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景德镇市委副书记陈兴超带领经贸代表团一行在佛山市南庄镇与陶瓷企业代表会面，他们借鉴佛山建设建陶产业的经验，开出优厚条件，其中以“一块钱地租”，希望吸引佛山建陶企业前往景德镇投资扩产。
佛山和景德镇同为陶瓷名都，两地的陶瓷业发展有悠久的历史。相比于实力雄厚的佛山建陶产业，景德镇借鉴佛山建设工业园区的经验，在昌江区鱼山镇规划了１２平方公里的建陶工业园，以每年每平方米一块钱的租金吸引投资者。同时取消市级的行政收费，并允诺按３０％比例为投资方融资。其中“五免三减半”政策也吸引了不少与会企业，也就是进园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以上，５年内的所得税税款将会分成受益财政奖励给企业，第６年到第８年，则按５０％奖励给企业。
景德镇市委副书记陈兴超说，他们借鉴佛山市政府产业兴则城市兴的理念，希望大力发展建陶产业。对于佛山和景德镇两地的竞争，陈兴超认为，竞争是必然的，企业以利益为先导，佛山和景德镇可以优势互补，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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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陶企主动“出走”抢获市场主动权
“肇庆现有陶瓷生产企业60家，九成以上的都是佛山陶企异地扩张设的生产基地。”记者从13日的肇庆陶瓷行业协会成立大会上获悉，应对国内陶瓷产区借成本优势的强劲崛起，佛山越来越多的陶瓷企业纷纷选择异地设立生产基地，强化成本优势应对未来国内更加激烈的陶业竞争。
数十亿陶业资本涌向肇庆
“除几家本地和从福建过来的外，其余均是从佛山迁徙过来的。”佛山一位陶瓷协会人士说，肇庆现有陶瓷企业60家。包括圈地1500亩，斥资10余亿元打造高要生产基地的新明珠陶瓷集团，以及欧亚陶瓷、骏仕陶瓷等在内，其中90％以上为佛山迁移的陶企。
“陶瓷产业的迅猛发展已经成为肇庆的重要行业。”肇庆市副市长关鹏称，肇庆实施的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战略里，建筑材料名列重点扶持的九大产业之中。
据了解，到明年肇庆陶瓷业全部投资将达到七八十亿元，且这些数字可能还将上升。
异地扩张延续制造优势
近几年来，国内的山东、四川、山西、华东等产区凭借能源、资源优势，建陶产业迅猛发展，与佛山陶瓷企业形成激烈的竞争。
据了解，近年来为强化成本优势，佛山陶企纷纷“走出去”。目前佛山陶企生产基地异地扩张呈现三股力量：一是在2000年新中源投资四川夹江后，中盛、新美、新粤中等紧跟西进；二是以去年东鹏北上山东淄博为开端，今年几十家陶企相继在山东“圈地攻城”；三是在以东鹏、蒙娜丽莎、新明珠、鹰牌、欧神诺等带动一批陶企向清远、河源、肇庆等周边地区扩张。
“在过去几年的佛山陶企迅猛的异地扩张潮下，表面上佛山陶瓷产区的产量是下降了，实际上佛山陶企通过产能扩张已经牢牢控制了国内各大陶瓷产区和区域市场的话语权。”一位资深陶业人士分析，佛山陶企西进四川、东进山东、北到山西，均成为当地的龙头企业，研发、销售在佛山，通过生产制造优势的延伸，在各大区域市场获取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转向“哑铃型”产业
佛山陶企搬迁至肇庆后，可以使用水煤气等低成本的燃料，加上劳力成本也较低等。不过当选肇庆陶瓷行业协会会长的新明珠陶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叶德林先生称，陶企将秉承环保理念，以及自动承担起善待员工等其他社会责任。
搬迁以后企业会遇到什么样的现实困难？“陶瓷产业配套之完备，佛山在全国独一无二。”博德精工建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总监覃空认为，包括陶瓷机械、化工原料、技术人才等。陶企缺什么，几乎是一个电话即刻可在本地搞定。
“转移的只是生产基地，而并非整个产业，这样并没有坏处。”业内人士认为，目前走出去的陶企中，几乎清一色是“佛山营销总部+外地工厂”模式。生产上有更大的空间，以及更低的生产成本优势；销售上又可依靠佛山产业集群总部优势。他认为，截至目前佛山陶瓷已从以前生产大、营销与科研小的“腰鼓型”，慢慢转变成生产小、营销与科研大的“哑铃型”产业。
超市加速布局搅乱陶企终端格局
建材超市加速扩张威胁传统市场进入今年１０月，国内一级城市（以直辖市为主）、二级城市（以省会城市为主）和三级城市（地级市）建材超市出现急速扩张之势。据有关消息，上月中，４２０００ｍ２的家世界购物广场在北京南城分钟寺建成开业。这是继今年上半年上海好美家装潢建材连锁超市之后又一家外埠大型建材市场闯入北京，预示着当地建材市场即将进入新一轮洗牌期。同时据一组调查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底，百安居已在沪开出４家门店，欧倍德３家，好美家８家，九百家居５家……无独有偶，国内最大仓储式建材家具连锁超市“东方家园”在今年上半年正式落户太原后，最近再次将触角伸向南昌，预计１２月底开业。时隔不久，国内一流家居连锁店好百年初次“试水”福州。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是百安居进入高速扩张的第一年，仅４月就在深圳、北京等地连开６店，最近，百安居深圳泰然店也正式开张，百安居中国有关负责人表示，该连锁机构近几年都将维持这种速度，预测到２００８年，百安居在中国的连锁店将席卷３０多个城市，超过８０家的规模。对于近期建材超市在终端市场的雄起，佛山利华陶瓷营销总经理梁旋波认为其形成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近年来市场消费的成熟度所致，建材超市成为消费者比较追捧的一种业态；二是进入下半年市民装修的黄金旺季，促使诸多建材超市趁“热”现身。梁认为，建材超市业态的大规模扩张不仅影响到传统建材市场的正常秩序，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包括陶瓷在内的众多建材产品的终端格局将被改写。眼下特别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大城市业已形成建材超市主导整个建材市场的局面，甚至在个别一级城市，超市的陶瓷销售份额已占区域总销量的６０％左右，对传统建材市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威胁的数字。陶瓷供应商三种心态看超市建材连锁超市在国内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这意味着全球性的建材超市巨头、国内大型建材连锁超市与传统建材市场三者之间的战局将拉开更大阵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上游供应企业——陶瓷厂商如何看待这种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市场变化？佛山欧雅陶瓷市场部经理戴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站在上游企业的角度看这场建材终端之战，亮点无庸置疑是建材超市这一新兴业态。新兴的实质上对国内传统建材市场却有着十分有益的带动作用。比如东莞建材市场的整合，今年上海红星美凯龙表示在已有２３家门店的基础上，５年内还将开２０家，并且本区域的“好饰家”，“家饰家”等都同样发展劲头十足便是最好案例。从这点来看，很明显国内传统市场正在逐步向超市业态看齐或者由原来的经营模式升级，整个建材终端市场正处于积极向上的“革命时期”。但值得上游企业注意的是，由于超市之间的竞争，导致经营机构拿商品作价格竞争武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据有关媒体消息称，广州某建材超市就因其“最低价承诺”货不对板被投诉。这件事必然造成消费者对建材超市的信赖程度下降，而这正是诸供应商最担心的问题。因此梁旋波的“对超市又爱又恨又怕”的观点不无道理。梁认为，能使陶瓷企业的销量与知名度大幅提高，以及通过进超市增强分销商信心是超市对于上游企业的最大诱惑之处。此为“爱”；而入驻超市的门槛高，入场后的条件多以及牺牲大（供应商牺牲利润给超市，还要牺牲人力、服务等资源），则使陶瓷企业“恨”不得已；更“要命”的是，入场超市的产品销售数字如果排在同类产品的最后三名、销售服务跟不上、有质量问题退货超过一定次数或者其它原因上了“黑名单”的都将被无情淘汰出局，并且事先交纳的进场费、广告费、促销费，展架费随即成为泡沫。建材连锁超市在国内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这意味着全球性的建材超市巨头、国内大型建材连锁超市与传统建材市场三者之间的战局将拉开更大阵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上游供应企业——陶瓷厂商如何看待这种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市场变化？佛山欧雅陶瓷市场部经理戴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站在上游企业的角度看这场建材终端之战，亮点无庸置疑是建材超市这一新兴业态。新兴的实质上对国内传统建材市场却有着十分有益的带动作用。比如东莞建材市场的整合，今年上海红星美凯龙表示在已有２３家门店的基础上，５年内还将开２０家，并且本区域的“好饰家”，“家饰家”等都同样发展劲头十足便是最好案例。从这点来看，很明显国内传统市场正在逐步向超市业态看齐或者由原来的经营模式升级，整个建材终端市场正处于积极向上的“革命时期”。但值得上游企业注意的是，由于超市之间的竞争，导致经营机构拿商品作价格竞争武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据有关媒体消息称，广州某建材超市就因其“最低价承诺”货不对板被投诉。这件事必然造成消费者对建材超市的信赖程度下降，而这正是诸供应商最担心的问题。因此梁旋波的“对超市又爱又恨又怕”的观点不无道理。梁认为，能使陶瓷企业的销量与知名度大幅提高，以及通过进超市增强分销商信心是超市对于上游企业的最大诱惑之处。此为“爱”；而入驻超市的门槛高，入场后的条件多以及牺牲大（供应商牺牲利润给超市，还要牺牲人力、服务等资源），则使陶瓷企业“恨”不得已；更“要命”的是，入场超市的产品销售数字如果排在同类产品的最后三名、销售服务跟不上、有质量问题退货超过一定次数或者其它原因上了“黑名单”的都将被无情淘汰出局，并且事先交纳的进场费、广告费、促销费，展架费随即成为泡沫。未来终端命运，陶企应自己掌握建材超市的发展势头锐不可挡，并且随着其市场份额的持续扩大，业界对它的看好程度也在日益提升。甚至有陶瓷中高端企业有关人士认为，“作为任何一家上游陶瓷品牌若没与百安居接上头简直不可想象！”对此，也有业内人士提出不同看法：虽然在建陶产品的若干通路中，建材超市的份额越来越突出，但作为每一家陶瓷供应企业，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是超市定位大众消费而导致的“低价”现象，并且所有入场超市的企业都将面临这个问题。退一步说，即便是超市举行大规模的促销，看似利于企业销售，实质上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陶企无论大小强弱一律“低头”进超市，这显然存在不公平因素。有关策略专家佛山达美·迪奥广告策略机构总经理孔祥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建材超市当前的发展趋势，建陶企业至少在眼下都必须尊重游戏规则，不应回避超市的客观存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陶瓷企业仍要加强探索属于自己的销售通路，比如高阶层、个性化消费的专卖点、精品店、工程网络等，这些都是作为上游企业应该积极推行的“对策”。而从目前建陶业内的“东鹏”、“诺贝尔”等几个高端品牌在市场上的动作，可见超市并非未来陶企唯一“生路”，这些品牌一般在终端多通过专卖店的形式显示着相当高的姿态，对于超市的“沿街叫卖”行为则不屑一顾。除此之外，孔祥钦还提到一个值得业界警惕的信息，据说某大型外资建材超市并不仅仅是看好做长久性的建材流通平台，时下该机构所经营产品已有６０％为自控品牌（贴牌生产）产品。若按照这种趋势，任何一家现在身为供应商的企业都可能有一天转身成为其生产基地，这将意味着众上游企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失去一半原来属于自己的“江山”。由此看来，未来终端命运，陶企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还得从长计议。近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尤其北京、上海等一级城市可谓“捷报”频传，百安居、欧倍德、东方家园、家福特等国内外建材超市急速扩张，成为今年下半年建材商品终端市场一道抢眼的风景线。市场人士认为，作为去年以来建材超市的第二次“革命”的沿续，随着建材超市在一级乃至二、三级城市的加速布局将在很大程度上使陶瓷类产品的终端格局由此发生重大变化。
景德镇的黄金时代
仅17世纪上半叶，就大约有300万件中国瓷器到达欧洲
景德镇瓷器外销始于宋代，至元、明、清延续，但各朝外销的品种和地点却不尽相同。宋代主要是青白瓷，多销往东南亚地区。随着南宋王朝海外贸易的发展，福建、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逐渐开始设窑仿烧青白瓷，直接销往国外，使景德镇青白瓷外销受到一定的冲击。但这种竞争的局面使宋代青白瓷颇为发展，以致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青白瓷窑系。据不完全统计，共有8个省43个县发现有南宋时烧造青白瓷的窑址，有些精品甚至与景德镇窑的出品难分仲伯。
元代外销瓷主要是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地均出土有这两类瓷器，但品质却无法与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元青花瓷相比。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青花瓷器不是外销瓷，而是为元朝皇帝特制的赏赐瓷，故其做工精致，画工精细。
明清两朝景德镇瓷器外销量很大，并出现两个高潮：一是明嘉靖、万历时期，二是清康、雍、乾阶段。
明初郑和下西洋，曾带去了不少景德镇瓷器，分赠沿途各地，它们至今仍藏于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黄信、巩珍3人归国后，各著《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蕃国志》，记述沿途所见所闻，以及中国瓷器外销的状况。如《瀛涯胜览》提到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星槎胜览》中则提到瓷器贸易的地方有20几个国家和地区；《西洋蕃国志》也提到占城、爪哇、锡兰等地人们对中国青花瓷的喜爱。而当时中国只有景德镇生产青花瓷器。故文献中记载的在海外颇受欢迎的瓷器，理当是景德镇民窑产品。
但景德镇瓷器大量外销应该在明晚期。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海峡后，随即开拓东南亚市场及与中国的贸易，加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海上走私贸易的频繁，刺激了景德镇瓷器的大量外销。中国瓷器最早进入欧洲是于16世纪率先到达葡萄牙，而第一艘葡萄牙的商船经好望角到达中国的广州是在1513年。
之后，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为争夺海上霸权，肆意抢掠贸易商船，其中有不少即是开往欧洲的装满中国瓷器的商船。1623—1636年，荷兰海盗抢掠西班牙、葡萄牙商船达55艘之多。1625年，荷兰占领台湾，取代葡萄牙人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海上贸易战争对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应该有一定影响，但荷兰人随即成为景德镇瓷器的最大买主。在明崇祯九年、十年、十二年(1636、1637、1639年)，曾分别购买景德镇优质外销瓷数十万件之多。欧洲现今传世的部分有纪年的1650—1660年景德镇外销瓷，即是荷兰人以台湾为基地，通过走私集团向景德镇定制的。据粗略统计，仅17世纪上半叶，就大约有300万件中国瓷器到达欧洲。
在18世纪的100年间，
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
在海外市场的刺激下，中国瓷器上的纹饰较前更为丰富，除缠枝花、庭树湖石、婴戏、虎纹、织锦、海螺、仙怪人物外，至嘉靖时，鸟树、折枝花果、云鹤、人物及象征寓意吉祥的纹样大量出现。为适应海外市场更高的需求，当时官窑中优等青花料被工匠以各种方式从御厂偷偷带出，以至于王宗沭在《江西大志·陶书》中感叹说：“青色狼藉……流于民间，其制无复分。”这些纹饰活泼、料色幽菁、制作考究的嘉靖细瓷，品质直追官窑瓷器。
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在空前广阔的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和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中国古老的制瓷手工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在没有新的动力和机器的时代，除扩大生产规模外，就只有靠分工、再分工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共计一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即是景德镇制瓷业精细分工的生动记述。精密的分工，较先进的制瓷技艺和优质的原料，以及具有极强的竞争意识，这些都促使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所能达到的极限顶峰。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康熙初期的三藩之乱使景德镇的陶瓷内销受到冲击，而郑成功领导的东南沿海抗清斗争及清廷的镇压，则使景德镇瓷外销陷入困境，以致当时欧洲市场上的中国瓷非常稀有。欧洲传世瓷器中能确认为l66l—1682年的景德镇瓷器寥寥可数，可见其时海禁之严，走私之不易。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景德镇陶瓷生产迅速恢复。康、雍、乾太平盛世，社会殷富，内外销市场空前繁荣，景德镇瓷器外销的第二次高峰迎面走来。此时英、法、荷兰、丹麦、瑞典诸国先后在广州设贸易机构与华商直接签订瓷器贸易合同，广州商人还设立公行作为进出口贸易代理，收取瓷器售价的30%作为代理费。
此阶段景德镇瓷器到底外销出去多少件，谁也说不清。1700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欧洲的港口一天就卸下146748件中国瓷器，可见市场的快速增长。东印度公司，这个建于16世纪下半叶的著名公司，是从小运输贸易发展成为1799年的“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其贸易运输的不断扩大，为东西方的物质及文化交流贡献甚隆，同时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航运霸主地位。到了18世纪，中国的瓷器经东印度公司大量输出，直接进入欧洲市场。1729—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其时东南亚诸国间的贸易利润亦非常可观，不但福建、广东沿海居民直接运货至马尼拉、雅加达等地贩卖，荷兰东印度公司亦在l700年后一度中止从东方输入瓷器，而发展亚洲各地间的瓷器贸易。在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至今存世的这些外销瓷，在欧洲即达百万件左右。
欧洲人喜欢大件瓷器，在色彩上也追求火爆热烈
景德镇外销瓷的造型及艺术风格均不同于内销的产品，其中比较多的是一种被称为“克拉克”的青花瓷，也有人称其为“加橹瓷”或“芙蓉手”的，是为明晚期产品。造型以盘、碗、瓶、军持等类为常见，图案既有中国传统模式的开光或锦地开光的花鸟、人物等样式，也有充满异国情调的繁密纹饰及新颖的郁金香纹样。由于这些瓷器颇受欧洲贵族厚爱，销路好，利润也相当可观，故仿制品很快就出现了。国内福建地区的仿品较粗劣，国外日本伊万里有田窑仿品则十分精细，几可乱真，并曾盛销欧洲达百年之久。
欧洲人的审美观不同于东方人，他们喜欢大件瓷器，在色彩上也追求火爆热烈。他们对瓷器的喜好，也是浓情四溢。18世纪初，奥古斯都二世为搜集他喜爱的精美中国瓷器而不惜一切代价。当他得知邻国普鲁士威廉国王的妃子手中有不少中国瓷器精品时，便想方设法要弄到手。他打听到威廉国王好武，喜欢身体强壮的大个子士兵，于是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与威廉国王达成协议，用自己的4队近卫军换取威廉妃子的12个青花大瓶。此事发生在1717年4月19日。如今，这12个花瓶连同奥古斯都二世珍藏的其他瓷器，一起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的博物馆中。还有像法国凡尔赛宫中，也陈列着高达1米的康熙五彩花觚。如此大件的瓷器，在当时的官窑中很少生产，应当是为适应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而专门烧造的。
不仅外销瓷的规格与国内用瓷不同，其内容也充满西洋情趣。各种绘有族徽的瓷器被称为“徽章瓷”，是当时欧洲贵族专门到中国定制的产品。这种瓷器传世很多，所绘族徽均很精美。现存里斯本的绘有葡王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纹章的青花执壶是迄今已发现的中国为西欧特殊烧制的最早的外销瓷器。17世纪后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派人到广州定制了许多瓷器，现存于法国国家博物馆的康熙五彩瓷罐，罐身绘有双鹰国徽，便是那时烧造的瓷器。
由于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
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除纹章瓷外，还有人物画瓷，多取自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宗教故事题材。船舶图案也较为常见，因为欧美许多贵族都是因经营海运或海军出身起家的，所以对船舶情有独钟。在其定制的整套瓷器上画上船舶，船上还绘有国旗，有的还题上船名、船长姓名及年月等，也偶有码头风景和水手离别图，近似于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各种花卉也多取材于欧洲名画家的作品。欧洲人曾将名画家的画印成画册，带到中国，供彩绘工匠摹绘。景德镇的制瓷工匠也曾将各种彩料绘成“样盘”，供外国人选择参考。这种样盘在欧洲的博物馆中也有收藏。
由于欧洲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康熙、乾隆时，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4倍。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与官窑的影响下，景德镇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为更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由于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法国人都抢购彩瓷，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许多景德镇白瓷运到广东后再加彩绘出售。这样既避免了瓷器在成品运输中因破损而造成的成本浪费，又加快了外销瓷输出的周期。这些彩瓷一般被称为“广彩”，画工多师承景德镇工匠，多数较景德镇略显粗糙，但也有不少画得精细者与景德镇高手难分高下。
继德国迈森瓷厂开始仿造“克拉克”瓷，其后荷兰、西班牙、英国也争相仿制。在1755年以前，英国所用之高岭土，均由中国及日本输入。由于欧洲瓷器系用三元配方，烧成温度较景德镇要高，许多仿品较景德镇克拉克瓷更优。但其釉薄而匀，缺乏景德镇瓷石灰碱釉的润泽和白里泛青的玉质感。青料的呈色亦不如景德镇瓷优雅沉静、色调富于变化，其画风与景瓷相去甚远，有明显的异国情调。
然而在乾隆朝末年(1794年)，由于认为有伤地脉，高岭山高岭土被控制严禁开采。由于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景德镇难以像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巧合的是，欧洲诸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订货也到乾隆末为止。也正是在此时，原先受景德镇抑制的欧洲生产硬质瓷的工厂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景德镇的外销瓷所占比例却日渐缩小，这预示着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景德镇霸业之一：崛起之前
我们今天谈瓷器，几乎离不开“景德镇”这三个字。可是，景德镇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瓷器的伊甸园，它真正在中国瓷器史上成为老大，要到元代青花瓷出现的时候。不管美术史专家如何强调它在宋代的辉煌，以及其名字“景德”是来自北宋真宗的年号，都无法否定它早年辈份低的事实。
为什么？因为在元代以前，中国所流行的瓷器是青瓷，从汉代的绿釉陶器，到魏晋南北朝的早期青瓷，由于政权分裂以及经济的原始性，整个中原大地，并没有出现一种计划性的、以手工业供养整个城市的生产模式；直到唐代，规模经济逐渐成形，青瓷与白瓷出现了首次的分庭抗礼，当时称为“南越北邢”，南方的越窑盛产青瓷，而北方的邢窑则长于白瓷，两者并驾齐驱，难分轩轾；到了五代十国，南方出现了一种称为“秘色釉”的青瓷精品，风靡北方，把白瓷压了下去；到了北宋，五大名窑中即使以定窑出现最早，排名上却只能叨陪末座，其余的汝、官、哥和钧，都属于青瓷系统，可见截至元朝以前，青瓷白瓷之争，青瓷一直遥遥领先！
定窑是宋代白瓷的代表，可惜在色泽和强度方面，与日后的景德镇仍有距离。
“景德镇”位处江西，本名“浮梁”和“饶州”，虽然很早已经以瓷器生产为主轴，其名字亦在宋真宗年间受赐，可是在早期的青白争霸中，它并没有担当起重要的角色。相反，它不过是一位对于青瓷亦步亦趋、忠实严谨的模仿者而已。当然，景德镇在宋代的瓷器产量非常之大，但问题是，正如一个歌手，即使不断在全国走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休，但都只是唱着别人的歌，没有自己的作品，那么你能相信，这人能够成为万世不朽的巨星吗？不断唱陈奕迅的歌，不会为你带来陈奕迅的成就，顶多只能让你变成一位影武者而己。景德镇在宋代的繁荣，就是一种活在别人影子底下的繁荣。可是，这时候的它，已露出了自成一派的巨大潜力，因为，那里有着一种无可取代的原材料——高岭土。
高岭土是一种非常洁白、坚固、细腻的原材料，可塑性比起任何窑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看五大名窑，定窑也是白色的，但是一掂量在手，感觉就是密度低、松散，颜色带杂质，不但许多造型完成不了(不够结实，结果抵抗不了高温而变形或垮掉)，美观度也不足；对于青瓷，景德镇可以洁白瓷土模仿，可是青瓷却模仿不了景德镇的洁白，正如白纸上可以涂绿色，绿色纸却涂不上白色的道理，青瓷是一种有局限的工艺，一旦中原品味的大潮流变了，它就可能永远的失去优势。
结果，随着宋朝的陨落，青瓷的潮流走到终结。
蓝色和白色在中国文化里，一向不是吉祥的颜色，但在中东世界，却是穆斯林的象征。蒙古人把军队打到了欧洲，汗国势力则巩固在亚洲最西端，刚好把整个伊斯兰文化圈兼而并之，亦同时把他们的品味和工艺消化掉。刚巧，蒙古人也是尚白尚蓝的民族，于是景德镇，就在宋元之间的品味革命之中，找到了它的转型契机；用现代的商战术语来说，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蓝海”，打出了另一个市场，另一片江山。
青花虽然来自中东，却做得比任何中东作品要好，是真正的“青出于蓝”。
景德镇的高岭土，成就了青花瓷的白色基调，而青花瓷的蓝色，则是由西域的颜料和风格来完成。当中的细节，譬如究竟由谁下旨烧造、以及技术东传的细节等，文献上仍然待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域的人和物料，来到东方的景德镇，是英雄来到用武之地；而景德镇在元朝崛起，则是先由“时势造英雄”，再有“英雄造时势”：蒙古人和穆斯林的品味，促使了青花瓷的诞生；而青花在中国诞生之后，则反过来被中东世界所疯狂。
中东世界的Iznik瓷器，一直是中国青花的追随者，可惜从原料开始，已经先输一截。
在十五世纪，也就是大概明朝的时候，中东出现了一种称为Iznik的瓷器，正是伊斯兰世界对于青花的模仿和创作。笔者曾经在土耳其看过不少佳作，不过衷心地说，在苹果对苹果的比较下，瓷质、用色、造型、品味，都很难追得上青花。
（景德镇霸业之一，待续）
景德镇瓷商射洪遇困
梦想中火爆的购买场面没有出现，设想的20天将货物卖完回家，但是从5月1日到18日的18天里，30人的展销队，60余万的陶瓷品只卖了2万多元！从江西景德镇来射洪展销的瓷商江和平说，“这确实让人没想到，但是把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再搬回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昨（18）日，记者接到了有关景德镇瓷商在射洪遇困的求助电话后，赶到作为展销会场的射洪新世纪广场，果然看到一群疲惫的外地客商在为那些花花绿绿的陶瓷品的销路愁眉苦脸，见了记者就纷纷诉苦，“10多天了就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不知道是我们的销售方法不对路呢，还是射洪人不喜欢这玩意儿，东西没卖什么可每天的展销费加上开支，怎么都要1400才得行哟!空空的展销场里没人来看，更别说是买了！
据记者采访参观者感觉到，射洪的消费者对陶瓷品消费确实不够了解，特别是那些作为观赏品的陶瓷，更是缺乏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搞陶瓷展销也就难怪要遇困了！这么精美的东西怎么就没人买呢？
展销负责人表示，为了脱困，将对陶瓷品进行让利处理，“换几个回家的路费就算了1记者在此提醒那些来遂宁开展经营活动的客商一定要事先调查好当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以免遭遇到像景德镇瓷商一样的困境！
中国佛山（日本）投资推介会召开
１０月１２日，“２００４中国佛山（日本）投资推介会”在佛山宾馆成功举办，３００多名日本客商参加了项目推介，共签订项目５３项，总投资额达到６．１５亿美元。其中陶瓷行业的合作生产世界专技术微波烧结窑炉项目在推介会现场签约，它对推动佛山陶业由传统陶瓷向高技术陶瓷发展将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次推介会由佛山市人民政府主办，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日中投资促进机构、东海日中贸易中心协办，是继去年９·２６投资推介会成功举办后，在佛山举办的又一次高规格、影响大的投资推介盛会。游宁丰副省长出席了会议并致辞，广东省发改委、经贸委、外经贸厅等１６个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佛山市委书记黄龙云、市长梁绍棠以及市几套班子的领导，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推介会上，唯一涉及佛山传统陶瓷行业的签约项目是，日本高砂工业株式会社与佛山市晶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佛山高砂工业窑炉有限公司，新设立的公司总投资为５００万元人民币，专业设计、生产和销售工业窑炉及其相关设备，目前新厂房已经在规划建设中，将于明年初正式投产。据日本高砂工业株式会社社长渡边博先生介绍，日本高砂工业株式会社有５０多年生产窑炉的历史，共生产了各种窑炉２５００多座，在２０多年前佛山陶瓷工业大发展的年代，为佛山以及中国陶瓷产业的技术进步起了重大作用。而佛山晶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较大型的专业高档耐火材料和原料经营商之一，其产品在建筑卫生陶瓷、微晶玻璃和电子陶瓷行业广受好评。晶石公司总经理沈树成告诉记者，这次合作成立的新公司将利用双方优势，生产用于高技术陶瓷的新型窑炉和设备，如目前世界最新型的微波快速烧结辊道窑，具有低耗能、快速烧结等特点，它能将陶瓷产品的烧成时间缩短到现在的四分之一，并且完全没有污染。在当今陶瓷行业饱受能源危机困扰、环境保护呼声四起的情况下，这种高技术含量的窑炉面世将有利于佛山陶瓷窑炉业的发展，也将促进佛山陶瓷业由传统陶瓷向高技术陶瓷产业转化。本报将继续跟踪报道该项目的动态。
据了解，在这次佛山（日本）投资推介会签约的包括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数码光学等产业的５３项投资项目中，已签定合同的达３４项，投资总额４．１１亿美元；协议项目９项，投资总额６３９４万美元；此外还有１．４１亿美元共１０个项目达成了投资意向。除签约金额大、项目多外，引资的质量和水平也有很大的突破，呈现项目聚集于优势产业效应明显，引进项目质量高、投资规模大的特点。
景德镇“名瓷”为何自降身价
近日，在三大动力路广场上，各种木架围成几十个摊位，最高标价达“138万元”、号称“故宫收藏”的近万件大小瓷器堆放在那里，买者不多。
“千年瓷都”景德镇瓷器为何自降身价卖“地摊货”？一些展销商称，他们担负不起展厅场地费。
哈尔滨市一位来自江西专卖店的经销商向记者披露内幕：正在哈尔滨市地摊上销售的瓷器其中有部分是伪劣瓷。据他介绍，一些打着“景德镇瓷器”招牌来哈展销的瓷器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是业内人所说的“展销瓷”，景德镇个体瓷器作坊达几万家，个人作坊生产出的精品陶瓷数量很少，许多质量很低的陶瓷专门供应展销会。如果你到景德镇进货，批发商就会问你，是进“展销货”还是“门店货”？“门店货”一般都是优等品，“展销货”次品较多，多为贴花瓷，而贴花瓷没有收藏价值，其价格也与手工瓷相差10倍。另一种是仿冒瓷———用一些烧制温度低，工艺简单的外地低温瓷冒充景德镇瓷。还有一种就是废瓷，展销商按“堆”收购，然后涂上石膏、上釉等加工处理，修复有裂缝地方，运到外地后摇身一变成了价值不菲的“景德镇名瓷”。
景德镇瓷器文化重生：静候尚未莅临的时代
决定在景德镇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陶瓷艺术展，缘于被国际音乐界称为寂静大师的瞿小松先生终于想来景德镇看看陶瓷。为此我没有少费口舌。瞿小松先生曾与我提起过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瓷器的经历，他特别地对宋瓷情有独钟，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说服突破口。而对于号称瓷都的景德镇，瞿小松先生毫不讳言在他的印象中，便是超市里的杯盘碗碟，以及满世界的工业花瓶。所以，以他的个性，是绝不会跑到一个工业性城市去探寻什么文化的。
这不是谁的错。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在声音世界里静修的禅者，去向往理解嘈杂而聒噪的泥火世界里的名堂。而且有时候，连我自己，偶尔也会怀疑这个城市里，其实的确没有什么名堂。
陶瓷作为中国文化的母语之一，自公元1004年以来，将景德镇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变成了世界陶瓷文化的圣地。然而作为陶瓷圣地，如何就迂腐成今天这般模样？我个人正是带着这样一个疑问，留在景德镇的，并试图解开这个疑问。
要了解陶瓷文化，务必不能高高在上地指手划脚，这是许多自认为有文化见地的人们常常对景德镇犯的毛病。词语，其实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一个延绵过千年的巨大独立王国的积习成病。许多的学者，惯于用理论性的概念，去阐释和指责景德镇，我以为，除了言语时的快感以外，基本没有意义。
我花费了整整一年时间，从头学习陶瓷的基础知识，深入田间地头，在每一个泥粉铺地的窑口作坊，去跟各种制瓷工匠们打交道。我发现，许多外来文化人眼中“景德镇的魔性”，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我用一部名为《有关》的纪录片，完完整整地观察了一遍景德镇所包含和存在的一切，它们如此矛盾又如此协调地构成这座千年窑火烧筑的城市。
在艺术圈子里，我虽然常常以本雅明自居，但在景德镇，一度也会情不自禁地迷上那些精美的传统瓷器，从釉色到纹饰，我寡淡的血液中流淌的可怜的一点文化因子，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这些传统的精美陶瓷，或许就是陶瓷文化的精髓。
但通过仔细而理性的觉察，就会发现，这个“陶瓷文化的精髓”，无一不指涉一种近在眼前的国家主义的观念。这个国家主义的观念并非什么延续过千年的文化传统，只不过是自晚清以来，老大中国对贫穷与落后的恐惧和抗争，以及由此恐惧与抗争，所演变成的文化观——一种构建在统治美学与财富价值的双重挤压下的财富文化观。
陶瓷文化，自宋以来，就形成了儒家系统全盘控制的局面，这恐怕与自秦以来的中央集权社会的构造有关。宋瓷开始重新以理学和礼器作为参照法度的制器观与审美观，既让宋瓷脱离了陶瓷的原始本能，与巫术隐喻(这里的问题在下文中将仔细说明)，也让宋瓷形成为自有陶瓷以来的一个独特的高峰，但这个高峰的落地点，是“文以载道”。而构成“文以载道”思想观念的，正是统治学在教化层面的技术显现。
从某种角度上看，不得不说正是陶瓷这一母语，被中国以儒家系统为根基的统治学所异化的过程起点。
如果将陶瓷本身重新作为艺术来看待的话，我认为并不需要其担当“文以载道”的重任。至少我个人更愿意将艺术，当做人类绝对精神性的彰显，这个绝对精神性是内在而个体的，而非统治学链条中的“文化”构成部分，这个“文化”在统治学链条中对应的另一端，则是“武伐”。(这一点，在我的《统治美学批判》中，有详尽的议论)
原始人类自发现过火硬土的造物属性时，其实并没有马上即赋予其教化性，反而更多的是实用性，这应该是个常识。也就是说，陶瓷从一开始既不是文化的，也不是艺术的，而只是适用的。
随后，因其难能，而象征了人类的灵性，又由人类对自身灵性的观照，衍变出的原始巫术和对他世界的想象，让陶瓷逐渐具有了人类对他世界沟通的某种媒介特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陶瓷发展的历史节点上看出来，从仰韶文化的原始陶饰纹样，到兵马俑，再到三国时期的陶瓷冥器，直至唐三彩，在这些历史跨度中，最顶级的陶瓷样式无一不是指涉人类对他世界的沟通需求。这一沟通需求，应该更接近诗性或者抽象性。也就是说，陶瓷自宋开始因绝对尊崇“文以载道”的儒家理想，而成为统治美学的标的物之一，其实是脱离了纯粹精神性和艺术的，最终只能演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财富象征物。所以，以此看有清以来的陶瓷工艺纹样中所出现的福禄象征，以及各种涉及荣华富贵的象征符号，则已经更接近民俗，而非庙堂，这已经离开陶瓷自原始制器以来发展出的精神性(诗性与抽象性)十万八千里了。
回到上文谈及的自晚清以来，因贫穷与落后而最终形成的国家主义观念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会发现，正是陶瓷走上了象征物这一统治美学的异化物上去，让我们观看陶瓷的潜意识中，具有了财富文化观。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种实际上应该看做精神抚慰的变异文化观。
从时间上来看，自宋真宗赐昌南景德年号的1004年至今，陶瓷作为统治美学的异化物的文化传统确实根深蒂固。而对于陶瓷本身来看，这一千年，并非陶瓷的全部，也非中国文化的全部，而只是一个跨度宏大的章节，一个构建在儒家统治学基础上的旧的陶瓷美学本体性“成住坏空”的一千年。
由坏而空的阶段，正是晚清的国力羸弱开始，最后皇权的历史性断裂，让以官窑体系为代表的陶瓷统治美学，开始了漫无边际的弥漫状态。历经“无法无天”的民国，诞生了诸如“珠山八友”一类型文人画瓷。名义上是艺术创造，实际上是沿袭了陶瓷的统治美学的朴素象征手法，以一种貌似艺术的手段，对器用与装饰象征进行了改头换面，最终发展为今日的所谓“大师瓷”，其实依旧没有脱离民俗，而回归陶瓷的原始精神性——一种泥性的具象造物性中的精神抽象性。
因而今日的景德镇，并非陶瓷的文化之水有多深，而只是一千年陶瓷精神异化所冲击下来，形成了一个文化沼泽地现象。也肥沃，种什么都长；也危险，一脚下去，想拔出来很难。
于是至今，所谓的陶瓷艺术，依然在这个旧的美学本体性中，依然始终在“器于道之用”的形而下论中打转转，依然以工艺的控制为手段，沦为一种器用对文化的承载补充。
如何打破陶瓷文化千年形成的美学僵局，让陶瓷最终回归到泥性的具象造物性中的精神抽象性上去，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而精神抽象，正是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基本起始点，也正是陶瓷精神的基本起始点。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给了我一个大胆的设想：徐复观从孔子的礼乐精神开始论中国的艺术精神，或许正是从中国文化的自身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案。
何况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与孔子最初的儒家理想，是有很大的异化的，我们可以从孔子论《诗经》曰“思无邪”，发展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化，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陶瓷的具象造物性中的精神抽象性，与音乐中具有的抽象性表象下的具象造物性的镜像同构特征上，进行一次跨界的反思与启迪呢？
“乐由中出，故静；礼由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这让我想起国际音乐界的寂静主义大师瞿小松的一部寂静主义音乐代表作《行草》，其通过音乐去对书法的精神表达尝试，让我惊喜，并最终促成了这次《跨界的启迪》——从传统想象未来·音乐与陶瓷的对话暨新锐陶瓷艺术家提名展。
我希望通过对隐藏在景德镇所谓主流陶瓷艺术背后的力量展现，以及一次高级别的学术交流，启发自己也启发大家，重新看待中国陶瓷艺术的未来可能。佛家说“未来心不可得”，正可以启示陶瓷艺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令人鼓舞的一切皆有可能。无论如何，全新的陶瓷美学的本体性，终将终结旧的陶瓷美学本体性，虽然期间经历了一个不短也不长的“从珠山八友到大师瓷”的历史过渡阶段。
一切仅仅是一个开始，让我们静候一个尚未莅临也即将莅临的时代！
(癸巳年四月初一于昌南寄舍 随堂)
世界陶艺家在景德镇切磋陶艺技艺
在中国景德镇的陶瓷可谓是家喻户晓，凡是到景德镇的人都看陶瓷买陶瓷，连一些外国人也慕名前来。据央视国际网站报道，近日，60多位从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等16个国家的陶艺家就来到景德镇，跟景德镇的陶艺家们交流经验。一到景德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们首先参观了这个展览，这些都是景德镇的陶艺家们最新的作品。在这个古代制作陶瓷的窑房里，外国陶艺家们迫不及待的一展身手，边做还边和景德镇的艺人切磋技艺。陶瓷文化的交往古以有之，早在汉代，中国的陶瓷技术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到国外，唐宋时期中国的陶瓷制作技术更是位居世界前列，日韩的陶瓷家都纷纷来中国学习陶瓷制作技术。虽说这陶瓷技术是咱老祖宗的长项，不过现代陶艺的发源地却不是在咱们中国，而是从国外传回来的。近年来，中外艺术家们围绕陶艺进行了多次交流，这次由联合国教科文国际陶艺协会组织的陶艺交流活动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次，目的就在于通过在瓷的故乡景德镇寻根溯源，进一步寻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陶艺技术的有机结合，研究出陶艺新理念和新的流行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