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损毁了6万元的瓷器，方云初掩面痛哭
本报记者 陈春平 摄
本报安康讯俗话说：金盆打了，分量还在。但瓷器打了呢？无奈地打扫着满地碎碴残片，老板们的心都碎了。26日晚，一场突如其来不到10分钟的暴风雨，让来安康展销瓷器的景德镇商人损失惨重。
“噼里啪啦、稀里哗啦……”年近40岁的江西景德镇老板方云初掩面痛哭，泣不成声地说：“这场雨来得太猛了，根本来不及收拾。风刮倒了货架，满架瓷器都打碎了。”
据方云初说，暴风雨给他造成的损失最重，打碎的瓷器价值6万多元，其中，最昂贵的一件“冬瓜瓶”价值5000多元，瓶身彩绘出自名家之手。与方云初损失情况相似的老板有五六位。十几位同乡聚在他的摊位前，一边劝慰他，一边帮他清理瓷器碎片。
记者现场看到，几乎每个展销摊位，都有打碎的瓷器残片。老板们正在清理暴风雨后的摊位，倒出瓷器里的积水。
据介绍，4月16日，景德镇商人熊某组织40多位当地老板，运送货源到安康展销瓷器。他们在安康市兴安广场租赁了场地，19日才开始展销。
“每位老板组织的货源都在10万元左右，货款大多是借亲戚的或是银行贷款。从景德镇到安康，每家光运费就1万多元，还不算摊位租赁费用。没想到展销不到10天，损失如此惨重。”熊某对记者说，“背了一身的债，现在是有家难回。我们怎么就这样倒霉呢？”
“27日一大早，我们把全部展销摊位统计了一下，暴风雨造成的损失将近50万元。”熊某说。
在安康市区，记者看到茶杯口粗的小树，被暴风雨拦腰折断，道路旁的残枝败叶随处可见。据安康市气象台介绍，26日晚出现的强对流天气，瞬时风力达到8级左右，并伴有雷阵雨、冰雹。暴风雨持续了大约七八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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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大师与“十万丹青”
记：中国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全球闻名、历经千年不衰。记者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名为《瓷器的官场生意》文章，引起了记者的关注。当下引领中国艺术陶瓷文化的图腾在哪？艺术陶瓷能否再创中国文化的精粹？记者为此进入中国陶瓷艺术之瑰宝重地景德镇，解码瓷都的艺术魅力……
瓷器是景德镇的名片，是古老中国一个充满了文化想象力的标志性符号。在当今世界艺术品市场也是一朵靓丽绚烂的奇葩。历史上的瓷都景德镇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瓷器贡品场，博大精深地传承和发扬了中国陶瓷艺术的高制作水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等历代名瓷远扬全球，西方国家眼里的China一词就是源于中国景德镇，“世界瓷都”的高度，始终都让万千中华儿女为之骄傲和自豪。
“艺术陶瓷”的兴起出现源于上世纪末，公元2000年后才真正得到推广与传播，至今也就10余年的时间，“艺术陶瓷”彰显的是陶瓷上的艺术创作，所以不少艺术名家、陶瓷大师纷纷利用陶瓷的方寸之间，创作出无数精品力作。有别于普通的日用瓷、礼品瓷和建筑瓷等。
自2000年以来，景德镇的“艺术名瓷”更是叫响海内外，许多西方国家的艺术创作者们纷纷慕名来到千年文化艺术瓷都景德镇，开始他们在中国的陶瓷之秀旅，千年瓷都熠熠生辉并绽放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
“十万丹青”是景德镇艺术陶瓷主力军
在景德镇当代陶瓷发展史上，陶瓷大师是最热门的话题。据景德镇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800多人。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大师称号就有将近20类。
是否，2000多名大师是景德镇千年瓷都传承的主导力量吗？
带着对瓷都瓷魂的好奇心，记者走访了景德镇市民政局、人事局、发改委、景德镇瓷局以及学院等相关陶瓷领域的权威机构和部门，得到的信息是，这个仅有180余万人口的景德镇，竟然有不下10万的陶瓷艺术从业人员，而且每年都有数以十万计的外来艺术创作者来到景德镇采风与学习，并传承(业内有“十万丹青”艺术大军之说)瓷作的精粹与魂兮，2000名所谓的“大师”相对“十万丹青”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可见传说中“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很难站住脚。何况真正的省大师以上人员，加在一起还不到500人。
据不完全统计，景德镇每年的艺术陶瓷在领域所占比重不到30%，其日用瓷、建筑瓷仍占据最重要的市场份额。而在景德镇的艺术陶瓷领域，名家瓷或者说大师瓷所占的比例不到10%，“十万丹青”的普通画瓷艺术家仍是主流，他们是推动景德镇艺术陶瓷走向全国的生力军。大气成景，厚德立镇。我想，景德镇正是有这样一批批中青年陶瓷艺术家的不断努力，才会有今天这些大师结出来的累累硕果，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吹皱了花瓶
“风乍起，吹皱一江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捋红杏蕊……”
微风吹拂水面，在春江上泛起圈圈涟漪。南唐人冯延巳用一个“皱”字，将波面的缓缓漾动凝固成一瞬间，将春日的闲情逸趣化为简短的诗篇，也将清爽的微风锁在寥寥的字里行间。
象征着自由的风最能带来身心的释放。受这种雅趣的启发，向来喜欢标新立异的荷兰设计大牌Moooi也想抓住风吹的一瞬间。只不过，Moooi用来凝住风的办法，不靠诗篇，不用相片，用的是家居中再常见不过的花瓶。
一只普通的中式青花瓷瓶，设计师用奇异的想象力，将花瓶制成狂风袭过、陶瓷如水质一般被吹皱的凝固形态。花瓶的形状有如《黑客帝国》的经典画面——基诺·李维斯躲避子弹时的肢体形态，而瓶身上描绘着的传统小桥流水人家的具体图案，也在风吹下逐渐延长、模糊、消失，让人感知到风存在的生命力，也多了一份时光流逝、万物磨灭的深刻哲思。
这款出产于荷兰陶瓷名城戴尔福特的花瓶，看起来只是独特的设计而已，实际却应用了3D画图的数字化科技，在制作过程中花费成百上千张3D图才得以完成如此自然逼真的形态。
有趣的是，这款花瓶虽出自西方设计师之手，又是奇思妙想的主意，加之应用了十分现代化的科技应用，但无论在花瓶的形态上，还是在产品的意蕴上——青花瓷的隽永、微风凝固的闲情、“吹皱”手法的诗意——都有着浓浓的中式传统韵味，令人啧啧称奇。
"一池春水未吹皱" 紫砂壶收藏怎解信任危机
紫砂壶收藏怎解信任危机
以壶喻德，由来已久，然而最近短短一个多月间，被奉为文人雅士座上宾的紫砂壶却生出是是非非，一时间，紫砂壶似乎陷入信任危机。虽然中国陶瓷协会与中国家电协会通过论证，双双认定紫砂是稳定的物质，无毒无害，安全卫生，但经过“狼来了”，无论掺假的紫砂是否有毒，老百姓对紫砂的信任恐怕也回不到从前，而近年来牛气冲天的紫砂收藏市场又是否会被搅乱？
一池春水未吹皱
紫砂壶属于“中小板”藏品，长期以来拍卖的数量不多，价格也不算太高。五六年前，最昂贵的紫砂壶不过100多万元。近两年来，突如其来的“紫砂热”让紫砂壶的价格一路看涨，也将紫砂壶这个收藏类别成规模地推向高端市场。2008年11月，一把由当代紫砂大师顾景舟制的大石瓢壶在上海工美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得318万元的业内天价；今年5月，同一把壶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嘉德2010春季拍卖会上以1232万元成交，再次刷新宜兴紫砂器拍卖单价之最。
事实上即便在“紫砂门”曝光以后澄清之前的最危险关头，紫砂壶收藏市场的一池春水似乎也未被吹皱。6月6日，在江苏嘉恒2010年春季拍卖会上，“名家紫砂”专场一如既往地火爆，吕尧臣制的紫菊壶从起拍价1000元飙升至40万元成交，丝毫不逊于近两年来其人其作的价格水准。记者也从上海某拍卖行获悉，近两个月来紫砂壶的拍卖状况较为平稳，业内人士认为名家名壶没必要掺假。
价格之别在工艺
上海收藏协会副会长陈克涛告诉记者，紫砂掺假现象并非坊间疯传的那样，皆因紫砂原产地宜兴“封矿”致使原料稀缺，所以干脆以“铜”代“金”。他指出：“紫砂矿土作为一种特殊的矿产资源，其总量必然是有限的，不过现在还未到岌岌可危的地步。‘封矿’指的是老坑，事实上新坑也在不断发现中，紫砂矿土也不仅宜兴独有，江浙一带的不少地方也有发现。紫砂矿土没有绝对的真与假之分，只有优与劣之别。”就原料成本而言，紫砂壶也算得上平民化。在宜兴当地，1公斤紫砂矿土的价格大概在几十元至几百元之间，而做一把平常大小的紫砂壶大概只需用1公斤紫砂矿土。
一位拍卖界业内人士称，紫砂掺假应该还是出于制作方便的考虑：“事实上，紫砂壶之间天壤之别的价格在于工艺，就像一件衣服的好坏与材料的贵*没有太多的关系，倒是与品牌的大小紧密相连。”据他透露，紫砂由于本身特殊的质地，至少需要陈腐3个月后才能做壶，并且几乎无法通过手拉坯的方式进行制作，而是需要手工制成。制作一把纯手工紫砂壶大约要花上10天至一个月的时间，较长的生产周期导致紫砂壶的产量较低，若是出自名家之手，其造型款式承载了一定的审美观念，价格自然更加昂贵。而在紫砂泥土中掺入其它原料，制作起来可就省事多了，一天制作几百把壶都不成问题。
真正价值是泡茶
不少紫砂藏家肯定紫砂壶具有值得追捧的品质，却也直言紫砂壶惹的祸多少反映出市场的急功近利，这与紫砂壶特有的材质是相悖的。
“紫砂壶与茶唇齿相依，泡茶的功能才是紫砂壶的真正价值所在。一味地将紫砂壶价格哄抬上去，让它离开茶桌变成只可远观而不可把玩的藏品，才是紫砂壶的悲哀。”上海宋园茶艺馆馆长顾剑林说。“对于紫砂壶而言，实用性是第一位的，艺术性是第二位的。用上好的紫砂壶沏上一壶上好的茶，和三两知己品茗聊天，放松心情，真是人生快事！”陈克涛感叹。在他们看来，紫砂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特点在于其颗粒结构材质的“透气不渗水”，经久泡茶后，其茶香余味会逐渐渗入壶体中，哪怕注入清水，壶内也会散发出淡淡的茶味和余香。总有人在淘紫砂壶时揣测它的品质，殊不知最简单的鉴别方法就是“过水”，即用开水浇灌紫砂壶——吸水快、淋水后表面不会留有水迹则证明紫砂壶的泥料比较好。
顾剑林指出：“好的紫砂壶是养出来的，倘若将它束之高阁，再好的紫砂壶也不过石头一块、泥塑一件。”他坦言自己同时“养”了六七把紫砂壶，每把用来沏不同的茶。买来的新紫砂壶表面看上去有明显的颗粒感，甚至有些暗淡无光。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水滋养，紫砂壶表面才会形成一层温润如玉的光泽，表现出“外类紫玉，内如碧云”的状态。
风雨兴衰话华亭“安陶”之变
陶瓷是泥土与火结合的艺术，是泥土浴火重生的精灵。陶瓷是展示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辉煌名片，英文中陶瓷与中国的单词同为china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外国人认识中国首先是从认同中国的陶瓷开始的。
陶瓷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进化的有力佐证。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我国先民即进入原始社会后期——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就出现于这个时期的早期。从陶瓷的工艺形成积累来看，先有陶，后有瓷。相传，远古时的妇女们，为了盛水、盛饭、存放食物，便用粘土和成泥团，捏成所需的器物，待干燥后用火烧成后成为陶器。随着釉料的试制成功，人们将陶制品浸涂上釉高温焙烧乃成瓷器。我国瓷器的出现最迟是在商代，距今约3500年左右。由于瓷器比陶器在诸多方面的独特优越性，使其得以迅速发展。到东汉时期，制瓷技术已渐趋成熟。隋唐期间，中国陶瓷即远销国外。华亭陶瓷的起源
关于华亭陶瓷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考古史料不容辩驳。
止目前，华亭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7处，经专家确证，属于仰韶文化与齐家文化并存的1处、纯属齐家文化的6处，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主要有石斧、石纺轮、陶鬲、陶罐、陶盆、陶杯、陶壶等。根据史料记载，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属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不同阶段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因此，华亭境内的这7处文化遗存距今至少4000至5000年。而7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及其残片的存在，便是华亭制陶业最迟始于这个时期(距今4000至5000年)的铁证。
华亭制陶业自原始社会末期产生，在战国末期以至秦汉，迎来了第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华亭陇山文化学者王学礼先生近年研究秦汉帝王祭祀之处——“吴阳武畤”，在华亭境内的陇山莲花台发现了古“上、下畤”遗址。他在《安口窑与陇上窑》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从公元前423年(秦灵公二年)起在吴山之阳(南麓)，作“上畤”、“下畤”以祭炎黄帝后，这里就成了帝王们必来祭祀的神坛。祭祀需要大量的祭器，帝王们不可能全从京城带来，这就为在华亭烧制陶器成为可能，加之本地又有优质陶土和煤炭资源，这就促成了华亭陶瓷的兴起。
后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无论东汉初年平定隗嚣之乱、三国时期魏蜀较量，还是南北朝的割据争霸或起义造反，华亭或遭大军压境，或为流寇难民栖身，华亭陶瓷业由此陷入了低谷。
隋唐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文化繁荣，中西方文化交流迅速兴起并日趋活跃，瓷器一跃而成为仅次于丝绸的第二大外销产品，中国陶瓷开始走向世界。尽管中唐时期开辟了由海上通往西方以运送江南瓷器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即陶瓷之路，但长安西行通往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的商贸大通道地位丝毫没有动摇。内地陶瓷沿丝绸之路源源销往西域诸国，又一次为丝绸之路沿线的华亭陶瓷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古丝绸之路上，陇山为长安西行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处于陇山东麓的华亭，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商旅盛行的必经之地。这无疑会给华亭带来中原及其它各陶瓷产地的文化信息，从而加速了华亭陶瓷与各地名窑名瓷之间的沟通，促成了华亭陶瓷工艺的第二次飞跃。
从隋唐开始不断吸收内地大量先进工艺的过程，使华亭陶瓷业很快走向成熟，到宋元时期，华亭陶瓷在全国已初具影响。宋代烧制黑釉色碗、碟、罐、盆等产品，元代主要生产黑釉色陶罐和陶碗。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注译的我国第一部陶瓷史名著《陶说》(乾隆时朱琰著)中，录有《我国古代烧造瓷器重要地区表》，其中“甘肃”条目下的“宋”、“元”两款中，明确列出“平凉华亭(安口镇)”；在《中国陶瓷史》“宋代瓷窑遗址分布图”和“辽、金瓷窑遗址分布图”上，甘肃区域内仅标有“华亭”。1972年故宫博物院李辉炳、李知宴两位专家来安口杨家沟古窑址考察，认定挖掘出的瓷片系宋元时期所产。1978年李知宴先生又一次来安口杨家沟考察后，所撰《磁州窑绘画艺术》一文中指出：“在平凉地区华亭县安口镇的杨家沟也发现磁州窑类型的产品。”由此可见，宋、元时期华亭陶瓷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并非一般。“陇上窑”的兴盛
明代以来，长期积累的丰富生产技能和经验，终使华亭陶瓷由量变发生质变，赢得“陇上窑”的美称而跻身全国名窑之列。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陶埏》中载道：“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徽郡婺源、祁门。”傅振伦注译《陶说》附录《我国古代烧造瓷器重要地区表》中载：“甘肃·明：华亭(安口镇)〔陇上窑〕。”按其表末所注，这个记载是指：华亭县安口镇为明时“陇上窑”所在地，且“陇上窑”系“已有定名”。由此可见，明代是华亭陶瓷的鼎盛时期，除烧制红、黄、黑釉色陶瓷碗、碟、罐类产品外，还炼制青花瓷，尤以青花瓷颇负盛名，窑场不断扩大，窑场由安口杨家沟扩展到砚峡。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罢官隐归的平凉进士赵时春在砚峡倡导开采煤窑，烧制陶瓷以度荒旱，由此推动了华亭陶瓷业的迅猛发展，后因砚峡陶土资源枯竭而逐渐歇业。明代的主要产品碗、罐、盆、坛等杂件形成了碗窑系列品种。华亭陶土资源和“陇上窑”已驰名全国。又据《增修华亭县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曾有大量饥民流入安口，安家落户，谋求生存，从侧面反映出华亭陶瓷业兴盛繁荣的程度。华亭陶土在境内安口、砚峡、策底3处均有出产，其中砚峡陶土在明嘉靖年间即已濒临枯竭；策底有少量分布，后来亦有古代瓷器出土，但其烧制，史志无载。因此，《天工开物》中所载当时全国五六处优质陶土产地中的“平凉华亭”，确切地说当为安口。而“陇上窑”即指安口杨家沟窑场无疑，该窑址已被甘肃省博物馆确定为省级保护文物。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多次攻陷华亭，清初(康熙十四年)朝廷平叛王辅臣反清复明，均使安口陶瓷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生产呈下滑趋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正如民国中期所修《增修华亭县志》载：“考百年以前杨家沟之瓷厂，仅烧黄、红、黑三色，然皆系盆、碗、罐、碟小器。”由此，从清初至清中期的安口陶瓷，堪称“陇上窑”的尾声。晚清时期，受周围陕甘各地回民起义的影响，安口地区先后发生了咸丰十一年(1861)和同治元至七年(1862至1868)两次回民举事反清起义，尤以后者为甚，史志称“曾几破县城”、“华亭民众大量逃亡”，使明末清初曾受严重影响的安口陶瓷再次遭受巨大打击。加之“窑头镇近于用泥釉”等客观原因，“始移杨家沟瓷厂于窑头镇”(见《增修华亭县志》)。看似平常的窑场迁址，却成为安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曾名满天下的“陇上窑”时代就此终结，“安口窑”时代从此开始。“安口窑”的崛起
“安口，安口，只要舍得力气，就能在这里安家口”。这不仅是安口地名的来历，也是安口能成为陇上名镇的主要原由。由于陶瓷业的兴盛，历史上和人们习惯上把安口称作“安口窑”。“安口窑”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外地瓷商们对华亭陶瓷业的代称。虽说“安口窑”确无往日“陇上窑”那样显赫，但在安口陶瓷发展史上代表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晚清时期，锐意创新者不乏其人：同治时瓷工祁文玉、梁国华创烧出大瓷缸类产品；光绪初年，张正元创烧出白瓷产品；光绪中叶，陕西耀州瓷工路有才、崔大汉创制白瓷红石浆彩绘工艺……正是他们及其开发出的新产品新工艺，为“安口窑”的产品走向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是安口陶瓷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迫于军阀混战，先后有山西、河南、河北、江西等地瓷工艺人流落安口，引进了新技术，加上陶瓷行业的相互竞争，花色品种逐渐增多。由于明代以来“陇上窑”已有的影响以及晚清“安口窑”影响的日益扩大，使安口陶瓷的市场需求量大大增加，致使出现了官办和私营并存、瓷厂与作坊林立，且厂家的开办与倒闭异常频繁的极不稳定的局面。据统计，这个时期有13个省籍的人在安口从事陶瓷生产经营，陶瓷生产厂家和陶瓷经销店最多时曾达到142家，瓷窑达50余座，有从业人员3000多人，窑场遍布杨家沟、庙沟、赵家沟、窑头镇等12大区域和东街、正街两条陶瓷街。这种生产厂家众多、多元化并存、竞争异常激烈，既是民国时期安口陶瓷业生产组织形式的特色，也是安口陶瓷在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的民国时期得到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个时期的生产工艺，除中、后期仅在成型和彩绘等工序上有小的改进外，绝大部分工序沿用传统生产工艺。“开采靠人工镢头錾，运输靠畜驮人背肩挑担，加工靠畜拉碌碡碾，成型靠手捏人搅石轮转，直焰窑烧成费力费煤炭。”这首后来曾流传于陶瓷工人中间的歌谣，是当时生产工艺状况真实而生动的写照。比较重要的改进如1936年壶类小件普瓷产品采用了印坯法成型。1944年从山西、江苏等地瓷区引进了针对工艺美术瓷等胎薄而形状复杂产品的注浆成型。彩绘方面，民国初年汪如海、范志昌、陈群阳等创白瓷兰绘工艺；1936年朱志明、赵尔英、辛邦荣等试制成了细瓷、青花瓷等普瓷产品，并聘请专门美术人才绘制釉下青花；1945年山西籍技师李友恒、李长庆、李茂生等创制红、绿彩绘工艺；1947年由景德镇技师万鸿逵、甘书鸲引进五彩绘瓷及烤花工艺。民国时期安口陶瓷产品较晚清时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到民国末期已有碗、盘、缸、盆、罐、茶具、酒具、杂件等日用陶瓷及耐为材料、工艺瓷、电瓷类产品90余种，年产量700万件。这些产品大都由瓷商以驼队“运往西宁、宁夏、兰州、武威等储处”销售。由此，安口便作为甘肃四大古镇而名扬天下，以至于外地人往往知道安口而不知道华亭，连如今老年人也承认这一点。安口陶瓷获殊荣
新中国成立后，安口陶瓷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春天。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安口陶瓷的质量档次也迈上了新的台阶，花色品种不断增加，产品质量迅速提高，新产品开发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反弹琵琶、陶瓷挂盘、民族盖碗、陶瓷水管、竹节文具、黑泡菜坛、绿彩釉辣子盒、民族盖碗、陶瓷水管、二缸10多种产品荣获甘肃省政府百花奖等省优奖项，陶瓷水管获国家建材局名优产品奖，紫砂陶获西部交易会金奖。陶瓷挂盘被省博物馆收藏、野鸡红罐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黑釉色陶碗被学院教授梁仁生赠送日本等国友人。风雨无阻发展路，兴衰更迭创业史。如今，当你徜徉在安口街区，看着那见证了千年兴衰、凝结了多少人心血汗水的陶瓷古物，你定会产生无穷无尽的遐想。
客厅铺贴什么瓷砖比较好 安利走一波
客厅，是一个家十分重要的场所。因为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都是聚集在客厅聊天和娱乐的。因此，一开始就要对客厅的装修多花点心思。一般人们在装修客厅时，都会选择瓷砖来进行客厅地面的装饰装修。现在市场上的瓷砖多种多样，哪些适合铺贴在客厅呢？那么，下面小编就来具体说说客厅铺贴什么瓷砖比较好，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起看看吧！
一、客厅铺贴什么瓷砖比较好——拼花砖
拼花砖就是把烧制成的瓷砖进行切割后，再拼装成各种图案，以起到一定装饰作用的一类瓷砖。因为拼花砖的图案较为丰富，所以适合铺贴在客厅，以提升整个家的档次和美观度。
二、客厅铺贴什么瓷砖比较好——釉面砖
釉面砖就是指吸水率在3%-10%之间的一种釉面瓷砖，它是由粘土、石英、长石烧制而成的。因为釉面砖的吸水率比较适中，且类型多样，所以同样适合铺贴在客厅之内。
三、客厅铺贴什么瓷砖比较好——瓷质砖
瓷质砖是指吸水率在0.5%以下的一种瓷砖，它同样是由粘土、石英、长石烧制而成的。瓷质砖的种类比较丰富，铺贴在客厅之内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以上就是小编为你分享的客厅铺贴什么瓷砖比较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瓷砖的相关信息，请继续关注。
风雨袭击瓷器展据称损失过百万
记者邓伟 实习生陈琳报道：前晚的一场风雨，让参加徐东室外陶瓷展的景德镇商人很“受伤”。至昨日上午10时许，现场共清理出千余件受损的精美工艺品，展览方称损失超过一百万元。
昨日上午9时许，记者在位于武昌友谊大道徐东路口的展会现场看到，28个展位里，有三分之一的展柜倒塌，摔损的陶瓷品随处可见。展会两个出口处，陶瓷碎屑堆成了两座“小山”。
参展商肖先生称，他们都是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商人，于两天前来汉开展览会。前晚8时许，参展商大多都已离开，现场只留有5名保安看守。9时30分许，他们接到保安的电话，说不少展柜被风吹翻了，瓷器摔损严重。肖先生说，他展位里的一件镶金陶瓷工艺品，专家估价近5万元，在风雨中报废了。
保安小李回忆，当时，大风突袭展览现场，到处是“噼里啪啦”的声音，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施救，急得都快哭了。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当晚的大风风力约有4级，而该展览会现场正处于两栋高楼间的“风口”，风力可能超过6级。众参展商称，他们常年在外举办展览会，像这样的大风从没遇过。
佛山陶瓷能走多远？
有人说，佛山陶瓷作为一个区域品牌，它的生命力一般只维持在行业发育时期，而当行业洗牌基本完成后，都是企业品牌担当主角，此时区域品牌退居二线，甚至渐渐被人遗忘。到时候，终端消费者购买瓷砖时，只知市场上的一流品牌，谁管你厂址在佛山还是在四川呢？照此说来，佛山陶瓷企业的迁离，是很自然的事，念着佛陶历史的诸位爷们情感太丰富，放不下而已了。
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指出，保住佛陶这一区域品牌的地位，对佛山文化的延续非常重要，不能让佛山成为世界名城之后反而把老本给丢了，数典忘祖只会让佛山在闻名之后又走向无名。对于佛陶的污染严重的事实，专家呼吁以科技重振佛陶声威，再续佛陶神话。专家的话，似乎一下子成了解决佛陶出路的突破口；可是，如果解决不了，佛山陶瓷文化便会断层。专家的话再次证明了佛山陶瓷的发展面临着严重危机，而且随着陶瓷企业外迁的加剧愈演愈烈。
佛陶能走多远，所有喜欢佛山陶瓷历史和陶瓷文化的有识之志再次陷入深思。企业无语，生存是头等大事。困境的佛山陶瓷，再次考验着佛山人的智慧。
风雨兴衰话华亭“安陶”之变_陶瓷知识
陶瓷是泥土与火结合的艺术，是泥土浴火重生的精灵。陶瓷是展示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辉煌名片，英文中陶瓷与中国的单词同为china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外国人认识中国首先是从认同中国的陶瓷开始的。
陶瓷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进化的有力佐证。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我国先民即进入原始社会后期——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就出现于这个时期的早期。从陶瓷的工艺形成积累来看，先有陶，后有瓷。相传，远古时的妇女们，为了盛水、盛饭、存放食物，便用粘土和成泥团，捏成所需的器物，待干燥后用火烧成后成为陶器。随着釉料的试制成功，人们将陶制品浸涂上釉高温焙烧乃成瓷器。我国瓷器的出现最迟是在商代，距今约3500年左右。由于瓷器比陶器在诸多方面的独特优越性，使其得以迅速发展。到东汉时期，制瓷技术已渐趋成熟。隋唐期间，中国陶瓷即远销国外。华亭陶瓷的起源
关于华亭陶瓷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考古史料不容辩驳。
止目前，华亭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7处，经专家确证，属于仰韶文化与齐家文化并存的1处、纯属齐家文化的6处，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主要有石斧、石纺轮、陶鬲、陶罐、陶盆、陶杯、陶壶等。根据史料记载，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属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不同阶段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因此，华亭境内的这7处文化遗存距今至少4000至5000年。而7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及其残片的存在，便是华亭制陶业最迟始于这个时期(距今4000至5000年)的铁证。
华亭制陶业自原始社会末期产生，在战国末期以至秦汉，迎来了第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华亭陇山文化学者王学礼先生近年研究秦汉帝王祭祀之处——“吴阳武畤”，在华亭境内的陇山莲花台发现了古“上、下畤”遗址。他在《安口窑与陇上窑》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从公元前423年(秦灵公二年)起在吴山之阳(南麓)，作“上畤”、“下畤”以祭炎黄帝后，这里就成了帝王们必来祭祀的神坛。祭祀需要大量的祭器，帝王们不可能全从京城带来，这就为在华亭烧制陶器成为可能，加之本地又有优质陶土和煤炭资源，这就促成了华亭陶瓷的兴起。
后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无论东汉初年平定隗嚣之乱、三国时期魏蜀较量，还是南北朝的割据争霸或起义造反，华亭或遭大军压境，或为流寇难民栖身，华亭陶瓷业由此陷入了低谷。
隋唐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文化繁荣，中西方文化交流迅速兴起并日趋活跃，瓷器一跃而成为仅次于丝绸的第二大外销产品，中国陶瓷开始走向世界。尽管中唐时期开辟了由海上通往西方以运送江南瓷器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即陶瓷之路，但长安西行通往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的商贸大通道地位丝毫没有动摇。内地陶瓷沿丝绸之路源源销往西域诸国，又一次为丝绸之路沿线的华亭陶瓷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古丝绸之路上，陇山为长安西行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处于陇山东麓的华亭，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商旅盛行的必经之地。这无疑会给华亭带来中原及其它各陶瓷产地的文化信息，从而加速了华亭陶瓷与各地名窑名瓷之间的沟通，促成了华亭陶瓷工艺的第二次飞跃。
从隋唐开始不断吸收内地大量先进工艺的过程，使华亭陶瓷业很快走向成熟，到宋元时期，华亭陶瓷在全国已初具影响。宋代烧制黑釉色碗、碟、罐、盆等产品，元代主要生产黑釉色陶罐和陶碗。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注译的我国第一部陶瓷史名著《陶说》(乾隆时朱琰著)中，录有《我国古代烧造瓷器重要地区表》，其中“甘肃”条目下的“宋”、“元”两款中，明确列出“平凉华亭(安口镇)”；在《中国陶瓷史》“宋代瓷窑遗址分布图”和“辽、金瓷窑遗址分布图”上，甘肃区域内仅标有“华亭”。1972年故宫博物院李辉炳、李知宴两位专家来安口杨家沟古窑址考察，认定挖掘出的瓷片系宋元时期所产。1978年李知宴先生又一次来安口杨家沟考察后，所撰《磁州窑绘画艺术》一文中指出：“在平凉地区华亭县安口镇的杨家沟也发现磁州窑类型的产品。”由此可见，宋、元时期华亭陶瓷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并非一般。 “陇上窑”的兴盛
明代以来，长期积累的丰富生产技能和经验，终使华亭陶瓷由量变发生质变，赢得“陇上窑”的美称而跻身全国名窑之列。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陶埏》中载道：“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徽郡婺源、祁门。”傅振伦注译《陶说》附录《我国古代烧造瓷器重要地区表》中载：“甘肃·明：华亭(安口镇)〔陇上窑〕。”按其表末所注，这个记载是指：华亭县安口镇为明时“陇上窑”所在地，且“陇上窑”系“已有定名”。由此可见，明代是华亭陶瓷的鼎盛时期，除烧制红、黄、黑釉色陶瓷碗、碟、罐类产品外，还炼制青花瓷，尤以青花瓷颇负盛名，窑场不断扩大，窑场由安口杨家沟扩展到砚峡。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罢官隐归的平凉进士赵时春在砚峡倡导开采煤窑，烧制陶瓷以度荒旱，由此推动了华亭陶瓷业的迅猛发展，后因砚峡陶土资源枯竭而逐渐歇业。明代的主要产品碗、罐、盆、坛等杂件形成了碗窑系列品种。华亭陶土资源和“陇上窑”已驰名全国。又据《增修华亭县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曾有大量饥民流入安口，安家落户，谋求生存，从侧面反映出华亭陶瓷业兴盛繁荣的程度。华亭陶土在境内安口、砚峡、策底3处均有出产，其中砚峡陶土在明嘉靖年间即已濒临枯竭；策底有少量分布，后来亦有古代瓷器出土，但其烧制，史志无载。因此，《天工开物》中所载当时全国五六处优质陶土产地中的“平凉华亭”，确切地说当为安口。而“陇上窑”即指安口杨家沟窑场无疑，该窑址已被甘肃省博物馆确定为省级保护文物。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多次攻陷华亭，清初(康熙十四年)朝廷平叛王辅臣反清复明，均使安口陶瓷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生产呈下滑趋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正如民国中期所修《增修华亭县志》载：“考百年以前杨家沟之瓷厂，仅烧黄、红、黑三色，然皆系盆、碗、罐、碟小器。”由此，从清初至清中期的安口陶瓷，堪称“陇上窑”的尾声。 晚清时期，受周围陕甘各地回民起义的影响，安口地区先后发生了咸丰十一年(1861)和同治元至七年(1862至1868)两次回民举事反清起义，尤以后者为甚，史志称“曾几破县城”、“华亭民众大量逃亡”，使明末清初曾受严重影响的安口陶瓷再次遭受巨大打击。加之“窑头镇近于用泥釉”等客观原因，“始移杨家沟瓷厂于窑头镇”(见《增修华亭县志》)。看似平常的窑场迁址，却成为安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曾名满天下的“陇上窑”时代就此终结，“安口窑”时代从此开始。 “安口窑”的崛起
“安口，安口，只要舍得力气，就能在这里安家口”。这不仅是安口地名的来历，也是安口能成为陇上名镇的主要原由。由于陶瓷业的兴盛，历史上和人们习惯上把安口称作“安口窑”。 “安口窑”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外地瓷商们对华亭陶瓷业的代称。虽说“安口窑”确无往日“陇上窑”那样显赫，但在安口陶瓷发展史上代表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晚清时期，锐意创新者不乏其人：同治时瓷工祁文玉、梁国华创烧出大瓷缸类产品；光绪初年，张正元创烧出白瓷产品；光绪中叶，陕西耀州瓷工路有才、崔大汉创制白瓷红石浆彩绘工艺……正是他们及其开发出的新产品新工艺，为“安口窑”的产品走向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是安口陶瓷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迫于军阀混战，先后有山西、河南、河北、江西等地瓷工艺人流落安口，引进了新技术，加上陶瓷行业的相互竞争，花色品种逐渐增多。由于明代以来“陇上窑”已有的影响以及晚清“安口窑”影响的日益扩大，使安口陶瓷的市场需求量大大增加，致使出现了官办和私营并存、瓷厂与作坊林立，且厂家的开办与倒闭异常频繁的极不稳定的局面。据统计，这个时期有13个省籍的人在安口从事陶瓷生产经营，陶瓷生产厂家和陶瓷经销店最多时曾达到142家，瓷窑达50余座，有从业人员3000多人，窑场遍布杨家沟、庙沟、赵家沟、窑头镇等12大区域和东街、正街两条陶瓷街。这种生产厂家众多、多元化并存、竞争异常激烈，既是民国时期安口陶瓷业生产组织形式的特色，也是安口陶瓷在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的民国时期得到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个时期的生产工艺，除中、后期仅在成型和彩绘等工序上有小的改进外，绝大部分工序沿用传统生产工艺。“开采靠人工镢头錾，运输靠畜驮人背肩挑担，加工靠畜拉碌碡碾，成型靠手捏人搅石轮转，直焰窑烧成费力费煤炭。”这首后来曾流传于陶瓷工人中间的歌谣，是当时生产工艺状况真实而生动的写照。比较重要的改进如1936年壶类小件普瓷产品采用了印坯法成型。1944年从山西、江苏等地瓷区引进了针对工艺美术瓷等胎薄而形状复杂产品的注浆成型。彩绘方面，民国初年汪如海、范志昌、陈群阳等创白瓷兰绘工艺；1936年朱志明、赵尔英、辛邦荣等试制成了细瓷、青花瓷等普瓷产品，并聘请专门美术人才绘制釉下青花；1945年山西籍技师李友恒、李长庆、李茂生等创制红、绿彩绘工艺；1947年由景德镇技师万鸿逵、甘书鸲引进五彩绘瓷及烤花工艺。民国时期安口陶瓷产品较晚清时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到民国末期已有碗、盘、缸、盆、罐、茶具、酒具、杂件等日用陶瓷及耐为材料、工艺瓷、电瓷类产品90余种，年产量700万件。这些产品大都由瓷商以驼队“运往西宁、宁夏、兰州、武威等储处”销售。由此，安口便作为甘肃四大古镇而名扬天下，以至于外地人往往知道安口而不知道华亭，连如今老年人也承认这一点。安口陶瓷获殊荣
新中国成立后，安口陶瓷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春天。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安口陶瓷的质量档次也迈上了新的台阶，花色品种不断增加，产品质量迅速提高，新产品开发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反弹琵琶、陶瓷挂盘、民族盖碗、陶瓷水管、竹节文具、黑泡菜坛、绿彩釉辣子盒、民族盖碗、陶瓷水管、二缸10多种产品荣获甘肃省政府百花奖等省优奖项，陶瓷水管获国家建材局名优产品奖，紫砂陶获西部交易会金奖。陶瓷挂盘被省博物馆收藏、野鸡红罐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黑釉色陶碗被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梁仁生赠送日本等国友人。 风雨无阻发展路，兴衰更迭创业史。如今，当你徜徉在安口街区，看着那见证了千年兴衰、凝结了多少人心血汗水的陶瓷古物，你定会产生无穷无尽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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