棉絮入股,以实际行动走社会主义道路。景德镇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蔚为壮观的陶瓷艺术工作者队伍。从陶瓷学院的红店派与学院派,到轻工部陶研所、江西省陶研所、景德镇市陶研所,以及从事粉彩艺术为主的艺术瓷厂、从事雕塑艺术的雕塑瓷厂和从事颜色釉艺术的建国瓷厂、陶瓷壁画厂和一些日用瓷生产厂内设的美研室,这支队伍前后拥有近万人员。在这个时期,景德镇的陶瓷产值占全国陶瓷业的20%以上,景德镇从事陶瓷有关行业的达85%以上,相当于景德镇十个人中就有八个是陶瓷从业者。因为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体制较为固化,在社会经济取得重大发展之后,它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消费者对产品的款式、花色甚至大小都有着不同的喜好,而“计划内生产”的模式恰恰违背了这一市场经济的需求,最终景德镇的陶瓷厂在1995年左右开始失去竞争力,总体规模和经济总量开始急剧下滑,景德镇瓷业受到重创。
在1982年,大型人物群雕《水浒108将》的出现将景德镇陶瓷雕塑推向高峰。这组瓷雕是集体创作智慧的结晶,它体现了雕塑瓷厂瓷雕创作的整体艺术水平,标志着景德镇瓷雕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20多道程序,历时5个月,近百名设计、制作人员参加,终于圆满完工。景德镇《水浒108将》群雕作为传统陶瓷雕塑艺术,以其生动的造型,明亮的釉色,简约的装饰和精湛的技法被称誉为“世界陶瓷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人物刻画上,该组作品更侧重于人物特点的展示、细节的体现和心理的描述,通过雕塑艺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宋江的沉稳、吴用的睿智、林冲的英武、武松的果敢、李逵的鲁莽、燕青的洒脱等等都被雕塑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每一个熟悉《水浒传》的读者、每一个了解108将特点的观众一眼就能从108个摆件中认出每一个都是谁,单单看人物的面部表情,也能将他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猜测得八九不离十。整组作品大气简约,流畅淳朴,彰显了雕塑者的深厚功力,无论是收藏还是展示都是不可多得的佳品。
陶瓷雕塑发展至今,仍然需要坚持继承传统雕塑的优点,做出合理创新,推陈出新,革故鼎新。那么要怎么继承呢?光是继承其技艺是不够的,还要继承它的精神,它的气魄,它的灵魂。在这众多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就是我们以后要走的发展之路。那么,要怎么创新呢?我的想法有以下几点:
1、可以在材料制作上加以创新
以前的传统瓷雕就是用陶瓷一种材料做雕塑,可是要表现一件作品它的质感有所不同,只使用一种材质的话,会使作品缺乏生气。所以,我做的陶瓷雕塑不会是陶瓷一种材料,还会加入陶泥、高白泥等相互结合,比如在质地比较粗糙的地方就可以使用陶泥来加以修饰,这样作品会更有层次,更加生动。高白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高岭土,铝和硅的含量高,泥色度白,粘性好,比陶泥细腻,比瓷泥质地厚重,与瓷泥或者陶泥结合使用,层次分明,表现力更加好。
2、可以在釉料上加以创新
传统瓷雕一般是使用重工粉彩为主,像水浒108将就是鲜明的例子。这种重工粉彩固然好看,可是工序繁多,上色复杂。我们可以使用影青釉和颜色釉代替,对比重工粉彩,影青就比较简洁,一目了然,真实性强,它的特点是瓷质极薄,釉似白而青。然而,颜色釉的效果却可以令人啧啧称奇了,颜色釉,就是指在釉中加上某种氧化金属,焙烧后,就会显现某种固有色泽,故称“颜色釉”。釉料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在一定温度与气氛中烧成,会呈现不同色泽的釉,成为颜色釉。其釉色可谓五彩缤纷,晶莹夺目,被誉之为人造宝石。颜色釉的釉色艳丽,色彩流畅自然,亦受到大多数年轻人的追捧。由于窑变的不确定性,每件颜色釉瓷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绝品,这就使得它的艺术品质得到了提升。
3、可以将线条美加入雕塑
加入线条的美感使得作品生动起来,而且曲线有节奏感和韵律感,讲究线条的力度、速度以及情感的表达。可以稍微少一些写实性,多一些写意的成分在作品中,加入自己的感情,进行创作。比如一些动物,像羊的设计、猴子的设计等等,都可以在设计时使用流线形曲线,使其更加美观,视觉冲击力更强。
在陶瓷雕塑的发展方面,我觉得还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市场导向型陶瓷,景德镇陶瓷闻名天下可是销售量却抵不上佛山浙江的四分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思考如何接纳观念艺术的成果,完成语言形态的转变,并以积极的态度介入现实文化语境中,所以在追求艺术的同时,也要和市场做对接,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景德镇有许多的陶瓷雕塑家,这一时期代表性的雕塑作品有一些共性,比
如有明确的个人风格,能形成独特的语言面貌,更加深层次的来说,能在既定的艺术史逻辑中提出某些问题,或者在文化诉求上能有效地融入当代社会的文化情景,那么,这个发展方向是好的。但是,在景德镇,做雕塑瓷的少之又少,其实我觉得,雕塑瓷的发展前景是好的,雕塑瓷与瓷瓶、瓷板画有着本质区别,绘画是平面的二维的,雕塑是立体的三维的。绘画是在二维空间上,依靠明暗和形象结构表现物象的凹凸,造成立体幻象,令观者感到物、象是立体的。并通过物象大小、遮挡关系、透视变化和色彩变化、虚实等手法,造成深远的空间效果。雕塑的形体雕塑作为三维空间的实体,给予人的感觉,首先来自它的形体,形体美是雕塑形式美的灵魂。雕塑的形体要比例匀称,结构严谨,通过形体展示形象的动势、情绪与生命力,具有感染力的动感语言,赋予有强劲生命力和丰富精神内涵的形体。雕塑的体积有一种量感,它直接影响着观赏效果与主题的表达。时代的变迁对雕塑产生了冲击,因为现代产品的使用,使得雕塑的边界趋于消解。那么,我们可以从本土的视觉文化资源中汲取养料,积极寻求形式语言的现代建构,雕塑瓷以后也可以加大在家装、店装等的发展,加大它的实用性,我相信,景德镇陶瓷雕塑是一匹黑马,经历千里万里后,重现当年辉煌。
我想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他喜欢做的事,把它称之为爱好也好,事业也罢,都是值得我们为之疯狂的。我很庆幸自己也拥有这样一件令我为之痴迷的事—绘画。而且在众多绘画种类中,画人物画是我的最爱。开始画纸上每个人物的表情那是一种情趣的释放,再后来无意之中我接触到了瓷器,于是我就开始在瓷器上作画,将瓷器与人物画的结合激发了我艺术创作的无限激情,并从此成为了我钟爱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以后的艺术生涯也会为此而努力。
1.人物画的出现
人物画,绘画的一种。以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之通称。中国的人物画,简称“人物”,是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出现较早的是山水画、花鸟画。大体分为道释画、仕女画、肖像画、风俗画、历史故事画等。人物画要求人物个性刻画得逼真传神,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其传神之法,常把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故中国画论上又称人物画为“传神”。
在我的人物画中,对五官的描绘更加突出,大都细致地描绘了当时他们所表现的情感,记录了最真实的瞬间。不仅如此,在绘画的同时,画家大都会运用一些装饰色彩,它会使绘画增加真实感和逼真感。这样的绘画作品才更加深入人心。
2.陶瓷彩釉的出现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陶瓷,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早在公元前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陶瓷。人类自开始制作陶瓷后,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陶瓷器的发明不仅解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还提供了艺术的享受。在现代生活中陶瓷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现代的流行因素也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灵感。在陶瓷制作初期,瓷器被人类用来当作工具使用。经过历史的变迁,陶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花色品种也越来越多,人们也不仅局限在它的使用价值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陶瓷已扮演重要角色,这点在陶瓷的图案上就有明显的显示。现代的陶瓷有粉彩、新彩、颜色釉、釉里红、斗彩、青花、釉下五彩、综合彩、玲珑瓷等多种表现形式,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韵味。在我的陶瓷艺术作品中,我喜欢将绘画与陶瓷相结合,这样的陶瓷作品就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
3.人物画与陶瓷的结合
人物画与陶瓷的结合是一次伟大的艺术创新,将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完美地同洁白如玉的瓷器相结合,这不是艺术的衰败而是艺术的改革。无疑,这样的结合带来了艺术的全新风暴。在陶瓷最开始出现时期,人们将瓷器作为使用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丰富,瓷器不仅仅局限在使用价值上,也逐渐被人们用来作为装饰用品,同时促进了陶瓷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陶瓷与人物画的结合更加受到人们的追捧,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迅速发展,鼎盛一时。瓷上人物画,往往是对人物的描写越具体深入就越有把握用笔墨去概括和提炼。正因如此,现在的陶瓷人物画都是可以按照人们的喜好来作画的,这样的作品更加传神,有灵性,也更受人们喜爱。
人物画讲究协调统一, 因此在创作釉上人物瓷画时也可以适当地添加一些景物或事物,这样可以使得图案更加生动有趣,在客人有要求时也可以更好地满足他的要求,以便于他对此时情感的更好抒发。这样的绘画作品在与陶瓷相结合后就会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作品,因为它体现了人们对精神层次的更高追求。
4.艺术情感的追求
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力为特征来把握和反映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即通过审美创造活动再现现实和表现情感理想,在想象中实现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互相对象化。具体地说,它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更多的是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在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在满足温饱问题之后人们对精神的追求也越来越重视,艺术情感是追求自由的感情,也是现代人所需要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体现在了人们对艺术的更多追求,对艺术追求的同时人们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提高。精神世界,是人生命中重要部分和生命状态的重要表现。精神世界的富有可以让人们的内心深处拥有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是一种凌驾于生命之上的一种情感,是我们每个人值得追求的一种感情。在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在寻找着这种情感,我希望我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敬仰能在我的艺术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也希望这些作品能在情感上引起大家共鸣。
从我学会创作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追寻着一种乐行天下,看淡万物的情怀。对于每一件作品,我都想让它超脱世俗;每一个人物,都赋予它自由乐观的信念。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我一直坚信:只要我们乐观坚强,就会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每创作一件作品,都会尽力去传递这种乐观,向上的正能量。这种力量也一直激励着我,鼓舞着我,同时我也希望它能感染更多的人。这样才会觉得我的作品是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也就愈发激发我的创作热情。
人物画与陶瓷的结合完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转变,是对历史的传承与改进。它不仅丰富了瓷器的种类,也为人类生活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已经孕育了足够的智慧来提升我们生活的质量,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完美。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书法是笔含墨的艺术。艺术都是相通的,陶瓷与书法原本属于独立艺术,然而艺术间不乏契合。陶瓷同书法艺术的契合给欣赏者感觉无疑是锦上添花。对两者成功的驾驭,在于对两门艺术的解读和深掘,而后达到综合艺术的完美和统一。
一、陶瓷与书法的历史渊源
中国制陶起源很早。自古相传“神农氏作瓦器”,“昆吾氏作陶”。而汉字起源同样是历史悠久。远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上面常见有作为记事的符号,似可视为汉字的滥觞。可见古代陶瓷和文字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上面多带有篆书雕印文字,陶器上的文字也成为后人研究战国文字和制陶业的宝贵资料。秦兵马俑身上多刻印有工匠的姓名,如“咸阳午”等,字体有的是篆书,有的则近似草隶。三国、两晋时期是青瓷器普及和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陶瓷书法艺术进一步提高与形成典范的过程。唐代楷书、章草、大草、行书等书写体系逐渐完善,这一时期由于饮茶之风盛行。书法装饰便出现在茶壶、酒坛上,有楷、有草,均有大书法家张旭、怀素、颜、柳之风韵。多写名人诗句或“酒”、“茶”文字,酣畅淋漓,圆润遒劲,纯真自然,配以不同的器物造型之上,极具古朴、简约之美感。宋代书法是我国书法发展的一次高峰,书法艺术方面趋于完善和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反映在陶瓷造型中已有“大巧若愚”的自然之韵。陶瓷上的书法装饰在这一时期自然也就成为其明显的特征,且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耀州窑用书法装饰的酒具、茶具,其书法亦颇有“苏、黄、米、蔡”之韵。以至元、明、清各代书法装饰陶瓷也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装饰形式和艺术美感,这有其精神上的必然和谐。
二、陶瓷与书法的艺术特征
陶瓷与书法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从其实质来讲,有相通之处,两者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内涵,有着和谐的审美情趣。
首先,两者都是造型艺术。书法是以线条的流动来表现作者的情感心绪和品格修养。陶瓷造型通过各种线型和体面结合变化,空间的虚实、体量大小关系、轮廓的起伏等,构成陶瓷的造型美。其次,从审美特征来看,两者都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书法无色而具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书写者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汉代的杨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道明:“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中国作陶的祖先似乎一开始就赋予了陶瓷以艺术和精神文化的涵义。“陶者,淘也,依山取土,以水滤土,和水成型”,一个“陶”字竟是思想的象征,于是有了“陶冶”、“陶铸”等由“陶”字而生的人文意味,也有了陶瓷作品作为精神与文化象征的本质。在窑炉面前,每一个陶瓷艺术家都充满了希冀和期待。他们在用泥加火的特殊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灵魂。陶瓷艺术家在陶瓷创造过程中把精神与语言统一起来,从精神层面出发,寻求语言的自然表现,创造富有文化内涵和个性特征的作品。他们追求的不再是表面的形式趣味,而是与自己心灵、情感相对应的语言形态;他们关注的不再是空洞的作品主题,而是自己的思想寄托。再次,从表现特征来看,陶瓷与书法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共同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都不适宜于表现持续性、情节性的事件,而长于表现一动作瞬间,并在动作瞬间内创造出颇富生命力和表现力以及想象力的艺术形象。另一方面,书法艺术与陶瓷艺术两者都讲究和强调变化。清人陈介祺在其《习字诀》中主张“练字不如练气”,正是受到陶文与金文布局结构的启发。因为有些陶文、铭刻的书法多是随同器型装饰上的需要而自然变化,并不拘泥于行列的整齐;字体大小也不规矩一致,如此反而使人感到跌宕多姿、妙趣横生。我们知道“秦砖汉瓦”这一脍炙人口的成语,其所表达的含义,不仅表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臻上乘,更主要的是说明了“秦砖汉瓦”的创造性和富于变化性。陶上的图案、文字既表现了淳朴的时代风格,又富有天然的艺术情趣。刻的无论篆书或隶书,多在一圆形或方形、云形轮廓内变化其形体,介乎文字与图案之间,别有一种圆浑典雅的神韵,令人百观不厌。
三、书法装饰陶瓷的文化内涵
尽管自古以来不少陶瓷作品中都不乏有书法题诗铭款,但书法的布局位置往往放在主体画面的背面或留白的地方,显然是处于一种从属的辅助地位上。这一方面是受社会审美标准的影响,一味强调工艺而忽略艺术性,另一方面,受陶瓷工艺和材质局限,所以书法的附属性就表现得很突出。
此外,陶瓷器皿上书法所写的内容,大多结合器物的使用功能,借用诗词佳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酒具上题写“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茶具题写“一片冰心在玉壶”;或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和普遍的审美情趣,题写“福寿康宁”、“福如东海”、“延年益寿”等勉励的词句;或为提高陶瓷的高雅格调在陶瓷上书写历代文人才子的佳作名篇,如《赤壁赋》、《出师表》等。
总之,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其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如果我们把书法的形、神、意更好地融合到现代陶瓷艺术当中去,彰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定会形成更为鲜明的,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味的优秀陶瓷艺术作品,值得从事陶瓷艺术的人们更加关注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