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瓷器专家吕成龙的桌上放满等待鉴定的“宝”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平时多去博物馆转转,再收藏时会有好眼力。”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在山东博物馆举行的鉴宝活动中,收藏专家劝说前来求鉴的藏友:捡漏心态不可有。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数十件藏品,竟无一件为真品
几乎每次面向民间的“鉴宝”活动,假冒伪劣品数量远多于真品几乎是一定的。这次鉴宝活动同样如此,据专家介绍,此次前来求鉴的瓷器、书画、杂项、木器等藏品,假货比例超过九成,有的藏友带来数十件藏品,竟无一件为真品。
瓷器依然是最多的收藏门类。来自北京故宫的国内著名瓷器鉴定专家吕成龙忙得一上午顾不上喝口水。济南章丘藏友马先生自驾车,用纸箱盛了30多件瓷器前来请吕成龙鉴定,一件件过目后,专家直摆手。旁边围观的藏友有的有些眼力,也一眼看出部分藏品“太新”“太假”。不过也有4件瓷器,被吕成龙鉴定为清末民初或明末清初之物,其中有两件观音坐像,品相做工都不错,在场两位瓷器专家过手看了又看,给马先生很大的鼓舞。
尽管假冒伪劣藏品占绝大多数,但民间确有宝贝。济南市民赵先生和几位亲友一起来鉴宝,掏出一件祭红釉的高足果盘,被鉴定为乾隆官窑之物。尽管此物件在存世过程中有小崩,但其市值也可轻松上10万元。故宫瓷器专家吕成龙说,18日上午经他眼鉴定的瓷器藏品中,还有3件给他留下较深的印象,其中有两件是清康熙之物,一件为明代弘治之物,3件宝贝均为黄釉刻云龙纹。
“王羲之活着时就有人造假”
原济南市文物总店总经理崔明泉是山东古玩圈内极有影响力的收藏名家,18日他的主要任务是鉴定书画真伪,他发现,假画占此次鉴定书画藏品的九成以上。
记者注意到,有前来鉴定的藏友向专家强调,自己的书画藏品“光在我家里就挂了四五十年”。有的藏友称所带来的瓷器“都是我亲手从农户家收来的”,言外之意是不会有假,对此专家不以为然。崔明泉更是直言:“王羲之活着的时候就有人造(他的)假!”
面对众多藏友急不可耐地问“值多少钱”,来自故宫的著名瓷器鉴定专家吕成龙劝阻说:现在你不要有“捡漏”发财的心态,“平时没事多去博物馆走一走逛一逛,多看看真品,时间久了眼力就会提升。”
此次山东博物馆在“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邀请北京故宫等单位文物鉴定专家现场为山东藏友免费鉴定藏品,有着加强民众文物保护意识的作用。活动中,也有一些藏友表现出良好的收藏心态。济南有位马先生十年前在古玩市场上买了一件变形“寿”字纹瓷盘,被专家鉴定为漳州窑所烧制的真品。马先生说,他热衷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买了这件瓷盘不为买卖,主要是为了学习其背后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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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古陶瓷博物馆馆主拿“国宝级藏品”邀人共鉴
进入仙居县的管山村，过河埠大桥，再拐个弯，然后往前走500米，记者总算找到了张海的古陶瓷博物馆。从外观上看，这个博物馆看上去并不算大。这地方对于博物馆来说，会不会偏了点儿，不担心人气吗？对此，张海并不急着回答，而是笑着将记者领进藏馆，原来内有乾坤。“古玩和商品文化氛围不同，我看中的是这里依山傍水，环境雅致。至于能否吸引人来藏馆，关键是藏品是否有吸引力。”张海对馆内的藏品很自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在张海的古陶瓷博物馆里，记者看到，藏品几乎囊括了唐、宋、元、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古陶瓷精品，其中的“镇馆之宝”更是让人大开眼界。镇馆之宝：明洪武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塔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来形容张海的民间古陶瓷博物馆再贴切不过。馆内的古陶瓷年代跨度大，品种也非常丰富，囊括了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青花五彩、粉彩、斗彩、唐三彩、元三彩、祭红釉等品种。在这些藏品中，最为醒目的要数一座宝塔。只见六层约半米高的塔身，上面用青花和釉里红画满了各种图案，在灯光下泛着明亮的色泽，煞是好看。“这是明洪武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塔，是我的‘镇馆之宝’，也算得上是国宝级的藏品。”讲起这件藏品，张海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这上面的青花并非普通青花，用的是当时通过丝绸之路进口的苏麻离青钴料，通过当时娴熟的烧制工艺，这种钴料的青花发色特别纯正，蓝得就像宝石。”瓶身图案是青花和釉里红相结合，非常漂亮，但是由于青花和釉里红的熔点不一样，要想掌握好这个工艺非常难。“青花要是烧得不好，就容易呈现灰黑的颜色，釉里红的颜色没有掌握好的话，容易‘烧飞’，即花纹模糊。但是在这件宝塔上，两者的工艺得到完美的结合，可见当时陶瓷烧制的工艺是何等高超。”张海介绍。古陶瓷，最难辨别的就是年代。为什么张海那么肯定这一定是明洪武时期的陶瓷？张海将宝塔倒过来，只见宝塔底部被刷了一层红浆。“这是朱元璋独特的个人爱好，他特别喜欢赭红，因此那个时期出土的很多瓷器，都可以看到这种独特的工艺，底部会刷上赭红或者是釉浆。”除了工艺上的特点，这个宝塔还和朱元璋个人经历的一个典故有关。“传说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天下大战鄱阳湖，朱元璋沿昌江败退，躲到景德镇的红塔顶上，陈友谅带追兵进县城搜查，唯独没有上红塔，一方面是因为塔是佛教圣地，一般兵家不进入；另一方面朱元璋入塔时没有弄破门口的蜘蛛网，追兵认为没有人进塔，就撤兵了。这个宝塔的形状还是按照景德镇的红塔所建，当时庙宇里出现了很多这种宝塔状的供器。”张海说。“十多年前，我在一个收藏家那里一眼相中，足足磨了三年，才让对方忍痛割爱。”张海说。
九成是赝品？
明清家具的历史沧桑感有可能是做出来的。
真的金缕玉衣应该是这样的。
“鉴宝”收费标准 ◎不开鉴定证书，100元至500元。 ◎开鉴定证书，2000元到若干万元。 ◎鉴定专家名头越大，收费越贵。 ◎也有人说按评估价值的1%到5%收费。
一张连“伪作”都算不上的学生习作，竟然成了徐悲鸿的作品进入国内知名拍卖公司的殿堂，高调地拍出7280万元的天价！随便找来一些玉片穿起来的所谓“金缕玉衣”，就被几个著名专家“评估”为24亿元。这样的笑话，举凡埃及、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是很难见到的奇观，我们没听过埃及人造假木乃伊来骗取银行贷款的，也没听过希腊人用米诺斯的维纳斯去偿还欧盟债务。然而在我国，这样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发生了，并且层出不穷。事件回顾 24亿假金缕玉衣
华尔森集团总裁谢根荣找人用零散的玉片穿成“金缕玉衣”，并通过相关人的介绍，找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等5名鉴定专家来作鉴定。鉴定专家给出评估价为24亿元。
有这件“金缕玉衣”做保障，中国建设银行某支行领导轻信了谢根荣的经济实力，发现被骗贷6亿多元后不但未报案，还继续为其违规提供资金4亿多元。后来，国家审计署在审计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时发现问题。 2008年3月，谢根荣一审被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至案发时，谢根荣骗贷的钱有5.4768亿余元无法归还。潜规则“互相不拆台”
收藏市场如日中天，古董鉴定作为“配套”行业也日益火爆。一方面，收藏者希望确认所购是否真品，另一方面，也是灰色的一面就是，部分假古董希望寻求“真品鉴定”，从而正大光明地流入市场。
收藏节目主持人王刚披露，中国目前共有7000多万人在玩收藏。市场庞大，古董鉴定专家也就成了大忙人，如明星般四处走穴。
“像中国这样，鉴定组织遍地开花，以收费为目的，在国际上少见。 ”曾出版多部纪实作品揭露收藏市场黑幕的文化学者吴树对记者说。
吴树告诉记者，普遍的做法是，鉴定专家会对被鉴定的古董估出可能比实际价值高得多的评估价，因为这与鉴定专家的利益直接挂钩。“目前在业界，不开鉴定证书的情况下，鉴定费大约在100元至500元。开鉴定证书的话，鉴定费则上升至2000元到若干万元，根据鉴定专家的名头来。名头越大，收费越贵。 ”吴树说，“中国最权威的鉴定机构就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了，原则上该委员会的专家是不能到社会上来鉴定的，他们主要为故宫、国内博物馆以及考古服务。但是，谁忍得住啊？ ”
也有鉴定专家表示，按照惯例，古董评估费是评估价值的1%到5%。
不管如何计算，抬高评估价对鉴定双方都是“有益”的。鉴定专家可以获得更多的鉴定费，而古董拥有者则可以凭着鉴定证书，在交易时大赚一笔。有些鉴定专家甚至会和古董拥有者协商，根据鉴定费用的高低，开具评估报告和评估价格。这时候，古董的真假、价值已经不重要了。
吴树告诉记者，在鉴定行业，有着“互相不拆台”的不成文规矩。也就是说，一个鉴定专家已经开出的评估报告和评估价格，其他同行一般在明面上不会拆台，而会选择私下沟通。
在谢根荣“金缕玉衣”的鉴定上，几位鉴定专家就表示，当时是最权威的史树青先生给出了24亿元的评估价，其他专家便不好发表不同意见。
“拿文物市场来说，这个市场基本上都算违法。文物市场上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真品，那么绝大多数属于出土文物，交易的话违反《文物保护法》；另一种是赝品，是假货，那么就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这样一个整体违法的市场上，能不发生千奇百怪的事吗？ ”吴树说。 “假市场”收藏市场九成是赝品？
收藏市场没有“打假”的说法，“打眼”一说却根深蒂固。
在古瓷片收藏家白明看来，收藏市场上九成以上都是赝品。在这样的市场上，“打眼”，也就是看走眼被人蒙了的事时有发生就不奇怪了。白明还专门写了本书叫《打眼》，来讲那些玩收藏被蒙的故事。
另外，当收藏变了味，收藏热变成投资热、投机热的时候，大量赝品涌入市场是可以想见的。“现在市场没有几个真正的收藏家，只有上家和下家。”吴树表示，“就整个市场来说，九成赝品，都是抬举了。我的观点是，95%的人藏了95%的赝品。 ”
今年春拍，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拍出4.255亿元高价，刷新了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纪录。一位业内人士就告诉记者，藏家手里还有好几件“齐白石”，先炒作，拍出高价，之后再陆续出货获利。“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排除的确有一件真品，真品握在手里，同样的仿品已经在全国各地的拍卖公司上架拍卖了。 ”该业内人士说。
收藏市场“水很深”，普通收藏者又该如何自处呢？白明认为，摆正心态是最重要的。“十贪九打眼。防止打眼，戒贪极其必要，其次才是努力认真地学习各类知识。”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造局手段家具扔粪池冒充“古董”玉石塞羊腿冒充鸡血石
每个门类的文物都有五花八门的造假手段。书画在装裱时，高手可以将一幅画揭成两层，或把小名家的款割下，换成大名家的款；将活羊的腿割开，塞进普通玉石缝合好，几年后取出，浸血的玉石可以冒充鸡血石；红木家具做旧，将其扔进粪池，过几年冒充明清家具；青铜器则用酸梅汁泡、用酸碱液煮黑，再粘上古代青铜器的铜锈……
热释光、化学成分分析、中子测试等科学检测手段这些年纷纷上马，然而科技并非万能，如果用古代的纸墨仿制书画，仪器就无从辨别。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李绍斌说，陶瓷照X光一秒钟就可以“变老”100年，很容易骗过热释光检测，通过这种检测，曾经测出一高仿唐三彩距今3000年的笑话。在景德镇，你可以买现成的明代成化年或清朝康熙年的釉料，再在古代窑址取土烧制，做出的瓷器，其化学成分和古瓷完全相同。湖南出土的一件陶器，在中科院检测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至1万年，然而送到牛津大学检测时却变成了几万年前，原因是该陶器在国内检测时受到了辐射。 据《中国文化报》报道业内人士揭秘 “埋地雷”式鉴定最可怕讲述者：裴光辉（著名文物鉴定家）
什么是“埋地雷”式的虚假鉴定？就是鉴定的东西实际上是鉴定家自己的，他找了一个合作者，当作是鉴品的收藏者，然后再放在某种场合为鉴品做真品鉴定和远远超出鉴品实际价值的高额估价。比如“中国田黄石权威”、某电视鉴宝节目专家靳先生就是典型一例。
2004年在这档节目中，一名“藏友”提供了一方“田黄冻印石”，靳先生立即鉴定为清代田黄石珍品，并估出180万的高价。事后有观众揭露，此田黄石即是其本人田黄石著作封面上的同一方，当时靳先生辩称自己著作图中的东西并不等于一定是自己的藏品。
但仅隔一年半时间，有位姓郭的藏家花300多万元从靳先生手中购得6块田黄石，而其中的一方正是上过这档电视节目的那方。成交后，郭藏家找到当时的“送宝人”查问原委，“送宝人”坦承：上过这档电视鉴宝节目的那方其实是靳先生自己的东西，他只是个“托儿”而已。
后来知名玉石和田黄鉴定家王敬之告诉这位郭先生，这6块“田黄石”全是赝品，其价值只有1000多元。 据《华夏时报》报道 7280万学生习作
2010年6月，北京某拍卖公司在春拍中以728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功拍出了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徐悲鸿油画”。该油画的拍卖信息被发布于多家网站，同时配发的还有徐悲鸿长子徐伯阳出示的“背书”，内容为：“此幅油画（人体）确系先父徐悲鸿的真迹。 ”但在近日，中央美术学院首届研修班的部分学生联名声称，这幅油画是当年他们的习作。杭州某博物馆假“壶王”
据央视今年报道，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国宝级文物疑为赝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资深陶瓷鉴定专家杨静荣认为，目前在该馆展出的“壶王”在造型上和釉面均存在较大疑问，而白地黑花鼓则明显画工粗糙，与南宋风格不符。后来参与当年鉴定的专家承认，当年鉴定时，专家对磁州窑白地黑花鼓确有不同看法，但仍然顺利通过了鉴定。这与之前馆方所称的专家对每一件藏品的意见高度一致的说法并不吻合。
仙居古陶瓷博物馆馆主秀国宝级藏品
进入仙居县的管山村，过河埠大桥，再拐个弯，然后往前走500米，记者总算找到了张海的古陶瓷博物馆。
从外观上看，这个博物馆看上去并不算大。这地方对于博物馆来说，会不会偏了点儿，不担心人气吗?对此，张海并不急着回答，而是笑着将记者领进藏馆，原来内有乾坤。
“古玩和商品文化氛围不同，我看中的是这里依山傍水，环境雅致。至于能否吸引人来藏馆，关键是藏品是否有吸引力。”张海对馆内的藏品很自信。
酒香不怕巷子深。在张海的古陶瓷博物馆里，记者看到，藏品几乎囊括了唐、宋、元、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古陶瓷精品，其中的“镇馆之宝”更是让人大开眼界。
镇馆之宝：明洪武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塔
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来形容张海的民间古陶瓷博物馆再贴切不过。馆内的古陶瓷年代跨度大，品种也非常丰富，囊括了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青花五彩、粉彩、斗彩、唐三彩、元三彩、祭红釉等品种。
在这些藏品中，最为醒目的要数一座宝塔。只见六层约半米高的塔身，上面用青花和釉里红画满了各种图案，在灯光下泛着明亮的色泽，煞是好看。
“这是明洪武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塔，是我的‘镇馆之宝’，也算得上是国宝级的藏品。”讲起这件藏品，张海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
“这上面的青花并非普通青花，用的是当时通过丝绸之路进口的苏麻离青钴料，通过当时娴熟的烧制工艺，这种钴料的青花发色特别纯正，蓝得就像宝石。”
瓶身图案是青花和釉里红相结合，非常漂亮，但是由于青花和釉里红的熔点不一样，要想掌握好这个工艺非常难。
“青花要是烧得不好，就容易呈现灰黑的颜色，釉里红的颜色没有掌握好的话，容易‘烧飞’，即花纹模糊。但是在这件宝塔上，两者的工艺得到完美的结合，可见当时陶瓷烧制的工艺是何等高超。”张海介绍。
古陶瓷，最难辨别的就是年代。为什么张海那么肯定这一定是明洪武时期的陶瓷?
张海将宝塔倒过来，只见宝塔底部被刷了一层红浆。“这是朱元璋独特的个人爱好，他特别喜欢赭红，因此那个时期出土的很多瓷器，都可以看到这种独特的工艺，底部会刷上赭红或者是釉浆。”
除了工艺上的特点，这个宝塔还和朱元璋个人经历的一个典故有关。“传说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天下大战鄱阳湖，朱元璋沿昌江败退，躲到景德镇的红塔顶上，陈友谅带追兵进县城搜查，唯独没有上红塔，一方面是因为塔是佛教圣地，一般兵家不进入;另一方面朱元璋入塔时没有弄破门口的蜘蛛网，追兵认为没有人进塔，就撤兵了。这个宝塔的形状还是按照景德镇的红塔所建，当时庙宇里出现了很多这种宝塔状的供器。”张海说。
“十多年前，我在一个收藏家那里一眼相中，足足磨了三年，才让对方忍痛割爱。”张海说。
谁能解开小罐上的梵文“密码”
在众多的藏品中，张海对其中一个元代的青花瓜楞小罐情有独钟。这件藏品看上去不算特别起眼，两个拳头大小，青花发色纯正，用的也是进口的苏麻离青钴料，底部有个小点微微突起，是唐元时期古陶瓷的特点。
记者将这件古陶瓷拿在手里，顿时有种沁凉入骨的感觉，掌心还有泛起一层湿气。不过，瓶身上画满了各种符号，给这个小罐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张海告诉记者，瓶身上写的是梵文，如果有懂“梵文”的藏家或者学者，能够解开瓶身上的“密码”，说不定还有不一样的故事。
“收藏最重要是去钻研，懂得古玩本身的文化价值，这才能成为真正的藏家。”
在张海的心中，中国第一个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及现任馆长马未都可是他的偶像。除了办好这间古陶瓷博物馆外，张海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实力派的古陶瓷鉴赏家。
藏品放家中孤芳自赏，不如拿出来共同品鉴
说起藏品，张海一件件如数家珍，但说起开这间古陶瓷博物馆的初衷，张海的想法非常简单。
张海告诉记者，他祖籍江苏，从小随父母在仙居长大，收藏古陶瓷已经近20年。在张海看来，仙居是个山清水秀的雅致地方，可惜收藏的氛围不浓，所以一直天南海北淘古玩。渐渐的，张海已经积累了不少“重量级”藏品。
“藏品放在家中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不如拿出来给大家一同品鉴、欣赏。”张海说，“当时想着，如果有个地方能让藏家们一起交流、鉴赏，让市民在闲暇之余感受古玩的魅力那该多好。”
去年12月14日，张海终于如愿以偿，在浙江礼仕得观光园内开起了自己的民间古陶瓷博物馆。如今，博物馆已经吸引了不少行家前往“寻宝”。
挥别之前，张海说，自己会尽毕生精力将这个博物馆变成永久性博物馆，有条件的情况下，希望能够得到进一步扩大。
博物馆馆藏也有假？
长沙窑大执壶
长沙窑青釉褐彩鸟形注壶
长沙窑大执壶一直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镇馆“壶王”，杭州市政府更是曾奖励“壶王”捐赠者1500万元。但在央视专题片《壶王真相调查》中，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杨静荣公开质疑“壶王”为赝品。学术界对于一件文物真伪持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但专家对经过其他专家鉴定的文物公开表示质疑的情况，非常罕见。该事首次让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公开的质疑。
博物馆出现赝品后患无穷：不仅会导致公众对博物馆权威的质疑，不再把博物馆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会将之视为逐利的帮手。高额奖金则成为刺激造假者铤而走险的“肥肉”，回报社会的捐赠也变成挑战捐赠者良知的“鸡肋”。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向光教授，他认为科学和真实才是博物馆的生命线。
●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展览中出现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和研究水平产生怀疑，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同时还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付给收藏者金钱，是不得已的方法。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同时，应健全制度、完善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
“壶王”事件回顾
2005年，安徽淮北收藏者丁仰振把自己收藏的长沙窑大执壶（“壶王”）、磁州窑白地黑花鼓等600余件文物捐赠给南宋官窑博物馆。当时，这批文物由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和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戢四位国内权威专家共同鉴定，而杭州市政府以奖励的方式给了丁仰振1500万元人民币。
2011年8月，央视播出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对“壶王”的公开质疑，称它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仿品，理由大致是：一、他没有见到过类似的器物出土；二、不实用，且整个壶的设计比例有问题。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该执壶的釉面贴花图形的比例失调，与公认的长沙窑瓷器特征明显不符。而丁仰振称，捐赠文物并非出土，而是他从老百姓手上收过来的……
“壶王”遭质疑后，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邓禾颖回应称正在研究处理此事，但迟迟未见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
博物馆必须告知“真相”
广州日报：日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长沙窑大执壶遭质疑一事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这件事情让公益性的收藏、研究、展览机构——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博物馆研究专家，您对这件事作何评价？
宋向光：媒体不久前对“长沙窑壶王”事件作了多篇报道，也对捐赠人和当时参与此项捐赠事宜的专家进行了采访，披露了大量具体的事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博物馆，有责任把真实的事实告诉公众。当然，这一事件涉及的不仅是一件物件的年代和来历，也涉及博物馆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关系到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我认为，有关博物馆首先应将“壶王”的捐赠过程说清楚。从媒体报道看，博物馆是按照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的接受社会捐赠物品的程序办事的，聘请了专家对捐赠物件进行鉴定，并填报了相关工作文书。当然，鉴定结果如何，从博物馆藏品管理来说，博物馆可以对鉴定结果保密。但从展览情况看，展品标签说明该物件为“长沙窑”，也反映出鉴定结果如何了。
博物馆是否只能接受社会捐赠的“真”文物，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其实，博物馆是收藏文物的机构的这一认识，与博物馆作为“积聚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机构本质有很大的偏差。博物馆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重要机构，博物馆收藏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的发展的所有东西，人的发展涉及生理和心智的发展，也涉及人的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博物馆收集和保存反映人的发展的各种物质证据。从这个角度说，“壶王”也是人工制品，是特定时代人的追求、技艺和社会需求的反映。如果它确实反映了特定领域的时代特征，博物馆可以收藏。但是，博物馆必须经过科学的研究，对该物件的年代、地域、材质、工艺等有明确的认识，对与该物件有关的历史、艺术、科技、社会、文化等事宜有准确的了解。
最重要的，博物馆必须告诉人们“真相”，要将科学研究的结果告诉人们。当然，科学研究的结果可能会连篇累牍，很难在展览中、在展品说明中全部表述。但博物馆应该允许公众查阅博物馆藏品研究信息，如大英博物馆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0余万件馆藏的基本信息，有兴趣的公众还可以与博物馆联系，获取那些非保密性的信息。
完善制度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从博物馆发展史上看，文物捐赠在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中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宋向光：捐赠是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建立之初的馆藏品都来自私人收藏。英国政府为购买汉斯·斯隆的私人收藏，发行了专项彩票，并支付给斯隆2万英镑。
捐赠确实丰富和充实了博物馆馆藏。但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捐赠也让社会承担起保存和利用这些物件的责任，社会必须运用公共资源来保护这些物件，并运用公共资源来发挥它们的科学和教育作用。可以说，捐赠不仅关系到艺术品的延年益寿，也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为此，世界各国政府对向公共博物馆捐赠物品也非常重视，既积极鼓励，也严格管理，并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如美国利用税收进行调控，捐赠者可以得到一定额度的税收减免，但也要防范一些人借此避税、逃税。
博物馆通过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捐赠行为，规避不良捐赠可能对博物馆造成的危害。博物馆要制定明确的藏品标准，不符合藏品标准的物件是不能接收的，即便是以捐赠的名义。在藏品征集入藏上，要制定严格的工作程序和规范的工作文书。西方知名博物馆多为理事会管理体制，理事会中有专人或专委会负责藏品征集入藏事务。力求通过严格的制度和审核程序，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事件中，捐赠人丁仰振接受了政府1500万元的奖金。很多人担心不菲的奖金会否刺激造假者将来铤而走险，以捐赠假文物的方式从博物馆骗取巨额奖金？
宋向光：在西方，向博物馆的捐赠基本是无偿的，博物馆不会给予资金或奖状之类的表彰。在一些西方国家，捐赠者可以依据博物馆签发的捐赠文件，依法获得税务上的减免优惠。有些收藏者也会出售藏品，但购买就是购买，不会打着“捐赠”的旗号。
必须承认，我国有许多地下文物被盗掘，并流入民间。一些收藏单位不得不以捐赠的名目征集一些说不清来源的民间文物，且付给收藏者一些金钱，这是不得已的方法。我以为随着制度的健全、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的完备，以及博物馆研究人员专业水平的提升，骗术还是会被戳穿的。
广州日报：本来是出于回报社会的捐赠，今天却挑战着捐赠者的良知，考验着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智慧和眼力。您认为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
宋向光：首先，我们要对博物馆以及藏品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博物馆不是“文物宝窟”，不是炫耀文物珍宝的场所。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科学和真实是博物馆的生命线。任何尊重博物馆的人，首先要尊重博物馆的科学和真实。
其次，民间收藏人士和博物馆研究人员要努力增进自身的学识。从向博物馆捐赠来说，不仅要对捐赠品的时代、出处、流传过程有清楚的认识，更要对该物件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有准确的理解。再次，完善的捐赠管理制度是有力的保障措施。有明确的博物馆藏品标准，有学有专长的专家，有完善的申报审批制度，有严格的监督体制，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体系，博物馆可以将“走眼”控制在最小限度。
赝品粉碎了公共博物馆
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
广州日报：当下博物馆“打眼”的事情已不稀奇，我就曾在几个大型博物馆展览中见过标有“某某捐赠”的赝品。请谈谈赝品对博物馆业务和社会作用的影响。
宋向光：“赝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赝品”就是假冒之物，是欺骗之物，模仿特定器物或器类的特征，试图让人们相信它就是其所模仿的物品。出于各种原因，中国历代制作的“赝品”层出不穷。又由于中国传统上有将前代之制视为楷模的习惯，仿得越像，好像就离楷模越接近。
近年来，出于对利益的追逐，一些人做起仿制古器的营生，以满足人们收藏古物的欲求。一些或高仿、或臆造的物件也流入了博物馆，甚至堂而皇之的摆进了博物馆展厅。很可笑的是，这些物件常常自隐出身，不敢或不愿标明捐赠者姓名，而只是以“传世品”或“捐赠”名目示人。在西方博物馆中，捐赠品是要明确标明捐赠者姓名的，这样做一来是表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二来也是一种监督吧。
“赝品”，特别是在博物馆展览中出现的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质疑，进而对博物馆研究水平产生怀疑，对博物馆中的各项展览都可能打一个问好，甚至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而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赝品”也会对观者造成极大伤害。许多热爱收藏的民间人士都将博物馆当成最真实的学习场所，他们将博物馆藏品视为标准器。如果把“赝品”当做标杆，其后果可想而知。往严重里说，这将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藏品鉴定要有科学态度、精神和方法。个人经验是重要的，但团队合作也不应轻视；“一锤定音”与“众人拾柴”是相辅相成的。博物馆业务管理部门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规律，不要过多介入藏品鉴定和研究等业务性事务。
现场“鉴宝” 十有九假
文物收藏家望野作客文化周末大讲坛，现场为收藏爱好者鉴宝。
收藏家望野作客文化周末大讲坛分享“鉴宝”感悟
昨日下午，莞城文化周末大讲坛特别策划了以“收藏与鉴赏”为主题的讲座，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收藏大家望野先生不仅向收藏爱好者分享了自己的“鉴宝”故事和一些鉴赏古董艺术品的小窍门外，还现场为市民“鉴宝”。不过，不少市民不辞劳苦地从镇区带着自己收藏的古玩“宝物”前来“鉴宝”，却纷纷被鉴定为“赝品”。
当一位藏家将一只漂亮的“转心瓶”拿到望野面前时，他细细端详了一下无奈地说：“其实像这种乾隆年间的‘转心瓶’，本来就是皇室定制的，目前存世的非常少。”
望野随即告诫在场收藏爱好者，“乾隆年制‘转心瓶’在社会上流传的已经十分少，大家在市面上买对的可能性，比买中彩票的可能性还要低一千倍。”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一下，将近一个小时的专家“鉴宝”过程中，真正被认定为“真品”的古董只有极少数。当藏家李先生拿着清道光年间的杯子上台并被专家鉴定为“真品”时，全场爆发出了一阵掌声。
高手教路：鉴别古董一“掂”二“摸”三“看”
“有时候，触觉会比视觉更加敏感。”望野昨日还向东莞收藏爱好者透露自己的“鉴宝”窍门。
“我首先会‘掂’一下，感觉一下那种分量。另外，还可以‘摸’一下，感觉一下釉面的光滑程度和触感。”望野举例，不少是“修补”过的陶瓷品，肉眼是难以看出来的，但是，却可以通过手摸来感觉到，哪里有问题。“如果你摸到哪个地方有点黏黏的，或者摸到哪里不舒服，那肯定这件器物是有点问题的。”
望野还提出，通过观看整件器物的气象是否符合那件器物的朝代特征，也有助于鉴定藏品的真伪。“就好像唐三彩，就一定会带有那股盛唐的气象。”
胡佛青花瓷藏品现身唐山开滦博物馆
燕赵都市报冀东版记者闫漪
2月7日晚，央视一套寻宝春节特别节目《传家宝》栏目播出了，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美籍华人李永明在节目现场将一件康熙年间的青花冰梅纹将军罐无偿捐献给开滦博物馆。此青花冰梅纹将军罐为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当年从中国带到美国收藏的文物。此藏品因其与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以及开滦百年矿业发展史的特殊历史渊源而倍受瞩目。捐赠人李永明希望该胡佛藏品能长期在开滦博物馆展出。记者了解到，这件青花冰梅纹将军罐在1月3日已经正式落户开滦博物馆内，并在博物馆三层模拟的胡佛在开滦工作时的办公室内展出。这件胡佛的藏品也因此再次回到了胡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地方。
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在中国时爱上了青花瓷，此后一生坚持收藏中国明清瓷器，并具有很高的鉴赏能力。胡佛夫妇在中国共生活了将近3年，他们把家安置在天津，天津的古玩市场十分兴旺。大概就是从天津开始，胡佛夫妇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兴趣，尤其是迷上了中国古代的青花瓷器。胡佛夫妇一生在不同时期，收藏过几百件中国的青花瓷，其中不乏明代和康熙时期的青花瓷精品。从天津开始，胡佛夫妇收藏青花瓷的热情从来没有间断过，即使在做了总统和从“大位”退下来后，胡佛仍然没有中断同古董商人和收藏家的联系。
据介绍，胡佛夫妇一生所收藏的中国青花瓷最后有三个归宿。大部分捐给设在爱荷华州的胡佛总统图书馆及博物馆，以及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公众现在还可以在这几个地方参观胡佛总统留下的精美中国青花瓷；还有一部分留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儿子去世后由孙辈继承，其中也有些捐献给不同机构；仅有一小部分，流入民间私人收藏。
2012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寻宝》栏目播出了李永明收藏的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当年从中国带回美国的一件青花瓷。而在节目现场，李永明曾说“这件东西有适当机会，准备做公益。”
“胡佛在开滦工作过，对胡佛的研究，一直是我们开滦博物馆的重要课题，是深度挖掘开滦文化历史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的一期节目引起了开滦集团以及集团领导的关注，希望能将此藏品收录到开滦博物馆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刘志民说，此后，刘志民辗转与李永明取得联系，并表达开滦博物馆收藏胡佛当年藏品的愿望。
2013年6月份，李永明回复开滦，其在加州拍卖行新拍得一件胡佛的青花瓷收藏品，并有相关证明，准备将此件捐给博物馆。“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很兴奋。2013年7月份，李先生到沈阳中医大学讲学，我们特别赶到沈阳与李先生见面，并将此事定了下来。”刘志民说，目前在开滦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青花冰梅纹将军罐就是2013年李永明在加州拍卖行拍得的藏品，有详细记录，并已证明是当年胡佛从中国带到美国的藏品。
“中国的青花瓷在经历了110多年辗转再次回到中国。经过鉴宝栏目专家鉴定，该青花瓷为典型康熙年间的青花瓷，也符合胡佛夫妇的收藏习惯。”刘志民说。
在加深认识和邮件往来中，李永明了解到，其岳父叫王子文，曾是解放后，滦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因为有这样的情节，更坚定了李永明的捐赠意愿。
“这属于文物，建立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寻找有关胡佛的文物，一直未找到。这次的缘分让我们有机会得到这么一件文物，可以说是价值非凡的宝物，可以作为镇馆之宝。对于挖掘开滦历史、人物和背后故事都有重要意义。胡佛是重量级人物，在开滦博物馆黑色长河展览中，专门复原有胡佛当年在开滦工作的办公室，但陈设的物品都是复制品，以及购买的老物件，相当于道具，李永明先生捐赠的这件珍品将对于展陈增添色彩。”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刘志民说，这个青花瓷是真正与胡佛有关的唯一一件藏品。
世界牛的青瓷博物馆
南宋官窑六棱投箭瓶
有人说，青瓷是中国继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后对人类文明的第五大贡献。瓷器是如此的重要，外国人干脆用瓷器(ｃｈｉｎａ)来称呼中国(Ｃｈｉｎａ)。深圳民营企业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创办了世界最大的青瓷专业博物馆。私人财产变成了社会财富，个人的爱好变成了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
深圳有一家名叫玺宝楼青瓷博物馆的专业博物馆，虽然是家民营博物馆，但是收集的青瓷数量多，成系统，不断代，比古代青瓷最大产地的浙江博物馆数量还要多，比国家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也多，因此称得上中国第一，而中国第一就是世界第一，因此有人说它是“世界最牛的青瓷博物馆”。
１
路甬祥参观大感惊奇
２００７年９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到深圳出差。他听说深圳有这样一家博物馆，就要求安排参观。来到罗湖区宝安中路上，距离全市第一高楼地王大厦北面２００米的地方，有一栋小楼，很普通，不起眼。进楼上到二楼，才看到博物馆的大门，两开的红色门扇，金色的狮头门环，飞檐雕饰，古香古色。进入馆内，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宽敞的展览大厅，明净的橱窗内，柔和的灯光下，摆满了一件件稀世展品。商朝以前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只有陶器而没有瓷器。商代时不知是哪个能工巧匠突发奇想在陶罐上涂了一层釉，高温烧制，中国就有了最原始的瓷器。概括起来说，青瓷初创于商周，发展于两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衰落于元明。青瓷博物馆收藏了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青瓷珍品。不断代，成系列，按年代排列，历史脉络清晰。清朝以后，青瓷式微。青瓷好比是中国历史上一朵花期最长、花朵娇艳的鲜花，凋零后繁复的花瓣枝叶落地化作肥沃的土壤，里面长出了素彩、三彩、五彩、粉彩、珐琅彩、釉里红、青花瓷等千姿百态的彩色瓷器。默默无声的青瓷用自己的身体告诉人们：她是瓷之根、瓷之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最杰出代表；不会说话的青瓷，用一个个实物展品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史上文化没有中断的唯一文明古国，优秀的民族为人类文明宝库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
参观后，路甬祥大为惊奇。他没有想到，深圳这个历史上并没有以青瓷著名的地方，竟有人创办了一个藏品数量世界第一的博物馆；更没想到创办人是一位民营企业家，馆长吴克顺尽一生精力，用全部财产，创办起这个令人震撼的青瓷博物馆。他拿起博物馆的简介，看到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带您走进古老艺术殿堂，共同追忆华夏文明历史。小学生的心灵从这里启迪，中学生的眼界从这里打开，大学生的奋发从这里开始。”他微笑着点头称是。路甬祥回到北京后，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提笔给许宗衡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参观青瓷博物馆“感到十分震惊。此民间博物馆实为国内和国际青瓷收集之最，收存十分系统，而且包含大量国宝级精品，文化价值无限。建议深圳市给予进一步重视，保护和展出，也是深圳一大文化亮点……”
２
收藏爱好变成了事业追求
吴克顺是甘肃景泰人。１９７１年入伍，１９８１年随部队调入深圳参加特区建设。１９８３年转成为深圳人。１９８６年，他任锦绣中华微缩景区的工程技术部经理。为建设游览景区里的“小人国”，３年间他跑了国内外１００多个风景名胜区考察；也参观了全国的陶瓷厂，深入了解陶瓷的烧制过程，随着对青瓷的了解，他开始对青瓷收藏有了兴趣。
吴克顺真正下决心开始收藏古瓷器是在１９８７年。是年９月，由冯克铭等瓷器专家编写、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该书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１００多个窑址情况写得非常详细；对每个窑口的形状、各种瓷器的形体、烧制温度、化学成分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此书出版前，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有人说瓷器最早是由他们国家发明的。有一次，吴克顺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一个英国古瓷专家对“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中国的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见到多少实物。“实际上你们中国的瓷器要到我们大英博物馆来鉴定。”英国人的话刺痛了吴克顺。他下决心将收藏方向定为青瓷。他说：“这几年的经历使我认识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青瓷。青瓷源于中华，始于商代，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瓷器，是瓷器之根。”他说：“要办青瓷博物馆给外国人看。一定要圆这个梦，这是个民族的梦。”
经过几年的积累，他在青瓷收藏和保管方面有了专业的知识和经验，与陶瓷界许多专家建立了良好关系。１９９６年，吴克顺开始筹办青瓷博物馆。他向几位专家发出邀请，请他们来深圳帮助整理藏品。其中有朱伯谦(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浙江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丽琼(号称中国文博考古四大女强之一、重庆博物馆研究员)、赵青云(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等。正在创业的吴克顺没有能力高标准接待，只好把专家们安排在博物馆上面的职工宿舍里。没有一个人提出报酬问题，心存感激的吴克顺只是给每人每月给点生活补贴费。但是专家们毫无怨言，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为藏品作鉴定，写说明，建立档案，在深圳足足工作了一年多。整个工作完成后，吴克顺又请汪庆正(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古陶瓷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来到深圳，将展品、资料全部审核一遍，在所有的鉴定文书上签字负责。吴克顺谈到这些往事十分感动：“学者们太可爱了。他们是这个行业里的顶级专家，外国人花大价钱请不动他们……他们之所以愿意来深圳帮忙，是为了实现一代人的追求，完成一个民族的心愿。”
３
收集古瓷的酸甜苦辣
吴克顺收藏第一件瓷器是在１９８５年，他出差到山东淄博。中午，两个同事约伴出门到农民集市上逛逛。在地摊上，眼尖的吴克顺看到一个汉代越窑的瓷器，他出价３００元买了下来。他的青瓷收藏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但是，吴克顺不总是这样好运。由于知识不够，眼光不精，开始一段时间里他收到了一些假货、赝品，价格高达３００万元。“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使我真正认识到了这一行业的巨大风险。这是我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候。当时，我几乎绝望，一段时间一直考虑一个问题：是干下去，还是就此打住，洗手不干？最后还是决定咬牙坚持下去。
最成功的一次收购
“青瓷鼎盛于唐宋。”青瓷以宋朝官窑的瓷器最为名贵。在青瓷博物馆里，有９件宋瓷摆在最突出的位置，安排的空间也最大。汪庆正在评价青瓷博物馆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宋代修内司官窑的瓷器是珍稀瑰宝，有一件就了不起，玺宝楼竟然有９件。”其中有一件南宋官窑的六棱形投箭瓶，釉色佳美不可思议，色润如碧玉，光冷像冰凌。几乎每次去博物馆参观，吴馆长都会介绍这件瓷器。这个绝品是１９９９年收来的。当时吴克顺听说杭州一个藏家手中有一个南宋官窑的瓷瓶想出手，已有日本人、台湾人参加竞购。吴克顺第一时间赶到了杭州，看了这个投箭瓶，一时不能判断其价值。留下几万元定金，吴克顺将古瓷带到宾馆，请来几位专家鉴定。专家们发表了看法：首先，这个瓷瓶是干什么用的呢？宋朝的文人们喜欢游乐享受。春游饮酒时，将此瓶置于大树下的草地上，人站在五六米外，手持箭杆投掷，以投中多寡为赢，或吟诗作对，或饮酒取乐，极为风流潇洒。其次，瓷瓶质量怎么样呢？几位专家意见一致：“极为完整，毫无损伤，造型优美。最可贵的是釉色玉洁冰清，为稀世珍宝！”(后来这件古瓷又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耿宝昌鉴定，他的评语是：“世界罕见之珍品”。)
古瓷是罕见宝物，藏家开价也高：１６０万元。日本人和台湾人已经接受了这个报价。吴克顺出不起这个价格，但是他决心将这件宝贝买下来。艰苦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开始了。吴克顺请藏家到酒楼吃饭，不断地磨来磨去，藏家的态度开始松动。在这个关键时刻，杭州的一些专家助了吴克顺一臂之力。他们带话给藏家：“这件藏品属于国家限制出口文物，作为有良心中国人，应该将其留在国内，不要卖到国外……”吴克顺也动之以情：“我是一家民营博物馆馆长，虽然没有力量出最高的价格收购。但是，这件藏品放在我的博物馆，可以让更多的国人参观这件宝物，而且你的子孙也可以随时看到这件传家之宝。”吴克顺的真情终于打动了藏家，最后同意以８０万元的价格卖给青瓷博物馆。这件珍品现在是青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最心痛的收购
２００１年在河南一个地方修高速公路时，露出了一个瓷腰鼓。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吴克顺后，他火速赶到了当地。看到两个茬口很新的碎片后，吴克顺傻眼了。他忙问怎么回事？原来，发现这个花鼓时在场有１３个农民。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件文物交给国家文物管理部门，而是决定藏起找机会卖掉分钱。但是在“由谁保管”的问题上相持不下。最后一个精明的人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办法：砸碎花鼓，分瓷片！一个一米多长、小盆口般粗的古瓷花鼓被砸成了４０多块瓷片，１３个农民有的分了一大片，有的分了几小片。后来吴克顺搞清楚，这是一件唐代的花瓣釉青瓷腰鼓，鼓身上有漂亮的花瓣，两头粗中间细，两头蒙上羊皮，可以敲响，用来伴舞。这样稀罕的瓷鼓只能是皇宫的用品。这样一个稀世罕见的珍品，就被这帮贪婪愚昧的农民打碎了。吴克顺欲哭无泪，赶紧开始抢救性收购。这个农民手里有两片较小的碎片，讨价还价后八千元成交。然后在这位老兄的带领下一个一个找到其他人，将他们的瓷片全部买下，共花去１１万元。可惜的是最后一位农民外出打工不知去向，他手里的碎片没能收到。吴克顺回来后，将碎片对好、黏合，恢复了腰鼓的原貌，不足部分用石灰灰浆补齐。现在我们在博物馆里能够看到这件腰鼓，可惜不是原来的优美形状，有几块地方是白色的石灰，看着令人心酸。
时间最长的收购
展馆中还有一套９件的金属餐具，吴克顺用了４年时间才将其收购全。１９９３年，吴克顺听说自己的景泰家乡有一位清朝时名叫岳登龙的将军，据说是岳飞２７代后裔。岳将军的孙子已８０多岁，要将家传的一套金属餐具卖掉。说起这套餐具来历不简单。岳登龙将军小时候调皮，到少林寺学武后投军，当年是镇守凉州(今武威)的一名将军。有一次他带伤上阵，立下大功。战功报到皇宫，慈禧大悦，在大红锦缎上写下一个大大的福字，连同自己使用的一套餐具作为奖品，派快马送到兰州，奖给了岳登龙。
吴克顺听到这件事，马上回家乡找到了这位老乡。请他拿出餐具瞧瞧。这是一套合金餐具，说是９件。但是让人失望的是，主人手里只有少半，多数被几个声称要买的人拿去看货，肉包子打狗一去无还，好多年了。吴克顺让他讨要回来再谈买卖，老人家可怜巴巴地说，这几个人分在几个省里，他没有路费去讨货，估计也要不回来，还是请吴克顺想想办法。碰到这种事，吴克顺哭笑不得，但是他觉着这是很珍贵的文物，放手又心不甘，只好亲自出马帮助主人去讨货。此后，吴克顺花了４年时间，跑了新疆、青海、陕西和甘肃的一些地方，找到了拿走这些餐具的人。讨要餐具时不可能白要回来，这些人是不会给的。吴克顺只好说代表岳家感谢他们保管了这些年，付给他们一笔“管理费”后才把餐具一个个收回来。当９件餐具收全后，吴克顺才感觉自己４年的努力和辛苦是多么值！眼前的这一套９件餐具，有１个大鼎、４个中鼎、４个小鼎。每件造型、鼎的耳朵、盖上的钮各不相同，鼎身上刻有不同的花纹、小篆文字等，十分精美。９件收齐，文物价值难以估量。吴克顺将这套餐具整齐地摆放在展厅突出的位置，独特的餐具和餐具背后的故事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将流失的文物购回来
随着吴克顺在文物古玩界的名声越来越响，他这一方面的消息也越来越灵通。内地的很多文物是通过深圳口岸走私到香港去的。有时候一些文物到了深圳后一时出不去，就会有人将消息告诉吴克顺。自觉对保护祖国文物肩负责任的他，就会找当事人做工作将文物留在国内，或者干脆自己收购。这方面的故事很多。而且后来他还经常去香港港岛上环的摩■街等文物古玩街溜达，发现有比较好的文物收购回来。
４
有了青瓷博物馆
外国人就牛不起来了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４日，文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深圳第一个私营博物馆、全国最大的青瓷专项博物馆——玺宝楼青瓷博物馆正式开馆了。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新加坡国际博物馆等３０多家单位先后致电祝贺。国内外的专家一致认为，玺宝楼的规模、质量、观赏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是一流的。朱伯谦同意兼任玺宝楼青瓷博物馆名誉馆长。
听说中国深圳开办了青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有些不相信，特地派来两个人探虚实。不久，又正式派来５个人(４名洋人专家和１位华人翻译)来青瓷博物馆参观考察。这次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详细。看过以后感觉不简单，认为：“只有中国才能办起来这样专业的博物馆。”最后评价说：“看了这样规模巨大、展品全面，形成系统的专业博物馆后，看来陶瓷确实是中国发明的。”为青瓷博物馆建馆时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陈丽琼女士说：“从今以后瓷器要拿到中国来鉴定了，青瓷博物馆的建立为此打下了基础”。香港青花瓷大王戈世科评价说：“青瓷博物馆规模很大，展品精美，是中国人的骄傲。吴先生非常了不起。”
现在，青瓷博物馆已经开馆１０年了。１０年间，参观人数达到近１０万人次。政府给青瓷博物馆挂牌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德育基地。许多领导、名人和国外的朋友都来博物馆参观过。北京国家歌剧院的法国设计师安德鲁来深圳时特意到博物馆参观，对博物馆里的藏品喜欢得不得了，最后买了一个玉佩作为留念。今年３月，李铁映来到青瓷博物馆参观。看完展品后说“感到非常震撼”，欣然提笔写下了“精美绝伦”的题词。他评价说：“到全国许多地方看过博物馆，没有看到过收集了这么全的青瓷，深受感动。吴先生把收藏当成了事业，是一位思想品德高尚的企业家。”
吴克顺办青瓷博物馆，实际上把个人的收藏变成了国家文物部门管理下的文物管理单位，把私有的财产变成了社会的财富。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能在深圳这块热土上发达，不是我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是因为遇到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人不能忘本。我个人的藏品，说到底属于国家和人民。我办私人博物馆，就是要回报社会，报效祖国，尽炎黄子孙的一点责任。”从吴克顺成功创办青瓷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人的私人爱好可以变成创意的来源，只要这个爱好是真正从心底里产生的，没有太多的功利性；而社会责任也可以成为激发创意的一种动力，一个富有民族文化责任感的人总会能想得到如何为弘扬民族文化做点事情。
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的青瓷和白瓷器鉴赏
唐代瓷业以南方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白瓷享誉天下，世称“南青北白”。邢瓷类银，越瓷类玉，并立共荣，为世人所珍。
国家博物馆典藏有珍贵的隋唐时期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等窑生产的白瓷器，多为墓葬、遗址考古出土，有些是明确纪年墓出土，造型丰富，工艺精美，制作精巧，时代特征鲜明，展现出非凡的历史价值和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
国家博物馆所藏越窑青瓷代表作有浙江宁波出土的唐代青釉瓜棱执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基地宫出土的唐代青釉葵口盘和折沿碗，法门寺地宫所出为珍贵的“秘色瓷”，是鉴定秘色瓷重要的参考资料。白瓷代表作有陕西李静训墓出土的隋白釉双连龙柄传瓶、鸡首龙柄壶，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的邢窑白釉莲瓣座烛台、长颈瓶，均为罕见的白瓷珍品。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近300年的分裂混战局面，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隋朝虽国祚短暂，历二世而亡，然而它的繁荣成果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而衰颓，继而为唐朝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一个封建王朝，社会安定，政治昌明，为不同领域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大环境，更兼以海纳百川的恢宏气魄，从不同地域文明中汲取养分，从而呈现出欣欣繁荣之象。这种繁荣自然也体现在物质文明之上。
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瓷器生产作为手工业中重要的一支也得以发展，瓷窑遍地开花，相互争艳，而尤以南方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白瓷享誉天下。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藏隋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等生产的白瓷器，均十分珍贵，现就其特色进行阐述。
越窑青瓷
中国古代瓷器种类丰富，青瓷是重要品种之一。青瓷烧制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在距今两千年左右的东汉时期，勤劳智慧的越州人创烧出了成熟青器，历经六朝、隋唐和五代时期的蓬勃发展，至明清时期从未间断。
越窑是我国闻名遐迩的青瓷窑之一。唐代，全国烧造青瓷的窑场众多，越窑青瓷为群窑之冠。唐代以上林湖为中心的瓷业迅速拓展，窑场林立，规模宏大，并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唐朝诗人多有吟诵越窑瓷器的诗，许多诗句脍炙人口，成了千古绝唱。茶圣陆羽在《茶经》之中以“类冰”“似玉”赞美越窑青瓷品质高雅，色如玉而不浮光，质如冰而不流俗。将越窑列为全国名窑之首。陆龟蒙《秘色越器》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形容越窑青瓷色泽的典雅秀美；皮日休《茶瓯》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的诗句品味越窑青瓷造型的端庄轻盈。唐人对越窑青瓷的喜爱离不开对茶文化的崇尚，唐代施肩吾在《蜀茗词》中写道：“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正是称赞越瓷与香茗彼此映衬、相得益彰。越窑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的越窑青瓷更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嗜古成癖的乾隆皇帝也曾追慕唐代的越窑青瓷，发出“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的感叹。
国家博物馆所藏越窑青瓷有墓葬、遗址、塔基出土遗物和传世品。其中墓葬、遗址和塔基出土品主要有：
越窑青釉葫芦瓶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越窑青釉葫芦瓶(图1)，高17.6厘米、口径2厘米、足径7.6厘米。器呈葫芦形，通体施以青釉，造型饱满，美观大方，为初唐时期瓷器的形制。葫芦谐音“福禄”，又因籽多，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深得人们喜爱。葫芦形器物很早就出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葫芦形的彩陶器。
越窑“大中四年”青釉罂
1957年浙江余姚市唐墓出土越窑“大中四年”青釉罂(图2)，高30.5厘米、口径19.3厘米。腹上刻铭有“维唐故大中四年(850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于后代无志，故记此罂。”器自名为“罂”。“罂”最早见于汉代文献，《汉书·赵广汉传》记有“椎破卢罂”，颜师古注“佤，长颈罂也”。在六朝时期，盘口壶也称作“罂”。1972年江苏南京化纤厂东晋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的底部刻有“罂主姓黄名齐之”字样。“罂”是由六朝、隋代时期的盘口壶演变而来，是晚唐时期典型器。唐代器的盘口更大，颈渐长，有的颈上堆塑有蟠龙，肩部或颈部饰有环状耳。浙江嵊州出土的青釉罂，铭刻“元和拾肆年(819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值壹千文”。五代壶体逐渐加高，北宋时罂系变大，上海博物馆藏有铭刻北宋咸平元年(998年)的粮罂较为典型。罂是一种盛器，而这件“大中四年”青瓷罂却有另外的用途，其器形较大，刻铭有器名、制作时间和用途，是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相似器物。
唐代越窑青釉瓜棱执壶
1974年浙江宁波出土唐代越窑青釉瓜棱执壶(图3)，高22.6厘米、口径10.2厘米。喇叭口，瓜棱形长圆腹，肩部一短流，另一侧置曲柄。执壶在唐代《资暇集》中称为“注子”和“偏提”，朝鲜出土的两件唐壶刻铭有“小口”之称，宋代仍沿称“注子”。唐代执壶的特点是盘口或喇叭口，短直流，流有圆形和六方、八方形等。壶柄也由以前的龙柄变为宽扁形曲柄。晚唐至五代，执壶的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部多作成瓜棱形。据文献记载，在唐代越窑青瓷执壶卖十文钱一个，而其他窑口壶则只卖一文钱一个。
唐代越窑瓷器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瓷器外销的繁荣。在埃及、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日本等地都曾发现唐代的越窑瓷器。唐末以后，越窑瓷器主要是通过明州(宁波)港等向外输出。此器出土于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遗址，此遗址出土有唐代沉船和大量越窑瓷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收藏有造型相似的一件瓜棱执壶，也为和义路唐代码头出土。
越窑青釉葵口盘
越窑青釉折沿碗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基地宫出土越窑青釉葵口盘(图4)和折沿碗(图5)。法门寺以供奉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舍利和真身宝塔闻名于世，备受历代帝王的高度重视，被誉为“皇家寺院”。1987年4月3日，封闭千余年的法门寺地宫重新面世，唐代地宫中出土的唐懿宗用来供奉释迦真身舍利的一批精美供器，其中有佛指舍利和唐朝七位皇帝供奉的数千件皇室世纪珍宝。出土的记录这些器物的石刻“物账”记载有“秘色瓷碗七口，内两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证实该地宫出土的越窑青瓷就是传说中的“秘色”瓷，它的发现在我国陶瓷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断定秘色瓷的时代和鉴定其特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青釉葵口盘高4.6厘米、口径24.8厘米、足径7.6厘米。器葵口、浅腹、平底。青釉折沿碗高7.1厘米、口径25厘米、足径10.5厘米。折沿、敞口、浅腹、平底。通体施青釉，釉色光泽晶莹，质地温润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秀美，正如五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中的赞誉：“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吴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记有“越窑，越州所烧……在隋唐曰越州。瓷色青，著美一时”。越窑青瓷追求“冰肌玉骨”的艺术效果，唐代器物以素身无纹饰为多，胎质精细而轻盈，瓷釉晶莹温润。陈万里先生《中国青瓷史略》赞曰：“越窑青瓷似一泓清漪的清水般的湖绿色。”越窑青釉淡雅温润，无附加赘饰，而以其釉之本色、釉之天姿呈现出明澈幽静之美感。唐越窑青瓷追求“冰肌玉骨”的艺术效果，器物少有装饰，仅以“捩翠融青”的釉面取胜，有“如玉如冰绝代少，倾城倾国只淡妆”的韵致。
唐代越窑青瓷产品种类繁多，以茶具最具特色，有茶碗、茶托、执壶、杯等。碗或盏，被称作“瓯”。茶瓯造型以花式居多，有葵花式、荷叶式、海棠式等。碗是越窑青瓷茶具中常见之物，在唐人的诗文中多有记述。陆羽在《茶经》中记有：“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道出了越窑青瓷的特质所在，越窑烧造的淡青色茶碗能与绿色的茶汤相映生辉，“半瓯青冷绿”，从而达到“益茶”的效果。
越窑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紧邻唐朝时期闻名全国的大商港明州(宁波)，越窑青瓷借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运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诸国，直到非洲的埃及，被誉为开拓“海上陶瓷之路”的先驱，成为古代中外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信使。在埃及开罗福斯塔特遗址发掘出大量的从唐代到清代的中国陶瓷片，其中最多的是越窑青瓷。2003年2月，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的公元10世纪的沉船，起获10万多件越窑青瓷，多为秘色瓷，反映出越窑青瓷外销的盛况。
唐越窑青釉碗
伊朗内沙布尔出土唐越窑青釉碗(图6)，1966年5月24日由日本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捐赠。伊朗内沙布尔靠近马什哈德，为叶派伊斯兰教圣地，是印度、阿富汗同德黑兰商队的贸易中心，丝、茶、面粉等商品的集散地。器高4厘米、口径14.3厘米、足径5.5厘米。碗撇口、斜直壁、玉璧形足。通体施以青釉，釉色泛黄。为典型的越窑唐代器物。
青釉盖盒
青瓷釉盖罐
此外，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唐代越窑青瓷传世品，有青釉盖盒(图7)、青瓷釉盖罐(图8)，造型丰满，通体光素，青釉润泽，为唐代越窑的典型器。
北方白瓷
白瓷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瓷器品种之一，创烧于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是在青瓷的基础上改进而烧制成的。白瓷的诞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一个飞跃，为此后历代各种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北朝时期窑场有河北内丘、河南安阳和山东淄博等地。1971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的白瓷器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白瓷，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共10件，质地较粗，釉色泛黄或泛灰，白瓷制造工艺尚处于早期阶段。
隋代的白瓷生产工艺发展迅速，制作技巧不断提高。隋代生产白瓷的瓷窑有河南巩县窑和河北内丘、临城等地。1959年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的白瓷围棋盘、三环足盘等，1957年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鸡首壶、双耳扁壶、双耳罐等，以及陕西隋姬威墓出土白瓷罐等，均是隋代白瓷的上佳之作。北朝至隋代，北方白瓷的发展为唐代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代，白瓷的生产进入到全盛时期，白瓷窑口林立，多在北方。有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其中以邢窑最为著名，质量最佳。陆羽《茶经》中称赞邢窑瓷器类银类雪。在唐代，邢窑白瓷与南方越窑青瓷名誉天下，平分秋色，形成了南青北白、相互争妍的两大体系。
邢窑始烧于北朝，盛于唐代，衰于五代，终于元代。唐代邢窑生产了大量精细白瓷，工艺登峰造极。器物多为日常生活用器，以洁白细腻滋润而又类银类雪的釉色及朴素大方的造型见长，仅有少量白瓷有印花、划花和贴塑等装饰。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陆羽《茶经》中称：“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花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还形容其造型的规整“圆似月魂堕”，白瓷的轻盈俏丽则是“轻如云魄起”。唐人李肇的《国史补》上记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具体提到产地“内丘”。《新唐书》记载有“邢州贡瓷”。河南巩县窑亦为唐朝重要的白瓷产地，也生产过贡瓷。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记载，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也出土有巩县窑白瓷、邢窑等白瓷，唐代邢窑白瓷广销国内，在各地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多有发现，以陕西、河南、河北省出土最多。
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白瓷，有墓葬出土和传世品。墓葬出土品主要有：
白釉双连龙柄传瓶
1957年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白釉双连龙柄传瓶(图9)、鸡首龙柄壶(图10)。墓主李静训身世显赫，自幼得宠，然而不幸9岁早夭。在李静训墓中随葬了大量的精美物品，有波斯的金银器皿、镶嵌玉石的项链、结构精巧的手镯、精美别致的瓷器等。出土瓷器17件，有白瓷双连龙柄传瓶、龙柄鸡首壶、小扁瓶、小盆、小罐、小瓶等。
鸡首龙柄壶
白釉双连龙柄传瓶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两瓶双腹相连，两侧堆塑龙形柄，双龙口衔瓶口。器施半截白釉，开细碎纹片。天津博物馆所藏此形制白釉瓶，底刻铭“此传瓶有並(并)”，故有“传瓶”之称。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也收藏有此形制的传瓶。
白釉鸡首龙柄壶高27.4厘米、口径5.9厘米、足径7.1厘米。肩部前置鸡首流，作昂首鸣叫状，后为龙形柄，龙俯首衔口沿。肩部置对称环式耳，作双瓣重合状。体施半截白釉，有细小冰裂纹。器造型挺拔秀美。鸡首壶始见于三国时期，两晋、南朝时期多见，多为南方青瓷制品，也有黑釉器。早期鸡首壶器身较小。南朝至隋代，壶身修长，颈部变细，柄加长。鸡首壶至唐代以后渐渐消失。
此两件白瓷同为明确纪年墓出土，为隋代白瓷精品，是北方白瓷断代研究的重要标准器。
白釉束腰盖
1954年西安隋大业六年郭家滩姬威墓出土白釉束腰盖罐(图11)。姬威为隋代金紫光禄大夫，龙泉、敦煌二郡太守，先后为太子杨勇及权臣杨素之幸臣、亲信。其墓中随葬品丰富。
白釉束腰盖罐通高16.9厘米、口径9.3厘米、底径12.4厘米。器身施白釉，釉莹润洁白，有细小冰裂纹。造型优雅简洁，形制别致。陕西博物馆收藏有同墓出土的白釉束腰盖罐(缺盖)，形制相同，通高12.5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8厘米。
白釉唾壶
执壶
龙柄执壶
莲瓣座烛台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唾壶(图12)、执壶(图13)、龙柄执壶(图14)、莲瓣座烛台(图15)。
白釉唾壶高16.5厘米、口径14.8厘米。其形似尊，上部为漏斗形碗状，圆球腹，平底刻“永”字。应为河南巩县窑制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相似的器物。
白釉执壶高12.1厘米、口径6.9厘米、足径6.5厘米。撇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假圈足，腹一侧有曲柄，一侧有圆筒形短流。此壶造型圆润饱满，短流平底，为唐代早期的典型式样。
白釉龙柄执壶高21.7厘米、口径7.8厘米、足径6.2厘米。短流，龙形柄，龙首衔口沿作汲水状。龙身弯曲，似蓄力待发，生动形象。通体施白釉，釉色温润细腻，器形端庄隽秀，为唐代邢窑制品。
执壶又称为“注子”“注壶”，其造型源于青铜器，南北朝时期青瓷中已有执壶造型。中晚唐时期，执壶式样增加，大量流行，从而逐渐取代了鸡首壶和凤首壶等。唐代执壶作酒具或茶具之用，称为酒瓶、酒注子或茶瓶。西安唐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中出土的瓷壶上写有“老得家茶社瓶”等字，是为茶具；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壶上则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等铭记，乃为酒具。
白釉莲瓣座烛台高30.3厘米、口径6.5厘米、足径17.5厘米。烛台由灯盘、台柱和承座三部分组成，灯盘呈杯形，台柱细长挺拔，饰瓦棱纹，灯座凸雕莲瓣纹，叶瓣呈浮雕状，富有立体感。造型独特，胎质细密坚硬，釉色白润，保存完美，为邢窑精品。烛台作为古代灯具之一，历史十分悠久，战国秦汉时就有铜烛台，《楚辞》：“室中之观多珍怪，兰膏明烛华容备。”三国两晋时瓷质烛台出现，有羊形、狮形等，唐代诗人皮日休《夜会问答十》曰：“莲花烛，亭亭嫩蕊生红玉。”这件烛台造型挺拔，亭亭玉立，座为莲花，雅致清新，美观实用，当为唐时的一件“莲花烛”。
白釉长颈瓶
辟雍砚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长颈瓶(图16)、辟雍砚(图17)、带盖唾壶(图18)、环柄杯(图19)。
白釉长颈瓶高22.2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7.2厘米。侈口，长颈，圆腹，圈足外撇。通体施白釉，釉色洁白，积釉处泛青，釉面有冰裂状开片，通体光素无纹。唐朝时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往来频繁，随着西亚金银器的不断传入，瓷器生产中也流行仿制金银等器的热潮。这件长颈瓶的器形源于铜器，与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长颈铜瓶十分相似，造型端庄，轻盈灵秀，保存完美，尤为难得，为邢窑制品。
带盖唾壶
环柄杯
白釉辟雍砚高7.2厘米、口径14.8厘米。因形制如辟雍环水，故得名。辟雍砚，得名于汉班固《白虎通·辟雍》：“辟者象璧，圆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辟雍砚始于东汉时期，魏晋时期多流行三足或四足的青瓷圆砚，南北朝时期则变为五足到十足不等，隋唐时期的辟雍砚形制为砚面高凸，砚足数量明显增加。唐代杨师道在《咏砚》中有“圆池类璧水，轻翰染烟华”之句，说的就是辟雍砚。1986年陕西礼泉唐长乐公主墓出土有白釉辟雍砚；2003年洛阳老城区义勇街唐代瓷器窖藏出土了大量白瓷器和陶器，有不少形制较大的辟雍砚，均与此砚形制相似，反映了共同的时代特征。
白釉带盖唾壶盘口、扁圆腹、平底。器有盖，配以桃形钮。唾壶，西汉时期已有。安徽阜阳西汉墓出土有漆盂，外底铭“唾器”字样。东汉时期南方烧造有青瓷唾壶，三国、两晋时期为日常用器。据晋人贺循《葬经》的记载，晋人把唾壶作为随葬用器。青瓷唾壶最为多见，也有黑瓷及白瓷等制品。此壶为唐代的典型器。
白釉环柄杯高7.7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4.7厘米。造型仿自唐代金银杯，侈口、弧壁、折腹、圈足，环柄如银丝弯卷而成。器形与西安沙坡村唐墓出土的银环柄杯如出一辙。
白釉堆塑龙纹烛台
传世白瓷有白釉堆塑龙纹烛台(图20)、贴花双龙耳瓶(图21)、碗(图22)。
贴花双龙耳瓶
碗
白釉堆塑龙纹烛台高25.4厘米，上部为杯形托盘，中间为灯盏，托盘外饰以一圈莲瓣纹；中部为台柱，堆塑蟠龙装饰缠绕在台柱；底部为另一较大的圆形托盘，下置高圈足。工艺精湛，装饰龙纹立体感强，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有形制相似的唐代青瓷制品。
白釉贴花双龙耳瓶高42.5厘米、口径8.8厘米、足径9.4厘米。双龙柄衔口沿，肩部贴塑宝相花纹。白釉发黄。双龙耳瓶出土较多，以光素无纹者多，贴花装饰较少见。双龙耳瓶为唐代瓷器的典型器，除白瓷外，有青釉、三彩等品种。
白釉碗高5.3厘米、口径16.2厘米、径7.7厘米。玉璧形底，胎质坚细，釉色莹润，器形规整，为唐代邢窑制品。唐代邢窑烧制的产品有碗、盘、杯、盒、瓶、壶、罐等，其中碗有多种形制，玉璧底碗是邢窑代表性器物之一，有的阴刻“盈”或“大盈”款识，应是为唐代大明宫大盈库定烧之器。
唐代瓷器生产出现了争奇斗艳的局面，唯有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因其独特的艺术成就技压群芳，成为当时瓷器的佼佼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唐代瓷器制作精巧，浑圆饱满，反映出唐人爱好丰腴的美学意识，时代特征鲜明。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备受推崇，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青瓷和白瓷，造型丰富，工艺精美，代表了隋唐时期瓷器发展的最高水平，可领略到中国瓷器文化灿烂的艺术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