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昙花一现的平定紫砂

无论前后两期,民国时的平定紫砂都体现出一贯的风格。一、素。平定陶器只有红、白两色,有别于宜兴紫砂的多彩缤纷。红泥南北都有,可是在平定工匠手中,被锻炼得油润发紫,宝光可鉴。白泥为南省少见,更成为平定陶器抗衡同列、取得优胜的利器。红白映衬,相得益彰。以白泥壶泡祁门红茶,以红泥瓯啜西湖龙井,个中风味恐怕正是平定陶器独步当时的秘密。平定陶器的造型,多为传统所有,少见当时流行的新奇样式,不过这并不妨碍它的艺术价值。最简单的造型,却最能反映匠人的功力,圆器婉转流畅,方器挺拔劲朗,很好地体现了匠人的造型能力。平定陶器的装饰也崇尚绘事后素的审美观,抟泥塑形,略施刀工,绝少堆贴巧染的作风,却将泥土的本色发挥到淋漓尽致。二、雅。在改良的初期阶段,平民工厂就延聘名师,将宜兴紫砂的优良经验,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赋予到平定陶器中来,从而奠定了平定陶器良好的审美基础。无论器物大小,都有适合的装饰方法,所选装饰题材,很能与器物的功用相契合。小者如红泥瓶,瓶身娟秀小巧,红润可爱,饰以几只风竹,更觉清雅。大者如博古人物瓶,通体满饰图案,繁而不俗,诗画相配,可堪雅玩。受当时好古风气的熏染,平定陶器喜欢用金石古文装点器物,以增加对文人士绅的吸引力。民国年间,平定紫砂曾在陶瓷界占有一席之地,堪与宜兴紫砂媲美。然而考之文献,对当时平定陶业的记载十分有限,仅有平民工厂的一点消息;证之实物,流传下来的器物也难得一见,因此很难窥探到平定陶器全貌。诸多问题,如陶业衰落的时间和原因,制陶公司的性质和规模,制陶工匠的身份和籍贯,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扩展阅读

别样的生命力——昙花一现的晚清瓷器


晚清宫廷瓷器一般指嘉厌、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的官宝瓷器而言,在中国陶瓷史上这时期的瓷器一般很少有人提及,因为无论从瓷器造型、颜色、纹饰、品种、数量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都不能与前朝鼎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瓷器相比,它是一个衰落时期。

▲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

但对于清王朝最后的统治者来讲,着实心酸,虽然他们曾经努力过,但清王朝的下坡路已成定势,无力回天。且看瓷器振兴与清末皇帝的复兴梦有什么关系?

先看清代官窑制度,随着最后一位清帝宣统皇帝的退位,一并退出历史舞台。转眼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日本人就是不消停,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第二年即改行“帝制”,让溥仪又登基,听好了,这次是做愧儡皇帝,还改年号“康德”。

▲清宣统粉彩福寿赏瓶

早在溥仪上次仅做三年皇帝期间,景德镇御窑场就已彻底停业。但前朝留下的大量精美瓷器,足以供他享用了。由于在位时间很短,加之溥仪对于传统中国瓷器兴趣不大,宣统时期的皇帝用瓷,基本沿袭前朝,即便是一类题写“宣统年制”的器物,实际上也与溥仪的宣统王朝并无多大关系,而是由光绪晚期各地成立的瓷业公司所为。

一件底书“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制”的瓷器,是由一所官商合办的新式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所制。光绪晚期,由湖南人熊希龄在湖南醴陵所创办,以生产醴陵五彩瓷器名扬天下。

▲清醴陵釉下五彩花卉纹折肩瓶

醴陵釉下五彩艺术表现力很强,画风、画意、画境更似写意山水画妙不可言,以致其声望,甚至超过当时的景德镇,因而在历史上,它也曾被誉为“中国的第二瓷都”。

▲湖南省博物馆之馆藏珍品-清宣统釉下五彩瓷

好吧,真正属于再次称帝的溥仪皇帝的御用瓷在哪里?由景德镇瓷业公司生产的,民国时期的一类书有“康德年制”款的瓷器,才是人家的御用瓷。

▲清宣统醴陵釉下五彩

景德镇瓷业公司就是后来的江西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成立于宣统二(1910年),它的前身,其实是明清御窑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底书“康德二年”“康德三年”,“康德四年”款的多件瓷器。

▲康德四年红彩高足杯

为何年号改为“康德”?其实,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号取“康德”,意在纪念,也寄托了溥仪光复大清王朝的心愿。但是仅仅11年,随着日本投降,溥仪皇帝的光复之梦破灭了,哀哉!

▲清宣统年制粉彩花卉玉壶春瓶

不过,由于有着深厚的工艺基础与精良用科,由江西瓷业公司烧造的这些瓷器,都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以秀美的器型,细腻的胎质,精美的彩绘,代表了当时较高的制瓷水平。

比起溥仪昙花一现的帝王光复梦,堪称民国官窑的康德款瓷器的振兴之路,却表现出别样的生命力,它不仅传承了中国陶瓷艺术的血脉,还在民国瓷绘界,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昙花一现冮凉官窑 薪火烛天三百年


1930年4月22日,沈阳大东边门外有一民户掘得一墓,墓中有一石棺和一青釉黑花瓶。时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厅长的金毓黻得知此消息后,即与卞宗孟、王晓楼前往察看,见石棺前刻有“承奉郎、守贵德州观察判官、试大理司直,赐绯鱼袋孙允中,开泰七年,岁次戊午”31字铭文。青釉黑花瓶高25.2厘米,肩部和瓶腹部绘有野菊,器面三个六角形中,绘有高士、立鹤、伏兔。伏兔于草丛间四处惊顾,十分生动传神。石棺上的“开泰七年(1018)”为辽圣宗年号,属辽中期。且瓶上所绘的野菊、野兔等物景也是契丹人游牧草原上的常见之物。由此可以断定,这件青釉黑花瓶为“辽瓷”无疑。金毓黻发现并及时记入其《静晤室日记》中的这件青釉黑花瓶,成为第一件出土地点最清楚,年代最明确,向学术界发表最早的辽瓷。因此金毓黻也为后人尊之为“辽瓷之父”,辽宁省博物馆从此开始收藏此类瓷器。然而这位“辽瓷之父”却不知道他的故乡辽阳也有一种称作“冮凉官窑”的“辽瓷”。因为“冮凉官窑”的发现,已是这位国学大师离开辽宁以后的事了。

李文信考证冮凉官窑址

辽代陶瓷的发现和认定,不过是百年间的事。 20世纪初,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市场里出现了一种工艺粗糙、纹饰质朴,与中原和南方风格迥然不同的瓷器。人们不知道这种瓷器出自何处,只知道它是从东北地区流出来的,于是就称其为“北路货”。后来由于金毓黻的偶然发现,人们才知道原来“北路货”就是辽瓷。在辽瓷认定八十多年的过程中,辽瓷的收藏与研究当以辽宁最有成就,其中以著名考古学家、东北考古奠基人李文信先生最为突出,他也是辽瓷研究的奠基人。他曾写有《辽瓷简述》、《辽代陶瓷》、《陶瓷概说》(其中对辽瓷有详细叙述)、《关于辽瓷编写的一些意见》等,今天辽瓷研究中的许多成果都是他当年确立的。如辽瓷中最典型的“鸡冠壶”,原来是称作“马镫壶”或“皮囊壶”的。后来李文信在1958年第2期《文物参考资料》上刊发的《辽瓷简述》中纠正说:“壶上近口处都有一个鸡冠形有孔的大鼻,所以呼作鸡冠壶,有人称作马镫壶是不合适的。”同时将鸡冠壶分为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环梁式等五种,李文信的这些研究成果至今仍为陶瓷界所沿用。

1955年,李文信先生对辽阳冮官屯古窑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写有《辽阳县冮官屯古窑址笔记》,包括“冮官窑各种支具装烧法推测复原图”、“辽阳冮官屯附近简图”和“冮官屯附近出土的带有‘石城县’刻款的瓦砚拓片”等。通过李文信先生的考察记述和后来的进一步发现证实,“冮官窑”位于辽阳市东偏北约30公里的冮官屯村。 1988年古窑址确立为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按着李文信先生笔记中的记述,沿着他当年走过的遗迹,我曾几次到冮官屯寻访考察,站在冮官屯对面的山顶上就可以大致看清整个村庄的位置。它的西部为丘陵地带,南面为千山余脉,北面隔河与灯塔市西大窑镇相望,西南13公里与小屯镇对接,正南距弓长岭区与汤河镇25公里,东南5公里为太子河上的葠窝水库。从长白山脉流出的太子河经过本溪由东而来,绕过村北,流出村西,最终与浑河一起汇入大辽河出渤海湾。太子河水在冮官屯渐宽渐深地拐了一个弯,形成一个半岛,而村庄正处在这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中。冮官屯后的太子河南岸是七八米高的陡坡,北岸为宽阔的砾石和沙滩。北岸不远处为唐代的白岩州、辽岩州、金石城县遗址,俗称燕州城。据村里老人说,冮官屯原有两条街,因河水逐年南侵,如今只剩了一条,北街的位置大约在今天的河中心。在岸边冲刷过的河崖断层中,有窑址、窑渣堆、灰坑等裸露出来,陡坡上一二百米内散落着厚厚一层瓷片、窑砖和窑具等。

如今,冮官屯古窑址边上的太子河水依然汪洋一片,虽已漫漶到岸边林中,但总是波澜不兴,碧水涟涟。村民说这一段河水不管多大,都不会波涛滚滚,年复一年,总是这样静静地流淌着。村庄离河不远,最近人家的后院墙就垒在南河沿的高坡上。河岸漫坡上散落的古窑瓷片,在阳光下闪着晶亮的光泽。沿河人家那灰白河卵石砌成的院墙、菜园子墙甚至厕所墙上,不规则地夹杂着深褐色的砖石,那是八九百年前冮官古窑的耐火砖,人世间最奢侈的砌墙石。砌在墙上的块块古砖,沙粒斑驳,古色苍然,如同一幅油画上最凝重的一笔,饱含深情地向世人诉说着昔日太子河边桅杆林立,冮官屯里窑火烛天的繁华旧梦。

“冮凉官窑”曾经创造了

近三百年的繁华

“冮官窑”始于辽,盛于辽金之交,废于元初,按这个时间算,至少存在了二、三百年。为什么辽代在这里会有这样一个繁盛的窑业?这主要是当年辽阳历史和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在“冮官窑”繁盛的辽、金时代,也是辽阳历史上最为隆兴和繁华的时期。唐朝末年,契丹族兴起于辽河流域。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他在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首先攻占了辽东地区,并对辽阳城的经营给以极大的重视。据《辽史》记载,辽太祖神册三年(918),耶律阿保机率军占领辽阳,第二年即下令修筑辽阳城,并迁渤海国民众充实辽阳,将辽阳称为东平郡,设防御使,大大加强了辽阳城的地位。辽太宗天显三年(928),又将东丹国的都城连同民众一起迁到辽阳,同时称辽阳为南京,作为辽国的陪都。

当时称为南京城的辽阳规模宏大,周三十里,四面八门,设有南北二市,早南市,晚北市,每天南北客商云集,市声鼎沸。辽太宗天显十三年(938),又将辽阳改称东京,同时还设置辽阳府,统称为东京辽阳府。公元1116年,新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克辽阳,金袭辽制,仍以辽阳为东京,为国之陪都。同时又因金世宗的母亲贞懿皇后李氏出生于辽阳,以及金世宗登基于辽阳,所以辽阳城不仅延续了辽时的繁华,而且更处于一种非常荣耀的地位。这种繁华与荣耀的具体标志,就是我们今天到辽阳见到的全国六大古塔之一的辽阳白塔。

辽阳在辽、金时代的这种独特地位,自然为“冮官窑”的繁荣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或说辽阳的繁华与荣耀更需要具备制瓷条件的冮官屯兴旺繁荣起来。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冮官屯所在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在没有“冮官窑”的时候,太子河还不是现在这个称呼,那时称衍水、大梁水、梁水。太子河的称呼似乎是和“冮官窑”一起诞生的,从诞生那天起,它们的命运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太子河是冮官屯制瓷业的生命线,是它维系了整个冮官屯辽、金时代制瓷业的繁荣,这一点也是历史上著名窑场所必须的条件。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曾到中国瓷都景德镇考察游历,考察过后,他在给奥日神父的信中说:“有两条河从靠近镇边的山岳里流下来,并且汇合在一起,一条较小,而另一条较大,宽阔的水面形成了一里多长的良港。这里水流流速大大减缓了,有时可以看到在这宽阔的水面上,并列着二三排首尾相接的小船,每日都有无数的小船停泊。”他在这里说的那条大河就是景德镇的昌江,后来瓷绘艺人代指瓷都的那条河。从昂特雷科的描述中可以见出,冮官屯的地理地形同景德镇极为相像,尤其是河水。大小河网交错的太子河水系为冮官屯提供了“水土宜陶”的必备条件。因为水是制瓷业最需要的自然资源,有了充沛的水才能安装水车带动水碓粉碎瓷石,才能淘洗瓷土,才能和泥制坯。更重要的是,太子河还是“冮官窑”水上运输的大通道。想当年,以冮官屯为中心,太子河两岸很大范围内尽是遍布的窑场,以至今天冮官屯对岸的村镇名还有“西大窑”、“上缸窑”、“下缸窑”的称呼。那时候,冮官屯不仅有规模宏大的窑场,肯定还会有不小的码头,每天无数船只穿梭往来,各色瓷器,靠太子河道上排列如蚁般的小型船只驳运,转入辽河,出海或是进入关东腹地。从水上说,“冮官窑”具备了辽代其他“四京六窑”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

河水之外,冮官屯地处辽东低山丘陵与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南边紧靠千山山脉,低山丘陵里的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也为窑场提供了大量的窑柴资源。有了取之不尽的山林木柴,才能保证冮官屯的窑火彻夜不熄,毫无疑问,这也是冮官窑得以延续近三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冮凉官屯是当年

中国北方陶瓷集散地

从现存“冮官窑”古遗址上看,当年窑场曾遍布冮官屯一带,太子河两岸方圆数里之地。这就足以证明,当时“冮官窑”的陶瓷产量一定是巨大的。这样,在辽金之交的二、三百年间,“冮官窑”以数量齐全的器型、丰富多彩的釉色、多种多样的窑口、规模巨大的窑场而成为“五京七窑”之一,成为辽、金时期中国南方与北方,关内与关外的瓷业交汇点和北方陶瓷研制、加工、生产、销售的集散地。

“冮官窑”烧成不用匣钵,而是在较大的圆形窑炉中,采用各式大小、厚薄、方圆不同的耐火砖和支、顶、挤、垫工具装烧。这种烧法说明在当时窑业技术和降低成本上已有很大的进步。其产品以白瓷居多,其次是黑瓷和酱釉瓷,也偶有白地黑花瓷、兔毫釉和三彩器。器型多杯、盏、碗、盘、碟、瓶、罐,还有小人、小马、小狗、骑士像和兽首埙、围棋子、油灯、纺轮等。其中最多的是日用大器,大碗尤多。这些瓷器大都胎骨厚重,含有杂质,瓷片断面呈米糠样,瓷化程度不高,或颗粒明显,基本烧结。白瓷色呈灰白或黄白,器表多施化妆土,其上施釉,但多不到底。大多釉色干白,温润不足,有的釉因汁水稀释,釉层极薄,几如素胎。黑瓷釉色较黑,但温润不足,有的釉色略偏红,光亮明显。酱釉呈酱红色,光泽明亮,也有的呈酱黑色,釉面少光泽。由于不用匣钵装烧,瓷胎和釉面受火部分往往挂有薄薄一层红黄油污,胎质部分尤为明显,这是“冮官窑”产品重要特征之一。“冮官窑”中刻花、划花的瓷器较少,白瓷黑花器的数量也不多见。但也有少量堪称精品的瓷作。如颇似定窑的白釉碗、剔粉雕缠枝花白釉碗和颇似建窑的兔毫盏与执壶等,都让人深感“冮官窑”绝不仅仅只生产大众实用器。如窑场里发现的兔毫盏和兔毫执壶,釉色精美,窑变瑰奇。兔毫釉因以铁作呈色剂,生坯挂釉,高温焙烧时部分未熔化的铁分离出来,密集结晶,于是在黑色釉上呈现出兔毛一样的金色丝纹。“冮官窑”中的这类产品,说明辽金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在文化和器物使用上,自然也学南人样,品茶用起兔毫盏,将遥远的福建建窑工艺引入到了“冮官窑”中。另如小玩具中的兽首埙,做工生动可爱,多为酱色半釉。三孔,此物时人称为“三孔笛”,为游牧民族少年手中能吹响的玩具。“冮官窑”中的围棋子,多为无釉素胎,低温烧制。这种围棋子,与辽宁及其他地区辽墓出土文物和墓室绘画相吻合,说明辽时中国北方地区的“籍草围棋”并非传说,围棋的普及在当时已达到很高的程度。

从冮官窑瓷作的写实造型和装饰艺术所透露出的辽代北方特别是辽海地区的艺术融合与审美取向看,其作品不仅有着浓郁的契丹族传统文化和草原生活气息,而且也有着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影响,如器型的粗犷豪放与均衡对称,风格的挺拔刚健与小巧生动,纹饰的泼辣酣畅与稚拙朴素,都折射出了辽海地区民族融合与文化渗透的品格和气质,体现出了“冮官窑”古瓷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独特的美学特征。“冮官窑”的繁华时代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八九百年,元、明、清都成了过程,一个空白的过程。我最为之叹惜的是当年的制瓷者没有留下任何姓名,更没有一丝一点的文字记载,只因为他们仅仅是民间工匠吗?据史料记载,辽攻占燕云十六州后,将定窑、磁州窑和山西大同浑源窑的大批窑工掠入辽境,为其生产日用陶瓷品。这其中,会有很多关内甚至南方的陶瓷工匠来到冮官屯,所以冮官窑的瓷器在造型、制瓷技艺和形制上才会出现兔毫釉和明显的定窑、磁州窑特征。这些来自外乡的陶瓷艺人,他们所从事的都是地位低下的工匠之事,其艰辛的劳作自古以来就被列入“天下三苦事”之中:打柴、烧窑、磨豆腐。他们所创造的下层文化和艺术,从来都是受到忽视或者根本得不到承认。他们虽然为冮官窑的繁华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甚至生命,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他们的业绩连同他们创造的文化被湮灭的命运。就是他们同时代所创造的瓷器,也只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才浮出尘埃,这还多亏了一位叫“金毓黻”的学者,冮官屯人的乡亲,是他才使冮官窑和它同时代的窑工们所制造的产品有了一个名称——辽瓷。

冮官屯烧窑制瓷工匠们的姓名虽然没有像他们创作的作品一样出土面世;为他们作品冠上时代之名的史学大师也遗憾地没有一睹冮官屯的地下宝藏,但这些都掩藏不住太子河边的工匠们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托起了一段灿烂辉煌的历史,一段留给我们后人追寻与赞叹的繁华旧梦。

陶瓷文化:文化载体的奇葩——紫砂


宜兴紫砂始自北宋,盛于明清,名家辈出,代有精品。紫砂壶以简练大方之形、淳朴典雅之色、深得海内外多方人士的钟爱。明清之际,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推崇和参与,使紫砂壶的技术和艺术不断提高,名家名壶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艺术珍品。

紫砂陶艺是署有作者名款最多的工艺品,据《阳羡敬壶录》载紫砂壶首创者为明代金沙寺一位高僧。受瓷器工业发展的影响,使紫砂工艺从起步走向繁荣。自明代供春壶问世后,这时出现四名家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还有名玩李茂林和壶家三大时大彬,徐友泉、李仲芳,都是明代代表人物。稍后的名手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时英、陈国卿、陈仲美、沈子澈、项圣思等。

到了清代,砂艺高手辈出,紫砂器不断推陈出新,盛清康熙开始,出现了陈鸣远、邵大享等名家。乾隆至嘉庆、道光年间,宜兴紫砂业又步入一个新的时期,紫砂茶具式样繁多,所谓方非一式、圆不一相。著名艺人有杨彭年、陈曼生、杨宝年、杨凤年、王东石、惠逸公、惠孟臣、黄玉麟、王南林、邵友廷、黄彭年、陈鸿寿、瞿子冶、潘仕成、陈光明、吴玉亭、朱石梅、程寿珍、朱可心、范大生等。

鉴赏一件古壶时,除确凿的年份外,其价值更体现在作品本身的工艺水平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紫砂壶之所以名闻天下,官僚墨客参与创作有很大关系,细观茗壶之器古朴典雅、镌刻之诗句意味深长,泥料之色泽变化万千,以一壶之微集良工巧匠之智,汇文化雅士之才。

陶瓷文化:衢州惊现双体龙窑


衢州惊现迄今最长双体龙窑。龙窑长70米,宽1.75米,周边环境较为原始,其遗址规模和完整程度在衢州地区独一无二,堪称古代龙窑的“活化石”。

双体龙窑位于柯城区缸窑村的馒头山上,整体呈东西走向,东端低处为窑头炉膛,西端高处为窑尾,窑体沿山坡15度角而设。两窑体之间间距3.9米。龙窑长70米,宽1.75米,窑室内高2米。遗址规模和完整程度在衢州地区独一无二,是研究浙西陶瓷发展历史的重要史料。

据《衢州地名志》载:缸窑村于清代就开始烧制陶器,其村名即由此而来。又据民国二十九年《京兆黎氏宗谱》载:黎族的一支黎乾宝、黎乾二两兄弟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从江西南丰兆溪槐花树村来此为普珠寺烧窑,已有十余代。

衢州市博物馆副馆长陈昌华说,现存的两条龙窑建造年代虽然不太久远,但它完整地传承了古代传统龙窑的所有特点和功能,属于传统的龙窑结构,堪称古代龙窑的“活化石”。

紫砂文化:紫砂的玩赏


买壶既为饮茶用,又作为工艺品把玩欣赏,同时也有收藏上的考虑,这样一来,选壶时就要有所讲究。可以买新壶,但要买手工的,砂料、工艺都比较好的,或者所刻书画很好看的;可以买小名头的壶,但要买他精心做出来的,超过大名头的应酬之作;可以买无款壶,但要买品位高的,让人感到像是名家所制;可以买仿名家壶,但要买高仿的,有些玩儿头的。买这样的壶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乐趣,还能从玩赏中逐渐增加自己的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对于那些沉醉于工作的人来说,嗜好是一项使人身心得到轻松的积极的休息。嗜好可利可弊,主要取决于收藏者的自制力。兴趣持久而稳定的发展,使人能获得系统而丰富的知识,也利于在收藏上成功;反之,见异思迁,兴趣多变,则是一种消积的兴趣品质。根据我的观察,从玩赏路的收藏爱好者当中提升出不少大收藏家;有些虽然没有成为大收藏家,但他们往往活得充实,活得快乐,而这种人生的充实和快乐是远远超出收藏层面的。

买玩赏路的壶,花费相对要多一些,然而收藏家往往就是从此起步的。在一些不专门收藏紫砂壶的藏家家中,包括一些作家、学者、画家、书法家、演员的家里,摆设的大都是玩赏路的紫砂壶。因为这类壶既不需要巨额的花费,又有一定的艺术品位。对于大多数紫砂壶收藏爱好者来说,应该在玩赏路的壶上多下些工夫,能有幸在市场上捡漏的往往也是这类壶。

陶瓷文化:紫砂——养一把生机盎然的壶


谈及紫砂壶,不得不说最著名的宜兴。而说起宜兴紫砂壶,则不得不提及大文豪苏东坡,当年他东坡提梁壶的传说被深深烙印在了爱壶人的心中。传说苏大学士晚年弃官来到蜀山,因为爱茶如命,蜀山又盛产著名的唐贡茶宜兴红茶,当然还有海内外皆闻名的紫砂壶,这些都让苏东坡流连忘返。但紫砂壶都太小,满足不了他对饮茶的需求。有一日,他看到书童提着灯笼走过,苏大学士灵机一动,用上品天青泥经过反复试验,做出了著名的东坡提梁壶,简称提苏。从此,紫砂茶壶就与名人结缘,文人墨客无不以提壶品茗为傲,日日把玩知足壶,绿茗香菡一胃舒等脍炙人口的诗句也赋予了这把小小紫砂壶醇绵不绝的文化底蕴。正因为其具备了艺术性、实用性以及紫砂与茶叶相得益彰的交融、茶禅一味的文化,紫砂壶显得愈发珍贵,成为中国文化领域的传奇。

明代文人震亨所著《长物志》记载,紫砂壶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壶壁吸附茶气,日久使用空壶里注入沸水也有茶香。用紫砂壶饮茶,由于其传热慢的特征,可以对壶内茶汤有保温效果,即便是热水,使用起来也无烫手之感。另外,因为透气性好,紫砂壶泡的茶不易变质。但让古今中外广大茶友更爱的,并非是这些特征,而是紫砂壶泡茶时,与茶叶相得益彰的特性。用紫砂壶泡茶,绝不会有煮锅水的味道,并且茶香浓郁持久。紫砂颗粒、粗糙的内壁,能有效留存茶叶的香气,长久使用,即使在不放入茶叶的情况下倒入开水仍然茶香诱人。

紫砂壶在长时间吸收茶汤中的茶油之后,表面会变得光润似玉,让主人越来越爱。就像文玩一样,壶要养。不同的是,茶壶需要用茶来养。茶壶因茶而生,而茶又滋养了茶壶。两者就像高山流水的知音一般,千百年来用彼此的爱来供养对方。他们又缠绵在一起,伴随主人一起徜徉在曼妙的茶汤世界中。

紫砂文化:紫砂器茶文化一壶在手自泡饮


饮茶之风,盛于唐,兴于宋。唐代盛行烹茶,宋代流行点茶,所以当时用茶多为饼茶,制作过程十分复杂。茶的饮用方式制约茶器具的发展,因此茶器具的形制、质地与构成必然反映时代特征和差异。唐宋及以前,茶器具的使用多为陶瓷茶具与金属茶具,达官贵人甚至盛用金、银、铜制茶具,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力,表现了豪门竞奢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茶器具生产发展的进步以及茶器具在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茶器具的存在,是为了完成饮茶过程的礼仪风尚。用器的过程,即是茶的品饮过程,同时也是领受茶文化精神,内心深省民族传统意识的过程。唐宋时代繁复的茶器具,不但把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引向顶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中国茶的文化内涵推进狭窄的胡同。这样,从茶的品饮方式到茶器具的发展,也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演变,中国茶文化原精神又将得到新的飞跃。

茶事中使用紫砂的记述可见于蔡司沾《霁园从话》所记:“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孙高士即孙道明,号清隐,元代人,曾以其居名“且吃茶处”。

紫砂产于宜兴。宜兴周代称为荆邑,秦王政二十六年,改名阳羡。西晋阳羡名将周处的长子周玘,三兴义兵,晋怀帝为表障其功,改阳羡为义兴。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时,为避太宗赵光义讳,改称宜兴迄今沿用。宜兴所做茶器具的原料是当地独有的紫泥、本山绿泥、红泥三种,统称为紫砂泥。用紫砂泥制作的茶具也叫做紫砂器。紫砂器的创始,有文字的记载,始见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诗句:“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其次,欧阳修也有“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的诗句。虽然这里提到的“紫泥新品”、“紫瓯”不是后来意义的紫砂器,但是在1976年,宜兴丁蜀镇羊角山古窑址发掘出大量紫砂陶片,其断代时间为北宋中期,这也是紫砂器始于北宋时期的佐证。

初期的紫砂,出自何人之手,已不可考。但紫砂器真正兴起在明代中期,这些不但有实物遗存,而且还有较详实的文字记载。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对紫砂器的记载始见万历十五年许次纾的《茶疏》:“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随手所作,颇极精之。”其后,在各时期的茶书中对紫砂器的专门描述和记载陆续增多,并有系统阐述紫砂器的专著问世,明代周高起《阳羡名壶系》和清代吴骞《阳羡名陶录》是其中最著名的二种。

紫砂器兴起于宜兴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茶文化大环境陶冶下的突出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变革的必然产物。据考古表明,自母系氏族社会起,宜兴就有制陶业存世,并一直延续到唐、宋、元、明时期的大规模生产。明代初期,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连年战乱、泰世初平,为体恤民情、减轻贡役出发,下诏废除团茶,改制叶茶。朱元璋的这措施不但减轻了广大茶农为造团茶所付出的繁重苦役,也带动了整个茶文化系统的演变,茶的品饮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手撮茶叶、用壶冲饮,替代烹煎方式,由于茶具有了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茶事开始讲究器具。品茗本是生活中的物质享受,茶具的配合却蕴涵了人们对形体审美和对理趣的感受。

紫砂器造型形态完美、装饰纹样适合、内容健康向上,制作技巧精湛,且与诗书画及金石篆刻结合,雅俗共赏,使人把玩不厌,正好满足了茶文化时代变革的需要。也就是说,紫砂器受到人们珍视,在于它具有与品饮散茶相适应的物理特性和实用的艺术价值。近人南海“百壶山馆”主人李景康和顺德“碧山壶馆”主人张虹在其合著的《阳羡砂壶“茗壶为日用必需之品,阳羡砂制,端宜论茗,无铜锡之败味,无金银之奢靡,而善蕴茗香,适于实用,一也。名工代出,探古索奇,或仿商周,或摹汉魏,旁及花果,偶肖动物,或匠心独运,韵致怡人,几案陈之,令人意远,二也。历人文人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或镌以花卉,或锓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书法不群,别饶韵格,虽景德名瓷价逾钜万,然每出以匠工之手,响鲜文翰习观,乏斯雅趣也。”紫砂器的蕴香特征,至今没有任何物品能够替代。它的外形艺术创作,也至今不衰,仍然保持着蓬勃的创造力。

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几乎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各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给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派,百家争鸣,儒道释三家并存,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也给茶文化的发展起着原动力的影响。光从陆羽《茶经》汇录的茶史人物来看,也几乎全是儒道释三家的代表人物。但在三家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中,又以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并在茶文化体系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尤以柔静形成茶文化的主体思想特征。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社会问题急趋尖锐,难以解决,促使文化人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上寻求自我完善和解脱。同时,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王阳明倡导“心学”,反释家禅宗与道家清静溶于儒学之中,形成新儒学,强调个人内心修养。茶文化的柔静思想恰好与这种推崇中庸沿简、崇尚平朴自然、提倡内敛喜平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表现在对茶器具的追求上,紫砂器的自然古朴形象能够体现时代思潮与茶饮形式的融合。因此,大量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创作活动,推动了士人的购藏风尚,引导了紫砂技艺在艺术典雅情趣上的丰富与提高。

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制作活动,有着多种的形式,除了邀请大家艺匠特别制作外,大多文人是自己亲自设计外形,由艺人按“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紫砂器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在茶文化愈加广泛的传播中,紫砂器必然成为中华民族茶文化史上闪烁光芒的灿烂明珠。

陶瓷文化:一组照片带你了解宜兴老紫砂一厂


老一厂是原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厂的简称,建于1955年,由吴云根、裴石民、任淦庭、王寅春、朱可心、顾景州、蒋蓉七大老艺人集中当时民间制壶和陶刻的紫砂艺人一起成立的,历时40余年,培养了大批紫砂国大师、省大师、省名人和高级工艺美术师,创作制作的紫砂精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谓几百年来紫砂最辉煌的时期,直到1997年结束国营改制为民营。

老一厂紫砂壶所有泥料采用黄龙山4号井的泥料;造型更是前辈大师、名家定型定款;窑火也是当年烧重油的隧道窑,2002年因污染已经被打掉,所以老一厂紫砂壶以其泥优型正窑火足,不可再生,不可复制而一直被紫砂爱好者们追捧。

宜兴紫砂厂建厂历史悠久,从1958年直到1997,现今台面上的制壶名家几乎都是从宜兴紫砂厂出来的。一厂艺人他们得益于前辈艺人超凡脱俗的审美情趣,以及与世界各国陶艺家的交流,在造型艺术上培养出卓而不群的审美眼光。

宜兴壶收藏可分为名家壶、古壶、潜力新人壶和老一厂紫砂壶等收藏主题。一厂壶代表了历史,方圆牌是几百年中最大的一个品牌。

陶瓷文化:紫砂壶艺术的文化内涵


纵观宜兴紫砂数百年的发展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文环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断地被熔炼、升华的壶艺文化独树一帜并流传至今。

在宜兴的文化积淀中,陶瓷艺术自六朝以来,先后有以火青瓷为特色的"宜兴窑"(南山窑),以月白、天青等彩釉为特色的"欧窑"和以紫砂器为特色的"蜀山窑"三种陶瓷体系在此产生、发展,正是在这种民族的地域的文化背景下,宜兴以手工成型为主的紫砂壶艺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和由此产生的紫砂文化,融合了宜兴七千多年的陶瓷文化和几千年的茶文化累积的精髓,融合了周边地区其它民间工艺的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宜兴紫砂壶,造型千姿百态,色泽淳朴古雅,表现形式独具匠心,手工工艺精美绝伦,以及独特的泡茶功能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广誉海内外。紫砂壶艺之所以在宜兴起源、发展,其中-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独特优质、名冠天下的紫砂泥。天生丽质育紫陶。据考古学家证明,紫砂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被宜兴先民们夹杂在"夹泥"陶土中使用。宜兴紫砂壶的制作原料就是深藏于丁山黄龙山黄岩石中薄薄的一层紫砂泥,号称泥中泥,其泥特点是:(1)含砂低,可塑性强,易于造型;(2)含有较多的硅、铝、铁、钙、镁、钾、纳等有益人体的多种微量元素;(3)烧成后呈双气孔特殊分子结构,透气而不渗水,故沏出之茶不失原味,盛暑隔宿也不馊;(4)紫砂壶扶揭不烫手,而且越用越光亮;(5)色泽纯朴古雅,并非单一紫色,还有红、黄、绿、青等色泽,人称"五色土"。难怪古人留下"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宜兴)溪头一丸土"的赞语。为了丰富紫砂壶的外观色泽,满足制壶工艺变化和创作设计的要求,可以把几种色泥混和配比,也可以用其他方法使产品烧成后呈现多种色彩,产生各种不同的视觉效果。配制后的紫砂泥,呈现铁青、深紫、海棠红、墨绿等多种颜色,成为实用性与欣赏性俱佳的艺术品。由于紫砂泥具有以上种种先天的优良条件,用紫砂泥制作的紫砂壶就成为最理想的茶具。宜兴紫砂壶是集造型、书画、金石、篆刻、雕塑为一体,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再加上它天成的古色古香的质地,仿佛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沉淀到-把小小的壶里,甚至都渗透到了泥土里。

1976年宜兴羊角山紫砂窑址的发现,确立了北宋前期开始的紫砂壶造型、工艺、制作和烧成的紫砂壶艺传统文化,在发达的宜兴陶瓷文化的催化下,经过明、清两代快速发展期,紫砂壶艺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入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更是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人们对紫砂壶艺文化的审美情趣,也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如前所述,由于紫砂泥的相关特性:其可塑性适宜造型审美的变化,可使茶的色、香、味得到最佳发挥,是茶壶的最佳材质。因而紫砂壶被精于品茶的文人墨客、士大夫钟爱,并积极参与,赋予了其工艺美术品的性质。大诗人苏东坡,在滴居宜兴时,不仅好茶爱壶,并亲自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的紫砂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品茶赏壶,悠然自得。为了称颂其对紫砂壶的贡献,后人把他设计的提梁壶定名为"东坡壶",历代制作,相沿至今。

紫砂壶,生来就是文人雅士的通灵宝玉。他们不仅参与紫砂壶的书画篆刻等装饰,而且与陶艺家合作设计制作紫砂壶。文人的参与,提高了紫砂艺术的品位和身价。历来紫砂壶对社会有影响,吸引了不少文人,已步入高层次欣赏的殿堂,它不仅保值、增值并体现了社会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地位,同时也包含了紫砂文物的价值,名人佳作不仅"价埒金玉,而且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如高庄教授,早在1956年就帮助紫砂界创新了制壶工具,用金属辘轳转盘代替了木转盘,至今仍广泛使用,他设计的"提璧"由"一代宗师""壶艺泰斗"顾景舟制作,一举成为着名的传世艺术品。紫砂走到今天无不是靠传承和弘扬。紫砂艺术的一整套在实践中摸索并日趋成熟的工艺程序、制作技法、装饰手段都是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涵。我们所以要强调紫砂制作人员一定要从全手工成型学起,把坭片攘接成型法熟练到得心应手的境地,这决不是守旧,犹如国粹京剧,一招一式、一腔一韵都得从头开始,只有这样才能练就扎实的过硬的基本功,在紫砂的造型创作上承载文化积淀和文化元素,营造出自己的真正心灵空间和形象物体。如我创作的《三脚神龙壶》,以黑料泥制作,色泽古朴,造型凝炼小巧,立意高古,形制优美,扁圆壶身、嵌盖、壶嘴、壶蒂、把端以抽象变形的雕饰龙于一体,古扑而又雅致,体现了工与艺的美感,宝贵与吉祥的内涵,此壶荣获第四届中国(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金奖。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古至今,宜兴紫砂决不是简单的泥巴捏制和堆砌,而是整个作品的和谐共鸣。通过泥色、质地、造型、装饰的整体搭配,从不同层面彰显了作者的人生感悟,展示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文脉,大处有形,小处有情,散发着优雅的文化气息,激发出引人入胜的美感。我们要在民族文化的高度,把紫砂艺术定位于文化属性,是一种致富一方的传统产业、举世无双的特色产业,喜闻乐见的文化产业。紫砂的精髓是文化,需要我们紫砂技艺人员去领悟和把握,并不断铸就其卓越的文化成就。

紫砂文化:弘扬紫砂文化应做为一种社会性事业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到北大访问,北大以紫砂壶相赠。北大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赵为民教授在写给布莱尔的信中,不仅传达了中国的紫砂文化和茶文化“精行俭德”的精髓,更传递了中国文化“和”的精神。而早在4年前的5月,北京大学就曾将一把紫砂壶赠送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将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给世界的同时,也赠与世界“心平气和”。

4年前赠安南“心平气和”,4年后赠布莱尔“月白风清”。两次“相赠”使紫砂参与到了世界性的文化事件当中,从而备受关注。

紫砂作为一种泡茶的器皿,与茶文化息息相关。一方面,紫砂的审美情趣在泡养中产生;另一方面,茶文化也因为紫砂壶的特性得以发扬光大。此次赠与布莱尔的这把紫砂壶名为“清风”,简单质朴,不求奢华喧闹,体现了中国茶文化“精行俭德”的精神,也体现了布莱尔倡导的当今世界低碳生活的理念。赠送紫砂壶实际上赠送的是中国茶文化、紫砂文化中“精行俭德”的精神,也是希望世界人民都能够静下心来品茶,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愉悦,在心平气和中思考问题,反省自己,尊重别人。在这把壶上刻有一首诗:“不苟俗尘素业隆,欢欣寂寞苦茶中。红炉点雪难留迹,娇女吹嘘肯用功。身有所依皆挂碍,心无臆想自神通。一壶了却千般累,月白风清万里同”。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万里世界一定能够进入“月白风清”的境界。

“美”应该是一件艺术品最直观的价值体现。紫砂的美是在泡养当中产生的。开水的注入会使紫砂产生变化,那种玉润的神态会让人感到十分美丽。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紫砂也会发生不断变化,这正是紫砂独有的魅力所在。如果一把壶不能泡茶,只能做陈列品的话,价值会失去很多,它本身的优势也无法体现。

其次,紫砂能够成为具有艺术韵味的收藏品与文化是分不开的,也与文人的介入是分不开的。陈曼生对于紫砂的发展贡献很大,中国的紫砂文化也是到曼生壶时期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当时的紫砂因为有了文人的介入,体现出了十足的文人气息,品位、神韵等都有了不一样的精神寄托。但是,并不是一把壶上刻有诗句就可以叫做“文化”,什么样的造型适合什么样的泥料,应该刻什么样的诗句,能够体现什么样的情感,都很有讲究。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有较深的文化底蕴。

那么怎样才能创作出一件好的紫砂作品呢?如果把紫砂作为一件陈列品的话,紫砂壶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从美感上来讲,紫砂较美玉略逊一筹,也不似玻璃晶莹剔透,不似瓷器造型丰富,也不似木头那样有韧性和表现力。但是泡茶却是其他器皿无法替代的。因此,紫砂和茶的融和很重要。同意这个理念的话,在设计紫砂上就会有这样一个原则必须对茶和茶性有所了解。研究什么样的茶用什么样的壶来泡,味道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肚子大一点、小一点;口盖大一点、小一点……都有讲究。一定要充分体味喝茶人的心情,从使用性上去考虑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第二步就是怎么设计紫砂造型。色彩、造型、泥料……都是从美学角度来讲必须要讲究的。粗犷的造型用粗砂,能够体现颗粒感;纤细的造型用细腻的砂料,可以感受线条的流畅。而且,同一个造型用不同的泥料都很有讲究,做出来的作品感觉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创作一把好壶是不容易的。它体现的是设计者对紫砂文化的理解和美学的理解。

现在市场上有这样一种趋向,就是大家都过分地追求作品的精细程度,比如壶盖是不是严丝合逢等,过多地对工艺苛求,而忽略了对神韵把握。为什么前人的作品很经典、很震撼?因为一把壶耐看是很重要的条件。无论是光器、花器还是筋囊器,设计得合理就好,不需要画蛇添足地过多装饰。因为从便于泡茶的角度来讲,过分繁缛并不一定就是好事。

现在有好多工艺美术大师们都在致力于创新,而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比如“曲壶”就是一把中西文化交融的经典作品,创新得非常成功。在紫砂的创新中,一定要尊重紫砂的本色之美,从前人到现代,经历史沉淀下来的经典的东西就是体现紫砂本色之美的作品。因此,在紫砂壶创作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只有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才是创新正道。

紫砂的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业,应该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业。一个文化如果太自我就会没有生命力,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难以成为真正的文化。

从另一方面来讲,现在社会物质化的倾向很严重,很多人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与人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喝茶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更多人可以增进交流,而这种交流可以让人们少一份浮躁,多一份真情,是多么可贵和重要。

总的来说,弘扬人文精神,提升中国紫砂文化,紫砂的春天,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会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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